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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Bensaïd: a Marxism of bifurcation

丹尼尔·本赛德：分岔论的马克思主义

米凯尔·洛威（Michael Löwy）

2020年2月23日
柏林炮兵团志愿兵 翻译、素侠云雪 校对



　　丹尼尔·本赛德（Daniel Bensaïd）[1]去世十年后，他的思想仍然比以往更有活力。不仅在法国，而且在巴西、西班牙、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被广泛地阅读和讨论。在我们的时代，对革命的想象很少能找到如此引人注目的表达方式。
　　先说几句个人看法。丹尼尔·本赛德和我在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LCR）中一同参与了运动，我们还参与了新反资本主义党（New Anticapitalist Party）的成立。[2]在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中，我们并不总是在同一派别中，但我们都希望将列昂·托洛茨基与埃内斯托·切·格瓦拉联系起来，并对拉丁美洲的革命斗争充满热情。有几次，我们一同介入了巴西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论。我们也有一些分歧，因为丹尼尔是一个正统列宁主义者——但能够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即列宁——译按）进行微妙的和创新化解读——而我是罗莎·卢森堡的追随者，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仰慕者。
　　20世纪80年代对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发现使我们的关系更密切了。我在1988年出版的《救赎与乌托邦》（Redemption et Utopie）一书中详细讨论了本雅明，尽管他对宗教缺乏兴趣，但他还是对此书很感兴趣。当时我请本赛德一起写一篇关于《历史哲学论纲》（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3]的作者（即本雅明）的文章，他答应了。他最终还是自己完成了这部作品，这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此外，我们之间还有一些不同：丹尼尔远远不像我那样对反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共产主义乌托邦和解放神学抱有热情，他远远地看着我在这些流沙上行走，目光里带着讽刺的意味；但夏尔·佩吉（Charles Péguy）[4]对我们有着同样的吸引力——我是在丹尼尔的帮助下发现这个作家的；只是我仅仅把他看作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和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而丹尼尔则把他看作是古典主义者和爱着圣女贞德的社会主义者……
　　2005年，我们一起写了一篇关于《奥古斯特·布朗基，异端的共产主义者》的文章，这个定义同样也非常适用于丹尼尔本人。这篇文章出现在我们的朋友菲利普·霍科夫（Philippe Horcoff）和阿兰·美拉德（Alain Maillard）编辑的一本文集中，《法国社会主义经受了权力的考验：对于左翼的忧郁批评》（Les socialismes francais a l'eppreuve du pouvoir. Pour une critique melancolique de la gauche）。我们非常钦佩布朗基，这个资产阶级、实证主义理念和进步教条的坚决反对者，我们在夏邦咖啡馆（Café Le Charbon）的友好讨论中对他的著作达成了一致的解释。我们的主要分歧不在于布朗基，而在于马克思。丹尼尔批评了他所认为的开创者的“社会学方法”：认为工人在工厂的生产集中必然会导致阶级意识和斗争组织的发展；我则坚持认为，就马克思的实践范畴而言，是斗争的经验产生了阶级意识，我们最后只能相互妥协……
　　像许多人一样，我觉得他的逝世是我们的事业的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但他给我们留下了他的作品，而其批判性和解放性的潜力是无穷的。

1989年的转折点


　　丹尼尔在1989年之前已经写了一些关于革命战略的重要著作，但从这一年开始，随着《我的革命：相隔两个世纪的回忆》（Moi la Révolution: Remembrances d’un bicentenaire indigne）（Gallimard, 1989）的出版，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其特点不仅仅是产量极高——几十部作品，包括几部完全是献给马克思的作品——而且是一种全新的书写，一种奇妙的思想的涌现，一种惊人的创造力。这一转折到来的原因，同时是个人的、政治的和历史的，是极端复杂的，并注入了神秘的因素。
　　尽管这些著作有很大的差异，但还是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线索：对过去的斗争——和失败——的记忆，对新形式的反资本主义的兴趣，以及对革命战略所面临的新问题的关注。他的理论思考与他的战斗参与密不可分，无论是写圣女贞德（Jeanne de guerre lasse）（Gallimard，1991），还是写新反资本主义党的成立（《参与》（Prendre Parti），与奥利维尔·贝桑斯诺（Olivier Besancenot）合著，2009年）。
　　因此，他的著作具有强烈的个人、情感、伦理和政治色彩，这使其具有不寻常的人性品质。他的参考文献的多样性可能令人困惑。当然主要是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但还有奥古斯特·布朗基、夏尔·佩吉、汉娜·阿伦特、瓦尔特·本雅明，同时也不忘布莱斯·帕斯卡尔、夏多布里奥、康德、尼采和其他许多人。尽管具有这种惊人的多样性，兼收并蓄，他的论述还是非常融贯。

忧郁的赌局（1997）


　　丹尼尔的所有著作无疑都丰富了革命文化，但我最喜欢的是《忧郁的赌局》（Le Pari Melancolique）（Fayard，1997）。这是一个个人的选择，因此是任意的。但在我看来，正是在这部作品中，他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上走得最远。这部作品写于90年代的关键时刻，由于在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在一夜之间就宣告瓦解，那时的马克思主义正面临着资本主义大复辟下的大审判，但希望之火也被同时点亮，这要归功于1994年的萨帕塔起义（Zapatista uprising），尤其是1995年在法国发生的强大的工人和人民起义运动。
　　在我的这本书的副本中，丹尼尔写了一段献辞，其中提到了我们的共同关切的问题，但他没有忘记在一个小括号中标明其中的不同。“致米凯尔：《忧郁的赌局》，关于弥赛亚理性[5]的（同时也是世俗的）启发性阐释，以示友好，丹尼尔”。
　　该书的第一部分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导致的“世界失衡”的简明诊断。与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是，他并不局限于谈论经济危机，而是通过指出市场时间（market time）和生物时间（biological time）之间的爆炸性差异，立即将自己置于生态主义视角中。在革命马克思主义运动中，他是最早意识到生态危机的首要人物之一。
　　丹尼尔指出，市场监管是短视的：市场的逻辑忽视了未来，忽视了对生物圈特有的不可逆的影响。市场逻辑预设了一个可以被随意支配和降格的自然。正如当代自由主义的伟大先驱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 Baptiste Say）所写的那样：“自然财富是取之不尽的，否则我们就不会免费地获得它。”尽管自然的节奏需要经过数个世纪或几千年的协调才能够达到和谐，但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只追求尽快的收益和即时的利润。
　　本赛德强调，借鉴勒内·帕萨特（René Passat）的工作，生物圈有其自身的内在的合理性，而不可还原为市场的机械理性。生态价值不能被转换为市场价值，反之亦然。正如生态税的争议所表明的，生态效应和成本不能转译为市场尺度下的可悲的语言。我们需要一个反资本主义的选项：生态共产主义。
　　全球化也被另一个矛盾所贯穿，并且其危险性不亚于前者：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形式理性到处助长身份恐慌的非理性，商人世界主义的抽象普遍性制造了排他主义（particularisms），并使国族主义变得更加坚固。在这个利润法则支配下的宇宙，受制于资本的隐形暴政，围墙并没有被废除，而是被移动了：因此，我们有了四周环绕着瞭望塔的申根欧洲（指《申根协定》（Schengener Staaten））。我们或许还可以在2020年补充说：还有数以万计的移民淹死在地中海里。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仍然是对部落式的国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最好回应。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继承了启蒙哲学所宣扬的理性的普遍性，以及1793年6月24日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中革命性地向外国人开放公民权的概念。无政府主义者克鲁茨（Cloots）和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也在其中。最后，与“他人”的团结基于一个古老的传统，这甚至可以追溯到《旧约》：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作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6]
　　该书的最后一部分“迷途的革命”，在我看来是该作品中最具创新性和最有启发意义的部分。书中引用了许多《旧约》的内容。作为一个非犹太人——在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赋予的意义上——无神论者和反锡安主义者，丹尼尔对犹太传统、弥赛亚主义、马志尼主义和先知们的兴趣不减。正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其关于古代犹太教的著作中已经指明的，《圣经》中的先知并不举行魔法仪式，而是引入行动。与对世界末日的观望态度和所谓不可抗拒的命运的神谕不同，预言是一种有条件的预期，试图避免最坏的情况，保持可能域的开放。
　　在巴比伦流亡时期，预言起源于一种伦理上的要求，它是在反抗一切国家理性权威的过程形成的。这种要求持续跨越了数个世纪。贝尔纳·拉扎尔（Bernard Lazare），德雷福斯阵营和自由社会主义者，按照佩吉的说法，是现代先知的典型，被一种“痛苦和幻灭的力量”所唤醒，是对权威不屈不挠的抵抗。
　　那些抵抗权力和宿命的人，所有这些“可能的王子”（princes of the possible），作为先知、异端、异见者和其他的反叛者，可能经常被误解。不过，他们还是指明了一条勉强可以辨识的道路，将备受压迫的过去从胜利者粗暴的掠夺中拯救出来。
　　按照丹尼尔·本赛德的说法，任何伟大的人文主义的、浪漫主义的、美学的或革命的探索中都有预言。革命的预言不是一种预测，而是一个目的，没有任何必胜的保证。革命，不是作为一个既成的模式，而是作为一个战略上的假设，保有革命道德的基准线，离开了它，意志就会消沉，精神就会屈服，忠诚就会丧失，（被压迫者的斗争）传统就会被遗忘。如果不相信拜物教的恶性循环和商品的地狱之舞能够被破除，目的就会迷失在手段中，宗旨就会迷失在运动中，而原则就会迷失在策略中。

分岔（bifurcation）和赌局


　　丹尼尔一大贡献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语汇体系中引入了一个新的概念：分岔（bifurcation）。可以说，他已经勾勒出了人们可能称之为分岔论马克思主义（bifurcation Marxism）的大致轮廓。布朗基当然用过这个词，但却是在天文学的语境下；罗莎·卢森堡虽然没有使用过这个词，但这个想法是1915年尤尼乌斯小册子（Junius Pamphlet，正式发表于1916年4月）的核心：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丹尼尔几乎没有引用过罗莎·卢森堡的话：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局限性……。但他相比于卢森堡要走得更远。
　　本赛德在布朗基、瓦尔特·本雅明和夏尔·佩吉的指导下对马克思进行了再解读，使他把历史设想为一系列十字路口和分岔口，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场域，在其中阶级斗争虽占据了决定性位置，但其结果仍不可预测。革命理念反对将历史看成不可抗拒的时间性（temporality）机械链条。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因果链条的展开，这种不可抗拒性对瓦尔特·本雅明和本赛德来说，都是一种中断。
　　由此可见，革命性的政治参与不是基于任何进步主义式的“科学确定性”，而是基于对未来的理性赌局。丹尼尔在这里受到了吕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n）关于帕斯卡尔的杰出作品的启发——这在今天已经被遗忘了：对于这位17世纪的詹森派（Jansenist）思想家来说，上帝的存在不能用任何事实来证明；对于信徒来说，这只能是一场倾注了自我生命的赌局。戈德曼认为，类似的——但却是世俗的——推理适用于人类的社会主义未来：这是一个无法被“科学地”证明的希望，但有必要孤注一掷，并且投入自己的整个生命。这场赌局是不可避免的，只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而已：正如帕斯卡尔所写的，赌博是必要的，我们已到湍流的中央——一切行动，一切投入，都必然基于挺身一搏，因此，它是“为不确定性而生的事业”。丹尼尔总结说，在隐秘之神的宗教（帕斯卡尔）和革命政治（马克思）之中，必定的赌局刻画了现代人的悲剧性境况。
　　正如恩佐·特拉弗罗（Enzo Traverso）在其精美的《左派的忧虑》（Melancolie de gauche，2016）一书中恰当地指出的那样，丹尼尔·本赛德的思想与法国共产党（PCF）斯大林主义下的历史主义相抵触，后者再现了瓦尔特·本雅明所批评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特征：将历史视为生产力单向增长的线性史观、对“进步”的信心和对最终胜利必然到来的信仰。丹尼尔坚持认为，与革命最不相干的，莫过于对必然的进步、对有保障的未来的麻痹信仰。虽然悲观，但他还是拒绝屈服。他的乌托邦是抵抗可能发生的灾难的根本。这场赌局不是一种愿望，不是简单的道德选项：正如吕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n）已经指出的，它转化为行动——也就是说，对丹尼尔来说，是战略行动，是直指现实矛盾的核心的激进介入。

2020年2月23日


　　作者简介：
　　米凯尔·洛威（Michael Löwy），生态社会主义者、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于1938年出生于巴西圣保罗，自1969年以来一直居住在巴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主任（名誉）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École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教授。他出版众多书籍，包括《切·格瓦拉的马克思主义》（The Marxism of Che Guevara）、《马克思主义与解放神学》（中译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ia-chinese-michael-lowy-1988.htm）、《祖国还是地球母亲？》（Fatherland or Mother Earth?）和《诸神之战：拉丁美洲的宗教和政治》（The War of Gods: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他是《国际生态社会主义宣言》（中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arxist.org-chinese-ecosocialist.htm ）的联合作者（与乔尔·科维尔（Joel Kovel）），还是2007年在巴黎举行的第一届国际生态社会主义者大会的组织者之一（此次大会的《贝伦生态社会主义宣言》：https://www.jinglei1917.net/%e4%b8%80%e7%b1%bb%e7%9b%ae%e5%bd%95/%e8%b4%9d%e4%bc%a6%e7%94%9f%e6%80%81%e7%a4%be%e4%bc%9a%e4%b8%bb%e4%b9%89%e5%ae%a3%e8%a8%80/ ）。

　　原文链接：https://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6698



[1] 丹尼尔·本赛德（Daniel Bensaïd）（1946—2010）是法国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并有大量著作。多年来，他一直是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第四国际法国支部）的主要成员，随后是新反资本主义党的主要成员。他还是第四国际中央领导层的成员，特别是在20世纪70—90年代拉丁美洲——尤其是巴西——的事态发展之后。其著作《马克思主义使用说明书》已被译为中文。

[2] 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第四国际原法国支部，成立于1974年，2009年，为同其他左翼组织一同组建新政党而解散。2009年，前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与其他一些左翼组织成员一同开会组建新反资本主义党，第四国际法国支部多数成员以个人身份在该党内活动。

[3] 中文翻译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walter-benjamin/mia-chinese-walter-benjamin-1940.htm

[4] 夏尔·佩吉（1873一1914），是法国著名天主教作家、诗人和散文家。他也以皮埃尔·德洛瓦和皮埃尔·博杜安的笔名而闻名。佩吉曾是自由主义者、反教权主义者，后来成为德雷福斯阵营的社会主义活动者。在法国高师上学时曾在社会主义期刊《社会》上发表文章。诗作有《第二种德行的神秘门》《神圣的老实人的神秘》《夏娃》《贞德》等。

[5] 可能指代后文所提及的关于上帝存在及其证明的理性论争。——译按

[6] 中译选自和合本《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23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