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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港罢工的胜利

邓中夏

1926年8月



  省港罢工,是为了抗议上海“五卅”血案而起,是一种争民族自由与国家独立的反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与普通增加工钱,减少时间、改良待遇的经济斗争绝不相同。这点重要的意义,是尽人皆知的。我们也无需乎再费辞了。

  为我们意料所不及的,就是罢工能够罢到如此长久(现将十个月)。尤其为我们意料所不及的,还是罢工尚未解决就能够得到许多胜利。

  有些胜利:如民族地位之提高,世界无产阶级之同情,帝国主义之让步(如“司法检查”,“关税会议”,“法权会议”等,在革命的观点看来,是帝国主义破坏中国民族运动中各阶级联合战线之阴谋,然而在帝国主义方面看来,或者还是一种很大的让步)等,是与全国“五卅”运动共同得来的胜利,本文按下不讲,现在只把省港罢工直接得来的几种重大胜利,叙述出来。

一、香港经济之打击


  当罢工开始时,我们曾在海关贸易册里找得一个香港经济损失的根据。就是香港是一个最繁盛的商埠,在世界上除纽约外,要算它第一。每年出入口货价值约一亿五千万金镑,约合中国银二十五亿二千万元。罢工使香港航业商务陷于停顿。平均计算,罢工一月,损失二亿一千万元,罢工一日,损失七百万元,虽说香港出入口货四分之一是走中国北部,四分之一是走南洋各埠,然而其余四分之二,是走中国南部,罢工之后,这四分之二,总算是损失了的。就是说香港每日七百万元之中,有三百五十万元是损失了的。香港自罢工到现在,已经损失总数,至少在十亿元以上了。

  关于香港所受经济与财政的危机,能描写详尽的,无有如香港自己报纸时常无意中登载出来的损失数目。我们为求更真确起见,再说一二。

  先就输出输入言之。前年(一九二四年)输出为八百八十一万镑,去年(一九二五年)只得四百七十万镑,相差四百十一万镑。去年输出仅得前年之半。前年秋季入口税,总数为一千一百六十七万镑,去年秋季则降落到五百八十四万镑,相差五百八十三万镑。去年入口税仅得前年之半。输出输入比较未罢工以前都只得一半,则商业衰落之总现象,不难窥见了。

  次就航业言之。前年到港船数为七万六千四百九十二只,共吨数五千七百万吨。平均每日有船二百一十只,共吨数十五万六千一百五十四吨。但自去年七月起计算,每日平均仅有船三十四只,吨数五万五千八百一十九吨。去年与前年比较,船数之减少为五点二倍,仅得前年百分之十六。吨数减少一点八倍,仅得前年百分之三十六。到港轮船减少,也是表示商业之衰落。

  次就商店破产言之。香港商店破产之多,视香港报载之报穷案及香港政府之通告可知。可惜我们没有将自罢工以来,所有破产商店,作一个统计。但仅据去年十一、十二两月,计破产商店,已达三千余家。虽后来伦敦政府借款三百万镑为救济香港商业之用,但是杯水车薪,何济于事呢?所以当伦敦议会讨论香港此项借款时,鼎鼎大名之演说家哥尔就说:“此次借款,只能救济香港危机于一时罢了。”

  次就银行言之。香港最大的银行要算汇丰银行及渣打银行等等。这些银行,实为统治殖民地的柱石。他不仅做了香港无形的专制魔王,而且做了人口四万万的中国之专制魔王。他们从前为所欲为,现在呢,他的末日渐渐的迫近了。

  本来这些银行数十年来在殖民地剥削得来的大帮款项,并不是不生利的存储起来。存储是无利润可图的。他是要将此资本借了出去,投于实业,榨取东方被压迫国家的汗血以自肥。但罢工以后,可就糟了,投资的机会完全没有了。并且商务衰落以至于行商破产;行商破产,银行当前的困难,至少就有下列这么几个:

  一、资本来源之断绝。银行资本之来源,是由于主顾之存款。此种作用,全世界银行莫不如是。香港罢工后,行商破产。行商是银行的主顾,主顾已至绝境,哪有余钱再存放于银行呢?

  二、存款人提款之突增。各行商为维持商务计,不能不向银行竞提存款。不过银行已经借出之款项,一时不能取回,又有何力以应付存款人之支取呢?来源不增,去路加多,银行哪有不陷于恐慌之理。去年某月一星期中,设在沙面的香港银行支行,提款至五百万元,可知香港银行本行更要多多了。

  三、纸币之抵制。从前香港银行纸币流通予中国内地各埠。以广东而论,所有生意都是使用港币,几乎不用港币则不成交易。罢工起后,纸币都被抵制了。

  四、现金之支付。港币既被抵制,自然需兑现金。一般存款人感到款项存在银行固属太不稳固,就是纸币留在手头也是过于危险,所以争持纸币到香港银行去兑现了。

  香港银行在罢工后所受损失数目,虽因帝国主义者讳莫如深,我们无从用数字以为证明,但是银行的损失是事实,是无法可以掩饰的;我们只举一例,如汇丰银行股票的价值,在去年六月二十二日至十月十九日,由一千二百九十元,跌到一千一百四十元,已减少百分之十一点五,可见香港银行受罢工打击是到如何田地了。

  末就政府财政言之。香港地方虽小,居民不过六十二万五千人,外人约占一万二千人。可是政府行政预算,已达三千万元,与三千五百万人口的广东政府相等。这些钱都是从出入口货税和居民的身上刮剥得来的。罢工以后,出入口货税固然大大减少,就是地价也跌到十分之五,房租又跌到十分之四,税收焉得不锐减?同时政府却因要应付罢工风潮,军备等项的开销又不得不锐增。香港政府财政到如此地步,把常存不用的存款一千七百万元从银行里取出来用,算是他的治标方法,制定新预算,从“裁员减薪”四个大字上着眼,或者就算是他的治本方法罢。

  去年的年头太不好,香港帝国主义害了一场大病。这一病元气亏损到了万分呀!要想恢复原状,恐怕不是三两载所能奏效罢。

  并且香港这个病还是传染病,一直传染到它的祖家——伦敦,陡增其工业恐慌。货物停滞,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真倒霉!”英国帝国主义者该这样叫喊着。

  使香港经济受空前的大打击,这是我们省港罢工的第一个胜利。

二、国民革命基础之巩固


  广东是中国革命唯一的根据地。未罢工以前,刘、杨虽然打倒,但是陈炯明仍然负隅于东江,邓本殷仍然割据于南路,一般不革命、假革命、反革命的军人官僚政客仍然栖息于内部,广东仍然是四分五裂的形势,仍然是处于内忧外患岌岌可危的环境。

  罢工以后呢,不到数月,情形大大改变了。内部肃清,东江收复,南路底定,历年来糜烂不堪的广东,由此归于统一了。也就是说革命基础确乎巩固得多了。虽说能够得到如此地步的重大原因,一由于革命领袖之果断,二由于革命兵士之用命,但是有数万罢工工人在此高声助威和实际援助,要亦不失为重大原因之一。我们举出几件事实来:

  第一,罢工工人最早发现反革命派别之阴谋。罢工不久,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国民政府的政策,第一要军政统一;第二要民政统一;第三要财政统一,军需独立;第四要各军部都受政治训练;并以造成廉洁政府为号召。但是这些都是于一般不革命、假革命、反革命的军阀官僚贪官污吏大大不利的。不是于他们割据地盘不利,便是于他们霸收税收不利,或是于他们贪赃枉法不利。因此他们便一致的结合以推翻国民政府为事了。再加以省港罢工的关系,国民党、国民政府皆竭力帮助罢工,香港帝国主义者,以为国民政府一倒,罢工便不能持久,迫不及待的用金钱军械勾结这些反革命派,于是这些反革命派谋叛之心愈决。反革命军队在各海口包运粮食接济香港,如梁鸿楷军队在江门便包办这种买卖。并且梁鸿楷军队中还发现由香港供给之新军械。这些情形,国民政府未尝不知,可是不敢有所举动。罢工工人感觉非常敏锐,以此等反革命势力,甘为帝国主义走狗,敢于推翻政府,破坏罢工,乃有8月11日之大示威运动,以“肃清内奸”为口号,并齐赴国民政府请愿,其意即在壮政府之胆,立下扑灭这些反动势力的决心。

  第二,罢工工人最先拥护国民政府之政治主张。国民政府的政治主张,其大端已在上面说过,首先出来表示拥护的,就是罢工工人。罢工工人聚集广州者达五、六万人之多,造成一种革命的浓厚空气,使一般反革命派不敢抛头露面表示其反叛行为;同时政府每有政治主张,这五、六万人必联合各界民众举行大示威巡行以响应之。政府因得民众之同情与赞助,于是放手做它的事了。罢工工人不仅自己赞助政府,并且还联合着各界人民来赞助政府。譬如商界,因“商团事件”受了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的欺骗与牵累,多少对于革命政府存留不欢的心理与隔阂。罢工工人则提倡工商联合建立亲密的关系,因此,商界对于政府的感情便恢复了,罢工委员会与四商会共同发贴街招,有“工商联合拥护国民政府”的口号。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四商会欢迎会上,商人主席这样说:“我们的导师孙先生已经死了,各代表诸君就是导师,我们可称是门徒,而且是初进学校的门徒。这几年来的国民革命工作,只有工、农、学、兵,从未有商界参加的。今天这个会,就是商民参加革命的大会。也就是初进学校的学生,初与教师相见。”又说:“回想先总理商团之役,曾经教训我们商人,你们帮助哪一方就哪一方胜。可惜当时多数不能了解先总理之言。”仅仅一年之间,商人态度为之一变,头年不容讳言是反对政府的,现在却改为拥护政府,而且申言要参加国民革命了。虽说国民政府废除苛捐杂税的一切善政有以服商人之心,然而居间拉拢的却是罢工工人。

  第三,罢工工人最努力帮助国民革命军之军事行动。在廖案发生之后,政府能够痛快的将反革命的政客官僚捕拿,将梁鸿楷、魏邦平、郑润琦、莫雄军队解散,动作神速,市廛不惊,就因有省港罢工把帝国主义与反革命派之援应斩断,好让政府关起门来在家里捉贼。在这些军事动作中,罢工工人,还做了不少侦探和向导的工作。随后东征开始了,罢工工人首先组织运输队、宣传队数千人,随大军出发;罢工纠察队并请愿东征,上阵杀贼。罢工工人这些帮助之表现,使革命军士得了极大的暗示,而增加无限的勇气。南征时也是一样。再有一层,革命军此次东征与南征所以得到胜利,受人民之应,就因为它“不筹饷,不拉夫”。但话是容易说,事实可就难于做到了。不拉夫,势必招夫,一般市民向来存着“兵凶战危”的因袭观念,谁肯乐于应募,去冒死生不测的危险。即令有人应募,也不知要耽搁若干时日,于军事进行必多不利。罢工工人在此时间,毫不犹豫的自动组织运输队,担任此项工作。一方面使革命军实行不拉夫的宣言,保全名誉;一方面使革命军行军有意外的神速,马到功成。罢工工人还因运输过劳,归而致病与死亡者,不下百数十人。

  我们仅举出几个简单的事实,就可见罢工工人对于巩固广东革命的基础,有如何的关系。

  不仅如此,罢工工人还从事于各界人民团结之训练。一个政府如无有组织的民众做基础,是不能稳固的。罢工工人在每一政治问题发生,便紧紧抓住,联合各界人民一致做开会、巡行或讲演以及其他种种大规模的运动。在这些运动中,不仅使宣传渗透于全体民众的脑中,而且使各界人民得到一致团结训练的机会。因为有罢工工人做运动的中心,所以广东民众意见与行动,都归于一致,而帝国主义与反革命派,虽欲破坏也无从施其伎俩了。这一年来广东群众运动,平均每月必有三次,人民团结的训练,得了不少良好的成绩。

  广东革命基础确乎巩固得多了,虽说反革命势力尚未完全肃清。就大体上说,比在罢工以前,革命的进展是着实可惊的。

  使国民革命基础得以巩固,是我们此次省港罢工的第二个胜利。

三、广东经济独立之促进


  从前广东的经济命脉完全操于香港的手中,不仅对外贸易要受其支配,就是内地贸易也要受其支配。好象孙悟空翻筋斗,不论左翻也好,右翻也好,总之,跳不出佛祖的掌心。

  香港能够掌握广东的经济命脉,因有两个很好的法宝,一个是“货仓政策”,一个是“纸币政策”。

  香港的地位好。欧亚交通,都很便利,港水甚深,又好停泊。自从英帝国主义自鸦片战争占据此岛以来,便在岛上建筑价值几百万的货仓。于是东西商人都称便利,趋之若骛,中国商人亦因广东连年内战,也视香港为安乐土,争相奔投。香港因此越发繁盛了。每年出入口货,价值为一亿五千万金镑,约合中国银二十五亿元。广东在香港货仓政策宰制之下,与各国直接贸易简直不可能,甚至于内地采买货物,都要径直到香港去,自然在香港购买比在广州要便宜些。此广东不能不受制于香港者一。

  香港殖民银行资本雄厚,信用昭著。广东对外贸易要靠它的纸币做媒介,就是内地贸易也几乎没有它的纸币不成交易。就因如此,故香港银行有扰乱广东金融的能力,使广东政府无法整理其财政。如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香港银行必百端以妨害之,使其涨跌不定,不能在市面流通。中央纸币不流通,香港纸币就可以垄断独登了。所以一般商人的流动资本以及存储资本,都无不以港银为本位,港纸成为“金不换”了。因此内地贸易,如批发生意,居间营业,甚至于零星购买,都是使用港纸。本来凡是主权国家,不准别国在其领土之内自由发行外币。必如此,才能保证国内的金融不致扰乱,外国货币不致有机会从事掠夺而吸取不法利益。香港对中国出入口货价每年四万万海关两,约值广州银六万万余元。至于广东内地贸易虽无从统计,然而广东拥有三千五百万的人民,兼握邻省市场的门户,一定超过四万万两数倍。不幸都受香港银行所支配。香港银行据他们自己说发行纸币六千三百万元。我们要知道这些纸币之流通,几全在广东不在香港。此广东不能不受制于香港者又一。

  孙中山先生在时有见及此,曾提倡黄埔开埠,即是抵制香港的货仓政策,曾组织中央银行,并要求人民信任中央纸币,即是抵制香港的纸币政策。不幸事未成功,而孙先生已逝世了。

  此次省港罢工却完成孙先生的遗志不少。请分别言之:

  商务方面 据去年底广东各报所载:“回溯当时情形(注意;指省港罢工以前)最甚者为出口货物之停滞与金融不能流通,计斯时停顿于广州及各属之出口货物,如生丝、药材、各项土产、各项土制物品等,总额价达千万元以上。同时外货亦不能入口,关于用品原料各项,多无供给,商贩固无法逐什一之利,即工业亦因原料缺乏之影响面致停顿。一时内外阻隔,金融之窘迫,固达极点,而一般商业之困厄,亦以此时为最甚。所有办货出入口之营业,几于十之九五以上陷于静止状态中。幸未几粤沪之航线沟通(注意:省港罢工以后),一般出口货物,遂纷由广州赴沪,其充斥情形,向所仅见,计只生丝一项,达二万余包。凡由广州赴沪之轮船,无不满载货物。自是以后,广州商务渐复生机,金融亦比前活动。由秋徂冬,日有起色。入冬以后,则形势剧变,各项商务均日见畅旺。其情形较之上半年,适成一反比例。但一般商业中,其最畅旺者,则为与各属需要有关之商务,此即商务场中称为专做四乡发行生意者是也。此种营业,上半年实满受种种之损失,但此时之畅旺,则多可弥补以前损失而有余。查其主要原因;(一)各属本年早造禾稻丰收,一般乡民之经济,比较以前充裕,故购物之能力增加。(二)东江、南路各属,次第完全收复。该处需要之货物,向从别处来办者,现皆来广州采办。质言之,不啻广州商界新辟一销货场也。(三)从前除东江、南路各属外,其余如四邑、江门、西江、梧州、三水、西南等属之商埠,凡采办大宗货物,多直接〈往〉港澳,本年因港澳交通梗阻,均改向广州采办。基此三种要因,广州之发行商业,乃骤然兴盛。此种情况,诚出一般人意料之外也。总之,本年广州商业,以旧历计,自元月至七月,均在困苦颠连之时期中。八、九两月,大部分已复生机,而渐入予佳境,迨至十月以后,则已有起色,颇有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之象。”

  此则新闻,最可注意者有两点:(一)粤沪之航线沟通,(二)省港澳之交通断绝。假使没有粤沪航线沟通,则出入口货皆行停止,购买力新销场均归无用。假使不与港澳交通断绝,则各埠哪能都到广州采办货物。由此,一方面固证明罢工委员会所用的政策是千对万对,一方面又证明省港罢工不特无害于广东商务,而且大有造于广东商务。这是事实,谁也不能否认的。

  我们未见此则新闻以前,就以为罢工以后广东商务确有发达,因为黄埔入口轮船,每日都在三十艘以上,为广东自古未之前闻的事情,就是一个铁证。有此一则新闻,则我们的预想更不虚了。

  我们再将粤海关自去年七月罢工各月份统计,与前年同月份统计作一比较。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七 月  二二九,五二三   七○,七一一
八 月  二八一,八一六  一五○,一八○
九 月  二八九,六三二  二三二,四○七
十 月  二四二,○七八  三○六,一二五
十一月  三一九,八三五  三三七,五三二
十二月  二八二,五六四   三○四,八三八
     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六年
一月  二五七,五四一   四二二,九七一


  观上表,我们当注意者,即去年初罢工时,海关收入较前年少三分之二,此时商务可说甚坏。但是到去年十月起,则不仅完全恢复原状,而且逐月均有增加,今年一月竟超过去年一月五分之二,谁说罢工无益于广东商务的发达呢?

  罢工工人不仅想到目前,并且想到将来。他首先开筑中山马路,继又提倡黄埔开埠,这是何等眼光!何等热忱!虽说黄埔开埠尚未成功,然而宣传实已普及,民众已感觉有开辟黄埔商埠,脱离香港侵略,造成广东经济独立之必要。爱国商人如果闻风兴起,筑埠成功不难指日可期。黄埔开埠成功之日,便是香港商场死亡之时。

  财政方面省港罢工以前,中央银行纸币,起落不常,信用摇动,这是事实。罢工以后,加以沙基惨案,于是广东人民激于爱国的热情,群起作香港纸币的抵制,“金不换”的港纸几乎绝迹予市面,中央银行乘此时机,一方面备足现金准备兑换,使信用建立,一方面扩充分行于各埠,使营业扩张。现在中央银行的纸币,也要变成“金不换”了。

  国民政府的收入,自罢工以后,也增加了。计一九二二年,广东全省之收入为一千万,每月平均为八十五万八千元。一九二四年之收入仅七百九十八万六千元,每月平均为六十六万五千元。一九二五年政府开始之各月,收入约为一百五十万元,已较前两年每月之平均数增加不少。至一九二五年十月之收入,则达到三百六十一万六千余元。十一月之收入,又比前月增加二十余万元。十二月之收入达四百万元,则较前两年每月收入之平均数,多至六、七倍了。

  中央银行之稳固与扩张,政府税收之整顿与增加,固然是国民政府财政统一政策的确当,财政当局办事的能干,以及统一广东的影响,有以致之,可是因为有省港罢工,把大门关住,香港帝国主义者无从入门来扰乱我们的金融,好让我们从容的有计划的从事于财政的整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使广东经济独立的发展,是我们此次罢工的第三个胜利。

结 语


  上述三个胜利,前一个胜利,或者是罢工开始时就可想到的,后两个胜利,却完全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了。这几个胜利,其意义是非常之伟大与严重。这样胜利的价值,不仅在中国劳动运动史上,中国国民革命史上要大书一笔,就在世界革命史上也要大书一笔。

  我们的胜利得到不少了,如果香港帝国主义者再承认我们解决罢工的条件,那末我们算是得了十足完全的胜利。

  我们应该高声叫道:

  “工友们!我们此次牺牲总算不虚呵!坚持呵!最后胜利终归属于我们!”


(《省港罢工概观》,省港罢工委员会宣传部编。1926年8月)

录自:《省港大罢工资料》(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