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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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y 生态
economic crisis 经济危机
economics 经济学
economism 经济主义
education 教育
elite 精英
emancipation 解放
empires of Marx’s day 马克思时代的帝国
empiricism 经验主义
engels, Friedrich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
equality 平等
ethics 伦理
eurocommunism 欧洲共产主义
exchange 交换
exploitation 剥削



生态（ecology）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扩张趋势看作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但也着重指出了这种生产方式的破坏性的行为。然而，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人们越来越片面地强调上述观点的前半部分，直到斯大林最终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能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最适宜的条件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才能显示出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就已指出工业的扩张对自然环境造成了各种破坏性的后果，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指出“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转化同时表现为生产者的殉难历史”，而且“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技巧的进步”；从长远来看这种进步将“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资本论》第1卷，第552—553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又明确地提到人类有为后代保护人类生活的生态先决条件的义务，他指出：“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即社会主义——本条目作者）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资本论》第3卷，第875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IF）

参考书目

① 鲁道夫·巴罗：《一种新政策的要素——论生态与社会主义的关系》，1980年德文版。
② 伊林·费切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中的进步信念与生态》，1982年德文版。
③ 威廉·列斯：《自然的统治》，1972年英文版。


经济危机（economic crisis）


　　在探讨危机理论时，我们必须把总危机同局部危机和经济周期区别开来；总危机是指再生产的经济和政治的关系的全面崩溃，而局部危机和经济周期则是资本主义历史的正常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追求利润的个人愿望会同社会分工的客观必然性周期性地发生冲突。局部危机和经济周期仅仅是该制度把上述个人愿望与客观必然重新结合起来的固有的方法。当制度健全时，它会很快地从其固有的失调动乱中恢复过来。但如果制度不健全，则恢复期越长，恢复就越没有生气，其进入长期萧条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比如，在美国，从1834年到现在的150年中虽然出现过35次经济周期和危机，但只有两次——1873-1893年和1929-1941年的大萧条——称得上是总危机。当前资本主义世界所面临的问题是：在这一统计表中会不会有一天再增加1980年的大萧条这一次（见“参考书目”10和3）。
　　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时，马克思常常提到它的“运动规律”。比如，他认为利润率趋于下降就是一个一般规律，但同时又指出“阻挠和抵销这个一般规律的作用”（《资本论》第3卷，第258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的起反作用的趋势。因此，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即“规律”怎么会从趋势和相反的趋势中产生呢？回答这个问题有两个基本方法。一方面，可能是从概念上把各种趋势看作是基于同等基础起作用的趋势。资本主义导致一系列的冲突的趋势，而某个特定历史的“紧要关头”的各种力量的平衡则决定制度的最终方向。从这个角度来说，结构性改革和国家干预似乎具有很大的潜力，因为在正常的情况下它们能够左右各种力量的平衡，从而实际上支配其后果。后面我们将可以看到，这一总的见解是大多数现代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基础，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另一方面，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则不同。他认为，重要的是区分占有支配地位的趋势和各种起抵销作用的次要趋势，因为后种趋势是在前者所规定的范围内起作用的，由于占支配地位的趋势起因于制度本身的性质并赋予制度以强大的推动力，所以次要的趋势实际上是在原动力的范围内起作用的，或者说被纳入一定的导向的（在这些范围内，次要的趋势也可以只作为基于同等基础的冲突的趋势而起作用）。从这一高度出发，那些结构性的改革、国家的干预以至未能触动制度的基本实质的阶级斗争，只具有有限的潜力，这正是因为它们最终将会从属于该制度的内在的动态。
　　现在我们可以划分出两种主要的危机理论，这种划分同探讨资本主义历史的两种不同的方法是一致的。一是可能性理论，它基于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规律是各种冲突趋势的产物；根据这种理论，每当历史的决定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相结合时就会出现总的危机。另一是必然性理论，它基于这样的看法，即认为规律是使各种抵销的趋势处于从属地位的、内在的占支配地位的趋势的表现；按照这种理论，定期出现总危机的特定形式和发生的时间，在一定范围内是由历史和制度的因素所决定的）。下面我们将考察一下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是如何具体解释上述两种理论的。

　　可能性理论


　　这种理论可以分为两大类：消费不足——停滞论；工资压缩理论。
　　第一，消费不足——停滞理论。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的纯产量的货币价值等于支付工人的全部工资加上资本家所得的利润。由于工人的所得少于纯产量的总值，因此他们的消费永远不足以把纯产量的总值购买回来，工人的消费产生了“需求缺口”。而且利润对工资的比率在增殖的价值中所占的份额越大，这种需求缺口也越大。当然资本家也消费其部分利润，这有助于填补一部分缺口。但是资本家的大部分利润不是消费掉而是储备起来的；按照凯恩斯的说法，这些储备被看作是需求的“渗漏”，其最终的基础依然是限制大众的收入和消费。如果相当于资本家储备的这部分需求缺口不填补上的话，那末部分产品就销售不出去，或至少不能按正常价格进行销售，结果整个体系就要收缩，直到利润降低到使资本家被迫消耗其全部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有（纯）投资从而也就谈不上增长。因此，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经济逻辑易于使资本主义经济趋向于停滞。
　　当然，需求的缺口不仅可以通过消费，而且也可以通过投资需求（工厂和设备的需求）来填补。投资需求越大，该体系的生产水平和就业水平越高，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就越快。因此，该体系的最终运动，归根到底将取决于资本家的储蓄计划所导致的停滞趋势与资本家的投资计划所导致的起抵销作用的发展趋势之间的相互作用。资本家所以储备，是因为作为个体的资本家他们必须为生存而努力发展。但是只有具备客观可能性时，他们才会投资，而且这些又取决于两个因素。具体地说，就是当某个特定的资本主义国家（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的霸权能使它对国际政治经济的稳定性加以协调并巩固时，也就具备了发展大规模商业贸易活动的基础；当大批新产品、新市场和新技术同时出现时，要具备为大规模投资所需要的动力。只有基础和动力同时具备，发展的因素才会蒸蒸日上。然而，随着动力的耗尽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对基础的不断损害，各种对立的因素在某些方面会重新表现出来，而停滞就会成为一种趋势——当然，这种局面将一直延续到新的统治秩序（也许通过世界战争来促成）和许多新的发现能开创出另一个发展时代为止。
　　垄断权力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在现代资本主义中，据说少数实力强大的企业能支配各自的行业，通过限制产出和抬高价格它们能够靠牺牲工人和小资本家的利益而使收入的再分配有利于自己。鉴于大资本家把较大份额的收入储备起来，所以总的储蓄额将增加；另一方面，为维持价格和利润，大企业将只限于在本行业中进行投资，从而减少了可利用投资的出路，由于加大了需求缺口并同时减少了投资的机会，因此，从理论上讲，垄断将使停滞实际上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当然，实际上战后的“垄断资本主义”直到最后“一直享有长期的繁荣……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它先前的历史”（见“参考书目”14）。所以，由于存在着非常强有力的抵销因素，诸如战后的美国霸权、新产品、新技术和军事费用等等，这一切又足以说明实际上并不存在停滞现象。
　　在这样一种框架内，任何可以加强和指导发展因素的经济干预，显然在原则上都可排除停滞的威胁。比如，凯恩斯经济学就宣称国家不管是通过本身的开支还是通过刺激私人消费，均可使产出和就业达到社会期望的水平，从而最终决定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参看凯恩斯和马克思条目）。消费不足论者也并不否认这种可能性。他们只是认为，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垄断而不是竞争，因而这种干预并不是普遍可行的。垄断会加剧资本主义停滞的趋势，而当停滞出现时，国家就会通过刺激总需求来抵销这种趋势。但接着垄断者将以抬高价格而不是以扩大生产和就业来与之对抗（就象各竞争的企业所做的那样）。因此，国家力量与垄断力量之间形成的对峙局面将导致停滞加通货膨胀即“滞胀”（见“参考书目”14、5和13）。如果国家退出这场斗争并采取紧缩措施，那我们就会处于衰退甚至是萧条的局面。从这一观点来看，由于国家不愿同垄断集团对抗，所以危机的出现本质上是一种政治事件。凯恩斯理论认为国家有驾驭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能力，而一旦认可这一前提，则危机的形成和摆脱就成了运用这一能力去实现政治目标的问题。因此，人们将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一项通过价格控制、调节和有力的经济计划来削弱垄断势力的政治方案，将击中通货膨胀的要害，而增加社会福利费用和提高工资则不仅使工人阶级而且也会使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获益（通过缩小需求缺口）。因此，假如能对国家施加足够的压力，那末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经济矛盾就可以移置到政治领域并在政治领域内解决。
　　斯威齐本人故意避开了他论证中所固有的政治结论，虽然他警告说资本家本身也许会找到支配资本主义制度的新方法（见“参考书目”14第31期，第12—13页）。但其他人就很少有什么保留了。（参看哈林顿著《社会主义》，1972年英文版，第12章；又同一作者所著《民主社会主义组织委员会与左派》，1979年英文版，第29页；以及《金元与理性》杂志各有关争论文章，特别是1979年10月和1981年7月—8月各期；此外还可参看哥登等人合著的《改变公司的四种办法》一文，载《民族》杂志，1982年5月15日英文版，第589—591页）。
　　第二，工资压缩理论。
　　工资压缩理论企图把总危机同利润率持续下降的趋势联系在一起（参看利润率趋于下降条目）。其出发点是承认假定其它条件相同，实际工资增长或工作日的长度缩短和工作日的强度减少时，潜在的利润率就下降。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假使其它情况均保持不变，剩余价值率的下降将导致一般利润率的下降。然而，这不过是说实际工资的增加（为工作日的长度和劳动强度所作的调整）从趋势上看将减低利润率。如果利润率趋于下降与这种情况无关，那末（调整的）实际工资的增加仅仅只是促进先前存在的利润率的下降。这正是马克思所论证的，我们将在下一节里看到。但如果利润率趋于上升的话，那未只有实际工资有足够迅速的增长，才能表现出利润率的实际下降。这就是工资压缩理论者的典型主张。他们假定实际工资不变，技术改造也有助于提高利润率和提高利润对工资的比率。
　　这一理论的一种看法认为，这种利润率的一升将直接刺激投资高涨；该理论的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利润对工资的比率的提高以及垄断力量的不断增长将扩大需求缺口，从而导致该制度的停滞的趋势，但国家能够抵销这一点从而维持繁荣；这实际上是消费不足或停滞理论的发展。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如果繁荣期持续到足以使劳动市场变得紧张起来，而同时工人又如此富有斗争精神，以致他们的工资需求导致实际利润率持续下降，那末最终就会爆发危机。从典型的意义来说，工资压缩理论力图把实际工资增长快于生产力的增长看作是这样一种证据，即在危机背后起作用的是劳动力。
　　比如，通常处理所谓技术选择的数理方法就认为，利润率是趋于上升的，除非实际工资的增长逆转了利润率上升的进程（见“参考书目”12，第242—247页）。大多数现代支持工资压缩理论的人如罗默（见“参考书目”11）、鲍尔斯（见“参考书目”2）、以及阿姆斯特朗和格林（见“参考书目”1）都引证这一点。其他人，比如霍格逊（见“参考书目”7，第75—76页），只是把有机构成的经验稳定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最后，卡莱斯基（见“参考书目”9）则通常被看作是提出下述论点的人，即国家干预将把消费不足的趋势变成工资压缩的现象。应当指出的是，甚至在传统的关于技术选择的文献中，实际工资高于生产率的增长，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足以导致利润率的下降。这从沙克的图解中可以很容易看出来（见“参考书目”12，第236页），在这个图解中，最大限度的工资率（纵截线）就是每个工人的纯产量。
　　这里要指出的重要一点是，因为危机只有当工人的工资增加得“过多”时才会出现，所以这一理论在看待资本主义时是留有充分余地的，它既可以使工人的实际工资提高又可以使资本家的利润率有所提高。从这一观点来看，如果工人和资本家都作出充分的让步，国家在原则上就可以设法复苏，而如果工人和资本家双方都表现出某种克制，则国家就能进一步阻止危机。一般来说，可能必的理论的特征就在于：由于工人和资本家都承认国家有决定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权力，所以这种理论的支持者们的期望和前提都主要取决于这样一种观念，即甚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政治也可能控制制度。如果这一前提不正确，那末围绕着它而制定的战略和策略无论如何也会导致严重问题。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这恰恰是必然性的危机理论所包含的内容。

　　必然性理论


　　现代最主要的必然性理论，就是马克思的利润率趋于下降的理论。过去，甚至把某些消费不足论的变种（如卢森堡的主张）也都列为必然性理论，但一般都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对这些主张本身论证的逻辑作了错误的理解而造成的。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试图说明，资本主义为什么在经过长期的加速发展后必然会出现相应的减速发展时期并导致危机。对于消费不足论显然是通过外在的因素（比如突然涌现的许多发现）来说明的东西，马克思则是通过立足于潜在的利润率的变化的内在因素来加以说明。
　　一切资本主义行动的动力都是利润，而剩余价值则是其隐藏的基础。为尽可能多地榨取剩余价值，资本家必须增加劳动日的长度或增大劳动日的强度，而最重要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为了同其他资本家有效地进行竞争，他们必须同时降低单位生产的成本。增加固定资本就是要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简单地说，相对于劳动力的固定资本的增加（生产的机械化）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手段，而相对于产出的固定资本的增长（生产的资本化）则是降低单位生产成本的主要手段。然而，可以看到，在采用较先进的生产方法的基础上，固定资本的增长也往往会引起利润率的降低（参看利润率趋于下降条目所引用的参考材料）。对首先采用这些规模较大、资本集约程度较高的方法个体资本家来说，较低的单位成本使他们得以降低价格、击败竞争对手而进行发展，从而以更大份额的销售来抵销利润率的下降。但是，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来说，这将导致平均利润率下降。虽然有各种因素可暂时抵销这一下降趋势，但这些因素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起作用，所以利润率的持续下降将成为一种主要的趋势。
　　在一个长的历史时期内，利润率的这种下降趋势对投资的影响，将造成总潜在利润量的“长期波动”，即先是增加，接着便是降低和停滞。在后面这个阶段，投资需求下降、生产能力过剩将成为普遍现象，而新的投资不足则会使生产率的增长放慢，因此实际工资在一个时期内就可能相对于生产率的缓慢增长而增长。换言之，无论是消费不足还是工资压缩这类现象，都表现为盈利能力的危机效应。但是它们并不会导致总的危机，因为在资本主义积累范围内存在着各种固有的机制，这些机制使能力适应有效需求，并使工资的增长维持在生产能力增长的限度之内（参看《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中译本，第25章；“参考书目”4）。
　　每一次的总的危机都会使弱小的资本受到巨大的破坏，使工人遭到沉重的打击，而这些破坏和打击，则又有助于通过加强集中和积累、通过提高全面的盈利能力来恢复积累。这些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然的”恢复机制。但由于利润率的持续下降，因而每一次随后出现的高涨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即长期的利润率和增长率一般都比较低，因此，在资本主义统治的世界里，停滞和世界范围的失业问题在整个时期内将变得更为严重。因为这些问题是资本主义积累本身所导致，而不是由不充分的竞争或工资过多而造成的，所以国有干预不管其意图多么好，也不可能完全“解决”上述问题。政治不可能也不会支配制度，除非它愿意承认资本主义解决危机的方法需要损害工人阶级的利益，而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则必须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正如耶费（见“参考书目”15）所指出的，可能性理论所特有的对国家权力的依赖性，也许是一种危险的错误观念（参看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条目）。

（AS）

参考书目

① P.阿姆斯特朗和A.格林：《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与寡头制——对沙克的评论》，1980年英文版。
② S.鲍尔斯：《技术变革与利润率——对置盐信雄定理的简单证明》，1981年英文版。
③ A. F.伯恩斯：《变化世界中的经济周期》，1969年英文版，表11，第16—17页。
④ P.加雷纳尼：《关于消费、投资及有效需求的笔记——答琼·鲁宾逊》，1978年英文版。
⑤ C.哈曼：《危机的理论》，1980年英文版。
⑥ 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1910），1981年英文版，第4部分。
⑦ G.霍格逊：《托洛茨基与宿命论的马克思主义》，1975年英文版。
⑧ 罗塞尔·雅科比：《危机论的政治——对机械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之二》，1975年英文版。
⑨ M.卡莱斯基：“充分就业的政治特征”，载《论文选集》（1943），1971年英文版。
⑩ 10）E.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1972），1975年英文版。
⑪ J.E.罗默：《关于利润率下降的持续争论——固定资本和其它问题》，1979年英文版。
⑿ A.沙克：“危机理论史导言”，载《危机中的美国资本主义》，1978年英文版。
⒀ 同上作者：《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1978年英文版。
⒁ 保·斯威齐：1979—1982年发表在《每月评论》第31（3.6）、32（5）、33（5.7）和34（2）期上的主要文章。
⒂ D.耶费：《霍格逊与能动改良主义》，1976年英文版。


经济学（economics）


　　参看政治经济学条目。


经济主义（economism）


　　这是列宁在1899年的几篇文章中提出的概念（“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论Proqession deroi 》——均载《列宁全集》第4卷）；这些文章批判了俄国社会民主党运动中的某些集团把政治斗争同经济斗争割裂开来、并倾全力于经济斗争。列宁把这种态度同“伯恩施坦思想”联系起来（参看伯恩施坦条目）。列宁写道：“如果把经济斗争当作某种独立的东西来看待，那它就毫无社会主义气味”（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279页）。在较后的一篇文章（1901年）中，列宁把经济主义定义为社会民主党运动中的一种分裂倾向，认为它具有下列特征：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贬低社会生活中的意识因素；力图限制政治鼓动和政治斗争；不懂得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集中的革命者组织”。他的1902年的小册子《怎么办》？就主要是针对经济主义的，区分了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并谴责了“对自发性的崇拜”（即谴责了把趋向社会主义的自发运动看作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的观念）。
　　可见，列宁主要是从实际政治背景出发来使用这一术语的。这一术语只在列宁关于需要建立一个集中的和有纪律的政党来向工人阶级灌输发达阶级意识这一比较广泛的思想框架中占有一席之地（参看列宁主义条目）。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形式，经济主义也具有理论含义，这种马克思主义强调（从其批判者的观点来看，是过分强调）经济基础决定着整个社会生活（参看基础和上层建筑条目），而且一般说来，坚持马克思理论的决定论。葛兰西（见“参考书目”1第2部分第1节）是从其政治表现形式来着手探讨经济主义的——把经济主义等同于工联主义、放任的自由主义和各种其它形式的“选举弃权主义”，这一切都表明在某种程度上反对政治行动和反对政党。然而，葛兰西接着又把经济主义同社会科学中的特定理论倾向联系起来，这种理论倾向就是“坚信存在着在性质上类似自然规律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相信类似宗教的先定的目的论。”
　　在最近的辩论中，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参看结构主义条目）在驳斥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和目的论的过程中，对经济主义一直采取极其严厉的批判态度，虽然批判得很不恰当。普兰查斯在其对共产国际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政策的研究（1974年）中，断言这种政策是建立在特殊形式的经济主义基础之上的。他的这种经济主义把帝国主义归结为一种纯经济现象（直线经济演变的过程），用经济落后来解释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但却没有解释业已高度工业化、经济发达的德国为什么也出现了法西斯主义。就其各种意义而言，经济主义以及对它的批判，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也以其它方式提了出来）。经济（以及技术）的发展在马克思的历史学说（参看历史唯物主义条目）中的确切作用是什么？特别是，针对作为人的能动作用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阶级意识和政治行动的（相对）独立的影响而言，上述发展究竟有多大的分量？

（TBB）

参考书目

① 安东尼奥·葛兰西：《经济主义的某些理论和实践的特征》，载《狱中札记》第2部分，（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② 弗·伊·列宁：《怎么办？》载《列宁选集》第1卷，第220—389页。


教育（education）


　　从19世纪40年代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初步原理（比如《资本论》第1卷，第13章；《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第1部分；《哥达纲领批判》第4部分；《共产主义基本原理》）。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较系统的教育理论。十月革命及其对马克思主义教育实践的需要，大大推动了这一理论的发展（列宁、克鲁普斯卡娅、勃朗斯基、马卡连柯）。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基本是一种实践的理论。对此作出贡献的一些重要人物有倍倍尔、饶勒斯、蔡特金、李卜克内西、葛兰西、郎之万、瓦伦、塞夫。许多研究者当前正致力于进一步发展这一理论。
　　该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有以下几点：

　　（1）对所有儿童一律实行义务免费公共教育，以确保消灭文化或知识的垄断，消灭教育的种种特权。在最初的表述中，这只能是一种由各种公共机构所办的教育。当时所以这样提，是防止工人阶级恶劣的生活条件阻碍儿童的全面发展。后来，明确地提出了其它目标，比如必须削弱家庭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必须根据平等的条件来培养儿童，必须利用社会化的群体力量。无疑，最成功的革命教育实验，从马卡连柯学校到古巴的学校，都是按照社会的方案来进行的。

　　（2）教育与物质生产相结合（或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把智育、体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这里所包括的目标，既不是进行较好的职业训练，也不是反复灌输职业道德，而是通过确保人人充分了解生产过程来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观念与实践之间的历史形成的差距。这一原则在理论上的正确性虽然为人们所广泛承认，但其实际运用却提出了许多问题（许多半途夭折的或只是部分获得成功的试验就证明了这一点），这在科学技术迅速变革的条件下，尤其如此。

　　（3）教育必须确保人的全面发展。随着科学与生产的重新结合，人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生产者。在这一基础之上，所有的人无论男女，其潜力都能得到施展。这样将出现一个能够满足普遍需求的世界，使个人在消费、娱乐、文化的创造和享受、社会生活的参与、人际交往以及自我实现（自身创造）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充分施展才能。这一目标的实现，特别需要改变社会分工，而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迄今仅处于开创阶段。

　　（4）社会在教育过程中被赋予新的巨大作用。学校的内部集团关系的这种改变（从竞争转向合作和支持）意味着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将变得更为开放，并以教与学的相互促进和积极配合的关系为前提。

　　以上所概述的理论并没有终结。对上述原则的解释或依据上述原则所进行的实践，还存在许多进退两难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以及在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正在对下列问题进行辩论：人的个性问题；“本性与教养”的问题；学校和教育在流行的社会决定论范围内创新的可能性；以及教育的内容、方法、结构在促进社会变革中的相对重要性。

（ZF）

参考书目

① M.W.阿佩尔：《意识形态与学校的课程》，1979年英文版。
② 奥·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1879），1886年英文版。
③ P.布尔丢和J.C.帕塞隆：《教育、社会和文化的再生产》，1979年英文版。
④ S.鲍尔斯和H.金蒂斯：《资本主义美国的教育》，1976年英文版。
⑤ 兹苏萨·弗吉：《形成中的社会》，1979年英文版，第4章。
⑥ 保罗·弗雷尔：《被压迫者的教育学》，1970年英文版。
⑦ 安东尼奥·葛兰西：《可供选择的教育学》，1973年意大利版。
⑧ 让·饶勒斯：《社会主义与教育》，1899年法文版。
⑨ 保尔·朗之万：《思想与行动》，1950年法文版。
⑩ 弗·列·列宁：《论国民教育部的政策问题》（1913），1963年英文版。
⑪ 同上作者：《青年团的任务》（1920），1966年英文版。
⑿ 同上作者：《关于综合技术教育对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提纲的意见》（1920），1966年英文版。
⒀ D.林登贝格：《共产国际与阶级学校》，1972年法文版。
⒁ M.A.马纳科尔达：《马克思与现代教育学》，1966年意大利版。


精英（elite）


　　精英论，特别是维尔弗雷多·帕雷托和加尔塔诺·莫斯卡所创立的精英论，是有意识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对立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们断言社会分为占统治地位的集团和处于从属地位的集团，是一个普遍的、不可改变的事实。用莫斯卡的话来说，就是“在一切政治有机体中都可发现的许多常见的事实和趋势中，有一点十分明显，一眼就可看出，这就是在一切社会中，从尚不发达的、刚刚接触到文明的社会到最先进、最强大的社会，都出现了两个阶级——一个是进行统治的阶级，另一个是被统治的阶级”（莫斯卡：《统治阶级》（1896），1939年英文版，第50页）。第二，他们对统治阶级的解释也不相同；帕雷托主要是依据某些个人的优良品质来解释的，认为这些优良品质产生了一切社会领域中的精英；莫斯卡则是从“有组织的少数人”或“政治阶层”必然会统治无组织的多数人这种角度来解释的，虽然他也提到了这些少数人具有“受到人们高度尊敬的和极其有影响的”个人品质。但是莫斯卡还提出了许多限定条件，并最终形成了较复杂的理论（比较接近于马克思主义），根据这种理论，政治阶层本身是受各种（代表不同利益的）“社会势力”的影响和制约的，并同大多数作为确保政治稳定的主要因素的次级精英联在一起。这使葛兰西（1949年）认为莫斯卡的“政治阶层是一个谜……这一概念极其飘忽不定，伸缩性很大”（葛兰西：《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札记》，1949年意大利文版）；虽然葛兰西在其它地方曾断定这所指的只不过是统治集团的知识分子阶层。
　　米歇尔的情况就清楚地表明了上述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米歇尔的关于政党的研究（见“参考书目”3）就一直被认为是“某个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转向精英论阵营的人的作品”（见“参考书目”1，第81页）。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感到失望的米歇尔，质问社会主义的政党为什么会误入改良主义的歧途，并得出结论说领导人必然要脱离党员而混入现存的社会精英之中。他的“寡头统治的铁的规律”——就是利用了帕雷托和莫斯卡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还利用了麦克斯·维贝尔的思想——系统地阐述了导致上述分离和领导人逐步成为党的占支配地位的精英的条件。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教育和经验所培育的领导人的能力和意志与“群众的无能为力的状况”存在着差距；另一方面是因为作为少数派的领导人组织得较好，而且能够控制官僚机构。
　　布哈林在回答米歇尔的部分论点时指出，群众所以无能为力是由当时的经济和技术状况所决定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情况就不存在了，因此，不存在什么寡头统治的普遍规律（参看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1921））。在当前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普兰查斯（见《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一书，1973年英文版）笼统地考察了精英论，并且更为笼统地抛弃它，认为它对政治权力的基础提不出任何解释（这种说法很不确切）。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同情者则倾向于把精英论的某些因素纳入自己的观念，他们当然也倾向于承认人们（特别是米歇尔）提出了许多难以解决（虽然并非回答不了）的问题。在接受精英论方面走得最远的思想家是深受维贝尔权力概念影响的米尔斯（见“参考书目”4）。他所以不用“统治阶级”而用“权力精英”一词，是因为在他看来“统治阶级”一词是个“贬义词”，它的含义是经济阶级实行政治统治，而且“不允许政治制度及其代理人有充分的自主权”。接着，米尔斯又区分了美国社会的三个主要精英阶层——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军事精英。因此他就面临一个没有得到解决的难题，上述三个阶层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单一的权力精英，那末他们是如何联结在一起的？其他人（如米里班德，见他他写的《马克思主义与政治》一书，1977年英文版）则主要是依据国家官僚政治来探讨精英阶层的，并特别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即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能否被看作是由官僚的“权力精英”进行统治的国家？这给分析上述社会的政治权力确实提出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特别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看法，究竟应当把统治集团看作是精英人物呢？还是看作是有效的“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参看阶级条目）。
　　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还需要发展一种更为确切的有关精英的概念，需要更全面、更严密地研究精英人物与阶级之间的关系，这在考察社会主义政权及其领导人与追随者之间的区别时，尤其需要如此，因为这种考察不仅涉及整个社会生活，而且涉及社会主义政党本身。

（TBB）

参考书目

① 大卫·比瑟姆：《米歇尔和他的批判者》，1981年英文版。
② T.B.博托莫尔：《精英与社会》，1966年英文版。
③ 罗伯特·米歇尔：《政党》（1911），1949年英文版。
④ C.莱·特米尔斯：《权力精英》，1956年英文版。


解放（emancipation）


　　根据标准的自由主义的观点，自由就是不存在干涉，或者从狭义上说，甚至不存在强制。我可以随意干其他人不得阻止的事情。马克思主义继承了源于斯宾诺莎、卢梭、康德和黑格尔这样一些哲学家的广泛而丰富的自由观，这种自由观把自由看作是自我决定。一般说来，如果自由就是对行为者的选择自由不加限制，那末人们就可以说自由主义的传统往往对这些限制可能是什么（常常把它们限定为故意的干涉）、相应的选择是什么（常常把它们限定为行为者实际上所想象或选择的任何事情）以及行为者是什么样的人（他们被视为首先是在市场中追求自己独立确定目标的孤独的个人）作了非常狭隘的理解。而马克思主义对有关的限制、选择，对人行为则是从广义上理解的。
　　具体地说，马克思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是从扫除人的解放的障碍的角度来看待自由的，也就是多方面地发展人的能力和创造一种符合人性的社会。在上述要扫除的障碍中，值得注意的是雇佣劳动的条件。正如马克思所写的：“他们自身的生存条件、劳动，以及当代社会的全部生存条件都是一种偶然的东西，它是单个的无产者无法加以控制的，而且也没有任何社会组织能使他们加以控制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7页）。克服这些障碍是一项集体事业，而作为自我决定的自由则是这样一种意义上的集体事业，即人们以社会合作和有组织的方式对自然的和社会的生产条件进行控制：“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86页）。只有联合的形式取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上述的充分发展才能实现，这种形式的联合“是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已经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5页）。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4页）。
　　这种形式的联合——体现集体控制、联合或社会，体现发展多方面的个性和个人自由——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说过，也从未考虑过这些价值之间或这些价值与其它事物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马克思主义往往把考虑这些问题看作是“空想”。但是，上述解放显然是马克思主义整个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的“批判理论”就是这样理解的，它把上述解放观看作是批判实际的（而且也许是未解放的）社会的出发点（参看法兰克福学派条目）。
　　马克思主义的较广泛、较丰富的自由观，往往使马克思主义者不重视、乃至贬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自由和公民自由。虽然马克思明确地重视个人自由，但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却把自由权同利己主义和私有财产联在一起，在其它地方甚至还说过自由竞争只是有限的自由，因为它是建立在资本统治基础之上的，“因此，这种个人自由同时也是最彻底地取消任任何个人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下册，第161页）。一般说来，马克思往往认为交换关系与真正的自由是不相容的。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点上都是遵循马克思的，而且，特别是自列宁起，往往表现出这样一种明显的趋势，即不承认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上”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
　　这些说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自由主义的自由与私有财产或利己主义并无本质的联系；无论是经济竞争或交换关系并不是生来都与有关各方的自由不相容的（这两者所包含的对自我利益的追求无疑也不是必然同解放不相容的，除非把解放看作是以普遍的利他主义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和法律上的自由的有限的特性，并不会使自由名不副实。不去证明资产阶级自由在某些情况下（比如积累财产的自由）会妨碍其它更有价值的自由，不去证明资产阶级自由在其它情况下（比如持不同意见的自由）是以一种十分有限的方式运用的，而只是认为撕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假面具就必然会暴露资产阶级自由是一种幻想的想法，是错误的。实际上，不把自由主义的自由称为自由，则往往会以自由本身的名义来使全盘取消和否认这种自由的行为合法化。

（SL）

参考书目

① 艾赛亚·伯林：《关于自由的四篇文章》，1969年英文版。
② 克里斯托弗·考德韦尔：《自由的概念》，1965年英文版。
③ G.A.科恩：《无产阶级不自由的结构》，1983年英文版。
④ 拉雅·杜纳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从1776年直到今天》，1964年英文版。
⑤ 麦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尔诺：《启蒙的辩证法》（1947），1973年英文版。
⑥ 贝特尔·奥尔曼：《异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1971），1976年英文版。
⑦ 拉多斯拉夫·泽鲁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自由》，1979年英文版。
⑧ 艾伦·W·伍德：《卡尔·马克思》，1981年英文版。


马克思时代的帝国（empires of Marx’s day）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形形色色的帝国曾作过很多探讨，其中包括古欧洲的罗马帝国，在印度建立的不久就趋于衰落的莫卧儿帝国，以及当时正摇摇欲坠的中国满清政权。马克思和恩格斯几乎是用看待欧洲内部的资本主义的同样的眼光来看待他们那个时代的欧洲扩张主义的。欧洲内部的资本主义和欧洲的扩张主义虽然都是野蛮的、可恶的，但对那些遭受其害的人来说，它们又是走向进步的必要的刺痛。马克思和恩格斯深信，固守陈规的非洲和亚洲已在它们这些地区和欧洲甚至最落后的国家之间，造成了巨大的差距。马克思曾高度赞扬过一个他极其厌恶的人—古罗夫斯基伯爵，此人是沙皇势力的工具，是泛其拉夫主义的代言人。马克思所以赞扬他，是因为他不是鼓吹建立“反对欧洲和欧洲文明的联盟”而是转而致力于把亚洲的“停滞的荒原”作为斯拉夫发泄能量的恰当出路。因此，“俄国是一个日趋文明的大国”（《东方问题》，第98号文件）。没有一个亚洲帝国可以被认为具有这样的长处，即使一半处于欧洲的土耳其帝国也是如此。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巴尔干地区的半野蛮状态就是由于土耳其的存在。如果这一地区的民族获得自由，他们很快就会健康地发展起对沙俄的厌恶情绪，而实际上他们却被迫仰仗沙俄的保护（见《东方问题》，第1号文献）。
　　傅立叶的追随者们，除了他们的空想社会主义之外，还为一种空想帝国主义拟订蓝图，并对作为法国扩张领地的北非特别感兴趣。他们希望通过与当地居民发展友好往来这样一种基本上是和平的过程来进行这种扩张。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怀有这种美好的幻想，然而象差不多所有的欧洲人一样，他们也把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征服看作是扩大文明的范围。后来，当英国占领埃及时，恩格斯就很有把握地断定说民族主义领导人阿拉比——帕沙不会让外国金融资本家榨取农民，而只是希望由他本人来剥削他们。“在农民国家中，农民的存在为的是受人剥削”，他进一步指出，人们可能同情被压迫群众和谴责“英国人的暴行，但绝对不必因此支持他们现在的军事对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44—345页）。
　　但是这一总的看法并没有妨碍他和马克思对当地形势的变化、占领者的动机及方法保持着警惕。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力图创立帝国主义的理论，没有一个这样的理论能体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问题上的全部观点。马克思并不是对所有的殖民征服都持有欢迎的态度，如果它们只会妨碍他所认为的欧洲内部更为重要的事业的话，如第二次缅甸战争就是一个例子。1853年马克思就为英国在这次战争中所采取的态度感到沉痛，他认为英国在那个工区的战争是出师无名的。那里没有任何象在印度西北边界那样的战略危险，也不存在所谓的美国阴谋的证据。实际上，除了“要给破落贵族找些营生”之外，没有任何理由从事这场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28页）——这一因素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对英帝国主义的研究中可能估计不足。马克思还指出随着把亚洲的战费“让印度居民来负担”，印度财政发生危机的日子就不会太远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29页）。同一年，马克思把中国发生的动乱和造反归之于英国的干预和贸易，并富有预见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个革命将来会对英国并且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什么影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
　　1883年在法国侵略印度支那期间，恩格斯曾把“交易所大老板的利益”看作是帝国主义在这一热带地区进行侵略的最直接的动机，现在这一动机又“直接地和毫不掩饰地”反映在对印度支那和突尼斯的殖民活动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62页）。由于霍布森、希法亭和列宁所代表的把资本输出看作是帝国主义灵魂的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上述那样看待帝国主义及其作用的基本见解，同样很少加以注意。在随后的一年，恩格斯把荷兰在爪哇的统治看作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实例”，荷兰政府“在古代共产主义农村公社的基础上”组织商品作物生产，用于出口并侵吞利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91页）。恩格斯认为，爪哇又一次象印度和俄国那样，说明了“原始共产主义今天正在给剥削和专制制度提供最好的、最广阔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12页）并表示多么希望这种统治消失。
　　大英帝国的一个明显特征，是把几乎没有什么土著居民的大片新拓殖民地包括在自己的版图之内，而唯一能够跟它遥相对应的是俄国在西伯利亚的情况。马克思（后来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样）虽然对这些领土的兴趣远不如对类似印度这样的领土的兴趣大，但他却把《资本论》第1卷最后一章专门用于分析吉本·威克菲尔德的有组织的移民计划。这一计划的目的，是把英国的社会制度扩大到殖民地，其办法是控制土地的出卖，使其保持高价，以防止移民有自己的农场；在威克菲尔德看来，移民有自己的农场就意味着财产的分散，会影响经济发展。马克思曾提到威克菲尔德对一个企业主的做法表示感慨，这个企业主带了许多工人到澳大利亚西部，可一到达目的地，就发现所有的工人都逃走了。这是对资本主义真正实质的最好说明，金钱只有在有可供它剥削的工人的条件下，才会成为资本。
　　恩格斯曾预期象澳大利亚那样的“真正殖民地”不久就会独立。（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53页）。1882年，在对加拿大的短暂访问期间，恩格斯对其麻木不仁的状况留下了很坏的印象（他主要参观了法语区加拿大），认为在10年内它将乐于合并到美国去，因为美国已在那里获得了经济控制，而英国是不会提出反对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87页）。在马克思看来，当时由废除奴隶而改变了的老的种植园已归入“殖民地”的范畴。1865年，他和恩格斯都对“牙买加的暴行”感到公开的愤懑，恩格斯在给朋友的一封信（1865年12月1日）把这看作是对当时在饱受经济困苦的黑人中间所爆发的一次小骚动的血腥镇压。在太平洋地区，英国的殖民者不久就展现了自己的抱负，而1883年恩格斯在评论兼并新几内亚的计划时曾把它看作是为昆士兰甘蔗种植园寻求真正奴隶劳动努力的一部分（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92页）。
　　爱尔兰，这个英帝国主义的第一个牺牲品和英国苏格兰人殖民的第一个领地，使长期生活在英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极为关切。曾打算写英国史的恩格斯，在1856年访问该岛时对那里的贫穷和落后感到震惊（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5—57页）。马克思则十分注意那里在饥荒和旧的高额地租制崩溃之后出现的由农业转向畜牲业的经济变化，驱逐可使农场得以巩固的佃户和大量移民的流入（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04—405页）。对英国工人阶级在大宪章运动之后未能表现出任何战斗的政治精神而感到困惑的马克思，发现原因就在于资产阶级能够利用爱尔兰的廉价劳动力以分裂工人阶级。英国的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蔑视他们，把他们看作是劣等民族的成员。马克思写道，如果英国的军队撤走，那末爱尔兰就会立刻发生土地革命，从而也会在英国推翻土地贵族；这就为推翻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78—382页）。这一论证似乎并不象马克思通常的论证那么有说服力，这一次他像是在急不暇择，抓住了靠不住的东西。

（VGK）

参考书目

① M.N.马施金：《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与殖民地问题》，1981年俄文版。


经验主义（empiricism）


　　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通常是敌视经验主义的，至少在表面上如此，但这种敌视的确切目的和原因并不总是很清楚。在某种程度上，这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与其早期的唯心主义批判不同（当然部分也是由于这种批判），马克思对经验主义的批判从未系统地表述为是对哲学学说或体系的批判，而是实质上表现为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尽管方法不同，都力图弥补哲学方面的这一遗漏，而诉诸“辩证法”来解决他们认识论中所缺少的反经验主义的内容。
　　虽然从未赞同过经验主义，但年青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是在1844—1847年期间的著作中，却信奉过某些具有经验主义特点的论题。明确反对先验论和任何先天观念的学说，把知识看作是不可简化的（甚至是唯一的）经验的东西，往往贬低抽象本身并转向培根的归纳法。然而，到《资本论》第1卷时，马克思信奉通常称之为“科学现实主义”的方法论已完全形成。他说“庸俗经济学，在这里也象在其他各处一样，抓住了现象的外表来反对现象的规律”（《资本论》第1卷，第341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相反，“日常经验只能抓住事物诱人的外观，如果根据这种经验来判断问题，那末科学的真理就会总是显得不近情理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78页）。经验主义把世界看作是没有联系的各种现象的堆积，忽视了理论能动地组织和批判地改造这些现象所提供的事实的作用，而且看不到它的作用是力图在思维中重现形成这些现象的本质关系。规律是结构的趋势，这些结构不能从本体论上简单地归结为它们所导致的事件，而且通常是与这些事件不相同的；而认识这些规律，是作为社会的、历史的产物而能动地体现出来的。因此，为了反对把事实作经验主义的具体化和反对把事物人格化，马克思致力于区分（可转化的）认识过程和（不可转化的）客体的现实性。
　　辩证唯物主义的传统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都反对经验主义。但可以这样认为，即前者由于其“反映主义”的认识论，而忽视了转化性并恢复到思辩形式的“客观经验主义，实际上把主体归结为认识的对象。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反经验主义的论战，既是针对辩证唯物主义又是针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它通常是要力图证明它们所特有的概念如总体性（卢卡奇）、结构（阿尔都塞）或决定性的变革（马尔库塞）等，是真正马克思主义所不可缺少的。然而，这一传统往往转向先验论，既忽视了马克思早期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又忽视了马克思成熟科学著作的坚实的经验基础。因此，我们就可以这样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沿着马克思早期批判黑格尔（特别是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批判）的路线，在实际上忽视了不可转化性之后而趋向于“主观唯心主义”的形式，暗中把认识的客体与认识的主体等同起来。
　　马克思的著作是反经验主义的，但并不反对以经验为根据。就这一特点来说，马克思主义可能会再一次作出这样的选择：即不是成为一个封闭的思想体系，而是成为一种经验上来说是无限制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是逐步发展的，而且是注重于实践的研究传统（参看认识论；唯物主义；实在论条目）。

（RB）

参考书目

① 西奥多·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1966），1973年英文版。
② R.巴斯卡尔：《哲学的观念形态》，1983年英文版。
③ G.德拉——沃尔佩：《逻辑是一门实证科学》（1950），1980年英文版。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Engels, Friedrich ）


　　1820年11月28日生于巴门，1895年8月5日在伦敦逝世。作为威斯特伐利亚的乌珀塔尔一家纺织厂主的长子，恩格斯被培养成一位严格的加尔文教的教徒，而在离开中学后他又被送到不来梅去学习经商。然而，从中学时代起，他就逐渐树立了激进主义的文学抱负。他先是对19世纪30年代的“青年德意志”运动的民主民族主义的作家非常感兴趣，后来又日益受到黑格尔的影响。为推迟其商业生涯，恩格斯抓住服兵役的机会，而于1841年去了柏林，并同以布鲁诺·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那里，他由于用笔名攻击了谢林的黑格尔批判而显得小有名气。
　　1842年秋，恩格斯前往英国，到他的父亲在曼彻斯特的工厂去工作。在莫泽斯·赫斯的影响下，恩格斯此时已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了，而且在赫斯的《欧洲的三头政治》一书发表之后认为英国必然会爆发社会革命。在纺织区度过的近两年时光以及同欧文主义者、宪章主义者的接触，使恩格斯与鲍威尔集团疏远了。出于记录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以那种感受，他确信“工业革命”所造就的新的力量——工人阶级，将成为革命变革的工具。在离开英国到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期间，他同马克思进行了第一次重要的会晤。由于他们两人都反对鲍威尔集团，并且对德国以外的工人阶级运动的重要性抱有相同的见解，因此，他们同意合写一部阐明自己立场的著作：《神圣家庭》。这部著作标志着他们终身合作的开始。当时他们所信奉的共产主义依然深受费尔巴哈的影响，虽然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和政治更为重要。
　　然而，从1845年开始，马克思由于部分受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对费尔巴哈批判的影响，而阐明了自己对费尔巴哈和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立场。这是独特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开端。根据恩格斯本人的说法。他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居于次要地位。然而，他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以及关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与英国阶级意识形成的关系的著作，却对马克思的全面综合起了重大作用。此外，恩格斯对他们两人阐发新思想的未完篇的共同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也倾注了大量心血。
　　从1845年到1850年期间是恩格斯同马克思合作极为密切的一个时期。恩格斯同他的父亲闹翻了，并全力以赴地同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和巴黎从事政治活动。他们的共同抱负是争取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同意他们的立场，并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加强与外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国际联系。为此，他们参加了德国正义者同盟（后称共产主义同盟），并在1848年革命前夕为该同盟起草了《共产党宣言》。在革命期间，恩格斯与马克思一起在科伦的《新莱茵报》工作。1848年9月由于有被捕的危险，恩格斯去了法国，但于1849年初又返回了德国，并从5月到7月参加了武装抵抗反革命反扑的决战。他对军事的兴趣就是从这一期间开始的，而他对这一场革命的总的看法则反映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1852年）一书中。
　　在瑞士和伦敦住了一段时期（这期间共产主义者同盟最终分裂了）之后，恩格斯于1850年定居于曼彻斯特并重新回到他家的公司工作。他在那里一直呆到1870年。除了从事商业活动之外，他周济了贫困的马克思的一家，依然是马克思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主要合作者，并在一系列范围广泛的新闻写作中阐发他们两人共同的立场。从19世纪50年代后期起，恩格斯对历史唯物史观与自然科学的发展之间的辩证联系越来越感到兴趣（参看自然科学条目）。他的关于这些论题的未完篇的著作于本世纪20年代被最终收集在一起，以《自然辩证法》为题在莫斯科发表。
　　在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已经可以舒适地过退休生活，并移居伦敦。由于当时马克思的健康更加虚弱，恩格斯承担了他们两人的大部分工作，在第一国际的最后几年的活动期间尤其如此。正是在这一政治活动中，恩格斯反对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实证主义的倾向，写作了《反杜林论》——它是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最早尝试。这一著作和根据它的某些部分而扩写成的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使他在1880年到1914年期间的新的社会主义运动中获得了巨大声望。另外的著作，特别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路德维希·费巴尔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则加强了他作为哲学家的地位，甚至使他在第二国际期间的影响比马克思还要大。在马克思于1883年逝世之后，恩格斯于1885年到1889年期间就把主要时间用于编辑和出版《资本论》的第2、3卷了。但他仍积极参与建立第二国际的工作（参看国际条目），他把第二国际的建立既看作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最好工具，又看作是反对德法破坏性战争危险的屏障。当他正着手编辑《资本论》第4卷（后来作为《剩余价值理论》出版）时因癌症故去。
　　1914年以前，恩格斯享有无比崇高的声誉。正是由于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才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得到了传播，他在这方面的作用超过了马克思（参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条目）。然而，在1914年和俄国革命后，他的立场引起了较大的争论。虽然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他那些显然是唯科学主义的著作是官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西方的社会主义者却指责他是实证主义和修式主义。这两方面的解释都有严重的缺陷，因为恩格斯属于前实证主义的一代。他仅次于马克思本人，他的老师也黑格尔和傅立叶；应当从这种渊源去理解他对社会主义所作的解释。

（GSL）

参考书目

① 特富尔·卡弗：《恩格斯》，1981年英文版。
② 同上作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上的联系》，1983年英文版。
③ W.O.汉德逊：《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平》，1976年英文版。
④ 戴维·麦克莱伦：《恩格斯》，1977年英文版。
⑤ S.马尔库斯：《恩格斯、曼彻斯特和工人阶级》，1974年英文版。
⑥ 琼·加·斯迭德曼：“恩格斯”，载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编《马克思主义史》（1978），第1卷，1982年英文版。


平等（equality）


　　马克思主义理论承认两种平等，这同革命后社会的两个阶段是一致的。在第一阶段，主要流行的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一分配原则——不同于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辩护的人的主张——只有在革命后的社会中才能首先实现；在这种社会中，迄今据以进行分配的一切其它标准都将作为不合法和不公正的东西而加以废除，然而，至少部分由于天资和能力的差别（这种差别或者是天生的，或者是周围环境条件的产物）所造成的个人成就的差异，以及由于不同个人的家庭环境和生活条件大有差别（从体格以及相应的衣着和营养的需求的不同，到家庭人口的多少造成的负担的不同），因此，这种分配原则还不能说是完全的平等（平等的待遇）。从形式上对每个个人旅行的都是同样的“理论上的平等”标准，但实际上每个人得到却是不平等的物质待遇。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是同革命后社会的高级共产主义阶段相一致的。只在共产主义的条件下，具有各种必要的不同需要的不同的人才能得到真正平等的待遇。比如，一个音乐家，即便并不公开演出也可以得到他所需要的乐器。当然，这里是预先假定，社会中那种普遍追求更多占有物的现象已经自行消失，社会将保证每个人有充分的物质生活资料，而且社会中再也不存在权力和特权的等级制了。如果要回答那种认为这种观点是“空想”的广泛批评，人们就可以用许多高度工业化社会中自发出现的“后物货价值观”来证明。可以说，当每个人确信能满足各种活动（包括使这些活动多样化）的需求，而且社会关系支持并表达这些活动时，追求财产的劲头就会自行衰退，一个“合理的适度”社会就会建立起来。

（IF）

参考书目

① 艾格尼丝·赫勒尔：《马克思著作中的需求理论》，1976年英文版。


伦理（ethics）


　　马克思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建立在主观道德需要而是建立在历史理论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像他的前人黑格尔一样，认为历史是渐进的。然而，历史进程中的进展是辩证地实现的；也就是说，是在矛盾中并通过矛盾实现的。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发展的进程决不会结束。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历史的终点。根据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作用，就在于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创造物质前提。历史本身正朝着为实现更美好、更人道的社会制度的方向发展，而自觉地了解这一客观的历史趋势就可以使工业无产者加快这一历史进程，“缩短新社会诞生的阵痛”。同上述有效地洞察历史的见解相比，纯主观的道德需要总显得没有什么力量。在坚持上述见解时，马克思接过了黑格尔对道德主义的批判；不过道德评价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所固有的因素。只在历史朝着“更美好”、朝着解放无产者的形式而实现的“解放人类”的方向前进，推动历史发展才能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事业。（参看进步条目）。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意图当然不是从道德上评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力图证明这种生产方式所不能解决的固有的矛盾。不过，他的批判包含了许多明显的道德评价。“人剥削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物化为“物”（货币、商品）之间的关系，对一切生产、自然和人类的生存的前提的破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这些消极后果都包含着道德的评价。然而，由于马克思把这种生产方式的一切阶段，包括殖民主义扩张阶段，都看作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的必要前提，所以他不得不认可上述消极方面。在一篇论述英国在印度统治的文章中，他写道“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8页）。
　　只有随着社会主义的到来，这种造成进步的矛盾才能克服：“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象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5页）。
　　在对待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否存在道德，而如果必须有，那末这种道德将采取什么形式的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不尽相同。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似乎认为将不再存在规定每个人的行为标准的道德。比如，在同爱尔维修和法国唯物主义者争论时，他就曾写道：“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7页）。然而，恩格斯则认为历史是向越来越高的道德形态前进的，这种进步似乎意味着胜利的无产阶级的道德最终将成为人类的普遍道德。声称先前的道德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主张，实际上都是幻觉。比如，费尔巴哈的道德论“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而且也破坏这种道德，如果它们能这样做而不受惩罚的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6页）。
　　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论的变化是同历史论的变化以及历史环境的变化相联系的。当实证主义的进步论破坏并取代历史进程中的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时，就会出现从道德上补充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当大多数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斯陶丁格等）用新康德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时（参看新康德主义和新康德主义条目），考茨基（1906年）却诉诸于原始的本能行动，在这种本能行动中，道德被看作是在“高等动物”中发现的“社会”动力。然而，由于面临积极地和广泛地干预历史进程的实际需要，和面临俄国的落后状况，列宁又把社会主义的道德任务看作是推动和加速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胜利：“道德是为摧毁剥削者的旧社会，把全体劳动者团结到创立共产主义者新社会的无产阶级周围服务的”（《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305页）。构成这一定义基础的论点，显然在于“共产主义社会”在道德上是高于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然而，这种把伦理道德完全工具主义化的做法，提出了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问题。科拉科夫斯基（是“参考书目”3）认为，存在着与维持道德目标在原则上并不适应的手段（比如真正的人道的社会），以往那种把“罪恶”当作实现进步的必然手段的看法（如马克思论印度的文章），根本不同于那种由政党有意识地计划和利用“罪恶”手段的观点（见“参考书目”3，第225—237页；参看道德条目）。

（IF）

参考书目

① 奥托·鲍威尔：“马克思主义与道德”（1905-1906年），载《新时代》第24期，部分被翻译收入博托莫尔和古德所编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一书。
② 卡尔·考茨基：《伦理与唯物主义史观》（1906），1918年英文版。
③ 列泽克·科拉科夫斯基：《没有选择余地的人——论“目的高于手段”这一箴言的正确性》，1960年德文版。
④ 弗·伊·列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1966年英文版。
⑤ 斯维托查·斯托扬洛维奇：《理想与现实之间》，1973年英文版，第7章。


欧洲共产主义（Eurocommunism）


　　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的许多共产党——有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这样的大党，也有许多的小党——于20世纪70年代所创建的一种在战略和理论上进行变革的运动；这一运动是对苏共20大和围绕它的事件（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匈牙利和其它造反事件，中苏分裂，国际政治中出现的缓和）以及战后长期经济繁荣所导致的先进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方面的巨大变化，作出的反映。70年代前后，主要的欧洲共产党已意识到今后政治上的成功将取决于它们对工人阶级以外的选民——特别是“新的中产阶层”——的感召力，和取决于它们与其它政治势力建立切实可行联盟的能力。
　　非布尔什维克化，是欧洲共产主义的核心，因为它对源于早期第三国际经验的政治和方法的信奉程度已大大削弱了。在欧共许多党看来，“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应是和平的、民主的，而且主要要用民族社会内部的原材料来构筑。社会主义本身应是民主的，且要与国内社会发展逻辑相一致。采取苏联的制度模式——特别是一党“资产阶级专政”的模式——和模仿苏联的模式，一般应予以排除。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党还提出“非斯大林化”和党内生活民主化的主张。上述进程还意味着拒绝承认苏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霸权地位。
　　意大利共产党在1973年宣布了它的“历史性妥协”战略之后，成为第一个实行欧洲共产主义的政党（欧洲共产主义一词就是一位意大利记者首先创造出来的）。意大利共产党设想通过与执政的天主教民主党就一项民主改革的有力纲领结盟，而开始走向社会主义（见“参考书目”3）。西班牙共产党在佛朗哥的统治下曾秘密活动了几十年，此时也公开活动并选择了类似的道路，包括让忠实的共产党员参与建设一个新的、先进的西班牙民主国家的工作（见“参考书目”1）。致力于同社会党就一个民主改革的共同纲领结盟而力图执政的法国共产党，在其1976年的第22次代表大会上也朝着类似的方向前进，放弃了对苏联模式的忠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见“参考书目”6和7）。这三个共产党的独特的欧洲共产主义的立场，使得它们在1976年的东柏林共产党会议上挫败了苏联想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新纳入亲苏路线的企图。
　　欧洲共产主义的早期设想到80年代就已落空了。意大利共产党在1976年的选举中获得了较大胜利和加入多数派集团（虽然没有参加政府）之后，天主教民主党却很少回报它们对议会的支持。到1980年，由于面临政治僵局和经济危机的后果，它的选举的力量和群众的力量——特别是工会——开始削弱了。然而，即使“历史性妥协”已让位于同意大利社会党重新结成的“左翼联盟”，但意共仍把欧洲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战略。比如，1981年意共由于苏共操纵波兰宣布了旨在破坏团结工会的戒严令而之关系大大恶化了，认为苏联革命的进步动力已经消失。因此，今后第三条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三条欧洲共产主义的道路，是不可避免的。
　　西班牙共产党在争取新的西班牙民主斗争的最初几年中，在选举和争取工会力量（通过工人委员会）方面都未取得成功。相反，新的社会民主党却迅速积聚了西共曾渴望争取及其欧洲共产主义战略打算争夺的大部分力量。部分由于这个原因，到80年代初期，西共成了分裂的地方主义和宗派主义争论的牺牲品。在这些争论中，西共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不愿让党内生活民主化成为争论的焦点。看来，该党难免要衰落并无法打开局面。
　　法国共产党则遵循另一条道路。象西共一样，法共也“从上面”来推行欧洲共产主义化，虽然改变了战略观，但其党内生活并未改变。因此，当左翼联盟在选举上表现出过于有利于社会党时，法共领导在1977年以后突然宣布完全改变路线，放弃了欧洲共产主义以有利于重申过去的主张，即把工运中心主义、反社会民主党的宗派主义、亲苏维埃同挫败社会党力量进一步增长的目标相结合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党内的亲欧洲共产主义的势力遭到了清除。法国1981年的总统选举表明，这种从欧洲共产主义立场上的后退是加剧了而不是阻止了法共的衰落。然而，在密特朗的社会党胜利之后，法共受环境和自己愿望的驱使而再一次改变其战略，同左翼结盟加入了内阁。但是，要重新恢复正式的欧洲共产主义的立场，却是难以办到的。
　　因此，欧洲共产主义，作为在左派的传统的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没有取胜的情况下而采取的一种争取胜利的可行路线，曾在70年代受到过欢迎，但以80年代就已大大衰落了。在某些情况下——西班牙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应变得太晚了，不足以阻止复兴的社会民主党运动成功地占领了竞争的政治领域。就意大利情况而言，意共虽仍较信奉欧洲共产主义，但成功的前景却无从捉摸。

（GR）

参考书目

① 圣地亚哥·卡里略：《欧洲共产主义和国家》，1977年英文版。
② 费尔南多·克劳丁：《欧洲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1979年英文版。
③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编：《意大利的社会主义道路——接见赫罗希奥·纳洛利塔诺访谈录》，1977年英文版。
④ 彼得·兰格和万尼切利·毛利齐奥：《欧洲共产主义——专题资料汇编》，1981年英文版。
⑤ 尼内斯特·曼德尔：《从斯大林主义到欧洲共产主义》，1978年英文版。
⑥ 乔治·马歇：《民主的挑战》，1973年法文版。
⑦ 法国共产党：《法国的社会主义》，1976年法文版。
⑧ 尼·普兰查斯：《国家、权力和社会主义》，1978年英文版。
⑨ 乔治·罗斯：《法国的工人和共产党人》，1982年英文版。


交换（exchange）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资本论》第1卷，第47页）。这样，马克思开始了《资本论》的创作，并由此得出交换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最直接的经济关系。一切阶级的所有的个人都必须要参与交换，但不一定参与生产。但交换只是整个资本流通的一个要素。要理解交换的含义，就必须透过其最明显的外表去分析和揭示它赖以为基础的阶级关系。
　　就最直接的方面来说，交换表现为简单的商品流通：商品C1—货币M—商品C2（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3章，第2节(a)）。商品C1—转换为货币M，货币M又转化为商品C2。所涉及的运动，是一组使用价值C2取代了另一组使用价值 C1。从原则上来说，交换结果中所包含的价值可能会不同。一个商品所有者增加的价值是另一个商品所有者所失去的价值。但总体上来说，总的交换价值必然保持不变。对资产阶级社会来说，原则是必须实行平等交换，并可以概括为一个格言：公平的交易不是抢劫。因此，马克思为自己确定的任务就是揭示甚至在这种公平交换的条件下怎么还会存在着剥削的。
　　让我们考察一下《资本论》第1卷第4章中M—C—M1资本总公式所涉及的交换。在这里，货币转化为商品，商品再转化为更多的货币，从而出现了剩余价值。只有购买的某种商品所生成的价值大于它本身耗费的价值，才能形成剩余价值。这种有关的商品就是劳动力，而作为能转化为货币资本的劳动力的存在，正是资本主义阶级的生产关系根本基础之所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总是强调交换自由、所有权的神圣性和自我利益的追求。然而正是交换的这些特征掩盖了隐蔽的阶级关系。马克思对这种情况作了如下的辛辣的概括：
　　“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有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资本论》第1卷，第19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交换显然包括着生产者之间（和与非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因此，它在不同类型的劳动之间形成等值的关系，从而构成作为价值实质的抽象劳动。这种价值形态表现为各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从而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征。货币在交换中的作用把交换中的作用把这种关系推向极端，使一切东西都具有自己的价格。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并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物的关系。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必然伴随物。但事态还在进一步发展。与“巨大的商品财富”相适应的市场意识形态和市场势力是如此强大，以致常常按照自己的面貌去塑造一般的社会关系。比如，这种情况对那些不是商品交换的其它的交换形式也适用。对一知半解的人和卷入的经济行为者来说，以契约或收取地产租金的形式来买卖生息资本似乎是实际交换中的特殊情况。相反，在马克思看来，它们是可据以占有剩余价值的具体的形式。即使它们产生了表现为价格的租金和利息，但它们并不直接涉及商品。
　　一般来说，交换的影响超出了经济关系，甚至扩大到不直接涉及市场本身的地步。比如，结婚就成了伴侣之间的一种隐隐约约的契约关系。总之，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的个人的原子化，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受到私有财产关系的支配，即使其中不存在着交换。所以，对经济关系的崇拜浸透了整个社会关系。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这所以特别明显，是因为要具有资产阶级头脑的人不根据工资、利润和商品交换去看待非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交换是直接的经济关系，所以它就易于被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原因。正如自由放任主义的价值观是同交换的自由和协调联系在一起一样，经济危机也就被看作是市场机制的一种失败。这样就提出了凯恩斯主义和这样的思想，即工会将迫使工资治维持在可实现劳动的供求协调的水平之上。在对发达和不发达的理解上，某些人把不平等交换看作是因果性的因素，而马克思则认为重要的是必须依据交换的平等去解释资本主义的一致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平等是资本主义内部的一种趋势，然而作为交换的必然附属物的竞争，则往往使这种现象成为跟隐蔽的现实相对立的东西。

（BF）

参考书目

参看流通条目中的有关书目。


剥削（exploitation）


　　马克思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这一词的（按：exploitation一词还可作“利用”的解释——译者）：一个是一般的意义，即为潜在的利益而利用某种东西；比如开发自然资源、利用政治形势或利用道德伪善，他曾写道：“身为父母的工人，令人十分愤慨地象十足的奴隶贩子那样贩卖儿童。……资本主义的伪善们，却在那里攻讦这种他们自己一手造成、使之永存并加以利用的兽行”（《资本论》第1卷，第434—435页中的注122）。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剥削是一个实用的、包罗一切并具有独特辩论力量的贬义词，马克思就把它主要用于攻击资本主义。
　　它所具有的另一个更确切的含义，使它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主要概念。在任何社会中，只要其中的生产力的发展超出维持人们生存的最低限度的需求，从而有潜力发展、改变和维持自然的代谢，生产的剩余便可能产生剥削，这是阶级社会的基础。当一部分人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归另一部分人支配时，就出现了剥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各个阶级的存在虽只是就彼此的关系而言的，但这种关系则取决于一定生产方式中存在的剥削形式。是剥削导致了阶级冲突，因此，不同类型的社会，其中的各个阶级以及为任何社会提供动力的阶级冲突，都可以具有产生剥削的独特方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剥削表现为工业资本家榨取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但其它的剥削阶级或阶层也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参看资本的形态和收入条目）。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获得剩余价值的手段是靠所有权，因而资本主义的被剥削的阶级即无产者，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来维持生存，虽然他们所拥有和出卖的劳动能力的具体素质也把他们分为若干不同的部分（参看劳动过程；分工；中等阶级；阶级意识条目）。
　　资本主义不同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为资本主义的剥削通常并不采取直接的暴力干预，也不利用非经济的手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的具体特征，特别是它与交换过程相联系的方式而引起的。资本主义生产其所以产生剩余价值，是因为资本家用与工人劳动力价值相等的工资来购买工人的劳动能力的，但是由于资本家控制着生产，所以他们榨取的劳动大于他们所付工资的等价物，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把剥削看作是由劳动与工资的不等价交换造成的，马克思与他们不同，在他看来，劳动与劳动力是有区别的，后者按其价值进行出卖，而前者则创造了剩余价值。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剥削是在参与者背后，是在自由和平等交换的虚伪口号下进行的（参看商品拜物教条目）。
　　“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但如果让我们）同货币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一道，离开这个嘈杂的、表面的、有目共睹的领域，跟随他们两人进入门上挂着‘非公莫入’牌子的隐蔽的生产场所吧！在那里不仅可以看到资本是怎样进行生产的，还可以看到资本本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赚钱的秘密最后一定会暴露出来“（《资本论》第1卷，第19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但“赚钱”恰恰是资本家的剥削。它的秘密引起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且马克思揭露了这一秘密以来，传统的经济学仍一直致力于再次掩盖其真相。以前的生产方式并不需要上述的脑力劳动去揭露、展示和重新掩盖其剥削方式，因为在以前的各种社会中，剥削方式是很明显的，付出多少天劳动，或统治阶级的代表索取多少谷物。资本主义是唯一把它的剥削方法隐藏在交换过程背后的社会，因此，为了洞察它，就必须对社会经济过程进行研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使用的或适用于这种生产方式的计量剩余价值的方法，也掩盖了剥削。因为利润率（S/[C+V]）是剩余价值同包括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全部预付资本相比来衡量单个资本获利的大小的，即它是根据全部预付资本的量来占有剩余价值的份额的。但是随着资本的扩大，利润率会下降，从而掩盖了剥削率会同进上升的情况，剥削应定为为剩余对必要劳动之比，所以剩余价值率是S/V（剩余价值/可变资本）。

（SH）

参考书目

① 罗莎·卢森堡：《什么经济学》（1925），1954年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