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F》

geography 地理
 Goldmann, Lucien 戈尔德曼，卢西安
 Gramsci, Antonio 葛兰西，安东尼奥
 Gr ǖnberg, Carl 格律恩堡，卡尔

geography 地理

　　地理知识是对形成社会生活的物质再生产基础的条件(包括自然条件和人类创造的条件)的空间配置进行描述和分析。它同时还试图了解在一定的生产方式条件下社会生活的质量跟这些条件之间的关系。
　　地理知识的形式和内容决定于社会的条件。一切社会阶级和社会集团都有其独特的“地理学识”，也就是关于它们的领土和各种价值在利用上的空间配置的实用知识。这种通过经验得到的“学识”，是作为个人和集团跟世界打交道的概念工具的一部分而加以编纂整理并在社会上传播的。它既可以作为一种不加严格限定的有关空间环境的意象来传播，又可以作为一种正规的知识实体来传播，后者也就是社会全体成员或一些享有特权的优秀分子从中接受教育的地理学。这种知识既可以利用来征服自然，也可以利用来统治其他的阶级和人民。它还可以用来从事把人民从所谓的“自然”灾害和国内外压迫中解放出来的斗争。
　　作为一种正规的知识实体，资产阶级地理学在不断改变的实践要求的压力下经过了一系列的变化。在早先几个世纪所关心的是航海的精确性，接踵而来的是为确定私有财产和国家领土权所需要的治国实践。与此同时，世界市场的形成意味着“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的新的属性”，从而促进“普遍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2页）。一些按照自然哲学的传统从事工作的地理学家，例如亚历山大·冯·洪堡（1769—1859）和卡尔·利特尔（1776—1859），开始着手对地球表层进行系统的描述，从而形成对各种价值（包括自然和人为的）进行开发利用的知识库存，并确定了经济和社会再生产的地理差异形式。到19世纪后期，地理的思想和实践深受以下各种因素的影响，对探求商业机会的直接参与，对原始积累的展望和劳力资源的开发，以及帝国的经营和殖民地的管理。随着世界被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划分为各自的势力范围，地理的作用也进而提高，在这方面，像弗里德里希·拉特策尔（1844—1904）和霍尔福特·麦克金德爵士这样的地理学家，都致力于控制空间的斗争，也就是直接根据地理控制的办法来对原料、劳力供应和市场实行控制。近年来，地理学家们关心对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以及空间配置的“合理安排”（所谓“合理”，通常是从积累的观点来看的）。
　　从资产阶级地理学的历史中，有两种明显地强烈对立的思潮。第一种思潮在方法上具有深刻的唯物主义性质，尽管它在某些方面坚持环境或空间决定论（这是一种认为经济、社会再生产和政权的形式是由环境条件或空间位置所决定的学说）。第二种思潮在精神上具有深刻的唯心主义的性质，它把社会看作是为了遵循上帝的意愿或受人的良知和意志的支配而在积极地从事地球面貌的改变。在资产阶级地理学中，这两种思潮的紧张关系从未得到解决。此外，后一种思潮往往保存着一种强烈的思想意识的内容。尽管它希望对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有一种普遍的理解，然而它却往往对这种多样性进行狭隘的、种族优越论的解释，从而使自己经常地成为散布种族、文化、民族优越论的工具。诸如“地理决定论”、“命定扩张论”、“白人天职论”以及资产阶级的“文明使命论”等等思想，都在地理学思想中自由泛滥。地理信息（例如地图）可以轻而易举地被利用来制造恐慌和加剧民族之间的敌视，从而为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的统治和国内的压迫（特别是在城市地区）进行辩护。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对地理这门学科进行正面的论述，但他们却经常引证一些地理学家（例如洪堡）的论著，而且在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行文中充满了对历史事件的评论。他们认为资产阶级思想中的那种根本对立是可以互相弥合的。他们断言：当我们作用于外部世界并改变它的时候，我们也就改变自己的本性；还有，虽然人们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但他们不是在自己所选择的社会条件和地理环境下来进行创造的。不过，马克思显然注意使自己跟资产阶级思想中的决定论潮流保持距离，因此他通常是贬低环境和空间差别的意义，其结果是对地理问题采取一种矛盾的处理办法。
　　譬如说，马克思往往把历史说成是从一种生产方式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单纯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然而他同时也承认亚细亚社会具有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它部分地是由于在半干旱的环境中兴修并维持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而形成的。他后来还批判一些人，说他们把他的“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史纲”改变为“一种所有的民族都命定要走的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同时强调指出他自己只不过是探求了“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的胚胎中出现所经过的道路”（1877年11月写给奥·查皮斯基的信）。甚至在西欧，也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浸透的不平衡而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原因是不同的地方条件表现出无穷无尽的差异和层次（参看《资本论》第3卷第47章）。
　　此外，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动力进行分析时，并不引用地理的论据，理由是这样一来不仅不能增加任何新的东西，而且只能使事情变得复杂。然而实际上他也不得不承认劳动生产率受环境条件的影响，这种条件反过来又形成社会劳动分工的物质基础（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16章）。因此，劳动力的价值（和工资率）是根据再生产的费用以及自然和历史的条件因地而异。由于土地肥沃程度和地点的不同，一部分级差地租也就由此产生。至于这些级差的程度即随着地理条件的差异而引起的工资和利润率的差异程度，马克思认为可以通过资本（如货币、商品、生产活动等）和劳动的流动来加以缩小。在这方面，他不得不考虑到地理扩张对资本主义历史动力的影响作用——殖民地化、对外贸易、资本输出、金贮备的枯竭等。他认为地理扩张有助于阻止任何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但不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倾向能够经常地通过这种方法来缓和。因为它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矛盾在世界舞台上的投影而已。但是，马克思并不打算对这样一个过程进行任何系统的分析。他曾计划写一部关于危机和世界市场的著作，但未能实现。
　　马克思的评论具有一种严整的主题。虽然大自然可能成为劳动的课题，但是我们与之打交道的大自然的许多方面却是社会的产物。例如，土地的生产能力既不是天生如此，也不是不可破坏的（李嘉图的观点），因为土地肥沃性可以随着资本流通而提高或破坏。空间关系还受到交通运输业的积极影响，这种工业在资产阶级时代旨在缩短资本在流通中的周转时间（即马克思所说的通过时间来消灭空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独特的空间结构（物质和社会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城市化，劳动的地域分工，等等），都是通过历史发展的特殊过程产生的。资本主义是按照自己的想象来创造一种地理图像，然而它只能发现这种图像有严重的缺憾并充满矛盾。它所创造的环境，既有利于资本主义未来发展的道路，同时却又堵塞这些道路。
　　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往往不了解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处处可见的那种纤细入微的“地理学识”。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是早期著作中的一种例外。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倾向是把大自然和地理环境不容置疑地看作是社会的一部分。卡尔·维特福格尔（1896—　）试图重新把地理决定论引入马克思主义思想，尽管这种作法本身有严重的缺点，但它毕竟重新提出了生产方式和环境条件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在苏联，出于对复兴、计划、工业和地区发展的实际需要，也导致了地理学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作为一门正式学科出现。那种对于发展这个国家的生产力的深刻而几乎是彻底的关心，是跟这样一种分析联系在一起的，即认为这种生产力的具体发展应被看作是具有地理差别的社会历史的一种动力。这种思想主要通过法国地理学家诸如比埃尔·若尔日（1909—　）等人的著作传播到西方来。
　　在20世纪早期，对于帝国主义和世界市场的研究（这是马克思留下来没有触动过的一个题目）给马克思主义思想带来一种明确的有关空间的意象。希法亭、列宁、布哈林和卢森堡把有关剥削、地理扩张、领土冲突和统治等主题，生动地跟资本积累的理论联系在一起。后来的一些作者则大力地继续贯彻有关空间的意象。中心地区剥削边缘地带，都市剥削穷乡僻壤，第一世界征服并无情地剥削第三世界，不发达的状况是由外部强加所造成的，等等（参看不发达和发达条目）。阶级斗争是通过边缘地带反对中心地区、农村反对城市、第三世界反对第一世界的斗争来解决。这种有关空间的意象是如此强烈，以致它自由地流回到甚至去解释资本主义腹地内的各种结构。一个占统治地位的都市在剥削着各个地区，在这个都市中的少数民族居住区被形容为“内部新殖民地”。在某些马克思主义著作中，《资本论》的语言（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看来正让位给一种使人不容置疑的意象，也就是说一个地方的人民在剥削另一个地方的人民。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惯有的说法中，很少涉及阶级对抗如何转化为空间结构的具体过程，或者说空间的关系与组织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的规则下产生的。
　　在60年代期间，随着对资产阶级地理学进行激进批判的力量不断加强，在这些问题上透出了新的气息。从社会主义观点出发来对地理学的正统观点进行改造的尝试取得了某种特殊的优势。然而，由属于帝国思想意识范畴的保守思想家所主宰的资产阶级传统地理学，在对不同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下生活方式和社会再生产的研究方法上，却仍然具有全球性的、综合性的和急功近利的影响作用。不过，从相对上来说，它已经比较容易成为批判的靶子，而且也比较容易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效劳。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思想还是没有多大的吸引力，所出现的只不过是埃利泽·勒克律（1830—1905）和克鲁泡特金（1842—1921）的那种无政府主义的土生土长的激进传统的短暂风暴。
　　这种激进主义的冲击最初是集中在对意识形态和地理学实践的批判上。它对地理书籍和教学中的种族主义、阶级论、种族中心论、性别歧视观点等等提出质疑。它对在地理学家中普遍存在的实证主义立场进行攻击，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统治意识的表现。它揭露了地理学家在替帝国主义效劳中所起的作用，揭露了他们在城市和地区的规划过程中如何贯彻社会统治的目标，以利于资本的积累。它试图通过对地理的哲学基础进行一种彻底的批判来揭露该学科的隐蔽企图和阶级偏见。
　　此外，这种激进主义还谋求使地理学中有关社会主义改造的各个方面一致起来并加以维系，同时力求吸取资产阶级地理学的积极方面并且对埋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地理学观点加以重新理解。虽然那些比较常见的技术——从绘图到库存资料分析——都可资利用（如同苏联的经验所表明的），但是这毕竟跟资产阶级的实践过于接近，况且那种认定这些技术具有社会中立性的想法也在制造麻烦，因此需要更多的东西。长期以来，资产阶级地理学家就在设法了解，不同的人民如何形成各自的物质的和社会的图景，以反映他们的需要和要求；他们同时还表明不同的社会集团（包括儿童、成人、各社会阶级和各种文化程度的人）掌握着不同形式的、而且往往是难以互相比较的地理知识。这已经是在确立一种比较合乎辩证主义的观点方面迈开一小步，而这种观点则是建立马克思的这样一个命题之上，我们在作用于并改变外部世界的同时也在改变我们的本性。从这样一点出发，可以为地理学安排一种新的日程，即通过对社会过程的考察，以及对由此所得出的对地理学知识（这种知识本身就是有助于这些社会过程的实现）的批判性的回顾，来对物质环境（包括物质的和社会的）的积极建设和改造进行研究。这样就可以看出，在一个社会过程中的各种矛盾（诸如建立在劳资对抗基础之上的那些矛盾）势必要反映在现实的地理图景（社会组织的空间）和我们对这种图景的解释之中。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地理学研究仍处于襁褓之中。它正对资产阶级的问题重新进行探讨，并且探索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新观点。它试图更深刻地洞察不同的社会形态是如何按照各自的想象去创造其物质的和社会的图景的。它在探讨资本主义是如何地改变和创造着大自然，它一方面使新的生产力固定在大地上，但同时又使生态变化处于不可逆转而且往往是有害的过程之中。它正在考察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空间结构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们的影响作用——地理上发展的不平衡、世界资本主义通过对资本和劳动力在地理上的动员而实现其空间的统一等等。它正在设法解释在一种由劳资对抗所主宰的社会形态中，一个地方的人民受另一个地方的人民剥削的现象（边缘地带受中心地区剥削，农业地区受城市剥削）是怎样发生的。它还正在调查空间组织（例如种族隔离）跟阶级关系的再生产有什么关系。总而言之，地理学家们正在通过地区的兴衰过程、地区内部的竞争和改组、失业的输出、经济膨胀和生产能力过剩等现象，来设法了解危机在地理上是如何表现并堕落为帝国主义内部斗争和战争的。

（DWH）

参考书目

① V.阿努钦：《地理学的理论问题》，1977年英文版
② D.格雷哥里：《意识形态、科学和人文地理学》，1978年英文版。
③ 大卫·哈维：《资本的局限》，1982年英文版。
④ R.J.约翰斯顿编：《人文地理学辞典》，1981年英文版。
⑤ M.基德隆和R·西加尔：《世界地图情况》，1981年英文版。
⑥ R.皮特：《激进地理学》，1977年英文版。
⑦ 马西莫·奎尼：《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1974），1981年英文版。

Goldmann, Lucien 戈尔德曼，卢西安

　　1913年6月20日生于布加勒斯特，1970年10月3日在巴黎逝世。
　　戈尔德曼30年代期间在维也纳求学时，接触了卢卡奇的早期著作——特别是《悲剧的形而上学》（选自《灵魂与形式》）、《小说的理论》以及《历史和阶级意识》，最后这部著作对他的思想起了深远的影响作用。其他的主要影响来自让·皮亚杰的“遗传认识论”，还有60年代期间马尔库塞提出的关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乃是控制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手段这一论点。这种观点在戈尔德曼的《论小说社会学》和他的新版《人文科学与哲学》中可以看到。
　　戈尔德曼从卢卡奇关于阶级意识的探讨中受到启迪，从而制定了他自己的有关批判理解的概念结构。这种概念结构是以“主体和客体的部分一致”这种观念作为中心，从而使一种“超个人主体”的“统一世界观”的产生成为可能。据戈尔德曼看来，只有“超个人主体”才具备这样的客观能力，即通过一种“尽可能高的意识”而在哲学、艺术和文学上达到很高的水平，而相形之下，个人的意识则具有种种偶然性和局限性。由此可见，从事文化创造的真正主体便是“集体的主体”，它表现出历史意识的各种“重要结构”，以回答置身于能动的社会总体之内的一个社会集团或阶级的决定与要求。
　　戈尔德曼发表了两篇博士论文：一篇关于康德，发表于苏黎世；另一篇关于拉辛和巴斯噶，发表于巴黎；这两篇论文都涉及详细的历史调查。在这以后，他的兴趣主要转移到方法论和超理论问题上。他在许多文章中探讨了这些问题，这些文章最初以论战的形式发表，后来被收集为多卷本。他从事创作的时候，正是结构主义在法国处于高度流行的时期，他力图阐明自己的立场，极力要在这个领域中发出批判的呼声。然而，当他把结构主义称为教条主义的片面性并对它持反对立场的同时，却把他自己的方法称为“本源的结构主义”，以此来坚持其历史的广度。大大出乎他自己意料的是，他的最流行的作品竟是一卷本的文集《论小说社会学》，该书曾几度再版，发行量很大。该书在重新恢复卢卡奇的《小说理论》中的若干重要原则的同时，要比那位匈牙利哲学家以极端得多的形式强调了物化的力量；它把卢卡奇早期著作中的原始主题跟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中的观点结合起来，并且在所谓积极的中介要从大规模具体化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中消失的情况下，寻找理解“新的小说”的关键。在这个时期，否定性的概念在他的思想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他把“结构化”与“非结构化”两者对立起来，坚持认为“工业社会的进化创造了若干不可逆转的形势”（见“参考书目”②，第19页）。由于把这样一种背景看作是具有毁灭性的社会瘫痪并对它持反对态度，戈尔德曼热烈地欢迎1968年5月事件，把该事件看作是一种解放的行动。他曾希望把自己的乐观主义政治观点转化为一种新的理论洞察力，但他并没有活到实现自己愿望的那一天。

（IM）

参考书目

① 卢西安·戈尔德曼：《伊曼努尔·康德》（1948），1971年英文版。
② 同上作者：《人文科学与哲学》（1952，1966），1969年英文版。
③ 同上作者：《隐蔽的上帝》（1956），1967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辩证法研究》，1958年英文版。
⑤ 同上作者：《论小说社会学》（1964），1975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智力结构与文化创造》，1970年法文版。
⑦ 同上作者：《卢卡奇与海德格尔》，1977年英文版。
⑧ 同上作者：《文学社会学的方法》，1981年英文版。
⑨ 萨米·纳伊尔：《戈尔德曼的遗产》，1981年英文版。
⑩ 雷蒙·威廉斯：《文学与社会学—纪念卢西安·戈尔德曼》，1971年英文版。

Gramsci, Antonio 葛兰西，安东尼奥

　　1891年1月22日生于撒丁的阿莱斯，1937年4月27日在罗马逝世。
　　葛兰西出生在贫瘠的撒丁岛上一个中下层阶级的家庭，1911年获得都灵大学的奖学金。在那里受到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家贝奈戴托·柯罗齐的著作的影响。在都灵工人阶级运动的感召下，他在1913年参加了意大利社会党（PSI），并且开始为社会主义报刊撰稿。他对于落后的农民文化和工业城市的体验，影响了他的观点的形成，即认为在意大利从事任何社会主义革命，都要具备一种全民的观点，并且必须使工人阶级和农民结成联盟。在他的作品中始终贯串着这样的主题，即工人阶级必须摆脱它的集团利益，同时必须强调文化和思想意识所具有的政治作用。葛兰西欢呼十月革命的成功，认为这场革命是由社会群众而不是由一些精英人物所实现的社会变革的范例，他还认为这场革命说明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所读到的东西都已失效，因为这些东西可能提示人们革命要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参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条目）得到充分发展以后才能实现。在他的著作中，社会主义的社会变革被定义为民主管理的扩大。
　　1919年，在葛兰西的协助下，在都灵创办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周刊——《新秩序报》。该报为当时正在迅速发展的工厂委员会运动（参看委员会条目）进行鼓吹，以便把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移植到意大利具体环境中来。在索列尔的那种认为生产领域可以为一种新文明提供基础的思想的影响下，葛兰西认为工厂委员会有助于把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让他们了解自己在生产和社会制度中的地位，并且在资产阶级已经不能够保证生产力发展的时期培养起工人阶级为创造一个新社会和新型国家所需要的技能。摧毁旧社会和维持工人阶级权力的唯一途径是去着手建立一种新秩序。由此可见，葛兰西关于领导权这一概念的根源，在这个时期就可以找到（见“参考书目”②）。这种新的工人阶级机构是在这样一种条件下产生的，即个人企业家的作用的削弱，银行和国家的投资的增加，以及由于这些在政治、社会、经济领域之间关系的变化所引起的自由民主制的危机。1920—1921年间法西斯主义的进攻，导致葛兰西对它群众基础进行分析。他认为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基础是小资产阶级中一些有不满情绪的阶层，他们被大地主、一部分工业资产阶级以及国家机器的成员当作工具来加以利用。他还认为法西斯主义可以给意大利国家的统一提供新的基础，并且预言会发生政变，虽然他倾向于过高地估计新制度的脆弱性。
　　1921年1月，在葛兰西的帮助下建立了意大利共产党（PCI）。1922—1924年间，葛兰西先后在莫斯科和维也纳为共产国际工作，当时正是共产国际内部出现了争论的时候，争论的问题是关于在苏联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建设社会主义，以及西文的社会党人和新建立的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由于在1924年被选入意大利议会，葛兰西回到意大利，担任党的领导工作，致力于把意大利共产党从其早期的宗派主义改造成为一个扎根于群众运动的政党而斗争。他于1926年11月被捕，并被判20多年的徒刑。他曾写道，他在监狱中从事研究的出发点是为了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功能进行考察。葛兰西在狱中写札记并从事各种专题的创作，这些作品受到监狱官的检查，而且可利用的资料也零星不全，但他最后竟写出了34本札记。由于他所作的每一札记都往往包含若干概念，深入到对某一个特别有争论的问题和历史事件进行探讨，而且它们当中许多问题往往有好几种说法，因此要对他在《狱中札记》里的思想进行编年的或分阶段的描述，是不可能的。
　　葛兰西对意大利的统一进行了分析，特别是分析了意大利知识分子的作用，以及新的民族国家如何作为一次“消极革命”的结果而出现，而在这次革命中农民群众充其量只能对新的政治秩序予以消极的同意。他把知识分子分为有组织的和传统的两种，前者是任何一个新的进步阶级为组织新社会秩序所需要的，而后者则具有一种走回到一个早先的历史时期的传统。他给知识分子所下的定义非常广泛，认为知识分子应包括一切“在广义上具有组织功能”的人们（见“参考书目”⑤，第97页）。他还认为所有的人都具有理性的和智慧的能力，虽然他们当中目前只有一些人在社会上发挥一种知识的功能。
　　知识分子组织着信仰的网络，组织着制度和社会关系，也就是葛兰西所说的领导权。因此，他又把国家定义为武力加同意，或是用强制武装起来的领导权（见“参考书目”⑤，第263页），其中政治社会组织武力，市民社会提供同意。葛兰西把“国家”这个词用在不同的意义上，把它用在狭隘的法律和宪法的意义上作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一种平衡，或者把它用来概括两者。一些作者批判葛兰西在国家观点上很“弱”，认为他过分强调了同意的因素（见“参考书目”①）；另一些作者则强调指出葛兰西试图对起干预作用的现代国家进行分析，然而其中区分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界线，却越来越模糊（见“参考书目”eq \o\ac(○,12)12）。葛兰西声称，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由于市民社会包含着复杂的机构和群众组织，这些国家的政权性质也就决定了只能采取这样一种战略来破坏现秩序并导致社会主义改造的彻底胜利。阵地战，或者战壕战，至于运动战或正面进攻，则是在沙皇俄国这种迥然不同的环境下取得成功，它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策略而已。由于受马基雅弗利的影响，葛兰西断言“现代王子”（指革命政党）是能够促使工人阶级创造一个新社会的有机组织，其办法是帮助该阶级去发展它的有组织的知识分子和另一种领导权。不过，资本主义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危机有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消极革命来导致领导权的改组，这样做是为了预防工人运动对少数统治者操纵政治和经济的状况造成威胁，同时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葛兰西把法西斯主义、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以及欧洲所采用的科学管理和生产流水作业线等，统统列入这一范畴。
　　在有关知识分子的想法方面，葛兰西还提出：固然专业的哲学家在发展他们的抽象思维的技能，而其实所有的人在解释世界的时候都在从事一种哲学实践，尽管这往往是采取一种不系统的和非批判的形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哲学正在成为一种“物质力量”，它对一个时代的“常情”起影响作用。应当把一种哲学体系放在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也就是说不能把它单纯地放在抽象的水平上进行批判，而是应当把它跟它帮助各种社会力量形成的思想意识联系起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实践的哲学”，能够帮助群众成为历史的主人公，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掌握着专业化的、批判性的知识技能并具有一种统一的世界观。葛兰西对他那个时代具有影响的两种观点进行批判，他认为这两种观点可以用“我们遇事应抱逆来顺受的态度”这句话来反映，那就是柯罗齐的唯心主义观点和布哈林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葛兰西认为这种解释是简单化和机械的）。葛兰西的这种态度也反映在他对于文学、民俗学以及大众文化跟“高层”或“官方”文化之间关系的批判观点上。对于后一种关系的分析是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的，即作为社会集团的知识分子究竟是如何跟人民群众和民族大众文化的发展发生联系的。
　　在抱病多年以后，葛兰西终于在1937年因脑溢血逝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他的著作的出版发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争论（见“参考书目” eq \o\ac(○,⑨)⑨；eq \o\ac(○,11)11）。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他的思想的关键领域究竟是具有意大利特色还是具有国际性？他的思想跟列宁的思想有什么关系？他的各个不同时期著作之间的联系为何？他在狱中跟意大利共产党的关系是什么？以及他在这段期间对苏联的发展起什么作用？最近的一些解释集中在他的社会主义胚胎理论及其在批判性地考察现存社会主义社会的经验方面所作的贡献。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共产党所起的影响作用以及他的思想跟欧洲共产主义的关系，也属于争论问题之列。

（ASS）

参考书目

1) P.安德森：《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自相矛盾》，1976—1977年英文版。
2) 布西—格鲁克斯曼：《葛兰西与国家》，1979年英文版。
3) A.戴维逊：《安东尼奥·葛兰西—学术传记》1977年英文版。
4) G.费奥里：《安东尼奥·葛兰西—一个革命家的生平》（1965），1970年英文版。
5) 安·葛兰西：《狱中札记选》（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6) 同上作者：《狱中札记》，I—IV卷，1975年意大利文版。
7) 同上作者：《政治著作选集（1910—1920）》，1977年英文版。
8) 同上作者：《政治著作选编（1921—1926）》，1978年英文版。
9) G.C.约克多：《读葛兰西—各种解释指南》，1975年意大利文版。
10) C.莫菲编：《葛兰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1979年英文版。
11) C.莫菲和安尼·S·沙逊合著：《葛兰西在法国和意大利》，1977年英文版。
12) 安尼·S·沙逊：《葛兰西的政治学》，1980年英文版。

Gr ǖnberg, Carl 格律恩堡，卡尔

　　1861年2月10日生于罗马尼亚福扎尼，1940年2月2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逝世。
　　格律恩堡在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后，成为一名法官，后来有一个时期当律师，但同时继续从事农业史和社会主义史的研究。1893年，他和别人一起创办了《经济社会史杂志》。1894—1899年间，他在维也纳大学当讲师，1909年他当上政治经济学的教授，从而成为一个德语大学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教授”。1924年他被任命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参看法兰克福学派条目）的第一任所长，但在1928年由于中风而不得不辞退。格律恩堡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贡献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他是所有杰出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导师，被称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之父”；第二，他创办了著名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又称《格律恩堡文库》），收集了那个时期所有主要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著，据他说，该《文库》旨在对学者个人和研究集团进行专门调查的基础上为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提供一个总的看法；第三，在他担任法兰克福研究所所长的短暂任期内，他使该所从事了富有成果的历史研究和理论探讨；尽管他的后继人麦克斯·霍克海默给予这方面的工作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指导方向。

（TBB）

参考书目

① 卡尔·格律恩堡编：《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1910—1930），I—XV卷，德文版。
② 《纪念卡尔·格律恩堡70诞辰文集》，1932年德文版。
③ 《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索引》（卡·格律恩堡），1973年德文版。其中包括君特·南宁写的格律恩堡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