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

K


Kantianism and Neo-Kantianism 康德主义和新康德主义
Kautsky,Karl 考茨基，卡尔
Keynes and Marx 凯恩斯和马克思
kinship 亲属关系
knowledge,theory of 认识论
Kollontai, Alexandra 柯伦泰，亚历山德拉
Korsch,Karl 科尔施，卡尔



康德主义和新康德主义
（Kantianism and　Neo-Kantianism）


　　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的著作，无论对于了解现代认识论还是现代社会理论来说，都具有根本的意义。在认识论方面，康德的论著把唯理论成份和经验论成份综合起来，从而有可能维护科学判断和常理判断的客观性，并且否定形而上学的推断。客观判断的形成，要求把基本概念或“范畴”以及“直观形式”（空间和时间）应用于可能感觉的经验内容。智慧在有组织的认识中起一种积极的贡献作用，而当它超越可能的感觉经验时便会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由此可以得出：我们所认识的世界是可能感知的对象的世界，即“现象”的世界，这种世界是跟“自在之物”有区别的，后者是独立于人的认识能力之外的。但是，为了实际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目的，甚至为了科学行为本身的需要，我们对于感性经验所不能达到的对象，也不可没有观念，这些观念有如：神、意志的自由和灵魂不灭，等等。这些作为“自在之物”（“本体”）的对象，不可能成为认识的对象，它们属于信仰的范围。
　　通过认识论以及把这种理论跟历史、哲学以及社会学等学科结合起来，康德的论著一直是对那些在论述科学和认识方面几乎占普遍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观点进行批判的重要源泉（参看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科学等条目）。康德承认：认识的主体在认识的构成中具有积极的贡献作用。这对于要想把科学的历史理解为除了经验性事实的逐渐积累以外的任何一种事物来说，是一种必要的假设；而且这对于任何科学的社会学来说，也是一种必要的设想。然而，康德对于“现象”和“自在之物”这两个领域所作的区分，不但是康德本身的观点发生严重困难之所在，而且也是后来在运用康德思想上产生重大歧义的根源。由于在康德的认识论中排除了对自在之物的认识，这就为把我们的认识相对地局限在“现象”或“表象”上开辟道路，从而使后来的批评家（从黑格尔直到当代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如布鲁尔和费尔拉班德等）在对科学的客观性的观念进行批判时，有可能利用康德的某些思想来推翻康德本人的立论。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来说，康德的认识论的缺憾表现在以下三个互相关联的方面：第一，表现在认为人的智慧在认识构成中具有“先天的”贡献这种违反历史的说法；据康德看来，那些基本概念都是人的智慧的普遍属性，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倾向于把人的认识能力理解为受历史的变化和发展限制的能力。第二，与此相联系的是，康德主义把客观认识的“先天”条件放在人的智慧能力之中，而马克思主义则突出地把对客观认识的条件置于人的不可缺少的社会实践中，这种实践包括体力方面，又包括脑力方面。最后，恩格斯和列宁都声称，在可知的“现象”世界和不可知的“自在之物”之间的界限，并不像康德主义所说的那样是固定的和绝对的，而在历史上只是相对的。认为对世界的强大的认识能力不决定于人的主观和先于人的主观而存在，这种认识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要点。
　　对于现代的社会理论来说，康德把现象世界（自然科学可能认识的客体）跟精神、意志、道德世界（信仰的对象）区分开来，也还是具有根本意义的。这种区分对于黑格尔来说，已经成为一种唯心主义社会本体论和历史辩证法的基础；在那里，对自我实现的精神的绝对认识，乃是对科学客观性和唯物主义进行批判的出发点。一位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认为（见“参考书目” ③），马克思对黑格尔实行唯物主义的倒置，应当理解为回到康德哲学的唯物主义成份上去。黑格尔的影响在德国衰落以后，接着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哲学文化便传播开来。作为对实证主义的一种“反叛”的形式，就是回到康德去，也就是把康德视为文化和历史科学的一种新方法论和哲学基础的源泉。这种新康德主义运动不仅在地域上四处传播，而且在对康德著作的利用上也各不相同，但其特点是在自然科学和以人类文化与历史现象作为对象的那些知识形式之间作了基本的划分。我们藉以组织我们的历史和文化知识的有关意义、价值和目的那些基本概念，在同一种意义上起着类似康德在论述自然科学知识时所说的直观形式和“先天的”范畴的功能。它们之间所不同的是，这些建立起人文科学的概念，同时也就是人类行为者藉以创造社会世界的概念。在社会科学知识上主体和客体的最终的同一性，有利于在这一调查领域内在认识及其对象之间建立起一种具有质的差异的关系。
　　富有哲理的马克思主义是跟卢卡奇和维贝尔的社会学结合在一起的，而后两者无论在思想上和历史上都植根于狄尔泰和李凯尔特的新康德主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也是新康德主义的，其中最明显的是麦克斯·阿德勒的论著。在哲学上，马克思主义后来广泛地分裂为两种倾向，一种倾向以恩格斯的晚期著作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为代表，另一种倾向则是形形色色的新康德主义。前者把人类的历史看作是大自然秩序的一个部分，对它持自然主义——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主要可以通过自然科学的认识形式来对它进行理解。后者则认为在自然科学和人类历史科学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这是由于人类社会实践的目的性和具有改造能力的性质所造成的，因此要求采取在质上有别于了解自然科学的形式来了解人类的社会实践。（参看认识论；哲学条目）

（TB）


参考书目

① 路·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载《〈列宁和哲学〉及其他论文》一书，1971年英文版。
② J.布莱什：《当代释经学》，1980年英文版。
③ L.科莱蒂：《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1973年英文版。
④ H.S.休斯：《意识与社会》，1959年英文版。
⑤ S.科尔纳：《康德》，1955年英文版。
⑥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1962年英文版。
⑦ 乔·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年英文版。
⑧ W.欧斯威特：《了解社会生活》，1975年英文版。


考茨基，卡尔（Kautsky Karl）


　　1854年10月16日生于布拉格，1938年10月17日在阿姆斯特丹逝世。
　　考茨基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历史、经济学和哲学，他在学生时代就已经给社会主义报刊撰稿。1875年，他参加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当他在1880年迁往苏黎世的时候，结识了伯恩施坦。从1885年到1890年，他生活在伦敦，跟恩格斯密切合作。在反社会党人法取消后，他回到德国，很快就树立起他作为社会民主党（SPD）的杰出理论家的地位，并创作了爱尔福特纲领（1891）的理论部分。他在1917参加分裂出去的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之前，一直在社会民主党内。1922年他又重新加入社会民主党，但已无法恢复他原先的威望。1934年，他移居布拉格，后来流亡到阿姆斯特丹，在那里逝世。
　　在1889—1914年这个时期，考茨基是第二国际的主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把马克思主义建立成一门严肃的思想学科方面起了主要的作用。他从1883年起负责编辑《新时代》杂志（这是1848年以来的第一份马克思主义杂志），并且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反对“修正主义者”（参看修正主义条目），先是在一个专门问题即土地问题上（见“参考书目” ②），后来则在更为广泛的问题上反对伯恩施坦。在19世纪80年代跟恩格斯一道工作后，他翻译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后来还编辑了《剩余价值学说》。他写了许多东西来普及马克思的经济和哲学理论，并且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基督教的起源（1908年）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宗教思想。他的最早的思想指导方针倾向于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特别是布克尔、海克尔和达尔文的论点，因此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也始终受上述这种模式的影响。他关于马克思主义是把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应用于社会的这种观点，在1927年发表的《唯物史观》一书中集其大成。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更富有宿命论成份的那些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倾心态度，使他越来越跟那些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革命行动指南而不单纯是一种分析方法的人们发生冲突。
　　《取得政权的道路》（1909年）一书是考茨基著作中最后一部为各种倾向的马克思主义（除了公开的“修正主义者”外）所接受的论著。在这本书里他重申了工人阶级应采取直接的革命行动来反对国家政权的必要性。很有意思的是，他考虑到宗主国的工人阶级跟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成同盟的可能性。在这以后，从他在大罢工问题上跟卢森堡发生争论时起（“参考书目” ⑤），他发现自己日益受到马克思主义左翼的攻击。基于他认为帝国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样一种理论信念，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采取一种暧昧的立场，从而受到列宁的严厉的谴责。考茨基对布什尔维克所进行的批评，他对无产阶级专政所持的反对态度，以及他对议会民主制的支持，这一切都导致他被列宁定为“叛徒”的罪名。然而，考茨基在他生前一直坚持他的上述批评，不过同时也就日益退出政治活动。虽然考茨基不断地大量写作，直到逝世，不过在20年代早期以后，他再也没有写出过跟他的早期著作具有同样质量的作品。

（PGo）


参考书目

① 威纳尔·希鲁门堡：《卡尔·考茨基的作品——书目要览》，1960年德文版。
② 卡尔·考茨基：《土地问题》，1899年德文版。
③ 同上作者：《基督教的基础——对基督教起源研究》，（1908年），1925年德文版。
④ 同上作者：《取得政权的道路》，1909年德文版。
⑤ 同上作者：《政治大罢工》，1914年德文版。
⑥ 同上作者：《无产阶级专政》（1918年），1919年德文版。
⑦ 同上作者：《唯物史观》，1927年德文版。
⑧ 加雷·斯汀逊：《卡尔·考茨基（1854—1938）》，1979年英文版。


凯恩斯和马克思（Keynes and Marx）


　　在经济问题和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上，马克思和约弗·凯恩斯的最主要的共同特点是：他们的方法都具有宏观经济的性质，继承着一种始于重农主义学派并为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李嘉图）所完善的传统。他们之间的最重要的区别是：马克思对于宏观经济的研究方法和估价，是把根子扎在他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这种特殊的学说（即由他所完善的劳动价值学说）之中；而凯恩斯及其学派对于宏观经济的计算，则具有一种纯经验的和“立竿见影”的性质（如以政府统计为依据来计算国民生产总值），而不跟新古典学派的价值学说（虽然凯恩斯本人仍以此学说为依据）联系在一起。新古典学派的价值学说从实质上说具有宏观经济的性质，它不存在任何通过统计进行验证的可能性。这种情况跟其他情况联系在一起，也就引起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之间对于资本估价（从非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说）的爆炸性的矛盾，在这方面英国的剑桥学派（斯拉法、琼·罗宾逊等）已经阐明了新古典学派理论的一切具有毁灭性的结论。然而对于凯恩斯来说，回到宏观经济的计算（借助于列昂节夫的投入产出表）并不是出于科研上的探求，而是一种为追求既定目的而需要的实用手段，也就是要对政府经济政策的形成起决定性的影响作用。跟马克思相似的是，凯恩斯不接受新古典学派的这样一种定理，即认为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市场规律的作用，具有自发地趋于平衡和或多或少地取得有保障的增长的倾向。而跟马克思不一样的是，凯恩斯同时也否定这样一种思想，即认为商业周期（或工业周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发生作用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凯恩斯的想法是，政府采取一种正确的反循环的政策，特别是（但不仅限于）在税收、货币供应、信贷的扩大和紧缩、利率（“廉价货币”）、公共工程等方面，尤其是通过预算赤字（“赤字财政”）和预算盈余，可以保证充分或几乎充分的就业以及即使不是永久也是长期的显著的经济增长率。
　　这种设想是奠立在一种特殊的危机理论之上（商业周期论，参看经济危机条目） ，这种理论基本上秉承着马尔萨斯、西斯蒙第、俄国民粹派、卢森堡及其学派，以及大道格拉斯等人所主张的“消费不足论”的传统。跟马克思相似的是，凯恩斯否定“萨伊定律”，根据这种定律，一定水平的供应会自动地创造出其需求。凯恩斯认为，“消费倾向”（即现有生产与其现有需求之间的关系）是受储蓄率的限制的，而储蓄率对于高收入来说，显然要比低收入为高。国民收入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跟就业水平密切相关，因此一种充分就业的政策便有助于一种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政策的实现。这些设想在美国罗斯福实行“新政”时期经过了试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英国、荷兰、法国、日本以及随后几乎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得到实施。
　　资本主义无限制地发展其生产力的倾向和群众的消费受到限制之间的矛盾，这也就是马克思对经济危机进行解释的基本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远不像凯恩斯那样建立在把周期作为单一原因来解释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始终把商品生产过剩的倾向跟资本过度积累的倾向（即不可能使额外的资本保持一定的平均利润率水平上）联系在一起。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民收入不仅跟消费和就业的水平密切相关，而且跟利润率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就业水平也是跟利润率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可见，一切能够促进充分就业的力量，只有在它们无损于利润率或者不带来其他有损利润率的倾向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作用。同样地，一切能够提高利润的力量，只有在同时为“最终的消费者”扩大市场即导致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才能够做到加速长期的经济增长。这样一个周期发展的基本问题，还没有一个政府的经济政策能够在长期内加以解决。
　　由于凯恩斯和他的信徒们所遇到的不是一般理论性的挑战，而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规模失业这种挑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时认为发展军备所造成的繁荣已经过去）重新出现失业现象的威胁，因此他们倾向于忽视马克思主义者的警告，同时把他们的论战目标集中在反驳“正统”新古典主义自由派的论断上，后者认为凯恩斯及其信徒们的政策到头来会导致迅速的通货膨胀。作为一位精明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凯恩斯甚至断定，工人阶级和工会在名义工资水平提高而实际工资受到缓慢侵蚀的情况下，要比名义工资降低而纸币币值保持稳定的情况下表现出更少的反抗。不过，今天他的信徒们则主张有必要对工资实行控制以对付“滞胀”。货币主义者和凯恩斯本人曾经想要通过政府政策（货币主义者表现在货币供应方面）来实现的东西，新凯恩斯主义者则想通过“收入政策”（即通过政府控制工资）来实现，在这方面可以跟或可以不跟工会官僚机构进行合作，这要看情况的可能而定。
　　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为实现充分就业而提出的建议，其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凯恩斯接受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并且完全在这种框架内提出自己的建议。这种制度的最大的弱点（它曾导致“新政”在实现充分就业上的失败，此外还反映在其他事例上）就是：“赤字开支”和有利于大众消费的一般措施确实能够暂时地提高消费品的销售和生产，但是它们只有在同时提高利润率和预期利润的情况下，才能够引导资本家去追加生产投资。这就需要许多偶合的条件，而这些条件一般是不具备的，而且当然也不是凯恩斯的政策所能创造出来的。至于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没有必要去接受资本主义的内部逻辑的。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去实现社会的目标，以及如何制订政治策略来为实现该目标创造前提条件。这就意味着要创造另一种具有不同经济逻辑和生产关系的经济制度，意味着向社会主义过渡，意味着剥夺资产阶级，意味着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政权。
　　人们一直试图弥合凯恩斯主义的方案和马克思主义的方案之间的距离，这不但在理论领域如此（例如卡列斯基），在经济政策领域也是如此。后者表现为“混合经济”的倡导者所提出的经济政策，他们主张要有一个强大的公有经济成分，以便在利润率下降和私有经济成分发动“投资罢工”的情况下，能够产生足够的生产投资来抵销这种“罢工”。然而，没有证据说明这样一种模式曾经奏效或者能够生效，没有证据说明有可能把为追求利润而生产的逻辑和为满足需要而进行计划生产的逻辑这两者结合在一种经济之中。（参看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条目）

（EM）


参考书目

① 卡尔·库勒：《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1979年英文版。第2卷，第4篇。
② P.马蒂克：《马克思和凯恩斯—混合经济的局限性》，1969年英文版。
③ 琼·罗宾逊：《马克思和凯恩斯》（1948），载霍罗维茨编《马克思和现代经济学》，1968年英文版。
④ 都留重人：《凯恩斯与马克思—总体方法论》（1954），载霍罗维茨编《马克思和现代经济学》，1968年英文版。


亲属关系（kinship）


　　当人类学家研究“亲属关系体系”时，他们所考虑的事情是多种多样的，诸如社会个人的分类、社会集团的补充、性别的作用、资源的支配和转移、居处的动态、家庭的关系、婚姻和财产继承的法规、以及性的象征等等系统。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许许多多的问题只能从生产方式的意义上得到理解，因为亲属关系体系是在不同的生产方式内运行，它们是生产方式的一个部分，并且仅仅是在历史的、动态的框架结构内发生作用。从这种观点出发，亲属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因为这种研究的重点是在于研究一些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制度和动态，以及研究所有社会中的广泛的社会发展过程跟日常生活的联系。值得强调指出的是，从以上这两种不同观点来看，这种研究的对象都是一种对人实行文化分类的社会体制，而这种分类既要照顾到生物学的事实（生殖），又要跟这些事实保留区别。
　　在所有的生产方式中，亲属关系都在某种程度上起作用。马克思主义在对亲属关系进行分析中的主要难题，是弄清楚各种集团的结构成分跟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同时既要强调亲属关系所起的结构性作用，又要强调它作为思想意识再生产的关键性因素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统治的关系（包括亲属集团和整个社会内部）是至关重要的。
　　在国家出现以前，社会是由结构上相同的亲属集团组成，这些集团的内部关系（“政策”）也就由“亲属”关系所构成。在这里必须划清集团社会（由采集者、狩猎者组成）和血缘社会之间的根本区别；前者大体上是平等的；后者虽然从现代标准来看也是平等的，但却把人民组织在一些潜伏着竞争的从属单位中，这些单位俨然成为生产和消费的基础。今天，集团社会制度往往出现在土地贫瘠和资源有限的地区，而这些社会的亲属关系的通则是强调在对下属集团的成员身份不严加限制，强调集团之间的合作，并且愿意让别人在自己土地上使用为在这种环境下生存所必要的资源。这些社会的平等实质还扩大在两性之间的关系上：妇女在生产作用和她们的人身自主都得到确认和高度尊重（参看原始共产主义条目）。
　　相形之下，血缘社会中亲属关系则在经常竞争的、自立门户的社会集团之间设置屏障。这种亲属关系往往发生在园艺业和畜牧业的社会里，它是以血统（母系、父系或父母两者）为通则，限制别人使用自己的资源，这种关系曾被人们错误地归纳为私有财产的一种形式，但恰当地说，它事实上只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前身而已。在这些社会里，竞争明显地出现在各世系（即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实行内部联姻的各群体）之间，并进一步从世系内部的地位和等级上反映出来（见“参考书目” ⑧）。可见，这些制度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我们从中（特别是从世系之间和它们内部的等级关系上）可以找到社会等级制和阶级划分的起源。此外，如果再把居处从母系、叔伯系统直到父系的转移以及婚姻和财产转移关系的出现这两者结合起来进行考察，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中对男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结构的起源作出最好的论证。在新近出现的有关妇权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论著中，就恰当地把男人和女人的社会地位差别放在比较广阔的社会经济角度中进行探讨（见“参考书目” ①——有关世系之间及其内部的等级关系部分；④——有关男人社会结构的出现；⑦——特别是其中古典和萨克斯的文章；以及⑥）。
　　在产生了国家的社会里，亲属关系在原先的集团社会或血缘社会中所占有的中心地位被另一种法律原则和组织原则所取代，尽管血缘关系的生产方式可能在那些具有混合生产方式的国家里作为一种被压缩的成分保留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处于从属地位的亲属体系在生产和日常生活组织中的实际职能虽然大部分仍然保留下来，但是它却失去对剩余产品的支配权和政治上的自主权。在这些社会里，民族主义跟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种种特征发生冲突，而对剩余产品实行强制征收的制度则又跟民间集团的职能发生冲突。此外，在国家社会中，男人的统治地位具有一种更为广泛和严格的制度化的形式，而国家舞台便成为男人的领地。这种紧张和冲突的状况，虽然随着统治人物把亲属关系的思想意识移入国家立法制度和剩余产品的支配通则中去而可能在思想意识上有所缓和，然而总的倾向则是对血缘关系的完整性和这种关系的模式进行瓦解。西非王国达荷美就表现了这种动态（见“参考书目” ③），这种动态在封建主义的欧洲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得更加清楚，在那里，较为悠久的历史文献更为详细地记录了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组织如何被吸收到占统治地位的商业和个人主义的国家中来，而国家和市场又是如何逐渐地担当起亲属体系的职能，把这个体系瓦解为越来越小的单位。这不仅牵涉到跟国家相对立的法制单位的结构和规模的缩小，以及生产、消费和互助单位的结构和规模的缩小。
　　无论是在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后农业国家里，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最终消灭了亲属集团在职能上独具一体的方面。人们越益以个人的身份跟国家打交道。伴随着劳动社会化而来的是个人生活（即家庭）的私自化，从而使生产劳动跟亲属关系相脱离；而家庭单位尽管在理论上仍然是消费和社会生产单位，但实际上其规模却不断缩小——最近缩小到两个人甚至一个人。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特点是，家庭被于置于财富的社会生产和它的私人积累这种制度的矛盾之中。有大量的论著探讨了核心家庭的争议性问题（参看家庭，女权运动条目）。在这里我们还要讨论三个问题。首先要谈的是有关殖民主义对于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传统社会或原始国家社会的影响。尽管在做法上有很大的不同，殖民主义制度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试图维持社会再生产的负担，即维持其下层阶级的生计，从而超越其生产剩余产品的利益范围。这些地方的人民，为了应付由于局部的无产阶级化所必然引起的对他们的生存基础的瓦解作用，便依靠前殖民主义生产方式的种种特点来重新改组他们的社会组织，其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诸如公社化的乡村（见马克思在1881年3月8日致查苏利奇的信和信稿中有关俄国乡村公社的论述，该信稿收入《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1卷）；封闭的独立村社（见“参考书目” (○,11)11）；以及从权宜之计出发未“假结亲缘”的妇女关系网（见“参考书目” ⑦中布劳恩和卢博的文章）。在上述这些渠道中，亲属观念是能够使这些新的社会安排跟传统的公社合法形式结合起来的不言而喻的手段。
　　类似的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网络也存在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中心的城市贫民中。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事例之一，就是斯迭克所描述的在一个美国黑人妇女社团中出现的制造“亲属”关系网的现象（其中往往包括“假结亲缘”的做法，见“参考书目” ⑨）。这些妇女所采取的这种权宜之计，与其说是要把亲属纽带关系局限在一定的范围，毋须说是要把亲属的互惠关系大大地扩展。这种做法，正如斯迭克所指出的，对于生存来说是至关重要并卓有成效的，虽然事实上有悖于资产阶级文化的那种自我奋斗的伦理。
　　这种谋求生存的策略建立在各种经济合作的形式之上，并且还要依靠人们反对自己作为下等阶级被并入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那种反抗性。相反地，已经完全加入资产阶级社会的中等阶级，则适应历史的要求发展了一种核心家庭的形式，从而使公民社会的需求体现在亲属集团的结构之中。面临着近来核心家庭组织在结构上的瓦解，中等阶级已经进一步建立了“自己的”个人主义的、以市场合同制关系为基础的私生活方式。可见，中等阶级并不是把一种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替换手段（连同一整套互助互惠的要求）延伸到“非亲属关系”中去，而是试图利用一种市场伦理学来挽救家庭集团。这种倾向通过诸如“谈判”、“调停”、“作用”、“合同”这样一些语言和策略表现出来，其后果是大大地限制了在父母和孩子之间（兄弟姊妹之间则比较少见）那种跟亲属关系相联系的广泛的义务和要求的应用范围。另一种习惯上的亲谊关系则包含在“友谊”这个范畴中，这种关系，如同拉普所指出的，可能会产生感情上的支持，但不会产生承担分享财物的义务（见“参考书目” ②）。因此，这是一种个人化的、并由于“支持”有抽象与实际之分而呈淡漠的关系。此外，这种关系是有极限的，它也象新的核心家庭一样，要受到个人的“代价和利益”的检验。最后，通过选拔出一整批专业人员来管理和维持上述关系，这一发展过程也就完成了。
　　“亲属关系”可以解释为构成社会秩序的立即再生产的一整套实践。在国家出现以前的最原始的社会形态里，亲属关系处于社会制度和思想意识的核心之中。随着农业国家的出现，亲属关系在职能上发生了分裂，一方面是它作为意识形态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是它在实际的“日常生活”和事实上对统治进行反抗中所起的作用。随着资本主义一体化的实现，亲属关系最后成为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统治状态本身。

（NK和DSK）


参考书目

① 古奥·卡特林：《努尔人的亲属关系再考察》，载贝德尔曼编《文化变迁——纪念伊文思——普里查德论文集》，1971年英文版。
② 同上作者：《家族的起源》，载赖特编《论妇女的人类学》，1975年英文版。
③ N.卡茨和D.S.坎姆尼策：《生产方式和统治过程——达荷美的古典王国》，载莱昂斯和罗特坦编：《政治经济学的新方向——一种从人类学出发的研究方法》，1979年英文版。
④ E.B.李科克：《恩格斯<家族的起源>一书介绍》，1972年英文版。
⑤ R.拉普：《现代美国的家庭和阶级——意识形态理解札记》，1978年英文版。
⑥ W.莱希：《性的革命》，1945年英文版。
⑦ R.赖特编：《论妇女的人类学》，1975年英文版。
⑧ P—P.雷依：《血缘关系的生产方式》，1975年英文版。
⑨ C.斯迭克：《人皆我亲》，1974年英文版。
⑩ E.泰雷：《爪曼阿布隆王国的阶级和阶级意识》，载M.布洛赫编《马克思主义分析与社会人类学》，1975年英文版。
⑪ E.R.沃尔夫：《中美洲和爪哇中部的封闭公社》，1957年英文版。


认识论（knowledge，theoryof）


　　显而易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所出现的种种紧张关系，诸如在实证主义和黑格尔主义之间，在社会科学和历史哲学之间，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的（人道主义或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之间，等等，都源自于马克思本人著作中的矛盾心态和倾向。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能从他的著作中推断出：（1）他的认识论的观点和（2）关于超越马克思主义并对它内部的两分法予以部分解释的认识论的观点。
　　关于（1）马克思的认识论有两个重要的论题：（甲）对客观现实的强调，即根据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强调自然形态的独立的现实性和社会形态的相对独立的现实性，这就是在本体论或“不可及”范围内的现实主义；（乙）在认识过程中对工作或劳动的作用的强调，从而强调其产物即认识的社会性和不可简化的历史性，这也就是在狭隘的认识论或“可及”范围内的“实践主义”。（甲）是跟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结构的实际变化相一致的；至于（乙），马克思则认为它依赖于有目的人的中介作用即实践。从一个主体的生产活动和一个社会过程的再生产或改造这种意义上看，对象化过程必须既跟（甲）那种作为外部存在的对象性相区别，又必须跟在特定的社会中具有历史特点的即异化的劳动形态相区别。由此可见，在马克思那里，“对象”及其同性物便有四层意思了。上述的这两个具有内在联系的论题——对象性和劳动，也就从认识论上排斥了经验主义、唯心主义、怀疑主义、教条主义、超自然主义以及反自然主义等等。
　　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曾对唯心主义进行有力的、时而还是非常精彩的批判，这种批判在他个人历史上是他从哲学走向实在的社会历史科学的手段，并且为了解他的新科学的内容提供了钥匙。然而，马克思却从来没有对经验主义进行过等量齐观的批判。他的反对经验主义的言论，只能从《资本论》所包含的科学现实主义，从方法论上进行实际的、非理论性的阐述中找到，以及散见于少量哲学篇章中。这种在批判上的不平衡状态，其后果之一便是在马克思的认识论中，实在论的一头跟实践论的一头对比之下，便相对地落后了；同时还使马克思的认识论在精巧的唯心主义〔大致上可以理解为只有（乙）没有（甲）〕和粗糙的唯物主义〔大致上可以理解为只有（甲）没有（乙）〕之间浮移不定。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其中还结合了对先验论的猛烈批判）包括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即费尔巴哈阶段里，观念被看作是有限的、肉体的头脑的产物；在第二个阶段即别开生面的马克思阶段里，这种肉体化的头脑则被设想为历史上发展起来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产物。第一阶段包含着对黑格尔的主语一谓语颠倒、把存在归结为认识（“认识论的谬误”）以及使哲学脱离社会生活（“推测的幻想”）等方面的批判。第二个是反个人主义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费尔巴哈的关于一种固定的人的本质这种人本主义或本质先于存在的论断，则被一种关于历史发展的社会性的论断所取代。“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他还认为生产力、资本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每个个人所遇到的既定的东西，是“人的本质”的真正的基础（参看《德意志识形态》第1章）。与此同时，马克思还想坚持这样的观点：“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由此可见，马克思力求树立这样一种观念：社会过程的再生产和改造是在人的实践中并通过人的实践来实现，而实践本身则反过来受这个过程的制约，并由这个过程赋予它以可能性。“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马克思是否曾设想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从而使社会过程融合在实践之中呢？这一点很难证明（参看决定论条目）。不管怎样，《资本论》的主要内容不是人的实践，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关系、矛盾和倾向。“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资本论》第1卷，第12页）。
　　马克思从来不大怀疑朴素的物质对象的现实主义——这种观念认为物质对象不取决于对它们的认识而独立存在；然而，对于科学现实主义——这种观念认为科学思想的对象乃是真正的结构、机制和关系，认为尽管这些结构、机制和关系通常跟它们所产生的表现形式、表象或事件不相符合而且甚至是截然对立，可是它们在本体上对于后者却是不可缺的——，马克思却是逐步地、有起伏地并且是相当晚地才建立起自己的信仰（参看实在论条目）。不过，到19世纪60年代左右，科学现实主义的主题提出了下面这样一个不断反复的唱段：“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资本论》第3卷，第923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日常经验只能抓住事物诱人的外观，如果根据这种经验来判断问题，那么科学的真理就会总是显得不近情理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78页）。马克思自认为他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真正内在关系、因果结构以及动力机制进行科学的阐明来反对庸俗的经济学，而同时通过对上述问题进行恰如其分的（非拜物教的、历史学的）阐明来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方法实际上包括如下三个方面：①一般的科学实在论；②一个领域——特定的（或批判的）自然主义；③一个主体——特殊的辩证唯物主义。在①这方面，马克思跟任何科学家一样，关心的是对他所接触的现象作出首尾一贯、无懈可击、令人信服、并且以经验为依据的解释。在②这方面，他的自然主义的特点是具有一系列社会科学调查研究（它有别于自然科学的调查研究）的特殊性，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形态对实践、观念、空间和时间等因素的依存关系，还有历史的反射性；后者其所以需要，是考虑到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历史所描述的过程的一部分，而且事实上对理论的经验性检验既不能靠实验室的方法来确立，又不能在封闭的系统中自然地发生，面是要依赖于解释性的、非预见性的虚虚实实的准则。（在这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所乞灵的“抽象力”，既不能取代“显微镜”和“化学试剂”，又无济于他的真正的经验性实践）。在③这方面，马克思的各种解释具有这样的特性，即采取了对所调查的对象进行解释性批判的形式，根据这些解释，所调查的对象被揭示为辩证矛盾的东西。马克思的科学批判既涉及（Ⅰ）概念的和概念化的实体（经济理论和范畴以及各种表现形式），又涉及（Ⅱ）需要这些实体或对它们作出解释的对象（各种结构关系的制度）。就前者而言，实体是纯然虚构的（如工资形式），拜物化的（如价值形式），否则就是有缺憾的；就后者而言，马克思的解释，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从逻辑上会导致对产生这些实体的对象作出否定性的评价，并且认定它们会发生实际的变革。马克思把特殊系统的辩证矛盾（诸如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视为资本主义在结构上的本质性矛盾及其神秘化的表现形式。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这些矛盾引起各种各样的历史性矛盾，而后者既有推翻资本主义组织原则的倾向，又为用另一种社会来取代资本主义提供了动机和手段，在这种社会里，“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资本论》第3卷，第926—927页）。
　　据马克思看来，如果唯心主义是哲学的典型的缺憾的话，经验主义则是生来缺乏常识。马克思决心既反对唯心主义本体论的各种形式、思想和观念（连同它的概念的或宗教的总体），又反对经验主义本体论的既定的原子的事实及其固定联系，他主张把真实的世界设想为一个有结构、有差别并且是在发展着的世界，这个世界，只要我们存在，就是我们认识的可能的对象。因此，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提纲》中对旧的“直观的唯物主义”进行批判的实质。在于反对它使现实非社会化和非历史化，认为它充其量只能够促进而不是能够维持“科学性”。还有，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终稿和其它地方对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顶峰——黑格尔哲学所进行的批判，其实质在于反对它扰乱了科学的层次并且使现实非历史化，认为它只能促进而不能维持“历史性”。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马克思的新的历史科学在认识论上具有两个要点：以唯物主义标志其一般形式（作为一门科学），以辩证法为其特殊内容（作为一门历史科学）。然而，我们可以列举许多事实来说明，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是融会在辩证唯物主义之中还是割裂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中，在认识论上都落后于马克思的见解。这类哲学的辩证法实质上还是按照唯心主义的模型铸造出来，而它的唯物主义则基本上表现为经验主义的形式。
　　马克思（还有恩格斯）通常把教条主义跟唯心主义和理性主义联系在一起，把怀疑主义跟经验主义联系在一起，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坚决地否定了两者；他们宣称他们的前提“不是教条”，而是“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页）。同时，他们还嘲笑那些“现代革命哲学家”的思想，说他们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页）。由此可见，一方面（在可及的范围内），他们所首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作为一个在经验上没有止境的研究纲领提出的；另一方面（在不可及的范围内），他们确定自己对一种具有超越事实的活跃的结构的客观本体论的信仰。
　　关于（2），马克思对待认识论的立场也是围绕着两个相互联系的主题来转动的：即强调（甲）认识过程的科学性和（乙）认识过程的历史性（当然，新的历史科学的主题是用来给认识论增加分量的）。一方面，马克思使他对自己表现为在从事一种科学的创建，因此他看起来是在致力于建树若干认识论的前提（例如制定划分科学跟思想意识或是艺术之间的界线的标准）；另一方面，他把一切科学，包括他自己的，都设想为历史形势（和在历史形势中一种具有因果关系的有力动因）的产物，因此必须探求从历史上对它们进行解释的可能性。（甲）和（乙）构成了认识过程的两个方面（“内在的”和“外在的”方面）：只有（甲）没有（乙），会导致科学主义，即科学跟社会的历史领域脱节并势必形成缺乏历史反射性；而只有（乙）没有（甲），则会陷入历史主义，即科学被归结为历史过程的一种表现并势必导致在判断上的相对主义。以上这两个方面，是统一在一个对具有历史特征的认识论进行解释性批判的规划之中的。
　　然而，正如在他的科学领域中所表现的那样，马克思从其哲学走向科学所经历的道路的特点是，他对内在领域的探索实质上仍然没有化为理论。的确，马克思在早期阶段中从无产阶级身上看到哲学的实现并认为必须通过该阶级来完成，可是紧接着，他这种明确的观点却在第二个即实证论阶段上突然停顿下来，在这个阶段里，哲学看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完全被科学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页）。这种有关哲学的抽象的综合的概念，被晚期的恩格斯所册立，成为第二国际的正统观念。不过，在恩格斯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却存在一种独特的矛盾，这是因为他的实践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只是一名受雇佣的低级劳工——一种显然为马克思所赞同的洛克功能。还有，只要社会条件不仅引起哲学上的“认识问题”，而且把认识作为实践的、历史的问题提出来，那就很难看出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摆脱认识论的干预以及如何处理由此引起的种种观点的。无论如何，如果在马克思的实践中含蓄着第三种观点的话，那么这种观点就是把哲学（以及一种有力的认识论）设想为依赖于科学和其他社会实践，也就是设想为一种不同于一般形态的、融实践与认识于一体的要素。这种哲学，无论跟老黑格尔的“德国学者概念联系法”还是卢卡奇—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观点，都毫无共同之处；它倒不如说是一种以其独到的全面优势为特征的自然主义科学。
　　晚期的恩格斯在哲学上所进行的具有广泛影响的干预，其主要特征如下：（1）把一种实证主义的哲学概念跟一种前批判的科学形而上学结合起来；（2）把一种不可简化的、自然发生的宇宙学跟一种一元论、程序化的存在辩证法实行牵强的综合；（3）给这样一种包罗万象的辩证法本体论配上一套反射性的认识论的轭具，在这里，思想被想象为实际的反射或对实际的临摹；（4）对主观主义进行猛烈的批判，强调自然的必然性，同时强调在实践上对怀疑主义的批驳。在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反杜林论》；这时期，自然辩证法跟反映论的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正统哲学的标志，它被普列汉诺夫（继狄慈根之后）称为“辩证唯物主义”。不幸的是，恩格斯对因果关系的偶然性所进行的批判，并没有辅以对它的现实性进行批判（休谟所同意的黑格尔的一种观念），或者是在同等的程度上注意到在社会生活中人的实践对自然的必然性所起的媒介作用。此外，尽管他对科学史的特殊事件具有伟大的洞察力（例如，他的那篇堪称奎那以后的杰作——《资本论》第2卷序言），可是他的反映论所起的作用却是对可及的范围进行斧削并且倒退回冥思苦想的唯物主义。因此，反映在考茨基、梅林、普列汉诺夫和拉布里奥拉等人著作中的第二国际的主要思潮，充其量只不过是去拥抱一种实证主义的、在更大程度上是宿命论的进化论（以考茨基为例，在他那里达尔文的论点较之马克思的论点有过而无不及），而且所关心的主要是把马克思的著作系统化，而不是发展它，或者是扩充它。自相矛盾的是，由于恩格斯进行干预的主题是唯物主义，这种干预所表现的意图是为了确立和捍卫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的特殊的自主状态，然而其结果却是出现了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跟恩格斯所从事批判的超自然的一元论（海克尔、杜林等人的“机械的”、“简化的”、唯物论）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列宁的杰出的贡献在于他坚持了哲学干预的实践性和利益性，以及比较明确地认为这种干预对于日常的科学具有一种相对和自主性；以上这两个方面都部分地改善了恩格斯思想中的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的阵容。列宁的哲学思想的发展经过两个阶段：《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反映论的论战性著作的发表，为的是遏制马赫思想在布尔什维克圈子里的传播（例如通过波格丹诺夫）；而在《哲学笔记》这部著作中，恩格斯那种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具有指导意义的对照已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而把位置让给辩证思维与非辩证思维之间的对照。苏联在20年代曾出现过一次激烈的、然而却是为时短暂的辩论，这次辩论发生在诸如德波林这些人和布哈林这些人之间，前者强调的是辩证法的一面，而后者所强调的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唯物成份。由此可见，恩格斯的认识论遗产中的两个词——“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尽管曾被伯恩施坦所否定，但是却被列宁在不同时期加以强调，具体化为苏联哲学界在德波林和机械论者（他们在斯大林时期被册封为“辩证唯物主义者”之前）之间的内部对抗，并且形成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对立思潮。
　　在阿德勒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成为一种自觉批判的认识论；如果以康德的用语来表达的话，这有两层意义：从类比的意义上说，马克思像牛顿一样，已经有可能形成康德的一个问题，即社会化为什么是可能的？从直接的意义上说，就是社会性已经是经验是可能性的一个条件，正如空间、时间以及各种范畴在康德那里一样。对于阿德勒来说，马克思的理论应作为一种经验控制的批判论来理解。这种理论的对象——社会化的人类——是受类似自然规律的那些规律支配的，而这些规律是要依靠有目的的、以价值为指导的人的活动来起作用。
　　在我们以上所考察的思想家中，还没有任何一个人怀疑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门科学（参看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然而，与此同时，却很少（如果有的话）有人强调马克思的理论中的真正辩证法或黑格尔的成份。其原因，毫无疑问，在很大程度上是要由马克思的著作的艰深来负责的（例如他在《资本论》中对价值理论的阐述以及后来发表的其他主要著作的内容）。可是，这种状况目前已经改变了。的确，曾促进法兰克福学派工作开展的卢卡奇在其所阐明的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中（见“参考书目” ⑨），在戈尔德曼创始的结构主义中，都给马克思提供了几乎跟恩格斯具有同样影响作用的典范解释；而在科尔施的著作（“参考书目” (○,12)12）和葛兰西的著作中（见“参考书目” ⑦），则已经截然改变了恩格斯的传统所主要强调的东西。
　　他们的认识论的一般主要特征可归纳如下：（1）历史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工人阶级的理论表现，把自然科学视为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从而引起劳动认识过程的内在范围的瓦解，与此同时，否认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社会科学，而认为它是一种具有自己的广泛汇总的观点的、自给自足和自主的哲学或社会理论；（2）反客观主义和反反映论。这是建立在世界是由实际构成的思想之上的。这种观念导致科学的不可及范围的瓦解或是有效的中立化，并且相应地导致认识论上的唯心主义和判断上的相对主义；（3）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观方面和批判方面的恢复（包括卢卡奇对马克思理论的一个主要成分的重新发现：拜物教的理论），而这些方面都曾被第二国际的实证论的科学主义所淹没。
　　现在，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是一种主体的表现，而不是对一个客体的认识；它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科尔施，见“参考书目” (○,12)12，第42页）。此外，它不仅是自给自足的，也就是像葛兰西所说的那样，具有“为构成世界的完整概念所需要的一切基本要素”（见“参考书目” ⑦，第462页），而且正是和仅仅是通过这种自给自足的状况而出类拔萃。因此，卢卡奇认为，“构成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决定性区别的，不在于是否把经济动机放在首要地位，而在于总体性的观点（这个论点卢卡奇后来在他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中还一再强调）……整体对其各部分的无所不至的崇高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的方法的实质”（见“参考书目” ⑨，第27页）。从这个观点出发，自然科学本身就表现为资产阶级的片断的、具体化的视象，它创造了一个由分隔在不同的局部领域的、跟任何有意义的总体性不发生联系的纯粹事实所组成的世界。这样一来，卢卡奇也就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历久不衰的传统，即将科学跟它的实证主义的错误表现混为一谈，并且赤裸裸地用辩证法的思想来跟分析性的思想相抗衡。
　　对于卢卡奇来说，无产阶级是同一的历史主体和客体，而历史（根据卢卡奇的循环论法）则是这个事实的实现。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即按照（这种循环论法）无产阶级由于变得不断自觉而赋有的意识，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所依靠的商品的地位，因而开始去改变它。卢卡奇认为：《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4节对商品拜物教的论述，“本身包含了整个历史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整个自我认识，这种认识应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见“参考书目” ⑨，第170页）。卢卡奇的认识论是理性主义的，而他的本体论则是唯心主义的。更为特别的是，他的总体性（正如阿尔都塞所指出的）是“表现性的”，因为它的每一阶段或部分都隐含着全体；它还是目的论的，因为它预先认为现在只是对着未来（实现了同一性的未来）而言才是可以理解的。马克思的本体论所具有的是结构，而恩格斯的本体论（突出过程）和卢卡奇的本体论（突出总体性），两者都缺少结构。
　　对于葛兰西来说，自在的现实这一观念本身就是一种宗教残余，事物的对象性必须根据人们普遍的内在主观性来重新确定；这种主观性也就是认识的一致性，它像渐近线一样在历史上临近，而只有一种实践完成以后，才能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最终实现。葛兰西指出：“根据实践的理论，人类的历史显然不能用原子论来解释，恰恰相反，原子论如同所有的其他的科学假设和见解一样，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见“参考书目” ⑦，第465页）。这种观点包含着双重的瓦解：从不可及到可及的范围的瓦解，从内在到外在范围的瓦解。就第一个方面而言，葛兰西的见解使人想起马克思嘲笑蒲鲁东的话，说像他这样一位“真正的唯心主义者”，他无疑相信“血液循环应当是哈维的理论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77页）。葛兰西十分愿意坚持的关于我们认识的历史性（还有这种认识的各种对象的独特的历史性）并不能驳倒我们认识对象（还有它们的历史性）的他性观念，而实际上却是依赖于这种观念。
　　卢卡奇、葛兰西和科尔施全都反对任何像恩格斯那种类型的自然辩证法；不过，卢卡奇这样做是为了提倡一种二元论的、浪漫主义的反自然主义，而葛兰西和科尔施这样做却是为了提倡一种历史性的、具有人的形态的一元论。卢卡奇把辩证法看作是原始的主体跟异化的客体重新实行统一的过程，主张只能把辩证法运用于社会领域；而葛兰西和科尔施则认为，我们所了解的自然乃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因而它是辩证的。在葛兰西的那种存在和认识实现了统一的理论中，不可及性已经完全丧失。在卢卡奇的那种同一性是有待实现的历史后果的理论中，不可及性保留在两种形态中：（Ⅰ）作为一种认识论上的无活动力的自然，它被想象为跟人类解放的辩证法不发生任何整体的联系；（Ⅱ）作为在无产阶级自我意识实现以前的人类历史中的异化领域。
　　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属第二代）以及他们的伙伴们的“批判理论”，其认识论的主题主要是：（1）对卢卡奇式的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绝对历史主义进行一种修正，重新强调理论的相对自主；（2）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概念进行某种批判；（3）强调对客观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批判。

（1）这个主题是伴随着无产阶级作用的逐渐分散的现象而提出的，这种现象最终导致失去任何有历史依据的解放媒介，这样的话，像是对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的一种追忆，革命理论呈现为个人的一种属性（而不是一个阶级的表现），它被放置在像费希特所说的那种“Sollen”即“应该”的规范水平上。这种势必发生在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分裂现象，曾被马尔库塞辛辣地表达如下：“社会的批判理论不具备能够填补现在与未来之间鸿沟的概念，由于不能把握未来和显示成就，他仍然是消极的”（见“参考书目” (○,13)13）。这就突出了一种悲观主义和判断主义、这种东西（连同它关于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分析思想的完全消极的、浪漫主义的和非辩证法的概念）把它的社会理论设想为（如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那样）认识论的真正的宝库，然而它却是在相当程度上离开了马克思的理论。不过，这倒使它能够去阐明那些被马克思本人的乐观的理性主义和普罗米修斯主义所模糊了的问题。

（2）批判理论在一种解放的动机和一种纯技术或工具性的动机之间所进行的关键性比较——从霍克海默的《传统和批判理论》（1937）到哈贝马斯的《知识与人的利益》（1972）——在逐步进行，终于起来反对马克思本人对劳动的强调和他把自然纯粹当作人类的开发对象的概念。因此，马尔库塞所设想的解放的社会，其特征既不是合理调节必要的劳动，又不是创造性的工作，而是使工作本身能够升华为美感爱欲的游戏（见“参考书目” (○,14)14）。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马克思认识到劳动及其所起的作用之间的区别，这从他分清生产力跟生产关系的区别可以看到，但是他却把自身的实践用一种实证主义的方式加以曲解，从而把人类自身的形成归结为劳动。不过，可以提出来争论的是，马克思并没有把劳动仅仅理解为一种技术性的活动，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经常发生在一个具有历史特点的社会中并通过这个社会来实现的活动，因此，不是马克思，而是哈贝马斯对劳动采取一种错误的、不加批判的实证主义论断，即把它看成一种通常属于自然科学的技术活动，也就是可以用演绎一法则论的模式来恰当地加以表现的活动。

（3）哈贝马斯企图把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一个是作为纯粹自然过程的一种结果的人类的概念；另一个是包括自然（它构入人类的活动并通过这种活动来构造）在内的现实的概念。哈贝马斯的这种企图反映了任何超验的实用主义的二律背反。因为它导致这样一种二难推论：如果自然作为一种被构造的对象性而具有超验地位的话，那它就不能成为从事构造的立体的历史场所；相反地，如果自然是主体的历史场所的话，那么它就不能够单纯地成为一种被构造的对象性——它必须是自在的（而且，从偶然性上看，对于我们是一种可能的对象）。这样一种观点，看来是深为阿多尔诺所赞许的（从他坚持对象性对于主观性的不可简化性来看）。实际上，阿多尔诺是把第一哲学（包括马克思的认识论）所固有的弱点加以孤立，把它看作是把一对相互间不可简化的对立面中的一方对另一方实行削减的一种经常性倾向（如在恩格斯式的马克思主义中的意识之于存在，以及卢卡奇式的马克思主义中的存在之于意识），他反对把思想奠定在无前提条件基础之上的任何尝试，并且主张一切批判的内在性。
　　如果我们把以下这些作者的著作放在一起进行考察，是比较方便的。（Ⅰ）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E.弗洛姆，H.勒费弗尔，R.加罗蒂，A.赫勒，以及E.P.汤普森；（Ⅱ）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萨特和梅洛——庞第；（Ⅲ）东欧的修正主义者，例如L.科拉科夫斯基，A.沙夫和K.科西克；（Ⅳ）南斯拉夫的《实践》集团，例如G.彼得罗维奇，M.马尔科维奇，S.斯托扬诺维奇等以及他们的同事们。尽管以上这些作者们的组合和志趣各有不同，然而他们全都赞成重新强调把人和人的实践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心”（《实践》第1卷，第64页）。对于这个问题的强调，在斯大林时期曾被忽视，它的恢复在很大程度上显然应当归功于《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而在一定程度上还应当归功于对黑格尔的《现象学》进行新的人道主义的诠释（例如由A.科叶夫和J.依波利特所提倡的）。在这方面，有两点值得强调：第一，认为人性和人的需要虽然在历史上已被调节，但却不能够无限量地揉合在一起；第二，重点在于强调人类并不仅仅像是像经验所反映的那个样子，而是具有一种规范的理想——诸如脱离异化、不断完备、自我发展、充分地发挥创造性并且和谐地参加工作。前一个方面显示着从马克思到费尔巴哈的一种毫无疑问的局部折回。在这一类作者中，萨特的著作具有最深远的影响，它试图坚持去论证通过个人实践的历史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从我们前面所指出的可以看到，萨特的出发点在逻辑上阻碍着他的目的的实现。如果实行真正的转变是可能的话，那么一种特殊的环境（社会关系的某种特殊的综合）就必须从一开始建立在个人的情况的结构之内，否则的话，一个人就会具有一种不可解释的独特性，一种循环论的辩证法以及对条件的抽象的、非历史的综合（从“罕见”到“实践上的惰性”）。
　　大体上说，反自然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卢卡奇到萨特，都既很少关心本体论的结构，又很少关心经验论的实证。这些偏向，在阿尔都塞和其他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哥德利埃）的科学理性主义中，以及在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的科学经验主义和新康德主义中，都分别地得到纠正。在阿尔都塞的著作（《保卫马克思》和跟E.巴里巴合著的《阅读资本论》）中，人们可以找到以下几个最鲜明的内容：（1）一种反经验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有关社会总体性的新概念；（2）伴随着外在领域（“理论主义”）的崩溃而出现的对认识论进行一种批判的原理；（3）一种受科学哲学家G.巴契拉德和心理玄学家J.拉肯的影响的科学理性主义，其中不可及领域实际上呈中立化，结果形成一种潜在的唯心主义。
　　（1）阿尔都塞一方面重申了有关结构和复杂性的思想，另一方面则重申了不可简化的社会性，即把社会的总体性看作是一种多元决定的、偏离中心的、复杂的、预定的、为结构所支配的整体。它反对经验主义，因为它（指社会总体性）是一个有结构的整体，而且它的因果关系的形式不是牛顿式的（机械论的）；它反对历史主义和整体论，因为它是复杂的、多元决定的、但非“表现性的总体性”，它要受一个“主要成分”的影响或者可以用一种同性质的暂时性来说明其特点，而且它的因果关系不是莱布尼茨式的（表现性的）。它反对唯心主义，因为社会总体性是预定的；它反对人道主义，因为它的成分是结构和关系，而不是个人，个人只不过是这些成分的承担者或据有者。然而，当阿尔都塞想要坚持认为总体性是由结构所支配并以此来反对社会学的折衷主义时，他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关于结构因果关系的正面概念进行明确的阐述。
　　（2）尽管阿尔都塞反对把哲学归结为科学或反之把科学归结为哲学的一切做法，而坚持认为科学性的标准对于有关科学来说完全是内在的，可是他却没有阐明哲学（包括他自己的哲学）的明确的作用。看来，他尤其是忽略了有关科学的思想意识之间任何划分标准的可能性问题，以及对一种有待证实的科学的实践进行批判的问题。对于各种科学来说，它们的认识论的自主性是要跟它们的历史的自主性结伴而行，而且要对后者起巩固作用，而同时科学跟历史过程的脱节则预先测定和表现出思想意识（它被想象为神秘化的东西或虚假的意识）在这个过程中的不可避免性，——这种观点是跟马克思的观点大相径庭的。
　　（3）尽管阿尔都塞坚持现实和思想之间的区别，然而在他的体系内，前者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一种类似康德那样的有限的概念，因此它很容易蜕变为一种唯心主义，把不可及范围在诸如“说教理论”中消耗殆尽。重要的是，正如阿尔都塞把斯宾诺莎而不是把黑格尔看作是马克思的真正的先驱者一样，他把数学当作他的科学的示范，把它看作是一门显然是首要的学科。通过这门学科，概念的含意和运用之间的区别，以及数据的理论依附和理论限定之间的区别，都可能被弄得模糊不清。简而言之，阿尔都塞倾向于保全理论而舍弃经验，正如他为了保全结构而不惜以实践和人类解放的可能性为代价一样。
　　如果说，卢卡奇以最纯净的形式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匈牙利思潮的话，那么德拉·沃尔佩则是最精神地勾划出实证主义的命题。他的最重要的著作《逻辑是一门实证科学》，旨在重新发现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以具体经验为指引的研究工具，以及重申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唯物主义社会学或“精神上的伽利略主义”。德拉·沃尔佩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放在一系列具有首要理由的唯物主义批判的历史顶峰的位置，这些批判可以包括从柏拉图对巴门尼德的批判到康德对莱布尼茨的批判。在这种批判中，马克思重新安排了具有“不确定的抽象”的黑格尔辩证法的循环——抽象—具体—抽象（A—C—A），代之以具有“确定的理性抽象”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循环——具体—抽象—具体（C—A—C，或更为恰当的是C—A—C1），从而引起一种“从本质到前提，从一种最初的论断到实验性的预测”的转变（见“参考书目” ⑥，第198页）。“任何名副其实的知识都是科学”（见“参考书目” ①，第200页），而科学也永远符合这一据说马克思在《大纲》的导言中所制订的公式。这个公式，根据德拉·沃尔佩的解释，可归结为人们所熟悉的穆勒、杰文斯和波佩尔的假设—演绎法。
　　至于德拉·沃尔佩在理论重建方面所遇到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只能举出以下四种：（1）这种重建的理论是被设想为既能不加区别地应用于社会科学和哲学，又能应用于自然科学。其结果是对社会科学进行一种超自然主义的阐述，并产生一种实证主义—预辩性的哲学概念，这种哲学概念则是被禁锢在一种一元论的、延续在学科内或跨出学科的科学观点之中，同时强化了这样一种概念，即认为马克思本身的发展是真线性和连续性的；（2）C—A—C是一种纯粹形式上的程序，它对许多理论思想都同样地适用，（3）德拉·沃尔佩从来没有明确地把理论先例跟历史原因加以区分，从而用一种潜在的历史主义来巩固他的著作中的公开的实证主义；（4）最重要的是，C—A—C，模式的定义中包含着严重的含糊不清之处。C｀到底是指一个概念化的问题还是指一个具体的客体，也就是说，这个循环所描述的过程到底是从无知开始还是从进行认识开始？如果它是旨在说明两者的话，那么继之而来的经验性的现实主义在把可及领域和不可及领域捆在一起的时候，便使现实失去层次并使认识失去历史性。A到底是像超验的现实主义和马克思所理解的那样，指的是某种现实的事物呢？还是像超验的唯心主义和实用主义所理解的那样，只不过是一种空想的事物呢？最后，C｀究竟指的是（Ⅰ）表象，（Ⅱ）试验，还是（Ⅲ）应有呢？（Ⅰ）和（Ⅱ）之间的区别；就是马克思关于表象和调查之间的顺序的差别；（Ⅱ）和（Ⅲ）之间的区别，就是理论活动和应用活动之间的差别；（Ⅰ）和（Ⅲ）之间的区别，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拟定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层次的前提条件和他在《雾月十八日》或《法兰西内战》中对决定性的历史时机（《大纲》导言中所指的许多决定因素的综合）所进行的那种分析之间的差别。
　　在德拉·沃尔佩学派里很有名气的成员科莱蒂，甚至否定了德拉·沃尔佩的那种有限制的、纯粹认识论的辩证法（主张任何辩证法都要把唯物主义排除在外），他批判德拉·沃尔佩在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超自然主义的重建中把具体化和异化这两个关键性的命题给省略了。可是，科莱蒂在把这些命题跟他自己的非层次化的经验现实主义的本体论和新康德主义关于思想并非存在的概念实行调和时，也有很大的困难。看来，他最后只能落脚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证领域和批判领域之间的一种分裂之上，从而放弃了一种科学批判的概念。在科莱蒂的著作中，也象在哈贝马斯和阿尔都塞的著作中一样（他们大概可以算是当前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面三位最有影响的作者），存在一种广泛渗透的二元论：作为真理的思想和作为情态的思想；作为某种自在之物的对象性和作为一种主体的对象化；作为自然存在的人和作为一切物种中的一个类别的人（从宇宙要达到自我意识这种观点来看）。科莱蒂的著作在意大利被人（诸如蒂姆潘纳罗等）批判为忽视唯物主义的本体论方面，至于阿尔都塞和德拉·沃尔佩的倾向，在对认识论和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的现实主义的重建方面，总的看来是有弱点的。然而，在认识论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将会永远保持某种紧张关系。因为，一方面，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有其他各种科学，所以任何一种合适的认识论，在其内在界限方面都要远远超出马克思主义；但是，另一方面，科学绝不是唯一的一种社会实践，所以马克思主义也就具有比较大的外延的范围。于是，也就始终存在一种要把前者或者后者包含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概念中的情况，从而使认识论受到重大的束缚，而马克思主义也就使自己屈从于一种它所要替换的理性。

（RB）


参考书目

① M.阿德勒：《〈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选编》（1904—1927），1978年英文版。
② T.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1966），1973年英文版。
③ L.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1965），1969年英文版。
④ P.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思考》，1975年英文版。
⑤ 罗依·巴斯卡尔：《辩证法、唯物主义和人的解放》，1983年英文版。
⑥ G.德拉·沃尔佩：《逻辑是一门实证科学》（1950），1980年英文版。
⑦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⑧ 尤尔根·哈贝马斯：《知识与人的利益》，1972年英文版。
⑨ G.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1971年英文版。
⑩ 让一保尔·萨特：《方法问题》，1963年英文版。
⑪ G.琼斯·斯迭德曼等：《西方马克思主义——一部批判性读物》，1977年英文版。
⑫ 卡尔·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23），1970年英文版。
⑬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1964），1968年英文版。
⑭ 同上作者：《爱欲与文明》（1955），1966年英文版。


柯伦泰，亚历山德拉（Kollontai，Alexandra）


　　1872年3月19日生于圣彼得堡，1952年3月9日在莫斯科逝世。
　　亚历山德拉·柯伦泰是俄国革命余波中一位有重大争议的人物，目前她的名字代表着20世纪20年代被击败的革命理想主义的精神。她的生活和工作，从她逝世后一直很少被苏联当局所提起，如今却被西方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奉为一种启示和明鉴。
　　柯伦泰在191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并在1917年间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十月革命后，她当选为国家救济人民委员，是列宁的政府中唯一的一名妇女。1920年，她任党的妇女工作部部长。当时她已经发表了许多批判家庭关系和资产阶级性道德的著作。她在这些问题上的毫不妥协的立场（往往袖曲解为一种“自由恋爱”的立场），突出地表现了一种理想主义和个人关系的自由意志论，但这些东西很快就被党在家庭方面的政策所摧毁。
　　1920年，她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工人反对派”，并日益对官僚主义化、精英人物统治论以及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中对生产的绝对强调感到厌烦。因此，她必不可免地要失宠，遭到列宁的愤怒谴责，并在1922年被斯大林外放到奥斯陆去担任一个不重要的外交职务。从这时候起，她却幸免于斯大林的清洗（她的许多左派反对派的同志都在这些清洗中死去），后来迁升为苏联驻瑞典大使。
　　柯伦泰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作家和演说家，她的威望使她和她的思想成为苏联官方的肉中刺。虽然她作为一种装饰品被一直摆设到她去世，可是她的生平事迹在苏联却很少被人提起。然而，在西方，她始终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的精神力量的源泉，人们热情地捍卫她的思想，尊崇她的生平事迹和信仰，并且把她看作是男性统治和官僚主义化的党的正统观念的殉难者。看来，关于柯伦泰的争议还会继续下去，至少是因为她对否定她的思想的党仍然保持忠诚，她宁可作出被和平地流放的选择而不是继续支持其反对派立场。

（MB）


参考书目

① 凯西·波特尔：《亚历山德拉·柯伦泰传》，1980年英文版。
② 《亚历山德拉·柯伦泰文选》，1977年英文版。


科尔施，卡尔（Korsch，Karl）


　　1886年8月15日生于汉堡附近的托德斯迭特，1961年10月21日在马萨诸塞州的贝尔蒙特逝世。
　　科尔施出身于一个银行职员的家庭，曾在不同的大学里攻读法律、经济学和哲学，并在耶拿取得博士学位。他是“自由学生运动”的成员，后来在英国居留期间（1912—1914）加入了费边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很快地左倾，先是参加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后来加入德国共产党（KPD）。在这期间，他积极地参加了委员会运动。从1920到1926年，他是德国共产党的领导成员，给该党报纸撰写了大量稿件，并编辑该党理论刊物《国际》（直到1924年）。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他被季诺维也夫谴责为“修正主义分子”（参看修正主义条目），并在1926年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但他在政治上仍很活跃，参加了各种小派别的活动，直到1934年离开德国为止。从1938年流亡美国直到逝世，他逐渐地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各种主导形态。
　　科尔施的最根本的论著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23年）。该书的宗旨在于“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从其最初出现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以来的每一变化、发展和修正，了解这是它的时代的必要产物……”。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经历过三个主要阶段：从1843—1848年，它仍然浸透着哲学思想；从1848—1900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份划分为经济学、政治学和思想意识；最后，从1900年到一个不确定的未来，马克思主义者把科学社会主义视为跟政治斗争没有任何直接联系的一系列的纯科学考察。科尔施的这部论著具有开创性的作用，因为正如他所指出，当时第二国际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对哲学问题很不注意。由于他的这部著作是在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大纲》发表10年之前以至更早一些时候问世的，因此他的成就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总的说来，科尔施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主观的、主动的因素，这跟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决定论的公式恰好形成对照。
　　科尔施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卡尔·马克思》（1938年）是在非常不同的条件下写成的，当时他已不再是一种广泛的政治运动的参加者，而且不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唯一适用于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了。这本书的宗旨是要“根据近来的历史事件和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产生的新的理论需要……来重新阐明马克思的社会科学的最重要的原则和内容。”这时候，他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唯物主义的科学来进行钻研，认为这门科学具有三个基本原则：历史的特征，批判的性质和实践的方针。根据这些原则，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种双重的内容：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从这时候他所阐明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内容来看，他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的哲学观点，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一种比较实证主义的看法。《卡尔·马克思》一书最有价值的部分，也许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命题，这在当时是马克思主义从相对来说被忽视的一个方面。这本书虽然不像《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那样具有开创的精神，可是它仍然可以跟任何时代有关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其他论述相媲美，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至于科尔施的其他著作，有很大一部分是应景的政论，然而其中有两篇例外。一篇是《工厂委员会的劳动法》（1922），这篇文章不仅以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对1920年颁布的工厂委员会法这一特殊的法律进行分析，而且还比较广泛地考察了法律和社会的关系；另一篇是《唯物史观》（1929），这篇文章对考茨基的同名著作的哲学基础进行了很有意思的批判。如上所述，科尔施从30年代中期开始改变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作用的看法，他的后来的观点在他的讲稿《今日马克思主义的十个论题》（1950）中表述得最清楚，在那里他断言：“一切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重建并恢复它作为工人阶级社会革命理论的原先职能的企图，在今天都是反动的空想”。

（PGO）


参考书目

① 帕特里克·古德：《卡尔·科尔施》，1979年英文版。
② 卡尔·科尔施：《工厂委员会的劳动法》，1922年德文版。
③ 同上作者：《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23），1970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唯物史观》，1929年德文版。
⑤ 同上作者：《卡尔·马克思》（1938），1967年英文版。
⑥ 同上作者：《今日马克思主义的十个论题》（1950），1965年德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