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威公民已经向诸位报导了他初次旅行德国的观感：德国人是善良殷勤的人。这个观察完全正确。不是在很多国家都能找到这样的党员同志，他们能够如此耐心和善意地听取这类发言（有人喊：“好极了！”），而不提出像我现在所提出的不同的意见。是的，某些德国的党员同志认为爱尔威公民关于刚毅、关于蹲监狱的决心（这是每一个社会党人，其实甚至是每个有分寸的人都不应该抱着自我吹嘘的态度来进行讨论的问题）（有人喊：“好极了！”）以及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本质的结论已经超出了开玩笑的范围。但是我想，由于珍惜自己的身份，我们不愿意斤斤计较这些东西并浪费唇舌来加以反驳！（有人喊：“好极了！”）因此我并不把爱尔威公民当作法国党的领袖而让法国党对他的言论的每个细节负责。但是，虽然我决不愿意干涉法国同志的内部问题，我却不能不提醒法国同志注意，他们过分迁就爱尔威公民的作法，会给自己招致什么危险。因为，饶勒斯和瓦尔扬虽然没有使用爱尔威自称为“粗鲁”的言词，但却一再地作出了同样的结论。这样一来，爱尔威就有权洋洋得意地自称为饶勒斯和瓦尔扬的盟友，并坚持他向我们推荐的南锡代表大会[1]的决议。我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饶勒斯劝我们别把爱尔威公民的作用估计过高。是的，既然法国党不重视他的鼓动，但同时却对这种鼓动所依据的思想连一半也没有加以驳斥，那么实际上也就是接受了根据这些思想所作出的结论。至于我们德国人，我们现在已经亲自见识了《antimilitarismredoutable》（“危险的反军国主义”），我只能说，我们现在从法国党内所发生的事情中了解了许多东西，我们再不会对任何事情感到惊奇了（在德国代表团的席位上有人喊道：“好极了！”）。关于爱尔威，我只谈这些，现在我要谈谈饶勒斯和瓦尔扬的决议。我仍然会谈得很简短，因为在很多问题上我同意倍倍尔，而其余的我认为是一般的东西。的确，在漂亮的辞令的掩饰下就连这些一般性的东西也会引人入胜，但它们并不能提供什么新东西，我不愿意为这些东西占用大会宝贵的时间。我也不想学习饶勒斯的高度演说技巧，——也许是我学不了（笑声），——我只想十分冷静地和审慎地说明，依我的意见，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如何思考，如何行动。
当然，我不是我们党的歌颂者(Kritikloser)，并不认为党的所作所为都是十全十美。但是我可以说，在任何国家都找不到另外一个社会民主党，能够像德国社会民主党那样从头开始就只有那么少的民族主义因素（我不说沙文主义），而且能够比它更为坚定不渝地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灾难（有人喊：“完全正确”）。很明显，我们将永远坚持这项工作，今后也绝不放松跟国内外的军国主义危险作斗争。然而我们不允许对这种斗争的意义加以歪曲。
认为凡是国际主义的东西就等于反民族主义的东西，这是不正确的。说我们没有祖国，也是不正确的；我在这里说“祖国”这个词的时候是不附加任何琐碎的解释的。我知道社会主义是国际性的，也知道理由何在，可是对人类的热爱在任何时候也不会妨害我成为一个好的德国人，正像它不会妨害别人成为好的法国人或意大利人一样。我们愈是承认各国人民的共同文化利益，愈是反对各国人民相互敌视，那么我们关于国家消亡，关于把国家变为无定形的国际体（Volkerbrei）的空想就会愈少。（饶勒斯问：“到底谁主张那样？”）
饶勒斯同志，我知道您和瓦尔扬关于国家的必要性谈得很好。不过你们并不是大厅里仅有的人。我们还听了另外很多的发言，而只要爱尔威公民还留在你们的党内，你们就不能单靠耸耸肩膀来推卸对他应负的责任。我们理直气壮地嘲笑敌人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的可笑形象，但我们不愿意因此而给人借口，使人有充分权利把我们描绘为国际主义的可笑形象，从而使统治阶级能够用民族主义的罩衣来掩盖它的利已主义，并煽起民族主义情绪来反对我们。
威廉·李卜克内西曾经说过：“可以靠社会主义的精神、宣传、教育、扩大议会影响以及发动社会舆论来麻痹战神，但不能靠幼稚的密谋来麻痹战神。”至今德国党内的绝大多数人一直抱着这种观点。这同样适用于饶勒斯、瓦尔扬的决议所谈到的其他手段。好像是在南锡，瓦尔扬曾说过，他在斯图加特不会撇开德国人单独行事，更不会作反对德国人的事。刚才饶勒斯也说过类似的话。那么就请法国同志放弃自己的决议，别让这个决议成为较量力量的对象，较量力量对我们是有害的。尽管我们愿意跟我们的法国同志携手并进，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放弃自己的观点；我们要坚决反驳饶勒斯和瓦尔扬决议，宣布不采纳他们的决议。
当然，我了解，在扩充军备和战争危险的日益强烈的压力下，许多人觉得鼓动群众和夺取政权的工作进展太慢，因此他们便杜撰一些在他们看来似乎能更快地战胜军国主义的手段。但依我看来，不会从这种企图中产生什么新的可以采纳的东西或能够促使我们改变久经考验的策略的东西，更确切地说，我们从中完全没有发现任何历次国际代表大会所没有讨论过的新东西。在这里向我们提出的东西不过是些老药方，只是重温纽文曷司的建议而已，而纽文曷司的建议早已几次三番地遭到国际大会的坚决驳斥。而我认为，我们实际上还有比搞无政府主义的空想更重要的工作。
倍倍尔已经指出了采取饶勒斯、瓦尔扬所提出的措施可能招致的危险。是的，饶勒斯认为倍倍尔有些夸张。不过这种反驳没有什么力量。饶勒斯还是让我们德国人来对我们多年来经过细致讨论的问题作出决定罢。饶勒斯引证了一处考茨基著作中的话，但谁能否认在个人的意见和全党的主张之间会有出入呢。至于卡尔·李卜克内西，从最高帝国法庭开始审判他的案件时起，我就把他那些关于反军国主义鼓动的话从讨论问题中删掉了。我们反对饶勒斯、瓦尔扬的决议所推荐的手段，还不仅是出于深谋远虑。可以说，我们看出这个决议虚构了一些原则。（一部分法国代表，尤其是爱尔威，表示反对。）我们看出它歪曲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的实质，因为它并未包罗社会问题的实质及其相互关系，而只涉及个别的表面现象。
依我看来，靠军事罢工来反对战争的想法，正像以为通过总罢工就可以在一个晚上消灭资本主义的想法同样愚蠢。采取这种策略就会迷失方向。
我个人认为，最简单的办法是直接肯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苏黎世代表大会的决定，我以为靠那些决定便完全能够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但既然我们已经讨论了这样多，我倒也不反对再通过一项决议，即使内容相同，可是至少形式上是新的。（笑声，法国代表席发出猛烈反对声。）
请相信，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像其他任何国家的同志一样深知战争的灾难，并准备采取一切我们所能采取的手段来制止挑拨各国人民互相敌视，同时将日益加强对执政当局和社会舆论的影响，以制止军事冲突。我们不坚持倍倍尔决议的原文，并且很乐意达成协议。但我们坚决要求你们不要用某种手段来约束我们，从而剥夺我们根据我党所处的条件来自行作出决定的自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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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次代表大会是在1907年召开的。——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