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黑人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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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黑人的队伍

　　从1830到1840年，这十年是美国黑人所经历的最严厉的考验时期之一。使奴隶制成为棉花王国基础的巨大的经济变革，已经最后完成了，随之而来的精神方面的细微变化，正在全面展开。从1829到1849年在费城有六批歹徒和外国人一道恐吓并杀害了黑人。从1804年起到1807年止，在中西部、特别是在俄亥俄州实行了严酷的“黑人法典”，规定（1）黑人不得在俄亥俄州定居，除非能在二十天内提出一份由两名保证人签字的五百美元证券，保证人应保证其行为端正并接济其生活；（2）窝藏或隐藏逃奴者初次处罚金五十美元，以后一百美元，半数归告发人，半数交给本区贫民救济委员，（3）在白人为当事人一方的任何案件中，黑人不得作证。（希科克：《在俄亥俄州的黑人》第42页）
　　可是这项法令不过是一纸空文，直到1829年，黑人移民愈来愈多，才促使辛辛那提当局去实施这项法令。当时黑人得到三十天的宽限，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加拿大去。他们离开了六十天，当白人看不到对于实施这项法令有什么进一步的努力，就掀起了一场暴乱。一连三天，黑人在大街上遭到屠杀，直到他们在住宅外修筑工事，并且开枪回击。同时上加拿大总督托人带信来说，他“对他们致以热诚的欢迎”。
　　接到这个信息之后，足足有两千个黑人到加拿大去了，并且建立了威尔伯弗斯镇。1830年在费城召开了全国黑人代表大会——这样的大会还是第一次召开。在1831年的闭幕会议上，这个大会向公众发表谈话如下：
　　“迫害的风气是使我们召开大会的原因。正是这种原因促使我们在加拿大避难。大会感觉到很高兴，能向同胞们报告：我们在那一地区建立移居地的努力并没有落空。我们的远景令人欢欣鼓舞；我们的朋友和资金日益增加，奇迹已经出现，远远超过我们最乐观的期望；我们的同胞已经购置了八百英亩土地——其中两千人已经离开了家乡，越过了国境，并且为一座建筑物打下了基础，这座建筑物将有希望成为美国黑人的避难场所。他们已经盖了二百所木房，耕种了五百英亩土地。”一所“工读制”的学院正在筹划之中。
　　代表大会在1833年又召开了，会上决定了在加拿大安家落户的进一步计划。代表大会每年一次，继续召开了五年，后来由美国道德改良社代表大会接替，后者又连续召开了两年。同时，纳特·特纳使得弗吉尼亚州和南部大为惊恐，在北部掀起了一股镇压的浪潮，结果宾夕法尼亚的黑人在1837年被剥夺了公民权。
　　尽管如此，黑人还是坚持斗争。第一家黑人报《自由报》已在1827年创办了，马萨诸塞州黑人总会等组织正在和废奴主义者合作。英属西印度群岛解放的消息鼓舞了黑人。的确，如果没有北部自由黑人作出自我牺牲和长期有效的努力，美国的废奴运动不可能是成功的。第一个订阅加里逊创办的《解放者报》的是费城的一个黑人。在黑人们加入各反奴隶制团体以前和以后，他们的援助都是非常宝贵的。在西部，尽管被法律禁止，从1830年到1840年间还是为办学展开了斗争，结果终于建立了一个广大的黑人学校系统。到1840年，大有希望的种种迹象逐渐开始出现。在这十年之中，黑人人口从二百三十三万多增长到二百九十万人，“克里奥尔号”上的暴动^[1]、黑人共济会的成立……这一切都表明了黑人经历长期苦难后的觉醒。
　　从1840年到1850年，这十年是一个新时代——是北部自由黑人自立并迅速前进的时代。第一次出现了确实有才能的有觉悟的领导。查尔斯·伦·雷蒙德是最早的废奴主义演说家之一。在纽约有亨利·海兰·加内特^[2]牧师，在费城有废奴主义者罗伯特·波维斯，有“地下铁道”的威廉·斯蒂尔。在其他地方出现了没有文化而勇敢机智的逃亡奴隶领导人。据说，在这十年中，有五百名黑人使者在蓄奴州和自由州间来来往往，其中著名的有哈里埃特·塔布曼和约西亚·亨逊，他们把成千上万的人带到北部去，带到加拿大去。最重要的人物要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他生于1817年，在1838年获得了自由。1841年他发表了第一篇演说，在后来十年反奴隶制运动中起了显著的作用。1845年到1846年他在英国，1847年回到美国，创办了报纸，遇到了约翰·布朗，从那时起他便成了布朗的主要的黑人知心朋友。布朗的东部运动就是在道格拉斯家里发起，并且大规模地开展起来的。各教派也从它们的主教中培养出一些担任社会领导的人物，例如约翰·布朗的好友洛关和杰出的丹尼尔·潘恩。
　　大约1847年在自由黑人团体中出现了新的气象。共济会在彼得·奥格登的领导下维持了它的独立，不受白人的侵犯。又召开了一系列全国黑人代表大会，第一次是这一年在纽约州特罗伊自由街教堂召开的。
　　第二年即1848年，在克利夫兰召开了同样性质的全国代表大会。将近七十位代表于9月6日在那里集会，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当选为主席。从下列事实中可以看出代表们的代表性：到会的代表中有印刷工人、木匠、铁匠、鞋匠、机械士、牙科医生、枪炮工人、农民、医师、粉刷匠、泥瓦匠、大学生、牧师、理发师、小工、箍桶匠、马车行职员、澡堂老板和杂货商。（《美国黑人学院丛刊》第9号第16页）
　　同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纽约州布法罗出席了自由土壤党代表大会，他写道：“我并不是出席这次大会的唯一的全国著名的黑人。塞缪尔·林戈尔德·沃德、亨利·海兰·加内特、查尔斯·雷蒙德和亨利·比布也参加了，并且讲了话，数千名出席者以惊喜的心情表示欢迎。当我在最有能力的白种人面前倾听这几个人讲话时，作为一个黑人，我为我的事业感到极大的鼓舞，并且增强了力量。”（道格拉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及其时代》（1892年）第345页）
　　尽管通过了新的逃亡奴隶法，在五十年代初期美国有三百五十多万黑人，这是1840年以来一个巨大的增长，这是生气勃勃和欣欣向荣的一种显著的表现。奴隶逃亡现由“地下铁道”和秘密团体有组织地进行，这些团体对外分别采用“自由联盟”“自由同盟”或“美国神秘会”等名义。
　　州代表大会召开了许多次，但到那时为止，最具有代表性和思想性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853年在纽约州罗切斯特城道格拉斯家里召开的。这次大会对于希望通过移居国外计划使自由黑人永远解除痛苦的任何企图，表示了明确的反对。^[3]相反的，大会指出要把它的力量用在建设性的积极行动上，并且拟订了三项措施：
　　（1）创办一个“半工半读制”的工业学院。哈里埃特·比彻·斯托准备访问英国，被授权以美国黑人的名义，为创办学院募集捐款。
　　（2）登记全国黑人机械工人、技工和商人，以及“一切愿意雇用黑人办事、愿意教导黑人男孩机械技术、自由职业、科学工作和农作的人，并对正在找职业或求知识的黑人成年人和青年进行登记。”
　　（3）成立出版委员会“搜集各种事实、统计数字和声明；黑人的一切法律、历史档案和传记，以及黑人作家的一切著作。”（《美国黑人学院丛刊》第9号第16—19页）
　　这次大会对于移居国外采取了激烈的反对态度，促成了一次特殊的黑人移居国外代表大会在1854年的召开。主持这次大会的就是后来主持约翰·布朗的查达姆秘密会议的人，有几个出席的黑人后来也参加了秘密会议。
　　“在移居国外代表大会上，按照他们所愿意移往的国外地区，可分为三派。以迪兰尼博士为首的一派，盼望到非洲尼日尔河流域去，惠特菲尔德一派愿意到中美洲去，还有霍利一派愿意到海地去。这三派都获得了大会的承认和拥护。”（《美国黑人学院丛刊》第9号第20—21页）
　　1833年当美国反奴隶制协会成立的时候，象波维斯和〔波士顿废奴主义者〕巴贝迪斯这些曾在黑人代表大会运动中经过锻炼的黑人，也是该协会的创办人。到1856年，非洲人卫理公会教友达两万人。
　　关于这一切发展，约翰·布朗所知道的比大多数白人多得多，他的伟大信念便是建筑在这些丰富的知识之上的。大多数美国人知道有奴隶逃亡，但是对于这种生气勃勃、有组织的斗争团体，他们却毫无所知。
　　由于很早就关心黑人，约翰·布朗很想亲自深入了解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他请黑人到家里来，也到他们的家里去。他和他们谈心，倾听他们遭受苦难的经历，向他们提出意见，也接受他们的意见。他的梦想就是要在他们当中邀集最勇敢、最无畏的人参加他的伟大计划。
　　所以，在1858年1月当约翰·布朗到东部来的时候，他的目的不仅仅是要进一步募集基金，而更明确的是要把黑人组织起来参加他的工作。当时他已经对斯普林菲尔德的托马斯·托马斯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透露了自己的意图。他这时决定要召募一大批人，而他特别想到了在纽约和费城的黑人，还有加拿大的黑人。约翰·布朗从来也没有打算过派许多黑人开始袭击。他知道他必须首先以一次胜利的袭击博得黑人的信任，在第一步胜利以后，他便能指望有大批人马了。当时他的目的是使少数领袖如道格拉斯等发生兴趣，组织拥有广泛分支的会社，在第一次袭击以后就可以依靠这些会社给予援助和接济了。
　　1858年2月当他逗留在道格拉斯家中的期间，他写信给几个黑人领袖：纽约的亨利·海兰·加内特和詹姆斯·格洛斯特，芝加哥的约翰·琼斯和锡安教会的季·伍·洛关。他也记下了马丁·迪兰尼和罗德艾兰州的唐宁的住址。他去过波士顿和彼得博罗之后，在2月23日记下了他给他最亲密的黑人朋友之一洛关去信的事，“想准备在3月1日或8月11日前后同他一起前往〔加拿大〕。”（波士顿公共图书馆藏《约翰·布朗日记手稿》第2卷第35页）
　　3月10日，约翰·布朗和他的大儿子，还有亨利·海兰·加内特、威廉·斯蒂尔等人，在费城朗巴尔德街921号富有的黑人木材商斯蒂芬。史密斯家里聚会。布朗似乎在这个城市中逗留了将近一个星期，可能同费城所有的主要黑人领袖都进行了长久的商谈。3月18日他在纽黑文给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季·伍·洛关去信说：“我盼望在本月28日或30日启程。”他匆匆地回家看望了一次，途中为了节省旅费，还步行了一大段路程，4月他又在道格拉斯家里出现了。格洛斯特在纽约为他募捐了一些钱，他可能在费城还得到一些，他终于动身赴加拿大。
　　他向往加拿大已久了，早在1846年他便计划到加拿大去访问。4月8曰，约翰·布朗给他的儿子写信说。“在你离开罗切斯特以后的第二天，我同季·伍·洛关一直来到这里。出乎我意料之外，我显然获得了成功。哈里埃特·塔布曼立刻同他全队人马挂上了钩。当然，他（哈里埃特）^[4]是我遇到的最了不起的人。这一地区物资最为丰富，而且质地良好，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要忘记立刻给凯斯先生（罗切斯特附近）写信，要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贝德福德、钱伯斯堡、葛底斯堡、卡来尔一带，马里兰州的黑格斯敦一带以及弗吉尼亚州的哈普渡物色所有可靠的人和人家。”（1858年给小约翰·布朗的信，载桑博恩所著书，第452页）
　　他在圣凯瑟琳斯一直停留到14日或15日，主要是和哈里埃特。塔布曼进行商量，并且躲在她家里。哈里埃特·塔布曼是纯粹非洲血统，1820年出生在马里兰州东海岸，奴隶出身。在少妇时期，她干着男人干的最笨重、最艰辛的活儿，赶马车，赶大车，耕地。最后在1849年，这个蓄奴的人家破了产，她便逃跑了。接着她开始了她惊人的事业，专门营救逃亡的黑人。她来回奔走，亲自把三百个黑人引向自由，在她负责照顾之下，一个人也没有迷失。为了缉拿她，不论死活，悬赏一万美元奖金，但是她从未被抓住。（布雷德福德：《哈里埃特——黑人的摩西》第118—119页）
　　约翰·布朗对这个妇女给予最大的信任。温德尔·菲利普斯说：“我最后一次看见约翰·布朗是在我自己家里。他把哈里埃特·塔布曼带来见我，说道：‘菲利普斯先生，我给你带来了这个大陆上一个最善良、最勇敢的人——塔布曼将军，我们这样叫她。’接着，他便列举她为了自己的种族所作的努力和牺牲。”（温德尔·菲利普斯的信，载布雷德福德：《哈里埃特——黑人的摩西》第155—156页）
　　由于不辞劳苦，餐风宿露，她病倒了。这一病使哈里埃特·塔布曼未能赶到哈普渡。
　　约翰·布朗从圣凯瑟琳斯前往英格索尔、哈密尔顿和查达姆。他也访问了多伦多，同黑人们开了许多次会。“有一次，布朗上尉曾住在他的朋友亚·密·罗斯博士家里作客，罗斯博士以博物学家和无畏的废奴主义者闻名。他有几次冒着生命的危险徒步旅行到南部去，帮助奴隶们逃往加拿大。”（哈密尔顿：《约翰·布朗在加拿大》第10页）
　　布朗最后订好了召开大会的计划后，匆匆回到衣阿华去找部下。在布朗外出的三个月里，他们一直在衣阿华州斯普林代尔的教友会教友居住区里工作和操练，据大多数人猜测，这是为了将来在“流血的堪萨斯”起事。布朗一到，他们便都急忙整理行囊，其中有欧文·布朗、里尔夫、卡基、库克、史蒂文斯、提德、利曼、莫菲特、帕森、黑人理查逊，还有新加入的吉尔和泰勒。柯波克兄弟准备晚些时候赶到。“他们和斯普林代尔居民是洒泪而别的。在几星期中建立起来的联系被割断了，不仅仅如此，由于大家都意识到布朗和他的信徒们的前途充满危险，因而在离别时更觉得恋恋不舍。”他们全体立即取道芝加哥和底特律，向加拿大进发。他们在芝加哥不得不等候十二小时，头一家旅馆拒绝招待理查逊进早餐。约翰·布朗立即找了另一个地方。这一行人不久就到了查达姆，住在一个黑人巴伯尔先生开的旅馆里。
　　约翰·布朗选择加拿大这个黑人的文化中心是很明智的。这里有将近五万黑人，其中包括许多精力旺盛、聪明勇敢而又有些财产的人。许多移居地已经发展起来，人们购置了田地，建立了学校，开始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组织。肯特县的县城查达姆，有人数颇多的黑人农民、商人和机械工人。他们有一所小学校，威尔伯弗斯学院，几座教堂，一家报馆，一个救火机公司，还有几个促进社会交际和社会进步的组织。有一个居民说过：
　　“布朗先生并没有过高估计黑人的教育情况。他知道他们需要领袖，需要受到训练。他的主要的希望是：这一斗争会得到受过教育的、已习惯于自治的志愿人士从加拿大出来支持。”
　　马丁·迪兰尼是个热心的非洲移民主义者，当约翰·布朗来到这里时，他刚好要带着最近一次黑人代表大会的委托书，动身到非洲去。“迪兰尼先生在全国进行了一次专业访问后，一回到家里，就听到妻子告诉他说，有一位老先生在他出差时，拜访过他。她描写那人有一副长长的白胡子，一头灰白的头发，一张忧郁而又安详的面孔。他讲话时，神情特别严肃。”
　　最后迪兰尼见到了约翰·布朗，布朗说道：
　　“我到查达姆是专来拜访你的，这是我第三次登门拜访了。我必须立刻跟你会晤，先生”，他接着又强调说，“而且要秘密交谈，因为我有许多事要办，可是我的时间却很少，如果我在这里做不了什么，我希望立刻就让我知道。”
　　迪兰尼说道：
　　“我们一直到附近一家旅馆的私人会客室去，他立刻告诉我，他打算实行一项伟大计划。这个计划要想成功，必须得到一次黑人代表大会或理事会权威人士的帮助和支持。这件事他在美国是做不到的，但是他的显赫的朋友，还有我的显赫的朋友，都向他提出了建议说，只要他能见到我，他便可以立即达到目的。我的朋友们和他自己作出了这样结论，我表示不胜诧异，对此他极不耐烦地叫嚷起来。‘你为什么要感到惊奇呢？先生，北部各州的一些人都是懦夫。奴隶制度把他们折磨成了懦夫。你在这样的人们中间搞不出名堂来’，他斩钉截铁地说。我向他保证说：如果他所要求的就是召开一次理事会，可以立刻办到。他便说：‘就此而已，但这对我来说可了不起了。我需要的是人，不是钱5钱，我可以弄到不少，可是人，弄不到。钱送来时，可以不被人知道；可是人们却怕和我在一起时被认出来，尽管他们赞成我的办法。他们是懦夫，先生！懦夫！’他反复地说。接着他便把他的企图全部透露给我。我找不出什么缺点，只有完全赞成并且帮助召开这次会议。”（罗林斯：《马丁·迪兰尼的生平和社会服务》第85—90页）
　　同时，约翰·布朗着手仔细调查公共舆论，征求别人的意见，一面把自己的计划透露出一点，一面着手把一批愿意赞同他的宗旨的人集合起来。他和黑人领导人秘密地商量，并且开了一系列的小型会议，排除初步的困难。在这些会议上以及在私人访问中提出的许多问题都解决了。
　　预备会议是在国王街南面的公主街上的一座木屋里召开的，这所房屋当时叫做“国王街中学”。有一些会议也在国王街的第一浸礼会^[5]教堂召开。为了迷惑好奇者，假称到此聚会的人是要办一个黑人共济会分会。重要的会议是在霍尔敦先生和其他一些黑人在麦克雷戈河畔盖的“第三消防站”里进行的。
　　五日发出了正式的请柬：

　　“亲爱的朋友：
　　我在这个自由的忠实朋友所在的地方召开秘密代表大会。敬请出席参加。

　　你的朋友约翰·布朗。
　　1858年5月5日于加拿大查达姆。”

　　5月8日星期六上午10时召开了代表大会，但并未举行仪式。出席的有下列黑人；浸礼会牧师、前移居国外代表大会主席、这次当选为大会主席的威廉·查尔斯·门罗，后在内战中任联邦军少校的马丁·迪兰尼，宾夕法尼亚州的艾尔弗雷德·惠普尔，密执安州底特律城的威廉·兰伯特和艾·德·沙德，战后两次担任北卡罗来纳州国会众议员的、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城的詹姆斯·哈里斯，桑达斯基城积极领导“地下铁道”的雷诺兹，格兰特，阿·格·史密斯，1849年奥伯林学院毕业生、枪炮工人兼雕刻师詹姆斯·琼斯，姆·弗·贝利，亨顿，约翰·杰克逊，杰里迈亚·安德逊，詹姆斯·贝尔，艾尔弗雷德·艾利斯沃思，詹姆斯·珀内尔，乔治·艾肯，斯蒂芬·德廷，托马斯·希克森，约翰·坎内尔，罗宾森·亚历山大，托马斯·卡里，托马斯·姆·金纳德，罗伯特·范·沃肯，托马斯·斯特林格，约翰·阿·托马斯（有人认为他是约翰·布朗早年的亲信，他在马萨诸塞州斯普临菲尔德城担任雇员，后由阿伯拉罕·林肯在伊利诺斯州家里以及在白宫雇用），罗伯特·纽曼，查尔斯·史密斯，西蒙·菲斯林，商人、测量员、约翰·布朗的房东艾萨克·霍尔敦，詹姆斯·史密斯和理查德·理查逊。
　　白人出席的有：布朗父子，约翰和欧文，约翰·亨利·卡基，当时还叫查尔斯·惠普尔的阿隆·德怀特·史蒂文斯；约翰·埃德温·库克，理查德·里尔夫，乔治·吉尔，查尔斯·普鲁默·提德，威廉·亨利·利曼，查尔斯·莫菲特，卢克·弗·帕森，均为堪萨斯人；还有加拿大的斯图尔德·泰勒，共计十二人。杰里迈亚·安德逊平素一向被认为是白人，但是从证据看来，他可能是黑白混血儿。约翰·杰克逊宣布开会，门罗当选为主席。于是迪兰尼请约翰·布朗讲话，布朗作了详尽的发言，接着迪兰尼等人相继发了言。
　　会上提出了一份宪法，经过庄严地宣誓后，就宣读了这一文件。它规定了一种以全国宪法^[6]为基础的政治结构，不过简化了许多，而适应于流动的游击队。前四十五条没有争论便通过了。下面一条是：“以上各条决非鼓励推翻任何州政府或联邦政府，决非指望联邦瓦解，而仅仅指望对旧宪法的某些条文加以修正或撤销，我们的旗帜应该就是我们的祖先在革命中为之斗争的那面旗帜。，
　　对于这一条，“铜匠”雷诺兹是反对的，他是大会上最坚强的人物之一。他觉得不需要效忠于这个掠夺了他、侮辱了他的国家。但是布朗、迪兰尼、卡基等人却都热烈拥护这一条，因此就通过了。星期六下午，宪法最后制定下来，并且由与会者签了字。
　　大会又讨论了约翰·布朗的计划。
　　“在一次会议上，詹姆斯·琼斯先生获得了发言权，讨论了奴隶起来支持这项草拟中的计划的成败的可能性。布朗先生的计划是在群山之中某些地方修筑工事，号召奴隶们团结在他的旗帜下。琼斯表示忧虑，认为布朗会大失所望，因为奴隶还不知道怎样起来支援他。琼斯辩论说，美国的黑奴不同于圣多明哥的西印度群岛的黑奴，他们成功的起义已载入史册，因为他们已在那里吸收了法国主人的一些勇猛的性格，并不是那么容易被白人吓倒的。布朗听后突然站起身来，说道。‘我的朋友琼斯，那一面请你不要多谈了。’
　　“大会上提出了关于进行袭击的时间问题。有些人主张我们应当一直等到美国卷入同某一个头等强国的战争；他们认为当政府和其他国家和平相处的时候，投入一场废除奴隶制度的斗争中去简直是发疯。布朗先生倾听着这番议论，他听了一些时候，然后慢慢站起身来说道：‘我决不利用我国同外敌相对抗的机会。’他似乎把这当做莫大的侮辱。”（《詹姆斯·琼斯的回忆》，载哈密尔顿著《约翰·布朗在加拿大》第14页和第16页）
　　下午6点钟按照宪法选举负责人，于10日星期一选举完毕。约翰·布朗被选为总司令；卡基为陆军部长；里尔夫为国务卿；欧文·布朗为司库；乔治·吉尔为财政部长；艾尔弗雷德·艾利斯沃思和黑人奧斯本·佩·安德逊被选为国会议员。
　　在任命一个委员会担任其他职务之后，代表大会即行休会。另外建立了一个更大的机构，正如迪兰尼所说，“这个组织是个庞大的机构，它同布朗的运动的关系正如州或全国执行委员会同其政党的路线的关系一样，它指导运动，使其符合基本原则。”（罗林斯：《马丁·迪兰尼的生平和社会服务》第85—90页）
　　这个委员会在哈普渡袭击时仍然存在。
　　大会通过的宪法是一种手段，借以指导那些为自由而斗争的人们。它的序言如下：
　　“奴隶制度自在美国建立以来就是一部分公民强加在另一部分公民身上极其野蛮的、无端的、非正义的战争——这种战争中的仅有的境遇便是终身拘禁、毫无希望的劳役，或者是绝对消灭——而对我们的《独立宣言》中所提出的下列不言自明的永恒真理，悍然不顾，恣意破坏：
　　“因此，我们美国公民，以及那些根据最高法院最近的判决被宣布为不得享有白人所必须尊重的权利的被压迫人民，同其他一切被有关法令所贬低的人们在一起，目前自行明令制定下列临时宪法和法令，借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人身、财产、生命和自由，并指导我们的行动。”（载欣顿所著书第619—633页）
　　上面所提到的《独立宣言》大概预定在1858年7月4日通过，按照原定计划，到那时进行实际的打击。这个《宣言》是最初的《独立宣言》的一个解释，它在结尾说道：
　　“我们作为美利坚合众国那些受限制的公民的代表，聚集在代表大会上，宣布我们不再做奴隶，为了实现我们的企图，谨代表蓄奴州被压迫公民并由他们授权，庄严地宣布并声明：奴隶是而且应当是独立自由的，他们对仍然坚持要强使他们处于永久‘奴役’中的暴君的一切从属关系应当予以解除；奴隶和这些暴君之间的一切友好关系要完全切断，而且应当完全切断。作为这些州独立自由的公民，他们完全有权利、有充分和正当的理由去反抗压迫者的暴政，保护自己。谨向人类和改革派的所有真实朋友，不分民族和所在地点，恳求帮助，要求保护；他们应享有缔结一切盟约以及进行独立、自由的公民可以进行的其他一切活动和事务的权利。”（欣顿所著书第642—643页）
　　这份宪法共有四十八条。一切成年人均可被接受为会员；建立一个五人至十人组成的一院制国会，设议长和副议长各一人；建立一个由五人组成的法院，每人主持一个巡回法庭。所有这些官员共同推选总司令一人、司库一人、部长若干人以及其他官员。一切财产皆归公有^[7]，不支薪俸。人人都要参加劳动。禁止一切猥亵行为：“任何时候都应尊重婚姻关系，尽可能使家庭团聚，鼓励拆散的家庭重聚，并为此要设立通讯处。为了进行宗教和其他方面的教育，尽速建立学校和教堂，每周第一天定为休息日，用于道德和宗教教育和进修，救济受苦难的人们，教育青年和无知的人们，提倡个人清洁卫生，除非特别紧急的情况外，不得要求任何人在该天从事平常的体力劳动。”（《临时宪法》第42条）人人要携带武器，但不得隐藏。关于捕获俘虏以及保护俘虏的人身和财产，则另有特殊规定。
　　约翰·布朗对于自己的工作十分满意，他给家人写信说道，“本月8日和10日在这里开了一次各地废奴主义代表大会，开得很好。宪法略加修订后已被通过，并建立了组织。”（1858年家书，载桑博恩所著书第455—456页）
　　正当一切好象开始得很顺利，却从东部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11月以来，福贝斯一直在那里，他愈来愈穷困，愈来愈恼火；他的威吓、暗示和访问日益频繁，叫人讨厌。他向参议员威尔逊^[8]，向查尔斯·萨姆纳，向西华德和霍·格利列，还向在波士顿的同伙大诉其苦。福贝斯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反对奴隶制运动的领导人把实权交到约翰·布朗的手里，而忽略了象他这样经验丰富的老兵。约翰·布朗曾经平心静气地而又坚决地同福贝斯交谈过，试图和他言归于好，但是毫无效果。布朗显然决心要急速以机智胜过福贝斯，他给在马萨诸塞州的朋友写了信，叫他们在查达姆会议上和他相聚，但是桑博恩和豪韦却都已经接到了福贝斯的恫吓信，使他们大为惶恐。显然，关于布朗的行动，福贝斯已获得周密的情报，并且存心要捣乱，并企图打击约翰·布朗的威信。桑博恩慌忙写道。“看目前形势，这个计划必须从缓实行，因为我读了福贝斯给博士的信，发现他已知道这个计划的详情，他要求解除霍金斯〔约翰·布朗〕所担任的代理人的职务，而由他自己或者其他的人接替，他威胁说否则就将此事公开。”（1858年桑博恩给希金生的信，载桑博恩所著书第458页）
　　为了同福贝斯和解，又作了进一步的努力，但是他却狂妄地写道：“……忍耐功夫和温和办法既然都失败了，我不得不依靠粗暴手段。他们可不要沾沾自喜，以为我最后会厌倦的，会放下这件事的，其实才刚刚开始呢。”（1858年福贝斯给希金生的信，载桑博恩所著书第460—461页）
　　约翰·布朗被催促到纽约去会见斯特恩斯和豪韦。由于这场纠纷，布朗已经在查达姆耽搁了将近一个月，但是他听从了这一召唤。桑博恩说：“约在5月20日，当斯特恩斯先生和布朗在纽约会面时，作出了安排，今后布朗作为斯特恩斯先生个人的代理人，而不是作为委员会的代理人来保管堪萨斯的来福枪。恰巧，不常来访问波士顿的格里特·史密斯先生，在5月下旬却要到这里来。……他到了之后，在里弗里旅馆里开了几间房间。1858年5月24日秘密委员会（3月成立，由史密斯、帕克、豪韦、希金生、斯特恩斯和桑博恩等人组成）就在那里开会，讨论局势。关于袭击的延期早经决定，武器又暂时冻结，所以目前只能在堪萨斯使用。剩下的问题便是：要不要布朗立即到堪萨斯去，在将来应当为他筹措多少款项。这个委员会的六个委员中，只有一人（希金生）缺席。……会上一致决定：布朗应立即前往堪萨斯。”
　　在此以后，布朗立即前往波士顿。在逗留期间他同希金生谈了一次话，希金生把当时谈话记录下来。他说，布朗对于里弗里旅馆会议上作出的决议，即将袭击推迟到这年冬季或1859年春季，届时将由秘密委员会为布朗筹措二、三千美元一节，感到十分遗憾。他还要到堪萨斯去以便蒙蔽福贝斯，并且把财产移交出去，以卸去堪萨斯委员会的责任，该委员会在将来不与闻他的计划。
　　“经试探布朗的意思”，希金生继续写道，“我发现他……认为这种推延使他的十三个人以及在加拿大的人们感到非常沮丧。在秋季开始是不可能的，只要他有三百块钱，他决不耽搁一天（他最后这样说），把他的部下从俄亥俄州弄到这里，每人还用不了二十五块钱，他所需要的就是这一些。如果有办法，他一天也不会耽搁的。他抱怨说：在东部的一些朋友不是实践家，由于他们掌握着资金，没有他们的支持，他便无能为力。”（桑博恩所著书第463—464页）
　　这时布朗只好藏起武器，分散部下，并且在堪萨斯躲藏一年。这是出于万不得已，毫无疑问，这样反而使袭击失去成功的希望。当这个计划不能实现时，加拿大的黑人纷纷脱离关系，并且对布朗的决心和智慧产生了怀疑。布朗的儿子将武器藏在俄亥俄州北部的一个干草堆里。
　　与此同时，这批人中有一部分——史蒂文斯、库克、提德、吉尔、泰勒和欧文·布朗——在大会闭会后，立刻到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城去了，并且在其附近乡间找到了工作。布朗这时从加拿大来信写道：
　　“这里天气多雨，以致找不到工作。我只接到东部寄来的十五块钱。福氏〔福贝斯上校〕所采取的手段对我们东部朋友们竟产生了这样的影响，因此我有些担心，恐怕我们在目前不得不暂缓行动了。他们〔他的东部朋友〕极力劝我们这样做，并且答应过些时候给我们慷慨的援助。我时时刻刻盼望获得充分的援助，使我们能付清这里的伙食帐，并能到克利夫兰去探望你们，和你们商量。只要有办法，我们立刻就去。就算我们确实不得不推迟直接的行动，当我们至少还能避免一败涂地时，难道伟大、崇高的人物可以空发牢骚，或者心灰意懒地袖起双手，或者懒洋洋地坐着吗？只有在困难的时候，人们才能证明自己是怎样的人；也只有在那样的时候，人们才显示出自己的品质。难道我们的困难，就足以使我们放弃人类所曾经从事过的最崇高的事业吗？”（1858年给欧文·布朗的信，载里奇曼：《约翰·布朗在教友会教友中》第40—41页）
　　两个星期以后，其余的人除卡基外，都相继到克利夫兰去，布朗到东部去见斯特恩斯。卡基是个熟练的排字工人，他到加拿大的哈密尔顿去，在那里把临时宪法排了版，印了出来。6月中旬当布朗从东部回来的时候，他到达了克利夫兰。里尔夫说；布朗并没有很多钱，但是派他到纽约和华盛顿去监视福贝斯，在可能的条件下重新取得他的信任。然而里尔夫对于这个事业已胆怯起来，不热心了，搭船到英国去了。其余的人四分五散。欧文·布朗到俄亥俄州阿克伦城去；库克离开克利夫兰城到哈普渡附近一带；吉尔在一个震教徒移居地，可能是在俄亥俄州的莱巴农找到了工作；提德已经在那里被雇用了，斯图尔德·泰勒到伊利诺斯州去了；史蒂文斯在克利夫兰等待布朗；而利曼则在阿什塔布拉县找到了工作。约翰·布朗于6月3日离开波士顿，前往北厄巴的老家，作短期的探望。后来，他和卡基、史蒂文斯、利曼、吉尔、帕森、莫菲特和欧文聚集在一处，这一行人前往堪萨斯，6月下旬抵达该地。
　　约翰·布朗要组织黑人队伍的企图，便这样突然结束了。他的亲密的朋友认识到，这个伟大的计划只不过是延期实行罢了，但是这一延期，正如希金生所预言的，泄了气。布朗想召募一支庞大的加拿大分遣队的可能性便大大地减少了。虽然如此，种子已经播下了。查达姆独立宣言的最后一句话对千百万人来说，并不只是美丽的辞藻：“大自然为它被屠杀的和受折磨的儿女们哀伤。让苍天染上深红的颜色吧！”

^[1] “克里奥尔号” 是一艘贩奴船，1840年10—11月载运一批黑人奴隶由弗吉尼亚州汉普顿罗兹湾开往美国南部港口新奥尔良。奴隶们在途中起义，将船开往已宣布解放黑人的英属巴哈马群岛，赢得了自由。

^[2] 加内特是革命废奴主义者，1843年8月在布法罗黑人代表大会上发表战斗性演说，号召黑人奴隶举行总罢工，然后举行武装起义，这反映了北部黑人领袖觉悟的提高。

^[3] 逃亡奴隶法造成的白色恐怖使部分黑人想移居国外，但这只能削弱黑人的战斗力，并不能消除美国黑人奴隶制度，因此大多数黑人群众坚决主张留在美国继续斗争·

^[4] 约翰·布朗非常敬佩哈里埃特·塔布曼，称她为“塔布曼将军，在提到她的时候，常用“他”而不用“她”。

^[5] 基督教主要教派之一，十七世纪产生于英国，主张成年后才可受洗，并使受洗者全身浸入水中，所以叫浸礼会。

^[6] 指美国宪法。

^[7] 《临时宪法》第28条规定：“一切缴获或没收得来的财产以及一切靠本组织成员及其家属劳动得来的财产，应当看作是同等地、无差别地属于全体所有的财产，可以用于公益的目的，或者为同样的目的进行分配。”第36条规定：“一切直接或间接同敌人合作或为敌人效劳，或坚持占有奴隶的人，其全部动产和不动产应予永远没收。”

^[8] 由于福贝斯向亨利·威尔逊泄露了约翰·布朗的起义计划，引起威尔逊的惊恐，致使威尔逊写信给豪韦，要他收回供给布朗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