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约翰·布朗的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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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约翰·布朗的遗志

　　“我，约翰·布朗，现在坚信只有用鲜血才能洗清这个有罪的国土的罪恶。过去我自以为不需要流很多的血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现在我认为，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

　　1859年12月2日于弗吉尼亚州查尔斯敦”

约翰·布朗就义前写下的遗书手迹（1859年12月2日）

　　这就是约翰·布朗在他就义的那一天所写下的最后遗言，也就是他在狱中四十天时所写的可歌可泣的书信的精华所在，它成了美国废奴主义的最强有力的文献。这番话是在镣铐之中庄严地说出来的，是在死亡的阴影笼罩下说出来的，这番话在那次暴风雨般的、令人惶惑的袭击以后就变得越发坚强有力了，这番话的深厚的诚意在这个人的性格中具体地表现出来了，这番话比美国所发生过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更强有力地动摇了奴隶制度的基础。
　　关于他自己，他谈得很简略，但却怀着满足的心情：“如果我能活到1860年5月9日，那么我将是六十岁的人了。自从我能记事起，我就从来不需要睡很多的觉，因此，我认为，我已经尽情享用了的工作时间，和七十岁的人的平均工作时间一样多。我不但不用带眼镜，而且还能够很舒适地阅读和写字。不但如此，一般说来我的身体是非常好的。现在，当我想起我能够多么容易地留在世上，使我为自由事业所作的一切前功尽弃，或使我为自由事业所受苦难成为徒劳时，即使我有机会活下去，我也不敢妄想再作一次人间的旅程。”（给堂兄的信，见桑博恩所著书第594—595页）
　　经历了艰险、坎坷的一生以后，他终于获得了身心的宁静。他坚称他的精神在现在和过去都是健全的：“我不但丝毫也没有意识到我的疯狂、我的恐惧或任何可怕的幻象，反而感到泰然自若，特别是我的睡眠，就象一个健康、快活的小婴孩的睡眠那样香甜。我根本没有感到我是在狱中带着镣铐，我的确认为，在我一生之中，我从来没有比现在更愉快过。”（给提尔登的信，见桑博恩所著书第609—610页）
　　当谈到他自己的功过时，他谦逊而坚决地说：“大多数人是用每人一生中成功或失败的程度来衡量彼此的行为和动机的。根据这个尺度，我是一个最坏的，也是最好的人。我并不认为我是最好的人，至于我的生和我的死对这世界是有害还是有益，这要由一个公正的法庭来决定。”（给提尔登的信，见桑博恩所著书第609—610页）
　　他并不以他的行动为耻：“我在那件事上没有任何犯罪感，也并不因为身受监禁而感到悔恨。我完全相信，我家里的人很快就不会因为我而感到脸红。”（1859年给家里的信，见桑博恩所著书第579—580页）
　　“我并没有因为拿起武器而感到有罪。如果当初是为了有钱有势的人、有知识的人、伟大的人（人们所认为的伟大），或是为了那些制定损人利已的法律的人，或是为他们的一些朋友，我才进行斗争，受苦受难，牺牲自己，献出生命，那么这件事也许会办得很顺利。可是这些不必多说了。这些转瞬即逝的无足轻重的不幸，只能给我带来重大得多的、永恒的荣誉。”（1859年给一位朋友的信，见桑博恩所著书第582—583页）
　　的确，黑夜茫茫，他的信心在最初曾动摇过，然而他一再战胜了动摇，提高了信心。“我不能相信我所做的任何事情，或我所遭受过的和可能还要遭受的一切痛苦，对人类的事业说来是徒劳无益的。还在我开始袭击哈普渡以前，我就自信即使是在最坏的情况下，袭击哈普渡也是值得一作的。我曾经常表示过这个看法，现在我也看不出有任何理由需要改变我的看法。总的说来，我到现在也一点都没有感到失望。我过去所大感失望的是我未能完成我的计划，但是现在我甚至对这一点也完全想通了。”（1859年给维尔的信，见桑博恩所著书第589—591页）
　　“当我意识到我至少还曾致力于改善那些一直处在底层的人们的生活条件时，我多么感到宽慰，并且希望我能毫无怨言地承担一切后果。”（1859年给斯特恩斯小姐的信，见桑博恩所著书第607页）
　　“我还没有见过有一个黑夜会黑暗到足以妨碍旭日东升，也没有见过一场暴风雨会猛烈或可怕到足以阻止温暖的阳光和无云的蓝天重新回来。”（1859年给家里的信附言，见桑博恩所著书第585—587页）
　　“至于我在何时，以何种方式死去，我完全听从主的安排，因为我现在认为，对我说来，在这时候用我的鲜血写下我的证词，对我竭力提倡的事业所起的促进作用将比我这一生所作的一切大得多。”（给妻子和子女的信，见桑博恩所著书第585—587页）
　　“以前，我的一生没有给过我象这样的一半的机会去为正义而呼吁。想到这一点，我也就觉得大可以对目前的处境和即将面临的遭遇处之泰然。”（给提尔登的信，见桑博恩所著书第609—610页）
　　他对奴隶制度是铁面无情的：“在这里没有一个人配称得上是基督的牧师。这些牧师自称为基督徒，但却蓄有奴隶或者拥护奴隶制度，我对他们简直不能容忍。我不能和他们跪在一起作祷告，因为他们的手沾满了人们的鲜血。”（1859年给麦克法兰先生的信，见桑博恩所著书第598—599页）他对一位南部的牧师说：“我请你不要打扰我。你的祷告对上帝是一种亵渎。”他还对另一位牧师说；“我绝不能和任何衣襟上沾有奴隶的鲜血的人一同低头祷告，以致侮辱了上帝。”

约翰·布朗的墓地及1855—1863年家属的住宅（纽约州北厄尔巴）

　　约翰·布朗写信告诉他的子女说，“要憎恨，并且是怀着切齿难忘的仇恨来憎恨罪恶的渊薮——奴隶制度。”（1859年给家里的最后一封信，见桑博恩所著书第614—615页）
　　最后他欢呼道：“精神是无法被监禁、带上锁链或绞死的。我愉快地为着几百万‘无权’的人们而死，这个伟大而光荣的共和国，‘迟早将尊重’这些人。”（1859年给马兹格雷夫的信，见桑博恩所著书第593页）
　　“当我的孝顺可爱的家庭知道了我已说过的那些愿望时，就根本不需要任何正式的遗嘱了”（第36届国会第一次会议参议院委员会报告第278号；约舒亚·雷·吉丁斯的证词第147—156页），他在他临终那天这样写道。
　　约翰·布朗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世界就是他的家庭。他留下来的遗产是什么？人们很快就听到：他的声音是号召与奴隶制度进行一次伟大的决战的呼声。
　　从约翰·布朗被俘那一天到他去世那一天，以及在以后的日子里，受审判的是南部和奴隶制度，而不是约翰·布朗。的确，约翰·布朗的袭击使弗吉尼亚州陷入了困境。如果他的进攻是少数狂热分子的活动，是由一个疯人领导而遭到奴隶们一致拒绝，那么，适当的处理办法就应该是忽视这次事件，而静悄悄地惩罚最恶劣的肇事者，对于误入歧途的首领或赦免他，或者把他送进疯人院。如果是另一种情况，弗吉尼亚州面临着一个阴谋，这个阴谋威胁若它的社会存在，在州内奴隶中间引起动荡不安，并且对将来充满了不吉之兆，那么，采取格外的警惕。迅速处以极刑，严厉的控诉，就是很自然的了。但是这两种情况都不是真实的——要使两种互相排斥的情况同时并存，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但这一点恰恰是南部和弗吉尼亚州所期望的。这个州一方面坚持认为这次袭击规模小得可怜又可笑，不能成什么大事，用安德鲁·亨特尔的话来说，“除了被迫的以外”，“没有一个奴隶，参加约翰·布朗的行动；一方面却花费了二十五万美元去惩罚进犯者，在附近驻扎了一千到三千士兵，使全国人心惶惶。当人们意识到这种做法的自相矛盾时，便进而企图夸大参加起义的白人的危险性。主持审判的审判长迟至1889年时写道：据见证人证明，布朗一伙计有七十五人到一百人，他“还等待着大批援兵”；同时州检察官安德鲁·亨特尔还识破了全国性的阴谋。
　　那么，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正如二十二年后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起事地点所说的，“如果说约翰·布朗没有结束这场结束奴隶制度的战争，那么，他至少把它发动起来了。如果我们查一查赢得这个荣誉的日期、地点和人们，我们就会发现：发动这场结束美国奴隶制度和使这个国家成为一个自由共和国的战争的，不是卡罗来纳州，而是弗吉尼亚州；不是萨姆特堡垒，而是哈普渡和军火库；不是安德逊少校^[1]，而是约翰·布朗。直到这次袭击以前，自由的远景虚无飘渺，暗淡无光，不可制止的冲突^[2]不过是一场言词、投票以及从妥协到妥协的冲突。约翰·布朗振臂一呼，云开雾散，——在自由问题上对垒的两军站在破裂的联邦的裂缝的两侧，就要拿起武器进行交锋了。”（1882年6月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哈普渡斯托勒学院的演说）
　　约翰·布朗的袭击促进了美国内战，所经过的途径是这样的：首先他唤醒了弗吉尼亚州的黑人。他们对于他的计划究竟了解到什么程度，那当然只能加以猜测了。很明显，没有几个人知道这次袭击会在10月17日发生。但是这次起义如果旗开得胜，那就会象奥斯本·安德逊所说的，奴隶们是准备参加的，毫无疑问，那时候他这么说，他是心里有数的。美国内战有二十万黑人士兵参加，证实了他这番话。这次袭击后仅仅一个星期内，就发生了五起纵火案，足见事态严重了。亨特尔企图把这些案件归咎〔jiù〕于“北部密使”，但是这种非难没有得到证实。另外唯一可能的肇事者是奴隶和自由黑人。弗吉尼亚人相信这种说法，可以从欣顿的说法看出来。欣顿宣称，1859年弗吉尼亚仅在出售奴隶方面，就损失了一千万美元。（欣顿所著书第325—326页）一位访问过约翰·布朗的女士说；“我很难忘记那狱卒的态度（那天早晨我看到了他那张‘出售黑人五十名’的广告）。”（斯普林夫人语，载雷德帕斯所著书第377页）这次被清除出去的可疑的奴隶有多少，这是无从证明的，但是人口调查却指明了一些情况。1850到1860年间，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黑人人口增长了百分之四强。但是同哈普渡交界的三个县——弗吉尼亚州的劳登和杰斐逊以及马里兰州的华盛顿，在1850年原有奴隶一万七千六百四十七人，到了1860年减至一万五千九百九十六人，几乎少了百分之十。这意味着二千四百个奴隶不见了，这是意味深长的。
　　第二，在约翰·布朗出现于哈普渡很久以前，南部的领导人，例如逃亡奴隶法的起草人、哈普渡事件调查委员会主席梅森，担任该委员会委员的杰斐逊·戴维斯，以及怀斯、亨特尔等弗吉尼亚人，早就赞成退出联邦作为维护奴隶制的唯一办法。约翰·布朗给这些人提供了有力的论据和严重的警告。他们利用了这个论据，但压制了这个警告使人听不到。这个论据是：看，这就是废奴主义，这就是北部。除非南部采取极端的手段，南部和它所珍爱的制度将要受到这种待遇。他们顺着这个路线，强调这次袭击，并加以渲染，他们针对的是白人参加者和北部的同情者。怀斯州长在11月25日发出一份紧急宣言，给南部听，给布坎南总统看。参议院委员会多数派报告在结尾使用了不祥的辞句。在另一方面，约翰·布朗的这次袭击的警告——黑人起义的危险——却只是悄悄耳语罢了。
　　第三，这是导致美国内战的途径，并具有更深远的意义。这次袭击唤醒了并且指导了全国的良心。观察观察它所引起的反应，真是不可思议。有些人沉不住气，急于为自己辩护，便迫不及待地登报声明。对加里逊这个不抵抗主义者来说，拿起武器十分可怕；比彻^[3]对约翰·布朗猛烈攻击，西华德则对他大施毁谤。接着在这个国土上呈现一片不详的沉寂，而布朗为自己辩护的声音在全国都听到了。一股同情心的热流，汹涌澎湃，流遍了全世界。大家都知道，从法律上说，约翰·布朗是违法者，是个杀人犯。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模糊地但逐渐清晰地认识到·他的非法行为是响应为人类的幸福而自我牺牲的最崇高的号召。他们开始自问，这是一种什么力量，能够鼓舞起这样的热诚？约翰·布朗一再重申的解放“被束缚的弟兄”的简短声明，作了回答。
　　1861年春天，波士顿轻步兵团被派到波士顿港的华伦堡垒进行训练。士兵们组织了一个四部合唱队，大唱爱国歌曲，有人为他们写了这样一首歌词：

　　“约翰·布朗的躯体在墓中腐烂，
　　他的精神引导着我们前进……”

　　人们把这首歌词配上了谱，所配的调子是一首在野营布道会上唱的老歌——大概是出自黑人——名叫《喂，弟兄，你愿意同我们相会吗？》这团人学会了这首歌，当他们由华伦堡垒出发，经过克里斯伯斯·阿特克斯^[4]死难的那个地点时，他们首次公开唱出了这首歌。吉尔摩的乐队学会了，加以演奏，这样，《约翰·布朗之歌》^[5]②便永世流传！

^[1] 林肯当选总统后，南卡罗来纳州奴隶主于1860年12月20日带头脱离联邦。忠于联邦的南卡罗来纳州萨姆特蛆垒守军司令安德逊拒绝向发动武装叛乱的奴隶主投降，叛乱分子在1861年4月12一14日炮轰和占领萨姆特堡垒。这是1861—1865年全国规模的内战的开始。

^[2] 国会参议员西华德1858年10月在纽约州发表演说，曾用“不可制止的冲突”来预言自由劳动制度和奴隶制度的冲突不可避免，因而名噪一时。后来西华德成了妥协派，鼓吹用所谓理智、选举和基督教精神来解决社会矛盾。反对暴力革命，对约翰·布朗起义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3] 指著名反奴隶制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作者斯托夫人的弟弟亨利·比彻。他对哈普渡武装起义横加责难，说什么布朗的“精神高尚，但行动渺小。

^[4] 克里斯伯斯·阿特克斯（Crispus Attucks）1770年3月5日英国军队在波士顿进行大屠杀时第一个死难的人。

^[5] 《约翰·布朗之歌》在内战期间成为美国人民中最流行的一首爱国歌曲，联邦军队高唱着这首战歌奔赴战场，英勇杀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