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解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爱·伯·杜波依斯 -> 《为和平而战斗》（1952）

第十四章解释

　　幸运的是和平运动者，因为它们会被称为共产党人。这算是对和平运动者的侮辱呢还是对共产党人的赞誉呢？这就是美国目前的一个不伦不类的现象。我们的审讯与这种不伦不类现象有什么关系呢？
　　回顾耗费了许多精神、许多金钱的这几个月，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答案，就是：这次审讯与那不伦不类现象完全没有关系。政府后来没有控告我是一个共产党人，也不可能这样控告我，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共产主义还不构成一个可控告的罪名。但是我的朋友们都说，被控以同情共产主义，被戴上“红”帽子，虽说无罪，也是极其不方便的；因此，他们说，我们被宣判无罪是一大胜利，因为这说明了我们在争取和平的工作中与共产主义并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却不愿把这件事只说到这里为止。政府虽然控告我们而没有能够证明我们有罪，但是，实际上，在人们的脑子里，至少是指责我们同情共产主义。这个同情是我们敌人所认定的，也是我们的朋友所担心的，但这个同情却没有被证实，甚至也没有经过调查；不过，事实却表明，我们所得到的鼓励和祝贺大半来自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左派分子，这个事实岂不说明了那同情吗？这是真话，不过，这还不是事实的全部，因为在支持我们的人中间，有许多是自由主义者、进步分子、甚至有一些拥护和平和言论自由的保守分子。
　　在我过生日的时候，在我被控告和审讯的消息宣布的时候，在我被宣判无罪的时候，我接到各地的支持和祝贺的电文，如果把这些电文的来源按照地理分类，很显然的，我所得到的支持和祝贺有的来自东欧的共产党人，有的来自西欧的社会党人，有的来自亚洲的共产党人，也有的来自美国的进步党人、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也有的来自印度和南美的左派分子。此外，还有来自非洲、加勒比海和美国的有色人民，有这些人中间有许多是具有保守思想的。
　　那末，我对这种左派支持抱着什么态度呢？我不愿避而不谈这个问题；相反地，我要把这个问题说得十分明白：我是感激这种支持的，我深深感谢这种支持，因为这种支持加强了我心中的信念，即他们的主张大半是与我的主张相同的，也是与一切正直的人们的主张相同的。
　　但是，这却于目前美国人的想法是相反的，照我看来，目前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简直是发疯。假定我深切地、热情地相信一个主张，我就要人家支持这个主张。有某位先生出来支持我这个主张，我就欣然接受这个支持。我接受这个支持是因为我相信我的这个主张。某先生也相信这个主张，但是某先生同时也相信许多我不相信的其他东西，而我也相信许多他所不相信的东西。但是只要他的其他主张还容许他支持我的这个主张，我就欢迎他的支持。如果她对我的主张的支持妨碍了他的其他主张，他就不必给我支持。他既然支持我，我就欣然接受他的支持。
　　但是近来在我们美国有着表面上看来头脑清醒的公民、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们一会儿大声地、愤怒地拒绝共产党人、社会党人或进步党人的支持，一会儿又拒绝黑人、天主教徒、犹太人和侨生的人的支持，理由是他们不相信这许多人士所相信的一切东西，虽然后者在某些问题上却能同意前者。
　　因此，有些人显然要求主张和目的的完全一致，作为任何合作的先决条件。这种态度足以破坏民主，阻碍进步。这种态度在美国曾扼杀了早期温和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扼杀了拉佛莱特的农工运动，扼杀了新政，现在又企图扼杀进步运动了。只要我们的国家是在一个有着两个名称的政党统治之下，任何第三党就不容易存在。
　　因此，我感谢所有支持我争取和平的权利的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我也同样感谢一切保守派人士和自由主义分子，因为他们不怕戴“红”帽子而敢于支持他们所认为对的东西。同时，我绝不愿意因那些支持我的人的具有可怕的、隐藏的动机的暗示，而跟着反对我自己的计划。
　　我完全知道共产党人不相信文明世界可以在资本主义之下永远存在。但是，我只看到资本主义想要消灭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只指出资本主义一定会自杀。我现在深信两种制度可以和平共处，不会发生战争，而且可以进行互相有益的竞赛。斯大林说过这样的话，但是杜鲁门却没有说过。
　　但是，问题还不止于此。各种社会改革方案是永远不会完备的，但也永远不会互相排挤，它们总有许多广大的重复的地方。在十六世纪，天主教和新教并不是上帝与魔鬼的两个绝对分离着的领域。在十九世纪初期，英国人还能够主张一些自由贸易，赞同实行一些保护关税，而自己不会因此而成为帝国的叛徒。所以今天所谓西方“自由的民主制度”若鼓吹人类的进步道路，没有不至少采取一部分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方案的；也没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案不主张在符合真正的社会进步情况下尽可能自由地使用资本和个别企业的。由于这个缘故，我不肯因为有人指责我的方案是社会主义的或是共产主义的就叛离我所认为对的东西。没有一个人类进步的方案能够逃脱这种指责，因为这个方案是正确的。我不想逃脱这种指责。我坚定地相信社会主义，正如我坚定地相信民主制度一样。我相信任何国家的人民有试图建设共产主义国家的权利。然而当约翰·勒·路易斯要求给矿工以联邦保护，政府主管人员就回答说：“这是社会主义!”那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由于这个理由，我参加了产生于苏联的一个世界和平运动，而这个运动今天已在苏联取得了主要支持。由于同样的理由，我反对美国的战争运动，因为这个战争运动正在把这个过去一向和平的国家变成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最大的战争贩子。我不承认我的这种态度是叛国的。
　　我是出生在美国的一个公民，我的祖先，不论是男的女的，两百年来都是出生在美国的公民。我一生中忠实地尽了我认为一个公民应尽的全部责任。我遵守我的国家的一切法律，甚至我认为有些法律是野蛮的时候，我也遵从了。因为我生活在这个国家里，我就想设法使这个国家变成一个比较好的国家。但是，我若说我“爱我的国家”，这不是老实话，因为这个国家奴役了我的同族人民，使他们贫困、并杀害了和侮辱了他们。尽管如此，我却知道美国为许多其他国家的穷苦的、受压迫的、绝望的人做了一些事情，也知道美国为了抵消和补偿它加于黑人的罪行而做的事情。我仍然相信，这个国家将来总有一天会成为一个没有肤色区别的民主国家。我目前和将来都将努力争取实现一个目的不仅仅使少数人发财，而且还要制止战争并消除一切人的贫穷、疾病和愚昧的美国。
　　我不相信对美国的忠诚应该包括对其他国家人民的仇恨，我也不答允不管我的国家“对与不对”都支持它。这个国家是对的时候我就维护它；当它是不对的时候，我就谴责它。譬如说吧，在内战时期我曾住在佐治亚州（我在解放以后住过二十五年），如果当时法律迫使我参战维护奴隶制，否则我就得死的话，我就宁可去死。
　　我固然是而且盼望永远做一个美国的忠诚公民，但我也尊重并羡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认为那个国家是今天世界上最有希望的国家，这倒不是由于它的理论，而是由于它的成就。苏联在大约三十年中使千百万曾受人糟蹋的农奴摆脱了文盲状态，消除了迷信和贫穷，而变成了有自尊心的、勤劳的人。我并不认为苏联是十全十美的，但是作为一个有过若干训练和经验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作为一个曾经旅行过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我不相信人家提出的这样的证据：指责苏联是一个奴隶国家，指责苏联是剥削被剥削的人民的帝国主义，指责苏联是一个对别国不履行它的义务的国家。人类的罪恶并不是由于任何宗教、任何政府制度或经济学说所造成的。这些罪恶不能用暴力而只能用道德力量来纠正。今天有哪些国家能说有这样多的正直行为和智慧而得以享受统治世界的权利呢？
　　俄国有一个最宝贵的事实使我对它的未来抱着希望，这便是它的国民教育制度，世界上没有其他制度可与之比拟。如果美国的黑人有俄国人一半的机会读书、写字和计数，今天就不会有黑人问题了。没有任何计划专制制度的国家可以实施这种学校教育。任何国家，尽管进行宣传，尽管对广播事业和报纸实行限制，尽管对教会进行控制，但是只要这个国家的人民能够并且的确阅读到苏联所印发的大量读物，就不会永远成为被人奴役或被人引入歧途的人民。我们国家的衰落的最大证据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今天用于准备战争的钱十倍于用于教育的钱。
　　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个公民，作为世界的一个公民，我有权利知道、考虑和说出我所看到的真理。我相信民主制度，相信社会主义。我也相信共产主义，只要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人们有足够知识和足够优良的品质来实现共产主义的话；但是，我不相信所有国家用同样方法，在同一时间来实现它。我鄙视那些从肤色、宗教信仰和收入来判断人的人们和国家。我相信在自由人中间可以进行自由企业，并相信依照物理、生物和社会规律可以发挥个人的创造性。我痛恨战争。
　　在杜鲁门主义下，这个国家已走上了必然导致灾难的道路。我们现在是准备用武力阻止和粉碎共产主义，为了做到这一点，不惜故意造成对苏联以及一切追随苏联的国家的很大仇恨，不惜冒着引起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世界战争的危险。我们就这样阻碍了人类进行社会改革的道路，这种社会改革必须沿着目前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巴尔干半岛诸国和新中国所遵循的许多同样的道路来进行。
　　我们为了辩护我们的可怕计划，竟说只有我们拥护自由和民主制度，只有我们有工业效率，只有我们公允地分配财富和普及大众知识，只有我们有科学。现在让我们一件一件地来检查一下，看看究竟情形是怎样。
　　在今天，任何国家若自称为“自由的”，那是很可笑的。今天，关于自然的规律和发展物理力量的技术地知识一天天增加，我们对生物发展的情况，也一天天更为了解，同时，我们对于心理状态和只是也很丰富，特别是我们有我们的社会组织——固有的和模仿外国的（包括复杂的工业技术和组织，国内和世界范围的贸易和金融），我们有大量的不成文法和成文法。我们今天既有了这一切东西，就不可能有任何男子、女子或孩子是自由的，或是能自由的。甚至十二世纪的旅行者、十五世纪的新大陆的探寻者、十七世纪的开发“冒险家”、十九世纪的拓荒者、移民和投资者等人的有限度的“自由”，在二十世纪里都收了法律和条例的限制，我们的自由在我们谋取生活的方法中逐渐缩小，不过在想象、科学和表现方面还保持着自由的宽度，或者能够保持自由的宽度，并还能够增加自由。但是，说来也很奇怪，由于战争计划，美国目前正在这个自由的真正领域内，限制着人权。
　　在十九世纪使范德比尔德家族、戈尔德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发财的那种企业“自由”已不能继续存在了。那个时代已过去了，这是我们知道的。在法律和道德之下我们能够保存多少自由乃是一个实验、思想和艰巨的科学研究的问题，不是一个口号问题。今天，每一个国家用法律和武力压制它的公民，然而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公民要保存一个尽可能大的想象、思想和行动自由的领域。
　　苏联正在竭力发展成为一个在严格纪律下工作的国家，以便发展为一个尽可能没有贫弱、愚昧和疾病的民族。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俄国的纪律太严格，并认为完全消灭贫穷是不可能的。我们有一切机会证明这一点。若为这件事而进行战争是无意义的，特别是这种战争以及为了征服世界而作的巨大准备，会使我们自己的基本自由遭受削减，使我们的教育制度破产，而且鼓励了盗窃和谋杀，同时，由于我们制造炸弹而无多余财力防止水灾，结果使成千上万的勤劳公民淹死饿死。在一切人得以自由行动的领域中，工业领域现在是而且一向是最为狭窄的，因为在这个领域内，气候、技巧和文化形式容许幻想和个人选择的机会极少。但是，美国正在工业方面为老板们要求一个充满暴力、充满机会的混乱局面，二在文学、科学、艺术和表现方面，我们却在削减创造才能。
　　我们说美国领导民主制度。这是一句老话，它有时候也是近乎正确的。这句话在今天确是不正确的，因为民主制度虽然在理论上是合乎逻辑的，但在实际上来实现和保持它确是不容易的。在我们的历史上有时候曾经是由公民群众的舆论决定我们的政策的。像十九世纪的新英格兰各州，民主的镇会议是地方政府的有效工具。但在我们大部分的历史上，民主制度受到严格限制，有时受宗教和社会地位的限制，有时受种族限制，有时受财产所有权的限制，后来又受奴隶制度的限制，随后又受合法的剥夺选举权的限制，今天又受着财团权力的限制。情况的确是如此，所以我们对于美国的民主治国方法的信仰的曲线有时上升，有时下降。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叶对这种方法的评价极低，到杰克逊时代，这评价达到最高峰。随后在南方的蓄奴政权统治下，这种评价又下降，到了建设时期的初期又突然上升，后来又突然、必然地下降，直至现在常常不到一半选民愿意投选举票。
　　蓄奴政权靠着掌握土地和劳动力而治国的，土地和劳动力对于宝贵的棉花收获是必要的；自从这个政权垮台以后，这个国家就猛然放弃了自由人和移民的民主统治，渐渐地、明确地把统治权让给了财团。由于剥夺选民的选举权——用法律剥夺黑人的选举权，用经济报复的威胁剥夺白种工人的选举权，用高不可及的文化标准剥夺妇女们刚获得的选举权——国会就失去了它的代表性。而且各个代表单位获得非常不平均，南卡罗莱纳州的五千选民有着与纽约州十万选民同样的政治权力，三万六千张选票就使内华达州反动的麦卡伦获得了与获有二百万张票的伊利诺斯州的自由主义分子道格拉斯同样的政治权力。
　　在立法方面，尽管有这种种不平等现象，国会和大多数的州议会却进一步束缚了它们自己的手，使法律更容易由具有特殊利益的人来授意制订，而且经常是由那些认为国家是大企业用来谋取最大利润的一个工具的人来授意制订的。立法提案先交给有关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主席都是有权势的人，他们不是用民主的方式选出来的，二十靠资历选出来的，这就是说，把主席职位派给那些靠剥夺选民的选举权或对选民施以恩惠或给以金钱而得在国会中保持议席最长久的人。因此，国会中有权势得委员会，大多数是由南方反动政客们控制的，这些政客之所以能终身获选，全靠被剥夺了选举权的黑人和贫穷的白人。除此之外，国会并把权力交给得以把任何建议无限期搁置的“规程”委员会，或利用得以阻止大多数议员投票赞成极少数议员所反对的任何立法天的附则，这样看来，国会是处心积虑地在它自己的会议厅里削弱民主制度。
　　院外活动集团都是由代表大企业的利益，而且能力比较强并具有社会和工商界关系的人担任的，他们所得的薪金很高。国会情况既如此，院外活动集团便经常出席国会，并与议员们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的势力大大地压倒有时代表国内某些部分选民的、不经常出现的少数代表团。因此，为了要通过法律而花的费用非常大，只有大公司才能拿得出这笔钱。谋取官职运动所花的钱也很多，不是普通候选人所能负担的，只有组织良好的大机关挑选出来并准备给他花钱几百万美元的人才能考虑谋取高级官职。
　　最近，甚至政治运动地性质也完全改变了。新闻来源都被大企业控制，电台和电视广播事业以及大旅馆和会议厅都由私人管理，因此，普通公民在任何选举中实际上不可能了解选民面前的广泛政治问题，如果他们能了解这些问题，他们便可以进行明智的投票。在这种选举中，教会和大学、科学家和诗人常常禁口不言，他们怕公然的指责，怕丧失进益。此外，全国一亿五千万人民不能像镇会议的人员了解行政委员候选人的人格那样了解议员候选人的人格。选民很少有机会直接看到这些候选人或听到他们讲话，不知道他们的主张是怎样，也不知道他们怎样在国会中投票：他们所知道的一切，是从受控制的报纸上获得的。真正的政治辩论、质询和公开讨论正在消失中。
　　如果说地区广大和人口复杂是我们国家民主制度失败的一部分藉口，那末，我们对地方自治差不多已沦入全部萎缩状态，又有什么话好说呢？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时期，村、镇、市按照民主制度，自己治理，镇会议征收税款并用掉它们，村、镇、市选举他们自己的官员，决定他们关于修路、济贫、治罪的政策。今天，镇、区和大部分情况下的城市受着州和国家的节制。这些镇、区和城市不能选举官员，也不能采取政策，只是交付税款，而自己却没有钱用，也没有举行民主的镇会议的地方，甚至也没有举行适当讨论的地方。这镇、区和城市是由县或州的官员们治理的，本身甚至不能决定街道法规、车资、下水道和马路电灯事宜。镇、区、城市享受州的津贴，而州又向国家乞求施舍。整个国家是由或多或少暗藏的集中在工业寡头手中的权力来统治的。
　　由此可见，美国公民今天对候选人或对于将付表决的问题，都只有很小的控制权。国家政策的主要决定权掌握在今天控制着巨大寡头政治的企业集团的手中，而这种寡头政治目前正在伸展到全世界。
　　这些就是理由，说明我们要在全世界促进民主制度的说法是立不住脚的，经不起认真的研讨的。让我们来坦白地承认，在国内的一切利益和个人野心都和公众福利相冲突的情况下，而公众又是那样不学无术，那样没有经验，若要使舆论控制一个现代国家，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既承认了这一点，那末，若把实际上不存在的成功说成成功，把我们没有获得的胜利说做胜利，这有什么好处呢？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我们有必要生产并分配足够数量的财富，把这财富交由能最妥善地利用它为一切人谋福利的人民掌管，我们用这样的方法来维护我们有限的民主权利。让我们现在来谈一谈关于美国的财富和拥有这财富的人的情况吧。
　　今天，最重要事业中的生产并不是私人的事，而是广大社会的事。许多人用无数的方法在相隔很远的地方一同工作，而且工作的时间长短不一，有的一星期或不到一星期，有的十年或十年以上，才能生产一件富贵的产品。若以这些人的物质或精神的贡献，努力的性质和效率，劳动的时间长度和强度，以金钱计算的价值来估计他们对成果的贡献的恰当比例，那是用任何数学方法也不能准确地算出来的。现代工业的产品是社会的产品，是属于社会的。它是应该依照社会公正的最高标准来分配的。
　　财富这种东西并不是、也从来不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它始终要有某种程度的集体合作。而在今天说来，财富更是自然恩惠加以社会努力而产生的结果。财产是使用财富的合法权利，财富可能产自人们自己的努力，或产自他人的努力。它也可能产自对天然资源的掌握，也可能产自遗产或一笔礼物，也可能从欺骗、赌博或盗窃行为产生。
　　财产不是什么神圣的东西，它的价值决定于积累和使用财产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这就是说，财产和它的使用是政治考虑和民主决定的适当题目。在美国，在获取财产方面存在着太多的欺骗和盗窃行为，在使用财产方面，又存在着太多的不合理的现象。巨额财产是靠着劫掠、靠着垄断所有权应属于公众的天然资源而积累起来的，甚至违反了保护公众权利的法律而积累起来的。
　　我们目前的经济问题是由于这样的一个事实而产生的，即：生产虽愈来愈成为一种社会过程，而生产果实的分配却仍然多半由那些凑巧有决定权或攫取到决定权的人们的个人判断来处理，而且是根据不再符合事实的财产和收入概念而处理的。
　　因此，使劳工世界感到不安的一个不合理现象是：现代工业中的工人、经理、资本家、发明家和思想家之间，虽然需要不可或缺的合作，但是，当分配这种合作的果实——价值愈来愈大的果实的时候，大多数工人所得到的却少于他们的适当生活所需要的，而许多资本家所得到的却超过他们所需要的，超过他们所能花费的。尤其不合理的是：资本家有权力支配剩余的金钱，把它用于他们所选择的任何目的之上。
　　长久以来存在的一个解释是：物资太少，因此有些人尽管作最大努力，仍必须陷于贫困之中。这种强词夺理的说法便是二十世纪的工人所争辩的一件事。工人的理由是：若把工业果实分配得比较公允一些，就可以消除工人阶级得贫穷、疾病以及愚昧的现象。为了这个缘故，工人就组织工会，并用呼吁、谈判、而且在必要时还用罢工、组织纠察线以及诉讼法律等方法来设法把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到适当而舒服的水平。在这个斗争中，工人不想剥夺经理或业主在积蓄、计划和指导方面应有得正当报酬，但是工人所坚持的是：他们既参加了生产，那末，他们就应该有些发言权，以便做出公正的决定。他们反对用以解释目前情况的某些陈旧藉口。当全国制造商协会宣传说：“我们生产得愈多，我们便愈富有”，工人心里很明白，这件事决定于谁在主持分配，谁取得份额。
　　对于公认的这个论据有一个老答案，即是：只有资本家看到有大利可图才肯拿出他们的财产来投资，而不把它花掉，这样才会有雇佣劳工所必需的资本。这种说法曾经一度是正确的。在十七、十八世纪中，大多数的有钱人不事积蓄，他们善于挥霍，生活豪华。他们要见到大利的诱惑，才肯与工业合作。
　　今天，情况大不相同，今天有着这么多的资本，就需要有投资的机会，而且实际上也不可能有其他办法来用它；在合法的工业中，资本丧失的危险也小，如果有英明的、科学的计划，这种危险还可能减少到差不多没有的程度。而且，目前的资本大半并非是有钱人拿出来的，而是来自经济比较不宽裕的人们，这些人为了养老、为了预防万一而进行积蓄。
　　但是，工业的巨大利润却不给予这些人，而是给予作为处理他们的款项的中间人的金融家们的，这些金融家在储蓄银行里只给储蓄的人二厘利息，而他们用这钱经营的国外贸易，通常可获得五分利。无怪大企业要打仗，要策划阴谋诡计，要征募十八岁的青年。利润重于碧血。
　　这种情况使得许多社会思想家指出，假若个人消费受到这样的限制：如果任何人没有面包，便不得有人吃糕饼，如果穷人没有鞋子，富人便不得穿貂皮袄，那末，为了人类生活的必需和改善所需要的资金，当然是能够很容易从生产中取得，并留给所有的消费者足够的收入。但是困难就在这里，这种强迫措施是远在列宁前的社会主义就提出来作为使人类获得适当生活的唯一办法了，但在目前的美国，只要有人略为提起这件事，就将引起大声抗议。当罗斯福建议把个人收入限制在二万五千元时所引起的情况，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出身贫贱的耶稣会斥骂过有钱人，可是今天的耶稣教难道敢承认或传布这种主义吗？然而，说来岂不奇怪？世界上贫苦、辛勤的劳动人民却以绝大多数要求调整生产和消费，并说这不是俄国帝国主义而是美国应有的常识；这些人既吃不饱，也没有适当的屋子住，又没有足够的衣服穿，经常害怕年纪老或病倒，比怕地狱的火焰还要厉害。
　　你们即使把一切青年都杀尽，用鲜血把所有海洋都染红，也不能阻止这种思想在一个有教养的世界里滋长发展。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应由社会管理，这是有如日月行星，必然会发展的事情。整个财产观念正在改变，而且是必须改变的。即使是哈佛大学的商学院也不能把贪婪变成一种科学，一位国务卿尽管野心勃勃，也不可能永远用原子能制造死亡而不用它来创造生命。
　　美国虽然用尽一切力量隐瞒和否认事实，但是所有文明国家都一直在向社会主义迈进，特别是在一九〇〇年以后。它们把铁路、电话、电报、电车、公共汽车、地下铁道都收归国营；它们大量地建造住宅，办理卫生、保险和救济事宜；它们保证就业；它们经营工业、制造业、对外贸易、采矿、造林、水利；它们实现了政权的转变，广泛地取得了土地。有些国家，如英国，甚至更近了一步；其他国家像斯堪的纳维亚诸国虽在理论方面计划得少，而在实际上却做得多；在共产主义国家内，国家全部进行社会和工业的计划，并把所有资本收归国有。
　　因此，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世界运动，只有美国企业组织这个运动。我们还企图维持私营企业，而实际上在目前情况下已没有什么巨大工业努力可能是私有的或主要为私人谋利益的了。我们强调个人的事业心，这种个人的事业心如果是为着社会利益是值得赞扬的，如果它会导致混乱，那就是要不得的。
　　此外，我们绝不可认为我们美国的经济不是计划的，而只是一种没有计划的个人事业。事实正相反，在现代国家中间，没有任何一国的工业比我们这里计划得更周详，监督得更严谨。我们与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之处在于计划的目的，并非在于计划这个事实。社会主义谋求各方面的公众福利，而美国的自由企业所寻求的目的比较简单，即为目前财富所有人和它们的继承人取得舒适和控制国家的权利，他们的论据是：这样做比起更广泛的目的来，更可为大家多获得一些好处，他们认为更广泛的目的是一种幻想。
　　美国工商业发展出一种特殊的道德律，即：工商业的主要目的是谋取业主的私人利润；他们认为普遍地自私自利——有时称这自私自利为本身利益——会产生普遍的好处；工商业有权影响政府以达到它自身的目的；政府的首要目的是为有利可图的私营工商业谋取自由；政府没有权利直接参加工商业或干预工商业，它只在私营工商业无利可图的时候予以帮助；工商业进行欺骗固然是不对的，但大部分欺骗行为却任其自动纠正，稍微遭受一些亏损总比政府的干涉好些。从这样一种道德律产生了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最大的罪恶。问题是：这种伦理观念能不能再资本主义体系中改进呢？这显然是一个科学和道德问题。要获得答案，就需要和平与清醒的头脑；这个答案是不可能在战争心理中求得的。但是，美国工商界虽然深信苏联在实际上具有我们同样的目的，但他们却打算用武力来回答这个问题。
　　美国公众受了制造怀疑和仇恨的宣传的影响，已被驱入战争了。这种战争可能成为总体战，如果这样，那末，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就可能受到威胁。因此，今天美国大企业的计划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并对通货膨胀和激烈的思想怀着恐惧。在这种情况下，和平而且只有和平能够拯救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
　　让我们现在来考虑一下我们针对着苏联而实行的战争政策对于美国的教育的影响。曾经有许多年，我们国家在普及教育方面是高居首位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成人教育和科学研究方面，也是首屈一指的。今天的情况已不是这样了。在所谓“铁幕”后面的国家里存在着比我们好的、普遍地国民教育制度，因为它们的学校发展得很快，而我们的学校却不断倒退，既缺乏校舍，又缺乏师资，而且课程也没有适当的分配和计划。我们固然还有许多专科学校和大学，但入学的学生都没有良好准备，而且它们得理想和目的都很狭窄。今天的教授都愈来愈不敢研究和教授社会科学，因此，历史变成了宣传，经济学隐藏在高级数学之中，社会问题的研究受着军事目的的限制。在物理学方面，我们的目的主要限于战争武器方面。青年们对于这种人生目的是否适当这个问题陷入彷徨，在精神上感到很大痛苦。如果我们指责苏联科学不鼓励为科学而科学，那末，美国今天无疑地主要是在为私人的利益而鼓励科学，而且，因此会把将来的奖学金取消。结果，我们在科学方面的地位不断降低，而我们的人才都将挤入商业和机械学方面去。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三：我们故意缩小了黑人教育的目的，这种目的只照顾到我们四分之一到八分之一的工人的需要；我们宣传反对社会主义和苏联；最后一个原因是我们把大批公款从社会福利事业划拨到战争准备方面去。
　　在时间的推移中，我和布克·华盛顿两人很久以来不同的学说产生了两种奇异的不同结果。他主张教授美国黑人以现代工业的技术，使他们成为美国工业界所乐于雇佣的、甘受剥削的工人；他不相信白人有提拔黑人的慈善心肠，他认为白人仅注意他们的经济利益。至于我，我也知道，拯救黑人工人的办法在于训练有素的技术，但我的主张是：一个黑人既做工人就需要社会指导，而这种指导必须由黑人中有教养的领袖们提供，假若黑人中有几个有教养的领袖的话。因此，我曾坚决主张培养“有才能的十分之一”，当时我天真地认为这些有训练、有学问的人可以组成工人阶级地领导机构。我这个主张证明是正确的，但比我预期的程度差得多。正如华盛顿的主张所产生的结果，这些领导分子自己渐渐变成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的剥削者，其贪婪、吝啬的程度和白人雇主一模一样。不过在另一方面，其中有些人却不是这样。我所认为或许可能实现的奇迹终于实现了，但这是经过许多年后才实现的，即这个工人的领导机构主要是由有文化的、工资较高的工人组成的；这些工人是有训练的名副其实的工人，而不是专事剥削的贵族。
　　布克·华盛顿关于黑人工业教育的理论给予白人教育的影响比一般人所认识到的还要大；不过，这套理论经改写后变成了为工业利益的教育，给南方黑人与白人公立学校制度奠下了基础。南方的初等学校后来没有像北方那样曾经教授过识字、写字、计数，它们只是教授缝纫、烹饪、打字，然后使学生升入技术学校或学习机械工程。北方各城也仿效这个办法，结果在各大学内添设了商学院。
　　在这种情况下，工业界和大企业界既操纵政治，又拥有慈善基金，于是他们抓住教育，作为牟利的最好道路。当私营工业的利润受到社会主义的威胁时，企业界即在美国实行现代史上没有前例的成人教育制度。全国制造商协会及其有关组织把希特勒和戈培尔的宣传技术改良了一下，在弗兰克林·德尔诺·罗斯福逝世和新政衰落以后，即开始训练全国人民害怕政府干涉工业，训练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在美国进一步的发展，训练他们仇恨共产主义，认识共产主义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一个威胁。
　　那种生活方式并不是“自由企业”，它使在民主制度下生活的一切人们没有经济计划和“个人创造性”。这种生活方式离开“自由企业”很远。根据认为美国是一个自由个人资本主义国家的观念所做出的一切结论都是不正确。今天工商业界紧紧地掌握着科学和艺术。各大学的主要基金都由工商界供给，如果说这钱是来自国家，那末就是说工商界掌管着国家。工商界捐赠基金以奖励工商界人士所主持的文学和研究工作。科学的研究范围愈来愈狭窄，经济学不准研究，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很小，历史严格地限于老一套。在文学方面，题材和想象由各商会指导，观念由奸细、叛徒、撒谎者和情报员提供。在一个所谓“伟大时代”里，伟大的人物要不是已经死亡就是成了哑巴。自从哈里·杜鲁门——一个不懂经济学和社会发展、但对于“实用政治”倒有很多训练的人——执政以来，我国已成为一个由不到一千人组成的寡头政治所统治的国家了，这批人控制着世界上空前未有的最大天然资源、最多的加工商品和最雄厚的金融资本；今天，他们竭力使世人相信世界的最大危险是共产主义和苏联。他们靠着垄断新闻、定期刊物和报纸，靠着指挥广播电台和电视，靠着控制各级学校，靠着操纵法院，靠着秘密警察的帮助，使他们的这个目的终于在美国实现了。在这个目的的影响下，我们的自由正在消失，我们的民主正在崩溃。
　　去年，十一位共产党领袖被判处长期徒刑。他们没有被控以任何真正的罪行或进行这种罪行的阴谋。关于他们的行动和计划，不准提出证据。他们现在还被关在牢里，因为我们的最高法院宣称：在将来暴力革命可能到来的时候，他们可能鼓吹这种革命，所以我们可以漠视一下美国宪法的意图和行文。还有五十个其他美国公民现在也因同样理由遭受同样命运的威胁。在过去，这种说法就会使华盛顿总统和杰佛逊总统被处绞刑，就会使加里逊、道格拉斯、菲利普斯被判处无期徒刑，也会使尤琴·奥尼尔和哈里·霍普金斯坐牢。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正在消失的民主制度得以靠着我们的天然资源、技术、知识和科学而使之回复，使之生气勃勃，那末，为什么我们不马上就来进行这件巨大工作，而不要像目前这样竭力破坏文明呢？如果进行这样的努力，我是非常愿意随时予以帮助的。同时，我注视着——我这样注视是对的——苏联在旧民主制度失败的地方奠定新民主制度基础方面所作的紧张的努力。如果这种努力因在
　　“本应美满，
　　而未能美满”
　　的情况下失败的话，那末，这至少是很出色的努力，因为使用的现有的人和工具还不够理想，而且还得击退十六个侵略国家的进攻和粉碎各种各样的诽谤污蔑。但是，如果这个建设共产主义的努力不是由于无能而是由于我们而告失败的话，那末，我们就罪该万死了。
　　在这个国家里，我们正在迅速地走向只有一种罪名可以立刻引起严峻惩罚的境地，这种罪名便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美国可意味着从不受人欢迎的意见一直到革命的任何东西。美国人可以杀人，可以盗窃，可以欺诈，可以操纵司法，使审判公正，也可以使审判完全不公正。他们可以撒谎，可以泄露秘密，可以诽谤，可以告密，做这种事的酬报是金钱、教授职位以及被“每月一书会”选中著作。但是，如果有人研究或赞扬与苏联有关的任何东西，他就可能被饿死和坐牢，而且他见不到控诉他的人，不知道被控诉的理由，也逃不了迫害性的审讯。
　　由于这方面的宣传，我们产生了一种民族歇斯底里。公民们如要有所思想活动，就有丧失他们的良好的名声和是去维持适当生活的机会的危险。他们的过去历史会被胡乱拼凑，前后不连接，而且根据公认的卖国贼和间谍的证词，对他们的历史加以不正确的解释。在目前，就发生了我在本书中叙述的审讯案。我们当初所遭遇到的困难，是缺乏一个机会来宣布报纸所不肯刊载的事实。
　　尤其严重的是准备战争这件事，其规模之大，简直是不可思议。将来总会有机会，由科学界作长期的调查和研究，以便向全世界揭露我们目前的情况是怎样发展出来的，怎样成为可怕的事实的。这种情况的迅速形成是由于这个悲惨事实，即：在今天，也许是历史上后来没有过的，政府所需要的是广泛的文化修养和专家知识以及关于社会和技术的知识，但是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员，除了少数例外，都是些没有受过广博教育的人，他们既没有旅行过许多地方，也没有读过多少书。
　　充当我们重要的顾问、大使和行政官员的是军人，他们常常使凭着资历而获得职位的，他们所受的整个训练，非但不能使他们治国和研究科学，而且对其中大多数人来说，甚至不能使他们把普通的人的关系搞好。军事训练的道德基础及其伦理标准必然是以谋杀和破坏为主，绝不能正常地推动社会地改善和人类的进步。由于这个原因，昔日文明昌盛时代都谨慎地避免军人治国，除非是出于最后万不得已的一着。然而，在今天这种对社会事务需要不断作出决定的微妙情况之下，我们却派将军们去担任调整社会主义和自由企业之间的关系，派他们去专横地统治殖民地人民，派他们办理我们最优秀的青年们的教育。而这些将军们所学过的只是数学、弹道、后动学和阅兵，对于历史和社会学没有一点真正的知识，对于经济学也没有一点抱负。
　　在目前这个紧急时期由艾森豪威尔掌握我们的命运，可能是一个悲剧；李奇微担任指挥欧洲的职务也是最不适宜的；而德国的复兴已被克莱大大地拖延了。任何受有现代战争政治训练的人，尽管他有最大的善意和忠诚，也不能够领会这个国家在今天这个风雨飘摇的世界里所担负的任务的意义。他可能很容易把现代文化末日的表现误认为就是“警察行动”。
　　那些明明知道战争的恐怖愈来愈大，也明明知道战争对文明的威胁的人们的这种想法是很难了解的。今天，在我们的国家里，谋求社会进步的每一个步骤差不多都受到了阻挠，其原因是有人认为有必要多花一些钱在杀人和破坏活动方面，少花一些钱在教育、卫生和改善生活水平方面。今天如果让人建议对我们快要瓦解的学校系统提供援助，对非常缺乏医疗的人民提供免费医药，如果让人建议使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整个机构进行疏解全国河道，使河水既不泛滥成灾，又不浪费掉，同时并进行让林工作，使日益减少的森林富源得以保存，——只要有人一提出这些计划，这个提议人就会遇到两个答案：一，我们没有钱进行社会发展工作，因为正在全面进行杀人和摧毁全世界财产的工作。二，任何倡议这种社会援助和管制的人，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不是一个卖国贼，就是一个未来的卖国贼。
　　我们目前之所以会有这种悲惨情况，是由于过去一百年中传播着不正确的思想。我们羡慕过不列颠帝国的威力和光荣。在我少年读书时代，我们认为英国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好的；英国所做出来的一切事情都依照英国的成规办理。当二十世纪英国衰落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是英国的当然承继人。正如英国人一度是世界上的天之骄子，美国人现在也必须成为世界上的天之骄子。依照最完善的英国传统，我们是高高居于“化外的下等人中”之上，尽管在我们的公民中有十分之一是处于非洲血统的。
　　当时这一切都是幻想，但在工商业中却存在着铁一般的事实。英国式的殖民帝国主义必然会发展成为美国式的对世界工业的控制。我们在南美洲已有经验，南美洲没有经过真正的宣战，就已陷入美帝国的奴隶地位。美国在南美洲的投资，使南美洲受到外国对某些物产的需要所左右，而这些物产正是我们在下列不同的国家里开发的：古巴生产糖，智利生产紫铜，玻利维亚生产锡，委内瑞拉生产石油，巴西生产咖啡，危地马拉生产水果，以致使每个国家的生计都依靠我们。我们控制着许多这种国家的独裁者，他们大半是由我们出钱豢养的。
　　我们曾打算把这个办法推行到昔日的英帝国，如果不能推行到整个世界的话。当时我们没有把俄国算入这个计划里，但我们认为共产主义作为一个发展工业的可能性来说是会失败的。然而俄国却没有失败；它甚至阻止了我们在巴尔干半岛的企图。它对我们的利润是一个威胁。我们当时认为俄国逐渐建设起来会成为对文化的一个威胁。
　　我们的理论是错误的，是违背时代的潮流的。照我们目前计划的范围进行的战争就是自杀。所以，呼吁和平是所有忠诚的美国人的责任。
　　这种危机的一个结果是美国黑人获得了利益，但这不是完全由于白人方面表示了比较宽大的态度，而是由于美国愈来愈感觉到全世界对它的民主制度的批评。种族歧视在选举和入校求学方面已在逐渐消失了。黑人也有获得奖学金而到外国去的，也有被派往外国去旅行的，但他们必须具有这种谅解，即：他们要维护、至少不得抨击美国的黑人政策。因此，美国派往联合国大会的代表中由一个黑人候补代表，他天花乱坠地制造出许多关于黑人的自由和繁荣的故事；另一个黑人候补代表竟批评威廉·派特逊〔注：威廉·派特逊是美国黑人领袖之一，全美人权保障大会的主席。——译者〕对绝灭种族的政策的指责。
　　世界上所有的人有时候会对他们的同伴感到非常失望。英国人本来认为他们的人民是“幸福的人民”，然而当他们发觉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贪婪、残酷、不诚实的时候又不免大吃一惊。南方青年所受的教育使他们认为南方白人是义侠的、勇敢的，然而当他们发觉这些白人中间有那么多的淫棍，就不能不感到忐忑不安了。因此，我个人一向认为我们黑人基本上是敦厚的、忠诚的、正直的，即使有点自私和愚蠢，那也是因为受了奴役和压迫的缘故；可是近来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我发觉受过教育的富有黑人却是那么懦弱，那么不老实。然而，以人性而言，这当然是很自然的事。使我感到精神为之一振的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即：我知道在黑人知识分子中间坚决地支持我的人，却多于那些支持受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迫害的好莱坞十人和其他受害人的白人知识分子。
　　很久以来，征服者的政策一贯是让被征服者政府他们自己；因此，成群的奴隶被强迫做了他们同种人的奴隶，被雇佣的兵士压服了他们的农民兄弟。黑人替欧洲人征服了非洲，而中国人和印度人曾自己迫使中国人和印度人向白种人低头。在十九世纪为了阿拉伯人的利益而组织非洲奴隶贸易的是一个名叫铁泊·铁普的黑人。
　　今天，法国利用塞内加尔黑人去政府越南，而英国则利用一切种族、各种肤色的军队去守住它的帝国的残余部分。今天最糟糕的恐怕还是美国利用黑人军队在朝鲜作战。这种事情不仅必然会在黄色民族和黑色民族之间遗下仇恨的后患，而且会在美国的黑人中间造成一种影响，使他们感觉到他们正被迫去屠杀有色种族的人民，这些有色种族的人民同样地遭受着美国黑人长久以来遭受着的、而且现在仍然遭受着的种族歧视，同时也会使他们感觉到他们差不多正被迫成为那些要想控制中国和亚洲的企业公司的哑口无言的工具——这种情况必然会产生的结果是加深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视和内部的矛盾。
　　保罗·罗伯逊曾在巴黎表示了这样的希望，即：黑人绝不对俄国作战，因为俄国是世界上把种族歧视看作罪行的唯一国家。罗伯逊说这话时，他脑里就考虑到上述的情况。他的呼吁是要在这个被战争破坏了的世界里实现种族间和平的一个影响深远的呼吁。为了这个呼吁，他遭受了苦难，而他别是许多有钱的、有身份的黑人与那帮拥护奴隶制度的人联合起来，而这些黑人所得到的报酬是金钱和个人的安乐。这个问题现在没有结束，还只刚刚开始。
　　许多年来，我看到人们的飘渺梦想一年一年地随着岁月含糊地然而有节奏地溜过去了。但是，后来没有一年看到人生的挫折和奇异有像今年这样显著。在今年，我已体面地、光荣地活过了八十三岁，我曾经做过一些事情，也曾经计划过一些事情，不料我却在手上带了手铐进入我这八十四岁。这事真像一声裂帛，使我惊愕不已，我亲眼看到大西洋文化在鲜血斑斑的情况下崩溃，埋葬在地中海古代文明的残迹上。我看到了对伟大理想是一种讽刺和矛盾的行为，在疯狂的垂死挣扎中，企图以下流的乱伦手段来强行玷污人类文化之母的亚洲——从北方的心脏地区直到南海，从俄国到印度。由于种族歧视，我是人微言轻，而且陷于孤立，我曾提出了微弱的抗议，反对这种世界自杀，然而我却因此而遭到了诽谤、侮辱，并且遭到了判徒刑五年、罚款一万元的威胁。
　　我渐渐地、愈来愈清楚地看出现代世界的面貌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我的整个思想和精力是用于维护那些遭受种族歧视地人们的，这群人从我出生之日起就与我休戚相关。渐渐地，我也认识到，他们受难的原因主要不是一个伦理问题，而是由于他们容易被剥削，也就是因为从工资微小地黑人工人那里可以榨取较大的利润，只要这些工人所处的困境引不起社会上的同情，也激不起社会上的公愤。随后，我又发现这种对黑人的剥削比对白人工人的剥削更为剧烈，我并发现白人工人自己的处境虽然恶劣，但他们却参与压迫黑人，不让黑人加入他们的“防阻性的”工会。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产业工会联合会开始容纳黑人工人参加工会运动的时候，我便开始渐渐地脱离我的偏狭的种族主义，而开始考虑有关一切人——不论其肤色和国籍如何——的工作和收入等更广大的问题。这一点，我已在我于一九三五年写的《黑人建设》书中加以阐释了。在一九四〇年，我在我写的《黎明前的黑暗》一书中拟定了美国黑人实行社会主义的提纲。
　　第二次世界大战把我的提纲全部推翻。整个世界不能从一个社会集团的内在问题——不管多么迫切——上取得指导。那时，我开始产生一个关于提高人类的世界观念，也就是主要关于工人阶级的工作和收入的观念。然而，我有投入一个战争的世界，我不禁要哭泣：

　　嗨呦，嗨呦！
　　历次世界战争的无数死者呀！
　　数目超过活人
　　几百万与一之比。
　　嗨呦，再会吧！
　　一大群染血的婴儿
　　在万分痛苦中诞生。
　　你们是凶神的儿子，
　　“暴利”这淫妇时你们的母亲！
　　抚育你们的是老态龙钟的参议员们的丧心病狂的脑筋；
　　你们吮吸的乳汁是贪婪的国会议员们的黄金。
　　训练你们的将军们，教你们以粗鄙的文饰；
　　你们随着军乐歌唱，号角和战鼓齐鸣：
　　前进，前进，机器人呀，前进！
　　杀呀，杀呀，不断地杀呀！
　　结果是你们变成聋子、瞎子和哑子！
　　死亡，死亡，不可避免的死亡！
　　腐烂，腐烂，呦，腐烂呀！

　　让我们长啸一声，噢，无声无息的死者呀！
　　我们站立着凝视
　　你们那凄怆的、毫无表情的面孔。
　　我感到的正是
　　当亚西莉亚扑灭了埃及的第一道灿烂火焰时你们所感到的一切；
　　我看到的正是
　　当希腊人把希腊埋葬在巴特农神殿下面时你们所看到的一切；
　　我听到的正是
　　当罗马毁坏了它的钟楼、从此一蹶不振时你们所听到的一切；
　　我知道的是你们所知道的一切——
　　当美国屠杀亚洲的时候，
　　当非洲挨苦受辱的时候，
　　当欧洲乱作一团
　　呼天抢地、无以自拔的时候。
　　我流的泪水是你们不能再流的了，
　　因为你们已死了，而且死亡是黑色的，
　　我是黑色的，
　　而黑人已被白人割出的鲜血染红了。

　　如果懦弱者死亡，就让勇敢者活着
　　对付这世界。
　　让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高呼：停止，停止，停止！
　　醒来吧！哦，瞑目的、凄怆的、可怕的人们呀！
　　醒来吧！哦，死者的母亲们呀！
　　拯救这世界吧！
　　　　拯救孩子们和他们的美梦，
　　　　拯救有色人种和一切健全的人类，
　　　　拯救尚未建立的信仰形式，
　　拯救全部文化，好的，坏的，
　　拯救上帝的残破余业；
　　战争是谋杀，是
　　谋杀、仇恨、自杀和愚蠢的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