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爱·伯·杜波依斯 -> 威·爱·伯·杜波依斯自传（1968）
第二部分
第六章 我的出生和家庭
我的出生地在金黄色的河旁，两座大山的庇荫处。出生的时间是在《解放宣言》发布5年之后。这个宣言使美国黑奴开始获得自由。整个山谷被绿草和树丛环绕，往东，伫立着的是东山的大部，上面布有岩石、山洞和漆黑的树林；往西，山峦缓缓起伏，可望及光辉灿烂的落日和云层掠过的风暴。大巴灵顿镇就在西马萨诸塞州伯克希尔县的群山之中。它有一条宽阔的中心大道，两旁是枫树和榆树。住宅前都有着白色的尖桩栅栏。气候，在我们看来，是十分宜人的。
1868年在乔治·华盛顿诞辰纪念日的第二天我降生在教堂街。那是市中心区中心大道往东分岔的一条街。我出生那年正值南方获得自由的黑人有了选举权，首次以平民身份参加政府的工作。在南方各地，黑人代表在会上通过新的宪法。两部分的劳工——自由的黑奴和贫穷的白人统治了过去实行奴隶制的各州。这是对民主的一次非同寻常的实验。撒迪厄斯·史蒂文斯这位试行工业民主的极聪明的领导人2月16日在他最后一次讲话中控告安德鲁·约翰逊，而我是在2月23日出生的。
我出生的那所房子挺精致，上下都有护墙板，布置整洁。它有5间房间，一个小门廊，一个开满玫瑰花的前院，后面则种着草莓，其味道之甘美令人难以置信。一位南卡罗来纳州人不久前来到伯克希尔山地，他拥有了这一切。这个人又高又瘦又黑，戴着金耳环，常爱做宗教的阴魂附身那种降神术。我母亲玛利·伯加特和我父亲阿尔弗雷德·杜波依斯在北部毗连大巴灵顿镇的豪萨通尼村举行婚礼后即来此暂住。然后过了几年我父亲往东去康说狄格州，打算等他找到工作后在那里安家。与此同时，母亲和我则前往我们镇南部的南伊格里蒙特平原、我母亲家族住地，与他们同住。
黑人伯加特家族是非洲黑人汤姆的后裔。汤姆大约在1730年生在西非，他小时候就被荷兰奴隶贩子偷走，运往哈德逊流域。按照法律，汤姆不算是奴隶，但实际上，按当时惯例，他从小是作为奴隶或农奴在荷兰血统的白人伯加特家里干活儿，在那儿长大的。18世纪初，“康瑞特·伯加特”和汤姆离开哈德逊流域东去，在马萨诸塞州的伯克希尔县定居。当时这块地方被描绘为“狼嚎狗吠的荒野”。当革命战争爆发时，汤姆·伯加特的名字作为列兵出现在约翰·斯朴思上尉连队的镶金花名册上。这个连队属于约翰·艾希利上校的伯克希尔县军团。
汤姆“据说是个黑鬼”。他被征召服役3年。但是究竟服役多长时间和在哪里服役，并没有记载。无论如何，由于这次在战争中服役，肯定他和他的家庭被解除了奴隶身份。这之后，1780年的民权法曾宣布所有在马萨诸塞州的黑人都给予自由。
汤姆的母亲或妻子是个小个的非洲班图的黑女人。她对这块陌生的土地从来都不习惯。她抱紧她的膝盖，轻轻地摆动，低声哼唱着：
Do bana coba——gene me，gene me，
Ben d’nuli, ben d’le——
这首歌年复一年地流传下来。我在我外祖父家的火炉边听人唱过这首歌。汤姆大约在1787年去世。他有好几个儿子。一个名叫杰克的，参加了夏斯的起义；有个女儿叫南希·普拉特。传说杰克同著名的贝特妈妈结了婚。她是他的第一个妻子，维奥莱特是他的第二个妻子。这两个女子生儿育女，使家庭扩大。儿女的名字都挺好听：哈洛、艾拉、彻洛、卢星达、玛利亚和奥赛罗！这些伯加特家族的人在南伊格里蒙特平原住了将近200年。最后的一块土地是由我的几个朋友从我的一个表兄那里买下，在1930年送给了我。他们当中有：简·亚当斯，克拉伦斯·达罗，雅各布·歇夫太太和摩尔菲尔德·斯托里。我打算最终把它作为我的乡间别墅，但是这老房子已经很破旧，邻居们又移过地界占了一些地皮，而要修复，费用不是我能出得起的。1955年我把它卖了。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黑人伯加特家族就住在这里。我记得其中的三幢房子和一个小池塘。它们分别属于哈洛、艾拉和我的外祖父奥赛罗。奥赛罗是继承了他的姐姐卢星达的房子。按1830年的人口普查，这三家人家一共有21口人。作为农夫，他们在这里的生活一直过得不错，平时遇事大家商量，有时也同一些白人邻居商量。
靠种地生活逐渐地已不那么令人满足了，于是大家各奔东西；有的去了康涅狄格流域，有的去了西部，许多人迁往城、镇，找到了当劳工和佣人的工作。一般来说，他们的子女上学都能念到会读会写，但很少有继续念下去的。我是这个家族里第一个念完中学的。
黑人很难获得一个能使将来富裕的工作。为什么会是这样,很难说。这不单纯是种族偏见，尽管这是一个因素，还有缺乏培养和理解力，迟迟鼓不起勇气跨进陌生的环境，害怕那按照家庭习俗视为异乡的土地，这种习俗把旅行都描绘成灾难。在我的家庭成员里，我记得有农夫、理发师、侍者、厨师、女佣人和劳工。在这些行业中有些人是成功的。我的表兄们，西斯多克桥的克里斯佩尔拥有镇上最好的房子，在那里开了唯一的一家理发馆。我的舅舅杰姆早就在阿默斯特经营理发业，收益不少。有几个是旅馆的厨师和侍者，他们掌管餐厅业务，干得好，受到尊敬。有个在利诺克斯的表兄是最著名的教堂里的司事（担任管理教堂、敲钟、挖掘墓地等工作——译者）。他的妻子和四个女儿经营独家的洗衣房。这一家人是富有的，但是他们起早贪黑，不停地工作，很辛苦。我的亲属中很少有从事贸易或进入商界或从事专门职业的。我的一位表兄叫内德·加德纳，长得好看，有教养，在伯克希尔旅馆里干了一辈子，诚实、敏捷、有礼貌，但是到他去世时仍然是个侍者。有个舅公是凯洛格家的终身佣人。传说是由于不支他薪水，才使这一家度过生活困难，直到这家的女儿嫁给了霍普金斯，在后者的帮助下建造了太平洋铁路。这个女儿后来成为富有的寡妇，于1880年回到大巴灵顿。这个意外的事件帮助了我，使我当上了专职教员。
我的外祖父奥赛罗和他的两个兄弟都是种地的。我母亲在伊格里蒙特平原住的是祖上传下来的外祖父的房子，它是一幢小而坚固的老式房子。屋内有一个大壁炉，炉旁那用熟铁锻造的火钳，如今在我写作时，就放在我家壁炉的前边。在我幼年的记忆中，我的直接家庭成员包括我那肤色漆黑的外祖父奥赛罗·伯加特；我隐隐约约地记得的“塔洛舅舅”，他嗓门大，浑身散发着烟草气味，由于臀部骨裂，总是在生着火的炉旁，直挺挺地坐在一张大的高脚椅上。他脾气好，但精力不足；我的外祖母萨莉，她倒是精力旺盛，是个瘦高个、黄皮肤、眼光敏锐的女人，肯定年轻时很漂亮，以她的年龄，可算得上是有能力、善于料理事务的。她有着荷兰或印第安人血统，但家庭其他成员均是黑皮肤。
奥赛罗和萨莉有10个或更多的孩子。他们中有不少在我懂事前就离开了。但是我记得我的姨妈卢星达，她嫁给一个叫加德纳的，加德纳逝世后又嫁给了叫杰克逊的。再一个是我的明纳娃姨妈。她的丈夫姓纽波特。我外祖父母最小的两个孩子就是我的舅舅杰姆和我的母亲玛利·西尔维纳。她1831年生，1885年去世，去世时才54岁。我的母亲有着深褐色的光滑的皮肤，一双漂亮的眼睛，小波纹的黑发和一张忧愁的、温和的脸庞。她给人的印象是有无限的耐心，然而温柔中藏有奇特的决断力。
她在少女时生下一个儿子，名艾德伯特，是她同她的堂兄约翰·伯加特的爱情结晶。关于她这段罗曼史，我从来不知道。家里没人议论过。可能由于堂兄妹的血缘关系，没能结合。我的母亲变成一个不爱多说和性格压抑的女人。她在家里做家务，间或去一些邻居家帮忙，最后她到她已婚的姐姐们住的城镇去，在那里当佣人。在她35岁时，阿尔弗莱德·杜波依斯来到了镇上。
在17世纪初，克里西恩·杜波依斯的两个儿子，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从佛兰德移民到美国。可能是他的第三个儿子，那个把自己名字拼写成杜波斯的去了南方。路易斯·杜波依斯和雅克·杜波依斯则在纽约州的尤斯特县定居。他们多半是来自农民的手艺人，但是美国白人家族称他们自己是贵族，并找到了盾形纹徽，说这是属于他们的。
从雅克开始的第五代是杰姆斯·杜波依斯，大约1750年出生。他后来成为纽约的波夫基西帕西的一名医生，移民至巴哈马。纽约州州长，后来是弗吉尼亚州和巴哈马的州长邓莫尔勋爵将土地授予杜波依斯家族成员中的忠诚臣民。年轻的杰姆斯·杜波依斯医师在革命后不久即去了巴哈马，接管了几处种植园和一个盐湖。这个湖现在仍用他的名字。在饱经沧桑之后，他成功了，并成了家。
他有可能收了个黑奴做情妇，或者同一个自由的黑人妇女结了婚，不管是哪种情况，总之这个女人为他生了两个儿子。1803年生了我的祖父亚历山大，然后是他的弟弟约翰。他俩的母亲去世后，杰姆斯·杜波依斯医师在1810年把这两个孩子带到纽约。按他们两人的肤色，算是白人还是“过得去”的。他们的父亲送他们入康涅狄格州的切斯歇尔私立学校念书。他定期去看望他们。但大约在1820年在一次看望中他突然去世。
纽约的白人家族让这两个孩子离开了学校，并接管了他们父亲的财产。我的祖父成了制鞋匠的学徒。至于约翰的命运，我不知道。他也许继续以白人身份出现。他的后代，假如有的话，恐怕根本不知道他的祖辈里有有色人种。亚历山大性格坚强。关于他在1820年到1840年的状况不清楚。作为一个“绅士”的儿子，最初受过绅士的教育，他不甘心成为一个制鞋匠，大约在18岁那年去了海地。在海地，博伊尔在克里斯托弗自杀后当上了总统，一直掌权至1843年，把整个岛屿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以高昂的代价与法国讲和。
关于我祖父1821年至1830年在海地的生活，我知道的很少。从18岁到27岁——他交朋友、赚钱、结婚，并有了个儿子，就是我父亲阿尔弗雷德。他生在1825年。我不知道祖父是干什么的。不过可能他经营一个种植园和从事日益发展的与美国之间的海运生意。他同谁结婚，我不知道，也不认识她的亲戚。他有可能同伊莱·杜波依斯，著名的海地教育家的家庭联姻了。另外，他为什么在1830年离开海地，也不清楚。可能是害怕1830年的革命和查尔斯十世的倒台会引起与法国的战争。
英国很快承认了海地的独立。然而美国承认了海地帮助解放的南美共和国，却拒绝承认海地这个黑人国家。由于这场骚动，祖父可能对海地真正独立的可能性丧失了信心。加之这个时期同美国的贸易超过了同英国和法国的贸易，年贸易额达100多万美元。这项贸易是在同美国北方城市像纽海文之间开展的，不过南方迅速发展的棉花王国也有贸易的要求。还有可能是由于同他妻子家庭内部发生了财产纠纷。不管是以上种种或其中哪一种缘由，我的祖父离开了海地，同他当时5岁的儿子在纽海文定居了。
他离开西印度群岛到纽海文正值一系列重要的事情发生：大卫·沃克1829年发表了他那措辞严厉的《呼吁》，号召黑人反对奴隶制。纳·特纳在1831年领导弗吉尼亚州黑奴举行流血的起义。在英国的西印度群岛1833年废除了奴隶制。阿米斯塔船上的反叛黑奴1839年在康涅狄格登岸，在纽海文进行了对他们的审50判。这10年里在新英格兰各城市，在纽约和费城发生了多起反对黑人的暴乱。黑人在费城举行了会议。除了别的决定以外，这些黑人还决定在纽海文建立工业学院。后来就在那里，普鲁登斯·克兰达令白人反感地试图让黑人女孩进入她的专门学院。废奴主义者西蒙·乔斯林和阿瑟·塔潘当时在纽海文颇有影响。加里森到此访问过。
就在纽海文，我的祖父安顿下来，他在华盛顿街43号开了一家食品杂货店。在纽海文，种族界限是分明的。废奴主义者煽动不和。在圣公会的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译者）教区有儿位黑人受圣餐者，其中有我的祖父。但是教区长哈里·克罗斯威尔是个反动分子，他公开指责废奴运动。不久，教区的黑人受圣餐者意识到他们若能在自己的种族的教堂里会愉快得多。著名的黑人牧师亚历山大·克伦梅尔鼓励这种想法。阿莫斯·比曼则带头建立坦普尔街黑人公理会教堂，使这种想法成为现实。
这件事一定使我的祖父感到恼火，然而他极强烈的自尊心促使他参加了这个种族隔离的教会。可能因为他拥有财产，让他当了司库。最后他成为圣·卢克的这个“黑人”（蔑称）教会里的第一位高级教会委员。这个教会现在仍然存在。另外，他和其他几位拥有财产的黑人被准许买下新园林街陵园里后面的一块墓地。这个陵园在耶鲁大学校园对面。好多年后，当这个陵园扩大时，那些黑人的墓地就变成在陵园的中间路段了。这里埋葬着我的祖父。有一天，我也将在这里安息。
亚历山大除了拥有食品杂货店外，还是邮船上的乘务员。这邮船往来于纽海文和纽约之间。他改善船上佣工的待遇，保持船上一级服务水平，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独立。他负责修理工作和招收佣工。他管理佣工并保证黑人佣工能按时在桌旁用餐。但是在纽海文和纽约，种族隔离越来越严重。我祖父过了一阵子决定去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认为那里比较适合他和他一家居住。1856年他迁往斯普林菲尔德，在离城不远的康涅狄格河下游买了一块田地，把家安在斯普林菲尔德城里，在那里过冬，春夏仍在从纽约到纽海文的邮船上当乘务员。他生活得很好：“花6.75美元在劳斯服装店买了一件丝绸背心……6点半钟请了一些客人吃晚餐，喝香槟酒，韦伯斯特的，质量不算好……在市政大厅举行奉献舞会。”他参加白人的圣公会，同出席做礼拜的有名望的人一起听讲。一天他写道：“读完了莎士比亚的《奥赛罗》。”
突然，在1861年的5月下旬，我的祖父动身去海地。这可能是由于内战的爆发，也许是因为他刚失去他的美国妻子。3月]1日美国实行奴隶制的各州退出，建立了邦联；4月，南方各港口被封锁；5月14日李任陆军准将。黑人同战争是什么关系，不明确，而我的父亲阿尔弗雷德已符合征兵条件。美国黑人前途是个问题。当时，圣卢克的教长是西奥多·霍利，他早在1861年就引导黑人向海地移民，把那里说成是他们的未来。也有可能我的祖父是去寻找财产的。要么是属于他父亲杰姆斯医师的财产，在巴哈马，离海地北部只几百英里，或者是在他的出生地朗凯依；要么是属于他海地的前妻的家族的财产。但是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即使在他的日记里，对于最重要的细节也保持缄默。
“5月9日星期四。有离船的想法，但需要下决心去做。写信告诉朋友我们将在10日星期五起航。对于自己的变卦感到惭愧，将再等一天或两天，但是感到好像是在匆忙地决定命运。假如上帝抛弃我，我将永远完蛋。‘虽然我们是粗人，也要由神来决定我们的结局。”’
“5月15日太阳升起，天空晴朗，西风，起锚，6点20分启程。上帝使船加速，准许我从敌人那里解放出来，使我在死去前征服他。”（谁是这敌人？白人杜波依斯？有色的海地人？）
在这寂寞的旅途中祖父写诗，不太好，但显示了他的深情。
5月19日：
孤独的人，一人！仅仅一人！
从来我就只熟悉，
我的星星升起在夜间，太阳在白日，
时而导引我的小船，时而吸引我的视线。
这也许是对的，或许是错的，
爱情未获教士的认同，
这样的事是常听说的，
在希望落空的人们中。
肉体或能结合于一时，
遵照教士的权术和法律，如此的威力，
终止结合会是你徒然的尝试，
然而爱情在笑声中将束捆的皮带折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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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祖父为抛弃他那没有成婚的海地妻子而忏悔，并为他在美国的婚事辩白？）
“6月3日星期一：在奥普林斯港上岸，在卡瑟尼路的弗雷德先生那里用餐。雨停了，蚊子、公驴、黑人、泥泞、士兵，到处都那么肮脏。”
“在移民所看到了移民，条件恶劣，若不快些改变，将有大批人被送往坟墓。可怜的男女们，我真难过，为他们感到揪心的难过。他们摆出了一副高兴的样子，使我相信他们为了能站到几个星期前我站过的地方，会把他们所有的一切都奉献出来的。”
博伊尔统治了海地。他把全岛统一在海地的治理下，最后同法国议和，纵令条件几乎是致命的。在以后的4年里换了4任总统，然后福斯丁皇帝统治了10年，他曾是苏劳克奴隶。他的政权的辉煌给人留下印象，但在经济上是失败的。
1859年王朝被推翻。从1859到1867年，杰佛瑞德，一个进步和勤奋的人当了总统。他促进教育和工业的发展，试图同像霍利那样的美国废奴主义者和黑人领袖合作，鼓励美国黑人向海地移民。我的祖父到海地正是在杰弗瑞德当政的时候。他“见到了总统，巴隆·丹尼斯，奥古斯特·伊莱；邀请我乘政府的轮船去圣马克”。他以前在海地定居时就住在圣马克附近，他的儿子阿尔弗雷德就在这里出生。也许这里就是他同海地之间最牢固的纽带。他从6月4日呆到6月9日，干了什么或见了什么人，连一个字也没吐露。我们只知道他在6月10日乘坐英国的轮船回美国。“在我上彼岸刚8天之后。我高兴到达，而我更高兴的是离去。”
船上载有6000吨盐，这商品是亚历山大的父亲致富的基础，但是亚历山大没有提到这事。显然他也没有在朗凯依他自己的出生地停留。他一直保持沉默，直到6月24日星期一他在美国上岸。有可能他在海地得到一笔钱，给了他更大的独立，或者还有可能是他在1830年离开海地时，将阿尔弗雷德留在那里，他的妻子去世了，于是他在1861年回去接他的儿子，把他带来美国。这是猜测。
回来后不久，他似乎是放弃了他在纽海文的工作和联系，而在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开始了新的事业。在那里他住了一段时间。1861年7月12日“杜波依斯和汤姆斯在中心街向W·W·帕森斯租了一个店铺，租金为150美元一年”。
我只见过我祖父一回。那年我15岁，他77岁。他总是把头抬得高高的，不能容忍侮辱，没有交什么朋友。他不是一个“黑人”，他是一个男人！然而当时的潮流甚至对他也是太强烈了。那时候比现在更严重，一个黑人若不同黑人交朋友，就一个朋友也没有；若不同黑人住，就只有独自居住。在纽约和纽海文，有几个优秀的、身体强壮的黑人博得了这位沉静而厉害的人的欢心。如果他对他们的社会部族有些细微的同情心，他是会参加他们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
他表面严厉，其实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他偷偷地写诗——一个走入歧途的人对事物的夸大、辩护。他对女人的爱是专断的。继那位海地相好之后，他在美国陆续同三个漂亮的女人结过婚，用不顾一切的，纵使引起反感的感情缠住她们每一个人，作为父亲，他自然是失败的。严厉、跋扈和顽固。这些对他的四个孩子产生了特有的影响：一个过了中年才婚嫁，思想上酷似她的父亲；一个去世了；一个进入白人社会，她孩子的孩子现在是白人，根本不知道他们有着黑人的血统；第四个是我父亲，在祖父面前弯腰屈服，但还没弯到折断——若这样倒好了。他屈从，突然又发火；请求原谅，忘了为什么，变成个受宠爱的冒失的人，他逃走、放纵、流浪、恋爱，同我那褐色皮肤的母亲结婚。
他在1867年来到大巴灵顿，他长得矮小，容貌挺漂亮，被阳光晒黑了点，那波浪般的头发是他同非洲血缘关系主要的标志。在性情上，我想，他是个梦想主义者——罗曼蒂克、懒惰、善良、不可依赖的。按照他接近的生活环境，他有成为诗人、冒险家或者讨人爱的漂泊者的内在的东西。但是生活给予他的实在太少了。我确实对我父亲知道得很少。他的父亲把他从海地带到这里。他是怎样受教育的，我不知道。那时的纽海文，学校实行种族隔离，所有公立学校都很糟糕。也许他被送往一个较好的私立黑人学校。在纽海文设立过这样的学校。他在15～35岁时干什么，我不知道。他有可能在工作，这里、那里地徘徊。在这段时间里没有迹象说明他结婚了。但是在他送给我母亲的他的照片上，穿着内战时列兵的军服。他服役多久，在哪里服役，我不知道，也不知道他作为白人还是黑人入伍的。康涅狄格招募了两个黑人军团。当我的父亲1867年来到大巴灵顿时，黑人伯加特家族并不喜次他。他长得太好看、太白了。据他们所知，他显然没有财产，也没有职业，而他们从没有听说在纽约有个杜波依斯家族。突然阿尔弗雷德同玛利·伯加特私奔结婚了，不过他们是正式在《伯克希尔信使报》上刊登了结婚启事的。婚后他们在杰弗逊·麦金利的房子居住，住了一年或两年。黑人伯加特家族反对这门婚事，同他们长期不和，直到我出生。
我引起了全镇人的极大关注。白人等着看“我的头发什么时候自然卷曲”。我所有的伯加特亲戚都格外地赞美我，但他们仍然斜眼看我的父亲。他没能讨他们的喜欢。当时突出的问题是我们将住在哪里，我父亲怎么来养活这一家。当他来到这里时，手头一定是有点钱的。玛利和婴儿最终指望住外祖父伯加特家，而父亲却对此畏缩不前。经过一年多的犹豫，父亲离开我们到外地去建立家业。到时他会写信让母亲去的。母亲和我则去伊格里蒙特平原同伯加特家人住在一起。几个月后，父亲从新密尔福德写信来。那是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小镇，在大巴灵顿南边大约40英里的豪萨通尼河上，母亲拿不定主意。她几乎没离开过她的家乡。那还是在姑娘时她曾有过一次去纽约观光。家里人反对她离开，并对父亲表示越来越大的怀疑。结果是我母亲始终没去，我父亲也从没有回到大巴灵顿来，即使他写过信，但没寄到过。我从来没见到他，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去世的。
我母亲由于忧虑，变得越来越消沉。家里人作为保护人围住她。镇里认识伯加特的人们也近似监视地看着她和我。我们的生活简朴安逸，花费不了多少钱。尽管如此，回苜往事，我无法想像母亲是怎么过来的。她的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和亲戚们总是愿意支援的。我那沉默的异父哥哥当侍者，一早就去工作，很少呆在家里，但是他总准备随时帮忙。
我母亲很少提起我父亲。当着家人的批评，她保持沉默。她从不讲一句批评或指责的话。记得我很少问起父亲。为什么，我说不好，不过，我想我本能地知道这个话题即使提一下也会极大地刺痛我母亲的。
现在回头看，我可以设想我母亲和我的那个小家一定常常临近穷困，然而我没有挨过饿或者缺少合适的衣服和鞋子，也没有什么使我在和同学们一起时感到不幸运。这部分原因是村里绝大多数人是穷人或者中产阶级，只有少数几家阔人。我绝大多数同学的家庭是小农、手艺人或者店主。当需要特殊的花费，需要新鞋或课本时，我的舅舅或舅妈常常把它们作为礼物送给我。长期同伯加特家有交情的白人家庭有时也会这样做。可能还有其他礼物，但它们从来不是过分阔气的。我从不穿人家丢弃的旧衣服，我从不向我家人以外的人要钱。我们的房东卡斯夫人，我敢肯定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向我们收房租了。房租好像4美元一个月。最后解决的办法是把这笔钱算作在我上大学时她给我的礼物。
在我大约5岁以前我们一直同外祖父伯加特住在一起，外祖父去世后，全家迁往城镇。我们住的是南中心街属于萨姆纳的房产。我们的住房过去曾是马厩，有一个很好很宽的围场和一条流水的小溪。这给了我无穷的乐趣。正对着前门是一条长的车道，直通公立学校的操场。我猜想母亲选择这所房子正是因为它离学校近。在外祖母逝世后，我们迁往铁路街，它就在火车站旁边。我们跟一家贫穷的白人同住。他们很和气，但是他家的妻子有点神经错乱。
不久以后，我那多愁的母亲得了中风。从此她再也没有完全康复。在我的记忆中，她的左腿总是瘸的，左手萎缩了。我们总是在一起挽臂散步。这个不幸在我看来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我继续上学。仍有不少吃的。姨妈和表姐们为我们缝缝补补。邻居随时准备帮一把。有时母亲出去工作一天。人们看来都愿意她去工作。到了晚上，我总去接她，从来不让她独自一人回家。
我们很快搬往卡斯的房子。在我上中学期间，母亲和我一直住在那里。这房子在教堂街，在卡斯住宅的后面，公理会教堂马棚的旁边，教堂除了星期日外没有人去。我们占用一楼的两个房间，一个食品储藏室和在一层半、不到两层楼上的两间卧室。
我们接连住过的房子没有一个是有现代化设备的。厕所和自来水都在大门外面，取暖靠做饭的炉子。通常房子是挡风雨的。我们的家具足以保证我们的健康和舒适。没有花园，有时有一小块边窄地。12岁以后有自己的卧室，这一直是我连做梦都不敢想的奢华，是很稀罕的，直到我年龄比这大得多时才得以实现。
我从6岁到16岁在这个城镇的公立学校念书。在城镇学校里，教堂里和一般的社交活动中，我学会按什么方式去生活。作为一个孩子，我几乎没有种族隔离或种族歧视的经历。我的同学都是白人，我很自然地参与所有的比赛、远足、教堂的节日庆祝活动，文娱活动像滑雪、游泳、爬山和运动会等。我进出几乎所有同学的家里，同他们一起吃、一起玩耍。作为一个男孩，长期以来没有明显和特别地意识到种族歧视。
不过我知道我在外表上同别人不一样，而这吸引着人们对我的注意。不是很明确的，我早注意到我见到的绝大多数黑人，包括我自己的亲人，比小康的白人穷些，住在简陋的房子里，没有自己开的商店。我认识的黑人中没有一个像一些下层的美国人和爱尔兰人那样穷困、酗酒和肮脏的。为此，我没有把穷困和无知同肤色联系起来，而认为这是由于缺少机会，或更经常的是由于缺乏节俭，这节俭同新英格兰和19世纪的哲学是绝对一致的。
另外一方面，我的大部分关于种族界限的哲学，定是从我家庭成员和他们的朋友的经历中得来的。我的近亲最后就只剩下我的母亲和她的兄弟。同我们较近、较亲密的有两位已婚姨母和大点的孩子以及几位表兄妹们。他们上几代就迁走了，分散地住在城镇和县城里。他们这些人大多数是小农、手艺人、劳工和佣人。除少数几个外都能读能写，但所受教育很少有超过这个的。这些人谈到他们的工作和经验，谈到黑人遇到的特殊障碍，谈到在别的城镇和城市的较好的机会。这样，在我脑中必然间接有了一个黑人遭受排斥的十分清楚的轮廓。这是我自己过去没有经历的。再者，我不能用我自己的例子来推论，因为我发现如果不说在体育运动方面，我在学习上很容易胜过我绝大多数的同班同学。对生活的秘密和对种族排斥的缺乏理解使我表现得出人头地和负有成就感。如果我家庭的其他成员，我的黑人亲属留在学校而不是过早地停学去找零活儿干，他们就能提到同白人平等的地位。我母亲是默默地坚持这点的。没有什么由肤色而造成的种族歧视。这完全是有没有能力和勤奋的问题。
这一哲学使我严格考察自己，不敢骄傲和自负，而无疑这一点又掩盖了我作为黑人的隐隐约约的疑惧。如果到学校来参观的人，注意和议论我褐色的面孔，我会静静地和有信心地等着。当轮到我时，我流利地、通常都是正确地背诵课文，因为我是用功学习的。我有些同学不在乎，他们有的笨、有的杰出。但是无论如何我要赶上那最好的，然后自鸣得意地坐回原位。
我在大约5岁或6岁时进入公立学校，10年来按时上学，每天上午9点到中午，下午1点到4点，一星期5天，一年10个月。老师们都是成年妇女，绝大多数在州立师范大学受过教育，都是美国白人基督教徒。克劳斯小姐是我小学的第一位老师，严厉、固执，但是内心仁慈，很有正义感。为此我很喜欢她。而由于我是个聪明的孩子，功课好，老师也喜欢我。
学校操场并不大，也不特别引人注意，但已够孩子们在课间休息时玩耍了。一棵露出树根的野櫻祧树夏天可以遮阳。篱笆把我们围起来，同旁边私人住宅和另一边的低草地隔开，小学的校舍是木结构的，里面是手工做的木制家具，通常十分拥挤。初级中学和中学的校舍是砖御的。我们每天早晨有简短的祈祷和唱歌。我那嘹亮的年轻歌喉慢慢显现出来。
逐渐地我意识到，由于我的天分和按时上课，我大多数功课的成绩都排在最好的学生之列，因而对我的升级奖励是经常的，也是可以预料到的。我有兴趣地并且记忆很清楚地回想我的那些同班同学。他们是城镇和乡村来的男孩、女孩们，有几个爱尔兰人，但是除了有一次有过一个，再也没有第二个黑人孩子。由于我跳级，在班里通常比别的同学年轻。在中学和大学里，也是如此，甚至在我开始工作时，在好些方面影响到我的态度。在企业中我经常被认为是当领导太年轻了，即使我很适合这个位置。但是我总是向比我年长的人进言，在工作中纠正他们。
的确，我是太老实了以致看不到哪些事情已被放弃，即使努力工作也无法解释或解决。我认识到，人的天分生来就是不同的。阿特·本海姆绘画比我好，但我解释字义比他好。迈克·吉本斯弹子玩得好，但学习拉丁文就笨些。我逐渐认识并接受所有这些。但我为自己的天才而庆幸，愿接受考验。
作为孩子们的游伴，我差不多去过每个人的家。这些人家给我留下印象，但并没有使我感到不安。许多人家的房子比我家的大，有比较新的光亮的东西，但它们看起来在种类上并没有什么不同。我接触的有产阶级中有每年夏天都从纽约来这里避暑的。我想我更多的是对他们的服装印象深刻，除此以外，就我所看到的，没有什么理由去羡慕他们。孩子们并不很健壮，他们穿得太讲究了倒反而玩得不痛快。我想比起他们使我惊奇来，我可能使他们更惊奇，因为我和他们相处无拘束，而且很愉快。他们，在我看来就像平常人一样，而我的褐色面孔和卷曲的头发一定使他们感到异样。
大巴灵顿的学校都很简陋，然而是好学校，教学不错，逃学法得到贯彻。我一开始就在一个学校念下去，直到我从高中毕业，我几乎没有缺课或迟到。课程是简单的：阅读、写作、拼写、算术、文法、地理和历史。我们学习字母，精力充沛地练习背乘法表，图画得很准确。我们的拼音准确，容易理解所读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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