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我去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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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我去南方

　　我在1884年夏天中学毕业后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去哪里上大学。关于上大学的想法早在我的校长弗兰克·霍思默向我推荐中学课程时就已形成。霍思默是从阿默斯特大学毕业的，后来成为夏威夷奥胡学院的校长。他似乎理所当然地建议我应选择大学预科的课程，包括代数、几何、拉丁文和希腊文。如果霍思默是另一种人，对黑人的“地位”有固定的看法，建议我选修农业和家政，而如果学校又有这些课程，我无疑地会按他的建议去做的。我当时没有意识到霍思默在默默地为我打开上大学的大门，因为在那时候不会古老的语言是上不了大学的。
　　这就意味着要有相当一笔书费，而我的家人是出不起的。那时候课本不是不花钱白给的。但是，罗素夫人，一位工厂主的妻子，或者应该说，她是我的一个游伴的母亲，经过犹豫，表示愿给我买所有必要的课本。我当时接受了，似乎认为是很平常和应该的事，只是等好几年之后我才认识到这件礼物对我的事业是多么关键。我现在还不知道她怎么会那么做的。也许是我的机灵的校长建议的。比较来说，白人同学打算或想上大学的很少——可能在我同班的13位同学中只有那么两三个。因此，我就成为为上大学做准备的中学生，从而在镇上白人中占据了不平常的地位。我收集各大学的章程。威廉斯大学和阿默斯特大学离我家近。耶鲁大学也不太远。然而我却冒失地跳过了对这些大学的申请，选择了哈佛大学，因为这所大学是最古老、最大和最有名气的。但是问题是我是一个年轻的、雄心勃勃的黑人，在接受这样良好的教育后是否有可能找到工作，或者从事任何事业？我想象这是在我的白人和黑人朋友中多次讨论的问题。
　　然而，我是下定决心要去上大学的。对此事的处理竟微妙地由我手中转到了我的家庭和白人朋友那里。他们默默地肩负起了类似我的监护人的职责。他们对我说，我直接上大学毕竟年龄小了些。另外，我们中学的水平达不到哈佛大学入学的要求。他们建议我先去工作和学习一年，然后于1885年秋天再上大学，认为这样做可能明智些。接着发生了没有预料到的变化：1884年秋天我母亲逝世。
　　看到我母亲最后得到安息，我感到某种宽慰，因为她忧虑了一辈子。至于我由此而失去的，当时并没感觉到，仅仅在以后几年才感到。我当时有一种哽住的快乐和严肃的插翅而飞的感觉！最终我将走出这山地，迈入我沉着地召唤着的世界。当我想到我可以开始生活而不用顾虑丢下母亲不管时，我又有一种半内疚的感觉。我一直认为即使是大学也不能引诱我离开需要我照顾的母亲。我也曾这么来自我安慰：我不在家时，家里总会有人照顾我母亲的。然而事实上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她总是需要我留在她身边。如今我自由了，没有负担了，但同时我感觉比原来想象的更加孤独。这种悲痛对我是个挑战。如今我特别需要按我母亲希望我的去做。
　　然而我是个孤儿，没有一分钱的财产，暂时还没有哪个亲戚能负担我将来的教育费。我的外祖父已经老了，他没什么钱。不过，我家里的人能够，并且已经伸出援助之手。镇上的人对此表现得平静，也不冲动。他们对我的学习成绩是满意的，私下里正在为我盘算。
　　在大巴灵顿，有3个白人看来对我的前途是有明确的打算的。第一位是我中学的校长，我上面已提到过。第二位是爱德华·范·利奈普。他是本地区唯一的一个私立学校的校长，在公理会内很活跃，是我的主日学校的主管人。他有没有同霍思默先生商量过，我不知道，但可能是讨论过的。不管怎样，他被说服了，认为我是应该上大学的，并认为我的黑色皮肤这一现实并不是什么重大的障碍。当时提出了为我筹集奖学金的建议。为此，利奈普先生和他的教会的牧师斯科特先生都很热心。
　　第三位是C.C.佩因特牧师。他的儿子查尔斯是我中学的同学。佩因特先生是公理会的牧师，有一时期在联邦印第安局服务。他从那里和一些别的地方了解到南方重建的问题，并抱有这种看法，认为南方应是我受教育的地方，也是我今后工作的地方。
　　在这同时，我的家族贡献出了一大笔意外的财富。我曾经有过一个舅公，名叫汤姆·伯加特，是杰克的儿子。我在城镇墓地常看到他的墓碑。我家里的人常常窃窃私语：主人把应付给汤姆·伯加特的工资，拿去修太平洋铁路了。汤姆·伯加特差不多一辈子都在凯洛格家里当佣人，而这家人家通常忘了付给他工资。最后他去世了，他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为他立了块白色的墓碑。以后，马克·霍普金斯，老马克的儿子或亲戚出现了，同凯洛格家的女儿结了婚。他成为亨廷顿一斯坦福一克罗克尔太平洋公司的合伙人之一，建造、操纵和垄断了太平洋铁路。在凯洛格家庭的储蓄金的资助下，霍普金斯在西部赚了1900万美元。他采取的手段就不便打听得太仔细了。
　　他的寡妇在80年代回到了大巴灵顿，住在中心街原来的老房子里。从这幢房子可俯瞰宽阔的草地，望见远处蕴藏着丰富的蓝花岗石的大山——东山。我熟悉那幢古老的白房子和它周围的尖桩篱笆。我童年时去对面山上泰勒家取牛奶，差不多每天都路过那里。霍普金斯太太从旧金山带了一个年轻人到大巴灵顿来，他的名字叫丹尼斯，后来成为我的朋友。他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黑白混血儿，敏捷、能干，承担了霍普金斯太太在地方上的全部商业事务。我在上学的路上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他。我们交谈的内容是非常有趣的。可能是他第一个告诉我，他的主人计划在原来的老房子和学校之间那一片可爱的草地上盖一幢蓝花岗石的新宅第。我想是丹尼斯在征求我家人的意见后有意在这项新的建筑工程中给我安插了个位置，当一名计时员，工资是一块美金一天。这个数字对我来说是够惊人的。过去我每周赚的钱还没有超过一美元的。
　　来自乌斯特的诺克劳斯兄弟是这项工程的承包商。石工、泥瓦工和木工接踵而来。我被正式安置在一个临时的工棚里，里面有一张书桌和一把高椅，面对着窗户。工地上来来往往的工人每天都从这窗口经过。我的上级是个举止文雅的法国人。他喜欢我的法国名字。我不时去他家里玩。
　　这是个非常有趣的经历，其中不乏新的、能引起兴趣的事情和离奇的遭遇。作为一个计时员，一个显然是上级的年轻的、缺乏经验的代理人，我把装有最后一次工资的封袋交给被解雇的工人；我就雇主遇到的问题，同承包商谈话；我大肆吹捧计划，对项目进行说明；我甚至参与同那卓著的英国建筑师西尔斯的联系。由于美国建筑师没能按霍普金斯太太扩大建筑面积的意见办，最后改由西尔斯来负责指导这项工程。西尔斯有着英国绅士的魅力和穿戴。很快整个工程的指挥权和霍普金斯财产的控制权都落入他的手中。丹尼斯这个管家被逐渐推到一边，回到“他的位置”。这位建筑师最后同寡妇结婚，拥有她的财产。管家自杀了。
　　霍普金斯的几百万财产就此不可思议地转到了外国人的手中。在霍普金斯太太和西尔斯本人去世后，财产传到了后者的侄子手中。对于城镇和镇上的居民，他是个完全陌生的人。我首次感到这个继承权确实是个问题。同时，这幢奇迹般的宫殿的装修和扩大一直在慢慢地、稳稳当当地进行着，其美丽超过了大巴灵顿的任何东西。我总是坐在那里看着它扩展。最后它的用地占了我原来那所学校的地盘。学校的建筑被拆掉，在河对岸找到了新的校址。
　　在1885年，我整个夏天都在这里工作。我在明纳娃姨妈家搭伙。伙食费是微不足道的。我买了一个新的衣柜。我不时地去县里探望我的表兄。然后勃了9月，佩因特先生制订了筹集奖学金的计划。他说服我母亲所在的公理会教堂和他曾担任过牧师的康涅狄格州的另外3个教堂每年各拿出25美元供我读完大学。这笔钱足够我念菲斯克大学的。这所大学是为黑人开办的，在田纳西州的那士维。据说办得不错。
　　对于不能立即去哈佛大学，我是失望的。但我把这看作仅仅是暂时的计划改变。最终我当然还是要去哈佛的。不过眼前是个大胆的举动。我将去南方，那有着奴隶制、反抗和黑人的南方。首先我将去会见和我同龄、同等教育和同样雄心壮志的黑人。
　　我的家人和黑人朋友对这个打算颇为不满。他们的北方自由黑人的偏见本能地反对把我送往过去实行奴隶制的地方，不管是在那里上学，还是生活。我为自己感到骄傲，因为我没有同意他们的看法。对是否应在南方一直住下去和工作下去，我没有打算做出决定；也没有产生要放弃从哈佛大学毕业的念头。但是我愿意上菲斯克大学，不单单因为这至少是我实现上大学的梦想的开始，还因为我觉得我在新英格兰开始有种孤单的感觉。不知不觉地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现在，在结束公立中学的学业后，我意识到同白人伙伴的亲密的关系越来越受限制了。有的会议、聚会和俱乐部的活动，我就没有被邀请参加。特别是在陌生人、访问者和新来到城镇的人的面前，我的在场和同白人的友谊成为要向他们解释以消除误会的事，甚至成为令我的同学感到难堪的事。一旦给了我去同一群同种族的年轻人在一起的机会，我才警觉到我曾经生活在心灵的隔离之中。
　　在这些日子里我还首次听到唱黑人民歌。那是在公理会教堂里的汉普顿的四重唱。我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似乎认识到天生的、内心深处的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我很高兴去菲斯克大学。但是，我的家人对于这件事却坚持比较现实的观点。他们坦率地说，把我送往南方，太不像话了。我是在北方出生和长大的，不给我机会在自己的城镇和所在州里找工作，却要把我匆忙撵往南方！然而事实的确是这样：即在大巴灵顿受过教育的年轻白人有的当上了店员、簿记员和老师，有的进入专业部门，其他的去了城里或西部。他们在那里是受欢迎的。而在大巴灵顿，就无法想象我能在本地的这些岗位上工作。这不全是他们反对这样做，而是他们认为没有这种可能性。
　　在另一方面，黑人的南方在向我招手。那里需要教师。新英格兰的乡村女教师的改革运动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解放了的黑奴，如果被恰当地引导，会有远大的前途的。他们暂时被剥夺了他们正式的选举权利，但是这仅仅是一时的挫折。黑人总有一天会在南方起重要作用的。他们需要受过培训的领导人。我就是去那里帮助培训的。
　　同时我学习有关工业上的知识。我开始把工人当人看了，并认识到用手来凿石是多么艰苦的劳动。我还开始懂得在没有工会和没有失业救济金的情况下，被解雇意味着什么。但是所有这些，过去在我脑子里是模糊的。
　　我17岁那年去田纳西州上菲斯克大学。我收集了我所有能带的家私：我的书，我外祖父的熟铁制成的火钳和铁铲，我保存着的几个青瓷杯。我这一生每遇到感恩节和圣诞节都要用它们来祝酒。我特别想要那口大黄铜锅。伯加特外祖母曾用它来洗东西和制作肥皂。但是他们不让我带走。他们也不让我带走家里的圣经，把它给了表姐英尼斯。卡斯太太免了我到期的房租，好让我用这笔钱买火车票。我再没有其他债务了。
　　我终于乘上火车，踏上了去纽约的迷人的旅程；渡船往哈得逊河上游航行，经过这个大城市，转至大中央火车站。第二天当我乘火车通过肯塔基州时，从保林格林上车的一个黑孩子坐到我旁边。他名叫奥索欧·波特，也是去菲斯克大学的。我喜欢他那坦诚的面孔和整洁的外表。当他提议我们今后同住一个宿舍房间时，我连忙同意了。以后，在整个大学期间，我们都住同一房间。他后来成为肯塔基第一流的黑人医生。我在以后几年经常去拜访他。啊，这绝妙的旅行。当我踏上这黑奴的土地时还真有那么一点冒险的味道呢。
　　我非常激动当第一次来到这么多和我肤色相同的人中间，或更确切地说，来到过去我只是瞥见的这么多和这么非凡的黑皮肤人中间。如今他们似乎被新的、振奋人心的和永恒的纽带同我连结起来。我过去从未见过年轻人这么自信，这么摆架子的；况且还是黑人呢。最令我高兴的是我第一次遇见了美丽的姑娘。在我的故乡，在白人同学中有几位漂亮的姑娘。不过，要么是她们不迷人，要么是同她们相处已习以为常，我没有怎么注意她们。但是在菲斯克大学，在用第一顿晚餐时，一个永不能忘怀的奇迹出现了。坐在我对面的是上帝在一个17岁的小伙子眼前推出的最最美丽的两个美人儿。我当即吃不下饭去，简直欣喜若狂。在1885年这个不寻常的9月的晚上，出现在我年轻的眼中的是那个我常说起的女孩，我想不可能有人比她更美丽了。她是莉娜·霍恩的姨婆，莉娜·霍恩虽漂亮，可是莉娜·卡尔洪恩比她更漂亮。
　　我来到这么一个地方，那里的人按黑人和白人分成两半。而黑人那一半受种族偏见、法律束缚以及极度的无知和可怕的穷困的压制。但是在菲斯克大学面对此情况的，并不是一群失落的人，他们是人类和文明潜力的一个缩影。我是怀着热情跳进这个世界的。一种新的忠诚和拥戴代替了我对美国的效忠。自此以后，我是一名黑人了。
　　支撑我这个黑人立场的是19世纪后期菲斯克大学的教学和文化背景。所有的老师除了一人以外都是从新英格兰或从新英格兰化的中西部来的白人。按照我自己的文化背景，我在这里没有感到什么变化和脱节，只是对它的应用是新的。这个支撑点不单是在田纳西州。这个州从来不是典型的实行奴隶制的州。典型的是乔治亚、亚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娜和得克萨斯州。学生们正是从那些州来的。他们作为成熟的男女能够以他们自己的经历绘出一幅战后南方和它的数百万黑人的广阔和生动的画面。那里的男男女女面对暴徒，亲眼看到同胞们被处以私刑，知晓每一阶段的污辱和镇压。那里也有南方各个阶层的白人的儿女和追随者。未来的国家总统的一位亲戚每天开车送自己黑皮肤的儿子去学校。
　　我是在9月到达菲斯克大学的，10月就因患严重的伤寒病而躺倒了。得这种病在当时的那士维是太普遍了。我患病这件事轰动了全校，因为首先我来自新英格兰，这在菲斯克是罕见的；其次，由于我的公立学校良好的教育，我一来就跳班，进大学二年级，这是过去没听说过的事，特别是一个仅仅17岁的青年，而我的大学同学平均比我大5～10岁。甚至对于老师来说，我也是校园里特殊的人。我，一个异地的孤儿重病躺在床上，全校的师生都围住打听我的病情。我面色苍白，拖着瘦弱的身子最后起床时，那一刻我简直成了学校的宠儿。
　　然后过了几个星期，一年一度的全校英语考试来临。这促使那些学习底子差的学生努力复习阅读、写作和数学。我考了第二名。超过我的是白人德国老师的女儿玛利·班内特。她是个女孩儿，又是个白人，对此，我不十分服气。我还知道，这次测验对于大多数学生是不公正的。他们在南方黑人公立学校从来没有受过良好的基础教育。不过，我的声望多少有点冲昏了我的头脑。我聪明，但说话尖刻，开的玩笑让朋友下不来台，有人讨厌这个。我记得C.D.亨特就厌恶我的一些双关语。他长得高大，身材几乎比我大一倍，是个认真的黑孩子。他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说：“看你还这么说！”他抓得那么狠，使我痛得退缩。以后我没再这么说了。
　　普鲁特是个高大的、结实的青年，比我低一班。我们是辩论的对手。20年后我在亚特兰大碰到他，发现他的身体胖了一大圈。他那时是黑人第一流教堂的牧师，做有关知识分子的社会工作。我们在1906年亚特兰大暴动之后一起工作过。C.D.菲尔德是个小个儿的黑人，很严肃。他熟悉并且痛恨南方的白人。他身上总是带着一支手枪。当我表现出惊奇时，他说：“不，平时你并不需要。但是当需要时，带着就有用了！”L.B.莫尔，长得高，皮肤很黑，精神焕发。在开玩笑和学习上，他总是个领头人。他同卫理公会主教的女儿结了婚，最后成为霍华德大学的一个系的系主任。
　　有一个人，我们叫他米勒“大叔”的，我后来变得极其不喜欢他。他比大多数同学的年龄都大得多。由于贫穷，学习耽误了。他的妻子给人洗衣服来供他上学。他是个肥胖的黑人，特别地虔奉宗教。我伤寒病刚好，情绪波动是十分自然的，于是参加了学校的公理会教会。我并不“迷信宗教”，但是我诚实，并且像新英格兰人那样心平气和地信奉绝大多数教会的教义。为此，我在1886年2月给我教堂的牧师写了封信：

　　“你无疑最想知道，最关心的是我的幸福。不过，我一定要让你知道我非常感谢你和主日学校对我所做的一切。首先，我高兴地告诉你，我已加入了这里的教会。希望我的主日学校的祈祷有助于引导我尽基督教徒的责任。在信仰复兴期，我们差不多有40个人改变了信仰。在为学校祈祷的日子里按规定举行了两次祈祷会。苏格兰的福音传教士艾特金牧师先生不久前给我们讲过话。明天穆迪先生将出席我们的礼拜仪式。”
　　“我们大学的地段很好，可以眺望整个城市。这里的大家庭生活的确非常愉快。有几次早晨，当我看着我的二三百个同伴聚集在一起做晨祷时，我简直难以想象他们都是我的同胞；集合在这里，这么多的年轻和有才智的人，都是同一种族的代表，而这个种族在20年前尚在受奴役。尽管这个阳光灿烂的大地令人心情开朗，且不去理会那卑劣的、可悲的和无知的广播宣传；尽管意识到自己是站在一群并不因我的肤色而鄙视我的人们中间而为此感到兴奋，我却没有忘记热爱我那新英格兰的山脉。我常常盼望着我能像在心灵上参加你们的聚会那样，亲身去参加几次你们愉快的聚会。”

　　但是，米勒“大叔”却不让我按我的计划平安无事地做一名教会会员。他是教会的行政人员，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者。不久，他在教会里指控我和其他人跳舞。我很惊奇。我一直都跳舞的，就像我唱歌和跑步那样自然。在大巴灵顿，我们很少有机会跳舞，除了在一小群黑人的家里。在那里大家总是要跳跳舞，玩玩游戏的。我来到南方我年轻的同伴中，发现他们不仅会跳舞，而且跳起来又美、又欢快、又轻松。我急于想跟他们学跳舞。我从不去公共场所跳舞，但是，在城里的黑人朋友家里，差不多总是要跳的。我想没有什么比这种消遣更为无害的了。但是米勒大为光火。我不知道他懂得哪一种舞蹈。不过，无论如何，在他的脑子里，跳舞是十恶不赦的严重罪行。我对此极为反感，并明明白白地说出了我的看法。老师进行了干预，企图调停。他们那种做法使我在多少年后都感到厌恶，以至我最后不再参加宗教组织。他们承认我跳舞可能是无害的，但是又说我树立的榜样会使别人走上歧途。他们引用保罗的话：“如果食肉将使我的兄弟不高兴，我将永生永世不食肉。”多少年来我曾想接受这个观点，并一直在深思这个问题。然而我还是厌恶这种诡辩法。我又开始跳舞了。从此以后我不再那么尊敬保罗了。
　　另外我还十分清楚地记得许多学校前几届的学生。兰塞姆·埃德蒙森是个挺清秀的男子，瘦高个，茶青色的皮肤，有一头浓密的棕色的头发，戴了副眼镜，摆出一副奇特的尊严。他比我大5岁或6岁，是教拉丁文的摩根教授手下的助理图书馆员。他和他的弟弟是个富有的白人农场主的儿子。弗兰克·史密斯，比我高好几班，是个懦弱的纨绔子弟，穿着完美，是女人的护卫。他后来同莉娜·卡尔洪恩结婚了。我无望地爱着莉娜。但是史密斯已超过25岁，是该有个妻子了，而我还可以工作和等待10年。汤姆·塔莱有着一付非常好的男低音嗓子，但是他全心全意献身大学的教学和演唱，却从来没有充足的时间去学习、提高自己的歌唱水平。小西希·多西是个朝气蓬勃的漂亮的姑娘，有着天使般的歌喉。在我们所有的音乐会上都有她的演唱。马蒂·尼科尔是个浅黑色皮肤、美丽的小人儿，然而脾气暴躁。约翰·巴伯尔是个秀气、爱微笑的花花公子，被他母亲惯坏了。毕业后他同马蒂结婚了，但两年后他把头枕在铁轨上，让火车轧了过去。
　　我的同学都并不漂亮和富有。黑皮肤、粗鲁的谢若，贫穷而且行动迟缓。他是靠辛勤做工读完大学。他在邻近的海哈瑞医科学校学习药学，后来成为密西西比州最好的医生之一。
　　有两个女孩是我的对手。她们讨厌我对女孩子傲慢的态度。但是我们之间谈不上谁不喜欢谁。当我练习演说，忘记演说词时，玛吉·默里总是幸灾乐祸。她后来成为布克·华盛顿的第三个妻子，是他的未亡人。玛米·斯图尔德从西纽约来，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的竞争是激烈的。然而却是互为赏识的对手。埃玛·特里有着黑色光滑的皮肤，温和，大家都喜欢她。汤姆·考洛维是我的好朋友，而且40年来一直如此。他是管理方面的老手，强壮，不知疲倦。我是出谋划策的。我们一起为菲斯克大学第一个体育馆筹集基金。我是校刊《菲斯克先驱》的编辑，考洛维是该刊的营业经理。我们办的校刊达到自给自足。
　　在菲斯克大学的其他人员中，我有印象的有：威廉·莫里斯。他是教员队伍中第一位黑人，而且令我骄傲的是他同白人教得一样好。黑人克罗斯韦特一家，无论是在我上大学期间，还是毕业后对我的影响都很大。乔治·麦克克莱纳恩是很早的毕业生，对宗教非常虔诚，伹不教条。他写的诗的确很有价值。他同我们诚恳地谈到人生。艾莉斯·瓦萨是我们中又一个有着美丽歌喉的，我们喜欢听她的歌。
　　亚当·斯潘思不论跟谁比都是个伟大的希腊文学者。还有汤姆斯·蔡斯同他那个可笑的小实验室。然而他用这间实验室不仅给我们上化学和物理课，还上一些关于科学和生命内容的课。在以后的年代里，我在德国用上了班内特教的德文，我以克拉瓦斯校长教的哲学和伦理道德学为基础去哈佛大学上威廉·杰姆斯和乔治·帕尔默的课。由于菲斯克大学优秀和认真的教学，学校班级人数又不多，平时缺少体育和社交方面的消遣，使我得以安排和制订我的关于争取黑人自由和进步的计划。我的眼界从迄今为止的以我个人为中心转到了围绕着以我在美国的种族为中心。
　　为了他们，我制订了我需要完成的学习计划。在像我和我的朋友这样的人的领导下，我们将在短暂的时间里让这些受奴役的犹太人从那长久不变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这是一场战斗，料想可能会要动用武力，但是我把它看作主要是一场用机智、知识和行动的战斗。从纯粹的道理和功过来看，最后必然会战胜仇恨、无知和反动的力量。这里暂且提一下我们的校长厄斯特斯·克拉瓦斯。他的儿子是我们国家一流的法律联合事务所的领导人之一。在校长1901年逝世时，我在亚特兰大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上发表了讲话。我说：

　　“在他身上和思想中显示出了他的伟大气魄。他的任何工作，无论是用手，还是用心，绝不会是小有作为的。但他所做的没有一件是那种往往有损于人类的迅猛激烈的举动或快速的行动或显赫的作为。他的思想是颇为审慎和有条不紊的。他知道如何暂时停止工作和进度，以便为缓慢，然而无法抑制的进展积聚力量。如果说他的思索是四平八稳的，那么它同时又是属于合乎逻辑的坚持和广思的。这从长远来看，必定会取得良好的效果。我记得在我们学生中流传着一句老笑话。那就是不管克拉瓦斯校长讲话的句子可能有多长或者多么头绪纷繁和复杂，最后肯定会得出合乎逻辑和文法的结论——句子的结构从来不变——句子里没有修辞的长书符号，而是呆板地、固执地一直到最后。通常到了最后，会令人感到听这个讲话是值得的。他是一个有着深厚感情的人。他欣赏笑话，尽管他不能很快地领会。在学校里曾经有过一个很小的、特别顽皮的孩子，名叫卡明斯。我恐怕那位严肃的校长从来没有弄清楚为什么当他祷告：‘啊，上帝原谅我们的缺点’时，全校师生总是忍不住要笑（英文的‘缺点’同‘矮小的卡明斯’读音相同——译者）。
　　“厄斯特斯·克拉瓦斯是一个尚在年轻时就有了终生理想的人。他很早就根据基督教义的教导，相信黑种人有成功的可能，相信宽大仁慈的现实。他不把这看作是学说和理智的信仰，而把这看作是值得为之生活和奋斗的东西——而他正是为此生活和战斗的。”

　　当我陷入梦想时，通常总有某种重新获得的少量常识来解救我，使我的幻想回到光天化日之下。我并不满足完全靠传闻来认识南方。由于我没钱到处观光，我决定去农村教暑期学校。这多少有点让我的老师和同学们感到惊奇。我只有18岁。我除了在那士维，在那处于保护的有利地位的大学校园里见到的那一点点以外，对南方根本不了解。我还没有去过南方的小城镇和乡村。那里才是真正的南方。假如我不能去察看那最黑暗的密西西比州，至少我可以去看看东田纳西州。它离我的大学还不到50英里远。我决定利用暑期去那里教书，了解乡村地区的黑人。我并非被迫这样做的，因为我的奖学金已够我学习和生活了。问题不在这里。我听说南方的农村是真正的奴隶制所在地。我要去那里做些调查。
　　不用说这次经历是极其珍贵的。我不仅去的地方多，时间也长。我接触到奴隶制最阴暗的部分。我在国内战争前盖的木屋里住宿和教书。我教的第一个学校是那个地区自解放黑奴以来第二次办的学校。我立即接触到人类中最最普通人的生活——从光脚板住在泥地的房子里、穿着补丁衣服的人到那艰辛地干着粗活儿，生活简单、整洁，还算富足的农夫。
　　在县里有一个教师学校。督学请来尊贵的客人在那里教老师们分数、拼写和其他难以理解的东西——上午教白人老师，晚上教黑人老师。这是为了给那些只受过可怜的初等教育的未来老师补课。老师们常出去野餐，还一起用晚餐。黑人艰苦的生涯只有此时才被欢笑和歌声所冲淡。
　　有一天，天气很好，所有的老师都离开学校开始去找自己教书的学校。我从传说中得知（因为我母亲非常害怕步枪、手枪等火器）猎取鸭子、熊和人是非常有趣的事，但是我敢肯定从没有猎取过的这些南方乡村学校的人这次将会尝到类似狩猎的乐趣。在7月的骄阳下，我看着那眼前高高低低、弯弯曲曲、懒洋洋的滚烫的马路，6英里、8英里、10英里无情地延伸开去，我的心和四肢都感到极其疲惫。我一遍遍地问：“有老师吗？”当每次听到回答“有了”时，我的心立即沉了下来。就这样，我走啊走啊——乘马车的费用太贵了——直到我穿过铁路，过了公共马车站，来到了那“害虫”和响尾蛇的土地。在那里，外人的到来是件大事情。人们从生到死，一辈子都住在这座蓝山的附近。
　　小屋和农舍分散于山丘和山谷。树林和向东起伏的山脉把它们与世隔绝。在这里，我终于找到了一所小的学校，是乔西告诉我的。她是个瘦弱的、长得不好看的20岁的姑娘，深棕色的面孔，浓密而硬的头发。我越过华特镇的小溪，在一棵大柳树下休息。然后来到一块地方，进入一个小屋。乔西正在那里歇息。她是去城镇路过那里。一位骨瘦如柴的农夫对我表示欢迎。乔西在听了我的来意后，急忙告诉我，他们山那边需要老师。但是国内战争后只有一次来过一位老师。而她自己盼望着上学。就这样，她滔滔不绝地越讲越快，声音越来越响，是那么迫切，那么精力充沛。
　　第二天早晨我开始翻越那圆柱形的高山。我在山上徘徊，望着蓝色、黄色的山脉一直向南、北卡罗来纳州伸展。然后，突然一片树林出现在眼前。出了树林，我来到了乔西家里。那是个结抅简单的村舍，有4间房，正建筑在山的陡坡的下面，一片梨树林中。父亲是个安静、单纯的人，沉着、无知，不显得粗俗。母亲就不同了——健壮、忙碌、精力充沛，话说个不停，说得又快，有雄心，要活得“像个人”。他们有一群孩子。两个男孩已不在，留下两个长大成人的女孩；一个8岁的害羞的矮子；约翰，18岁，长得高而笨拙；吉姆，年纪小一些，动作快些，长得好看些；还有两个婴儿，年龄不确定。
　　然后就是乔西自己了。她看来像是家中的中心人物，总是在忙活儿，不是在家里，就是在采草莓。有一点神经质，喜欢骂人，像她的母亲，然而又挺实在的，像她的父亲。在她身上有某种优良的东西，一种不自觉的道义上的英雄主义的影子，愿意献出一生去使她和她周围人的生活自由自在、深入和充实。我以后见到很多这样的家庭。我逐渐喜欢他们那种忠实地为适当和安逸的生活所作的努力，喜欢他们明白自己的无知。他们不会装模作样。母亲会责备父亲太“从容自如”。乔西会严厉地训斥男孩的粗心大意。他们都知道在这个多岩石的山边寻找生活出路是多么艰难。我找到一个地方。那里在国内战争后曾一度有过一所黑人公立学校。我连续两个夏夭在那里教书。月薪28美元和30美元。
　　这真是段迷人的经历。记得有一天我同一个讨人喜欢的白人青年骑着马去督学的家。这个青年要找一个白人学校教书。道路顺着河床而下，我们似乎听见太阳在欢笑，河水发出叮当的响声。我们骑着马往前走。“请进来，”那督学说，“进来，请坐，那份证明可以了。”当这位督学请我在他家用餐时，我简直又高兴又惊奇。如果他能想象我是多么盼望和他同桌用餐，而不是在他用过以后才用餐，他会感到惊奇的。
　　学校校舍是个小木屋。惠勒上校曾在那里储存过他的谷物。它在铁路栏杆和带刺的灌木后边，靠近甘甜的泉水处。屋子有一个进口，以前曾经是门，里面有一个大的东倒西歪的壁炉，木头中间的大裂缝算作窗户。屋内没有什么家具。我的书桌是用三块木板加固在几个主要支点上。我的椅子是从房东那里借来的，每天晚上要还给他。至于孩子们的座位，使我非常困惑。我脑子里想的是在新英格兰见到的整洁的小桌子和小椅子。但是，唉，现实情况却是用粗糙的厚木板做的、没有靠背的长板凳，有时还没有凳脚。它们有一个优点，就是坐在上面不能打瞌睡，否则是危险，甚至致命的，因为地板不可靠。我这个学校里的所有设施都是原始的：一个无窗的小木屋，匆忙制作的长板凳，没有黑板，几乎没有课本，上学要走很长的一段路。另一方面，我听到了以原始的美丽和庄严唱出的忧伤的歌曲，我目睹了艰辛的、令人厌恶和乏味的乡村生活及没有土地、无知的农民的痛苦，我观察到了处于几乎最低劣地位的种族问题。
　　在7月将尽的一个非常热的早晨，学校开学了。我听着那小脚丫儿走在尘土上啪哒啪哒的声音，看着那面对我的成排的阴沉的黑面孔和那一双双发亮的渴望的眼睛，我的心颤抖了。乔西和她的姐妹兄弟们最先到来。渴望知识、盼着在那士维的大学校里当一名学生，就像一颗星星在这个埋在劳动和忧虑中的孩子似的妇女头上盘旋。她学习很顽强。还有从面向亚历山大的那个农场来的道威尔家的孩子们——范妮，有一张光滑的黑面孔和一双好奇的眼睛；玛莎，皮肤黝黑，人有点呆滞；此外有嫁给她们兄弟的美丽的女孩和年纪小一点的弟妹们。
　　伯克那家的两个皮肤黝黑的、胆怯的男孩和一个小个子的目光傲慢的女孩来了。胖子鲁本的圆胖的小女孩也来了，她有着一付富有朝气的面孔，金黄色的头发，为人诚实和端庄。桑妮到得早——一个快活的、难看的、好心的女孩。她灵巧地制作蜡烛，照顾她的弓形腿的小弟弟。蒂尔第来了，她只有在她母亲用不着她时才能来。她是个肤色漆黑的美丽的姑娘，眼睛明亮，四肢细长。她的兄弟同她一样朴实。走来的还有劳伦斯家的笨重的大男孩，懒惰的私生子尼尔斯；希克曼，他的肩膀是弯曲的，以及其他的一些学生。
　　他们坐在粗糙的长板凳上，差不多30个人。他们面孔的肤色深浅不等。从浅黄色到深褐色。光着的小脚在摆动。那一双双眼睛充满着期望，间或带有淘气的眼神。他们手里拿着韦伯斯特的蓝封面的拼写书。我爱我的学校。孩子们对他们老师的智慧表现出的很大的信心，真是了不起。我们一起阅读和拼写。我让他们写作，带领他们摘花、唱歌，听讲山那边发生的故事。
　　有时学校学生来得少了，我就得走出校门。我拜访芒·埃丁一家。他们住在两间非常肮脏的房子里。我的学生小露吉恩似乎总是红光满面，暗红色的头发从不梳理。我问她家人为什么她整个上星期都没来上学；还问他们为什么不常见那穿得特别破烂的麦克和艾德。他们的父亲以分摊盈亏的方式经营惠勒上校的农场。他会告诉我，地里的活儿如何需要男孩子们帮忙。他们那位瘦弱邋遢的母亲，只有在洗过脸后才显得漂亮。她对我说：露吉恩要照顾婴儿。但是她向我保证：“下星期一定让他们去上学。”当劳伦斯家的孩子们不来上学，我就知道他们的父母原来对念书必要性的怀疑又占了上风。为此，我使劲儿地爬上山去，尽我所能走进他们的小屋。我把西塞罗（公元前106～公元前43年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及作家——译者）的演说“为诗人阿尔蔡辩护”变成最简单的英语，通俗地应用它来做说服工作，但这通常要花费将近一周的时间。
　　星期五晚上，我常同一些孩子一起回家。有时去道克·伯克的农场。他是个嗓门大、瘦个子、名副其实的黑人。老是在干活儿，想买下他住地的75英亩的山地。但是人们说他肯定办不成，“白人会把所有的地都买下来”。他的妻子是个极其动人的亚马逊河区的印第安人，藏红色的面孔，发亮的头发，不穿紧身胸衣，赤脚。孩子们身体健壮和美丽。他们住的屋子有一间半房间，在靠近泉水、农场地凹陷的地方。前边那间房间被几个宽大的白色床所占据，收拾得非常整洁，墙上贴的是次等的石板套色印刷品，有一张装有轮胎的活动桌子。在后边的小厨房里，我常被邀请去那里自己随意拿点、吃点炸鸡和用面粉自制的饼干、“肉”、玉米饼、菜豆和浆果。
　　在访问中，起先当睡觉时间来临时，我有点担心只一间卧室怎么睡，但很快就不感到为难了。孩子们最先打瞌睡，都藏在一大堆鹅毛里睡了。当我要睡觉时，他们的母亲和父亲小心地溜进厨房，然后他们来吹灭那昏喑的油灯，摸着黑上床就寝。第二天早晨当我醒来时，他们都早已起床出去了。在马路对面是胖子鲁宾的住处。在老师休息时，他们都到屋外去，因为对他们来说，连一间厨房都是奢侈的。
　　我愿意去道威尔家，因为他们有4间房间，还有丰盛可口的乡村饭菜。伯德大叔有个地势崎岖的小农场，那里都是树木和丘陵，离大道非常远，但他肚子里装着好多故事。他不时去讲道。同他的孩子们在一起，还有浆果、马匹和小麦，他感到快活和幸运。
　　常常为了维持治安，我还必须去那些生活条件不那么令人愉快的地方。比如，蒂尔第的母亲不爱干净的习惯很难纠正。鲁宾家里贮藏的食品少得可怜。那难以控制的成群的小虫在埃丁索斯家的床上爬来爬去。比较起来，我最喜欢去乔西家。我坐在她家的走廊上，吃着桃子，而她的母亲在那里忙忙碌碌，说个没完：乔西是怎么买的缝纫机；乔西在冬天是怎么去给人家帮工的，而4美元一个月的报酬实在太少了；乔西又如何渴望离开这里去上学。但是“看来”他们永远不会有足够的胆量放她出去；此外收成怎么不好；井还没有打好；以及最后，有些白人又是如何的“卑鄙”。整整两个夏天我就生活在这个小天地里。它是阴沉和单调的。姑娘们带着渴望的心情望着丘陵，小伙子们总是想往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是个“城镇”——一个有着房屋、教堂和商店的散乱的、懒洋洋的村落。还有那些叫汤姆、狄克和凯普顿的白人贵族。在北边紧贴着丘陵的是黑人的村落。黑人们住在有三四间房间的、没刷油漆的村舍里，有的干净，像个家；有的脏。住房分布没有什么格局，不过它们都以村庄那一对教堂为中心。它们是卫理公会的教堂和那僵硬的浸礼会的教堂。它们又依次小心翼翼地靠着那颜色黯淡的校舍。每星期日我那小天地的人通过弯弯曲曲的道路来到这里同这另一天地的人相遇。大家聊天、感叹，在这“古老的宗教”的圣坛边，同狂热的牧师一起举行每周一次的献祭。然后是那柔和的曲调和节奏强的黑人歌曲的振荡和轰鸣。
　　我在大巴灵顿首次听到黑人民歌，是由汉普顿的歌手们演唱的。不过那是间接的，演唱者是那些从来不懂得奴隶制的青年人。我现在是在美国的黑人的出生地，听创作黑人歌曲的人唱他们自己的歌。每星期六、日，我的学校地区的人都要到这个村庄去。有一条路不规则地从我们凌乱的木屋向着多石的小河河床伸展开去。沿着这条路，经过小麦和玉米地，我们就能隐隐约约地听到在田地那边有节奏的歌曲——曲调柔和、颤动、有力，在我们的耳朵里时而增强，时而忧伤地隐去。我从来没见过南方黑人带有鼓动性的福音布道会。诚然，我们伯克希尔的黑人也许没有旧时沙福克黑人那样的刻板和拘谨，然而我们是十分安静和克制的。我不知道我们伯克希尔的人会怎么反应，当在那安息日的晴朗的早晨，有人不时地用一声尖叫来打断讲道或者用一声响亮的“阿门”来打扰冗长的祈祷！
　　所以，当我走向村庄和那建筑在高处的普通的小教堂，看到广大黑人同胞被笼罩在极度紧张的气氛中时，我感到极大的震惊。一种令人压抑的恐怖的空气飘浮在空中，看来已控制住他们——就像希腊每四年一度的运动会表现出的那样的疯狂，又像着了魔似的借歌唱和语言来表达可怕的现实。那黑人传道士有着非凡的口才，当语言从他的嘴唇边滔滔不绝地涌出，扑向我们时，他的粗大的身子随之摇摆和抖动。人们呻吟，坐立不安。突然那坐在我旁边的面颊瘦削的黑女人从座位上跳起来尖声喊叫，就像失去了灵魂的人。周围一片恸哭、呻吟和喊叫声。这种人类受难的景象是我以前想象不到的。
　　我把我的社区叫做小天地，是由于它是被隔绝的。在我们当中只有模模糊糊的共同意识。这就是来自葬礼、生日聚会或婚礼的共同欢乐和悲伤；来自穷困、贫瘠的土地和低收入的共同的苦难；最最主要的是我们与机遇之间都隔着一层纱。
　　所有这些使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想法。但当遇到时机讲出来时，又会有各种不同的说法。那些在25年或更多年前亲眼看到“上帝到来的荣耀”，注意到目前所有的障碍或去帮助悲观的宿命论的人必定会在“他的”合宜的时机使每件事都变得公正合法。
　　那大批对奴隶制只有孩童时的朦胧的记忆的人发现这个世界是令人迷惘的。世界对他们的要求很少，而他们给予的也少，然而世界对他们的贡献却予以嘲笑。这种充满矛盾的东西，他们不理解，因而陷入漠不关心、缺乏兴趣或者不顾一切地虚张声势。然而还有一些人像乔西、杰姆和本，对于他们，战争、苦难和奴隶制只是童年的故事。他们年轻的欲望受学校、故事和部分醒悟的思想的激励。他们可能对生来就被世界遗弃感到不满。他们软弱的胳臂击打着横在他们面前的障碍——社会地位的障碍、年轻的障碍、生活的障碍。最后，在危险的时刻，他们抗击一切反对他们的东西，即使是迅速消逝的念头。
　　除了黑人，一个从没有处在种族排他的社会地位的人到南方去，是不会产生任何这种概念的，即认为南方是野蛮的。这里讲的不是法律和条例。这是一种直感，一种遗传的和天生的直觉。71年前，我在那士维街上行走时不小心地挤撞了一位白人妇女。她并没有受到些微的伤害，甚至没有什么令她感到特别不方便的地方。根据我在新英格兰的习惯，我立即把帽子举起来，请求她原谅。我是很直觉地这样做的，而且为我这个小小的错误真正感到抱歉。然而这个女人却怒气冲冲。为什么？我至今不明白。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的。有可能是我违犯了南方种族间的习俗。是不是因为我没有显示出顺从？是不是我没有彻底地贬低自己，在精神上忍辱含诟？是不是我的行为表现我们是平等的？我不知道。我只是感觉到蔑视和仇恨，就像一条狗可能招致的轻视。从此，至少半个世纪，我尽可能避免对他们做出有礼貌的举动。如果有时纯粹出于我忠实于自己恭而有礼的标准必须对他们采取有礼貌的举动，我装作像是没有注意他们或想着他们。
　　谋杀和杀害黑人，使黑人致残，强奸黑人妇女，在80年代的最南方甚至算不上是新闻。没有公开报道，没有引起拘捕，而对这些犯罪行为的惩办更是难得，于是一旦有惩办的消息往往就电传到北方。
　　在我上大学的日子里，私刑是一再发生的恐怖事件。从1885年到1894年，有1700个黑人遭受私刑。每一个人的死亡都在我心头留下创伤，使我联想到其他少数民族的悲惨境地。在我上大学期间，意大利人在新奥尔良遭私刑，迫使联邦政府赔偿000美元。在西部发生的反华人暴动导致了1892年的排华法案。俄国发生的对犹太人的隔离和集体屠杀，美国的一些杂志随声附和。我一直注视着雷福斯案件。我开始看到东西方之间的斗争。然而在这个时候，在南方，排他的社会地位的合法化尚未完全影响黑人。电车上还没有实行隔离。还有一些黑人参加选举。
　　菲斯克大学为我做的、使我忘不了的一件事就是在它的引导下，我的音乐欣赏能力提高了。在大巴灵顿，唯一的音乐是那古老的英国的圣歌，有的配上了德国乐曲。常常是乐曲很美，歌词却不合乎逻辑或者很可笑。因此，我从小就一直高声哼唱纯粹的音乐曲调，而不注意歌词。还有所谓的福音圣歌，具有南方黑人灵歌的节奏，歌词是根本不被理会的。不过，我还是快活地颤声唱着：“守住堡垒，因为我来了！”
　　在菲斯克大学，那小个的斯潘思，伟大的希腊文学家是个罕见的音乐爱好者。他承担对学校的指导。菲斯克大学早就有了传统的黑人民歌歌手。他们曾有一次躲在布鲁克林的设有风琴的阁楼上，唯恐带有偏见的公理教会教徒在听他们的美妙的歌声以前看到他们黑色的面孔。亨利·沃德·比彻把他们带到普里茅斯教堂，那里的报纸称他们为“比彻的黑人歌手”。以后全国都听他们歌唱，世界欢迎他们。菲斯克大学的黑人民歌歌手还真在皇帝面前唱过。他们把挣的钱带回那士维，建立了一个黑人民歌礼堂。我见到了他们当中的一些歌手，听过他们的歌唱。
　　当我来到菲斯克时，斯潘思组织了“莫扎特学会”，把校内唱得好的人都搜罗进来，其中有一些是非凡的、优秀的歌手。他教他们，给他们讲解伟大的宗教神剧。他们唱神曲弥赛亚、以利亚和莫扎特的“第十二弥撒”。我成为“莫扎特学会”的会员。它对我的教育是件大好事。
　　每年毕业典礼时我们合唱“哈利路亚”赞美诗。我现在还好像看到那排成序列的各种肤色的面孔。除了钢琴，没有乐队伴奏。那小个的、穿着长上衣、白头发的斯潘思在合唱队前挥动着他的手。那里站着爱德·贝利，一个微黑的男孩子，一般美国人会完全不去注意他，或者说他应该去种地而不是唱歌。可是他那嘹亮的男高音歌喉真是漂亮极了。我们听着听着，总是差点儿流泪。他唱：“振作起来，振作起来，我的人们！”我们感到这个“人们”就是我们。耶和华是在对我们说话。每一个学生离开菲斯克大学前都有了真正的极高的音乐欣赏力。
　　在菲斯克大学呆了一段时间，最后的结果是扩大了我的生活计划的范围。主要不是去改变它，而是把自己放在一群受教育的黑人中。这群人将根据他们的知识和经历去领导广大群众。我从来没有一丝设想把这种领导看作是为了受教育者本身，而总是为了广大群众。我也从来不想问我们将用什么方法和技巧去工作——对世界的重要的、广泛的、包罗万象的知识，所有其他的智慧，所有的方法和应用会弥补我们的不足。
　　我在实质上将把为意志消沉的人制订的社会计划同年轻人天然的对“光明，更多光明”的要求结合起来。菲斯克是一个好学院，我喜欢它。但是它小，设备、实验室和书籍都有限。它不算是大学。我需要的学习场所是最大、最好的。在培育黑人领导方面，场所再大、再完善也不过分。为了这个伟大的事业，丝毫不应只给予少量的知识，维持简陋的设备、。我很少想到要去挣钱。我不需要，也不想获取金钱。
　　我想去哈佛的决心越来越坚决。在那里，我将学习各门科学的科学——哲学。蔡斯曾指出，这也正是威廉·杰姆斯后来说的，这个世界没有付给哲学家钱的习惯。然而这个说法对我是不起作用的。校长提供给我的哈特福德神学院的奖学金是徒劳的。由于我不怎么相信基督教教义，因此不可能成为牧师。我并不是不忠诚。我从不偷窃物质和精神上的东西；我不仅从不说谎，而且在最不顺利的时候会冲口说出自己真实的看法；我不饮酒，也不懂得同女人的事儿，无论是肉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对此，我的大多数比较有经验的朋友都感到可笑，简直不敢相信。我最最信奉的是有条不紊和不倦的工作。
　　我早期的政治知识大多来自课外阅读的报纸。我从报上得知关于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竞争，首先从海士当总统起，经格尔菲尔德、阿瑟、克利夫兰、哈礼逊，然后又是克利夫兰总统。历届政府都是遵守传统的政党政府的理论，尽管他们争论的问题和动机不是应有的那么清楚和分明。然而在我的心目中民主党政府取得越来越大的胜利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时期开始的平民党作为第三党的运动，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因为我对它的重要性并不了解。
　　在我进入大学的前一年，英国消除了地方执法官和乡绅的专制权力，使它的投票人人数增加一倍，并被迫屈从于爱尔兰要求自治的斗争。日本最终试图制订议会代表选举制的宪法。巴西为成立共和国而斗争。法国为压缩天主教教会的政治权力而战。
　　现在我面临的问题是：在美国的黑人如何能公开地、有效地被准许获得必然、合理的民主。这个民主正在全世界扩展。世界上的黑人被允许设立自己的自治政府吗？我既不参考课本，也不去请教老师，而是自己注视着全世界种族问题的发展。然而苦于无法获得真实和广泛的材料。我无法清楚地了解非洲和亚洲当前的变化情况。
　　在菲斯克大学，我开始写作和演讲，编辑《菲斯克先驱报》，成为一个慷慨激昂的演说者。我对待种族障碍的态度是好斗的，决心合乎科学地战胜我的环境，使黑人解放事业来得容易些、快些。我在新英格兰学到的坚持性，现在对我有用了。由于在诸多大学中我首先选择了哈佛，我决定仍然去哈佛。
　　我被哈佛录取，与其说是由于我自己的决心，还不如说是由于我的不寻常的运气。那时在哈佛出现一种看法，即认为哈佛太内向了，过于满足接受新英格兰的人入学。1884年作出了决定性的努力，要使哈佛成为一所全国性的大学，接受南方和西部来的好学生。我看到了关于提供奖学金的广告，于是就提出申请。对我有利的是我初期在新英格兰受过教育，后来去南方上学，而我又是黑人。到那时为止，哈佛的黑人学生非常少。
　　我很快被录取了，条件是去念大学三年级，尽管我已从菲斯克大学拿了学士学位。这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公平，因为我在新英格兰念的中学多少有点达不到哈佛大学的要求，而菲斯克，由于那可怜的南方一般的教学制度，仍然落在后面。不过，所有这一切对我无关紧要。我要去哈佛，因为那里提供了获得渊博知识的机会。“普赖斯绿叶资助会”批准授予我250美元的奖学金作为我1888年至1889年大学的费用。
　　1888年6月我从菲斯克大学毕业。毕业班全班一共5人，分别来自得克萨斯、田纳西、纽约、马萨诸塞和密西西比州。埃德蒙森必须在毕业前离开学校，但我们后来还是把他列入毕业班名单。我们都参加了毕业典礼的演说。同学们的题目分别是“盎格符撒克逊的影响”、“妇女的社会生活”、“封建主义”、“思想是进步的首要条件”。我的题目是“俾斯麦”。这个选择本身表现出我受的教育和当今世界现实之间还隔着一道深渊。俾斯麦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他把纷争中的各民族统一成一个国家。他以他的力量控制着整个局面，直到他在凡尔赛拥立国王。
　　在我心中这预示着我们美国黑人必须做的事：在训练有素的人的领导下坚定地前进。另一方面，我全然不知道，我上的历史课也没有让我明白关于当前欧洲错综复杂的形势。欧洲对非洲的势力扩张；以贩奴为基础的工业革命，后又转为殖民帝国主义；白人国家为控制从殖民地的原料和劳动力中榨取的利润而相互间展开的激烈争斗。所有这些，我都没有清楚的概念。我的观点是无忧无虑的欧洲人和帝国主义的观点。我对民主的看法是美国人所想象的民主。
　　到目前为止，我的正规教育涉及政治和宗教，但总的来说避开了经济。我们强调的是奴隶制的道德方面而非经济方面。我在乡村学校教书时领会了奴隶制。但是在课堂上我不记得卡尔·马克思曾被提到过、社会主义被讨论过。我们讨论工资和贫困，但极少谈到工会，就是谈到一点，也是否定的。由于白人工人的反对，学生的父母几乎从来都没有参加过工会。我们绝大多数学生都盼望着今后以学术性的职业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我们有一些土地和耕种的知识，但对运输和制造业就不懂了。体力劳动和室内打杂是我们这些人收入的第一步。
　　在菲斯克，最最明确的意图就是注意不要让我们丢掉或怀疑我们基督教的正统观念。起先，这种努力在我看来是多余的，因为我从来没有怀疑对我的宗教教养。它的教义也没有什么难解的。上帝统治世界，基督爱它，人们行为要正当或努力做到这样，否则就要受到惩罚。但是强迫我们读的《基督证词》那本书，冒犯了我的推理。从此在我的心中它是没有价值的特殊的辩词。在我们那位严肃而极其可爱的校长的指导下，我们的普通哲学课是不同的。它向我们展示了远景。它使我下决心进一步去探求真理。最后它使我能够合适地投入哈佛大学威廉·杰姆斯的门下。这要感谢上帝。
　　毕业后我就要动身去哈佛了。为了弥补奖学金之不足，我在假期中在乡村学校教书挣了点钱，但是还不够。福森为此目的制订了个计划。他是菲斯克大学中学部的学生，是个非常热心和严肃的宗教信仰者。有相当一段时间他为了挣钱付学费，在靠近明尼阿波利斯城市的明尼通卡湖畔一家夏季度假旅馆里当侍者。他已提升为侍者中的第二把手。当他得知那里需要有音乐助兴，就建议我们几个组成一个合唱团，去明尼通卡过夏天。他挑选了4个人，他们曾在合唱团呆过。他们是：考洛维、特雷、麦克莱伦和安东尼。他们都有一些在旅馆工作的经验，但不多。
　　最后我被挑选做合唱团的业务经理。这是考虑到我可以在整个夏天同他们结伴，一起工作，然后在夏天快要结束时为他们预先在明尼苏达、威斯康星和芝加哥等地安排好一系列工作。从那里他们再回到菲斯克，而我将往东去哈佛。在大学里，我锻炼得有点像一个行政计划者，像个天然的业务秘书，而不是徒有虚名的主席和会长。明尼苏达的那次远行，我唯一的困难是过去从没有在旅馆工作过。
　　通过这段经历，我20岁就对美国中西部的文化有了印象。我了解新英格兰，是因为我在那里出生和接受基础教育。我在南方呆了3年。现在我又有机会去西部。这种经历是非同寻常的。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像明尼通卡湖畔这样类型的旅馆。大巴灵顿的伯克希尔别墅是为从纽约去的有钱人服务的。总的来说，它是个安静的、颇为乏味的地方。旅客们坐在前廊上或开汽车去乡间，有时玩牌。
　　明尼通卡旅馆的旅客比较多，比较嘈杂。他们不像有良好的教养。他们大把大把地花钱，大量地饮酒。通常在白天他们的行为至少还相当文雅，在他们中间确有不少名声好的正经人。但是到了晚上，特别是周末，我开始发现他们的行为简直接近放纵。明显地可以看出，那些已婚男子是偕同别人的妻子来到旅馆的，而那些荡妇也不同自己的丈夫结伴而来。可怜的福森极其苦恼，要我们起草一份抗议书，揭露旅馆的管理工作。我可以肯定他们不会为此感激他的。侍者的第一把手，他的顶头上司是个大个子、黑皮肤的中年人，礼貌周到。他无疑对这个旅馆的现状是了解的，但毫不为之所动。
　　我们这一群菲斯克的学生倒是受到细心保护的。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宿舍。住在那里几乎不知道外面所发生的事情。由于不是有经验的侍者，我们当餐厅打杂的，站在餐厅四周，不时地把一摞摞的剩菜碟端走。那些机灵和留心的，常常可以拿到小费。我从来没有拿到过一分钱，因为我总是以极大的好奇心注视着客人们的举动和侍者滑稽的姿态。我记得有一次厨师和侍者们一大早睡眼惺忪、摇摇晃晃地走过来，其中有一位边走边说：“让那堂堂正正的生活见鬼去吧！”我无意中听到这句话，好奇地想知道他所说的堂堂正正的生活是什么。接着，我的吃饭发生了困难。我们应该在餐厅营业前用餐，但我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侍者来用餐，而我却眼看着要饿肚子了。这时我才知道几乎所有的侍者都会熟练地偷食。有好多回，客人始终吃不到他们点的美味菜肴，而侍者却吃得很好。就是在这以后我也没偷食，不过我吃了不少别人偷的食物。
　　从整个来讲，这次的经历是颇令人失望的。但是我们演出的音乐会相当成功。9月初我难过地离开了我的同伴，出发去南部和东部。这次夏季出行真正命运如何，就看我是否成功地为大家找到工作了。接着开始了我又一系列的冒险行程。我先后在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麦迪生、密耳沃基和芝加哥停留。这个夏天特别热，尤其是在芝加哥，感到比那士维还要热。这两周的工作非常辛苦。我会见了各类人。有的对黑人歌手并不感兴趣，即使是从菲斯克来的。有的对我和学校感兴趣。但总的来说，对我的接待是愉快和有礼貌的。我遇到了一些非常有同情心和善解人意的人——牧师、基督教教会的头头和文人。我的办法是给他们看我带去的介绍信，向他们介绍菲斯克大学的工作和这些歌手们追求的目标。尽管我遇到过挫折，有过失望，最终我成功地谈妥了足够的项目，使他们在这个夏季工作中除花费外每人净挣100美元。
　　然后我向东出发。在几天的旅程中我又一次见识了美国文明的一个方面。这是我过去在书本中看到，而自己从来没经历过的。我有很少量的零花钱。等合唱团把钱汇来，加上哈佛的奖学金，我的钱会增加的。但那时估计我钱袋里装着还不到50美元。自然我买不起卧铺，于是就在客车厢里坐了一夜。大概是第二夜，当火车在纽约州罗彻斯特暂停时，我被一位年轻人弄醒。他挺匆忙的样子，问我能不能帮他个忙。他要在火车开动前在车上办理10美元的汇款，而他只有一元一张的小票子。他问我是否可换一张10元的钞票给他。我站起来表示可以。他递给我钞票要我数数。我数了一下只有9张。他向我深深道歉，拿过去再数一遍，然后把另一张钞票补上递给我。他向我道谢，说是要赶着去汇款，就匆匆地消失了。到这时我已完全清醒，开始有点怀疑。我取出钞票又数了一遍，发现只有5美元，而不是10美元。这简直是场灾难。雪上加霜的是当我去该州时，学校要我必须在12月份交上150美元的学费。我提醒他们有“普赖斯绿叶资助会”250美元的奖学金。但他们说，这笔钱要到当年晚些时候才能付给。于是我提出了强烈的抗议，最后他们同意尽量提前给我奖学金，好赶上付学费。这些经历使我对美国的文化有了新的认识。
　　我从菲斯克毕业几十年后，我的校友们请求我对菲斯克大学政策上的变化提出公开批评。他们认为这一变化是对这所大学成立时高尚目标的威胁。1898年布克·华盛顿成为菲斯克校董会的成员。这是由我的同学玛吉·默里提议的。她不久前嫁给布克·华盛顿，认为华盛顿的名望会使人们乐于捐款给这个第一流的黑人大学。这个大学的经费正在减少。工业课程让位给常规的课程。在约翰·海恩斯的请求下，我在1898年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了讲话，题目是：“伽利欧·伽利略”，猛烈抨击用说谎来减弱真理。校长不愿处在交火之中，提出了辞职。
　　过了些年，菲斯克大学的另一位校长屈从于当时广为传播的意见，即应当说服南方有影响的白人去帮助领导黑人大学的教育事业。他培养那士维的白人。让菲斯克合唱团的男男女女从后门进入白人社团俱乐部为白人唱歌，而且严重削弱学生中的自由进取精神。在我女儿毕业时，我被邀请去菲斯克向校友发表讲话。在题目叫《拖延的沉默》（取西塞罗演说中的一个题目）的讲话中，我公开、坦率地批评学校当前的政策。我还在纽约出版了新的《菲斯克先驱报》。经过长期斗争，又一个校长辞职了。这项工作可不容易。我给自己招来了白人和黑人无数的批评指责。但我认为我是尽了我的义务。那是鲜明的、必要的，是为了帮助拯救一个伟大的学校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