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爱·伯·杜波依斯 -> 威·爱·伯·杜波依斯自传(1968)

第十二章 宾夕法尼亚大学



  1896年秋,我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社会学“助理讲师”。情况是这样的:费城,这座当时是、现在仍然是美国市政管理最最糟糕的城市之一,正掀起一场周期性的改革,要求对市政管理糟糕的原因进行深入探讨。对费城大多数白人来说,基本原因显然是:黑人第七选区选举中的腐败以及几乎是犯罪的现象。人人都说这里充满社会恶习。若在宾大的同意下,能够通过调查,使公认的原因得到科学的认可,岂不很好吗?社会学系塞缪尔·麦克恩·林赛认为这样做当然很好,于是点名让我承担这项任务。
  如果林赛心胸比较狭窄,以致按美国人通常对待黑人那套办法行事,那么,在这次调查中,他会要求我作为秘书协助他进行工作。也许眼下在社会学方面没有更好的工作给我做。但是,林赛把我当作理所当然的学者看待。让我当讲师也许是他的建议。显然,全系都反对聘请一位黑人讲师。但由于我获得哈佛博士学位,发表了世人公认的历史著作,宾大几乎不可能给我提供研究生奖学金。于是想出一个折衷办法,推荐我担任“助理讲师”这个不寻常的职务。即使如此,肯定也有人反对,因为对我的邀请并不特别热诚。在限期一年内,给我的薪金是900美元。我没有真正的学术身份,学校没有我的办公室,我得不到校方的承认,甚至教师花名册上都没有我的名字。我和学生根本没有接触,同全校教师,甚至本系教师也很少联系。
  为了尽职尽责,我毫不犹豫地写了报告,附上一份全面工作计划和有关工作方法、目标的提纲,连要求填写的工作进度表也包括在内。我的总计划立刻得到批准。于是我开始着手工作,定期与林赛商量,但从未和全系教师见过面。我和新婚三个月的妻子居住在本市一家自助餐厅楼上的一间房子里。这家自助餐厅是由一个大学社会福利机构经营的,它就坐落在第七选区条件最差的地段内。我们在那肮脏、酗酒、贫穷和犯罪的氛围中住了一年。那里凶杀临门,警察高于一切,行善者定期登门劝善。
  世间的生活使我无所适从,弄得我头晕目眩。我几乎分不清主次轻重。不知为什么,说来也够奇怪的,在我的记忆中,生活主要等于接连不断的搬家。费城第七选区住宅区和贫民区的隆巴,那里的孩子们玩着类似“警察和女酒鬼”的骗人的游戏。在那里,晚上只要枪声一响,你就只有坐以待毙,连起床都来不及。
  我是这样记述我在费城度过的第一个圣诞节的:
  “我们结婚时间不太久,总是无法避开邻居们带着优越感对我们表示关心的笑脸,但我们感到像老夫老妻一样。这是我们第一个圣诞节,妻子认为,我们应当让他们看看,这个节日我们过得多么愉快。几天以前,妻子开始小心翼翼地问我能花多少钱过圣诞节。我坐下来仔细算了算:需从本月薪金中扣除的有购买缝纫机的费用,付医生的帐单,以及偿还一位老世交的欠款。最后只剩下10.56美元。于是我告诉妻子,我们每人在节日只能花5美元。她高兴极了,在经过几个小时的计算之后,就急匆匆地上沃纳梅克的店里去了。”
  “第二个礼拜完全用来购物和记帐。有人以为我们花去了几百美元。在许多事情上,妻子都要一本正经地同我商量,但我们两人总是高高兴兴,配合默契。星期二,我俩沿南街来到第二街的市场,买了两个花环,一个十字架和一棵价值15美分的圣诞树。起先,妻子有点担心,在我们温暖舒适的小房间里,增加一棵圣诞树将会是怎样,但当这棵挂满闪闪发光的金属箔、水果和象征雪花的棉花的圣诞树被安安稳稳地放在墙角缝纫机上时,她感到高兴极了。”
  “圣诞节前夕,我们接到小小的礼物邮包,璀璨夺目的圣诞树上,悬挂着我俩的尚未放进东西的长袜。我早已偷偷地将一把雅致的绸伞藏在躺椅下,我知道,这房间的另外几个角落里还藏着别的东西,问题是怎样把这些东西放到袜筒里。”
  “晚上八点钟左右,我们匆匆外出呼吸清新的空气,急忙赶到传道会,在那里大人们给孩子们准备了一棵树。室内弥漫着多么欢乐的气氛!孩子们大叫大嚷,又吵又闹,却又那样兴高采烈,见到他们,令人感到高兴。回到家以后,我们最后瞅了一眼小小的圣诞树,一会儿便舒舒服服地躺下了。但我只要一想起藏着的那把伞,就无法入睡。当我对把伞放进袜筒几乎不抱什么希望的时候,妻子均匀的呼吸声告诉我她已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我小心翼翼地溜下床,听了听,慢慢地移动身子,又听了听,最后偷偷地把伞放进妻子的一只袜筒里;过一会儿,我一边暗自发笑,一边上床睡了。我梦见自己取得教授学衔,年薪1500美元。正在这时我突然被惊醒了。妻子因为我醒得不是时候,至今还不能原谅我,而如果我在醒来以前知道这个情况,我会装睡的。实际情况是,我已经醒了,并发现妻子穿着白色睡衣,正偷偷地将一大堆东西放在我的一只袜筒里。我笑了起来,然后尽量忍住笑,而妻子却默不作声。”
  “圣诞节在欢声笑语中来到了,我们笑昨天晚上的‘惊险’活动,说出了藏东西的地方,一起欣赏伞、背带和领带等礼品。三点钟,在温暖舒适的气氛中吃了一顿饭,一只褐色小烤鸡,菜单写在一张旧名片上。最后,这一整天在梦幻般的欢乐之中圆满结束,特记。”
  我校教务长签发证件如下:
  鉴于与大学社会福利机构有关,宾夕法尼亚大学校董们承担对费城第七选区黑人社会状况的调查。本校将这一调查作为自己的职责,并已开始工作,希望这次调查尽量做到深入、严谨。我们要求确切了解这一阶层人的生活情况,他们的职业状况,他们被排除在哪些职业之外,他们孩子的入学率,并弄清能说明这一社会问题的每一个事实。我们有了这些资料和精确的统计数字以后,再提出适当的补救的程度和办法。W·E·B·杜波依斯博士任我校调查员,特此证明,请予热情接待和真诚合作。
  在韦尔伯佛思两年初试教学的经历是不宁静的。一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我便开始从事一项计划更加明确的事业,采取了不同寻常的有力措施,但是,这项事业最后因受到一些外力的影响而中途停顿下来。这些外力,如果不完全是由于我无法控制,那就是它本身起了很大的作用。
  宾夕法尼亚大学给我提供的机会似乎正中下怀。在韦尔伯佛思,在超负荷计划之外,我提出讲授社会科学课程,但未予批准。我展望前景,日见明朗。我认为,黑人问题是一个需要系统调查和深入了解的问题。这个世界对种族产生了误解,因为它不了解这个种族。最大的不幸是愚昧。医治的办法是在科学调查基础上增加对它的了解。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我不在乎这可怜的一点点薪金。把我置于“助理讲师”之列,而且即使如此,实际上又未把我的名字列入教师花名册,这对我来说,也无关紧要;何况,除了曾经为一群蠢人通过黑人贫民区带过路之外,我根本没有教过书。
  是什么理论支持这项黑人调查计划,我既不知道,也不关心。我只知道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去调查一个黑人团体的历史,并确切地说明他们在这个社区所处的地位。尽管在黑人团体内外遇到了异乎寻常的困难,我的调查仍然进行。白人说:这种明摆着的事,为什么要调查?黑人说:我们难道是提供解剖的动物,让一个黑人无名小卒来解剖吗?然而,我对费城黑人所作的深入的调查,经受住了60年的评估。
  我认为我这次的任务简单明确。我提出要弄清这个地区的问题所在以及问题产生的原因。开始时,我没有“研究的方法”,对如何进行调查也没有征求什么意见。问题摆在我的面前,只有去调查,亲自调查而不委托别人。我不派人游说,而是亲自出马。我个人访问和谈话的对象达5000人。凡我能做到的,都按自己预订计划逐一记下,并提交学校讨论。其他情况则装在自己脑子里。或者写成备忘录。我从费城一些图书馆搜集资料,在许多情况下,同一些黑人私立图书馆联系,获得了一些个别的资料。我把这个地区绘制成地图,并按不同情况加以分类。我汇集了费城和第七选区200年来的黑人历史资料。
  在费城,我写成一部完整的著作。早上、中午、晚上,我都在苦干。虽然阅读过《费城的黑人》这本大部头的人并不多,但都很推崇它,因此使我引以自慰。费城黑人并未张开双臂欢迎我。他们生来就不喜欢当作奇特的人种让别人调查研究。我又一次在不同情况下遇到这些奇特的对立倾向和社会内部的混乱。它们使我不得不摸索前进。我的结论是,我对自己同胞兄弟,实际了解的比期望了解的要少。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1898年春,我完成了这项任务,在学校赞助下,于翌年发表了《费城的黑人》这本书,一部将近1000页的巨著。但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是,多年以后,我终于懂得了这恰恰是我一生计划中希望要做的事情,并学会了怎样去做。最重要的是我好容易才认识到,只是出生于这个群体,不一定完全了解它。关于黑人问题,我从费城黑人那里学习到的东西远远超过我教给他们的东西。
  这项调查,尽管事实根据和统计数字不全,花钱也不多,又是由一个人完成的,但在当时来说,却是一项完善的科学调查和答案。它揭示出这个黑人群体中的症状,而它本身的存在并非症状的根源。它是一个奋发向上、生机盎然,而非一个无生气的、犯罪的病态集团。它有悠久的发展历史,而不是暂时存在的群体。
  在这次委派我作调查时,给我许了愿,我从未提起过。如果这部难度大的著作完成以后,宾夕法尼亚大学至少让我担任大学或沃顿学院临时讲师的职务,这将是一件大好事。哈佛从没有想到要这样做。半个世纪后,哈佛一位教授提到一位天才的黑人学生时这样说:“如果他不是黑人,我们是会给他安排一个职务的!”学术水平比我低的白人同班同学都已成为宾夕法尼亚和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而根据我的情况,受到美国名牌大学学术上的嘉奖,本应成为我终生事业的动力,而这一事业是我在南方一所黑人学校早就决心要从事的。使人恼怒的是,这个学校甚至没有想到这一点,因为它的头头是糖业托拉斯的一位高级官员。但我不愿提起这件事。我不愿去想它。不过当时也好,现在也好,我一想起它,就认为是一个侮辱。
  1899年我在与宾大有关系的美国学术协会公开会议上,提交一份有关这个问题的广泛的科研计划,要求进行系统的、持久的调查研究。我向哈佛、哥伦比亚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呼吁,要求共同承担这项任务。不用说,他们对提出这一挑战丝毫无动于衷,而且此后25年,美国没有哪所一流大学从科学角度对美国黑人问题给予相当的注视。关于我的研究方法,我这样写道:
  社会学研究最可取的方法,目前是如此不严谨,以致持慎重态度的学者不敢拿出个人的研究成果。他知道,由于统计方法上似乎难以根除的弊病,容易使它们出错,而采取一般观察的方法,甚至会铸成大错。最重要的是,他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要避免过去教育达成的某些个人偏见、道德信仰或者意识不到的思想倾向,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会使自己的观点被扭曲。人们必须或多或少地对一切有关人类的重大问题抱有信心,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将从事成为困扰因素的最冷酷的科学研究。
  然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些社会问题,要求我们进行周密的研究,许多问题有待给予满意的答复。我们必须研究,我们必须调查,我们必须力图加以解决。这个世界并不缺少人类的利益和道德的信仰,它最需要的是公平的心理素质和对真理的热烈求索,尽管真理可能给我们带来不快。
  在那次调查即将结束时,我以某种自豪的心情,宣布了我的关于全美黑人问题的调查计划。1897年11月19日,在费城召开的第42届美国政治社会科学学术协会的会议上,我作了发言,题目是:《黑人问题的调查》。一开始,我就断言,在社会学研究发展过程中,至少可以得出一个肯定的答案,这个答案是经过多年研究和推测作出的结论,那就是:“社会现象值得最周密、最系统的调查,不管这项调查最终是否取得称之为科学的系统的大量的知识,但它无论如何不能不向这个世界提供大量值得认识的真理。”我当时解释和努力探索黑人冋题的发展过程并非单纯把它当作一个问题,而是当作“诸多社会问题的汇集,有些问题是新的,有些问题是旧的,有些问题是简单的,有些问题是复杂的。当这些问题归之于因两个世纪的奴隶贸易被贩卖到这个大陆来的那些非洲人头上的时候,它们就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了。”
  我坚持必须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并且谈到:“为了达到促进整个科学事业发展的真正目的,美国黑人是值得研究的。对一个现代国家的学者来说,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机会,能使他们留心观察和估量人类一个伟大种族的历史和发展。如果他们错过这个机会——如果他们采取马马虎虎、一曝十寒的工作态度——如果他们戏弄真理,迎合当前一时的心血来潮,则他们比损害美国人的名声犹有过之。他们将有损于全世界科学真理的事业。他们将等于有意削弱人们原本一无所知的有关宇宙的知识。当他们日益需要强调真理的神圣性的时候,他们降低了追求真理的高目标。”最后,我设法草拟了一份实现这项研究的计划,当时只是理所当然地认为黑人“是人类的一分子,根据历史和经验,他们能够有所改善,能够获得一定文化,并在一切有关公共福利的试验中,他们有按人口数量考虑自己利益的权利。”
  未来的黑人科学研究分为两部分:社会群体及其特殊的社会环境。我建议,通过历史的调查、统计的估量和社会学的解释进行研究,尤其是人类学。我说:“白种人和黑种人有差异,这是肯定的,但差异何在却恰恰没有谁较准确地了解它。然而在美国,在我们这里,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机会来研究这些差异,说明气候和自然环境对他们的影响,尤其是研究世界上两个最不相同的种族融合的结果——“这是人们对它浑浑噩噩,一无所知的另一个课题。”
  在结尾时,我说:宾夕法尼亚大学首先承认自己在这方面负有责任,并在有限的手段和机会允许的范围内,对某个地区黑人问题的研究作了尝试,这是它的光荣。这项工作需要扩展到其他人群中去,以更大的规模来进行;看来这是南方大学的机会。我们对黑人高等教育听说很多了,然而,所有正直的人都知道,时至今日,在黑人集中的地方,还没有一所设备齐全,致力于黑人高等教育的一流大学。在南方,完全称得上“大学”的不过三所黑人学校。然而,黑人大学不过是研究一系列特别使人困惑的问题的庞大机构,这算什么呢?
  还能找到集中北部和东部名牌大学科研力量的什么机构,比地处这些社会问题的中心并成为从事周密的历史和统计研究的中心的机构所起的作用更大、更符合要求的吗?无疑,解决黑人问题的有效步骤首先是向一所黑人大学捐赠基金,这所大学不仅是一个教育机构,而且是一个社会学研究中心,它与哈佛、哥伦比亚、约翰·霍普金斯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保持密切联系与合作。最后,如果因混乱和感情冲动,而使一个热门社会问题的讨论蒙上阴影,那么在学者面前,必须再次强调明确坚持整个科学研究目标的必要性。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尽管获得整整一个令人瞩目的世纪的辉煌成就,但会经常碰到对科学工作毫无道理的批评。追求真理的人被描写为缺少人类同情心,对人类理想漠不关心的人,是屡见不鲜的。尽管我们是文化大国,我们仍动辄嘲笑研究室中的大无畏精神,而对街头骚动带来的威胁却表示欢呼。在这个时代,真正热爱人类的人才能高度保持科学理想的纯洁性,继续坚持那种解决问题就必须研究问题的精神。人世间只有一个懦夫,那就是不敢求知的懦夫。
  在我从事这一调查的同时,我尝试让联邦政府在其他领域也注意开展类似的调查。1897年,我致信联邦劳工统计局头头卡洛尔·D·赖特。后来收到一封今人鼓舞的回信。因此,我给他写了一封更为详细的信。
  根据您的建议,我上月对黑人开发实业某些方面的调查方法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考虑。我认为,调查内容这样广泛,这样复杂的问题,困难是很大的。因此,首先要做的更应是试验性的、初步的工作,以便弄清有什么困难以及困难何在,找出进一步调查赖以取得成效的方法。与此同时,可以将一系列初步调研成果发表出来,通过减少错误观点和成见,让公众为进一步开展工作做好思想准备。
  初步工作和主体工作的范围,自然必须加以严格限制,必须特别注意避免迁怒于白人或黑人,必须特别注意不要引起疑虑,同时要特别注意获得准确无误的资料。关于初步工作,我提出两类计划——第一类计划我认为是比较好的,第二类计划也是可取的:

计划(一)


  黑人实业开发工作
  初步调查:在弗吉尼亚、卡罗来纳、乔治亚三州中任何一州选择一个黑人占1000—5000人口的典型城镇了解经济情况
  调查项目: 职业    经济史
       工资    生活费用
       住宅所有权 组织情况
       劳动时间  种植业情况
  调查采用访问、制订工作方案、查阅该城镇档案资料等方法调查日期为1897年7月和8月。

计划(二)


  黑人实业开发工作
  初步调查:在里士满、罗利、查尔斯顿、亚特兰大四城市中任一城市,了解理发、公共服务、运货马车、建筑、采矿等部门黑人状况
  调查项目:人数    经济史
       工资    组织情况
       劳动时间  一般情况
  生活费用

其他计划


一个城市家庭服务情况调查
几个城市黑人职业情况调查
一个典型农业区黑人农业工人情况调查
几个城市中作为社会机构的黑人教会情况调查
南方各学校毕业生经济生活及实业总情况的调查
有组织的工人对待黑人的情况调查
黑人装卸工情况调查
黑人解放以来经济状况文献资料

  计划(一)是可以立刻着手进行的。整个夏天我可以在南方某个典型村庄进行调查,并准备秋天发表结果。可按照本计划反复进行调查,直到不同地区、不同年份、不同条件下的初步调查能够提供基本事实和经验,并根据这些基本事实和经验以最节省时间和费用的办法提出一个进一步调查的计划;或者,在整个计划经过一两次实验之后,根据初步调查的实际经验提供的办法,挑选一些典型乡镇和地区,同时进行一系列调查。
  计划(二)也可在一定程度上于今年夏天着手实行。另外还提出了一些计划,如果您感到前两个计划更可取的话,我将认真地去完成它们。
  这些计划,请您过目,如有可能,我想知道哪些计划符合您的看法。到那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详细讨论。
  最后为劳工局作了一系列调查。一个主要成果,我将在本书下文谈到。卡洛尔·赖特的一些继任者故意毁掉了我这项最出色的社会学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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