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爱·伯·杜波依斯 -> 威·爱·伯·杜波依斯自传（1968）
第十五章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是在亚伯拉罕·林肯诞生100周年之际，因发生一起私刑事件，在伊利诺斯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城，林肯长期居住的地方着手成立.的。一个南方白人威廉·英格利西·沃林演出了一幕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剧。一部分自由主义者在纽约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并邀请我参加。1909年召开了会议。
会议参加者包括四部分人：熟悉种族问题的科学家；愿意帮助发展公益事业的慈善家；为废奴制度准备承担新任务的社会工作者；准备为自身解放而投入新的改革运动的黑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为数众多的科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出席了会议。富有的慈善家朋友以及许多黑人也参加了会议。但只有少数几位布克·华盛顿的追随者到会。最激进的黑人领袖特罗特与领导反私刑改革运动的艾达·威尔士·巴尼特夫人，最后因为不信任白人领导，拒绝参加这个新成立的组织。我和大多数尼亚加拉运动成员是愿意参加这个组织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成立起来了。没有什么正式合并，实际上把整个尼亚加拉运动成员吸收进“协会”。经过一番踌躇之后，我被邀担任该组织出版与研究部主任。我将继续从事我的研究工作，但我的活动遇到很大阻力。协会不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反泰斯卡基的中心。
在这里让我们讨论一下，如何竭尽全力直接解决真正困难的问题及严重的挑战，即美国黑人知识分子舆论究竟拥有多大权利和机会指导黑人团体的问题。这件事情的背后存在一个未提出的问题，即美国黑人团体与整个劳工运动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虽然尚未提出，但黑人团体中有好几个人，包括我在内，已经是社会主义者了。
在这里，人们可能把观察问题的个人误差和思想意识上产生的不一致，视为某些人的行动和思想问题，或视为个人无法控制的巨大社会力量发展的问题。我想后者更正确一些。我的想法，华盛顿的想法以及特罗特和奥斯瓦德·加里森·维拉德的想法，与其说反映我们各自的思想，不如说更多地反映社会力量。这些力量或思想包含了比理性行为更多的东西。它们包括物理的、生物的和心理上的习惯风俗和法规。与这些相对的则是自然界的反应：受害者肉体的反弹，无意识的、非理性的冲动以及合理的怨言和行为。总的结果则是我们今天的历史。这段历史可以概括为一个词——帝国。白种人的欧洲通过建立在以经济控制劳动、收入和思想的基础之上的政权来统治黑种人的非洲和黄种人的亚洲。美国这个工业帝国主义作出的反应则是，将黑人排除在美国民主之外，使他们依附于阶级的统治，从事奴隶般雇佣劳动。1910年这种思想取得了胜利。
1910年，我接受“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提议，在纽约参加了这个刚刚成立的组织，担任宣传与研究部主任。
我的新头衔表明，我的研究计划已有变动，但决没有放弃。首先，我在我的同事、学生同时也是我在亚特兰大的教学接班人奥古斯塔斯·迪尔的帮助下，在校外指导编辑了我在亚特兰大的1912年的研究成果。然后，在1913年的研究工作中，我得到“斯莱特”董事会的J·H·狄拉德博士的允许，继续从事亚特兰大大学会议的工作。研究工作将在纽约进行，召开会议，出版年刊则在亚特兰大。他们打算保留我的这项研究工作，这使我感到欢欣鼓舞。但经校长威尔亲自说服，亚特兰大大学校董们没有批准。可能有人警告过威尔，如他与激进运动有牵连将会对学校不利。
1910年8月，我在新的办公地点报到，在纽约维西街20号开始新的工作。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191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证明是发扬自由主义精神和为美国社会进步而战斗的最有效的组织之一”。它为使黑人“政治上不被剥夺选举权、法律上不受等级束缚、社会上不受侮辱”真诚地进行战斗。
这个为之奋斗的新领域显然意味着与我以前的纯科学计划宣告决裂。当“研究”仍属我的一项职责时，实际上没有开展这项研究的经费。我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编辑、出版《危机》上。这份刊物是我负责办起来的，它引起许多同事的抗议。我试图通过《危机》发挥一种新的作用，这就是向全世界诉说美国黑人所遇到的阻力和他们的愿望。我过去的主旨看起来不过是用那些来自现状报道、观察所得或历史参考书中的事实维护自己的主张。我的著作靠讲演来补充；我的知识靠旅行来丰富；我的思想境界靠研究社会主义来扩展。
可以预想到，在我们董事会中，有许多思想不一致的人，如慈善家奥斯瓦德·维拉德、社会工作者弗洛伦斯·凯利、自由主义基督教徒约翰·海恩斯·霍姆斯与犹太自由主义分子斯平加恩兄弟、废奴主义者的精神后裔们玛丽·欧文托恩和黑人中的激进分子。冲突往往是不可避免的。
对于像维拉德这样一个白人慈善家来说，他十分自然地指望黑人唯命是从，感恩戴德，决不能过分自信，咄咄逼人。而后者则是维拉德所憎恨的。我认识维拉德的母亲，她是加里森特别宠爱的孩子，我很喜欢她。他的叔伯们真诚，富有同情心。维拉德本人，有很多使我喜欢的地方，但有一件事，尽管我尽力而为，还是造成我们之间很大的隔阂。他的妻子来自前实行奴隶制的乔治亚州，因此，我怎样也不能踏进他的家门，去他家作客。他的其他黑人同事也是这样。真的，我怀疑他的犹太同事们曾接受过他的邀请。我了解，这种族歧视的理由，几乎不可能指望我会因此事而感到高兴或成为他亲密的朋友。
在一次董事会会议上，我第一次同维拉德激烈地争吵起来。维拉德自以为是地告诉我应怎样编辑《危机》，还提出要我在原来每月附上私刑纪录的同时，发表一份黑人犯罪的记录，我对此表示愤慨。这不仅因为他在道理上说不通，还因为他干涉了我的工作。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以及发生的同样的冲突，使他终于辞去了董事长职务，而由乔尔·斯平加恩取而代之。然而，维拉德仍保留了董事一职，继续关心我们的工作。社会工作者如弗洛伦斯·凯利对我的身份提出异议：我身兼董事会董事和董事会雇佣的执行官员，很不正常。这并非是我提出过什么要求，而是由于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那就是，我比董事会中任何一个白人更了解黑人问题，同时我又是一个他们可以依靠来实现该团体所要达到目的的黑人。我的双重身份引起他们反复的讨论，有时展开了辩论，但时隔24年也尚未得出答案。
我们中间很少有人懂得，这样的团体该办成怎样的团体，该经历何种形式的变革。在头几年，它是一个男女如何共同采取行动的协商会议。最后则是根据董事会中一人或一人以上的决定进行工作。“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1909年成立的时候设想的就是这种形式。它需要经费。维拉德和董事会其他一些成员提议向他们有钱的朋友或著名慈善家集资。这个团体日益感到必须雇佣一名行政官员，主要负责集资工作。
在要求我参加这个团体时，曾指望我担任这一行政官员，但这恰恰是我不能接受的，因为我知道，集资并非适于我做的工作。它要求你善于交际，通情达理、通达权变，而我却不具备这些条件。我所具备的是有关黑人问题的知识、清晰表达思想的能力，条理分明的思考方法。因此，我要求从事写作和讲演，而这便成了我的职业。但是，我们需要一个执行秘书。多年来我们依靠的是未经培训的行政人员，现在则以每年5000美元雇佣了一位训练有素的白人社会工作者。我们许多人都认为，这个团体需要很大的一笔数额，而且怎么努力也是不可能弄到手的。但在三位书记的努力下，完成了这一任务。第一位是白人，另两位是黑人。
根据不断积累的经验，集资工作继续在慈善机构中进行。书记们对集资有了经验，他们采用经过实践证明可行的方法，指望并得到一个由他们帮助挑选的董事会的合作。挑选的这些董事们有钱，知名度高。这意味着书记必须手中有权，他为实现这个团体的宗旨集资越多，他的权力就越大。如果他对自己的工作有认识，对自己所在团体的宗旨也有广泛了解，那“协会”的工作就会有起色。如果他变得更加贪财，权欲更大，而明确的理想却更少，那么，这个团体也就不可能起作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其漫长而成功的经历中，由于上述情况而发生了许多变化。
在我一生中从1910～1934年，主要是编辑《危机》，但也不乏丰富多采的业余爱好和活动。
在这个时期以前不久，我继续我的欧洲之行。1900年我参加了巴黎博览会，1906年再次承蒙英国朋友邀请，访问了英国。1911年我协助组织并参加了规模巨大的种族大会。1918年12月，我访问了法国，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停战以后。这种对欧洲以及对欧洲事态发展的频繁接触，对我了解社会问题和世界潮流有很大关系。我注视着英国帝国主义以及导致巴尔干战争、世界战争，直到俄国革命的英、法、意、德力量的发展。在美国，我通过西奥多·罗斯福和塔夫脱政府，尤其是“公麋”运动和威尔逊的选举，从布莱安领导的自由雄辩的论战中研究政治形势的发展。我继续写作和发表论著，虽未集中应有的力量，但获得一些成果。1907年，出版了讲演集《南方黑人》，其中两篇是我的，另两篇是华盛顿先生的。1909年，我出版了《约翰·布朗》，这是我的著作精品之一，但也是一本不幸而引起维拉德忌妒的书，因维拉德也在撰写布朗的传记。1915年，我出版了《黑人》一书。此外，必须加上发表在美国《第十二次人口调查》中的公报部分和几篇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
我仍坚持根据血统进行调查的观点，这样做能锻炼和指导我揭示种族理论。为此，我从一开始就决心把我的工作与“协会”连在一起，但不是与“协会”执行秘书的工作而是与机关报编辑的工作连在一起。从一开始，机关报就遭到反对。首先，人所共知，这类机关报经常花销很大，但这个团体没有钱。第二，机关报的效率值得怀疑。我的挚友、马萨诸塞州首席检察官阿伯特·E·菲尔斯伯里深情地写信给我说：“关于办期刊的事，如果你尚未作出决定，那就千万别办。它们简直多得像苍蝇。”——他的意思是办期刊没有用。我到纽约来，只有一间空荡荡的办公室。合作共事的有司库维拉德（他直言不讳她说：“我不知道谁给你发薪金。我两手空空。”），还有一般持批评态度的公众。如果他们不是怀有敌意的活，他们指望“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向布克·T·华盛顿和泰斯卡基猛烈开火。
我的第一件工作是赶紧发行《危机》。1910年8月刚到纽约，11月我就出版了第一份《危机》。它是在紧要关头出版的，其效果是显著的。它从我第一次大胆发行的1000份增加到每月发行1000份，直到1918年到期（这自然由于特殊情况），我们发行出售达10万份以上。
有了这个宣传、辩护的喉舌，我们就能组织一次当今世界所能见到的自由主义对反动的最有效的攻击。“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获得著名人物的支持：大律师有摩尔菲尔德·斯托里和路易斯·马歇尔；热心的自由主义者有维拉德、约翰·米尔霍兰、约翰·海恩斯·霍姆斯、简·亚当斯和斯平加恩兄弟；社会主义者有玛丽·W·欧文托恩、查尔斯·爱德华·罗素和威廉·英格利西·沃林。
在联邦最高法院，我们取得一系列胜诉，这也许是前所未有的。他们一开始就承认第十五修正案的有效，推翻1915年罪恶的“祖父条款”，取消1917年关于住房隔离的主要法律条文。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危机》、通过我们的官员、我们的秘书和朋友，坚持不懈地、持续不断地将美国黑人正当的目的及其所处的状况向国人清清楚楚地加以说明。我们试图组织黑人政权，并让人感到它的存在。我们开展了一个组织得最有成效的反私刑、反暴民法律的运动。我们似乎好容易才把眼前的邪恶驱除殆尽。
与此同时，还开展了其他一些活动。我几乎走遍联邦各州，广泛进行讲演。所到之处，我向人们提供各种与种族问题紧密或间接相关的信息，并不时进行调查和研究。我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成功所负的责任，比自己愿意承认以及其他大多数人愿意确认的还要大。我必须全身心地扑在全部活动上，而当时，如果我专门从事写作与研究，我是会做出更多更好的成绩来的。
发表我的大部分著述的《危机》，其发展是有意义的，也是艰难的。总的说来，它由于缺乏管理的经验而有所削弱。我多半是由自己来经营管理，这样一来，琐事浪费了许多时间。然后又是微妙的政策问题，那就是，我在《危机》上表达自己的看法和反应或发表“协会”经过研究的判断，应当掌握什么分寸。我一直坚决认为，正如现在我仍理所当然地认为，在《危机》上发表的意见是个人的意见，因为正如我表明的，任何团体都不可能表示肯定的、明确的意见。就“协会”这个团体所作的结论来看，它都把它写在每年的决议中；但《危机》则是公开陈述编辑的意见，只要这些意见总的说来符合这个团体的意见。
如果这个团体与编辑之间产生重大意见分歧，这自然是一件危险的、伤脑筋的、最终不得不导致垮台的事情。20年中，这两条思想路线基本上同时并存，这也许是很不平常的。另一方面，如果《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不是个人喉舌，不能表达我自己的意见，那它决不可能受欢迎、收实效。它将成为众多团体支持的那种枯燥乏味的机关刊物。这种刊物不是为了供人阅读，而只是为了供人参考而已。就团体而言，它要有极大的耐心和诚意，允许我拥有多年来为之奋斗的自由。同时另一方面，我能为协会起草一份措词清楚、明确、有力的宣言，而这是无法由大多数人通过投票来表达的。最后，也许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在大多数政策上存在明显的意见分歧，将导致这个有意义的合作关系的瓦解。
“协会”首先遇到的一系列的困难是，如何对待华盛顿先生。我小心翼翼地设法避免夸大我们之间的思想分歧。但1910年，关于黑人问题的讨论，成了对布克·T·华盛顿的讨论，而且差不多在我们尚未意识到这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以前，我们遇到了来自欧洲的挑战。华盛顿先生1910年在欧洲，并多次在英国作讲演，宣传他平时那套和解路线。约翰·米尔霍兰，这个在拥有一间办公室和多名雇员的“协会”中很有影响的人写信对我说，美国黑人必须与那种认为他们自己已满足现状的观点作斗争。于是我写信向英国和欧洲呼吁：
“如果布克·T·华盛顿先生或其他任何人在国外给人这种印象，认为美国黑人问题正得到圆满的解决，那他就是在散布假象。我们这样说并非对华盛顿先生个人的讥讽。他是一位知名的美国人，完全有权利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我们不得不指出，华盛顿先生财政上肩负的重担使他依赖富有的慈善社团。正是因为这样，他多年来被迫说的不全是真话，而美国某些强大利益集团希望让人们看起来他说的似乎就是全部真理。然而，与所指出的大好形势恰恰相反，我们不要忘记，那些熟知美国种族问题的欧洲的知名学者，从德·托奎维尔到冯·霍尔，德·拉维利斯、阿切尔和约翰斯顿，他们的一致意见认为，美国种族问题是美国诸多问题中最严重的问题。我们黑人在今天的条件下活着、受苦，没有理由保持沉默，也不接受保持沉默的任何理由。他们可以证明这个一致的意见是有根据的。”
在这个声明的推动下，在期待1911年种族大会召开的时候，米尔霍兰先生和我商量，认为我应当提前赴会作些讲演。后来，这项计划缩小为只准备在伦敦的主要的妇女团体利欣俱乐部作一次讲演，而这个计划却遭到一位美国妇女的反对，她写道：“我想，利欣是有人坚决反对接待杜波依斯博士的。”结果引起十分激烈的争论。我试图慢慢脱身出来，但已不可能。最后，萨拉瓦克的兰妮殿下与埃他·塞耶博士为东道主，在利欣俱乐部举行了一个午餐会。参加午餐会的有一位主教、两位伯爵夫人、几位爵士和夫人，还有莫里斯·休利特以及哈里·约翰斯顿爵士。
1911年的“种族大会”将开辟世界种族史上的新纪元，如果不是因为有世界大战的话。我和菲利克斯·阿德勒被推选为伦敦大会美国分会书记。这是一个伟大的、激动人心的场面。它将许多种族的、文化团体的代表汇集在一起，将以科学为基础的有关人类种族、社会关系的崭新而坦率的见解汇集在一起。我有机会两次在伦敦大学大会堂向代表大会代表讲话。为了祝贺大会的召开，一共写了两首诗，其中有我的一首。
一到美国，我便全身心地投入“公麋”运动。我认为当前是第三党运动，是实施其为黑人与企业民主争取选票的政纲的一个极好的机会。我在《危机》编辑部草拟了一份政纲条目草案，供进步党党员在芝加哥大会上通过：“进步党认识到，在一个民主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根本不存在种族或阶级的差异。尤其是党了解到一个拥有一千万人的群体在整整一代中从奴隶变为自由劳动者，重新建立起家庭，积聚了10亿美元不动产，包括2千万亩土地在内，文盲率从80%减少到30%。这样的群体应该而且必须在自己政府中获得公正对待、机会均等和享有发言权。因此，为了美国黑人的后代，进步党要求取消不公正的种族歧视法，要求黑人享有与其他公民同等的选举权。”
这个条目是由乔尔·斯平加恩带往芝加哥，并得到“协会”另外两位董事亨利·摩斯考维兹博士和简·亚当斯博士的支持。但他们的工作落了空，条目未能通过。西奥多·罗斯福也不支持。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斯平加恩先生，他应当“提防社波依斯这个人”。罗斯福认为，杜波依斯是个“危险”人物。“公麋”党全国代表大会拒绝大多数黑人代表参加。最后选举伍德罗·威尔逊为美国总统。
我和亚历山大·沃尔特斯主教都抱有这样一个想法，认为威尔逊先生可能平易近人、好打交道。我建议，利用《危机》的影响反对罗斯福和塔夫脱，拥护威尔逊，并由沃尔特斯主教去拜访他。主教从伍德罗·威尔逊的签名中获得明确的表示：“他热切希望看到黑人在各方面获得公正的对待，不是仅仅勉为其难的公正，而是心胸宽大的、真心诚意的、善意的公正。我要向他们保证，如果我当选美国总统，他们可以指望我持绝对公平的态度对待一切，从而帮助增进他们的种族在美国的利益。”
民主党就这样分享了黑人的部分选票，取得异乎寻常的成果。但当民主党取得胜利、召开下届国会时，我们大失所望。在国会，在各州，种族歧视议案泛滥成灾，这也许是内战以来从未有过的事。只有联合一致、下定决心，才能挫败八个州的反通婚法案和其他种族歧视法案。当国会大多数拟议中的法规未收入法令全书时，政府即在各部门按肤色实行隔离，这是我们多年来不得不进行斗争的，而今天甚至还有它残留的痕迹。
在其他方面，我们的路线到处碰壁。社会党人开始考虑种族界线问题。他们唯恐吸引不了白人，开始排斥南方黑人参加社会党。维拉德先生试图提请总统任命一个“全国种族委员会”，由私人资助5万美元，但毫无结果。突然间，战争与革命震动了世界：1912年的中国革命；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最后是1914年的世界大战。
就在那一年，“全国社会机构委员会”在孟菲斯召开会议，不敢讨论有色人种问题。但我和斯平加恩南下主持了会议开幕式，并宣扬“为了所有敢于听取真理的人们”致敬。在那里，我们度过广很有意义的时光。这个胜利以及1915年布克·T·华盛顿的去世，导致同年末第一次亚美尼亚会议的召开。这次会议企图在一个进步纲领下，将黑人联合起来。
世界大战终于影响到美国。战时和战前，私刑案件激增，其巾包括在戴尔斯堡活活烧死一个黑人的恐怖事件。种族隔离重新开始，不仅征兵异常困难，还出现黑人军官问题。我们提出服兵役，上前线。结果怎样呢？大多数美国人忘记了曾使美国黑人感情达到狂热程度的一系列不平常的事件。
首先是，除参加已建立的军队中四个黑人团外，拒绝接受黑人自愿参军。当全国上下到处搜罗志愿人员参加正规部队时，甚至不让美国黑人按参加正规部队比例定额应征入伍。因此，引起黑人中的冷嘲热讽：
“你干嘛要自愿参军？”许多人这样问道。“你干嘛要为这个国家卖命？”
在我们还没有适当机会回答这些问题时，提出了征兵法案和参议员瓦达曼之流关于排除黑人入伍的建议。我们采取各种方式向华盛顿提出抗议。在我们坚持黑人应当与其他公民一样应征的同时，这项法案被通过了，埋下了两个小小的“伏笔”：
第一个是，规定黑人应征入伍，但在“隔离”单位接受训练；第二个是，多少含糊其词地允许黑人应征入伍当“劳工”。
恐惧和骚乱如潮涌般在黑人中间蔓延开来，当我们以怀疑的眼光看这两项规定的同时，拿到了应征报名表。表格规定“非洲血统”的人“撕去一角”！一部分公民居然由于政府部门的行动遭到如此公开、极端的歧视，也许在美国是史无前例的。这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但最令人沮丧的则是，名闻遐尔的“德国人的阴谋”，在全国各地，一致传说。德国人正在黑人中进行工作，同时又进一步暗示，这样黑人就会成为一种危险的因素，以至不敢放心让他们手持枪械。当然，在我们看来，这些传闻似乎是出自同一来源，只不过它被蒙上薄薄的面纱而已。
仔细考虑这一系列事件，美国黑人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危机，并面临为难的窘境。在黑人被迫必须在强制劳动或被歧视性征召入伍之间作出明白的选择时，这显然为散布黑人群众中的不忠和憎恨准备了肥沃的土壤。很清楚，当一个少数人集团如此被迫隔离在国家范围之外的时候，他们只能有理由干一件事——利用所处的不利地位。既然如此，我们便要求由黑人军官组织黑人军队。
最早是与伍德将军交涉，要求准许合适的黑人入“普拉茨堡军官营”，他拒绝了。于是，我们催促政府成立一个训练黑人军官的“隔离”营。对于这一要求，不仅作战部犹豫不决，黑人内部也强烈反对。他们说，这实在太过分了，“我们一定遵守法律，但自我要求隔离是对我们自己的侮辱”。但是，另一个强烈的、冷静的想法出来解围了。我们对正在提出抗议的弟兄们说：“我们面对是一种现实情况，而不是一个理论问题。我们丝毫没有进入白人军官营的机会，因此，要么成立黑人军官专门集训营，要么根本没有黑人军官。两者相权，没有黑人军官将是最大的不幸。”
这样，我们才渐渐下了决心。但作战部仍犹豫不决。有人不断向作战部提出质问，当作战部提出最后理由说“我们没有地方设置这样一个兵营”时，霍华德大学董事们说：“使用我们的校园。”最后，有1200名黑人军校学员集中在得梅因堡接受训练。
得梅因堡方面立刻提出抗议，但它最后改变了主意。该城从未见过这样阶层的黑人。他们很快受到各阶层的欢迎，他们的言行得到人们的称赞。尤其在花钱方面，受到商人的欢迎。他们的指挥官陆军上校称赞他们的学习是一流的，并声称他们是当军官的好材料。
与此同时，这些黑人的思想都一致倾向在正规军中担任他们最高指挥官的扬上校。查尔斯·扬是一位英雄人物。他具有士兵的典型性格——沉默寡言、不怨天尤人、作战勇敢、有工作能力。从在西点陆军军官学校学习之日起，经过28年的军旅生涯，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并卓有成效地完成了任务。毫无疑问，军队对这位出色军官的要求几乎是冷酷无情的。他遭受过种族隔离、歧视与侮辱。他一切都大获全胜。在海地、利比里亚，在西部营地，在加州红杉森林里，以及最后同珀欣在墨西哥——在各种情况下，他都胜利了。恰恰在我们期待政府派他前来得梅因领导培训黑人军官时，他因“高血压”从部队退役。军医们对此毫无争议，他们对这种病的诊断也许是有道理的，但它偏偏发生在这个时候。每一个美国黑人都相信，导致扬上校退役的“高血压”是南方军人寡头统治集团人物头脑中的偏见，他们决不让一个黑人佩戴将军星章。
说扬上校的退役，使美国黑人感到沮丧，这是说得婉转些。还有更大的麻烦呢。条文规定，黑人军队必须单独受训，看来很简单。这在有一大批黑人部队的地方是简单些。但在北方，征召入伍的黑人只是个别的，这样，情况的发展就异乎寻常了。许多团队只有一个黑人，他就不得不像害瘟疫一样被隔离起来，单独呆在一所房子，甚至一个村子里。而他的上司则歇斯底里地给华盛顿发电报。难怪在俄亥俄有一个可怜的黑人把喉管割断才算了事。征召黑人入伍的工作，不得不停下来，直到联邦政府找到集中黑人的办法和地方的时候。
首当其冲的是休斯顿。一转眼，这个国家忘记了美国军队中有一个最有名的团创造的全部纪录，以及它在印度和菲律宾战场的赫赫战功。它是在美国对西班牙的战争时期最先动员起来的一个团，也是当别人犹豫而它则向上级表示自愿担当扫除军营黄热病任务的一个团。它是这样一个团，珀欣曾对它的士兵这样说：
“士兵们，国会授权我通知你们所有人，美国国内人民对你们士兵们在墨西哥的表现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我，珀欣将军，可以自豪地说，还没有哪一支站在我们国家国旗下的部队比今晚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支部队更加优秀。”
这个国家还忘记了在白人南方中心黑人士兵曾引起白人极大的憎恨与面无人色的恐惧。与其说是由于他们害怕黑人一旦有了机会会起来袭击，不如说由于他们竟然这样一致地认为黑人是有理由袭击的。任何人如果与黑人同样的处境，遭受同样的对待，也会起来反叛的。他们大多数人不去寻求如何消除认为有这种可能的感觉的起因，而是竭尽全力压制黑人的愤恨。难道不时地冲破一切束缚，是不可思议的吗？
因此，就在这种思想混乱之中，1917年发生了休斯顿与东圣路易斯的事件。在休斯顿，遭受刺激和侮辱的黑人士兵，一时放肆起来，在全城“乱放枪”。在东圣路易斯，一些制造军用铁器的白人工匠杀害和袭击了黑人工人。其结果如下：
休斯顿
犯罪情况
被杀害白人17人
惩罚情况
被判绞刑的黑人士兵19人
被判终身监禁的黑人士兵51人
被判监禁的黑人士兵40人
东圣路易斯
犯罪情况
被杀害黑人125人
惩罚情况
被判5—15年监禁的白人9人
被判1年监禁的白人11人
处以罚款的白人18人
被判14年监禁的黑人10人
这时期在我生涯中，带有某种戏剧性。我从未见过西奥多·罗斯福，但1918年11月，我在卡内基会堂主持一个会议，他在那里向公众作最后一次讲演。同他在一起的有欧文·科布与法国高级委员会一位代表。我还记得我在介绍中说：“我荣幸地向大家介绍西奥多·罗斯福。”后来，在我五十岁生日那一天，举行了一个公众的庆祝会，听到许多友好的祝词。《危机》月发行量达到68000份。就在这一年，我同格兰多文·埃文斯、玛格丽特·德兰和威廉·杰姆斯一起用餐小聚。阿伯特·布什奈尔·哈特写了如下几句话：“在他五十年的生涯中，我同他认识足足30年——我总是把他看作我们最有才干、最敏锐的教师——学者之一，一个对自己国家具有远大眼光的美国人。”
现在回顾起来，我在这十年中最重要的工作是旅行。1918年以前，我三次在欧洲旅行。从1918～1928年，我作了四次富有特殊意义的旅行：战争刚刚结束和凡尔赛会议期间前往法国；“国际联盟”成立之初前往英、比、法和日内瓦；1923～1924年前往西班牙、葡萄牙和非洲；1926年前往德国、俄国和君士坦丁堡。我简直不可能看到比这些激动人心的旅行中所看到的更为生动的当代世界图景。它们使我加深了知识，扩大了眼界。这些对我认识和判断世界现状，尤其是美国种族问题，有着无法估量的价值。
但这仅仅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在美国，我仍为自由主义、反对种族偏见而战斗，力图使战时和战后的问题适应于种族的公正；力图从战时的不公正中指出新的前景必须包含的是什么；与暴力和私刑进行斗争；鼓励黑人移居；帮助妇女获得选举权；鼓励新出现的一大批黑人青年上大学；留心观察和讲解政治形势，并旅行数千英里，在几百个中心地点进行讲演。
除此之外，我还鼓励他人写作，努力帮助发展黑人文学艺术。除继续编辑《危机》外，1920年我发表了《黑水》；1924年发表了《黑人的天赋》；同年在《美国各州》发表了有关乔治亚州的论文。乔治亚当局激烈反对这篇论文与读者见面。这套丛书的编辑现为阿拉斯加参议员的欧内斯特·格仑宁则同意发表。1925年，除在杂志上发表若干文章外，我还在阿廉·洛克编辑的《新型的黑人》中写了结尾的一章。20年代，大多数创始所谓黑人文学复兴的青年作家，在《危机》杂志上开始发表文章。
在这期间，最重要的是，我取得两个回顾起来使我十分满意的成就：经过两年的努力得以在《小精灵》这套小人书中，为黑人儿童提供一份小型杂志，我的努力得到了奥古斯塔斯·迪尔和杰西·福赛特的支持。尤其是，我独立完成的露天表演的作品《埃塞俄比亚之星》。这种露天表演是力图以方便广大人民群众看的戏剧形式来叙述黑种人的历史。在1913年纽约举行奴隶解放庆祝大会时，曾首次尝试演出。在华盛顿有1200人参加的会上，再次演出，取得了令人惊讶的巨大成动。1916年在费城演出。1924年在洛杉矶演出。最后，我尝试搞了一个小型戏剧运动，足以称得上成功的是它为我们这个小集体在纽约国际比赛中赢得二等奖。
当威尔逊总统打算出席凡尔赛会议时，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决定各民族是否有权掌握自己命运的国际和平大会，将从中发现有一个国家的代表们，他们主张‘取得被统治者同意’和‘由代表管理政府’的原则。这个国家就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有1200多万人的意见，从未有人问过。他们在处于多数地位的州立法机构中没有自己的成员。在国会，也没有一个代表。”
1918年刚停战“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突然通知我前往欧洲调查对待黑人士兵的情况，并要求将其如实记录下来。当时根据一群美国黑人的指示，我考虑到在战后致力于和平的时期，应当关心非洲的利益。经过许许多多的困难，在塞内加尔法国代表勃莱斯·迪阿纳的合作下，1919年2月，我在巴黎大旅社成功地召集了一次“泛非大会”。参加会议的代表共57人，其中美国黑人I6人，来自西印度群岛的20人，来自非洲的12人。分别代表法国、比利时和葡萄牙参加会议的是官员。我认为，这次会议的召242开仅仅是一个开始。1921年我返回欧洲’从8月28日至9月6日在伦敦、布鲁塞尔、巴黎，召开了“第二次泛非大会”。会上鉴定为合格的代表共113人，他们来自26个不同的小组，其中来自美国的35人，来自非洲的39人，其余则来自西印度群岛和欧洲。在会上发言的有西德尼爵士，接着有奥利维亚尔勋爵、弗洛伦斯·凯利、赫斯特主教、常被称之为国联之父的保罗·奥特赖特、比利时参议员拉·方塔恩、前驻阿比西尼亚的门尼利克的内科医生维特利安博士、索尔拉斯将军、布莱斯·戴格纳、诺曼·莱亚等。
大会在全欧洲引起的注意令人惊讶。伦敦《泰晤士》报、《观察家》报和《书画日报》，巴黎的《小巴黎人》报、《黎明报》和《坦帕报》、《曼彻斯特卫报》和比利时差不多所有的日报都在评论它。大会在布鲁塞尔引起热烈的争论，触及这些代表是否有权讨论殖民地关系问题。在我们所有人看来，大会强调了这次讨论的重要后果。
我们有两人带着请愿书和建议书访问了“国际联盟”和“国际劳工局”。1923年，在伦敦、巴黎和里斯本召开“第三次泛非大会”，其代表性虽不如第二次大会广泛，但是个相当重要的会议。然后我从那里前往非洲，第一次目睹了黑种人的家园。
由于美国未履行贷款承诺，利比里亚感到大失所望，因此在这个时候美国向它作出友好姿态是合乎时宜的。在首席检察官助理威廉·H·路易斯的建议下，华盛顿通过电报，任命我为特命全权公使，代表库利奇总统出席金总统的就职典礼。作为长者，我当着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比利时、荷兰和巴拿马各国外交代表和领事代表的面，荣幸地对利比里亚总统说：“阁下：……承蒙总统给予殊荣，我相信，总统心中一直系念着美国黑人的要求和希望。您知道他们是多么自豪，因为您在这个浩大的大陆边缘，以武装力量、体力和脑力维护了它100年来的独立；您知道，在美国，反对按肤色划分等级的伟大斗争中，黑人在非洲的统治能力一直是，而且永远是伟大的鼓舞人心的支援。”
在第三次泛非大会伦敦会议上，哈罗德·拉斯基、H·G·威尔斯和西德尼·奥利维亚尔爵士发了言。拉姆齐·麦克唐纳答应在会上讲话，但由于竞选运动突然开始而未能兑现。这次竞选终于使他当上了英国首相。此外，这次我们同英国工党党员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西德尼·韦布夫人、约翰·罗伯特·克莱恩斯先生等人。我们强调英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白人和黑人劳工团结一致的重要性。但这并未引起特别重视。在葡萄牙，该国内阁大臣们和下院议员们出席了我们的会议。会议规模虽小，但很重要。
再回过头来谈谈美国的战斗情况。在这十年的早期，发生了马库斯·加维事件。我最早听到他的名字是1915年在牙买加的时候。当时他写了一封对我“表示问候”的信，“代表‘联合促进和资源保护协会’衷心欢迎我来到牙买加”。后来，他来到美国。在他的事件中，这和在别的事件中一样，我一再被指控为怀有敌意和心存戒备。这些指控离我实际思想状况甚远，因此，它一直是我相当痛苦的经历。
1920年，当马库斯·加维领导的运动开始在美国得到发展的时候，我在《危机》中写道，他是“卓越的领导人”，并宣称他“极为成功地大力申诉了西印度群岛农民长期遭受的巨大苦难和不平以及叙述了他们的反抗精神”。另一方面，我提到，他在气质上、教养上都不易相处，没有能力处理好和工人伙伴的关系，并断然否认我曾经在任何一方面干预过他的工作。后来当他开始筹款兴办轮船公司时，我把他看作是一个真诚的、辛勤工作的理想主义者，但认为他的做法华而不实、浪费财力、不合逻辑，而且几乎是违法的，因此请求他的朋友不要使他荒诞到破产，陷入灾难，以致使当代世界最令人关注的神圣的运动之一覆灭。
但他一意孤行，把钱花光了，引起当局的指责，最后被驱逐出境。当时我这样说过：“当加维被送往亚特兰大的时候，我们的言行并未使他造成这种后果。他获得释放以及被驱逐出境是一个我们的行为和愿望丝毫无法对其造成影响的法律问题。今天我们与马库斯·加维无冤无仇。他胸怀一个伟大而令人称羡的理想。我们对他致以良好的祝愿。他是自由的。他有他的追随者。他仍有机会在自己的国家和同胞中继续工作，实现他的某些理想。让他干吧，我们将首先为他可能获得的成功喝彩。”
在战争进行时，我突然感到，我可以无保留地成为一个爱国的美国人。政府真心诚意地在努力满足我们的要求。它委任了700多名黑人军官。我个人曾访问过牛顿·巴克，他作出明确的承诺。威尔逊直言不讳地讲到反对私刑的问题。我自己则被委以情报局的上尉职务，后来当上级知道我的身份后，自然立刻撒销了我的职务。尽管如此，我仍力图和国家站在一起，撰写了曾引起广泛讨论的题为“加强队伍的团结”的社论。在社论中我向黑人提出：“暂时忘掉你们的不幸，和你们的国家站在一起。”
我不敢肯定我做的是否正确，但我的意图的确是好的。我不拥护战争，但我认为在与美国一起反对黩武主义与争取民主的斗争中，我们也是在为黑种人的解放而战斗。随着战争的结束，幻想破灭了。我亲眼目睹了战壕里的尘土飞扬。我从战士的口中听到了美国军队中黑人士兵的遭遇。我被告知，美国白人军官在军中反对黑人比他们反对德国人表现得更加果敢。我仍相信这种说法大多数是符合事实的。我搜集了一些令人吃惊的文件资料。这些资料系统地对黑人进行诽谤和攻击，并要求法国人以蔑视的态度对待黑人。但当我在美国发表这些资料时，政府则以不准邮寄《危机》为由而开始进行干涉。后来，他们意识到这等于承认有罪，便很快撤销了禁令。
在这期间，聚众骚扰和私刑事件使我特别心烦意乱。那不寻常的骚乱，当时黑人与暴徒抗争达数小时之久，几乎占领了华盛顿城，接着在芝加哥发生了暴乱和凶杀事件。我们通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通过《危机》专栏，通过讲演和文章，尽一切力量予以还击。玛丽·脱伯特发起组织了“反私刑战斗者”。在她和我们的秘书杰姆斯·约翰逊的帮助下，我们筹集了为进行辩护所需的70000美元经费，并将“迪尔私刑法案”提交众议院通过、参议院讨论。直到多年以后，我才得知那项反私刑法案是怎样被扼杀的。这是美国南方和西部迸行的一笔交易，即以驱除日本人为条件，允许私刑存在。
法院案件一件件向我们压来：伊蓝骚乱和阿肯色案，底特律斯威特案以及我认为同样重要而对少数黑人则不太重要的马萨诸塞州萨克欧·范兹梯案。我们不断取得诉讼的胜利。然而，尽管如此，我们的工作似乎并没有太大进展。继1915年“祖父案件”与1917年“种族隔离案件”之后，又在最高法院的“阿肯色案件”、“白人初选案件”和其他种族隔离案件中取得胜利，加上斯威特博士及其全家最后获释。然而，非正义仍占压倒优势。在密西西比水灾事件中，红十字会允许把黑人当作奴隶和奴仆对待。在俄克拉荷马，圣公会在本教派熟悉的领域里拒绝起诉白人凶手。尤其是，在黑人学生中存在着不安定的局面：汉普顿的罢课，韦尔伯佛思的动乱，霍华德的骚动，以及菲斯克的暴乱。
这就是取得无数成果和令人沮丧的动乱的10年。我想这10年不得不是这样。我想，虽有最良好的愿望，我也不可能同时在几个大的创造性成果领域集中我的精力。我得成为革命的一部分，通过革命，世界得以发展，同时在我的灵魂深处感触到革命的战斗伤痕。有两件大事为这10年谱写了最后一幕：1927年在纽约召开了“第四次泛非大会”，在会上发言的有戴恩斯·贝尔勒加德、乔治·维尔维安等人；从1920年起开始召开的“英属西非代表大会”，迫使英国政府迈出前所未有的最大步伐，在黑非洲殖民地推进民主方法。
最后，使我感到意外，并无法估计到的是，当我从非洲回到国内时，朋友们在纽约的萨瓦赖因咖啡馆设宴招待我。在宴会上，发言的有海伍德·布朗、沃尔特·汉普登和玛丽·麦克劳德·比顿夫人。威特·伯恩纳、佐纳·盖尔和尤金·奥尼尔送来了颂词。这是一份很美、很感人的颂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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