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萧条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爱·伯·杜波依斯 -> 威·爱·伯·杜波依斯自传（1968）

第十七章萧条期

　　从1910～1920年，作为科学调查的结果，社会学成为我改造社会和提高社会生活水平所遵循的途径。然后，在实践中，我设想出一种种族间的文化，以取代纯美国文化所追求的目标。在我为实现这一途径拟定方案以前，在经过严酷的种族斗争阵痛之后，我提出一个泛非主义方案。这个方案是有组织地保护美国黑人所领导的黑人世界的。但它没有引起美国黑人的关注。
　　突然间，一线新的希望出现在我的面前。在哈佛，很少有人提到卡尔·马克思。在菲斯克，人们完全不知道他。在柏林，他是一个活生生的有影响的人物，但他的影响主要是在他的理论经过修正以后，在社会民主党内占统治地位。社会民主党的兴起吸引了我。我出席过它们的会议。我开始把自己看作一个社会主义者。亚特兰大的工作结束以后，我来到纽约。那时，我跟随一些白人同事——查尔斯·爱德华·罗素、玛丽·欧文托思和威廉·英格利西·沃林参加了社会党。当我认为，对黑人来说，投票选举威尔逊比选举西奥多·罗斯福、塔夫脱或一位不知名的社会党人更好的时候，我退出了社会党。这时候，战争爆发了。俄国发生革命。英、法、美反对布尔什维克。我开始阅读卡尔·马克思的书。在我那个接受“开明”教育的时代，我不知道竟然还有其他一些学术领域，这使我大吃一惊。然而，我并未匆匆作出结论，认为新兴的俄国实现了马克思的理想。1926年，当我获得机会，并向我提供费用，让我访问俄国时，我慎重地写下了书面规定，这次访问无论如何不会影响我作出结论。
　　1926年，我的德国和苏联之行，以及回国途中对土耳其和意大利的访问，使我的思想和行动发生了变化。俄国到处是战争的痕迹——是法国、英国为了倒拨革命的时针所留下的战争痕迹。在莫斯科地下水道可以见到野孩子，粮食欠缺，衣衫褴褛，到处笼罩在西方侵略者将卷土重来的恐怖之中。然而，我认为俄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当代世界最有希望的国家。我从未见过在受压抑的穷苦劳动群众中，有如此众多的人——如同我们美国黑人那样无知、贫穷、迷信和受到威胁——像从列宁格勒、莫斯科到高尔基，从基辅到敖得萨的俄国工人和农民那样意气风发，充满希望，那样高度乐观，信心十足。艺术馆内拥挤不堪，剧院内人满为患，每天都有新的学校开学，都开新的课程。劳动开始成为一种乐趣，他们全部生活获得新生，充满生机和理想，正如在红场举行青年节所显示的那样。
　　在短短一个月中，我对俄国亲眼所见，自然只是微乎其微。俄国这种特殊形态的国家将永久存在下去，还是暂时现象，我无法作出结论。我只会见了他们少数几位高层领导人。唯有拉狄克，是我最熟悉的，但他在以后的清党运动中被捕入狱。我不从战争和暗杀的角度去评价俄国，正如不从这个角度去评价法国和英国一样。但有一件事情使我确信：我相信卡尔·马克思的名言，那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广泛地决定其政治、艺术和文化。当我离开俄国以后，我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美国黑人相信，有了选举权，就有工作，就能得到相当多的工资，就能扫除文盲、减少疾病和犯罪。贫穷不是我们的过错而是我们的不幸，是对我们实行种族隔离和划分肤色等级的结果和目的，任凭我们当中几个资本家与白人一起剥削我们黑人大众，但这决不是解决我们问题的办法，而是造就一条永久的锁链，如印度在悲痛中接受的教训。
　　我相信，俄国人的共产主义纲领在美国是行不通的，更何况在类似黑人的少数集团中。我认为，美国共产党的纲领不适合我们的情况。但我确信，一个刚刚开始按财富划分阶级的民族，可以在一批有才智的领导人的强有力的指导下，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消费意识的民族。它们的生产是为了使用而主要不是为了赢利。它们可以渐渐深入周围的企业团体，以便影响加强美国以及整个欧洲、亚洲迟早必然发展的经济革命。我相信，财富在生产和分配上的革命，可能是一个缓慢的、合理的发展过程，而不一定经过流血牺牲。我相信，1300万人，即使文化知识提高得缓慢，也能够对消灭贫困、在思想行动上集中一致，以便与美国最明智的思想团体合作共事。而且我相信，同以往一样，将来在美国黑人群众中，在经济改革方面，会产生有远见的领导者。
　　1919年、1921年、1923年召开的“泛非大会”是令我难忘的，这主要因为它们在殖民帝国主义分子中引起了骚动和反对。在欧洲，没有哪一份著名报纸不利用这些会议做文章，提出警告。它们硬是把这些会议与蛊惑人心的“加维运动”相提并论。然后，在鼓噪达到顶峰时，则又利用它们做文章向殖民政府提出警告，要他们取締殖民地的骚乱。这时候，我唯一采取的重要行动，是几乎以偶然的机会，首次对非洲进行了访问，并提出了黑人对未来文明的作用的更为广泛的概念。
　　但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来说，我在这一点上走得太快了。董事会对非洲并不关心。继战后的反动之后，它的计划缩小到最小的程度，使黑人成为美国公民，忘记了如果欧洲白人世界坚决维护和加强对黑人的歧视，则美国将步其后尘。
　　如果不是由于大萧条，我认为通过1910年创办、在几乎缺乏经济援助情况下经营20余年的小小的月刊《危机》，我是可以在美国黑人行将采纳的情况下开始这项计划的。但是，由于大萧条，《危机》的生存需要依靠“协会”总办事处的帮助。这就改变了我办《危机》的全部想法。我的想法是，《危机》应是一份独立的机关报，旨在引导一个开明团体走向激进的改革。正是因为《危机》本身带刺儿，所以23年来才使它办成今天这个样子。但是董事会主要还是保守的。它代表的主要是资本和投资者，只在很小程度上代表劳工和社会主义。如果“协会”必需资助《危机》的话，它就不仅在大的原则方面，而且事无巨细都有权决定其政策。《危机》和“协会”之间的经济关系非同一般。我是负责管理该杂志出版经费的。“有色人种协进会”起先付给我全部薪金2500美元。两年后，由《危机》付给我薪金的一半，四年后，付薪金的全部。但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总是自行决定薪金数额。我还负责其他各项开销——生产、分配、所有办事人员和雇员的薪金，最后还有我们应付的部分租金。我们既未欠债，也没有一分钱积蓄。
　　开始时，我们没有在银行立户头，但沃尔特·萨哈斯担任司库以后，曾建议我替《危机》设立一笔基金，由自己开支票。但我们无法征集到馈赠，也无法组织与《危机》有联系的人进行必要的资助。“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原本答应每月为我们弥补至多50美元的赤字，但我们从未求它给过一分钱。与此同时，例如当我出国参加第二届泛非代表大会时，“协会”却指使我的营业经理从《危机》基金中拿出700美元作为我的开销。
　　对这种情况，我毫无怨言。“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毕竟是《危机》的主体。它决不是一个盈利机构。我们不可能得到多少广告，因为我们属于宣传机构。在经营方面，罗伯特·伍德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是坦慕尼协会（美国民主党在纽约市的一个有力政治组织——译者）的第一位黑人政治家，也是印刷承包商，在购置纸张和印刷机方面，无私地给我出主意。23年来，我们靠自己支撑。我们不但没有留下债务，而且使“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成为人所共知的团体。但当大萧条时期来临，我们无所依靠时，就不得不将控制权交给“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它本是《危机》的合法拥有者。有人向我建议说，我至少要求取得《危机》部分所有权，并试图把它作为私人机构来经营。我没有考虑这一建议，尽管我并不怀疑，懂法律的人是可以提出理由这样做的。但我的态度是，《危机》是属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对它未来的评价，取决于“协会”是否支持它的远大理想。
　　然而，有一件使我为难的事情，那就是1931年书记的更换。杰姆斯·威尔登·约翰逊辞职，沃特·怀特接替他的工作，并被指定为这个团体的头头，达25年之久。我认识沃特·怀特。我认识他的父亲和母亲。我在大学教过他的兄弟和姐妹。1917年，我们这个部门的书记杰姆斯·威尔登·约翰逊在亚特兰大遇见怀特的时候，他向我建议说，怀特可以当一名好的书记助手。我对此表示欣然同意，并极力主张向他发出聘书。
　　怀特可以成为一个最有魅力的男人。他身材矮小，令人感到容易亲近，随时面带笑容，富于幽默感。同时，他干起工作来坚持不懈，似乎从来不感到疲倦。另一方面，他是我所见到的最自私的人。他极端自我中心和自高自大，而他几乎意识不到这一点。他似乎真的相信，他个人的利益与他的种族、团体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样就使事情出奇地复杂化，因为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往往是绝对不择手段的。
　　杰姆斯·威尔登·约翰逊1920年担任书记，作为书记的助手，怀特有着突出的功劳。他个人冒着很大风险调查私刑案件。尤其是，他执行约翰逊制订的计划。约翰逊强调广泛征求意见，慎重作出决定。怀特照此办理，使计划付诸实现。在12年间，这个班子在工作中步调一致，工作得很好。后来，约翰逊应《太平洋》邀请，获得“罗森沃尔德基金会”的研究员基金，从事种族关系的研究。在约翰逊缺席期间，“协会”工作由怀特负责。约翰逊回来以后，曾找我谈到，怀特不如往常那样容易合作了。在克利夫兰会议期间，怀特简直没有做什么工作。约翰逊明确表示，如果他得不到执行助手的合作，他就得辞职。我以为，怀特早已打定主意，认为自己应当担任书记，而不应在约翰逊手下工作。约翰逊再也无话可说，只好于1931年辞职，去了菲斯克大学。沃特·怀特当选接替了约翰逊的工作。
　　怀特就任不到一年就激起了轩然大波。他的态度和做法是无法令人容忍的。全体人员要求我这个高级行政官员带头，向董事会提出抗议。我是《危机》的编辑，我的职责范围不允许我这样做。但另一方面，作为“协会”创始人之一兼董事会董事，我又不能不满足他们这一要求。我起草了一份抗议书，包括新来的助手罗伊·威尔金斯在内，全体工作人员以及所有工龄较长的董事如威廉·皮肯斯、罗伯特·拜格纳尔等都在上面签了名。这是一份措词强硬而辛辣的控诉书，但所有人都表示同意，并在上面签了名。
　　董事会深受感动，它不打算否认谴责的事实，但认为抗议书措词太强烈，不太公正。董事会要求我们撤销签名，并答应对情况进行调查。怀特本人在董事会会上自我贬责一通，并答应实行各项改革。在董事长乔尔·斯本加恩的紧急要求下，几乎所有签名者都撒销了签名。而我没有这样做。我不信任沃特·怀特。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以后再也无人过问。但是，怀特对全体人员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变得令人愉快、平易近人。最重要的是，他上班了。他努力工作，但暗中在贯彻自己的许多意图。凡反对他的雇员很快便失业了，但怀特决不会让人看出他是造成这件事的根源。凡在抗议书上签名的人，除了威尔金斯，都被撤销了职务，而威尔金斯则屈从于怀特，有求必应。怀特的威信提高厂，在他的掌管下，协会会员增加了，影响扩大了。
　　显然，到1932年，只有协会给予支持，《危机》月刊才得以存在下去。这样，《危机》就成了这个团体的传统的“喉舌”。而且，怀特正在不断集资以便使“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能够存在下去。这就立刻使我处于一种难以对付的局面，也使怀特处于一种为难的境地。
　　我想，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1910～1930年期间，使美国黑人对待社会等级制度采取革命化态度方面，我是起主要作用的。我的猛击一掌使黑人觉悟起来，相信自己有可能、有决心坚持自己的权利和要求。连今天黑人中共同流行的口号都是我提出来的。当然，并非所有想法都是十全十美、永远站得住脚的。即使一直被认为生气勃勃、切合实际、合乎时宜的东西，也必须加以改变，使之适应正在变化的情况。我开始认识到，我们黑人同胞在美国不可能单纯依靠暴力夺取我们正在攻击的“高地”和“堡垒”，因为我们寡不敌众。只有当大多数美国人信服我们事业的正义性，并和我们一起要求承认我们是正式公民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才能达到。而要完成这一过程不仅必须面对有意识的、理性的行动，而且要面对长期流传在民间的非理性的、非意识的习俗。明智的宣传、法律的制定和有说服力的行动必须抨击和改变种族仇恨的条件反射。
　　我确实慢慢地认识到，多少年，也许多少代，我们都无法指望这个大多数。在美国、在欧洲、在全世界，整个白人世界的人反对种族平等如此坚决，致使我们的宣传鼓动失去了威力和说服力。
　　因此，我开始强调并反复说明我以前观点的某些含蓄之处。我试图告诉美国黑人：你们向美国人和欧洲人的偏见实行正面攻击，并毫不犹豫地反复说明什么是正确和公正的东西，这不仅是为了我们，而且归根到底是为了所有人。在这个时候，为了活命，为了自保，你们必须去干某些事情。你们必须共同努力，一致行动。你们必须逐步建立并维护自己的社会机构。你们必须改变进攻方式，从个人一意孤行的行动改变为有组织的团体的集体行动。你们不必急于提出要求，不仅美国黑人应当这样，而且西印度群岛和非洲黑人以及全世界一切有色人种都应当这样。
　　我刚刚说到的这些事情，决不是贬低，也不想贬低我所强调的我们30年来对政治、公民和社会平等提出要求的基本正确性。我很清楚，鼓动反对种族偏见和实行改善美国黑人经济状况的计划经济不是相互抵触的理想，，而是一个理想的组成部分。它不会激化种族隔离。种族隔离仍然存在，而且将持续许多年。但我现在提出，在经济政策上，同在文学和宗教政策上一样，应当有计划、有组织，而且经过深思熟虑地采取种族的一致行动。这个计划不会产生新的种族隔离。它不主张用隔离作为最后解决种族问题的办法，而是恰恰与之相反；但它是正视事实的，并拟订周密的工作计划去面对这些事实。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从一开始就碰上这种怪现象。它不是，过去不是，今后也绝不可能是这样的团体，即在无论何种情况下都采取反对任何种族隔离的绝对立场。在显而易见和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采取这种立场是愚蠢的。在“协会”成立之初，大多数黑人儿童进的是黑人学校。去黑人教堂做礼拜的大多数是黑人教会成员；黑人公民大都与黑人毗邻而居。黑人选民大都投同一个政党的票。黑人与黑人联合、合作，为的是反对这种种族隔离的扩大化和行动起来改善条件。
　　1910年是怎样的情况，1940年依然如此，到1970年也将如此。但有很大的不同被隔离的黑人学校办得更好，计划得更周密，工作效率更高。今天，为了最终取消有色人种的界线，它们本身已经成为最好、最有说服力的论据。
　　对大多数美国黑人来说，一个尚未解决的奇特的难题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说：“没有种族和肤色歧视。”但它不说，甚至也不仔细考虑黑人一旦成为不受种族歧视的美国人的时候，将走什么道路。我力求正视的怎么办的问题，是从我认为种族歧视将贯穿我们的一生出发的。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法律部要求对种族歧视给予迎头痛击。它们刚刚开始获胜。1954年，它们胜利了。但这又提出了另一个难题：法院的判决未能执行，而且许多年也不会执行。在这同时，我们应当制定什么纲领呢？我们必须支持白人与黑人子弟同校学习，并为此而抗争，因为在大多数黑人居住的南方，绝大部分地区没有这样的学校。这样一来，这项战斗任务便留给了我们的孩子，他们在学校将学不到任何黑人历史知识，对黑人文化无法有所作为，作为美国人，没有自己的活动计划。多年来，我犹豫不决：起初，我主张把社会主义作为种族纲领；后来我把它当作国家的奋斗目标。在1958年这次访问以后，我又把它当作从事世界运动的一个明确而直接的步骤，从社会主义再走向共产主义，它包括有色人种世界和愿意放弃殖民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的部分白人世界。但我说过，作出这一决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一方面，我正在为反对种族隔离而战斗，但同时又鼓吹这种种族隔离可能为我的人民正在进行的斗争作准备。
　　当我刚刚作出这个结论时，我就感到，我和我所在的团体之间意见不一致，而且感到，是否能继续工作下去只是时间的问题，尤其当《危机》再也无法自我维持的时候。作出这一决定是不容易的；放弃《危机》等于扔掉一个孩子，离开“协会”等于离开结交了25年的朋友。但另一方面，继续留下来工作意味着保持沉默，这就等于放弃自己的想法和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办？我看到了当今的世界，而我的同事很少见到过：西非的村庄，牙买加的家庭，俄罗斯的共产主义，德国的惨败，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生活，对法国和英国的多次访问，还有美国各州。我多少了解这个风雷激荡的世界发生的一些事情。通过担任《危机》编辑这一工作，我可以慢慢地探索，但定能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黑种人的思想变成一个沿着和平与社会主义道路解救经济的种族纲领。
　　现在，我主张以新的、审慎的和有意图的隔离，在商业和工业方面保护经济。而这商业和工业正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不拟进行的。虽然没有绝对原则上的区别，但对如何进一步行动却有很大的差异。当我批评书记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关于隔离的历史性立场的解释不充分时，1934年5月21日董事会投票表决认为：“《危机》是‘协会’的机关报，‘协会’的雇员不应在《危机》上批评‘协会，的政策、工作或官员。”
　　因此，我立刻断绝了与“协会”的联系，我说：“在为公众服务的35年中，我为解决黑人问题所作的贡献，主要是基于力求透彻了解事实，作出公正评论。我并非总是正确的，但我一直是真诚的。我不愿意迟至今日还要受到限制，使自己在表达真实意见时，要按董事会的建议行事。……因此，本人提出辞呈……辞呈将立即生效。”
　　董事会拒绝接受我的辞职，要求我重新加以考虑。我经过考虑，但最后于6月26日写道：“我对你们弥合自己所造成的棘手的裂缝的善意和真诚愿望表示赞赏，但我明白，我认为对绝大多数董事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必须辞职。”经过多次协商，只可能做出一个决定。
　　董事会最后接受我辞职时说的话，在一定程度上是够恳切的：

　　“他没有花一分钱创办了《危机》，多年来，《危机》完全靠自己来支撑。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它每月发行量最高达到10万份。这是美国新闻界取得的前所未有的成果，《危机》本身值得大加赞扬。他在《危机》中，在自己的著作和论文中所发挥的思想改变了黑人世界，也改变了一部分开明白人世界。因此，黑种人和白种人之间的整个关系，从此以后，就有了一个崭新的方向。他为黑人培养了一个以前并不存在的知识阶层。许多从未阅读过他著作的人都是他精神上的追随者和接班人。没有他，‘协会’决不可能有它的过去和现在。”
　　“董事会并非总是在所有问题上同他意见一致，也不可能同意他对‘协会，和‘协会，官员的某些批评意见。但是，这些分歧过去绝没有妨碍对他的使用。而正好与之相反。他之所以当选，是因为他具有独立的判断能力，表达自己信念的勇气和敏锐而广博的智力。一个仅仅唯唯诺诺的人是不会引起世界的注意的，甚至不会促使董事会本身进一步探讨各种重要问题的。如果缺少了他，无论在提高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或对美国黑人重大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方面，都将给我们带来不利；在‘协会’中还没有哪个人有他那样的聪明才智，能够填补他的位置。因此，我们对他所作的贡献表示真诚的感谢。我们祝愿他在当前可能承担的工作中一切顺利。”

　　多少年以前，我就开始探索工作变动的可能性。当然，一个年过花甲的人，要变动工作并非易事。如果在这以前上帝还没有发慈悲让他死去，按照一般舆论，他至少应该是愿意停止活动和思考问题的。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我考虑到许多可能性，但最后决定接受亚特兰大约翰·霍普1929年私下对我提出、后来他到城里来时又不时提及的建议。每一个美国人应当阅读里奇利·托伦斯关于约翰·霍普经历的介绍。他是“黑种人”——一个具有黑人血液和美国黑人文化的白人。从1897年以来，我们一直是亲密的朋友。1910年以前，我们在一起教书。霍普参加了尼亚加拉运动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1918年，我们在法国相遇，当时他是基督教男青年会的干事，而我则在促进泛非运动。当他来到纽约的时候，我们总是一起上剧院、进餐馆，讨论怎样改造世界的问题。当他担任新调整后的亚特兰大大学校长时，他邀请我同他一起共事。
　　大约在1925年，普通教育部通过了一个新的计划。日益明显的是，有意忽视黑人大学的做法搞得太过分了，而汉普顿—泰斯卡基计划甚至不能达到原有的目的。于是新计划拟通过调整与捐款，在南方建立五个黑人大学教育中心。亚特兰大当然是中心之一。1929年，亚特兰大大学成为联合大学制度下的研究生院，它为黑人高等教育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我的终身好友约翰·霍普担任校长后，便立刻坦率地提出要我回亚特兰大协助他完成自己的伟大事业。他答应给我进行思考和写作的时间，并让我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当然，这只能就乔治亚所允许的范围而言。
　　重返亚特兰大工作，对我来说，不仅具有某种理想的因果报应，而且也将使“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解除大萧条时期带来的经济负担，并使它放开手脚，大刀阔斧地重新考虑自己的重大计划。1933年，我前往亚特兰大大学开了一系列讲座。第二年，担任了社会学系主任。
　　1936年约翰·霍普过早去世，使我们的计划无法全部实现。我考虑的计划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利用空余时间进行写作。我希望填补有关黑人历史背景的研究。第二部分，我希望在亚特兰大大学创办一份世界种族问题评论和研究的学术杂志。最后一部分，我希望在亚特兰大以某种形式恢复对黑人问题的系统研究。
　　实现这个计划首先遇到的阻力，是遭到刚刚合并的亚特兰大大学斯佩尔曼女子学院院长弗洛伦斯·李德的坚决反对。劳拉·斯佩尔曼是洛克菲勒家族成员，这个学院的基金就是洛克菲勒家族捐赠的。李德小姐是白人。她不是学者，而是一位有才干的行政人员。她曾替洛克菲勒家族效劳，现在在这个新机构中代表洛克菲勒的利益。她完全相信美国式的办事方法。她现在这个职务是通过那些希望能合理地取得南方白人谅解，并使这个新机构不受激进思想影响的人安排的。当约翰·霍普需要友谊的时候，她个人是很喜欢他的，她虽然尊重我，但担心我在各方面表现出的激进思想。她决心在霍普的调和性计划与我的社会改革计划之间采取平衡的态度。
　　对亚特兰大大学对我的邀请，她拖延时日。而当我来到学校以后，她又拖延我提的一些建议。我建议创办一份季刊，报道有色人种世界的情况，并向它们指引发展道路。由于她的反对，致使《种族》杂志的出版从1934年拖延到1940年。由于她的缘故，使得亚特兰大大学重新开始研究黑人问题的时间比我所希望的要晚得多。我希望有机会同霍普商量工作，安排计划，她就从中作梗。的确，霍普恐怕就是因为这两个最亲密的朋友对他所施加的这种压力，因此精神变得十分沮丧，才过早地去世的。霍普敏感、谨小慎微，绝不做不公正的事。他是在亚特兰大大学被批评为工作过度劳累的人。
　　1935～1940年，我撰写、出版了三本书：关于南北战争后南部各州重建时期黑人的研究，关于黑种人历史研究，以及关于我对美国种族问题的观念的自传体的概述。我急切地希望以这三本书为部分内容编成一部黑人百科全书。1909年，我曾计划编纂一部《非洲百科全书》，但我离开亚特兰大前往纽约后，这个项目便被搁置起来。世界大战的爆发又无法重新进行。1934年，“菲尔普斯—斯托克斯基金”准备编写出版一部黑人百科全书，我被选择担任了这个新的项目的主编。这一项目断断续续地花去我将近10年的时间，并得到美国、欧洲和非洲许多黑人和白人学者的合作。但无法获得必要的资金。对这样一个由黑人指导并建立在黑人学术基础上的雄心勃勃的项目，也许又是过急地期望得到大笔援助了。尽管如此，概括我们的成果的序言性的书于1945年出版了。1936年，约翰·霍普去世。过了一年，鲁弗斯·克莱门特接替他的工作。克莱门特是路易斯维尔市立黑人大学校长，虽然阅历不够，但出身名门，为了取得博士学位从事过一些研究工作。与李德小姐相比，我更喜欢他，李德小姐是个活跃的候选人。他一到校，我就立刻开始推行我那被耽搁了的计划。
　　在亚特兰大大学，我70周岁生日那天，我精心地庆祝了一番。亚历山大·波特诺夫送给我一尊青铜制品胸像；J·E·斯平加恩和杰姆斯·韦尔登·约翰逊讲了话；W·S·布雷斯韦特朗诵了一首为我祝寿的诗。经过努力，1940年我的《种族》杂志终于创刊了。我在校的4年中，这份杂志一直没有停止发行，而校方每年仅津贴1000美元。杂志每年定价仅一美元。然后我开始推动重新制订黑人问题的研究计划。
　　在这方面，我们面临的情况是，美国黑人问题的科学研究自从中断后，在过去的23年中相当普及，而且收到了实效。特别在南方一些白人学校里，也引起了对这个问题的兴趣。然而，仍需进行系统、全面的调查和估量，使其必须反映黑人自己的观点，了解他们最核心的情况。菲斯克大学正在就这方面的某些情况进行调查。但为了在整个南方开展研究，取得最大成效，需要大笔基金。1941年，我又从头开始这项工作。
　　大萧条对美国黑人造成影响的真相，至今尚未充分加以披露。在南方许多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市，三分之一以上黑人依靠公共慈善机构的救济。更多的黑人本应得到救济，但遭到处心积虑的种族歧视。此外，更大的悲剧在于，成千上万个农庄和家园遭到毁灭，正在兴起的黑人中产阶级的积蓄付之东流，黑人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以及零售商店倒闭。这种经济上的变化应当称之为革命，因为这个“中产”阶级无论从知识、训练和财富来说是黑人世界的上层阶级。许多机构要求取代企业中的黑人。三K党主要在这个问题上乘机崛起，他们耀武扬威地在南方到处建立起“白衫”、“蓝衫”等机构；除这些有组织地提出的要求外，在美国使你普遍感到，在大萧条之后重新就业和重新调整的问题上，美国白人首先考虑的是白人兄弟；还使你普遍感到，他们不会越过种族界线来考虑长期的工作、功劳和需要。
　　在罗斯福新政时期，黑人受到某些关注。但紧迫的问题主要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从工资、工时，或就业看，究竟能承认他们遭受的种族歧视到何等程度。而且，从实行新政开始，由于力求提高工资，因此认为取代黑人工人是合理的。当按法律规定并经舆论认可实行最低限度工资和标准工作的时候，在无数情况下，工资低得可怜的黑人工人，被工资高、工时短的白人工人所取代。其结果自然提高了效率，而这种效率往往仅仅归于种族的取代。在劳工运动中，“产业工会联合会”（产联）比“美国劳工联合会”（劳联）好得多，它正式承认黑人的存在。尽管如此，黑人失业情况仍达到惊人的程度。
　　这样，在黑人中便造成社会混乱。虽然难以找到数字加以说明，但疫病流行必然大大延缓了黑人人口的增长，偷盗和凶杀必然大为增加。一种带有激愤和失望的普遍的哲理产生了。大批人施加压力要求就业。在芝加哥、纽约和华盛顿，甚至发生以暴力相威胁的事件。他们的胜利既令人鼓舞；又使人胆战心惊。
　　1939年，我初略计算了一下黑人收入的情况。由于缺乏资料，大部分情况不得不依靠推测，但似乎可以说明，在美国2800000个以上黑人家庭中，1200000个家庭年收入不到500美元，1000000个家庭收入为500～1000美元之间，只有600000个家庭年收入为1000美元或1000美元以上，其中仅十分之一的家庭年收入在2500美元以上。这个估计非绝对精确，但我相信，这样来反映实际情况，还是合理的。住房和青年工程给予黑人很大帮助，但它只是间接地应付就业和收入这个基本问题而已。
　　大萧条和新政时期，反映了复杂的思潮，我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例如，我出身在一个不仅从根本上说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而且除知道资本私人占有的制度之外，对任何制度则毫无所知。在学校或书本上提到的东西从根本上说都不反对一个人亲手做出的东西或作为礼物或遗产受之于他人的东西，一概由他本人任意支配。工资合同可以这样规定，工人劳动同雇主的余款是均等的。
　　我还记得听到我的祖母气愤地同一个白人地主激烈地争论的情形。那时她替这个地主的父亲干活。我的祖母坚持所付工钱不合理，他则反驳说，他们领工钱时既无怨言，那就说明，并不存在问题。至于签订工资合同的真相对我来说大部分仍是个秘密，因为我同工人、手工业者实际接触太少。我对我们镇上纱厂内幕一无所知。我对木匠和管子工的实际工作情况也了解得很少。我的亲戚是从务农转移到帮佣，或到宾馆工作，而不是在工厂工作的。
　　在中学和大学，社会主义对我意味着改善工资合同，意味着雇主和雇工之间多一些人情关系，它并不包括从根本上去研究马克思主义。我所要求的是在经济上与美国白人有同等的机会。除此之外，我没有去想，也没有去了解美国白人以及各工种的白人工人现在、过去和将来面对的残酷的剥削。尽管我是一个研究社会发展的学生，但我不了解美国劳工发展的情况。我憎恨私刑，但对科罗拉多或蒙大拿白人矿工受到那样的对待，并不为之心动。我从未唱过《乔·希尔》这首歌。马萨诸塞州劳伦斯令人恐惧的罢工没有使我激动，因为我知道，这类工厂的罢工工人不会让一个黑人同他们在一起工作，或同他们在一座城市居住。对我来说，要脱离这种精神上的孤立状态，看到白人工人即使曾帮助奴役黑人，但同黑人的悲惨处境基本相同，是不容易的。
　　当现在即30年代大萧条来临，成千上万的工人，无论黑人或白人，正在忍饥挨饿的时候，我开始醒悟，并开始关注罗斯福新政的社会主义，关注所有工人的解放以及包括黑人问题在内的劳工问题。我懂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正在与共产主义抗争，并利用种族偏见使一些白人致富，而使所有有色人种贫穷下去。但是，直到后来我才认识到，大不列颠和法兰西殖民主义恰恰与法西斯纳粹分子明目张胆地力图达到的目的和使用的方法如出一辙。
　　在我经历这种转变的时候，我在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这类工程建设而奋斗，在反对罗斯福，因为在他的工业机构中，他蓄意发给南方黑人工人较低的工资。当罗斯福力求利用美国财富援救不列颠帝国的时候，我甚至想说服自己对他表示同情，而没有认识到不列颠帝国也是建立在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为了统治世界而正在有计划的剥削农、工和制造种族仇恨同样的基础上的。当我认为共产主义者的鼓噪使得无知的斯科特斯博罗的孩子为了别人的罪过受苦时，我就责怪他们，而当斯科特斯博罗案件被公之于文明世界时，又不把这一功劳算在这些共产主义者身上。直到后来目睹中国的奇迹时，我才认识到工人阶级领导的世界有多么辉煌，多么自信；即使他们有时摇摆不定，犯过重大错误。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来之际，黑人为了在新兴的国防工业部门找到一个职位和干点什么事，孤注一掷地挣扎着。但当世界恢复理智、实现和平时，当世界整个收入、劳动、工资结构发生根本变化时，这一总的经济前景与前者相比，前者终归是一个刹那间的小问题。
　　于是，在有知识、有远见的黑人面前摆着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了黑人将来经济的发展，为了解决黑人如何过上像样生活，并在今后这个世界上像普通人那样发挥自己的作用，在思想上和制订计划上究竟能做些什么事情。如果各民族的经济计划遇到巨大困难，则少数民族类似的经济计划就要担更大的风险。它面对着种族隔离、假效忠以及仇恨日深等一切困难。因此，在今天黑人当中，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首先是，这样的经济计划能否实现；其次，这样的计划在任何情况下是否都是可取的。一个集团中的集团，除作为大集团的一部分并按照大多数人意志办事外，能制订自己劳动、工资计划吗？即使能够，难道这不是直接加剧种族摩擦的危险办法吗？
　　不管对这个问题作出怎样的回答，很明显，是应该召开会议仔细考虑的时候了。特别在汉普顿学院、菲斯克大学以及其他机构，已经召开了好几个这样的会议。但会议关心的主要是在防务计划方面能否包括黑人的问题。我认为，在亚特兰大大学进一步掀起一个运动是必要的——那就是，召开一系列会议，展望战后稳定黑人经济的长远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