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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在美国重建民主
〔美〕威廉·杜波依斯
1960年5月
来源：原载1960年5月23日美国《国民前卫报》，中译文出自《世界文学》1960年06期，陈次园译。
最近，我每天阅读晨报的时候，总要问自己：是我有些老糊涂了，还是我生活在发疯的国家里？我经历过不少历史事件，读到的可还要多，但想不起有什么事件能跟今天的情况相比。政府和统治者总是撒谎。但从来没有象我们今天那样流畅、泰然、轻率地撒谎：把进行间谍活动、遭到失败的飞行说成是气象侦察，接着又责备苏联“宣传”。我们只要细看一下我国的各种杂志，便不难看出曾经是老老实实的善于创造性地劳动和思想的美国人，正转变为一个撒谎者和收买者的民族。
艾森豪威尔总统老是叫我惊讶莫名。昨天，这位台尔斐[1]的哲人从高尔夫球场上回来说：“我们从来没有奴役任何人。”今天，我们知道了土耳其并不是我们间谍活动的基地，而是“自由的棱堡”，但在这“自由的棱堡”里，“自由世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代表们却不敢多待上一会儿去听听总统的祝词，因为曼德列斯总理正想把威胁他生命的愤怒的学生们镇压下去。
正是这件事使我轻松地吐出了一口气。即便在西方，学生们也终于出来救国了。在做着麦卡锡噩梦的岁月里，我对他们丧失过信心，当时我曾在几个学校里讲过话，看到的都是些毫无表情的面孔。但是今天，尽管教员少得可怜，年轻的求知者却又重新活跃起来了，不光在我们收买了的土耳其，就是在日本，学生们也公然反抗岸信介首相想把日本和五角大楼勾结在一起的计划；而在南朝鲜，他们把煽动家赶出了政府。
当然，最使我感到高兴的还是美国黑人学生的暴动。他们既没有得到领导，也没有从自己人民那里得到鼓励（尽管某些人有各式各样的议论，这些人在暴动前最后一刻里拼命想混进他们中间去），他们单枪匹马，孤军无援，但一找到唯一可乘之隙，就着手行动起来。我们的黑人问题不单纯是剥夺选举权、私刑、暴民政治、法院不公正和广泛存在的贫病交迫的农奴制：它是日常遇到的不断的、一系列无聊的侮辱。这种侮辱差不多到处发生，而且总是那些信教的、有文化的文明人士干的，除了无聊、卑鄙、轻视之外，毫无别的理由可讲。
在南方，黑人到市中心去买一些日用必需品，可是不能买到一点点吃的东西，不能喝到一点什么，不能进电影院，有时候不能在公园里坐一坐。当然，他不能在海洋里洗澡，比如在别洛克西便是这样，这个地方是在美国文化最落后的一个州里，有20里宽的海滨浴场。黑人学生——他们不是鼓动员，也不是急进派，因为在南方学校里很少教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他们只是些正直的、头脑清晰的年轻人，他们有一天说道：“我们在伍尔华滋的商店里买到课本和纸张，为什么不能买夹肉面包呢？”
于是，骄傲的、文明的南方撒野了。黑人男女青年纷纷遭受逮捕、殴辱、监禁。在教堂里，人们唱赞美诗，祈祷，要求上帝把比利·葛荣姆[2]送到非洲去。可是学生们还是在“静坐示威”。于是，大资本家出来干涉了。他们威胁有色人种的大学校长们。有几位校长，如费斯克大学的莱特，拒不屈服；另外几位，如阿拉巴马大学的特仑霍姆，就屈膝了。这时候，大资本家还对学生家长施加压力，有几位家长为要保持自己的饭碗，就劝他们的子弟安分守己。但是至少在一个有色人种的大学里，有四千名学生提出退学，而校长呢，却躲起来了。在林肯大学里，大资本家威胁着要任命一位将使黑人就范的白人做校长。他们对霍华德大学也可能来这么一手。他们可能把费斯克大学纠缠到它屈服为止。结果将如何呢？学生们会就范吗？我想不会。若干白人学生看出了今天的辉煌前途，但人民却默默无声并且缄口不言。
我们对这些高兴不高兴呢？不，美国正害怕得要死呢。亚洲已经站起来了，非洲也在站起来。苏联在向前迈进。东欧胜利了。古巴自由了，巴拿马和拉丁美洲跟上来了。但美国还是那么顽固。
我们造中国的谣言，并且支持一个连我们自己也叫他无赖的人在中国边界上进攻中国。在南非我们在奴隶劳动以及黄金、铁石和铀矿的掠夺方面的投资有六亿美元。就在南非，我们的同盟者布尔人[3]监禁了一万八千名黑人，并且使一千多万黑人沦为奴隶。我们向阿登纳大献殷勤，希望把我们军队靠了美国劳联一产联领袖们的帮助才建立起来的德国，当作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以征服苏联的威胁。我们收买佛朗哥，哄骗意大利，并且只要可能，便抓住特鲁希约[4]不放。我们在南越、老挝进行阴谋活动，并且祈祷上帝，希望中印之间发生战争，可是战争老不发生。
灾祸的阴云笼罩在我们头上。我们无法向国外售出足够的商品来抵偿购入的货物，因此在最近两年中不得不消耗黄金储备四十亿美元去抵消赤字。尽管我们欺骗公众的手段多巧妙，生活费用总不断上涨，失业现象四处蔓延。股票市场上的赌徒们白费了不少气力，想把我国垄断资本工业的贬值股票抛售给傻瓜们。我们用穷人根本付不起的高价药品和医疗费去敲病人的竹杠。我们用高工资收买我们的熟练工人，这些费用取偿于压榨被剥削的黑人和墨西哥人，同时也以穷苦白人的贫困和疾病作为代价。
我们的司法充满着不法行为。我们的监狱里此起彼伏地发生囚犯暴动，这些囚犯都是些不幸的、无辜的人，以及数以千计的仅因黑皮肤而获罪的人。我们杀害了犯着无法证实的罪名的吉士曼。我们监禁、拷问了温士敦等人。为什么这样？在《纽约时报》编辑部的防空洞里谣传着：我们的法官常常为了谋这个缺实际上要付出两年薪金的贿赂。
我们有意地歪曲历史—不仅是美国的历史，目的在给奴役黑人找借口，把奴隶主奉为神明，把卖国贼赞美备至，这些奸贼们先是庄严地宣誓拥护本国，然后拼命出卖国家，维护黑奴制度；同时我们还特别去歪曲和曲解世界大战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历史。
我们从宣传着手，宣传得比希特勒本人还希特勒化。大资本家把收集新闻，编印报纸、杂志以及出版等事业垄断起来，叫人民相信：共产主义是阴谋和罪恶，而社会主义是它的助手。叫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国家很糟，它们的百姓都是准备暴动的奴隶和囚犯，妇女都成了娼妓；至于它们的教育，不过是“洗脑”的宣传而已。许多人主张立刻用我们的原子弹炸莫斯科，可是当我们发现苏联已经有了原子弹的时候，就瞎说他们是从我们这儿偷去的，因为他们实在太笨，不可能发明的。
我们的一切计划，都是为了战争。1951年，我国国务院和国家领导人和《柯里尔》杂志有过合作。我们国家预计在1960年征服苏联。今年是1960年，就是征服苏联的一年。《柯里尔》（真可以流芳百世）用了130页篇幅预告过这件事，撰稿的人有我们的“权威”史学家艾伦·奈文斯；“权威”经济学家史图华·柴士；我们“伟大的”新闻评论家爱德华·穆罗；我们的女参议员玛格丽特·柴士·史密斯；罗伯特·舍伍德和约翰·普里斯特莱。我们的参议员写到在那些大概以燃烧着的凝固汽油弹和细菌武装起来的美国兵士统治下的“俄国的再生”。这个胜利必须延期了，可是我们的宣传还在进行。
我们继续嘲笑苏联的教育和进步。有一次我听见曾任美国驻德高级专员、哈佛大学的科南特在纽约哈佛俱乐部里说，苏联的领导人们曾屡次拒绝告诉他苏联中学生要经过些什么考试才升入大学，他最后了解到（在这儿美国了解到的）“共产党不容许任何考试！”这就证明了苏联的教育是一出滑稽戏。不多几年之后，苏联的卫星上天了，月亮背面的照片也拍摄下来了。我们应该承认苏联教育的优越性，苏联科学的进步，承认她的工业发展很快就追上或超过了我们。
赫鲁晓夫敢来访问我国，并且，尽管国会躲闪开，他还为世界和平发表了从林肯在盖茨堡演讲以后的最好的一篇演讲。接着，我们便偷摄俄国的防御设备，并且在这件事情上撒了谎。为什么？因为艾伦·杜勒斯和我们的军事领袖们仍是坚决地要破坏最高级会议，把世界推到战争中去。
另一方面，我们又想去帮助世界。我们记得，过去，美国的慈善事业是怎样常常去赈济饥民，疗救病人的。大资本家就充分利用人们这一点点良好的印象。马歇尔计划据说是去帮助遭到战争破坏的欧洲的。实际上它却帮助了美国企业去收买欧洲的工业，抵制社会主义的工会组织，贿买熟练工人和豢养军队。事实上我们利用大部分资金去武装所有能贿买或恐吓他去帮我们打共产党的外国人。我们还利用其余资金，利用公家的税款来充实富有的美国投资者的私人资本，或收买印度和非洲的卖国贼把他们的国家卖给美国企业。光是在纽约一地我们已有四家“非洲”组织，它们由美国大资本家资助，雇用黑人去工作，说是提供有关非洲的“情报”。虔诚的牧师们给它们以必要的宗教装饰。为了这些，艾森豪威尔现在要求从应该用于社会保健、教育和住宅建筑上的经费里拨款四十亿美元。
不管怎样，我的朋友们却看到：大选快到了。那有什么关系呢？当然，又快要选出一位总统了。1956年的总统候选人的竞选费用据说花了一亿元。今年可能是五亿元。这笔钱只有大资本家、相当有钱的股票投机商、国会外的援蒋派才出得起。不管民主党胜利或共和党胜利，反正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你总没有可能去为一个能起一些作用的第三政党投票。你总没有可能去为和平或战争投票，为社会保健、住宅建筑或必要的教育投票。为什么？
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因为美国已不再是一个民主国家。大多数公民很懂得这点，不去浪费时间到投票处去了。如果在这个国家里我们真正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那自然可以安坐静待。但情况并不如此。我们是被少数用财富与权力武装起来的人统治着。我们一定要和这种篡夺进行斗争。
[1] 希腊的一个城市。在希腊神话中，台尔斐以当地神庙的神谕著名。
[2] 这是美国对黑人的代称。
[3] 南非的荷兰系白人。
[4] 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
感谢 希哲 收集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