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杜纳耶夫斯卡娅 ->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1957）

第三部分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第五章 美国南北战争对《资本论》结构的影响


· 一、废奴主义、南北战争、第一国际
· 二、历史与理论的关系
· 1.《政治经济学批判》：理智工作的局限
· 2.工作日问题和理论概念的突破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对马克思最伟大的理论著作《资本论》的结构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有些人把马克思捧到天上去。吹捧他的天才，好像这种天才是脱离他所生活的那个历史时期的现实斗争而成熟起来的。好像马克思的灵感完全产生于他个人的思想发展，而不是来自以行动改变活生生现实的活生生的工人。这些人对马克思的贡献的伟大意义才是最无知的。我们马上将会看到，《政治经济学批判》证明了在工人们开始行动之前理论著述的局限性。相反，《资本论》则证明了群众活动对理论创造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最伟大的理论著作确定其最后形态的那个历史环境，决不仅仅是天才人物“碰巧”在其中完成二十多年理论研究的“背景”。让我们来看一下促使马克思“把一切都推倒重来”（用他自己的话说）的那些客观事件，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马克思是怎样重新建构他的著作的。

一、废奴主义、南北战争、第一国际


　　1860年1月11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据我看来，现在世界上所发生的最大的事件，一方面是由于约翰·布朗的死而展开的美国的奴隶运动，另一方面是俄国的奴隶运动。……我刚刚从《论坛报》上看到，在密苏里又发生了一个奴隶起义，自然已经被镇压下去了。但是，信号已经发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6—7页］

　　从这时起，马克思不仅密切注视群众运动，而且还参加进去。美国发生南北战争的那个年代，也是发生波兰起义、法国工人罢工以及英国群众示威的年代。而且，英国的群众示威最终导致了以马克思为领袖的国际工人联合会的创建。

　　南北战争是第一场由群众武装全员参加的现代战争。[1]这场战争持续了四年，共有一百万人丧生。之所以会死这么多人，持续这么长时间，是因为林肯试图把冲突限制在白人战争的范围内。虽然奴隶制是这场战争的根源，而逃亡的奴隶是焕发出创造性力量的生力军，但林肯的主要战略关注是安抚那几个实行所谓“温和”奴隶制并且留在联盟之内的州。因此，他既不愿意解放奴隶，也不愿意让他们参加战斗成为战士。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指出：“林肯的所有这些法案，像是一个律师向反对他的律师提出的经过慎重考虑并附有但书的条件。但这并不能降低这些方案的历史意义……那里发生的事件是一场天翻地覆的变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6卷，第272—273页]

　　即使从最狭窄的军事的观点出发，马克思也预见到林肯将不得不向解放奴隶的方向前进。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并不认为一切都完了。……只要有一个黑人组成的团，就会使南部大伤脑筋……这种战争必须以革命的方式来进行，而这些北方佬至今却一直试图按照宪法进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272—273页］军事上的必要性迫使林肯不得不向不可避免的东西低头，签署了《解放宣言》。但是在此之前很久，马克思就记下了废奴主义者的观点。[2]在为《维也纳时报》写的一篇专栏文章中，马克思概述了当时受到英美报界攻击的温德尔·菲利浦斯的一段演说。马克思还为这段演说词加了一段引言：“温德尔·菲利浦斯是同葛力逊、贾·史密斯齐名的新英格兰废奴派领袖。30年来，他不知疲倦地冒着生命危险以奴隶解放为战斗口号。报纸的嘲笑，被收买的无赖们的狂叫，好心的朋友们的劝告，他一概视作等闲。……在目前的情况下，温德尔·菲利浦斯的演说比任何战报都有更重要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563—564页］

　　逃亡的奴隶们，[3]朝着北极星奔向自由，并推动着南北战争。然而，林肯的将军们却为保持奴隶制而战，因此他们是盲目地战斗。马克思引述温德尔·菲利浦斯的话说：“我并不是说，麦克累伦是一个叛徒；但是我说，如果他是一个叛徒，他一定会像他已经做过的那样去做事情。……总统始终没有把没收法案付诸实施。他也许是诚实的，但他的诚实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用？他既不能察近，又不能察远。……我了解林肯，我曾在华盛顿估量过他。他是个第一流的二流人物。”[4]

　　马克思始终十分关注美国南北战争对欧洲工人阶级的影响。马克思代表《纽约论坛报》和《维也纳时报》，以外国通讯员的身份报道了英国工人的大规模集会。这次集会阻止了英国政府出兵干涉支持南方。国际工人联合会，即人们所熟知的第一国际，正是在美国南北战争及波兰起义的影响下，并作为对它们的反应而诞生的。马克思以国际工人联合会的名义写给林肯说：“自从巨大的搏斗在美国展开，欧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觉到他们的阶级命运是同星条旗连在一起的。……工人们到处忍受着棉业危机带给他们的困苦，激烈反对有产者当局竭力想采取的有利于奴隶占有制的干涉行动，而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里，工人阶级为了正义的事业已经献出了自己的鲜血。”

　　“只要作为北部真正的政治力量的工人容许奴隶制玷污自己的共和国，只要他们在那些不问是否同意就被买卖的黑人面前夸耀白人工人享有自己出卖自己和自己选择主人的高贵特权，那他们就既不能争取真正的劳动自由，也不能支援他们的欧洲兄弟的解放斗争；不过，这种进步道路上的障碍已被内战的血浪扫荡干净了。”[5]

　　我们从《资本论》中也可以看出，这些话决不仅仅是一些“外交辞令”。马克思把自己与美国一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区别开来。这些人声称反对“一切奴隶制、工资和动产”，并以此来回避南北战争的全部问题。[6]马克思对争取缩短工作日的斗争的分析，在对结束奴隶制与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之间关系的分析中达到高潮。这一点我们以后将会看到。马克思写道：“在北美合众国，只要奴隶制使共和国的一部分还处于残废状态，任何独立的工人运动都是瘫痪的。在黑人的劳动打上屈辱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劳动也不能得到解放。但是，从奴隶制的死亡中，立刻萌发出一个重新变得年轻的生命。南北战争的第一个果实，就是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运动。这个运动以特别快车的速度，从大西洋跨到太平洋，从新英格兰跨到加利福尼亚。1866年8月16日，在巴尔摩召开的全国工人代表大会宣布：‘为了把我国的劳动从资本主义的奴隶制中解放出来，当务之急是颁布一项法律，规定八小时工作日为美利坚联邦各州的正常工作日。我们誓以全力争取这一光荣的结果。’”[7]

　　在《资本论》一开头，马克思十分简捷地评述了美国南北战争对欧洲革命（巴黎公社）的影响。马克思在序言中写道：“正像十八世纪美国独立战争为欧洲中产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十九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的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战争对《资本论》结构的影响。

二、历史与理论的关系


　　与欧洲群众运动相比，欧洲知识分子恃才傲物，对美国南北战争缺乏敏感。这在拉萨尔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当马克思把注意力转向震撼世界的伟大事件时，拉萨尔却对它置若罔闻。马克思在1862年7月3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引述了拉萨尔的观点：“北方佬没有‘理想’，‘个人自由’只是‘消极的思想’等等；而这一切都不过是旧的早已腐朽了的思辨垃圾。”[8]

　　与此相反，在南北战争的影响下，马克思为他的理论著作赋予了全新的结构。很久以前，他就对拉萨尔冒充辩证论者给以驳斥。他在1858年2月1日写道：“但使他遗憾的是，他会看到：通过批判使一门科学第一次达到能把它主动叙述出来的水平，这是一回事，而把一种抽象的、现成的逻辑体系运用到关于这一体不的模糊观念上，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第264页］马克思本人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9]

1．《政治经济学批判》：理智工作的局限


　　马克思是从人们司空见惯的东西——商品开始的。他开宗明义地指出了商品的二重性：它既是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就是说，它不仅是一个东西、一件有用的物品，而且还是价值。如果劳动本身没有这种两重性，作为劳动产品的商品也不会有这样的性质。正是因为劳动本身的矛盾性质，商品才能以胚胎的形式包含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矛盾。这是理解一切矛盾的关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指出，这一点是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的贡献。没有这一点，就根本无法理解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继续指出交换价值在表面上仅仅是一种量的关系，譬如说，体现在一定量的小麦中的时间与体现在一定量的麻布中的时间进行交换。但问题在于，哪一种劳动创造了价值？创造价值的不可能是具体的劳动。“以裁缝的劳动为例，就它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活动的物质规定性来说，它生产衣服，但不生产衣服的交换价值。它生产后者时不是作为裁缝劳动，而是作为抽象一般劳动，而抽象一般劳动属于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不是由裁缝缝出来的。”[10]

　　这个并非由裁缝造成的社会组织，就是资本主义组织。在这个组织中，所有的劳动，不管具体性质如何，都是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量的。它变成了一个抽象劳动的堆积，因为劳动者本身也是按照价值获取报酬的，就是说，是按照支持劳动者生命所必需的东西获取报酬的。“这样，以劳动时间度量的相对价值就注定要成为现代雇佣奴隶制的公式，而不是像普鲁东认为的那样是无产阶级解放的革命公式。”

　　正是由于劳动的两重性、商品内部的两重性，使得唯一的一种商品即货币必然地要作为商品的价值尺度起作用。因为，资本家购买这种商品不是为了获得另一种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获得可以“购买一切”的货币。而商品与货币之间的分离使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货币与其他任何商品一样，等于生产它所花费的劳动时间，即开采和冶炼它的时间；它与其他商品不同的是它被普遍地承认为等于一定的劳动时间，并因此而作为一种“天然”尺度而起作用。但这种尺度之所以是天然的，只是因为它是得到承认的抽象劳动的代表。换句话说，货币与劳动一样，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社会关系。

　　普鲁东想使货币“仅仅”作为一种流通媒介，显示出他也认识到货币掩盖剥削性质的生产关系。所不同的是，普鲁东不是考虑如何打破作为货币的根源的生产关系，而仅仅是要改变这种生产关系的货币表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像阶级不能通过法令来废除一样，货币也不能通过法令来使其为一切人所有，不管这种法律是由普鲁东还是由政府发布的。

　　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把自己的论题限制在交换的问题之内。他不过是指出了一个事实，即在物的交换背后存在着一种生产关系。直到很晚的时期（1939），我们才看到他浩繁的理智劳动公诸于世，看到他1857—1858年手稿的发表。[11]这些著作展示了规模庞大的辩证的、原始的经济发展过程。马克思本人只同意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题发开头的几章。在为这几章写的序言中，马克思解释了他为什么“把已经起草好了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特殊上升到一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7页]问题在于无论从特殊方面还是一般的方面来说，这部著作都缺少某种结构，缺少某种形态，而这些只能从阶级本身的发展中得来。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要将《资本论》全部推倒重来。

　　这并不意味在马克思的心目中劳动不是中心。但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1848年革命刚刚失败，工人们处于消沉的状态。无产阶级革命被镇压之后，任何理论家，甚至包括马克思在内，由于事变迫使他必须考察经济在旧的社会秩序下发展的规律，都不可能看到起义的特殊形式，不可能看到工人将以什么形式去迎接生产的新阶段。

　　《政治经济学批判》被证明是一部理智的著作，即一部深远的著作，是对现实问题的理论回答。或者换一种表述方式，它是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中的运用，而不是从工人斗争本身中产生出来的辩证法的创造。

　　完成这部著作后不久，马克思立即对它感到不满意。《政治经济学批判》无论怎么说都不仅仅是“关于体系的模糊观念”，而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整体的一种深刻批判。但尽管如此，马克思还是决定不再这样写下去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伟大历史事件，在社会、政治和思想中都造成了根本性的变化。

　　无产阶级运动开始朝着它自身解放的目标前进，它印证了马克思前一个时期所做的研究，而且对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启示。

2．工作日问题和理论概念的发展


　　在1861年至1867年之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手稿（后来成了《资本论》）经历了两次基本的变化，一次是1863年，一次是1866年。我们可以通过对《资本论》和手稿加以比较，来追寻这种变化的踪迹。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里，马克思本人在一些书信中，都对这部手稿做过一些描述。马克思在1863年8月1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他不得不“把一切推倒重来”。“现在看着这整个庞然大物（指《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手稿，此刻马克思正在重写，并且改为以《资本论》为标题。——引者注），而且回想起我们曾经不得不把一切推倒重来，而且历史部分甚至要根据一些以前根本不知道的材料加工时，就感到他（拉萨尔）十分可笑，‘他的’经济学居然已经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364页］三年以后，当他终于把一切都准备就绪，《资本论》即将付梓时，他告诉恩格斯他又加进了一个新的部分：“我以历史的方法展开了一个关于工作日的部分，这在我的最初计划里是没有的。”（1866年2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中的译文有较大出入。见第31卷，第177页：“我对工作日一节做了历史的展开，这超出了我原来的计划。”——译者］

　　到1866年为止，马克思一直没有写出关于工作日的这七十页手稿，这听起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然而，理论在其自身中内在地包含着它的局限性。马克思之所以会把《政治经济学批判》整个推倒重来，把自己的新著的手稿改写成《资本论》，这部著作最初之所以没有关于工作日的一节，都是由于这种局限性。李嘉图不曾关注工作日问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完全回避了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而那些社会主义者们，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到普鲁东和拉萨尔，没有为这个问题而困惑，也很容易解释，因为他们过分地忙碌于自己的计划，根本无暇顾及现实的工人运动。但是对于一刻也没有停止关注无产阶级运动的马克思来说，他了主要的理论著作中竟然没有关于工作日的一节，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

　　更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看到马克思这时已经写下了《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章节，研究了把延长工作日变成强制的那些法律，并且描述了“压迫被剥削者的充满血污的法规”。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概念中，已经包括了工作日中有偿部分和无偿部分的划分。但是就其主要部分而言，对工作日的分析仍然缺乏稳固的基础。正如马克思后来谈到他的对手杜林时指出的那样：“他的评论中有一点引起我的特别注意，这就是：当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这一关系像在李嘉图本人那里一样还‘不明确’的时候，它并没有引起这些人的不安。但是，一旦把它同劳动日和劳动日的变化正确地联系起来时，他们就感觉到这种说明是新的和非常令人不愉快的了。”[12]

　　马克思写道：“正常工作日的规定，是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13]至此，马克思的分析方法有了革命性的变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理论与历史是分离的，每一个理论章节后面附有一段历史解说，而在《资本论》中，历史与理论是不可分离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历史是理论的历史，而在《资本论》中，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崇拜理论与天才而看不到理论著作局限性的人们，同样无法认识理论家的不可缺少性。全部历史都是为自由而斗争的历史。如果一个理论家调整了自己的耳朵，使之能够倾听来自工人的全新的冲动，新的“范畴”就会产生，这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是哲学认识向前迈进的一大步。

　　马克思主义是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的本能斗争的理论表述。马克思从理论的历史向生产关系的历史的转移，使这一概括成为有血有肉的东西。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指出，归根到底，从根本上消除不平等依赖于工作日的缩短。1866年，他使这一点成为资本主义本身的历史框架。工人在工作日问题上的斗争发展了资本主义生产。自由的最终创造依赖于工作日的缩短。工作日缩短的哲学思考，以及在它之内与在它之外的所有相关概念，都产生于现实的斗争。这样，工人的斗争和工人的思想为理论家的思维充实了越来越多的内容。

　　从1866年开始，马克思对工作日的章节做了进一步的展开。到1867年《资本论》发表的时候，我们读到马克思对于人自己的思想的热烈称赞：“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的朴素的大宪章，代替了‘不可剥夺的人权’这种冠冕堂皇的条目。这个大宪章终于明确地规定了，工人出卖的时间何时结束，属于工人自己的时间何时开始。多么大的变化啊！”[14]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阶段上，现实的无产阶级运动不仅揭示出为工作日而斗争的消极方面，即反对无节制的资本主义剥削；而且揭示出了它的积极方面，即它是通向自由的道路。这是一种新的哲学，劳动的哲学，一种从劳动自由的具体斗争中自然产生出来的哲学。这样我们就明白了，马克思为什么要“把一切都推倒重来”。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马克思是怎样做的。恩格斯告诉我们，原来的手稿有1472页。[15]其中包括：

　　（一）1—220页，1159—1472页，是第一卷的第一稿。从货币转向资本的转化开始，一直到本卷的结束。注意这里没有包括220—1159页。这一部分手稿处理的是理论史问题，以及利润率下降问题。

　　（二）978—1158页，是关于资本、利润与利润率问题的第一稿。这一部分手稿构成第三卷的主题。然而，最初马克思曾想把这些手稿中讨论的问题放在第一卷中。马克思后来对这种安排做过严厉的批评：“读者在第三卷中会看到，只要知道了剩余价值的各个规律，利润率的问题就不再神秘了。但是如果我们把顺序颠倒过来，则既不能理解前者，也不能理解后者”。[16]

　　（三）220—972页，包括马克思后来考虑作为《资本论》第四卷的内容，并以“理论的历史”为标题。[17]然而，在第一稿中，这750页接在劳动力的买卖后面。看一下已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会了解这个最初计划在现实结构中的意义。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商品、货币等每一章后面都有一个同一主题的理论史的附录。这种安排有点像黑格尔《小逻辑》中的“附释”。马克思曾经打算在这部著作的其余部分采用同样的安排。就是说，每当他就某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之后，紧接着都要就同一人问题与其他理论家进行争论。他曾在某个地方说过，对于一个想要自己弄清问题的人来说，这是一种自然的秩序。对于一个研究其他理论的历史，并试图通过对这些理论的分析把自己与它们区别开来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也是一种常规的顺序。但是当马克思决定“把一切都推倒重来”时，他毅然放弃了这种方法。

　　这时，马克思把讨论利润与利润率现象（生产过程整体的各种形式）的材料，与关于生产过程本身的材料分开。与此同时，他把大量关于“理论的历史”的材料取出来，把它们放到全部三卷的后面，作为第四卷。他突破了把历史看作某种理智的东西，看作是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的历史概念。

　　马克思不再与其他理论家进行争论，他直接进入了劳动过程本身，进入了工作日问题。当他不可避免地创造了一种辩证法，而不是运用一种辩证法，或者更准确地说，当一种新的辩证法从劳动过程中流淌出来时，他立即把关于理论史的内容放到了整部著作的最后，并把眼光放在生产关系的历史上。新的辩证法引导他接触工人在工厂内外的反抗。结果就是《资本论》中新的一节——“工作日”。理论家马克思从工人的冲动中创造了一些新的范畴。然而，把美国南北战争确定为劳动者圣战的并不是马克思，而是受苦最深的英国工人阶级。

　　马克思自始至终关注着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理论这个概念现在是某种与行动统一起来的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理论不是某种由知识分子闭门制造出来的东西。相反，无产阶级的行动为知识分子提出理论创造了可能性。这里，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真正决裂。《资本论》之所以与《逻辑学》不同又包含《逻辑学》，原因就在这里。《资本论》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法，是它的发展与衰亡的辩证法。正如列宁在1915年所说：“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的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而唯物主义则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且向前推进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18]



[1] 尽管关于南北战争的著作汗牛充栋，但这场战争的真正的历史仍有待撰写。依笔者之见，这方面的严肃著作只有一本，即W.W.B.杜博伊斯关于遭到贬斥的重建时期的著作《黑色的重建》。由于题目的限制，我在本书中仅仅涉及了这场战争对欧洲工人运动及马克思的著述的影响。

[2] 关于这场伟大的运动，同样缺少有决定意义的著作。在那些被人忽视的小册子中，保存了一些废奴主义者的最好的作品。其中最出色的是戴维•瓦克尔1829年写的《告美国有色公民书》。这本书的标题所表明的意向极其敏感，以至于南部的立法机关避开特别会议，通过立法来禁止自由的黑人和奴隶阅读这本小册子。他们悬赏一万美元取作者的头颅。这本76页的小册子销售了五万册，并被广泛传阅。不识字的人，让别人读给他听。学术界的历史学家们应该把被忽视的瓦克尔的思想发掘出来。内战之前，这位卑贱的黑人的简明字句已使南方为之战栗。他以预言家的口吻告诉他们，种族偏见将“把你们中间的某些人从地球上清除出去”。

[3] 参阅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的自传。共产主义者发表伟大的墨人废奴主义者的文章和著作，例如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索仁奈尔、哈雷特•图勃曼等人的著作，希望通过做这件事使自己身上也沾上一丝光辉。但他们是不会成功的。问题在于当代黑人斗争的自发性。当代黑人运动完全忽视共产主义。

[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564页。菲利浦斯这篇演讲的题目是“论内阁”，收入《温德尔•菲利浦斯演讲书信集》。这本书在1864年在波士顿首次出版，现在很难找到。好在我们不久就会在奥斯卡尔•谢尔文编撰的《自由的告知：温德尔•菲利浦斯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中看到其中的许多文章。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1卷。

[6] 十分有趣的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主义团体转而支持北方。这就是由一些知识分子组成的著名的“圣•路易斯团体”，他们对爱默森和索罗的哲学持批判立场，组织起来研究黑格尔哲学。在新英格兰人W.T.哈里斯和德国移民布鲁克迈耶尔的领导下，他们第一次翻译出版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并于1867年在美国出版了第一份真正的哲学杂志，《思辨哲学期刊》。见（赫伯特•W.施耐德的《美国哲学史》，哥伦比亚大学1946年版）顺便提一下，布鲁克迈耶尔后来担任过密苏里州的副州长。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333—334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0卷，第261页。

[9] 亦即一般人们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5页。

[11]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1857—18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上、下）。遗憾的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学术界至今仍未对这些手稿作出分析。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11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300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335页。

[15] 见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二卷写的序言。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42页，脚注28。

[17] 这部分材料始终没有按照马克思手稿的原始形式发表出来。1905年，卡尔•考茨基对它的结构做了任意的修改，以《剩余价值学说史》为标题发表出来。到今天为止，除了其中的第一卷以《经济学原理史》为题在美国出版过之外，这部著作始终没有英文本。十年前，掌握这部手稿的俄国共产主义者曾许诺按照原始形式发表这部手稿，但至今没有兑现。

[18] 《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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