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杜纳耶夫斯卡娅 ->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1957）

第四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马克思主义的大分裂


第十章 第二国际的崩溃和列宁思想的突破


· 一、列宁与辩证法：行动着的精神
· 二、爱尔兰革命和历史辩证法


　　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和平，人们普遍抱有乐观主义的情绪。但就在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战争中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彻底地震撼了整个世界。这场战争导致了第二国际这个世界性社会主义组织的崩溃。德国社会民主党投票赞成德皇参战。这件事是如此地令人难以置信，如此地出乎意料，以至于列宁曾经认为公布这一事实的“声明”是德国皇室伪造的。当事情被证实是真的时，列宁感到他所立足的理论基础，他一向以为坚不可摧的基础，在脚下崩塌了。

　　在1914年8月之前，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一致认为，物质条件为新社会的创造准备基础；物质条件越是进步，无产阶级就越有充分的准备夺取政权。但现在，还是这些劳动群众的党，而且是在最先进的国家，技术高度发展，无产阶级的高度地组织起来，却采取了这样的行动，以“保卫祖国”的名义，把工人群众推向国家疆界之外去互相屠杀。德国只是采取这种行动的第一个，不久欧洲交战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都纷纷效仿。德国社会民主党不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组织，也不是离经叛道的改良主义组织。相反，它是一个自称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组织。在战争爆发之前，他们的立场是毫不含糊地反对任何可能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而战争一爆发，他们立刻成了毁灭大动员中的一部分。为什么会这样？他们背叛了。不错。但背叛不是简单的“出卖”。这种总体的意识形态崩溃的客观原因是什么？事实无可挽回，完全出乎意料，又是无可辩驳的。面对革命运动内部反革命的出现，列宁在寻找一种哲学，以便重建自己的理性。

　　他开始阅读黑格尔的《逻辑学》。黑格尔逻辑学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大分裂的哲学基础。[1]列宁的《哲学笔记》显示出，他对自己关于唯物主义的或经济的力量与人的主观力量之间、科学与人类活动之间关系的观念，进行了何等彻底的重新组织。

一、列宁与辩证法：行动着的精神


　　一切革命，不管是科学中的还是历史中的革命，只能是根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人的精神，为了理解和把握自身，为了占有自身，此刻已改变了其范畴，把自身统一于一个更真实、更深刻、更内在的自身关系之中。

——黑格尔


　　列宁的妻子和亲密合作者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回忆录》中告诉我们，列宁是为了给《格拉纳特百科辞典》写作《论马克思》一文而开始研究黑格尔的。从此以后，他便把哲学问题放在了首位。这一点可以从《论马克思》一文的第一节中看出来。克鲁斯卡娅补充说，“这不是表述马克思学说的常规方式”。

　　一点也不错。人们写了大量关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通俗读物”。但列宁的文章是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第一次指出哲学研究的首要意义。毫无疑问，列宁一翻开《逻辑学》，就抓住了辩证法的重要性，就抓住了思想的运动：

　　“运动和‘自己运动’（这一点要注意！自生的（独立的）、天然的、内在必然的运动）‘变化’、‘运动和生命力’，‘一切自己运动的原则’，‘运动’和‘活动’的‘冲动’——一切‘僵死存在’的对立面，——谁会相信这就是‘黑格尔主义’的实质、抽象的和abstrsen（费解的、荒谬的？）黑格尔主义的实质呢？？必须揭示，理解、拯救、解脱、澄清这种实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做到了这一点。”[2]

　　从列宁的《哲学笔记》中可以看出，刚开始研究黑格尔时，他仍觉得应该强调自己是在唯物主义地阅读黑格尔，并继续前进得出新的东西，而不是简单地接受它。但是到了他的黑格尔研究结束的时候，他写道：

　　“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

　　“不是聪明的唯心主义，而是辩证的唯心主义；不是愚蠢的唯物主义，而是形而上学的、不发展的、僵死的、粗陋的、静止的唯物主义。”［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235页］

　　列宁所特有的精确性，使我们可以推断出，什么时候他第一次充分地掌握了辩证法。他写作《论马克思》是在1914年7月至11月之间。这个期间他开始研究《大逻辑》。1915年1月4日，把《论马克思》一文寄给格拉纳特百科辞典出版社之后，他在信中写道：“顺便请问一下：辩证法一节是否还来得及再作若干修改？也许您会费神告诉我：什么时候付排，提出修改的日期最迟在什么时间？最近一个半月以来我研究的正是这个问题，我想，如果时间允许，我可以再作一些补充。”［《列宁全集》第36卷，313页］

　　他花了六个星期的时间读到“观念论”中的“论主观性”那部分。《哲学笔记》上记录了日期，1914年12月7日。在关于“三段论”的第一节中，黑格尔摧毁了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对立。就是在这里，列宁写下了上述的警句，它显示出列宁与自己的哲学过去的决裂是多么具有决定性。

　　在此之前，对列宁以及第二国际的其他人来说，黑格尔的辩证法的重要性，仅仅在于它是内部辩论的一个参照点。如果一个论辩对手表述晦涩，他就会被谴责为辩证法的诡辩论，人们就提醒他，马克思早已把头足倒立的黑格尔颠倒过来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改良派和革命派的理论家，都通过引证黑格尔的“辩证法”来进行论战。大家一致认为，黑格尔代表着发展和革命，而不是停止和进化。矛盾被看做是并列存在的两个单元。而关于对立的概念，没有超过康德的二元论。他们似乎全然不知黑格尔已经通过下述的概念摧毁了康德的二元论：任何单一的事物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这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因此，一切运动都是自我运动。

　　通过与这种哲学的过去决裂，列宁现在大胆地前进，对辩证法的本质进行总结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不过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192页］

　　这时，他第一次对希法亭的《金融资本》感到不满意。这是一部被广泛接受了的、研究资本主义最新发展阶段的著作。列宁开始了自己的独立分析。他写了许多本笔记，有693页之多。这些笔记是他为后来以《帝国主义论》为题发表的小册子所做的准备。现在，我们可以从这些准备性的笔记中看到，在具体的经济研究中，列宁紧紧抓住了辩证法。发表出来的《帝国主义论》是对立面统一的辩证法在经济学上的说明。

　　1914年以前，马克思主义者们仅仅把卡特尔和托拉斯看做是大规模生产的某种“形式”，看做是资本主义连续发展的一部分。资本主义似乎是在“组织着经济”，这使工人“接管”经济变得更加容易。好像问题不过是一批办公人员接替另一批办公人员。然而现在列宁已不再把垄断看做是连续发展的一部分了，而是看做通过矛盾，通过向对立面转化的发展。

　　竞争转化为它的反面，即转化为垄断。但垄断并没有超越竞争，它与竞争并存。垄断使矛盾成倍扩大，加深了危机。帝国主义不是产生于一般的资本主义，而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它的本质特性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正如竞争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垄断一样，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也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即工人贵族。他们是第二国际的堡垒。这就是第二国际崩溃的原因。

　　列宁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研究，是紧接着《哲学笔记》的写作之后进行的。离开了这个背景，就不可能充分地理解它。当列宁看到革命运动内部出现了反革命时，他立即感到必须与自己原来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关系的观念决裂。甚至可以说，《哲学笔记》的核心思想就是恢复唯心主义的真理，反对庸俗唯物主义。而在1908年的《唯物主义者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曾经为庸俗唯物主义大开绿灯。[3]那本书对俄国的某种特殊目的可能是必要的，但仅仅对俄国是这样，因为只有俄国才如此落后，以至在1908年仍然需要与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的教权主义斗争。现在他把自己包括在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之内，他们“更多地是以费尔巴哈的方式来批判康德，而不是以黑格尔的方式来批判”。关于他一向敬重的老师普列汉诺夫，列宁写道：“普列汉诺夫关于哲学（辩证法）写了将近1000页（贝尔托夫+反对波格丹诺夫+反对康德+基本问题，等等，等等），但是却从未提到过《大逻辑》，从未提到过它，它的思想（即作为哲学的本质的辩证法本身），零！！”

　　他对自己也毫不宽容，一点情面也不留，甚至包括在经济领域：

　　“如果不研究黑格尔的整个《逻辑学》，就不可能完全掌握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理解马克思！”

　　在1914年以前，列宁对《资本论》和哲学持有一种观点。战争和第二国际的崩溃使他转向了辩证法，并改变了他的观点。但是，当他面对这两个事件时，头脑并不是一片空白。他一直是一个实践着的俄国革命者，他那个落后国家的矛盾的尖锐性影响和造就了他。在所有关于《资本论》第二卷的研究中，列宁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所做的研究是最深刻的。列宁在1905年革命中对行动的辩证法的把握，即对“作为理性的群众”的把握，也是最深刻的。无论列宁居住在什么地方，他都是生活在俄国。他是一个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第二国际的崩溃是毫无准备的。但经过在现实中和哲学上面对这个事件，他在政治上变得比以前更加毫不妥协。这不是一种“情绪”。他的态度不仅是反对那些背叛者。第二国际的崩溃意味着以前所有自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思想方法的破产，即全部标准马克思主义的破产。

二、爱尔兰革命和历史辩证法


　　从《哲学笔记》开始，一直到列宁逝世，他的著作中没有一本不是充满着辩证法。从《资本主义论》到《国际的分裂》，从《论民族问题》到《国际与革命》，从著名的《关于工会问题的论战》到他的《遗嘱》，这一点构成了他所有著中的偏激和低沉的基调。他在《遗嘱》中说，他认为布哈林从未真正掌握辩证法，因此，不能认为他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这里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中的巨大的分裂。这一分裂在第二国际和后来变成了新的第三国际的倾向之间造成了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但分裂并没有就此完结。恰恰相反，新的哲学基础中已经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内部下一次分裂的萌芽。因为这是一场理性的战斗，如果谁没有改变他的思想方法，那么可以肯定，在下一次大危机到来的时候，他就会崩溃。在战争期间，有一个绝好的例子，这就是可能变成俄国革命的领袖的尼古拉·布哈林。问题出在民族自决权的问题上。在这个问题上，列宁突然发现自己即使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也是孤立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布尔什维克内部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并没有分歧。大家在“原则上”都同意民族的自由。但是随着战争的爆发，列宁看到这个问题的新紧迫性，而布哈林则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命题。他写道：“帝国主义时代是一个吸收小国的时代……因此，不通过反对帝国主义并因此而反对一般资本主义的斗争，是不可能反抗民族奴役的。任何背离这一路线的倾向，任何在资本主义文明之内对‘民族解放’使命的局部超前，都意味着把无产阶级的力量从对这个问题的现实解决方案上转移开……‘自决’的口号首先是空想的和有害的……作为一个口号它传播幻想。”[4]而且，他还对群众进行责备：“第二国际的崩溃被承认是一个事实。但领袖们的背叛不如群众的沙文主义行为能更好地解释这个崩溃。”[5]

　　列宁认为这简直可以说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主义”。列宁说，很显然，布哈林已经让战争“压制”了他的思想。“这种蔑视民主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态度，是战争对人类理性的压抑或压迫的形式之一。”[6]

　　列宁对布哈林的副主任手皮达科夫也进行了同样严厉的抨击：“他的所有严重的逻辑错误的真正根源是他的思想已被战争压制了，而且由于这种压制，马克思主义对民主问题的一般立场也被从根本上歪曲了。”[7]

　　列宁继续指出，诚然，“一般资本主义特别是帝国主义已经把民主变成了一种幻想”。但是，“与此同时又在群众中造成了各种民主的倾向……”[8]布哈林和皮达科夫把帝国主义的存在和民主的不存在对峙起来。列宁则强调帝国主义和群众中的民主倾向同时存在。

　　1916年复活节，爱尔兰的群众行动起来。由于用于军需而造成的食物短缺、强征爱尔兰人到英军中服役的威胁、沉重的赋税、数千人在“保卫帝国法案”下被投入监狱，所有这些把爱尔兰人民的愤怒激发到了迸发的程度。

　　起义是从在都柏林的纳尔逊圆柱下宣布建立爱尔兰共和国开始的。爱尔兰人志愿军特遣队在整个都柏林夺占了重要位置：邮政总局、圣斯蒂芬公园、四大法庭、各处的桥梁、一些屋顶制高点，等等。爱尔兰志愿军是在1913年受爱尔兰运输工人工会罢工的影响组织起来的，又由市民军的加入而得到了加强。后者是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詹姆斯·P.康诺利创建的。

　　在雅格布工厂，整个地区手无寸铁的贫苦工人用自己的肉体在工厂周围筑起了一道人墙，保卫他们的谋生手段不被英军毁灭。

　　妇女和姑娘们为街垒中的战士运送食品和弹药，与男人们并肩战斗，在起义的据点之间传送情报。到处可以看到少女们组成的库曼娜班和男少年们组成的侦察班（由马基维茨伯爵夫人组织），参加战斗，传递情报。

　　工人、知识分子、牧师、小店主和手工业者，都决意要把自己从英国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有位名叫毛利思·乔伊的记者写道：“这里知识领域的界限消失了，诗人写无线电报稿，而无线电报务员则写戏剧。在他们中间谁也不是外行。”

　　第一天，英国人被爱尔兰人的行动和成功惊呆了。在这些事件中，爱尔兰人的行动是无可挑剔的，致使最敌视他们的英格兰人也不得不表示钦佩。没有劫掠，没有残酷行为。俘虏受到了与街垒中战斗的人同样的待遇。

　　人们的口号是：“宁肯战斗失败，决不任人欺辱”。

　　这次起义不仅是对大英帝国的沉重的一击，而且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讯息：人类争取自由的斗争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力量，而且是一种物质力量。起义者们一直战斗到被切断了一切支援，打完最后一粒子弹。起义点起了一支火炬，这支火炬将一直燃烧下去，直到最终赢得独立。

　　列宁为起义欢呼，并把它看做自己的命题的现实验证。在总结关于自决权的讨论时，他总结说[9]：“弱小民族作为反抗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一个因素没有多大力量，但它们起着一种酵素和菌种的作用，帮助反对帝国主义的现实力量走向舞台，即帮助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走上舞台，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如果认为没有殖民地和欧洲弱小民族的起义，……就可以产生社会革命，那就是放弃社会革命。”[10]

　　布哈林完全看不到，理论的论战对于革命的辩证法本身是存亡攸关的。布哈林试图勾画某种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崩溃的总体图景，而列宁则在寻求某种能决定最终结局的新开端。列宁在两个方面找到了这种开端：（1）民族集团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斗争；（2）工人阶级的分化本身。列宁决不认为作为一个阶级的工人阶级是“沙文主义”的阶级，他把目光投向工人阶级的更低更深的层次，期望从他们中间释放出千百万人的创造力。

　　如果可以使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表述的话，列宁对布哈林所说的话的意思是，布哈林看不到在大危机中出现的新“主体”，所以突然地奔向“绝对”（社会主义），而不是脚踏实地地经历现实地发展着的革命在分娩时的阵痛，不是脚踏实地地生活在历史之中。很久以前，马克思就曾严厉批评“抽象的唯物主义者”看不见“历史过程”。现在，列宁对“经济主义”已经不能容忍。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民族自决的逻辑都显示出，正因为存在不断发展的“国际化”，即帝国主义压迫，所以就必然有反抗。列宁要求布哈林，在解释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时，不要迷恋“因果性”，而应着眼于自由与主体性“概念”的真正所在，即着眼于群众的自由创造力。

　　因此，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大分裂，不仅是与叛徒决裂，而且是与那些在思想上接近辩证法但却从未真正达到辩证法，因此不能被认为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决裂。革命的辩证法（即群众革命活动与特殊经济时期的最紧密的联系）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间的极轻微的脱钩，最终预示了资产阶级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布哈林只在理论上提出的东西，被冷酷无情的斯大林付诸实现。在讨论斯大林时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列宁下面这段话是多么具有预见性：“巩固反抗国际化的西方（它保卫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力量是一回事，……而我们自己陷入某种与被压迫民族的帝国主义式的关系则是另一回事。”[11]

　　这段话对于今日的俄国仍然是最切中要害的评论。



[1] 我们必须记住，列宁并不知道大部分马克思早期哲学论文。直到俄国革命之后，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把这些档案从第二国际买来，这些文稿才得以出版。列宁向哲学基础的复归是通过独立研读黑格尔实现的。

[2]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117页。

[3] 在俄国，列宁的著作中最受重视的恰恰是这本《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它在俄国发行的版本不计其数，这绝不是偶然的。这些版本通常以十分粗率的方式把列宁的哲学与辩证法联系起来，即把从《哲学笔记》中选摘的两页内容收录在这本书中，仿佛这些内容与论唯物主义的著作是一个连续的发展。同时，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中，没有一个学者对《哲学笔记》中的思想作过任何发挥。俄国人认为昂格鲁—萨克逊传统具有一种落后性，所以他们从未把《哲学笔记》译成英文出版。《哲学笔记》的第一个英译本是本书的附录B。

[4] 转引自O.H.甘金和H.H.费舍尔的《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战争》，第219页

[5] 同上书，第222页。

[6] 同上书，第223页。

[7] 同上书，第225页。

[8] 同上书，第226页。在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时代，这一点更加正确。

[9] “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收录在《列宁全集》第22卷中，其中包括着关于民族问题的最好的材料。

[10]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350页。

[11] 转引自托洛茨基《苏联的建立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藏于哈佛学院图书馆的托洛茨基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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