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杜纳耶夫斯卡娅 ->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1957）

第五部分 我们时代的问题：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


上篇 俄国舞台
第十三章 俄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与工人起义
· —、第一个五年计划
· 二、第二个五年计划
　　 1.强制劳动营
　　 2.斯达汉诺夫速度示范
　　 3.斯大林宪法中关于“无阶级”的知识分子的规定
· 三、第三个五年计划和战争爆发时计划完成的情况
　　 1.危机与清洗
　　 2.法律底下的劳动
· 四、战争和《资本论》遭到的攻击



上篇 俄国舞台


　　在1920-1921年关于工会的大辩论的背景下，“计划”的问题已在酝酿中之中。尽管托洛茨基后来称他宣称是她第一个提出“单一的全国经济计划”，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在“新纲领”中，就是说，在革命成功后重新组建的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就出现了“单一全国计划的必要性”的提法。然而，如果说在工人阶级用枪杆子保卫国家的时候，除了紧迫的电力工业（GOELRO）之外，计划问题总体上不是一个现实问题，这到是正确的。托洛茨基是第一个把“单一的全国计划”作为具体问题具体提出来的人。在1920年3月的召开的俄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人大表会上，托洛茨基在发言中说:“如果我们认真地谈论计划经济，即由中央根据统一的思想作出分配，劳动群众就不会成为流浪的俄国人。对劳动力必须完全像士兵一样调动、任命和指挥。”在关于工会的论战中，托洛茨基的所有讲话中都贯穿着这样的思想。列宁至死都在不断与之斗争的也正是这种思想。[1]

　　1920年12月22日,托洛茨基在第八次全俄苏维埃大会上讲话。在这篇题为“走向单一的经济计划的道路”的讲话中，托洛茨基的行政观点表述得非常清楚：“必须在一切经济委员会中保证统一的领导。”自托洛茨基第一次把计划与自由贸易并存的观点引入领导层起，这种行政观点始终是他的思想的基本前提。当列宁“接触到”单一全国计划的观点时，他一再重复这个批评：“不是用行政的方法，不是统一各个委员会”，“而是尽可能地把最广大的群众吸引进来。”即使是在喀琅施塔得叛乱和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期，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仍认为有必要实行两项组织措施：“第一，工会参加制订单一经济计划和生产计划的工作，并且要通过实现和执行这些计划来参加实际的领导活动；第二，建立各种经济组织。工业管理组织通过工会和相应的经济机构以工会提出草案为基础达成协议建立起来。”

　　一句话，在发生畸变的工人国家允许私人贸易这种极不寻常的情况下，两种对立的计划观，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资本的专制计划和协作劳动计划，在现实生活中而不是在理论上进行决战。列宁逝世后，新经济政策按照它自己的辩证法继续发展。它开始是一种给工人国家以喘息之机的有限措施，最后变成了资本的正常增长和工人状况的持续恶化。这时，托洛茨基提出了计划的问题。这一次，它限制了私人贸易，并让工人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者至少让工人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斯大林的反对意见纯粹是宗派性的。他与布哈林站在一起。布哈林一直主张，俄国可以“以蜗牛的步伐”进入社会主义。但是，“计划”提出后不久，托洛茨基就被驱逐了。斯大林成了全权的计划者。尽管托洛茨基不断地批判计划的“步调”，但他对计划抱有多大的梦想，在现实中就在多大程度上是斯大林计划的囚徒。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概念被归结为计划概念。

　　与此同时，在世界范围内，1929年的大崩溃使美国的新政和日本的大共荣圈之类的计划像洪水一样泛滥成灾。马克思在近一个世纪前提出的理论问题，即资本集中到“一个资本家或资本主义企业手中”的问题，失业大军的问题，资本主义崩溃的问题，变成了具体而又紧迫的问题。

　　在大萧条的漫长的岁月里，成千上万的美国知识分子转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遇到的是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花费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量时间和精力，把马克思和列宁禁锢在一种扭曲了的哲学之中：私有财产等于资本主义，国家财产等于社会主义。托洛茨基关于工人国家等于国家财产的观点，与斯大林的观点没有根本的分歧。所以，尽管他不断地与斯大林式的官僚主义进行斗争，即始终不能形成一种与之分庭抗礼的独立力量。结果，俄国继续向世人炫耀，好像它是与资本主义不同的东西，好像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新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极端发展。

　　事实上，笔者为证明俄国是资本主义而对其五年计划和经济发展缓慢的分析，一直被学术界经济学家所忽视，托洛茨基派也不例外。只是到了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冷战开始之后，学术界才再次对俄国加以关注，而“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术语则一时间几乎成了报界竞相沿用的陈词滥调。然而，经济学家们又是在与历史进行赢不了的赛跑。因为，此时拥有具体性的已不再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而是它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是俄国的关键问题，是俄国人必须像逃避瘟疫一样千方百计回避的问题。对计划的现实发展和反抗计划的无计划暴动的具体研究，会告诉我们这是为什么。


　　第十三章 俄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与工人起义


一、第一个五年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1928年提出的。这时，斯大林刚刚在与俄国共产党内其他派别的斗争中大获全胜。这场斗争是由列宁的逝世引发的。在托洛茨基被驱逐、他的左翼反对派被囚禁之后，斗争停息了一段时间。

　　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即计划实施的头几个月，俄国工人对新经济政策的结束和他们认为可能是社会主义计划的东西表示欢迎。他们充满热情，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所设定的所有“指标”（即生产定额）。

　　工人的收获是七小时工作日。工人调解委员会仍然在运作，而且一般说来，在工人反抗管理者的斗争中是倾向于工人一方的。例如，1929年1月5日，劳动与国防委员会的机关刊物《经济生活》强调指出，计件工价要经过工人调解委员会的批准。但另一方面，实现财务计划的可能性则完全由管理者认定。这一期刊物还指出，被管理部门解雇的工人又被劳动监查部门恢复工作，是正常现象。1月24日颁布的一项法令则规定工人要对损坏的财物负责。国家计划者下令，五年计划要在四年中完成。这种加快速度的做法成了计划者与工人之间分歧的转折点。

　　国家计划者称1929年是“决定性的一年、转变的一年”。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从这一年起，国家计划的实施变成了国家计划者与工人之间无休止的战斗。内在于资本主义之中的两种相互对抗的计划，即工人的计划和管理层级的计划，已经站到了前台。计划者对工人抵制计划的行动大加挞伐。他们利用工人调解委员会取消了工人的生产协商会议。取而代之的是由政客主持的工程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之间的生产协商会议。对专业人员的审判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一批国家计划官僚被指控“进行破坏”。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突出特征——坦白交待和公开认错——的预演。由于1929年的大崩溃，俄国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引起世界的注意。这场世界性的危机，反过来影响了俄国小麦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为了购买拖拉机需要大量的货币。这对计划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俄国国内的拖拉机生产速度不能满足取代畜力的要求。农民抵制集体化，大量地宰杀牲畜，使俄国至今无法恢复元气。

　　斯大林在1934年俄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一次披露了宰杀牲畜的巨大规模。

单位：百万头

1928年 1931年
马 33.9 19.6
牛 70.5 40.7
羊 146.7 52.0
猪 26.0 11.6

　　农村发生的这场浩劫使谷物产量从1930年的八千三百五十万吨下降到1931年的七千万吨。计划者们从不承认1932—1933年发生的可怕的大饥荒。他们宁肯销毁统计数字，也不愿意披露饿死的人数。

　　在这“决定性的和转折的一年”中，俄国工人的不安情绪日益增长。从1930年开始，国家进行了反击，并且指示劳动调配部门把主动离开工作岗位的工人列入“特殊名单”。这种黑名单剥夺了这些工人获得失业补助的权利。10月9日，国家宣布失业已经“消灭”，失业补助也因此而完全停止发放。工厂负责人有责任在工人工资册上注明解雇工人的原因。但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劳动流动。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的时候，劳工流动率达到了惊人的152%。为此，俄国颁布了一项新法令：“……工人无充分理由旷工一天，即由其服务的工厂单位除名，原服务单位发放的食品证和购物证因其丧失员工资格而即行收回，居住原工厂单位房屋的权利亦同时取消。”

　　计划者与工人在生产方面形成了相互对立的观点。就像是按照剧本导演的一样，苏维埃的理论政治家们跟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后面亦步亦趋，而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为了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古典经济学用这个公式表达了资产阶级时期的历史使命。它对财富分娩的痛苦从来不迷惑……”[2]

　　斯大林也从不迷惑。他变得更加无情，因为我们生活在国家资本主义的时代。在当今的世界上，到处都存在着一个基本的问题，即劳动生产率的问题，亦即如何让工人付出更多劳动的问题。但在一个集权制的国家，这个问题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紧迫。

　　1.营业税

　　集权制国家的动作与私人资本主义的起源是一对平行线。马克思在追溯原始积累的历史时总结说：“在所谓国民财富中，真正为现代人民所共有的唯一部分，就是他们的国债。”[3]这一点在俄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真实。在俄国，工业化和军事化的全部代价都由人民承担，途径就是所谓“营业税”这种别出心裁的计划。

　　增加国库收入以支付计划的开支，是以一种十分宽松的方式表现出来的。1929年12月5日，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指示人民财政委员部和国民经济最高委员部，按照利润单一征税的原则制定一个税收管理系统。”

　　这个“单一利润税”实际上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项占国家预算的百分之九到十二的税收；第二部分是占国家预算的百分之六十到八十的营业税。加之集体农庄的强制征收，营业税为整个工业化提供了财政支持。

　　营业税的适用是不平均的。对重工业的征税最轻，而对面包和农产品的征税最重。营业税与通常的销售税不同，销售税通过按商品基本价格的固定百分比征收，而营业税则按商品销售总价值（包括纳税部分）的固定百分比征收。用通俗的语言来说，这意味着百分之九十的销售税会使商品的价格上升百分之九十，而百分之九十的营业税则使销售价格上升十倍。

　　以俄国工人的生活必须品面包为例。当工人花一个卢布购买黑面包时，只有二十五戈比是支付面包的实际成本（包括生产、转动和零售的成本）。一卢布中其余的七十五戈比作为营业税进入了国库。物价猛涨使工人实际上面临着饥饿的威胁。为了使手工劳动者至少可以吃饱肚子，就必须实行配给制。

　　计划者与工人之间的分界线日益临近崩溃的边缘。斯大林一意孤行，在走向资本主义关系的道路上毫不退缩。他不仅没有停止，不仅没有把难以承受的工业化速度减慢，反而提出了“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口号。斯大林号召新的“工业技术知识分子”发挥创造性。他喋喋不休地反复强调“新条件和新任务”：

　　1.必须表现出“对专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最大限度的关心”，从而“结束非个性化”；
　　2.必须结束“平均主义”的愚蠢行为，“给优秀的工作以更好的报酬”；
　　3.必须消除“工业劳动的不稳定现象，必须在熟练工人和不熟练工人之间作出巨大的区别”。“必须以新的方式来制订工资”；
　　4.必须实行商业会计制度，以便实现积累的增长和生产成本的下降。

　　斯大林在1931年6月23日的工业经理大会上说：“这些就是工业发展的新条件，它们要求在我们的经济结构中采用新的工作方法和新的领导方法。”

　　尽管这些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进行的，但并不意味着斯大林全知全能。毫无疑问，斯大林在自觉地努力创造“领导者”、“管理者”、“组织者”，一句话，创造出一批老板。然而，创造一批工人贵族仍然用了四年时间。他的钢铁般的意志是工业发展的客观驱策力的表现。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结果是：第一，斯大林在农村全力“肃清作为一个阶级的富农”，结果是出现了饥荒；第二，城市中出现了百分之一百五十二的劳动流动率；第三，出现了一个被称为“工业技术知识分子”的新阶级。

　　对那些虚夸的成就我们可以不去理会，但不能否认国家确实实现了高速的现代化。（见本章末尾的统计资料摘要）计划之外的事件比计划之中的事件还多。只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这就是经济发展的方向：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相比持久地占据优势。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发展原则，现在恰恰是俄国经济发展的方向。计划者们自豪地夸耀两大生产部门之间达到的关系：

1928 1923
生产资料 44.3 52.3
消费资料 55.7 46.7

　　一个新的统治阶级的社会面貌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1930年，左翼反对派一位领袖克里斯汀·拉科夫斯基作出了如下的描述：“一个非无产阶级的统治阶级，正日益清晰地出现在我们眼前。这个奇异的阶级的动机力量是私有财产的奇异形式，即国家权力”[4]一般来说，它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独特贡献是强制劳动。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的时候，出现了强制劳动营。


二、第二个五年计划


1.强制劳动营


　　到现在为止，俄国经济还是沿着一切资本主义的传统方向运动的。然而，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新的东西出现在我们面前。1933年，国家资本主义的骇人听闻的伴生物——强制劳动营——第一次出现在现代工业社会之中。

　　在这一年的6月，人民劳动委员部被废除，而工会则被整合为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五个星期之后，在1933年8月1日，在“劳动改造法规”这个美丽的名称之下，我们发现了一个“拘留地”名单：“劳改移民队、工厂移民队、农业移民队、群众工作移民队和刑罚移民队”。目的是什么？“组织工厂移民队的目的是灌输劳动习惯。”1934年7月10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建立起来，代替了OGPU（秘密警察）这个机构被赋予了一项附加任务：建立一个“劳改营和劳动聚居点部”。1934年10月27日，人民各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项决议对此做出了补充：“目前由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司法各部管理的所有改造机构，包括监狱、隔离所、改造移民队，以及各种不剥夺自由进行改造工作的管理局，现在移交内务人民各部的主管部门及其相应的地方机构辖制。”[5]

　　司法人民各部不过是秘密警察的一个工具。秘密警察转变为内务人民各部，这样一来，党内清洗、逮捕、流放以及强制灌输“劳动习惯”等等，都被“协调起来了”。[6]一党制国家统治阶级的阴影笼罩着每一个工厂、村庄和学校。甚至连未成年的少年也难逃厄运。“十二岁以上的未成年者”可以适用死刑。

2.斯达汉诺夫速度示范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是以1933年4月28日宣布清党开始的。清党持续了至少两年，清洗后的党变成了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我们已经看到，工会早已被取缔，它们被指控为鼓动工人抵制计划指标。农村的严重饥荒把千百万农民赶入城市，计划者建立了内部护照制度。与此同时，他们指望这个“剩余劳动”大军成为工厂的极低的劳动生产率的补偿。1933年3月16日，重工业人民各部的机关刊物《工业》提醒管理者们，他们现在有了“一张王牌：车间里有比计划所需的更多的工人”。这个提醒一语道破天机。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斗争变得更加激烈了。

　　斯大林1931年口号是：“结束非个性化”，或“给优秀的工作付更好的报酬”。现在这些口号被搁置在一边，因为如果没有计件工资制，这些口号就缺乏动力。马克思曾经宣布，计件工资制是适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好制度。1935年，斯大林对这种制度热烈欢呼，说它是“上天恩赐的礼物”。V.梅兹廖克（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对所谓“上天恩赐的礼物”做了这样的解释：“一个普通的煤矿工人，邓尼茨煤矿的采煤工阿里克赛·斯达汉诺夫，听了斯大林1935年5月4日的讲话（这个讲话的中心思想是对人的关心，它标志着苏联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后，创造了一个新的劳动组织系统来超额生产煤炭。采用他的方法的头一天，在6小时的一个轮班中，采割了102吨煤炭，而原定的标准是7吨。”

　　从5月4日斯大林发表讲话到8月31日斯达汉诺夫创造出他的成绩的四个月时间里，国家不遗余力地利用一切宣传手段来建立这个“奇迹”。新闻界、摄影记者、整个国家的传播系统都立即听到了“上天恩赐的礼物”。但他们听不到的是，使斯达汉诺夫成为速度典范的温室式的条件：第一，斯达汉诺夫以及后来的斯达汉诺夫小组，得到了最好的工具。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毁坏了这些工具，不需要进行赔偿；而一般的生产工人则要对每一件损坏的工具做出赔偿。第二，一个协助工作组承担了全部细节工作，却没有得到任何额外的报酬。第三，更重要的是，这些打破日生产纪录的人，从未重复他们的纪录。他们退休回家，到摇椅上享清福去了。然而，国家却告诉工人群众说，这些“奇迹”要成为“定额”。

　　有了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武器，国家就可以恢复1931年的口号：“结束非个性化”，或者像工业革命时期的资本主义哲学家尤利那样，以更坦率的方式表述：“训练工厂中的不驯服的手”。计件工资制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工作制度。

　　在工人国家的早期，工资差别并不太大，工人的最低工资与最高工资相差三倍。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之后，差别达到了二十倍。

　　然而，如果继续实行配给制，“结束非个性化”和创造巨大的工资差别都将毫无意义，斯达汉诺夫们的钱什么都买不到。所以，配给制被取消了，奢侈品的生产也得到了扩展。

1932年 1936年
手表 65000 558000
留声机 58000 337000
丝绸（百万米） 21.5 51220

　　普通工人仍然吃黑面包，喝白开水。在这样的基础上，按照既定的目标，扩大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扩大消费资料的生产是不可能同时实现的。两者之中必须有一个作出牺牲。在竞争性的“市场”资本主义条件下是这样，在权威主义的“国有化”生产中也同样如此。为了“赶上外部资本主义世界”，必须不断地进行扩张；发达资本主义世界高度的资本有机构成，强迫俄国经济必须实现同样高的技术构成。所有这些都要求在群众消费物品的生产领域作出牺牲。群众消费品的分配不得不与生产发展阶段的现实相适应。这并不是像托洛茨基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资产阶级分配标准”[7]的问题。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解释说，他之所以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是因为作为个人他们必然地是魔鬼，而是因为“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2页]

3.斯大林宪法中关于“无阶级”的知识分子的规定


　　三十年代中期，出现了一种所谓的“苏维埃新人”。这是指行政管理类型的人，与西方世界所谓“穿灰法兰绒制服的人民”极其相似。他们的日常行为表现出他们与工人们是截然不同的。这些“知识分子”绅士，好象是马克思所说的“逐渐转化为一个完整等级结构的劳动过程社会机制的严格的管制权威”[8]的化身，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好像是为他们度身定造的。

　　在这个劳动过程的等级结构中，“知识分子”是为计划服务的。定额应该由另一些人来完成，即由广大人民群众来完成。资本主义价值生产的强制性要求，把他们变成了一切统治者的模型。他们与领导革命的那些人已毫无相似之处，就像拿破仑与无套裤汉毫无相似之处一样。俄国工人知道，工厂领导者的任务并不像计划者们所说的那样，仅仅是“功能性的”。收入上一比二十的巨大差别仅仅是开始。现在统治王朝的“群众”基础，比沙皇的统治基础要广泛。但是，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社会的上层仅占总人口的2.05%。

　　1937年，莫洛托夫吹嘘说，苏联有1751000个“领导岗位”，有“250000个对企业和计划不负个人责任的工程师和建筑师”。到了1939年，莫洛托夫表现出一种只能出自最高阶段（即统治阶级）意识的精确性。在技能和责任的等级结构中的人数特征反映着阶级结构的特征。这种特征在宪法中得以确定，它一方面在工人与农民之间作出区别，另一方面在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作出区别：

工人贵族（单位：千人）[9] 　

拖拉机队长

97.6
农田作业队长549.6
养畜队长103.1
拖拉机手（包括康拜因操作员）803.1
熟练的工业劳动者(包括治金工人、机床操作工、焊接工、模型工)5374.4
合计6927.8
“职员”（单位：千人）
经济学家和统计师822
司法人员（法官和辩护）46
工程师和建筑师（不包括担任领导职务者）250
医师和中级医务人员762
中级技术人员836
农业技术人员96
教师1207
文化与技术工作者（记者、图书馆员、俱乐部主任）495
艺术工作者46
簿计员和会计师等1796
合计6329
“高级知识分子”（单位：千人）
工厂主任和经理1751
农艺师80
科学工作者（包括主管和教授）93
其他（包括军队和知识分子）1550
合计3474

　　这里的数据显示出，大约167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0%以下）被认为是最广义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中最高级的部分，即莫洛托夫所说的“新生产的天才创造者”，经济中真正的主宰者，只有34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2.05%。其余的8%参与分享剩余价值，为统治者唱赞歌。而操纵经济和管理国家、制定政策和计划的工作则留给了统治者。即使不给这个“高级”层次贴上“剥削者”的标签，统治阶级的社会面貌也十分清楚了。

　　现在需要给“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赋予合法性。1936年的斯大林宪法所做的正是这件事。这部宪法完全是前一部宪法的对立物。前一部宪法的措辞带有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性的明显特征：“苏联宪法的基本目标是建立城乡无产阶级和最贫苦农民的专政，这个专政的形式是强大的全俄政权，其目的是保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压迫，废除人剥削人的制度，建立没有阶级差别和没有国家权威的社会主义制度。”

　　而新的“斯大林宪法”则恰恰相反。它一面宣布“社会主义已经不可逆转地建立起来了”，一面竭力加强国家的权威。它把计件工资制确立为占统治地位的制度（“从按照能力分配，变成按照工作分配”）。它以法律的开展保护国家财产和个人财产不受“盗贼和侵吞者”的侵犯。国家这个控制一切的大章鱼不仅不是在消亡，而且首先要吞噬掉革命成果的最后残余，吞噬掉敢于反抗的工人。莫斯科审判将清算革命的“领导核心”。

　　统治的官僚集团发动了一系列置人死地的审判。这类审判自西班牙的宗教审和迫害以来，在历史上已经绝迹。审判中充满着只有专制国家才有的恐怖、残暴和厚颜无耻。首先是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审判；接着是对拉狄克—皮达科夫、布哈林—李科夫的审判；然后是对以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军事集团的秘密审判；最后是对策划了第一批审判的雅哥达的审判。“革命的领导核心”很久以前就已一再宣布投降，他们被隔离、监禁，并且早已丧失了尊严和崇高形象。他们的荒谬绝伦的坦白和自供和自我贬低，使革命的记忆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消失殆尽，并对完成改写历史的工作助益良多。但是，演出这一幕幕戏剧绝不仅是为了“历史”。集权制的国家已经成形。它要甩掉自己身上的包袱。为了确立“新的”生产方法造就的新阶级的地位，它需要流血。而且，历史上最大的诬陷也不仅限于针对革命的领导者。它还向工人们倾泄了全部的怒火。战争结束时发现的群体墓地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证据。[10]千百万人被关入集中营。

　　莫斯科审判是生产关系变化早期展开的反革命运动的顶峰。其实一根绞索就够了，不需要整个的军队。因为在冲突的双方中，只有一方是武装起来的。不管十月革命还剩下了些什么，这场革命被废除了，无产阶级的国家被推翻了。这不仅表现在老布尔什维克被处决（这只是反革命的一种表现），而且表现在生产过程中已为新阶级清出了一块墓地。这块基地是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清理的。然而，只有当这个阶级已经瓜熟蒂落，只有当生产方式本身呼唤它的出卖，为它清理基地才有可能。

　　革命所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早已不能与新的生产方式相容。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会发生血腥的屠杀。俄国工人知道，国家所有制的生产关系要求他们付出更多的汗水，并降低他们的地位。这个国家与工人国家之间没有多少相似之处，就像美国钢铁公司的总经理与一个钢铁工人之间，并不会因为他们都是同一个公司的“雇员”，就有多少共同之处一样。

　　1935—1937年的反革命，是引入计划后发生的过程的顶峰。计划使计划者与工人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工会被整合到国家机器之中，标志着计划者与工人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工程师、生产管理人员、军官，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一起构成了新统治阶级的堡垒。1936年的苏维埃宪法，给这个统治阶级赋予了合法地位，就是说，使它有了合法性。俄国1936年以后的经验，破除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由无产阶级以外的某个阶级来进行也可以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

三、第三个五年计划和战争爆发时计划完成的情况


　　俄国的工业成长率无疑是非常高的。但是俄国人所宣布的数字却很值得怀疑。例如，1932年，农业发生了崩溃，但公布的计划完成率是93.7%。疯狂宰杀牲畜的事件显然是没有计划到的，所以计划者就简单地把这个数字忽略不计，而这个数字比1914—1920年由于革命、内战和饥荒所造成的损失还大！由于没有计划到的事件总是比计划到的事件多，计划者干脆以某一产业的“平均值”来统计。这个平均值往往超过其“103%”的指标，还要加上尚未建成根本不能居住的房屋。对于他们来说，宣布“成就”是再容易不过的了。二加二可以等于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对俄国计算工业增长的方法的批评并没有得到普遍重视，因为俄国似乎是唯一增长的国家，其他国家都无法摆脱长期萧条的阵痛。

　　俄国经济学家们经常提到苏联工业化号称650%的成就，但是，他们从未提出过认真评估每一经济要素的工业生产总值指数，进而得出一个在统计学上站得住脚的产量指数。在正常的经济条件下，提出这种指数已绝非易事，用苏联的统计数据来做就更加困难。为了证明“总路线”的正确，这些统计数字要么被封锁起来，要么被加以篡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选出轻工业、重工业和农业的一些部门，将其物质产出在人口和国民收入的统计数据背景下加以比较，以便得到一个较为可靠的标准。下面是笔者制作的一份提要，用以说明从沙皇时代一直到1940年俄国经济的总体发展过程。其中包括1922年的数字，目的是要显示从反革命之后那一年的崩溃和饥荒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夕这段时期内生产加速增长的步调。所有的数据都来自官方文件的俄文原本。1913年、1922年和1928年的数字来自苏联国民经济发展国家计划委员会：“五年计划”；1932年长1937年的数字来自国家计划委员会：“各项计划的结果”；1940年的数字来自《真理报》1941年2月18—21日发表的俄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
统计资料提要，1913—1940年
项　目单　位1913 1922 192819321937 1940
重工业
电力十亿千瓦小时1.91 51336.4 39.6
煤炭百万吨28.911 35.465.4127.9 164.6
原油百万吨9.35 11.721.330.4 38
生铁百万吨4.2— 3.36.214.5 14.9
钢百万吨4.2— 45.917.7 18.4
金属加工机床千台1.5— 3.818.136.1 53.9*
拖拉机千台00 1.351.680 176
康拜因千台00 01043.9 —
铁路总长千公里5971 7783.484.9 93
货运总量百万吨132.458 156.2267.9517.3 536.6
轻工业
棉布百万米22240.6 274224173447 3491.0*
毛呢百万米9522 96.688.7108.3 114
麻布百万平米21993 165135285.2 272.2
纸张千吨197— 284.5479831.6 834
糖千吨1290211 1340828.22421 2530
皮鞋类百万双6029.6 6084.7164.3 —
农业与畜牧业
总播种面积百万公顷10577.7 112.9134.4135.5 141.2
粮食总产量百万公担801503.1 733.2698.7102.9a —
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每公顷8.57.6 7.9710.4a —
马百万头35.824.1 35.919.616.7 17.5**
牛百万头60.645.8 70.540.757 64.6**
羊百万头121.291.1 146.75281.3 111.6**
猪百万头20.912.1 2611.622.8 32.5**
人口与国民收入
总人口百万139.3133.3 152.3165.7b 170.5**
工人与职员c百万11.2— 11.522.827 30.4
人均收入卢布52— 5695198 —
名义周收入卢布6— 14——— 78.0***
实际每周收入
（与1913年收入的百分比）d		卢布125— ——— 62.4

* 1938年的数字。　** 1939年的数字。
** 1939年的数字。*** 近似值，按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报告计算。　

　　工业生产总产值（百万卢布，按1926—1927年的价格计算），揭示出自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以来生产资料的发展（A组）与消费资料的发展（B组）之间的比例关系：

1928 1932 1937 1940
价值 百分比 价值 百分比 价值 百分比 价值 百分比
A组 7.0 44.3 23.2 52.3 55.2 57.5 83.9 61.0
B组 8.7 55.7 20.3 46.7 40.3 42.5 53.6 39.0

　　我在这里给出俄国经济的统计资料，不是为了介入关于俄国工业化的现象发展和非现象发展的争论。正确评估官方数字也许也重要，但我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11]这份关于俄国工业化的表，主要目的是揭示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之前俄国实施计划的那些年经济运动的方向。从这个表可以明显地看出，俄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即生产资料对生活资料的优先地位、资本的高度有机构成、群众的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等等，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也不能归咎于“战争状况”，而是经济运动规律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这种经济与其他一切资本主义经济一样，依赖于付给工人最低限度的工资，并从他们身上最大限度地榨取。[12]

　　从统计表中可以看出，笔者估计，1940年俄国工人的平均周工资仅为1913年的62.4%。如果我们看看一个俄国工人在占其开支最大部分的食物上花费多少钱，这一点就更清楚了。1926年的一项官方研究提供的资料，显示了莫斯科工人在食物上的平均消费。1930年，俄国停止发表食品指数，但公布了删去推算过程的主要商品价格。美国大使馆搜集了1939—1940年莫斯科国营商店零售价格上升的资料，发表在《劳动评论月刊》1939年11月号、1940年5月号和8月号上。把食品价格与工资加以比照，就可以看到俄国工人生活状况的实际图景。

　　沙皇时代、五年计划之前和之后的食品费用[13]

　　（价格单位：卢布/公斤，牛奶为卢布/升，鸡蛋为卢布/打）

1926年莫斯
科食品消费		 周消 1913 1913 1928 1928 1940 1940
费量 价格 费用 价格 费用 价格 费用
黑面包 2.46 0.07 .1722 0.08 .1968 .85 2.0910
面粉 0.79 0.12 .0948 0.22 .1738 2.90 2.2910
土豆 3.04 0.05 .1520 0.09 .2736 1.20 3.6480
牛肉 0.92 0.46 .4232 0.87 .8004 12.00 11.0400
羊肉 0.17 0.34 .0578. 0.79 .1343 14.00 2.0080
糖 0.45 0.34 .1530 0.62 .2790 3.80 1.7100
牛奶 1.24 0.11 .1364 0.06 .0744 2.10 2.6040
黄油 0.11 1.15 .1265 2.43 .2673 17.50 1.9250
鸡蛋 1.60 0.03 .4080 0.20 .3200 0.85 1.3600
葵花子油 0.12 0.15 . 0180 0.53 .0636 15.65 1.8780
合计 1.3819 2.5832 30.6270

　　以1913年的数字为100，那么1928年的食品物价指数就是187，而1940年竟达到了2248。这三年的周工资是：1913年6卢布，1928年14卢布，1940年83卢布。再用1913年的数字为名义周工资的基数，则1928年的指数为233，1940年的指数为1383。现在我们可以把名义周工资换算为实际食品费用，由此建立实际工资指数，与沙皇时代相比较，则1928年的实际周工资指数为125，1940年的实际周工资指数为62.4%。[14]如果我们考虑到1940年10月食品价格进一步上涨，那么这个数字就只有1913年的55%！尽管这个数字已经低得惊人，已经说明了俄国工人生活水平的恶化，但它仍不能反映出最坏的情况。我们只考虑了1940年的标准价格，并没有考虑自由市场的价格，而工人有时不得不到自由市场上去购买食品，因为有些食品在国营商店是买不到的。一般来说，自由市场的价格要比国营商店的价格商出78%！在俄国据说是没有黑市的，但在官方认可的自由市场上，牛排的售价是每公斤17卢布，而国营商店的价格是10.5卢布！

　　而且，以人均产值来判断，工业发展并没有使俄国摆脱其落后状态。莫洛托夫1937年提出的下列比较数字说明了这一点。
1937年的世界人均产值
单位 苏联 美国 德国 日本
电力 千瓦小时 215 1160 735 421
煤炭 公斤 757 3429 3313 643
生铁 公斤 86 292 234 30
钢 公斤 105 397 291 62
水泥 公斤 32 156 173 60
纸张 公斤 548 42 8
肥皂 公斤 3127 —
糖 公斤 1412 29 17
棉布 平米 1658 — 39
皮鞋 双 12.6 1.1 —

　　因此，在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时，莫洛托夫把人均产值作为关键词：“人们忘记了，从经济上讲，就是说，以全国人均工业产值的观点来看，我们仍然落后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已经在俄国建立起来，但这仅仅是在主要的方面建立起来了。我们仍然有许多事情要做，才能使苏联获得一切必要的东西……，才能使我们的国家不仅在经济上和技术上提升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而且较大地超过它们的水平。”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口号是“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世界”。这个口号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年五年计划中保留下来。俄国工人对待在计划下工作的态度，又成了不可原谅的罪过。莫洛托夫比其他人都更了解，要完成他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完成的工作，他们必须使用22800000个工人，而计划只允许用15700000个工人。他知道，俄国工人低下的劳动生产率，不是他们的落后性的表现，而是他们持续反抗生产条件的表现。

1.危机与清洗


　　有些人认为，支配单一资本家的社会的规律与支配由许多拥有私有财产的个别资本家构成的社会的规律是不同的。这些人的基本错误在于不明白发生在市场上的现象不是内在于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矛盾的原因，而是它们结果。一个单一资本家社会并不拥有无限的市场。我们已经指出，消费品市场的规模严格地受统治者的奢侈品和按价值获得工资的工人的必需品的限制。

　　“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世界”的口号，是世界经济的强制性动机的反映。这个强制性动机就是：谁将统治世界市场？[15]以牺牲消费资料为代价的生产资料增长的秘密就在这里。尽管“国家渴望”所谓的“不断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群众生活水平仍在不断恶化，其原因就在这里。

　　这个单一资本家社会已经建立起一些高度现代化的工厂，华丽的地下铁路和威力强大的氢弹。用赫鲁晓夫的话来说，这些氢弹投到两极的冰雪覆盖层上，可以把整个世界淹没。但是国家始终没有停下来改善俄国工人群众的生活水平。它是不可能这样做的。资本不允许它这样做。正因为如此，经济处在持续的危机之中。

　　周围世界的资本一直在不断地贬值，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资本在不断地贬值。在官僚主义者的书籍里，资本是不会充分地贬值的。然而，产品的实际价值不可能大于世界市场上相应产品的价值。所以当福特牌拖拉机与斯大林格勒牌拖拉机放在一起时，国家不得不降低自己的品牌的价格。1931年的情况就是这样，俄国进口了世界拖拉机产品的90%，而把自己的拖拉机按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

　　更重要的是，不管书上的数字如何，在与工人的关系中，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会显示出他们的真正价值。就是说，如果一部报废的机器不是被销毁，而是继续被用在生产中，那么工人就会遭受更大的苦难，因为生产的管理者仍然要求他们按照由世界市场的时钟设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生产产品。马克思把一切经济范畴都当做社会范畴来分析，其本质就在这里。

　　不管人们把现有的社会秩序称作什么，只要劳动者获得的报酬是维持他生活的最低要求，而从他身上挖取的是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以便在价值规律支配的无规律的市场规律中尽可能地维持生产关系，只要计划是受这样一种必然性支配的，那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存在着。因此，对于斯大林及其后继者来说，指导生产体系避免突然的停滞和危机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些停滞和危机产生于不断调整的必要性，既要调整总资本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要调整它们与世界市场的关系。他们避免了通常类型的商品危机，但是当危机来临的时候，他们表现得更加粗暴，更加具有破坏性。1932年和1937年危机的情况就是如此。1932年的表现形式是农村的全面混乱；1937年的表现形式是公开的莫斯科审判和秘密的军事审判。在两种情况下，计划的工业生产与标准的工业生产都相去天壤。

　　清洗的根源不在于某种精神状态，而在于某种生产状况。[16]这种清洗在俄国从未停止过，而且在这样的王国中将永远不会停止，因为危机永远不会停止。危机不会停止，是因为工人阶级的反抗不会停止。

2.法律底下的劳动


　　以全部国家权力武装起来的党的官僚，开始以一系列新的反劳动的“劳动法规”来进行报复。这些法规的压迫程度在近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940年的法律规定，禁止工人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任何违反工厂纪律的行为，例如迟到十五分钟，都可以施以六个月“改造劳动”的惩罚。所谓改造劳动，就是在工厂内劳动并扣发25%的工资。如果违反了这项法律，工人就会被送进强制劳动营。

　　集权官僚还把报复对象从工人转向青年。少年们被赶出学校，进行六个月至两年的“免费职业培训”。培训结束后，他们要在国家指定的单位进行两到四年的劳动，获得“通常的报酬”。

　　1940年12月6日，《真理报》报道说，在实施这项法律的最初六个月，旷工现象比以前大大增加，在煤矿中情况更为严重。1941年的党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在纳粹进攻之前的几个月召开，此时欧洲的战争已经进行了将近两年）报告指出，“工人不断地旷工，特别是在发工资后的那几天”，而且足有三分之一的工人完不成他们的定额。

　　这项严酷的反劳动法规，纪录了统治官僚对工人反抗的恐惧。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不久，工人的反抗就开始了。在抵抗集权者对生产的压制时，工人们表现出令人惊叹的智慧和忍耐力。在农村，农民也进行了同样的抵抗。

　　千百万关在强制劳动营里的人，是衡量俄国群众对俄国的国家、工厂和农村的统治者们反抗程度的尺子。如果不是反抗如此强烈，对反抗的恐惧就没有理由这么强烈。

四、战争和《资本论》遭到的攻击


　　1939年，希特勒通过他自己的三年计划、“结束失业”的口号、毒气室和集中营，作好了准备要把整个欧洲的资本集中起来。他通过纳粹—苏维埃条约从斯大林那里得到默许，发动了对波兰的战争。两个独裁者瓜分了波兰。1941年，两个独裁者闹翻了。因为斯大林的资本主义野心无法得到满足。后来他加入了同盟国，得到了他从希特勒那里得不到的东西：东部欧洲。1941年6月，纳粹德国发动了对俄国的袭击。俄国的内部对抗是如此强烈，以至希特勒的军队长驱直入，一直打到斯大林格勒。后来俄国人民由于不愿接受外国统治者的蹂躏，决定奋起反抗侵略者。

　　但是，俄国的统治者并没有改变。他们也没有停止通过强制性的“加班”来取消七小时工作制，而把八小时工作制变成了正常工作制。他们的提出的口号是：“不分前方后方。”

　　正是在战争时期，对“生产和更多的生产”的永不满足的欲望失去了一切约束，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官僚们发现了传送带系统。1943年被官方称为“传送带系统年”。装配线技术把原来斯达汉诺夫式的挣断肚子的竞赛转变为“社会主义竞赛”，这就是工厂与工厂的竞争。

　　对于俄国工人来说，他们的“社会主义劳动”与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没有任何差别。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同样是无法回答的，所以，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便全部取消了。[17]在他们发现传送带系统的那一年，理论家们奉命把粗暴的双手伸向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他们下令不许效仿《资本论》的辩证结构，并且宣布在“社会主义国家”价值规律仍然起作用。

　　在此之前，所有的人，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都一致认为，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标志。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直到1943年的文章发表以前，俄国的理论家们一直宣称，在他们的国家，在这个被称为“社会主义大地”的国家，价值规律是不起作用的。现在，他们发现自己自在一个两难的境地：既不肯放弃俄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宣称，又突然承认价值规律在俄国仍然起作用。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然而，对于俄国人来说，这是一个福音，因为俄国的理论终于可以由此而与俄国的现实相符合。我当时一则评论中指出，“这篇文章的观点和方法不是偶然的。它们是关心如何获取‘剩余产品’的‘知识分子’的方法。重要的是，这种‘超越政治经济学教学’的出发点准确地反映了经济现实。苏联进入了‘应用经济学’的时期。这篇文章提出的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的管理公式。它是俄国战后经济的宪章”。

　　这些理论家们以为他们可以对资本主义规律仍在起作用作出解释，可以解决这个尖锐的问题。但是，表面上的理论变化是理论上惊人逆转的最不重要的方面。譬如说，有人提议以后《资本论》的教学不应该从第一章开始，因为第一章在有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著名章节。商品拜物教是一个神秘的东西，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关系就包裹在这个神秘的外衣之下。俄国社会是彻底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商品拜物教好像已经被克服了。在某种意义上它是被克服了。俄国的官僚主义们无需为市场问题烦恼，也不会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为平等交换的观念所困惑。但是，拜物教的另外一个方面，也是马克思所揭示出来的最重要的方面，是机器与人之间关系的扭曲，是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要这样坚决主张商品的形式是幻想的，这不是因为它不真实，而是因为它正确地反映了生产过程中的现实关系。在俄国，拜物教并没有被克服，恰恰相反，计划使拜物教更加完善，并且本身也成了拜物教的俘虏。

　　他们用计划拜物教代替了商品拜物教。然而，他们的计划其实不过是工厂中的现实生产关系的一种伪装而已。他们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再也不可能克服这种拜物教。换句话说，计划远没有给工厂中的生产关系带来光明，相反，国家计划者们在计划中表达了机器对工人的全面统治。因此，事实上国家计划不过是把工人组织起来在机器的统治下进行生产。[18]在要求把理论与现实协调起来，在理论家们那里一回事，而在俄国工人那里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理论家们不过是要寻找恰当的语录。而工人们则清楚地知道，战争结束后，对他们来说，一切都将一如既往。《资本论》的教学将会发生变化。而他们则不得不生产得越来越多。同时，理论上的修正又是为谋求世界霸权向同盟国发出的一个讯号：俄国已经“进入了市场”。

　　在此之前，从未有过如此庞大的国家，如此警戒森严、杀气腾腾、竭尽全力地把工人捆在劳动岗位上，而由领导者进行计划。俄国的集权官僚是工人阶级的死敌，是工人阶级最凶恶、最危险的敌人，因为他们是从无产阶级内部滋生出来的，又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字句装扮起来的。



[1] 列宁对V.P.米柳亭关于单一经济计划的著作的反应具有代表性：“米柳亭写的关于计划的东西全是垃圾。最大的危险是使国家经济计划的问题官僚化。这是一巨大的危险，米柳亭却看不到这一点。我非常担心，尽管你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你也同样没有看到这一点。我们是一些贫困、饥饿、落魄的乞丐。全面的计划，全面的现实计划现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官僚主义的乌托邦。”见列宁给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的信。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52—65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23页。

[4] Bulletin of Opposition.只有俄文版。

[5] J.H.Meizel and E.S.Kozera,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Soviet System,p.202.这两位作者做了很有价值的工作，使美国读者可以通过译文了解各种现实法律。

[6] 比格纽•K.布热津斯基《无休止的清洗》（The Permanent Purge,by Zbigniew K.Breznsky）。这本书集中了大量关于清洗的有价值的事实。但该书的缺点是把所有事件都一概看作“清洗”，从一场论战到1937年大屠杀等等，但莫斯科审判却被看作仅仅是“做戏”。

[7] 列昂•托洛茨基《被出卖的革命》。

[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996页。此处的译文与《全集》有出处。

[9] 这个表显示出1939年俄国的阶级划分。当时的总人口是169519127。表的标题是我加的，但是表中的类别划分则是出自1939年《中央国民经济管理》中公布的官方数据。

[10] 见毕格纽•K•布热津斯基《无休止的清洗》。
　　a 这里使用的不是以往各年度所用的单位，其原因俄罗斯国家心里很清楚，而公众却蒙在鼓里。国家采用了一种所谓“生物学产出”的计量标准。依据这种标准，谷物的产量按照收割前田地里的植株来估算，然后减去10%的损耗。除了共产主义者之外，所有的农业经济学家都认为，这样的估算不能完全反映实际的损耗。有些人认为损耗达20%，有些人甚至认为损耗高达30—40%。但我们这个提要只指出官方的数字。
　　b 1937年的人口普查资料被销毁了，公众无法得到有关的数据。
　　c 俄国的统计数字把工人与职员划入一个范畴；在把工人与职员分别处理时，则把城市工人与农村工人划入一个范畴。此处的数字代表的是城市的工人与职员。
　　d 此系作者的估算，参见后面关于食品费用的表格。

[11] 对这方面的问题有兴趣的人，可以参考胡奇曼的《苏维埃工业生产，1928—1951》（Hudgman , Soviet Industrial Production , 1928—1951）。现在，关于苏联经济的书已汗牛充栋。笔者当初用俄国原始资料分析五年计划时，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12] 詹内特•G•凯普曼做了一项关于“苏联的实际工资，1928—1952年”的新研究。该项研究宣称，实际工资已经降低到1928年的37%。（参见《经济学统计学评论》，Review of Ecomomics and Statisics , 1954年1月号）

[13] 1913年的数字来自普鲁克波维茨《公告》，1—2；1928年的价格摘自《统计手册》（俄文）；1940年初的数字来自《劳动评论月刊》。《国际劳动评论》发表了关于1926年的研究，其中包含着一些量化的研究。

[14] 俄国的资料自然要在“免费社会福利”上大做文章，宣称医疗费用、房租等等已不成问题，因为今天的俄国工人在这些方面拥有“特权”，但这并不能改变食品是工人的最主要开销的事实。

[15] 科林•克拉克教授是最早对俄国统计资料提出批评的人之一。按照他的估计，从1900年到1940年，在经济上取得最快进步的是日本。（见他的《经济进步的条件》，还可参见以下关于日本的研究：熊比得、爱伦、格登和澎罗斯的《日本和满洲的工业化，1930—1940》）；Isoshi Asha的《日本的经济实力》；凯特•米歇尔的《西太平洋经济》，1942。

[16] 我曾经与一位汽车工人讨论过清洗问题。这位工人说：“清洗绝不仅是俄国的问题。在美国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不过没有公开审判这样的好处。这是美国大规模生产的物质。美国工业界最大的清洗是在亨利•福特第三接管福特公司时发生的。他自上而下地进行大扫荡。”
　　“我有两个例子：1.他们在卡车生产中引入了一种新的模式。他们在重新组织生产时遇到了很大困难，卡车的数量和质量都达不到要求。因此他们开始清洗下层领班，结果还是没有改进。于是他们解雇了生产线的负责人，后来又有两个继任者遭到解雇。最后，生产线终于转动起来。2.他们在一个拖拉机生产线上引入了一种新模式，但产量和质量都上不去。他们开始裁减下层领袖，没有效果。他们撤了生产线的负责人，由另一个人代替他，后来又把这个人也撤了。最后终于解决了问题。”
　　“但是，从上到下每一个人都知道，起作用的不是清洗。经过了几个月的试验、失败、再试验，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清洗无论如何是发生了。”

[17] 这一点是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1943年7—8月号上的一篇文章中披露出来的。然而，美国直到1944年才看到这份杂志。当时我把这篇文章翻译成英文，以“苏联的经济学教学”为题发表在1944年3月号的《美国经济评论》上。还可参见1944年10月1日《纽约时报》上威尔•李斯纳的文章。关于马克思主义教学的令人惊愕的逆转，在《在美国经济学评论》上整整争论了一年。对此，我在1945年11月第3号的《美国经济学评论》上以题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肯定？”的反驳文章作出了回答。

[18] 恩格斯早就指出，国有化“并不能消除生产力的资本性质”。他说：“它[指现代国家]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主义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的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0页]，这本书写于《资本论》法文版之后，是经马克思修改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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