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杜纳耶夫斯卡娅 ->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1957）

第十七章 毛泽东的挑战*[1]

易天放 译、陈宗延 校


　　〔说明〕《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中译本漏译的第17章

A．共产主义反革命
B．从 1925-27年革命失败到夺取政权的毛泽东辩证法思想
C．东方专制主义、洗脑——或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强制
D．俄罗斯和中国之间会发生战争吗？ 国家资本主义的不可行性
代结论：两种主观性


A．共产主义反革命


　　“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包治百病。我们要告诉他们，这样的教条比牛粪更没用，牛粪至少还能做肥料。”

　　——毛泽东



　　１）作为战争与革命的“八股文“ [257]


　　中苏关系破裂导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大量的革命的-更革命的-最革命-最最革命的言论，将毛泽东描绘成一个穿着朴素的革命盔甲的“马列主义者”，在全球范围内单枪匹马地反对“修正主义”。 西方的日报并没有破坏这个童话故事的简洁性和连贯性，因为它太急于强调中俄之间的权力裂痕。毛赫之间爆发的语录斗争在1960年被首次公开，毛过分依赖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而赫鲁晓夫则支持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幼稚病》，在某个场合毛泽东评价赫鲁晓夫的语录为“八股文”，在那个過程中，所有的话语都失去了意义。
　　毛泽东的整个历史证明他是一个反对“教条主义”的斗士，而不是反对“修正主义”，尽管共产主义中国发出了雷鸣般的革命声音。毛指责赫鲁晓夫是懦夫，从“害怕核恐吓”转变为“害怕革命”，而赫鲁晓夫对“中国同志”可能加入反动的“核武器贩子和疯子”表示“悲哀”， 这些都不过是为实现强权政治的狭隘目的而伪造的工具。这并不是说意识形态之争对权力斗争没有影响，而是它有其自身的逻辑。但我们不能让两位都自称共产主义的競爭者用实际表现掩盖了他们的阶级本质：他们都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者。国家资本主义改变了这些极权主义政权的形式，而不是内容。公开冲突的推动力来自内部而非外部原因，这绝非偶然。1959年是俄中之间的第一个转折点，这一年不仅是赫鲁晓夫访美之年，他帮助创造了“戴维营精神”；这一年也不仅是中国首次入侵印度领土的一年。这一年是俄罗斯国内和中国国内，尤其是后者的危机之年。这是自然灾害和极权统治者以一次“大跃进”将广袤土地工业化、集体化和“公社化”的非人道运动相结合造成的。6.5亿人[258]没在一夜之间实现任何新的社会秩序，而是面临饥荒和近乎饥荒的状况。反抗的声音来自中国大陆内部，而不是来自外部。然而，语录之战是针对外部的。由于这两个自称共产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权参与了对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新世界的影响力的争夺（在那里，马克思主义的解放理论是自由斗士的两极分化力量），所以这场战斗是用“马列主义”的话语进行的。因为我们的时代不仅是核时代，而且是人类思想斗争的时代，任何与“最邪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的竞争，都要求一个人既要有意识形态上的力量，又要有权力上的“实力地位”。正是在这种语境下，我们必须审视毛泽东的挑战，事实上，正是在这种框架下，毛泽东向赫鲁晓夫提出了领导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的挑战。
　　为了实现自己的世界抱负，毛泽东没有逃避对可能发生的核战争浩劫的责任。中国统治者愤世嫉俗的言论震惊了全人类，他们说，如果发生这样的大屠杀，中国将遭受“最小”的损失。“即使我们中有2亿人被杀，我们还剩下4亿人。”[259]毛泽东嘲笑“核战争恐吓”，称所有害怕核战争的人都是懦夫和“修正主义者”，正如红旗（红旗杂志）所说：“现代修正主义者对核战争恐吓政策感到恐慌。他们从对战争的恐惧发展到对革命的恐惧。[260]
　　然而，这种对革命的颂扬并非是针对中国大陆的，它是针对中国大陆以外的地方的。中国民众最希望看到的莫过于一场反对统治阶级及其领袖毛泽东的革命。曾经一个很短的时期内，人们听到了坚决反对一党制国家的声音，声音响亮而清晰。尽管他们表达的“大鳴大放”（blooning and contending）与毛泽东的讲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致的，但是这种反对很快就被无情地镇压了。
　　如果不了解1956年至1957年的关键时期，就不可能理解中国统治者现在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正如匈牙利革命不仅仅是一场国家革命一样，中国的不满也不局限在其国境线内。这两件事都标志着世界发展以及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阶级关系的历史转折点。
　　1956年，这一年开启了世界争取自由的新纪元。同年2月，赫鲁晓夫呼吁去斯大林化。他希望这能确保遏制革命骚乱。 1956年終于匈牙利革命运动，毫无疑问地，自由战士想要的自由是摆脱共产主义。
　　1957年2月，毛泽东确信他仍然可以安全地扮演仁慈的“太阳”[261]，他应允了“百家争鸣“。中国人的“大鸣大放”暴露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活生生的对立与矛盾，从而使毛泽东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解放理论代表的言论成为谎言。
　　官僚机构令人难以置信的狂热以及对现实和逻辑的盲目，意味着一切都必须适应它们的世界。如果人们不能被“改造”而适应，那么他们只能被摧毁。作为当今最鲜明、最明显的现实，我们面对的是伟大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自我异化了的精神”的抽象哲学发展所作的分析——他称之为“现实与意识的绝对和普遍的颠倒，它们之间是完全疏离的”。[262]
　　从1957年5月8日到6月中旬，发生在中国的短暂的公开争端不仅阐明了中苏争端，也阐明了中俄与美国之间的根本性斗争。战争和革命的生死存亡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尽管言论自由权在中国只是昙花一现，尽管官方消息来源[263]并没有透露争端到什么程度，但真正的自由扫除了这些障碍，也扫除了语言障碍。正如匈牙利自由战士说的语言比马扎尔语更普遍，非洲革命者的斯瓦希里语也为所有人所理解，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感觉与中国人融为了一体。 他们都说着人类的自由语言。来吧，让我们听听反抗的声音。

　　2）反抗的声音


　　林锡陵，21岁：“真正的社会主义是高度民主的，但我们这里的社会主义是不民主的。我称这个社会是从封建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人民日报》6月30日继续报道，“她把它们（我们社会生活中的某些现象）称为阶级制度，说它（即阶级制度）已经进入生活的方方面面…… 她别有用心地说，苏联和中国的社会生产力都很低，这两个国家还没有消除阶级差异…… 此外，她引用了恩格斯关于一个国家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是消灭阶级的格言，得出了今天的中国和苏俄不是社会主义的结论。她大声疾呼要求寻找“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并主张用爆炸性的措施改革现有的社会制度。"
　　张伯生，沈阳师范学院共青团宣传部部长：“各种重大问题都由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总理和党中央秘书长级别以上的六人决定。六亿人的命运由这六人手中的笔决定，他们怎么知道实际的情况呢？他们最多只能视察黄河、畅游扬子江。”（沈阳日报，6月11日）。
　　“自去年以来，全省工人已卷入十三起罢工和闹事事件。” （新华社，广东，5月14日电）
　　工会被称为“官僚喉舌”，“工会之所以被搁置，是因为他们关心的是生产，而不是工人的福利……这就是为什么广州、长沙、武汉、新乡和石家庄的一些工人将他们的工会称为政府领导的“控制工人部”、“官僚喉舌”和“行政尾巴”等等…… 这难道不是工会的“危机”吗？工会脱离群众都到这种程度了？ （发表于李峰的《8000里匆匆观》一文，《人民日报》5月9日）。
　　柯培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讲师，他写道：“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好吃好喝地欢迎他们，他们被老百姓视为一股仁爱的力量。可今天老百姓疏远共产党，好像共产党员们是天神和恶魔…… 党员们的行为像便衣警察，他们监视着群众的一举一动。党员们不应受到谴责，因为党组织指示他们收集情报…… 群众可能会打倒你，杀死共产党人，推翻你。 共产党的垮台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垮台，这不能说是不爱国的，因为共产党人不再为人民服务了……（《人民日报》5月31日报道）。
　　黄晨露，沈阳师范学院校报编辑：“共产党有1200万党员，不到总人口的2%。而6亿人将成为这2%的人的顺从臣民。这是什么原则！”（沈阳日报6月11日报道）。
　　苏佩英，中国民主同盟会会员、天津市民用建筑设计院工程师：“共产党刚进天津时，他们说这是一场革命，不是以前的那种朝代更替。而我现在的看法是，革命比朝代更迭更糟糕，生活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令人心碎。”（新华社6月9日报道）。
　　龙云，国民党革命委员会（KMTRC-Kuomintang Revolutionary Committee）副主席龙云。[26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向其盟国发放贷款和租约。后来，有些盟友国拒绝偿还贷款，美国也就免除了一些还款。我们需要十年多的时间来偿还苏联给我们的贷款。此外，我们还必须支付利息。中国为社会主义而战，但结果呢。“ （摘自《龙云荒诞谈》，新华社6月18日报道）。
　　黄泰，新华社记者，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说：“旧的统治阶级被推翻了，但新的统治阶级又崛起了。这种演变将导致与台湾的统一。”新华社北京8月17日电继续报道：“匈牙利事件爆发后，黄泰不赞成苏联派军队帮助匈牙利镇压其反革命叛乱…… 他诽谤人民新闻事业是‘愚民政策’。他到处恶意攻击新华社的领导干部。”
　　新华社，广东，5月14日报道：“共产党广东省委勇敢彻底地揭露了当前广东工作中发现的矛盾……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主要表现干部对群众施行强制指挥，干部们违法乱纪；干部们不公开账目导致不少合作社干部贪污腐败；合作社干部不参加体力劳动，工资补贴过高。这一切都引起群众不满…… 从去年冬天开始，该省共有117,916户家庭在不同时间退出合作社。目前，已有102,149户家庭又重新加入。"
　　突然，在公开论坛开始六周后，共产党统治者突然叫停了“百花齐放”运动。人们认为，他们发现的不是100朵花，而是1000棵杂草，“当然，”必须要斩草除根。通往这六周的道路是曲折的。毛泽东的原版演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早在1956年5月就已经发表，这个演讲最初只面向知识分子，从未公开发表过。然而，有限的自由似乎扩大化了。中国面临着学生罢课、工人罢工。与此同时，匈牙利的“解冻”已经发展成一场全面的革命。毛仍然认为，他可以通过将有限的自由纳入一党统治的虎钳中用来限制中国的解冻。于是，（1957年2月27日）他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演讲，他重新定义了何谓“矛盾”（毛泽东最喜欢的论点），这个定义使矛盾和自由失去了所有意义。更进一步，他将什么是“人民”重新定义，有时候是“人民”，而有时候是“敌人”。毛泽东对允许的矛盾加入了太多限制，以至于“大鳴大放”的意义被转移了。即使这样，他还觉得有必要在他的演讲稿中加入更多的“补充内容”，以至于当文稿在1957年6月18日最终发表时，“正确处理矛盾”很快就变成了对“右派”的无情追捕，言论自由的权利突然间无情地终结了。
　　无论是否采取了公然处决的形式，例如汉阳的三名学生领袖在1万人惊恐的目光前被绞死；无论是下放“右派和知识分子”去农村干活，或是进监狱服刑，典型的极权主义国家对反对派的镇压让人们时时感到震惊。面对方方面面的反对，毛泽东非但没有退缩，反而很快拿出了一个真正的头脑风暴，名为“人民公社”。

　　3）“人民公社”


　　第一个“模范公社”于1958年4月成立，名为“人造卫星”。这个名字不是偶然选择的。1957年10月，俄罗斯发射了人造卫星，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对此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前者知道俄罗斯对美国的“优势”并不是“完全的”。他也知道，粉碎匈牙利革命、 将整个东欧重新置于俄罗斯完全控制之下的代价。与此同时，向东欧提供的10亿美元[265]短期信贷阻止了对中国的大规模援助，就像之前曾对中国援助过的那样。最重要的是，匈牙利革命风起云涌，不仅破坏了匈牙利的国家计划，也破坏了俄罗斯的五年计划，以上这些想法被抛弃后，赫鲁晓夫开始考虑在长期贷款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一些实质性的贸易。因此，执政的共产党在1957年11月发表的宣言绝不局限于驱除“修正主义”。它还重申了“和平共处”的方针。
　　当时在场的毛泽东则不这么认为。他认为，人造卫星使世界力量平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至于共产主义范围内现在可以进行小规模战争、“正义战争”和各种嘲弄美帝国主义的冒险。虽然他签署了“一致声明”，但他决定做出一个非常戏剧性的改变，不仅是与美国的面对面对抗，而且是一条试图赶超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戏剧性捷径。毛泽东的这种幻觉是由农业丰收和虚荣心造成的，他相信，通过劳动军事化超越科学。
　　毛泽东的“人民公社”远远超过了斯大林的格言“将库拉克人作为一个阶级清算“，在这些“公社”中的所有农民——中国6.5亿人口中不少于5亿是农民——将被赶进兵营式的住所，在那里他们将按照“军事化”管理而劳作，从日出开始干到日落。晚饭后，他们要么参加会议，要么在田间工作，要么在建筑工地工作，要么在钢铁“工厂”工作，或者在任何他们可能被命令工作的地方工作。进而，毛泽东还计划在城市里组织“公社”。这种劳动的全面兵团化和军事化被称为“群众动员”或“群众路线”。毛泽东说，这将释放出无比巨大的生产力，能在十年内完成俄罗斯用四十年才能完成的事情。此外，奇迹将持续前进，我们可以“不间断地”迈向共产主义。
　　极权国家如此着急，以致于在八个月的时间里，将原来在74万个农業生產者合作社中的1.2亿农户（每个合作社有160个家庭）赶到了24,000个“人民公社”中，每个“人民公社”平均不少于5000个家庭。据称，这“解放”了数千万妇女的家务劳动。因此，她们必须全职与她們的男人們一起工作；孩子们都從她們身邊被送到托儿所；老人们都被送到“老年人幸福之家”。人们在公共食堂里一日三餐，因为这样，从家务活中“解放”出来的妇女必须为大约8,000個家庭做饭而不是一个家庭。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议称，“人民公社是在其活动范围内的工业、农业、商业、教育和军事事务的结合体。”[266]
　　有人自命不凡地声称，这些农场正在生产钢铁。事实上，只是生产了低品位的生铁，生铁里混杂了大量的炉渣，对钢厂毫无用处，生产成本就是运输大块矿石到农场的土窑炉里。最终，北京自己不得不承认， 1958年一年，至少有308万吨“国产生铁”不得不报废，因为不适合工业用途。“群众路线”所释放出来的不是巨大的生产力，而是背痛，以及悲惨的军事化劳作和生活条件。混乱、无组织、无法忍受的生活条件、不人道的关系和单纯的疲惫，甚至迫使极权官僚机构停下脚步，仁慈地宣称工作“十到十二个小时就足够了”；所以广播体操和会议不应该占用人们的工作外剩余时间，因为“人们应该睡八个小时”。这個決定坚持承认人身自由。因此一个新的格言：“社员被要求过集体化的生活。每人每天必须工作十小时，思想学习两小时。他们有权每十天休息一天……中共中央委员会规定，所有社员在每天十小时的劳动和两小时的思想学习之外，可以自由地使用剩余的时间，夫妻可以有自己的房间；允许社员在自己的宿舍泡茶做茶点；妇女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做鞋子和缝补衣服……公社社员热情地欢迎中共给予她们的小小的人身自由。“ （摘自新华社1958年11月20日的一篇报道）。
　　虽然公社从未发展成为工业中的整体生产形式，但据声称工业“早早提前”达到了生产目标，因此可以叫停。人们再次认识到，虽然工业是“领导者”，但农业仍然是“基础”。如果衡量进步的标准不是人们的生活，而是工业的发展，那么毫无疑问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灌溉工程是用强制劳动建造的，工业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另一个亚洲国家——印度。
　　无论1958年制定的宏伟目标对欠发達国家有多大吸引力，如果轻信的人认为像指揮士兵那样指揮群众，让他们没完没了地工作，就能在一夜之间实现工业化，如果愤世嫉俗的人未能从缺乏性生活和爱情，渴望公共食堂和工作的“公社生活”中退缩，那么，目前的饥荒状况迫使人们将重新考虑。让我们看看数据：[267]

　1958年产出数据1958年产出数据
　首次公布修正后公布
钢铁（百万公吨）11.088.00
粮食（百万公吨）375.00250.00
棉花（百万公吨）3.322.1

　　目前没有公布有关农业的统计数据。[268]然而，众所周知，虽然保留了“公社”二字，但实际上却是生产大队成为了经营单位，而不是公社。生产大队包括200到300户人家，相当于农业生產者合作社或一个大村庄的规模；小生产大队只有40户人家。再次，大生产队拥有所有权，小生产队拥有劳动力、土地、牲畜和农具的使用权。
　　“新”的工作方法是遵循俄罗斯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路线，而不是“大跃进”规划的轉折路线。把责任归咎到那些不理解的人身上，因為有一些人“利用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和基层工作的不足进行破坏性活动”，因此需要进行新的整顿運動。
　　口号是：“改造那些粗糙而不关心细节的同志、往往对完备条件一无所知但又指挥生产的同志”。“新”原则发出的全是血汗的按件计酬的声音，因此有了：“公平交易，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之原則”。[269]
　　但是，我们不能认为，认识到需要加强技术建设，或需要集中精力从事农业生产，或需要“专家”和“降低生产成本”，意味着放弃中国共产党的“三面旗帜”，即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针对亚非世界的说法是，欠发达地区有可能不间断地从工业化走向“共产主义”，而且“群众路线”可以達成比先进科学更大的奇迹。
　　赫鲁晓夫不必等待两年，就可以从公布的关于“大跃进”成就的修订数字中知道，在一个既没有先进工业技术基础也没有先进农业基础的国家，所谓工业和农业同时发展是多么荒谬。他也不欣赏毛泽东试图将幻想转化为“理论”，以证明中国道路是优于俄罗斯更漫長的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的。然而，斷裂点不是在“公社”问题上，而是在毛泽东试图告诉他如何反美帝斗争时出现的。他不顾毛泽东的反对，执意于1959年9月15日抵达美国与艾森豪威尔会面。在1960年5月U-2间谍机事件之前，苏美峰会的“戴维营精神”一直被双方遵守。诚然，这些都是处于对强权政治的考虑，而不是任何理论上的差异，也是莫斯科和北京对战争和革命有不同解释的基本原因。然而，迫使人们做出不同解释的客观力量并没有因为指向明显的强权政治而耗尽。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理论”和他们的强权政治一样有客观依据。因此，有必要追踪这些发生的本源。

B．从 1925-27年革命失败到夺取政权的毛泽东辩证法思想


“……傲慢取代了反抗。”——黑格尔


　　不同的条件产生不同的思维方式。长达22年的权力斗争——从 1925-27年中国革命的失败到1949 年毛泽东在中国大陆全面掌权——决定了“毛泽东思想”的辩证法是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一系列基本修正的必然结果，这种修正彻底将马克思主义转变为它的对立面——极权共产主义的一党制单一党国权力。在这个方面，而不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做出了两个独创性的贡献：（1）军队在国家权力内外的作用； （2）“思想改造”，即洗脑，作为他的“四阶级政治”（译者注：four-class politics，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城市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与工农结成四阶级联盟的政策，也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政策——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的天然附属品，平等地适用于所有阶级。这些是毛泽东所有行动和著作的基本前提，包括官方引用的两篇文章，以证明“作为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 《实践论》和《矛盾论》。我们绝不能忘记，转化为对立面（译者注：异化）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它有著客观依据。但是，要想从源头上把握意识形态，我们不能从毛泽东在 1949 年夺取政权开始，更不用说从 1958 年的中苏分裂开始。真正的開端是1925年至1927年革命的失败。事实上，毛泽东自己就是从1925年至1927年的革命失败算起，因為正如他所说，“革命战争”就是从那时开始的。鉴于此，我们愿意遵循毛泽东的追溯方法，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从根基上的破坏也正是从那时开始的。

　　1）大革命失败


　　1925年至1927年中国革命的失败意味着农民和无产阶级的失败。然而，雖然无产阶级在蒋介石的权力（比如国家和军队、监狱和警察）集中的城市里，以任何方式都逃脱不了蒋介石的反革命围剿，但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有可能在山区、乡村找到些许逃脱的机会。
　　在逃离蒋介石没完没了的“围剿运动”的早期，毛泽东肯定已经决定军阀主义不是中国生活的偶然特征，而“群众力量”也应该与军队相协调。游击战，而不是农民革命，很快就成了一种理论。“红”军，而不是贫农，成了新的包罗万象的现实——政治的、军事的、哲学的、经济的。以武力武装起来的党，在接管某个地区、并推动农村改革時取得了农民的拥护。不過不管它是否得到广泛的支持，对一个地区的军事控制意味着它赋予了党对农民的国家权力。这是最本质的因素。理论可以再等等。
　　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没有把他关于自发的农民起义和组织的唯一一篇独创而感人的文章——《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调查报告》，1927年2月——变成关于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的理论[270]。毛泽东不反对斯大林的“四类集团”（The Bloc of Four Classes）政策，这个政策对革命的失败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尽管在报道农民的实际革命行动时表现出革命热情，但毛泽东的报告将社会矛盾描述为“好仕绅”与“坏仕绅”、“贪官“与“老实官”之间的矛盾，他说的是“新的民主秩序”，而不是社会革命和新的无阶级社会。
　　自西元前（基督诞生）以来，农民起义一直是整个中国历史的特征，当然，1925年至1927年革命也带有深刻的农民起义特征。但毛泽东的“红军”是在包括湖南农民在内的革命失败后产生的，它不是从任何大规模的自发农民运动中产生的。恰恰相反，“红军没有群众的支持。在许多地方，它甚至像土匪团伙一样受到围剿。”[271]当被问到他的军队是否包括一些流氓无产阶级，甚至是土匪头目时，毛泽东的回答很有特点，也很实际：他们是优秀的战士。军队保持紀律，在行動中。到了蒋第四次的围剿时，军队完成了历史性的军事壮举，从1934年10月开始的惊人的长征，红军走入了辽阔的中国，行程6,000多英里.
　　然而，关于这一常被提及的军事功绩（我撇开朱德的决定性作用不谈，因为它不会改变毛主义的特征），人们常常会忘记的是，长征也意味着结束；占领村庄；以任何方式获取食品供应；以及当它建立起所谓的“苏维埃共和国”时建立权力的最终方法。所谓的苏区总是与红军的行动范围相吻合，包括中国共产党由上而下建立“苏維埃”。有一件事是明确的、无可争辩的，而且是绝对嶄新的：以前，从来没有一位马克思主义领导人在没有群众运动的地方建立了一支军队，并称其占据的领地为“苏维埃共和国”。
　　对安全的追求，对生存的需求，保护自身的冲动，将被提升为“革命理论”。不仅如此，生存的方方面面都被如此轉变。例如，在毛泽东生涯早期，对对手残酷无情，对革命对手比对蒋介石更残酷无情。因此，试图以城市无产阶级和一些革命马克思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李立三必须被摧毁。因此，毛泽东清算了江西苏维埃政权，后者在1930年试图立足于南昌。正如他自己对埃德加·斯诺所说，叛军“被解除武装并被清算”[272]。这样，毛泽东完成了反革命的蒋介石在1927年革命失败后所取得的成就——党与工人阶级的实质性分离。

　　1936年，当他再次“清算”反对他的“农民苏维埃”的张国焘[273]时，他重复了这一点。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与蒋介石建立新的统一战线后，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当时他反对主张“第三条战线”或“列宁阵线”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事实上，他把这些人称为“主要敌人”，这意味着打击他们比打击蒋介石或日本更重要。
　　毛在执政前后在行动和理论上都表现出与“教条主义”的斗争。在毛泽东不得不与赫鲁晓夫在共产主义世界内争夺权力并突然发现有必要表现出“正统”之前，我们不会发现他有任何与“修正主义者”斗争的迹象。正统的伪装严格限制在中国以外的世界。由于中国外的具体情况证明了这种正统观念是谎言，所以重点是毛泽东的“原創贡献”。它们真的是原创的。事实上，它们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关系，正如在权力道路上一遍又一遍地看到的那样。他对城市的包抄与他对工人的呼吁是一回事，不是反抗，而是继续生产，并在他“占领城市”期间继续工作。
　　毛泽东的“正统”有着更多的“独创性”，因为他觉得有必要将自己的权力之路转变为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理论，尤其是适用于欠发达国家的普遍理论。因此，最近1960年红旗（红旗）第 20-21 期一篇题为《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基本经验的总结》的文章，一而再、再而三地大肆宣扬，通往权力的道路是建立“农村小革命根据地”，从“少”到“多”，直至“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
　　再次重申：“毛泽东同志认为，首先，应该牢牢把握、不断扩大和发展最初的面积小、数量少的根据地，这样才有可能‘更加接近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目标’”。
　　毛泽东强调农民的作用，並不是反對城市工人的作用，以赋予农民在革命中的特殊地位。相反，他诋毁了中国早期的苏维埃农民，他曾是他們的领导人，但还不是无可争议的领导人。他是这样分析那一时期的：“我们决不能允许我们党在1931年至1934年期间对中小资产阶级采取的极左的错误路线重演（鼓吹不经济的高劳动条件的标准；过高的所得税率；……所谓“劳动者福利”的短视、片面的看法，而不是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考虑到公共和私人利益以及劳资双方的利益為我們的目標）”。[274]
　　1936年12月，在蒋介石自己的国民党下属在西安绑架了蒋之后，毛泽东通过确保蒋介石获释而启动了他的新政策。然后，毛泽东让蒋介石重新担任联合军司令。这就是它的意思：
　　“我们的政策是依靠贫农，与中农保持稳定的联盟，以摧毁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和半封建剥削制度。土地，即地主和富农所得到的土产，不能超过广大农民所得。但是，1931年至1934年实行的极左错误政策，即所谓“地主不分地，富农分贫地” 的政策，也不应该重蹈覆辙。有必要留意中农的意见…… 如果他们不同意，应向他们作出让步”。[275]
　　再一次：“我们已经作出决定，不没收富农的土地……我们不没收大小商人和资本家的财产和工厂。我们保护他们的企业……资本家和工人的共同利益都建立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各党派和各团体应该毫无敌意地对待我们，并牢记抗日救国的目标。此后，我们将不考虑在其他问题上的任何意见分歧”。[276]
　　一句话，毛泽东“支持”贫农，革命农民，就像一根绳子支持着一个上吊的人。直到废除了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土地法》（该法规定无偿没收所有中农以上地主的土地。），且直到無產階級領導权徹底解體之后，毛泽东才最终（1937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无可争议的领导人。
　　当他想与城市工人作战时，他“支持”农民的。他反对反对他的地主时，他“支持”贫农。当他需要地主作为“国家的一部分”来反对日本时，他承诺他们的权利，甚至在这一时期帮他们收租！他真正支持的唯一农民是农民军队。在世界上所有掌权的共产主义中，只有中国人把军队和党列为两种权力工具。既然要把毛泽东确立为“当代最伟大、最杰出的革命领袖、政治家和马列主义理论家”，首先要把他确立为撰写《实践论》[277]和《矛盾论》[278]的“哲学家”，那么我们就要转向探讨哲学家这个方面。

　　2）延安时期的“哲学”：毛歪曲列宁


　　“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分子……
　　我们反对‘左派’的空谈。”

　　——毛泽东。



　　从第一个“苏维埃”时期（1928-34年）到第二个（延安时期，1935-1945年）的剧变自然受到了许多共产党人的质疑。当他的“红军”中的一些人将与蒋的正规军的合并称为“反革命”时，毛回答说他们是“教条主义者”。这种政治斗争是毛泽东所谓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创贡献时期的基础。
　　此后，客观研究对《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写作日期（1937年）产生了相当大的怀疑；这两篇论文直到1950-52年才出版[279]。尽管如此，我们愿意接受它们写作的官方日期，因为不管是从客观上、还是主观上讲，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它们都是非常毛主义的，因此，毛泽东可能会将这些日期追溯到过去，使其显得有先见之明，或者重新编写以适应其当前风格，这些并不重要。关键是，为了兜售阶级合作政策，毛泽东显然认为正面打击“教条主义”是不够的。他选择了“哲学散文”的形式。这些都充满了空洞的抽象以至于很难发现他的主题或目的。
　　毛在《实践论》中写道：“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人的知识与实践是分不开的。”如果知识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与实践分离，他最好告诉我们他在说的什么是实践。但是，不，毛急于使这种将理论化約为“实践性”的做法似乎是基于列宁的《哲学笔记》的权威性。毛引用列宁的话，“实践大于认知（理论知识）”。然而，他没有告诉我们，列宁只是在重申黑格尔对实践理念与理论理念之间关系的分析，然后二者才统一起来，正如列宁所说，“正是在知识论中”。

　　列宁在毛泽东引用一句话的那一节中断言：“别名：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而不是将理论化約为“实践性”。由于这句话是在毛泽东引用的那句話之前，因此，即使是像毛泽东这样的儒家也不可能完全误解它的含义，当然，除非他有意曲解列宁。无论如何，智者毛泽东所创造的世界是为了迫使人们服从与蒋介石建立的新的统一战线，这是一个如此低劣的目的，以至于人们不愿将这一文字尊为“哲学”。
　　只有因为这个国家资本主义暴君统治着6.5亿多人的灵魂，人们才不得不尝试分析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贡献”。
　　显然，毛泽东未能说服听众或读者（我们不知道是哪些听众或读者），因为他很快又发表了另一篇“哲学论文”，再次针对“教条主义者”，这次被称为“矛盾论”。据称这篇文章是1937年8月在延安抗日军政学院发表的。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使用了一些“实际”的例子。这至少有一个优点：它确切地表明了他必须改写自己以前的统治时期以便“平衡” “教条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和国民党所犯的错误。事实证明，只有在1927年之后（我的强调-R.D.），国民党才从1925年统一战线的“革命蓬勃”时期转向相反的方向。中国革命的失败現在被归咎于“陈独秀”，也就是托派革命领袖陈独秀！甚至“苏维埃中国”（现在仅称为“革命根据地”）的丧失也不是归咎于蒋的灭绝运动所为，而是归咎于“冒险主义的错误”。
　　“自1935年以来”，毛泽东在大量吹捧“矛盾”的哲学含义的自命不凡的空談中继续自夸，“它（共产党）纠正了这些错误，领导了新的抗日统一战线”。由此可见，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之后，它（国民党）再次转向”，显然是在“正确的革命方向”，因为他们再次站在统一战线上。在《矛盾论》中，这位蛊惑人心的阶级通敌者善意地说：“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
　　儒家思想渗透到了毛的骨子里，以至于令人怀疑的是，他是否真正意识到他正在完全歪曲黑格尔-马克思的矛盾发展理论。1915年，列宁第一次深刻地看到了这一点，当他重新阅读和评论黑格尔的逻辑学时，这种通过矛盾、转化到对立面的发展规律，帮助列宁找到了已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崩溃的根源。另一方面，毛泽东对于不断发展的对立、矛盾和对抗视而不见，在矛盾概念上创造了一种“真正独创的”划分，他称之为“矛盾的主要方面”。 “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之间的这种划分，使毛泽东可以像以前对历史所做的那样，对哲学进行全方位的重新表述。由此可见，在一定条件下，”即使是主要矛盾也暂时处于次要或从属地位”，由于“发展不平衡”和“相互转化”，经济基础变得“从属”，而“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東西了”。为了弥补这种平淡的主观主义，毛继续告诉他的读者，共产党人“当然”仍然是唯物主义者，因为“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看到“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大杂烩说就是康德所说的“宇宙证明”，它是“一个无思想矛盾的完美巢穴”。
　　一位最近去中国的旅行者引用了一位来自陕西的当地党委书记的话：“通过理论学习，我清楚地了解了不断革命和阶段性革命的原则，并将其具体应用到养猪中”。[280]地方党委书记的说法毫无意义，只是“领袖”将理论化約为“实践”的逻辑结论，迫使中国人遵循他的格言，即“教条不如牛粪”。
　　然而，在此之前，我们厌恶地逃离被称为“哲学”的庸俗，并急于摒弃极权主义中国亲切地称之为“毛泽东思想”的东西，让我们记住他目前的权力。我们还要记住，当毛泽东让中国共产党接受与蒋介石的新统一战线，并提出了他的“三分之三”原则，即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三分之一的国民党和三分之一的无党派人士构成共产主义地区的政府时，对日斗争更加激烈。这一时期，来访的外国记者对他的“激动人心的文化演讲”印象深刻，他们的文化水平比毛的同伙都高，他们厌倦了国民党的腐败、抗日不力，共产党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仅在抗日斗争中，而且在“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中，即在偏远地区的农民中建立学校，并进行农业改革。还有一些人，包括许多资产阶级和地主，被温和的农业计划所吸引，因此，许多反共分子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人仅仅是“土地改革者”。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毫无贡献，而且还從马克思主义哲學的阶级内容中剥夺了其政治。但他确实开辟了一条独创的夺取权力之路。正是这一点，我们必须从另一个方面重新审视，他称之为“三大法宝”。

　　3）“三大法宝”


　　斯大林将工人国家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被解释为“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只要俄罗斯不受到外部攻击，这一点就可以实现。为了确保这一点，斯大林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转变为俄罗斯国防的前哨阵地。他没有给他们分配独立的阶级角色。就中国而言，它导致了“四个阶级集团”的形成，这实际上使中国共产党服从于帮助打败了1925-1927年革命的国民党。“四个阶级集团”更名为“统一战线”的政策，成为毛泽东在权力斗争中和实现权力后的思想和行动的经纬线。
　　斯大林对外所用的被毛泽东用在了中国国内。毛泽东是一位实证主义者。他在各个阶级中都能看到“积极的”因素，这无疑是“神奇的”。这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上对他有利；当他做到这一点时，他开始清算“官僚资本家”，而不是资产阶级；“坏乡绅”而不是地主阶级。他觉得自己可以在精神上“改造”资本家和地主。这就是他的“整风运动”不同于斯大林的清洗的地方：他对阶级分裂的现状视而不见，以至于他相信世间有“一个和谐的世界”，在这个和谐世界中，所有的矛盾当然“相辅相成”。
　　红旗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281]——《统一战线—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法宝》——更清楚地说明了统一战线是“矛盾”这一降级概念的实际“哲学”。诚然，这是毛泽东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屡试不爽的“法宝”，无论是在掌权與否之时。由于毛泽东在1937年将其作为存在和思想的起点，最近《中共中央双周报》的一篇文章将其存在延续到了今天。这是毛泽东巩固中国大陆政权后的“法宝”，也是在1952年毛泽东开始了他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法宝”。它一直持续到后来的“五反”运动中，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这一时期，他试图摆脱在抗日战争中支持过他的私人资本家和地主，并在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上奠定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基础。
　　然后，他不得不加强反对无产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运动，而他们却仍然认为这意味着走向社会主义。“1957-1958年整风运动”与1937年（译者注：统一战线）是同一个“哲学”旗帜下发起的，这并非偶然，只是这次“关于矛盾”的运动扩展到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运动。同时，一党专政的虎钳夹在“百家争鸣”上。
　　毛勉强稱得上是一位長年的数学家，“早在1939年，根据党在18年间的丰富历史经验”，他把单一法宝扩大为“三大法宝”[282]，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
　　由于他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者，这位“四阶级集团”的领导人除了拥有“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之外，还拥有国家权力，他记得他应该代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统治。对于一个掌握“法宝”的人来说，这一义务不会带来任何问题。毛泽东说，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确实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发挥作用。怎样发挥作用的呢？对于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共产党主席来说，这一切就像跳出一个铁环一样简单：无产阶级是“通过共产党”生活的。毛泽东在总结“三大法宝”并将其化約为一个无所不在的法宝时，确实很容易做到：“总结我们的经验并将其集中到一点上，那就是：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专政”。[283]
　　一个准备大跃进，直接走向“共产主义”的人，不用说，也不能停留在这个“工农联盟”上，然后才跳入“大同世界”：“资产阶级民主已经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资产阶级共和国已经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使得通过人民共和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废除阶级，进入一个和谐大同的世界成为可能”。[284]

C．东方专制主义、洗脑——或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强制


　　与来自中国共产党的赞美诗相反，学者们再次对毛恢复了东方专制的称谓。[285] 这一论点甚至影响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对毛泽东的中国进行了独创性的研究，正确地将其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社会。[286] 毛泽东有太多的军阀主义思维；如此坚实的中国民族主义基础是他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毛泽东思想”被儒家思想浸透得如此透彻——而他所建立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是如此的暴政——太容易得出“东方专制主义”这样一个看似合乎逻辑的结论了。从中国社会、家庭生活、工业、統治的意识形态以及农业的全面改革来看，没有什么能偏离“东方专制主义“这个推论。
　　无论是中国经济发展还是中苏争端，都没有通过回溯任何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的持续发展而得到充分说明。与此同时，毛的中国也在与印度争夺亚非和拉美世界的影响力，这一事实迫使人们重新审视当今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经济。

　　１）农业方面


　　毛泽东的胜利并非植根于某种以静态农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不变的东方专制主义。恰恰相反。毛泽东统治的十年间，中国的农业格局发生了如此多的变化，就好像根本没有“平衡点”。然而，事实是，正是国家资本主义结构作为基础，使它在危机时期没有崩溃，并且是从第一次土地改革、到获得权力、直到“人民公社”的基礎。
　　因此，从 1950 年到 1953 年的土地再分配，只剩下了300万农民不受影响。如果说这是把土地还给农民的话，那将是对这些永远被背叛的贫农犯下的最大骗局。重新分配使人均土地持有量低于2亩（1/6英亩等于1亩）。重新分配确实消除了2,000万土地所有者；估计至少有500万人被杀。剥削阶级中的上层资本家和地主显然没有五百万之多。毛清除中国革命反对派和“反革命分子”的模式一直是把所有反对派都称为“官僚资本家”或“富裕地主”或“右派”。这对他有利，因为它允许数十万人被判处强迫劳动并被派去修路和修建灌溉工程。[287]与此同时，清算了足够多的“坏乡绅”和资本家，以确保曾在他们帮助下上台的共产党拥有充分的国家权力。并使其能够压制已被授予2亩地但无法藉此维持生计的农民。
　　然而，合作社的第一阶段进展缓慢，农民則被鼓励组建互助小组和小型合作社。到1955年，这一速度已经加快到了这样一个程度，不少于96%的农户是合作社组织的。允许农民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允许私有财产，他们可以自己耕种10%的土地。正是在这一时期，产量实现了高增长，五谷丰登为毛泽东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头脑风暴奠定了基础。
　　我们知道的不是“大跃进”，而是上面所述的1958年幻觉的结果。然而，忽视中国极权统治者所称的“不间断革命”对非工业化世界的影响是错误的，这是一场“不间断的革命”，而且，不靠高科技，仅仅通过运用“群众路线”就可以实现。
　　正如红旗最近所说[288]：“在用机械装备农业之前，就有可能发展农业和生产力，从而促进工业的发展”。我们的中国理论家并没有因为把事情颠倒过来而受到任何阻碍，他們将“同时性”概念发展为“工农联盟”的新基础：“这个基础，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同时，逐步地，一方面，实现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另一方面，通过合作，实现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样，我们将……让所有农村人民享有共同的富裕’”[289]。
　　可事实让大家看到，“富裕”变成了饥荒，但这与东方专制主义又有什么关系？它远离东方专制圈子，拥有一个最现代的圈子，使它对人口过剩的亚洲和人口不足的非洲具有吸引力。

　　2）军事与工业


　　毛泽东的胜利也不仅仅是因为蒋介石政权如此腐败和名誉扫地，以至于蒋政权自己彻底崩溃。虽然这确实帮助毛泽东的军队取得了权力，但如果我们将毛泽东的胜利局限于蒋介石的无能，我们就要面对毛泽东在“长征”中的军事功绩，以及為生存所需而与所有城市中心隔絕20年的组织。毫无疑问，毛泽东的统治植根于旧中国，它既有辉煌也有腐败，还有军阀和官吏。然而，需要分析的是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区别标志，而不是模糊新事物、以及当前时代的事物之间的相似之处。
　　我们的时代是国家资本主义、民族革命和工人起义的时代。除非一个人准备把自己建立在群众的基础上（群众自身就能建立一个真正的新社会秩序），否则除了国家资本主义以外就没有别的地方去。这不仅与个人特征无关，甚至与中国以农业为主的基本因素无关。就中国而言，工业化已经來得太晚了，要么为其奠定新的人类基础，要么需要一個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剥削性的工业形式。例如，日本对满洲的占领和工业化意味着，一旦中国恢复独立，许多工业就变得“无主”。甚至蒋介石也认识到“下一步必须做的事情：”我们必须实行计划经济“，他在1943年的《中国的命运》中写道。“我们必须最终实现将资本‘转化’为国家资本的目标”。毛泽东在中国大陆巩固权力的那一刻，他所开始的就是工业国家化。需要补充的是，他采取了与蒋介石或任何其他资本家一样的剥削大众的方法。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是在苏联的大力援助下开始的，主要以156个成套项目和重点产业的形式——钢铁厂、炼油厂、化工厂、发电厂。国家所有制第一次全面确立，工人们永远被训诫“生产，生产，再生产”。这部分并没有改变1950年五一劳动节的口号，当时他允许私人资本家发挥作用：“中国工人阶级，巩固你们的队伍，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正如他在 1947年强调自己“为劳资双方”一样，大力鼓励“合理利润”，先是私人资本，现在是国家。“五反”运动是在资本家攫取过多利润时发动的——而“整风运动”则在工人对不人道的工作条件（无论是12小时工作制，还是缺乏个人自由生活）进行罢工时迅速进行。国家从它所称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私有和国有企业共同走向“社会主义”，即真正的国家资本主义。对资本家继续担任企业管理者的呼吁并未停止。因此：“如果你把企业发展的很好，把你的孩子培养成一流的技术专家，你顯然就会被任命為国有企业的掌舵人，你可能会发现你作为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者，比僅僅是私有企业主赚的更多。”毫无疑问，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產业的管理者。
　　工人被禁止罢工。工会变成了对工人进行纪律处分和监督生产计划执行的专门机关。强迫劳动是自称为共产主义的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常规特征。这并不是它与俄罗斯模式的不同之处。真正不同之處在于“思想改造”这个概念上。

　　3）洗脑


　　洗脑，作为朝鲜战争中创造的一个词，表示美国士兵被迫或真正改变立场加入中国，看起來像是使臭名昭著的莫斯科陷害审判（Ｍoscow Frame-Up Trials）如此出名的又一种形式的自白。毫无疑问，洗腦有很多这样的性質。毛泽东常年开展的“整风运动”的新特点是，整风运动既不局限于“外国人”或“敌人”，也不意味着整肃只限于党员。不，毛泽东提出了“思想改造”的概念，这既是一个哲学范畴，也是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
　　虽然他没有成功地洗脑中国人，但他成功地洗脑了中国以外的某些自由主义者，他们认为思想改造意味着并没有针对人民的暴力。与斯大林相反，这些信奉毛泽东命令的人坚持认为，毛泽东没有杀害“革命參謀部”。作为“证据”，他们指出，那些掌权者正是领导“革命”的人。这种粗糙的误解很容易忘记，随着1925-1927年革命的失败，蒋介石为毛泽东做了斯大林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杀死或监禁了包括陈独秀在内的革命者。这仅是开始而不是全部。因为即使在毛泽东没有充分权力的那些年里，他对革命对手也是无情的。我们在 1930 年看到了这一点，当时李立三领导的工人袭击了长沙并占领了这座城市几天，毛泽东随即“解除了武装并清算了叛乱分子”。这个情形1936年在张国焘身上重演。抗日期间，毛再次“清算”了第三方面军。毛泽东在中国大陆上台后，没有任何审判可以与莫斯科审判相媲美，这只是因为“革命參謀部”是那些遵循他的阶级合作主义奪权道路和国家资本主义统治的人。
　　辯護中的一点真相是，毛泽东相信“思想改造”。然而，这并不是為了辩护者给出的理由。不，这是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需要，国家资本主义必须在以农业为主的土地上发展，因此希望说服部分资本家和地主阶级继续担任国家经济的管理者，以期消除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
　　最惊人的洗脑壮举既不是在朝鲜的美国士兵中成名的，也不是在中国取得权力后成名的。惊人的面向是在没有国家权力的知识分子中得以成名，据说他们正在为实现工人的权力而献身；总之是那些小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在这个国家资本主义时代，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一种世界现象，已经将“个人主义”转化为“集体主义”，即国有化的财产、国家管理、国家计划。战后的岁月使这种现象看起来像欠發達国家散發的東西。事实上，洗脑者和新政时代的资本主义智囊团唯一区别是，他们的主人毛泽东本人曾经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并且擅长使用马克思主义术语。这现在已经扩大到对赫鲁晓夫的挑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俄罗斯對世界共产主义领导权的挑战。事实上，毛泽东还抓住了托洛茨基主义者根本不存在的想象，尽管托洛茨基在历史和理论上与毛泽东进行了斗争，但这些托洛茨基主义者后来都变成了“毛主义者”，这实在令人尴尬，这进一步证明了国家资本主义时代知识分子的行政心态，他们对国家计划如此着迷，以至于实际上，他们乞求在智識上被强奸[290]。只要他们愿意为正确的“原则”而死，他们甚至不会在热核战争的可能性面前退缩。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分析中苏冲突。在这样做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忘记“左派”共产主义以波西米亚式的放纵无视分裂的东西方：冲突背后的强权政治。

D．俄罗斯和中国之间会发生战争吗？ 国家资本主义的不可行性


　　1）1960-62年：初步爭端


　　1960年，中国利用列宁诞辰90周年（4月22日）之际，将权力冲突转变为“革命论”。它被称为“列宁主义万岁”，并以“社论”的形式出现在红旗1960年第8期（译于《北京评论》1960年第17期）。
　　这篇“社论”是一本40页左右的全尺寸小册子。它大量引用列宁的语录，强调无产阶级革命。虽然社论本身将“现代科学”（即洲际弹道导弹、氢弹和人造卫星）轻描淡写为“当今世界技术进步的具体细节”， 但它是一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攻击，很容易看出这种攻击方式社论以“铁托”對“赫鲁晓夫”的指桑罵槐。由于美国好战性的所有证据都是从赫鲁晓夫访问艾森豪威尔之后得出的，所以不难看出，“战争的必然性”其实不是列宁理论的问题，而是专门针对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政策。

　　赫鲁晓夫正确地判断了这篇关于列宁的长篇社论是一个新的阶段，这不仅体现在“毛泽东思想”上，还体现毛泽东想成为共产主义轨道上的领导者的雄心壮志、对欠发达地区的影响力以及对美帝的战争战略的规划上。据传，赫鲁晓夫取消了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关于太平洋联合舰队的讨论，因为他担心毛泽东会将他推入台湾海峡战争[291]。然而，这篇“社论”终究胎死腹中。5月1日，美国U-2间谍机在俄罗斯上空飞行事件造成了这种情况。这也给了赫鲁晓夫一个机会，他不仅需要打破他此前计划的峰会，还需要召开一次共产主义世界国际会议来惩罚毛泽东。赫鲁晓夫出席联合国会议是这次会议筹备工作的一部分。在联合国发生的著名的砸鞋事件中，赫鲁晓夫借此良机向全世界宣布，他不仅是共产主义世界的主人，而且是非洲革命开辟新世界的唯一希望。
　　1960年12月7日，赫鲁晓夫召集81个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292]。在那里，他将自己在联合国的演讲转化为新的共产主义宣言，宣布俄罗斯是“历史上第一个为全人类开辟共产主义道路的国家”。出席莫斯科会议的绝大多数共产党要求毛泽东签署宣言，以便向美帝国主义展示“一致的”共产主义阵线。若不揭露中国视俄罗斯为敌人的事实，毛泽东就不能拒绝这样做。毛泽东签署了协议，但是，他不仅在中国，还在整个第三世界-亚非拉世界继续他的独立道路。
　　中国签署了1960年的《莫斯科宣言》，但这并没有阻止其沿着自身国家利益而偏离宣言的道路前行。法国加入北约阻止了戴高乐寻求自身荣耀之路。毕竟，20世纪60年代的战后世界与20世纪40年代末的世界大不相同，当时欧洲和中国都处于废墟之中，都不得不接受援助，以及接受马歇尔计划或华约隱含的“哲学”。 毛泽东正试图用一连串的革命词句来实现戴高乐试图通过大肆宣扬“法国的伟大”来实现的目标那样。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它们各自轨道内的分裂都是由于对世界扩张的民族野心造成的。
　　然而，在发现U-2间谍机后，这一主动权又回到了赫鲁晓夫手中。他利用此事件进一步孤立中国。1961年，俄罗斯共产党第22次代表大会的纲领草案将中国革命降到了總共11个字。这并不是因为这是俄罗斯国家政党的纲领，而是因为俄罗斯作为一个世界现象，以1917年革命作为新时代开始了20世纪，并以1957年的人造卫星延续，甚至超越了美国。此外，赫鲁晓夫坚称，这个俄罗斯时代不仅与美国不同，而且与中国不同，因为俄罗斯人正在“建立共产主义”[293]。难怪赫鲁晓夫在大会上选择攻击阿尔巴尼亚（意思是攻击中国），而周恩来在捍卫阿尔巴尼亚（意思是捍卫中国），同时挑战俄罗斯说它无权在不与共产主义世界“事先协商”的情况下公开此类争端，然后退出俄共代表大会。这些攻击和防御就像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进行激烈竞争时所用的“理论”一样虚假。
　　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J.F.Kennedy）和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在古巴导弹问题上的衝突，是全世界因担心核大屠杀而屏息的历史性时刻，这给了毛泽东在中苏冲突中重获主动权的机会。当赫鲁晓夫做出让步时，肯尼迪明确表示，除非赫鲁晓夫从古巴撤走这些导弹，否则他准备让世界陷入核战争，毛泽东指责赫鲁晓夫“在帝国主义面前懦弱”，从而开启了冲突的新阶段。然后他要求在中印战争中支持他来接管“社会主义世界”的“领导权”。

　　2）新日期：北京，1963 年 6 月 14 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294]


　　中苏冲突中新的质的差异在理论上也形成了一个公开的挑战。它的形式是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委员会给俄共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题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此后不久，这本小册子以东西方十几种不同语言出版。
　　中国的工业发展可能缺乏从钢铁到大坝和原子能的一切。然而，它的军队拥有从庞大的人数到军事装备的一切。首先，它是全世界最大的陆军，其次，它拥有亚洲大陆最现代化的装备。俄罗斯的幽默可能准确地描述了毛泽东的历史形象，它说历史将记录他是“在跳远比赛中的失败者”。但他在中印战争中可没有失败。随着“毛泽东思想”在军事斗争中的蓬勃发展，它催生了一批新的“理论”。6月14日长达61页的”信”中，这些都是用了很多诡计和冗长的文字写成的。这些文字共同构成了一个征服世界的雄心壮志。
　　6月14日的“信”以五种不同的方式指出，“国际主义的试金石”（第10页）不应再是俄罗斯的辩詞。新论题的第一个理由是，保卫苏联最初是国际主义的试金石，因为它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但“现在有十三个国家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整个“社会主义世界”已成为“国际主义的试金石”“因此，”针对俄罗斯的第二條控诉指称“任何人”：“如果有人……援助资本主义国家來攻击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那就是背叛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第10页）背叛的指责显然是针对俄罗斯没有支持中国入侵印度的。“俄罗斯不再”的第三种变体是对国內受到攻击的的追随者的呼吁，因為“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倒退”被宣布无异于“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效劳“。南斯拉夫被称为罪魁祸首，但很明显，意在俄罗斯就是罪魁祸首。
　　中共中央宣言现在准备迎接大跃进，从无产阶级革命转向民族斗争，“因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是“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第12页）”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究要以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第13页）
　　这种轴心的转变——“俄罗斯不再”这個主題的第四个变體——應是基于列宁（1920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技术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有义务团结殖民地国家的农民群众，使他們自身努力從帝国主义中自由的论点。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对落后经济体的非必然性理论的新脫離点是基于一个很大的“如果”：如果“对最发达国家无产阶级的援助”得到无止境的扩展。列宁强调，因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唯一证明是俄罗斯无产阶级将这种援助与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一起推广。所有这一切都被毛泽东化約为他与赫鲁晓夫竞争谁将“领导”这个新的第三世界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摒弃了他把世界分成两大阵营的概念，“社会主义国家”反对“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他曾煞费苦心地将这一概念作为每个国家阶级斗争的替代品引入，但他现在却置若罔闻。为了重新推行其旧的、毁灭性的“四阶级政策”， 他将“人民”的概念扩大到包括“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包括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第15页）
　　当中国共产主义达到其国际宣言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主题“永远、不、永远不再是俄罗斯”时——这一次是针对俄罗斯是“全民建设共产主义的国家”——我们突然面临着所有倒退理论中最险恶的理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世界总路线的建议》一再宣称，“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第36页）；“在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的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第37页），“阶级斗争的继续，仍然是不以人們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第36页）这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如此。无论编造这种说法的主观冲动是什么——太明显了，它是为了反对第22届俄罗斯共产党代表大会而奠定基础，该大会宣布俄罗斯正在“建设共产主义”——这是所有倒退理论中最严重的。我们现在不仅有资本主义向法西斯主义的倒退，还有社会主义的倒退，也就是说，一个所谓的无阶级社会，一个“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毫无例外地都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第40页）。毫无疑问，再没有比这更致命的背离“马列主义原则”的了。

　　1948年南斯拉夫这个小国勢力，为了民族独立与大国俄罗斯作战时，它不能允许自己走上任何新的光荣之路，就像西方阵营中的戴高乐一样，而毛泽东的妄想就像中国大陆一样广阔——不仅如其现在的構成，而且如同元明朝代帝国光輝的高度，那時中国征服缅甸、泰国、印度支那半岛，向印度尼西亚進军，囚禁锡兰国王，甚至强行向穆斯林世界或至少向麦加圣城征收年度贡品。 1962年以前只有尼赫鲁对1954年在北京出版的《历史手册》中的地图提出质疑[295]。这个地图显示了苏联远东地区的很大一部分以及外蒙古共和国、朝鲜和韩国、柬埔寨、泰国、马来亚、缅甸、阿萨姆邦（实际上是大约50,000英里的印度领土）、不丹、锡金、尼泊尔、萨哈林岛以及菲律宾的一些岛屿，都曾是中国的一部分。
　　1962年，赫鲁晓夫大胆嘲讽毛泽东“在帝国主义者面前懦弱”的说法，说毛泽东不應如此說，因為他在将帝国主义者赶出“他自己的领土——台湾、香港、澳门”方面目前无所作为，人民日报和红旗反击：“某些人希望我们现在就提出不平等条约时的问题......他们是否意识到这可能会产生什么后果？在此中国人开始解释“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的侵占（1840-1919）。早期民主革命时期”。而且，还延伸到沙皇俄国对“旧中国”的强取豪夺，现在的中国统治者指的包括从埃米尔和可汗手中夺取的领土，而这些埃米尔和可汗无疑并不认为自己是中国皇帝的附庸。 （就此而言，毛泽东对中国过去辉煌的梦想没有阻止他将泰国独立称为“帝国主义侵占”；那也“属于”中国皇帝，且他有意有一天“纠正”中共中央委員會只称其为“旧中国”的边界。）
　　毛泽东选择的是掌控世界，首先是掌控共产主义世界。然而，由于战术原因，以及因為俄罗斯撤回技术援助，中国不得不求助于“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主要地应当依靠自力更生”第45頁）的一种變體。 中共中央不仅挑战俄罗斯，而且挑战目前组成共产主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它警告说，“不应当强调什么‘谁是多数，谁是少数’， 依恃所谓多数……”（第47页）。他提出了“一致” 统治，即中国对俄罗斯和其他共产党多数派制定的政策拥有否决权，以取代多数派统治。因此，目前的中苏冲突不仅与1948年南斯拉夫与斯大林的民族独立冲突有着根本的不同，而且与毛泽东在1957年和1960年的分歧也有着根本的不同，当时的冲突可以平息下来，因为冲突是在共产主义世界内部进行的。
　　赫鲁晓夫和毛泽东都在证明的唯一一件事，也是唯一一件不容置疑的事，就是他们的“新”社会秩序的不可行性。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社会秩序的不可行性，可以通过与私人资本主义相同的发展规律来证明，也就是说，剥削国内民众并在国外进行战争的强制性。我们现在面临一个令人震惊的问题：两个自称共产主义的政权之间会不会发生战争？

　　3）回到“战争与革命”：俄罗斯和中国处于战争状态？


　　1956 年匈牙利革命对极权主义的挑战使俄罗斯和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无论是在斯大林时代还是在马林科夫-赫鲁晓夫时代。反革命镇压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内容对于此后发生的一切都是至关重要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中国与俄罗斯帝国主义团结一致反对匈牙利革命者的大戲之后，中国立即开始扩張自己的国家权力。

　　尽管戴高乐提出了嘲讽的问题，“意识形态分裂？基于什么意识形态？”他在 1963 年 7 月 29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现出的傲慢无法掩盖他的核野心，而毛做到了。其死亡特征在血腥中尤为突出：“莫斯科协议不会转移法国的注意力，使其无法装备其他大国拥有的不可估量的毁灭手段。”相比之下，毛能够給赫鲁晓夫除魅，因赫鲁晓夫同意了一项条约，该条约“承诺……不在任何地方引起、鼓励或以任何方式参与任何核武器试验爆炸或任何其他核爆炸……”，从而“卑躬屈膝地满足了美帝国主义”的需要……毛泽东说，这意味着对“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被压迫国家”的“彻底背叛”，因为这将阻止它们“获得核武器”，同时巩固美国的“核垄断地位”。毛泽东说，这意味着“彻底背叛”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受压迫国家，因为这将阻止他们“获取核武器”，同时巩固美国的“核垄断地位”。 然而，当两位競爭者都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时，辩论的优势就无法保持。
　　目前，俄罗斯和中国之间还没有战争在即。从俄罗斯方面来说，战争是没有意义的，不仅因为它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the “have” nation），而且因为战争肯定会瓦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这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然认为国家计划是他们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根本分歧。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战争将是自杀性的，不仅因为毛泽东不够强大，无法挑战俄罗斯歌利亚，还因为他坚信臭名昭著的杜勒斯政策，即从“实力地位”进行谈判。除非他首先赢得执政的西欧和亚洲共产党（朝鲜、北越）以及非洲或拉丁美洲非共产主义世界的支持，否则他将无法获得实力地位。
　　此外，国家资本主义力量之间的斗争发生在核时代。因为世界各国人民都反对核战争，赫鲁晓夫最希望的就是把他与毛泽东的所有分歧化約为“和平共处”的分歧，正如《消息报》（Izvestia）所说，俄罗斯对西方军国主义反动势力是“原子贩子和疯子”并不感到惊讶，但最“可悲”的是，俄罗斯驚訝地发现“中国同志竟然与那些疯子的尖叫声一起发声。”事实上，反对核战争的呼声如此之高，以至于唯二敢于公开反对《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国家——毛泽东的中国和戴高乐的法国——不得不声称他们是“以和平的名义”，这样做的毛泽东甚至提出了不遜于“全面、彻底、完全和坚决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反建议，这并没有阻止他攻击实际的条约，不仅是“一个大骗局”和“对苏联人民的背叛”，而且是“那些热烈拥护帝国主义的人的奴性特征”的暴露。他说，“暴露这些怪物的本来面目，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世界和平事业都是一件好事。”（人民日报，8月2日）事实上，毛泽东对核大屠杀的恐惧程度不亚于世界其他国家。但他不允许这一對文明生存提出的问号转移他的感觉，即这次“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美国和俄罗斯——将首先相互消灭！

　　毫无疑问，中国制定的全球战略与俄罗斯的全球战略基本不同。只有它才有胆量谈论核战争之后的某个时期，“社会主义将建立在其废墟上。”然而，这并不是中苏冲突的重点。这也不是中国最近试图以种族为由将俄罗斯排除在亚非会议之外的分歧点和决定性的一点。这两点只是毛泽东争取权力时开始的一些事情的高潮。在毛与斯大林的所有斗争中，这一点很明显，中国共产党一上台就要求“毛思想”成为“殖民国家”所有夺取政权的基本理论。
　　这一主题在1950-53年朝鲜战争期间以及1957年赫鲁晓夫-毛泽东反对多中心主义扩散的“联合”宣言中都被淡化了。自然，每个统治阶级都发现支持革命很容易——在国外的革命。但是，尽管新的统治阶级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由于确实比他们推翻的旧统治阶级在群众中得到了更广泛的支持，因此证明了自己充满活力，但今天的国家计划者感到必须在证明他们在本土历史上存在的权利之前发动战争。
　　战争和革命不是同义词。它们是对立的。那么，以下是毛泽东在反对斯大林建议与蒋介石保持联盟的情况下赢得政权后，革命雷霆的实际后果：
　　1）中国只有在肯定会赢的情况下才会发动战争，比如先对付西藏，现在只限于入侵印度边境；
　　2）当它符合自己的目的时，中国会和平地，或者更准确地说，精明地在自己的领土上与欧洲帝国主义前哨“共存”，如香港和澳门；
　　3）毛泽东的“思想”所散发出的再没有比“四階級政策”更具独创性的东西了，如果说毛泽东在使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来隐藏其领土野心方面比赫鲁晓夫更熟練，他在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国的挑战时也没有“更勇敢”。毛泽东不仅在台湾，而且在金门和马祖，都比赫鲁晓夫看到肯尼迪实际上准备就古巴的导弹问题发动核战争時退让了更多次；
　　4）尽管从抽象上讲毛有着雷霆般的革命性的影响力，但具體上他是帝国主义操纵和将“法西斯政权”称为“爱好和平”的专家。因此，在中印战争之前，毛泽东称巴基斯坦的军事政权为“法西斯”，但在中国与印度交战的那一刻，毛泽东立即与突然成为“爱好和平国家”的巴基斯坦达成协议；
　　5）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统治亚非世界，但他对亚非世界的“革命防御”也没能阻止他排斥被他称为“修正主义”的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同时卻接納了我们所看到的“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包括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
　　毛的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奇怪混合，普通的帝国主义权力斗争（在共产主义世界内外，如征服西藏，入侵印度领土，以及从缅甸到越南、从尼泊尔到寮国的贪婪目光）不能脱离人类思想的斗争。正是在这里，马克思主义语言的不负责任滥用——在从国家计划到“共产主义”直线前进的“不间断革命”的问题上——使得我们不仅必须表明，是毛泽东思想的辩证法所导致的死胡同，而且可能由此将世界带入核浩劫，但同时也表明，这既与国家资本主义强权是对立的，也和与美国争夺世界统治权的普遍全球斗争是对立的。也就是说，照亮自由之路势在必行。

代结论：两种主观性


　　“……对反对的超越在观念和现实之间…… 取决于这种主观性。“”

——黑格尔的逻辑学


　　“……在这个（逻辑学）最唯心的黑格尔的著作中，有最少的唯心主义和最多的唯物主义。
　　“矛盾”但却是事实！”

　　——列宁的哲学笔记



　　国家资本主义时代和工人起义时代有两种主体性特征。一个是我们一直在考虑的主观主义——毛泽东的——它不考虑客观条件，表现得好像国家权力是为了把六亿五千万人赶进所谓的“人民公社”，好像一个精英政党武装起来既能驾驭人的能量，又能“改造”他们的思想。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主观主义的结果，用黑格尔的话说，“对自身现实的确定性和世界的非现实性”，随时准备驾驭核浩劫的旋风。
　　第二种类型的主体性，即基于“超越概念与现实之间的对立”的主体性，是“吸收”了客观性的主体性，也就是说，通过对自由的斗争，它认识并处理客观真实。它的成熟期即将到来，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辩证法批判》中所说“当实际的肉体人站在坚实而丰满的地球上，吸入和呼出所有的自然力……不离开其‘纯粹的活动’来创造物体……我们在这里看到，自然主义或人文主义是如何彻底地将自己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区分开来，同时，又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的。”
　　我们的时代是人类思想斗争的时代。为了参与这场斗争，并清醒过来，在我看来，有必要关注这两种类型的主观性，我在这里*[2]只能给出一些标示。
　　1956年，这两种主体性在匈牙利发生了正面碰撞[296]。匈牙利革命结束了工人、农民或知识分子可以被洗脑的幻想。它结束了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一体的假装。它高举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旗帜，即摆脱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的伟大传统中，共产主义“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不是人类社会的形式”，匈牙利自由战士从极权主义的国家集权转向分散的工人委员会、青年委员会、知识分子委员会——也就是说，个人和社会之间不会是相互对立的一种统治形式，因为个人的自由是所有人自由的证明，且是唯一的证明。

　　这种狂暴的活动和思想组织的爆发被俄罗斯的反革命力量血腥镇压，俄罗斯在其中国同伙的帮助下，将这种人道主义称为“修正主义”毛泽东有很好的理由帮助他的俄罗斯伙伴，因为正如他自己所说，“当匈牙利事件发生时，我们国家的某些人很高兴。他们希望类似的事情在中国发生……”[297] 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能够在没有公开内战的情况下压制他的反对党，在某种程度上，他篡夺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无论是在一般意义上还是在具体使用上，“公社”，这一词一直站在马克思主义者争取自我解放的中间（1871年的巴黎公社）——在某种程度上，一些新独立的非洲国家被它所吸引。
　　然而，正如所谓“人民公社”[298]无法掩盖飢荒猖獗，在中国内部也無法掩蓋存在着根本的阶级划分的事实，正如在每个现代国家内部一样。毛没有魔法可以将这些对立的矛盾转变为他所谓的“旧”和“新”之间的区别。 它不仅仅是存在与尚不存在之间的对立，它是共存的两种对立的现实形式之间的公开斗争。 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共存也是证明自称共产主义的中国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行的决定性因素。
　　 毛承认，和在普通的私人资本主义之下一样，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这正是1943年迫使俄国理论家修正马克思的经济价值论的致命缺陷。
　　不管叫什么名字，资本主义关系在生产这个点上都揭示了它们的剥削性质。 俄罗斯为何“选择”修正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国为何“选择”修正马克思的哲学，既因為世界危机的整体性，也因為两国重要的产业差异。
　　俄罗斯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国，一个拥有价值观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欠发达国家，主要拥有的不是机器，而是6.5亿人。
　　正是这种落后迫使中国提出——只是提出，而不是解决——人类方面的危机。然而，它无法掩盖二元性，即中国新统治阶级与其剥削的数百万人之间不可调和的二元性。它也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世界分裂成两个为争夺世界统治权而斗争的核大国——美国和俄罗斯——延伸到每个阵营的小凯撒——不仅是“西方”的戴高乐，而且是“东方”的毛泽东。

　　毛不能把握辩证逻辑，这与“理解哲学”之间毫无关系。辩证逻辑是自由的逻辑，只有真正为自由而斗争的人才能掌握。 这就是实现人类潜能的关键所在，也就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新关系所在，它可以减轻工业化的陣痛。 其他任何东西都是主观主义的类型，它掩盖了毛泽东迫切需要将人们的思想斗争转变为对他们洗脑的动力。
　　这种无情的逻辑吞噬了毛本人，并导致他阐述了一种理论，不是革命的，而是倒退的。对这种“理论”的客观强迫当然来自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特色的残酷形式。正如一般资本主义的破产伴随着它的思想破产一样，国家资本主义扩展到名不符实的“公社”也伴随着毛泽东的陈腐思想，即没有任何哲学方法的真正结局。斯大林在承认价值规律在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运作时，不得不强行将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分开，以试图否认社会主义存在阶级，毛大声宣称这是“社会主义”。尽管有这种彻底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概念；尽管对中国群众进行了具体而全面的剥削；尽管中国具体入侵了其他的领土；尽管在中国国内出现了反抗共产党主子的声音，毛泽东在国外抽象的革命雷霆却得到了共产党内外好戰分子，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支持。这是对我们时代的悲哀评论，暴露了今天声称“马列主义者”的人对群众的自我活动完全缺乏信心。只有在有国家力量支持的情况下，他们的战斗才能获得动力。我们国家资本主义时代的标志是，我们的“革命”小资产阶级甚至比那些當权派更害怕无产阶级群众的自我动员，且似乎缺乏了国家权利的支持就无法行动。
　　另一方面，数百万为自由而奋斗的人的主观性要求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自由斗争不仅限于匈牙利或非洲、俄罗斯或中国；其中還包括美国[299]和西欧。挑战在于概念与现实的新统一，这将释放人类尚未开发的巨大能量，一劳永逸地结束马克思所谓的人类史前史，使其真正的历史最终得以展开。


注释

[1] 我要感谢年轻学者乔纳森·斯宾塞（校註：即史景遷）为本章所做的一些研究，并感谢他对汉语的了解。当然，对材料的分析和政治结论自然是我一个人的事儿。

[2] 这是我正在进行的新工作的负担。

[257] Mao Tse-tung, On Contradiction,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1953. 毛泽东，《矛盾论》，国际出版社，纽约，1953

[258] 1958 年为 6 亿。自 1960 年以来，人口参考一直跃升至 7亿 甚至 7.5 亿。没有准确的计数。

[259] Statement of the Chinese War Minister to Sam Watson of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quoted in Time, Dec.1,1958. 1958年12月1日，《时代》杂志引用了中国国防部长对英国工党山姆·沃森的声明。

[260] Quoted by Thomas Perry Thornton in his "Peking, Moscow and the Underdeveloped Areas" in World Politics, July,1961. 托马斯·佩里·桑顿（ThomasPerryThornton）在《世界政治》（1961年7月）的《北京、莫斯科和不发达地区》中引用了这句话。

[261] Chinese children must learn the rhymes:
"　　Mao Tse-tung is like the sun: He is brighter than the sun ...""
" 　　And one Chinese governor came up with this one:
"　　The sun shines only in the day, the moon shines only at night. Only Chairman Mao is the sun that never sets.""
" 　　(Quoted in Mao's China by Ygael Gluckstein)
　　中国孩子必须学会的押韵：
　　“毛泽东像太阳：
　　“他比太阳还亮……”
　　一位中国省长提出了这个建议：
　　“太阳只在白天发光，月亮只在晚上发光。
　　“只有毛主席才是永不落下的太阳。”
　　（Ygael Gluckstein在《毛泽东的中国》中引用）

[262] Phenomenology of Mind, p.541, The Macmillan Co.,New York. 《精神现象学》，第541页，麦克米伦公司，纽约。

[263] The indispensable book for the English reader is The Hundred Flowers Campaign and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by Roderick MacFarquhar (Stevens and Sons Limited, London: Frederick A. Praeger, New York). It has a minimum of comment and a maximum of translations from official Chinese sources. The quotations used here are all from that book. 英文读者不可缺少的书是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百花运动与中国知识分子》（Stevens and Sons Limited，伦敦：Frederick A. Praeger，纽约）。 它有最少的评论和最多的從官方中文来源的翻译。 这里使用的引文都来自那本书。

[264]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of Kuomintang. As all parties per- mitted to exist in China, it had to accept"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 munist Party." In the case of Lung Yun, who was born in 1888 and had been a member of the Kuomintang Central Committee,1931-49, but expelled from it for defecting to the Communists, he had been given high governmental posts in Communist China.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由于所有政党都允许在中国存在，它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以龙云为例，他生于 1888 年，曾在 1931-49 年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但因投奔共产党而被开除，他在共产主义中国担任过高级政府职务。

[265] See The Sino-Soviet Dispute, documented and analyzed by G.F. Hudson,Richard Lowenthal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Frederick A. Praeger, New York,1961.Also see The Sino-Soviet Confict, 1956-61 by Donald S. Zagori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2; and The New Cold War:Moscow v.Pekin by Edward Crankshaw, Penguin Books, Middle-sex, England, 1963. 参见G.F.Hudson、Richard Lowenthal和Roderick MacFarquhar记录和分析的中苏争端；Frederick A.Praeger，纽约，1961年。另见Donald S.Zagoria的《中苏冲突》（1956-1961），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2年；《新冷战：莫斯科v. 北京》，爱德华·克兰肖著，企鹅图书，英国《中产阶级》，1963年。

[266] Communist China Digest, May 2,1960. 共产中国文摘，1960年5月2日

[267] Consult Chapter 3,"Economic Development," Communist China and Asia by A.Doak Barnett,Harper Brothers,New York,1960; Mao's China by Ygael Gluckstein, Allen and Unwin, London,1957. See also Chao Kuo-chun, Economic Planning and Organization in Mainland China, 1949-57. 请参阅第 3 章“经济发展”，A.Doak Barnett，Harper Brothers，纽约，1960；共产主义中国和亚洲； 毛泽东的中国，Ygael Gluckstein、Allen 和 Unwin，伦敦，1957 年。 另见赵国春，中国大陆的经济规划和组织，1949-57。

[268] One of the best books on agriculture is Agrarian Polic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59 by Chao Kuo-chun, Asia Publishing House, New Delhi, 1960. 关于农业的最好书籍之一是赵国春的《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1921-1959），亚洲出版社，新德里，1960年。

[269] Quoted by H.F.Schurmann in his "Peking Recognition of Crisis," Problems of Communism, September-October 1961. 引用自舒曼（H.F.Schurmann），《北京对危机的认识》，共产主义问题，1961年9月至10月。

[270] The report is included in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by Brandt,Schwartz and Fairchil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1952. Also see Soviet Russia and The East, 1920-27, a documentary survey by X.J.Eudin and Robert C. Nor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 该报告收录在 Brandt、Schwartz 和 Fairchild 的《中国共产主义纪录片历史》中。 哈佛大学出版社，麻萨诸塞州剑桥市，1952 年。 另见苏维埃俄罗斯和东方，1920-27，X.J.Eudin 和 Robert C. North 的纪录片调查，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7 年。

[271] From "The Military Bulleti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Shanghai, quoted by Harold Isaacs in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38 edition. 哈罗德·艾萨克斯（Harold Isaacs）在《中国革命的悲剧》（1938年版）中引用了《中央军事公报》（The Military Bulleti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上海。

[272]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Consult also Stalin's Failure in China, 1924-27, by Conrad Brand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58] Edgar Snow，中国上空的红星。另请参阅康拉德·勃兰特（Conrad Brandt）的《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1924-27 年。 哈佛大学出版社，马萨诸塞州剑桥市，1958 年。

[273]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by Benjamin Schwartz、 See also Robert North,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Elites. 本杰明·施瓦茨的《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另见罗伯特·诺斯，《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精英》。

[274] Quoted by John Kautsky in Moscow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Technology Press of MIT and John Wiley and Son, New.York, 1956. 约翰·考茨基（John Kautsky）在莫斯科和印度共产党的采访中引用了麻省理工学院技术出版社和约翰·威利父子（JohnWileyandSon）的话。约克，1956年。

[275]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Our Tasks, December 25,1947. Foreign Language Press, Peking,1961. 关于当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北京外国语出版社，1961年。

[276] Address to the members of the All-China Salvation League,quoted by Isaacs, ibid. 致中华救国同盟成员的讲话，艾萨克引述，同上。

[277]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d. Judging by the reference notes which go through the year 1949, this pamphlet was probably published in 1950. 国际出版商，n.d. 从 1949 年的参考资料来看，这本小册子大概是 1950 年出版的。

[278]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58; Foreign Language Press, Peking, 1961. 国际出版社，纽约，1958； 外文出版社，北京，1961。

[279] "How Original Is 'Maoism' ?"by Arthur A. Cohen in Problems of Communism, November, December,1961. “毛主义有多原始？”阿瑟·科恩（Arthur A.Cohen）在《共产主义问题》（Problems of Communism），1961年11月、12月。

[280] Audrey Donnithorn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in The World Today, April, 1961. 奥黛丽·唐尼索恩，《中国的经济发展》，《今日世界》，1961年4月。

[281]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in Peking Review, June 16,1961. 1961 年 6 月 16 日翻译并发表在《北京评论》上。

[282] Ibid同上

[283]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Vol. IV, Foreign Language Press, Peking, 1961. 《毛泽东文选》，第四卷，外国语出版社，北京，1961年。

[284] Ibid. Also see, George Paloczi-Horvath, Mao Tse-tung,Emperor of the Blue Ants, Doubleday & Co., lnc.,New York,1963. 同上。 另请参阅 George Paloczi-Horvath，毛泽东，蓝蚂蚁皇帝，Doubleday & Co., lnc.，纽约，1963 年。

[285] Oriental Despolism by Karl A. Wittfogel, Yale Univ.Press,1957. 卡尔·维特福格尔的《东方专制主义》，耶鲁大学出版社，1957年。

[286] Ygael Gluckstein thus spoils an otherwise fine study, Mao's China, which we recommend. 因此，伊盖尔·格鲁克斯坦破坏了我们推荐的一本其他方面都很好的研究《毛泽东的中国》。

[287] Ibid. Also the China Quarterly carries competent current articles, and the Peking Review gives the official Chinese Communist view. 同上。 《中国季刊》也有权威的时事文章，《北京评论》给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观点。

[288]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in the Peking Review, May 26,1961. 翻译发表于1961年5月26日的《北京评论》。

[289] Mao Tse-tung, "The Question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quoted above, ibid. 上文引述毛泽东《农业合作问题》，同上。

[290] I do not mean to say that had the Trotskyists followed Trotsky's "line"they would have had"the correct solution." Far from it. The fact that Trotsky had never accepted the theory of state-capitalism and to his dying day maintained, in his theory of permanent revolution, his underestima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role of the peasantry, precluded that.(See my pamphlet,Nationalism, Communism,Marxist-Humanism and the Afro-Asian Revolutions, pp. 21-22. News & Letters,Detroit, Mich.,1959: Cambridge, England,1961.) What I do mean is that Trotsky wrote voluminously against the class-collaborationist policy of Stalin for China,against Mao Tse-tung's military conception of encircling the towns instead of appealing to the proletariat within them to rise and lead the struggle of the peasantry, and against the concept of a "Soviet 'China"- in cavesl (See Leon Trotsky: Problem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with Appendices by Zinoviev, Vuyovitch, Nassunov and others, Pioneer Pub- lishers,1932;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Pioneer Publishers,1931; Introduction to Harold R.Isa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ppendices II & III to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Simon & Shuster.1987: "Summary and Perspective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After Lenin, Pioneer Publishers, 1936; and Stalin,Harper & Bros.,1941.) Leon Trotsky's widow,Natalia Sedova, was so shocked when the French press (France-Soir, Nov.7, 1961) attributed to her the.statement that Leon Trotsky was "the spiritual father of Mao Tse-tung" that she wrote them (Nov.9) indignantly:
"　　1_ A great revolutionary like Leon Trotsky could not in any way be the father of Mao Tse-tung who won his position in direct struggle with the Left-Opposition (Trotskyist) and consolidated it by the murder and persecution of revolutionaries just as Chiang Kai-shek did.The spiritual fathers of Mao Tse-tung and of his party are obviously Stalin (whom he always credits as such)and his collaborators, Mr. Khrushchev included. 2_ I consider the present Chinese regime, the same as the Russian regime or all others based on the latter model, as far from Marxism and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s that of Franco in Spain.
" 　　我并不是说托洛茨基主义者如果遵循托洛茨基的“路线”，他们就会有“正确的解决方案”。远非如此。托洛茨基从未接受过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直到临死前，在他的不断革命理论中，他一直低估农民的革命作用，这一事实排除了这一点。（见我的小册子《民族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亚非革命》，第21-22页。新闻与通讯，密歇根州底特律，1959年：英国剑桥，1961年。）我的意思是托洛茨基写了大量的文章，反对斯大林对中国的阶级合作政策，反对毛泽东的军事构想，即包围城镇，而不是呼吁城镇内的无产阶级起来领导农民的斗争，反对“苏維埃‘中国’”的概念（参见《利昂·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问题，及其附录》，齐诺维耶夫、武约维奇、纳苏诺夫等人，《先锋出版社》，1932年；《不断革命》，先锋出版社，1931年；《哈罗德·R·艾萨克斯的《中国革命的悲剧》简介；《俄罗斯革命史》附录二和附录三，西蒙和舒斯特，1987年：《继列宁之后的第三国际》中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展望》，先驱出版社，1936年；斯大林，哈珀兄弟出版社，1941年。）利昂·托洛茨基的遗孀娜塔莉亚·塞多娃（Natalia Sedova）被法国媒体（France Soir，1961年11月7日）將利昂·托洛茨基是“毛泽东精神之父”的声明归咎于她，她愤怒地写道（11月9日）：
　　“1——像利昂·托洛茨基这样的伟大革命者绝不可能是毛泽东之父，他在与左翼反对派（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直接斗争中赢得了自己的地位，并像蒋介石那样通过谋杀和迫害革命者巩固了这一地位。毛泽东及其政党的精神之父显然是斯大林（他一直如其所是地評價斯大林）和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合作者。
　　 2——我认为目前的中国政权，与俄罗斯政权或基于俄罗斯政权模式的所有其他政权一样，与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一样，与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相去甚远。”

[291] See Edward Crankshaw in The London Observer, February 12 and 19, 1961. 见爱德华·克兰肖（EdwardCrankshaw）于1961年2月12日和19日在《伦敦观察家报》（LondonObservator）发表的文章。

[292]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released by Tass was published in The New York Times, Dec. 7,1960. In view of the fanciful interpretation by Russian "experts," especially Isaac Deutscher (Reporter, Jan. 5, 1951) about how the"compromise" between Khrushchev and Mao was achieved at this meeting of the 81 Communist Parties which was supposed to have been "very nearly a revival of the old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it is important to get "first reactions" and compare them with the present stage of the Sino-Soviet rupture. See my analysis of this "New Russian Communist Manifesto" in News Letters，January，1961. 塔斯社发布的英文译本发表在1960年12月7日的《纽约时报》上。鉴于俄罗斯“专家”，尤其是艾萨克·德伊彻（记者，1951年1月5日）对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之间的“妥协”是如何在81个共产党的这次会议上实现的，而这次会议本应“非常接近于旧共产主义国际的复兴”，因此获得“第一反应”并将其与现阶段的中苏分裂进行比较是很重要的。见我在1961年1月的《新闻快报》中对这一“新俄罗斯共产党宣言”的分析。

[293] See the Draft Program of the 22nd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Congress released by Tass July 30, and published in The New York Times, Aug. 1, 1961. Consult also "The 22nd Party Congress" by Merle Fainsod, issued as a special supplement of Problems of Communism, Nov.-Dec. 1961. 参见塔斯社7月30日发布的《俄罗斯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纲领草案》，并于1961年8月1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另请参阅梅勒·法因萨德的《第二十二次党的代表大会》，该大会于1961年11月至12月作为《共产主义问题》的特别补充发表。

[294] Issued in English by Foreign Language Press, Peking, 1963, The page numbers cited here are to this edition. The reply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on July 15 was published in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5,1968. 北京外国语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英文版，此处引用的页码为本版。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7月15日的答复发表在1968年7月15日的《纽约时报》上。

[295] This map is reproduced in the New Republic of 4/20/63 in an article, "China's Borders," the third of a series of articles by J.Jacques Francillon. The other articles appear in the issues of 3/16/68 and 3/23/63. (See also B. Shiva Rae's article in the National Observer of 7/23/63.) 这张地图在63年4月20日的《新共和国》中被J.Jacques Francillon的一系列文章中的第三篇文章《中国的边界》复制。其他文章载于68年3月16日和63年3月23日的期刊上。（另见B.Shiva Rae在63年7月23日《国家观察报》上的文章。）

[296] By now the books on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are legion, and yet few go fully into the Workers' Councils, and fewer still bring out the Humanism of Marxism as it developed in the disputes among Communists. Nevertheless, the following are the best in presenting the record of the revolutionaries and the type of eye-witness accounts that concentrated on them: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a White Book edited by Melvin J.Lasky,Praeger, 1957; Behind the Rape of Hungary by F. Fejto, N. Y, McKay, 1957; Imre Nagy on Communism:In Defense of the New Course, Praeger 1957. Consult especially The Review, published by the Irme Nagy Institute, No.4,1960; Vol. II No.2, 1962. "My Experiences in the Central Workers Council of Greater Budapest" by Miklos Sebestyen. .The magazine East Europe also carried(April 1959) "Eyewitness Report of How the Workers Councils Fought Kadar." Also consult "Spontaneity of Ac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Thought: In memoriam of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published by the Marxist-Humanist Group of Glasgow, Scotland, November, 1961. 到目前为止，关于匈牙利革命的书籍已经有很多，但很少有人深入到工人委员会，很少有人在共产党人之间的争端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然而，以下是最能展示革命者记录和集中于他们的目击者描述类型的：匈牙利革命，梅尔文J.拉斯基编辑的白皮书，Praeger，1957年；《F.Fejto强奸匈牙利案背后》，纽约，麦凯，1957年；Imre Nagy论共产主义：为新课程辩护，Praeger 1957年。特别是查阅Irme Nagy研究所出版的第41960号评论；第二卷第2期，1962年。Miklos Sebestyen的“我在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委员会的经历”。《东欧》杂志也刊登了（1959年4月）“关于工人委员会如何与卡达尔斗争的目击者报告”另请参阅苏格兰格拉斯哥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团体1961年11月出版的《行动的自发性和思想的组织：纪念匈牙利革命》。

[297] Mao Tse-tung, On the Correct Handling of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毛泽东，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298] See "Hunger in China,Letters from the Communes-II,"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Richard L. Walker,special supplement to New Leader, May 1961. 见“中国的饥饿，公社的来信II”，理查德·沃克的介绍和笔记，1961年5月《新领导人特别副刊》。

[299] See American Civilization on Trial， second edition， News Letters，Detroit, Mich., August, 1963. 见《美国文明审判》，第二版，《新闻快报》，密歇根州底特律，196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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