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杜纳耶夫斯卡娅 ->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1957）
序言和导言
应该汲取什么样的教训？
王若水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是本世纪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解体这件事是完全没有料到的，它给了我们巨大的冲击。为什么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会在短短的期间崩溃呢？这件事对我们有什么教训呢？
对于这样一件重要的事件，我们的传媒的反映是颇为平静的，既没有进行详细的报道，也没有展开热烈的讨论。不过，报刊上还是出现了一些文章，其中有一种观点是：苏联领导人走上了一条修正主义的道路，在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终于使社会主义遭到失败。
这种观点并不新鲜。六十年代中苏论战中，我们就是这样批评赫鲁晓夫的。但实践是如何检验这种观点的呢？我们不应该忘记，当年正是在“反修”的口号下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人民遭受了十年浩劫。那个时期的“革命的”中国，比起“修正主义的”苏联来，究竟是好一些呢，还是不如呢？
坏事成了好事的转机。正是“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教训了我们，使我们的思想解放了：不能照老路走下去，必须改弦更张，于是才有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才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年我们批评苏联的“修正主义”的东西，正是我们现在所做的，而且在经济上走得更远。现在国内还有人攻击今天的改革开放路线。可是，难道不正是走了这条路，我们的日子比俄国好得多了吗？
现在我们已经不再坚持当年对苏共的批评是正确的了。于是，我们又回到了这个老问题：应该从苏联的演变汲取什么样的教训？苏联的问题不是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的，早在斯大林时期就暴露出来了。五十年代斯大林的问题揭露后，这种批评达到了高潮。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和政治家一般用这个例子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布热津斯基在1988年写成的《大失败》一书，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在书中已经预见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体系的解体。不过也还有另一种批判，认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错，只是苏共的领导背叛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一书，是属于后一种的。
从某些方面看，作者的观点和六十年代我们的观点似乎很相近：两者都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两者都指责苏联实行了资本主义。过稍稍注意一下就会看出两者的不同要大得多。六十年代我们采取的是俄国版的或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我称这种观点是“正统的”，因为它是占主流地位的，具有权威性的。当时我们只是把批判的矛头对准赫鲁晓夫。本书作者却是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新的诠释；从这种立场出发，她不仅批评赫鲁晓夫，更严厉地批评了斯大林等人。
正如杜娜叶夫斯卡自己承认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蜕变，是促使她写作本书的重要契机。“我们问自己：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国家如何转化到自己的对立面？工人的自由是可能的吗？”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作者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寻找到了新的思想资源，并在这个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认识。在美国，她是最早注意到这部手稿的价值的学者之一，也是最早把《手稿》介绍给美国读者的人。本书在1958年出版时，书后的附录就是作者翻译的《手稿》。
在《手稿》中，青年马克思表述他的哲学观点是“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此处“人道主义”的德文是Humanismus。在中文里，“人道主义”一词的伦理道德气味太重，用在这里和马克思的原意不合，容易产生误解。显然，马克思是指一种世界观。我主张译为“唯人主义”。尽管马克思后来放弃了这个术语，杜娜叶夫斯卡娅仍然釆用了它；有时她也称之为“新人道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杜娜叶夫斯卡娅指出，从一开始，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和他的政治和经济思想分不开的。对劳动异化的分析，构成《手稿》的中心部分。这里的“异化”，既是哲学概念，又是经济学概念。作者不同意那种关于“异化”只是青年马克思一度使用的黑格尔术语，到成熟时期就抛弃了的现点。她强调指出，在黑格尔的“否定性辩证法”中，异化是一个基本概念，它为马克思所继承和改造，不仅在早期著作中如此，即使在《资本论》中也是如此。在成熟的马克思那里，异化概念恰恰是一个中枢。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人与人的交换关系是以物的关系的外貌出现的，这种假象掩盖了它的本质。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从一种关于物（商品、货币、工资、利润）的科学，转变为一种关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的分析。她还指出：人道主义像一条红线贯穿《资本论》全书；这种人道主义既给了这部著作以深刻性，又给了它力量和方向。
这样一种新的解释，就把马克思的哲学和他的新社会的基本原则有机地联系起来了，这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正如作者所说，“人类自由是马克思为之奋斗的原则，而马克思的哲学的最恰当的名称是新人道主义”。
杜娜叶夫斯卡娅认为，只要批判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方面，那么就可以把他的“绝对”和马克思的来来社会联系起来，因为两者都意味着达到了完全的自由。
人们经常引用马克思的这句名言：“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是应该知道，社会关系也会异化，而成为与个人对立、凌驾在个人之上的东西。诚然，个人不能脱离社会，脱离了社会的个人是抽象的个人；但同样真实的是，社会也不能脱离个人，脱离了个人的社会是抽象的社会。杜娜叶夫斯卡娅引证马克思说：“我们应当特别避免建立一个与个人对立的作为抽象的社会。”
这样，关键的问题在于克服异化。杜娜叶夫斯卡娅认为，那种把私有财产等同于资本主义，国有财产等同于社会主义的观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扭曲。“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就是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坚定不移地认为，使‘社会’成为所有者而保留异化劳动不变，是在创造‘抽象的资本家’。”只有“自由地联合起来的个人，而不是抽象的‘社会’变成了社会化生产资料的主人时，废除私有财产才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会秩序”。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作者宁愿用“新人道主义”而不用别的名称的原因；同时，这也是作者称苏联实行的制度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理由。
杜娜叶夫斯卡娅用了三年时间以第一手材料研究了苏联的三个五年计划，从而得出苏联实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结论。这里的“国家资本主义”，当然不是列宁设想的那一种。无论我们是否同意“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名称，不能不承认本书的第十三章《俄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与工人起义》是全书最有参考价值的部分。虽然作者的批判是严厉的，但她仍是公正的，并没有否定一切。她说：“俄国的工业增长率无疑是非常高的，但是俄国人宣布的数字却很值得怀疑。”“对那些虚夸的成就我们可以不去理会，但不能否认国家确实实现了高速的现代化。”
在阅读本书的时候，读者也不应当忘记，本书写成于1957年。四十年来，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体系崩溃了；作为崩溃的结果，那些前社会主义国家都纷纷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这显然不是作者预料的。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关系应当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我们是否可以说，这些国家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行马克思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义的水平呢？中国共产党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才认识到，我们还需要补市场经济的课，我们还只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经验是值得重视的。
作者对列宁主义并没有釆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尽管她对列宁很尊重。在对待列宁的哲学遗产问题上，她一反当时苏联的潮流，贬低《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而推崇《哲学笔记》。在革命的问题上，作者看到了“先锋队政党”的异化，转而寄希望于普通的工人群众。这个观点无疑是非列宁主义的，而更接近于马克思。但是，那种把全人类的希望寄托于一个特殊的阶级的信念，是否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呢？书中那种对工人群众的革命作用的无保留的肯定和赞美.是否又潜伏着异化的契机呢？当然，除了工人群众外，作者也看到了黑人、妇女和青年的革命作用，这是对的。但是，经历了科技革命和进入信息时代的我们，会很容易地看出，作者没有对知识分子的进步作用和自动化的革命意义给予足够的估计。由于作者过分强调黑格尔的“绝对”，所以她认为，今天的危机是总体性的，它要求总体的解决。今天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都变成全球性的问题了，因而需要国际性的合作；但与此同时，我们更倾向于一种多元的世界观，并不认为存在着总体解决的方案。
本书作者杜娜叶夫斯卡娅生于1910年。1937年，当托洛茨基流亡到墨西哥时，她曾担任过他的俄文秘书；两年后与托洛茨基决裂。这本书是她的“革命三书”的第一部；其他两部是《哲学与革命：从黑格尔到萨特和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罗莎·卢森堡，妇女解放和马克思的革命哲学》。我初次知道作者的名字，是多年以前的事。那时，我看到了E.弗洛姆主编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一书，就收进了杜娜叶夫斯卡娅的文章。1993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遇到了《新闻与通信》（杜娜叶夫斯卡娅创办的报纸）的负责人胡迪斯（Peter Hudis)。他告诉我，杜娜叶夫斯卡娅生前曾表示过想见我的愿望，可惜她在1987年就去世了。为此，我也感到很遗憾。1994年，我曾到芝加哥拜访《新闻与通信》社并参观杜娜叶夫斯卡娅的故居。我看到，《新闻与通信》的同人仍在孜孜不倦地研究和宣传她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包括编辑和出版她的遗著。杜娜叶夫斯卡娅的著作己有多种文字的版本；现在，她的著作的第一个中译本出版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我想，这也可以算是对作者逝世十周年的纪念吧。
哈瑞·麦山写的序言
应邀为本书英国版作序，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幸。但动笔之前一直有所迟疑，因为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有资格，向英国读者介绍这样一部学术著作。
那些竭力冒充马克思智慧宝库权威看守者的人，写下了无数陈腐古板的文字，读来让人厌倦。《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一书则令人耳目一新。所有矢志为自由和人道的社会而斗争的人，都可以从杜娜叶夫斯卡娅的著作中获得教益。
马克思的理论在英国从来没有什么立足之地。摩根·菲利蒲先生说过，马克思主义对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影响，还不如基督教卫理公会的影响大，这话并非全无道理。在大宪章运动失败之后，统治阶级在财政上支持宗教福音传道活动，虽然没能阻止工人阶级战斗精神的觉醒，但确实起到了一些延缓作用。大多数工人领袖都抱有某种宗教观点，倾向于温和的而不是战斗的政策。后来，劳工运动甚至带有准宗教的性质。
英国工人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热忱，对马克思主义者是一种鼓舞。但是，尽管他们作出了可歌可泣的努力，却没能阻止机会主义的蔓延。现在，机会主义已经成了英国劳工政治的充分发展了的特征。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显得无能为力，原因很简单：马克思的著作从未像哈德曼、巴克斯和考茨基的著作那样受到充分的注意。在思想方面，英国工人运动落后于其他国家。
俄国革命曾激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兴趣。进行严肃思考的工人，抓住了列宁的著作，发现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比各种社会主义组织出版物中多得多。来自俄国的鼓舞产生了一个令人欣慰的效果：当英国对苏维埃俄国发动战争时，英国工人采取了反对本国政府的立场。
然而不幸的是，俄国内部的力量摧毁了英国及其盟国未能摧毁的东西。俄国工人变成了臣属阶级。英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炮制了大量的文献，搬弄马克思主义词句，为这种奴役俄国工人阶级的行为辩护。
在这种情况下，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变得十分必要。这也正是本书的基本内容。正如作者所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解放理论，否则它就什么也不是”。她以深刻的思考结合深入的研究，证明了她的论断的正确性。
俄国统治集团的拥护者们，努力劝说英国工人接受这个统治集困。他们以一种广为流传的信念来支持他们的说词：国家占有资本就可以保障自由。英国在制造这一错误概念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费边派的大力鼓吹下，英国工人运动中的大多数派别都接受了这一概念。韦伯夫妇访俄归来后评论说，他们在俄国看到的是实践中的费边主义。正如本书作者指出的那样，这种东西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资本转移到国家手中，使工人与资本的关系变得与英国和美国一样。在俄国，资本也在通过劳动不断地更新和扩大，这一点与其他国家完全一样。由于自上而下驱动的集约化生产，资本用于生产资料的部分在增加，而用于劳动力的部分在减少。加速和进一步的加速，变成了一种规则。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一个劳动只为满足现有价值自我扩张的需要而存在，而不是相反，物质财富为满足劳动者发展的需要而存在的生产方式中”，事情只能是如此。
书中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的那几章，读来简直是一种享受。那些对《资本论》退避三舍，抱怨它“太沉闷”的聪明人，应该读一读《马克思主义与自由》，或许能激发起他们阅读《资本论》的兴趣。马克思之所以花费巨大的精力去分析商品、劳动的两重性、资本的构成、资本积累以及危机等等，是因为他怀抱着一种热切的愿望，就是要看到资本主义暴政的灭亡。
资本转到了国家手里，但马克思的分析并没有过时。同样的规律还在继续起作用。工人的状况其实是在恶化，因为他们的每一个反抗行动都要直接与国家机器发生冲突。由于国家控制着新闻机构，与起义有关的一切事实，都向外部世界掩盖起来。国家的法律机器保障着自上而下的计划得以贯彻执行。马克思早在这种情况出现之前就己经预先作出了控诉。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所写的一切，都适用于在俄国实行的制度，就像它们适用于英国一样。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以来发生的任何事件，都无损于他从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皓首穷经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看看英国资产阶级应付当前危机的任何一个行动，都令人感到马克思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直接针对工厂工人战斗精神的粗暴法规，反映了统治集团决心要遏制工人改善自身劳动条件的斗争。他们要求工人进行更多的生产。尽管1919年以来已经三次缩短，工人的工作时间仍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还长。统治阶级需要更高的生产率，以便获得更多的利润。英国财政大臣抱怨说，“公司的利润率已经从1964年的14.5%下降到了1970年的10%”。
英国劳工运动从人数上讲是强大的，但从重要的理论领域来说，却十分虚弱。英国工人反抗资本主义强制的历史传统，在世界上也是无出其右的。但是，英国控制着一个庞大帝国的历史事实，延缓了英国工人阶级政治思想的发展。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英国工人始终是支持自由党的。虽然，工党后来取代自由党而成为保守党的对立面，但对社会根本问题漠不关心的态度始终没有改变。
工联的上层领袖与议会中的工党领袖可谓一丘之貉。对于他们来说，工联所由产生的那些斗争是毫无意义的。即使在工人反抗资本主义条件的斗争日益高涨时，也看不到不经工联批准的罢工。他们认为，没有工联领袖的指导是不可能的。从这一点来看，且不说其他的内容，单是作者对巴黎公社和俄国革命期间工人阶级自我运动的观点，就已经使这本书值得一读了。
马克思曾经写道：“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人性的社会或社会的人性”。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福祉依赖于被压迫的工人。工人阶级要打碎自己身上的枷锁，并同时为人类带来无可估量的福祉。昨天的赫鲁晓夫也好，今天的勃列日涅夫也好，都不过是虚张声势的侏儒，他们在党的大会上信口雌黄、自诩在进行什么非斯大林化。在卓然而立的马克思面前，这些侏儒们便显得猥琐不堪。
世世代代，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必要性，在工人的头脑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但是，很少有哪个工人从未反抗过资本主义的劳动条件。从工人的下层，从那些在不由自己控制的生产资料上劳动，并受这些生产资料主宰的工人中问，早已传出了催促行动的呼声。工人作为人是有感情、有欲望、有激情的，但这些感情、欲望和激情被现存的条件所压制。这就导致了思考、行动和进一步的思考。这就是当今世界统治者们的心腹之患。
本书的作者看到了人类向往自由的激情。正因为如此，她为这本书选定了一个恰如其分的标题。与那些杜撰社会主义哲学的雇佣文人不同，她把马克思与黑格尔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而自由就是这种联系的纽带。与黑格尔不同的是，在马克思的心目中，自由的实现与新社会的诞生相伴随，并且是通过工人阶级自我活动实现的。工人阶级必须靠自己的劳动来创造使自己摆脱奴役的条件，然后才有可能带领整个人类走向自由。感谢黑格尔、马克思和无产阶级，使我们可以设想人最终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
尽管人们对马克思在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活动耳熟能详，从大宪章运动，到国际工人联合会等等，但是至今仍有一种错误概念广泛流行，即马克思所称赞过的唯一的英国机构是大英博物馆，也就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地方。事实上，马克思在流亡英国之前，就真诚地把平等派描写为现代无产阶级及其哲学观念的先驱。他在《道德的批判与批判的道德》中写道：“一旦君主制被推翻，我们就会发现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第一次出现了真正发挥作用的共产主义政党。最坚定的共和派，英国的平等派，法国的巴贝夫派，等等，是最先提出这些‘社会问题’的人。”我们本国的实用主义者们遮蔽了这种富有特色的辩证趋向，特别是在苏格兰。但马克思却不会忘记，他曾从亚当·弗古森的《论市民社会史》（1767年）中获益良多。这本书在《资本论》中被当做历史哲学的独创之作多次引用。
马克思所描绘的目标，也就是本书所向往的。在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上充满着艰难险阻。1970年和1971年，在英国和北爱尔兰的工业中，斗争水平的高涨迫使反动势力的捍卫者在通向自由的道路上竖起新的障碍。但是，工人斗争的浪潮势不可挡。英国工人通过史无前例的不经工会批准的罢工，捍卫了自己的生活水准。而摇摆不定的“左翼”领袖，却远远落在工人的后面。
武装到牙齿的英军没能摧毁北爱尔兰起义的精神。1916年爱尔兰起义的领袖詹姆士·坎诺利现在备受人们敬仰，如今他的追随者比他生前还多。1916年起义对列宁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现在，爱尔兰大地上到处回响着要求建立联合工人共和国的呼声。而马克思和列宁的名字则更频繁地被人们提起。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人类来来的思想，它引导我们远远地超过了目前的改良主义政党的目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在群众的自我运动中寻求实现。本书作者以巴黎公社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的深刻内涵。
关于巴黎公社的那一章是任何一个读者都不应漏过的，其中有某种震撼人心的东西。但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简单提一下。这一章中有句话是这样说的：“这种自我保卫的行动同时也是自我管理的行动。”此种警句值得牢记在心。
欧洲革命的失败以及斯大林主义在俄国的兴起，造成了巨大的历史倒退。但这个倒退正在被克服。现在，革命的进程掌握在新一代的手上。像笔者这样的属于上一代的革命者，应该对新一代年轻的革命者抱以赞赏与希望。人类的未来就操在他们的手中。
本书以其理论研究对目前的斗争做出了贡献。它再次举起了理论的旗帜，同时不忘工人阶级的斗争是一切理论的真正源泉。我们衷心地希望，本书的发表能开启一代新风，让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再度振兴，以对抗那些歪曲和诋毁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物。最近，英国首相对我们说，我们都依赖于利润的生产。他或许永远都不会看到本书，但是，当创造利润的工人们把本书阐释的原理付诸实践的时候，他会感受到本书的力量。我们感激杜娜叶夫斯卡娅写作了这部出色的著作，并对普路托出版社为出版本书英国版所做的努力谨致谢忱。
哈瑞·麦山
赫伯特·马尔库塞写的序言
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理解当代状况的最紧迫的任务之一。恐怕没有任何理论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对晚工业社会的各种趋势作出了如此精确的预见，同时却从其分析中得出了如此错误的结论。虽然，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表现出许许多多马克思曾经根据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预见过的特征，但是，这些矛盾并没有在一场总危机中爆发。尽管存在着“永久的战争经济”，或许正是由于这种战争经济，所谓的“帝国主义时代”经历了洲际大改组，同时也达到了西方世界的洲际稳定化。而且，尽管社会主义革命一直在酝酿着，并在一些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指导下不断萌发，但随后在共产主义轨道上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却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实质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然而，要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理论，仅仅指出马克思的“预言”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是丝毫没有意义的。如果仅仅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成熟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他们在谁都没想到要“证实”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就对这个过渡作出了阐述，那么人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未来有所预言。但是，这种理论的本性是否定这一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对历史的解释，是在这种解释的基础上对某种政治行动的定义，这种政治行动可以利用一定的历史可能性，建立起一个没有剥削、没有苦难、没有不公正的社会。因此，不论是在概念结构上还是在政治实践上，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必须对历史现实的过程作出“反应”。对理论概念和在这些理论概念指导下的政治实践的修正，是理论本身的一部分。
然而，如果修正只是在新的、未曾预见的事实的影响下，对原有概念进行补充，以便使它保持正确，那么理论结构本身就被破坏了。只有当修正是从原始概念中引申出来的，是其中内在固有的历史替代物时，理论的结构才能保持。修正与理论基础之间必须有可以指明的关联。理论基础是关于工业社会的辩证唯物主义概念。它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个不同层次统一起来。最普遍的哲学范畴和最具体的经济学范畴、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行动，都必须由它来加以论证。
关于马克思理论的讨论，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多半都没能正确地阐释辩证唯物主义的功能和内容，因此陷入一片混乱。辩证唯物主义被简单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物理支撑”，或者形式化为一种技术方法，甚至规范为一种世界观，结果把问题搅得一团糟。当然，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例如，乔治·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以及最近法国的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考查。热·杜娜叶夫斯卡娅的著作清除了这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她试图在马克思理论的最深刻的基础上重新把握马克思理论的统一体，这个基础就是它的人道主义哲学。
人们经常强调，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前的那些哲学作品，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政治学说准备了基础。经过了长时间的被忘却、被忽视之后，马克思的早期哲学作品成了二十年代思想界注目的焦点，特别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全文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首次发表之后。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阶段”与其政治阶段和经济阶段之间的同一性并没有得到阐释。也许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因为还缺少一个决定性的环节，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这部遗稿是在1939年和1941年发表的。杜娜叶夫斯卡娅的著作超过了以前的那些解释。它不仅指出了马克思的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之中贯穿着哲学，而且指出马克思的哲学从一开始就是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马克思的理论是在它所阐释的历史辩证法的影响之下产生和发展的。它的出发点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状况的理解。它的“观念”来自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哲学洞察：这个社会阻碍了自由和理性的实现，同时又为一种自由合理的人类存在状态创造了前提条件。由于“自由”这个词被严重地滥用，以致我们几乎无法使用这个术语，我们不妨换一种说法：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为一种没有苦役、没有贫困、没有不公正、没有焦虑的人类生存状态创造了前提条件。
马克思对这样一个目标的“价值”没有提出疑问。他接受人道主义，不是把它作为各种哲学中的一种，而是把它作为一种历史事实，或者更确切地说，作为一种历史可能性。通过变革阻碍实现“全面的个人”的现存社会条件，可以建立起实现“全面的个人”的新的社会条件。马克思接受人道社会（社会主义）的“价值”，并把它作为思想和行动的标准，就像人们接受健康的价值，并把它作为诊断和治疗疾病的标准一样。马克思的理论不是在描述和分析“自在自为”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以另一个社会为参照来描述和分析，即以一种已成为行动的现实目标的历史可能性为参照来描述和分析。作为一种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双向度的：它以现存社会自身的各种客观历史可能性和潜能，来测试这个社会。这种双向度性表现在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统一之中：马克思的哲学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每一个经济范畴同时就是哲学范畴。杜娜叶夫斯卡娅对《资本论》的讨论，很好地展示了这种统一。它向我们展示出，对生产与流通的最技术性的分析，是与人道主义哲学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和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批判与人道主义哲学的联系一样紧密。
一旦我们把人道主义观不仅看做马克思理论的根源和目的，而且看做它的实质，马克思理论中根深蒂固的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要素就显露出来了。社会主义不是在劳动的解放和劳动的组织中实现，而是在劳动的扬“弃”中实现。只要人与自然的斗争还要求通过艰苦劳动来生产生活必需品，在这种情境下所能实现的，就只能是对劳动的充分合理的社会组织。在高度工业化的阶段上，建立这种合理的组织“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一场革命，它将把生产过程置于“直接生产者”的集体控制之下。但是这并不是自由。自由是一种没有苦役、没有焦虑的生活，是人类官能的游戏。自由的实现是一个时间问题：把工作日缩短到最低限度，就会使量转化为质。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自由时间而不是劳动时间，成了社会财富的尺度和个人存在的向度。
“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的能力，因而既是发展消费[这里的英文是enjoyment(享乐)——本书中凡方括号中的注释或说明均为中译者所加。]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享乐]的资料。消费[享乐]的能力是消费[享乐]的条件，因而是消费[享乐]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一种生产力的发展。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直接的劳动时间本身不可能像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所看到的那样永远同自由时间处于抽象对立中，这是不言而喻的。劳动不可能……成为游戏……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不同的]主体……”[1]
这就是一个新社会的形象：一个人的“职业”就是把他的自由时间塑造为他自由的时间，而由自由个人所组织和控制的物质生产过程，为个人的“享乐”自由创造条件和手段。
如果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是减少“单纯必要劳动”，使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关系颠倒过来，换句话说，使为生活赚钱与生活本身的关系颠倒过来，如果自由时间应是个人生存的内容，那么，社会主义必须以高度工业化、最大限度机械化的生产为条件。因此，马克思所理解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成熟资本主义的最后一个事件。但是，社会主义与高度工业化之间，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技术关系。这中间还涉及到人的某些官能的发展，这种发展有助于造就自由的个人，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有利于造就“全面的人”，特别是有助于人的“意识”的发展。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意识”一词有特殊的内涵，它是指对社会的某些潜在可能性及其受到的扭曲和压制的觉悟，或者说，对直接利益与真正利益之间的区别的觉悟。因此，意识就是革命的意识。它表达了对现存社会的“决定性的否定”，所以它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意识。这种意义上的意识的发展，要求制度化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即在成熟的资本主义所能允许的限度内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等等。马克思主张，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这决不是一件漂亮的外衣，也不是一种“伊索寓言”，而是一种基本理念。马克思同样坚决地主张，“资产阶级”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是根本不同的。这种区分丝毫不会降低马克思对民主的重视。
把理论与实践、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的历史辩证法，也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了。正如杜娜叶夫斯卡娅反复重申的那样，把两者统一起来的力量不是一种教条主义的体系，而是被理解了的历史原动力。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本身，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也要受到这个原动力的影响。一方面是社会民主，另一方面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都必须在理论与现实的历史互动中来讨论。杜娜叶夫斯卡娅的分析的最后一部分，就是这样一种讨论。
“自由”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转化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这种变化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巩固，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是理解本世纪初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的钥匙。这种转化对先进工业国家的劳动阶级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劳动阶级的主要部分，在他们的官僚的成功领导之下，从现存制度的“绝对否定”因素转变成了一个肯定因素。在西方，革命的潜在可能性降低了。社会主义失去了传统的历史代理人和地域基础。结果，在落后的东方地区，社会主义以一种与马克思的理念根本不同的方式建立起来。共产主义势力范围的扩大，使各资本主义国家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并为稳定局势和内部团结创造了更加牢固的基础。不管是战争也好、萧条也好，通货膨胀也好、通货紧缩也好，都不能阻止这个趋势。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大挑战，也是对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克思主义评价的最大挑战。
杜娜叶夫斯卡娅在本书第一部分提出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在这个解释中，她调集了许多概念对上述挑战作出回应。笔者在本质上完全同意她在本书第一部分对马克思著作的理论解释。但是，她关于后马克思发展的分析的某些关键部分，笔者难以苟同，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关于最近东欧的重大变化，以及对当代劳动阶级的地位、结构和意识的分析。最后这点也许是最重要的。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即“自在的革命阶级”的概念，指的不仅是一个行业群体，即在物质生产中劳动以赚取工资的人。作为一个真正的辩证概念，它既是经济范畴，同时又是政治的和哲学的范畴。它是由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第一，以“自由”资本主义为标志的特殊社会生产方式；第二，由这个生产方式带来的现存政治状况；第三，在这种状况下发展出来的政治意识。这三个要素中的任何一个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确实已经发生），都会要求一种彻底的理论修正。
赫伯特·马尔库塞
1957年7月
[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225—226页。
晨侧版导言
革命的辩证法：美国之根和马克思的世界人道主义概念[2]
在这本论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集子里，革命的辩证法涉及的范围涵盖了1905年俄国革命及其在1906年的回声，1911年伊朗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及其世界影响，1919年失败的德国革命，以及我们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一些革命。辩证法不仅与成功的革命有关，而且与许多流产的革命有关。
我不是在用未来时态撰写过去的历史。我并不想仅从与托洛茨基决裂之后的立场来分析托洛茨基这样的历史人物。我一贯坚决反对任何重写历史的做法。我从不否认，担任托洛茨基的秘书、警卫和翻译，在我的个人发展史中是一个重要的环节，特别是在我与他分道扬镳之前的那段时期。
托洛茨基的论点是：在工人国家“退化”以后，仍然没有任何东西能改变所谓压倒一切的事实，即工人国家产生于俄国革命，私有财产已经被废除，国有化的财产意味着俄国仍然是工人的国家，尽管是“退化”了的工人国家。
而我却认为，俄国所发生的是一种总体的向对立面的转化，就是说，俄国已经从工人国家转化为国家资本主义社会。我对此深信不疑。我感到有必要对这一看法加以证明。
为此我用了三年时间以第一手材料研究俄国的三个五年计划，并将其放在新的世界资本主义舞台上研究。大萧条摧毁了私人资本主义，并引导他们走上了国有化的道路。起初，这项研究是从一项题为“劳动与社会”的研究开始的。工人党虽然是官僚集体主义者，却接受了我发表的经济方面的研究，但拒绝接受“劳动与社会”。
我曾经与，詹姆斯（C.L.R.James)进行合作。他也得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结论，并写了一篇洋洋大观的政治方案提交给工人党。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倾向以“约翰逊—弗雷斯特倾向”（Jonhnson-Forest Tendecy)而广为人们所知。
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劳动与社会”这篇短文，亦即工人党接受我的经济分析时所拒绝的东西，实际上包含着一种重要的因素，它在十几年后又成了约翰逊和弗雷斯特决裂的原因。同时，它还导致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哲学的新创造。工人党所拒绝的哲学，是以马克思1844年关于人道主义的论文为基础的。当时，我只读到过“异化劳动”一篇。
1950年矿工大罢工期间，我再次引用了马克思论人道主义的文章。我自己的活动也表现出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立场。詹姆斯却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向后倒退了。他1950年指导撰写的“倾向”文件《国家资本主义与世界革命》的最后一节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份文件把人道主义当做宗教性的和存在主义的东西而简单地加以拒绝。
直到三年以后，在1953年5月12日和20日写给葛莱斯·李（Grace Lee）的信中，我才第一次在绝对观念问题上实现了突破。我认为，绝对观念不是一种抽象的东西，也不是某种对神的呼唤。它在自身内不仅包含着从理论出发的运动，而且包含着从实践出发的运动。这一突破，导致了美国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创立。
现在我们应该来谈一谈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报纸《新闻与通信》。
马克思主义报纸《新闻与通信》；该报的工人编辑查尔斯·邓比；邓比的自传《义愤的心：一个黑人工人的历程》和小册子《工人反抗自动化的战斗》、《美国文明的审判》。
《新闻与通信》编辑委员会第一次会谈做出决定：本报应由黑人生产工人查尔斯·邓比（Charles Denby)担任编辑，并委托热·杜娜叶夫斯卡娅完成第一部重要的哲学（不仅是政治经济学）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她已经为准备这部著作工作好几年了。
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概念，我们就不能只在理论杂志上发表文章。我们的观点是，知识分子不仅要阅读《新闻与通信》这类工人报纸，而且要为它们撰稿。
1950年，我参加了西弗吉尼亚矿工总罢工。这次罢工的成果，无论就罢工本身而言还是就其引发的哲学上的突破而言，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一场在自动化一词发明之前发生的反抗自动化的罢工，它的伟大意义在于：从1949年经工会批准的罢工，转变成了反对工会领导的罢工。矿工们不是要求更高的工资，他们提出了全新的问题，提出了关于自身的劳动条件的问题，以及关于劳动本身的问题。工人们问道：“人应该做什么样的工作？”“思想与行动之间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鸿沟？”
我们最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题目是《1949—1950年矿工总罢工和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在美国的诞生》（芝加哥，《新闻与通信》，1984）。其中有一篇我与安迪·菲力蒲（Andy Phillips)合写的报道，描述了矿工参加罢工的亲身经历。安迪·菲力蒲是一个工人，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者。这本小册子还包括关于我的活动的报道。在附录中，发表了我与约翰逊—弗雷斯特倾向的两位领袖詹姆斯和葛莱斯·李·鲍格斯（Grace Lee Boggs）之间的35封信件。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出，在那个时期，我一方面翻译和评论列宁的《哲学笔记》，另一方面还实际地报道罢工事件。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认识与现实的问题，就像思想与行动之间的鸿沟一样，接触到了哲学与革命之间的关系。
令人感到荣幸的是，《新闻与通信》创刊号与读者见面之际，正是德国革命爆发之时。1953年也是蒙戈马利抵制公共汽车联合行动爆发的一年，它标志着黑色革命的诞生。从此，我的生活与邓比的生活真正地结合在一起了，成了一种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生活。
邓比的《义愤的心：一个黑人工人的历程》（Indignant Heart: A Black Worker's Journal,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78: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的第一部分，写于他当编辑之前。在这部自传的第二部分，他对整整25年来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发展做了一番总结，因为这25年在他一生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新阶段。
1966年时他不仅是《新闻与通信》的编辑，而且还撰写了一本小册子《工人反抗自动化的战斗》（“Workers Battle Automation”, Detroit: News & Letters)。在讨论美国问题时，我们非常具体而清楚地阐明了黑人的向度，时间上跨越整个美国历史。这本小册子题目是《美国文明的审判》（American Civilization on Trial, Detroit：News & Letters，1963.）。1983年，我们出版了这本书的第四版。应邓比的要求，我在引言中吸收了我论罗莎·卢森堡的那本书中关于黑人向度的几段补充。我们一开始就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最鲜明特点，即美国与南非之间的双向通道。就是说，黑人向度代表着一种与国际主义不可分割的民族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民族主义既是民族主义革命的焦点，又是世界革命的焦点。
革命的三部曲：《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哲学与革命》；《罗莎·卢森堡，妇女解放与马克思的革命哲学》。
革命辩证法的解放：美国之根与马克思的世界人道主义概念。
马克思把黑格尔的哲学革命转换为革命哲学。在这里，对我们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这种转化在马克思的最后十年中如何扩展。我们把1880年代称为“八十年代的考验”。马克思终其一生对自己最初称为“新人道主义”的东西加以深化和具体化。他在经济学领域进行了40年的艰苦劳动，这段时期以1872—1875年法文版《资本论》为顶点。此后，也就是马克思写作《人类学笔记》的时期，马克思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要素。我们可以在马克思对俄国民俗学家米海洛夫斯基的批评中，以及马克思给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维拉·查苏里奇的信稿中看到这一点。马克思为俄文版《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在这篇序言中，马克思预言了革命可以首先在落后的东方而不是在技术进步的西方开始。请注意，这是在1881年！所以，我们把这叫做“八十年代的考验”。
从严格的哲学意义上讲，我们的辩证法的第一个展开，是从我1953年5月12日和20日关于黑格尔的信中的突破开始的。最近，我们又回顾了1950—1953年期间这一突破的胚胎形态。很清楚，1953年的突破揭示出，绝对观念本身既包含着从理论出发的运动，又包含着从实践出发的运动。
但1950年的罢工是现实的显现。因此，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是把黑格尔所谓的“自我思想着的观念”与当前的矿工总罢工的自发运动结合起来。后来，我们把这种自发运动称为“自由的自我生成”。我们当然知道，思想着的不是观念，而是人。对这种明如白昼的事实，其实没有必要加以说明，但是，为了避免庸俗唯物主义者的曲解，我们又不得不作这样的说明。真正有必要加以补充的一点是，观念的辩证逻辑运动所遵循的方向，隐藏在从实践出发的运动之中。
到了五十年代的中期，我所提出的范畴，即从实践出发的运动，为我的主要哲学著作《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从1776年到现在》提供了基本结构。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革命三部曲”的第一部。它说明了一个事实：从实践出发的运动本身也是一个理论形式。
正是这个植根于从实践出发的运动的哲学概念，向理论家们提出了挑战，要求提出一个认识的新阶段。它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的结构。在这本书中，我们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根基具体化了——从废奴运动一直到当时正在进行的揭开了黑色革命序幕的蒙戈马利抵制公共汽车联合行动。在这部著作中，世界人道主义的一些概念也提出来了，不仅涉及美国，而且涉及东欧，1953年的东德、1955年的波兰、1956年的匈牙利。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的出版，使我终于得以在附录中把我翻译的列宁的《哲学笔记》发表出来，并详细地追溯了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如何回归了黑格尔。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们开始记录新一代革命者的声音。1968年我们不得不面对流产了的法国准革命，而这场准革命迫使我们在新的层面上再次回归黑格尔。我们所要做的是阐明黑格尔的辩证法，这次是在其自在自为的形式中阐明它，并且要阐明马克思和列宁是如何把握它的。这就引出了黑格尔辩证法作为革命辩证法在我们时代的第二个展开。我们还考察了其他一些可能的选择：托洛茨基、毛泽东和向里看的圈外人——萨特。
1973年《哲学与革命：从黑格尔到萨特、从马克思到毛泽东》一书出版。我在这本书中扩展了绝对观念的具体化，不仅把它看做一个总体，一个理论与实践的总体，而且把它看做作为新开端的绝对观念的发展。
《哲学与革命》的的题目是“作为新开端的绝对否定性”。我在这一章中指出，把绝对观念看做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我们的使命的出发点。作为新开端的绝对观念，向一切时代的人们提出了挑战，要求他们具体地为自己的时代找出同样的新开端。
这本书考察了东欧和非洲的国家资本主义变迁过程中各种不同的客观情况。只有在分析了客观情况之后，我才发现了整个世界的新激情和新力量。我们接触了富兰兹·范农理论的发展过程。在《悲惨的大地》一书中，范农把自己的哲学也称为“一种新人道主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们还看到了一种新的革命力量的兴起，这就是妇女解放运动。这个运动是从某种观念开始的，当这一观念的时代到来时，它便成了一个运动。过去妇女提出的问题总是得不到回答，答案被推到“革命后”或“总有一天”。如今妇女对这样的搪塞之辞嗤之以鼻，这就是当今妇女解放运动的特征。妇女们提出，“男子沙文主义”的存在绝不仅限于资本主义。它不仅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出现了，现在仍然存在，而且在革命之后还将再次出现。妇女们认为，左派必须认真对待自己阵营内部的“男子沙文主义”，必须承认在革命之前、革命之中和革命之后都有必要正确处理这个问题。那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起初对妇女的呼声根本不屑一顾。
但这一点却是我写作第三部哲学著作《罗莎·卢森堡，妇女的解放和马克思的革命哲学》的冲动。这部著作是我们所说的“革命三部曲”中的第三部。在这本书中，我对当代妇女解放的要求作出了概括。
在我看来，当代妇女解放运动有一个缺陷，这就是忽视了罗莎·卢森堡。这一点值得给以充分的注意。事实上，这正是刺激我写作这本书的原因之一。当然，我的论述范围绝不仅限于在罗莎·卢森堡的思想中发掘不为人们所知的女权主义向度。
开始的时候，我只打算研究卢森堡，并把1910年作为高潮点。因为在这一年中，她以卓越的天才把握了帝国主义新现象，并因而与德国杜会民主党领袖卡尔·考茨基决裂。这件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第二国际背叛之前四年，发生在任何男性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列宁在内）看清这一背叛之前四年。
但后来我突然感到，这样写是不充分的。因为卢森堡仍然留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好像她与考茨基之间只是一种“个人的”决裂。我感到需要有一种决定性的哲学把握。我的所谓《卢森堡书》的第三部分——“卡尔·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批判者到《资本论》的作者和不断革命理论家”，就是这种哲学把握的尝试。
一句话，虽然她比所有男性伟大革命领袖都先一步揭露了考茨基的机会主义，批评他对帝国主义的成长反应迟钝，但她分析帝国主义的方法，以及她对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批判，都可以说是半截子辩证法。这就是说，虽然她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勇敢斗士，但她拒绝把“民族主义”看做主体，看做新的革命力量。
马克思关于人类发展多样化的思想，关于落后国家革命途径多样化的思想，与这种半截子的辩证法恰恰相反。这令我不仅对卢森堡提出质疑，而且要对马克思之后的所有马克思主义者提出质疑。第一个要质疑的就是恩格斯。恩格斯的直线发展论思想渗透到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我的心目中，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贬义词。
恩格斯的直线论思想，在马克思死后他写的第一部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就表现得淋漓尽至。恩格斯声称，这部著作是马克思的遗产。然而，不管是在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问题上，还是在先进社会与落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恩格斯所表述的东西都与马克思的观点毫不相干。恩格斯与马克思关于原始共产主义的观点，也毫无共同之处。
我们无法在此就这些问题展开论述。但是，我应该向读者“坦白”，我现在己经在头脑中酝酿一部关于政党的新著作了。[3]
与此相关，我还发现了一个新的黑格尔，他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封闭在一个“体系”之中，没有与密涅瓦的猫头鹰一起在时光中遁去。正如他在最后一个三段论中表述的那样，他至少为未来的哲学家留下了一条门径。关于这个问题，限于篇幅也不能在此进行深入讨论了。
现在，让我暂时撇开所有这些哲学的、社会学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发展，来讲述一个我个人生活中的故事。我这样做是要实际地说明，一个观念的萌芽状态与其充分发展之间的差别，以及过程与结果之间的差别。此外我还想说明，当伟大的革命发生时，一个儿童对它的知觉，以及这些印象能持续多久的整个问题。我要说的故事发生在我十三的时候。当时我刚刚来到美国一年。我领导了一场反对一位中学校长的罢课。我还记得她的名字，她叫托宾。她对学生极其苛严，为迟到五分钟的小事，就要对学生进行体罚。她还强迫每一个学生背诵夏洛克要割别人一磅肉的那段台词。（当然，我现在是就事后的认识来叙述这个故事，但是《芝加哥论坛报》当天的报道帮助了我的回忆。这篇报道充满感情，还刊登了罢课的照片。）
这件事发生在1924年，在芝加哥犹太人居住区的克利吉尔公立中学。我相信我的勇敢来自千1917年11月的俄国革命。这场革命的惊天动地的壮举，以及平等、亲密的同志关系等等，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当时还是一个没上学的孩子，住在乌克兰。在革命之前两年，我曾经拒绝为了能划入百分之一的犹太人之内以便获得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特权”而行贿。
现在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这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如果一个孩子出生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他的知觉会是怎样。
1938年，我陪伴流亡的托洛茨基一段时间后回到美国。著名的法国工联主义者阿尔弗雷德·罗斯默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1919年，他曾经转向共产主义，后来，在1937—1938年，他又变成了国际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的领袖。他当时正要从纽约回法国，我想应该让他欣赏一下纽约的美丽风光，就带他乘船去斯塔滕岛游览。
当我们到达斯塔滕岛时，他说：“呵，我认识这里，我是在这里出生的。”我很自然地以为他是在和我开玩笑。但我错了，他是认真的。他对我讲述了他早年的生活，证明他的话是真的。原来，他的父母是1871年巴黎公社的社员。公社失败后，他们逃到美国。他母亲怀了孕，在斯塔滕岛生下了他。他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声称自己是美国公民。法国和巴黎公社永远在他的心中，这不仅是因为他生活在法国，而且是因为他从父母那里听到的那些英雄故事，始终活在他的心中。
这件事在我心中勾起了对另一件往事的回忆。1925年我十四岁，尤金·V.德布斯在芝加哥阿士兰会堂最后一次露面。他是一个极其雄辩的演说家，他可以把他生活中的人物个个都描述得活灵活现。他为自己曾有幸与伟大的废奴主义者温德耳·菲利浦斯相识而感到非常自豪。正是温德耳·菲利浦斯在南北战争之后使废奴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他说过：“每一个纽约人骨子里都是公社社员。”
这个对过去事物的记忆中包含着两个要点：第一，以萌芽状态体现在过去之中的，也就是下一阶段的，而不管人们自己是否充分意识到，情况都是如此。第二，内在于“此时此刻”的未来的东西，也表现出最初的本能反应的特征。所谓最初的本能反应，在哲学上被称为“第一个否定”。而促使你向第二个否定运动的东西，为未来的发展创造了一片新沃土。
马克思对辩证法的最初展开，他的宏伟的历史贡献，就在于他创造了这样一片新沃土。当然，这个展开是从反对把黑格尔的概念看做只与思想相联系开始的。一旦马克思发现了思想与革命的新大陆，他便给自己确立了把哲学与现实统一起来的任务。对这个统一的证明来自于对隐藏的主体的揭示，这个主体就是革命的动力——无产阶级。与此同时还要把注意集中在人身上，集中在异化了的和正在异化的人身上。异化必须全部根除，这是实现完全符合人性的人际关系的途径。
马克思排斥费尔巴哈的抽象唯物主义，这不仅是因为费尔巴哈看不到社会关系，停留在个人关系上，而且是因为费尔巴哈拒绝黑格尔“否定之否定”的革命原则。马克思甚至在1881—1882年技术性的《数学手稿》中也运用了这个原则。
按照马克思不断革命的概念，只有通过革命推翻了资本主义，只有在这种历史性超越之后，崭新的人类社会和崭新的男女关系才第一次真正开始。
马克思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有过一些关于自己与黑格尔关系的论述。他把这些论述和《资本论》第二卷的手稿留给了恩格斯，但是恩格斯却把这些论述抛在了一边。现在我们来听听马克思自己是怎么说的。
“我与黑格尔的关系很简单。我是黑格尔的学生。在我看来，那些自以为埋葬了这位伟大思想家的拙劣的模仿者们显得十分滑稽可笑。我自由地采取了……一种批判的态度，使黑格尔辩证法摆脱其神秘主义，并因此使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马克思与我们的时代之间，只有列宁一人认真回顾了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尔根源。然而，虽然列宁对整个《逻辑学》（包括概念论）做了深刻而出色的评论，盛赞黑格尔关于“认识不仅反映世界，而且创造世界”的原则，并对这个原则加以具体化，但他仅仅具体化了一个向对立面转化的辩证法原则，即每个单元都在自身中包含着自己的对立面。
遗憾的是，关于另一些原则、特别是关于组织问题的原则，列宁仍原封未动地保留了1902—1903年《怎么办？》中的先锋队概念。
我们的时代一直聚焦在革命辩证法这一决定因素上。任何问题，包括组织、政党等等，都逃脱不了这个决定因素。甚至绝对方法本身也不过是通向绝对观念、绝对精神的道路。当自我思想着的观念与自由的自我生成一同降临时，我们就会得到真正的自由。
尽管我不得不很快结束这篇序言，但我还是要对我的新著《妇女解放与革命辩证法：走向未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是一部文集，收集了我三十五年来关于妇女解放这个作为理性的革命力量的论文。重读这些文章时，我首先注意到的是，我们所指出的美国的四种力量，即劳工、黑人、青年、妇女，全都带有革命辩证法的特征。它们都是革命的要素，任何人都不可能事先知道，在一个具体的特殊的革命中，谁将扮演重要角色。
正因为如此，我在1985年为这部著作写下了这篇导言和评论。这本文集在时间上的下限是我们所谓的“八十年代的考验”的时期。一句话，不管将来的革命力量是谁，是劳工、黑人、青年还是妇女，全部真理都存在于革命的双重旋律之中：推翻旧社会，创造新的人类关系。这就要求对革命的辩证法作出清楚的表述，呈现出包含这每一个个别主体的总体性。
这不仅是一种结局，而且是一种新的开端。正如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的概念所表明的那样，推翻旧世界并不是革命的结束，在新社会中革命必须继续进行，这样你才能在现在之中感受到未来的即在。那时候所有的人，不论男女老少，都会感受到这神新鲜性，因为新鲜性此刻扎根在这样的新开端之中。
[2] 本文节选自1985年3月20日在劳工与城市问题档案馆的纪念性演讲。当时底特律的韦恩州大学正在举行为期三个月的展览，主要展出他们的12000页的“杜娜叶夫斯卡娅文库”中收藏的照片、信函和文件。
[3] 直到1987年6月98逝世时，杜娜叶夫斯卡娅一直在写作这部计划中的著作：《组织的辩证法与哲学：“政党”和自发运动中诞生的各种组织》。她为撰写这部书做了大量笔记，收藏在 “杜娜叶夫斯卡娅文库”中。
1982年版序言
马克思最初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新人道主义”。五十年代东欧第一次起义之后，伴随着新一代革命者的诞生，以及西方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整个新的第三世界的崛起，六十年代出现了一股马克思哲学热。如今，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际，这种对马克思发现的思想与革命的新大陆的兴趣更是有增无减。
本书第一版发表已二十五年，许多过去看不到的马克思著作陆续发表，例如《人类学笔记》[4]但我对马克思著作的分析仍无需做任何修改，这是令我欣慰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年我并没有强调自己是首次用英文发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而是强调青年马克思与写作伟大经济学巨著《资本论》的成熟马克思在“新人道主义”问题上的内在一致性。赫伯特·马尔库塞[5]，在为本书第一版所写的序言中说：“杜娜叶夫斯卡娅的著作超过了以前的那些解释。它不仅指出了马克思的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之中贯穿着哲学，而且指出马克思的哲学从一开始就是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
本书并没有停留在马克思经济学著作和政治学著作之间的辩证关系和内在一致性问题上。（参见第三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它还揭示了不为人所知的马克思主义在美国黑人向度中的根基。而且，它也不仅限于分析导致南北战争的废奴运动.以及后来为争取缩短劳动时间的斗争，而是进一步分析了它们对马克思《资本论》结构的历史影响。马克思早在那个时候就抓住了黑人向度的重要意义，所以我才有可能把这些美国根基延展到我们的时代。因此，我的著作的最后一章“自动化与新人道主义”，引入了最新近的发展，介绍了美国黑色革命的发端，即1955—1956年的蒙戈马利抵制公共汽车联合行动。
在我看来，本书之所以有必要再版，是因为当今世界面临着无数的危机，特别是美国和俄国这两个核巨头之间爆发战争的危机。此外还有为人的精神而斗争的需要。第一个工人国家转化为国家资本主义社会，是促使笔者写作本书的主要契机。希特勒—斯大林条约的出现，向人们提出了两个严峻要求，一是必须坚决地抛弃任何认为俄国仍然是工人国家的看法（托洛茨基仍然持这祌观念）；二是要求对这种向对立面转化如何发生作出分析。我曾在1941年首次提出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后来又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分析和我对俄国前三个五年计划的具体研究为基础加以发展。（见第五部分：“我们时代的问题：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
不论是东方的空想家，还是西方的空想家，特别是里根时代美国的空想家，都在试图制造一种由对立面构成的怪诞混合物，即试图把自称共产主义而实际是剥削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这种解放哲学混合起来。因此，用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来清理这种污浊的空气、清理我们的头脑，至今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一书的结构，以从理论到实践和从实践到理论的运动为基础。我从革命的时代开始，即从1776年美国革命、1789—1793年法国革命、1848年德国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开始，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兴起、黑格尔哲学、马克思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再创造等等思想领域的革命与上述各次现实革命的关系开始，然后进入到对我们自己时代的现实问题的分析。
马克思主义对我们的时代的适宜性和紧迫性，在伊朗革命中再次表现出来。我很高兴地得知，1980年伊朗的一些革命者翻译了我编辑的马克思人道主义论文集，以及本书第二部分中的“历史转折点上的工人和知识分子：1818—1861”—章。我在这一章中讨论的知识分子是卢梭和马克思。而伊朗革命者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是霍梅尼掌权后成了政府官员的人和想把革命继续进行下去的人。目前伊朗的准内战状态再次证明，统治者可以杀害自由战士的生命，却没有办法扼杀自由的思想。
1956年匈牙利革命把马克思1844年的人道主义论文推上了历史的前台。这次革命所达到的新认识，是二十几年来东欧各次起义背后的理性。今天，波兰的起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无论是起义还是认识的新阶段，都决不仅仅局限于东欧。从东方到西方，对统治阶级的不满席卷全球。在青年的群众性反核运动中，对全新的人类关系的要求已经与时代本身的问题联系起来了。世界上的两个核巨头，玩弄核战可能性于掌股之中。我们知道，这种核战争将彻底毁灭人类文明。反对这种核游戏的力量和理性正在把马克思的这段话推上历史的舞台：“时代是人类史阶段之所。”
杜娜叶夫斯卡娅
1981年10月5日，于密执安州底特律市
[4] 我在《罗莎·卢森堡，妇女的解放与马克思的革命哲学》中对这个《笔记》做了分析。
[5] 参见我在《国际知识社会学协会公报》1979年12月号上发表的纪念赫伯特·马尔库塞的文章。
第二版导言
“只有是自由对象的东西，才可以被称为观念。”
——黑格尔
1957年本书第一版付印时，正值俄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进入轨道之际。这一年，小石城暴动与这个重大的科学事件一起，占据了报刊的头条位置。1962年，又发生了两个令世人瞩目的事件。詹姆斯·默迪斯进入密西西比大学的勇敢举动，使瓦尔特·西拉驾驶宇亩飞船绕地球六周的飞行也黯然失色。学校种族隔离这样的“小事”竟能与科学的里程碑并驾齐驱，说明这个时代人的意识所关注的不是科学的征服，而是人的自由。
当现在这个新版付梓时，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生活已使在哲学与现实之间建立新关系的使命变得更为紧迫了。思想与事实不能永远彼此分离。它们必定会在某个时间、某个场合相遇。纵观历史，凡引起伟大社会革命的力量，必定会创造出伟大的哲学革命。兰伯洛对1648年英国革命的动机力量做了如下的表述：“……英国最贫穷的人，应该与最伟大的人有同样的生活。”1963年，詹姆斯·巴尔文谈“到另一个世界的曙光”时说，“我所说的变化不是表面的变化，而是深刻的变化，是复兴意义上的变化。”社会革命要求哲学的重建。十七世纪英国平等派为平等而战，二十世纪美国黑人为自由而战，这些发生在社会革命前夜的战斗，有力地带动了思想界，兴起反抗对原创性思想的压制的潮流。
社会剧变时期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新主体的诞生。这个新主体把白由和理性变成时代的现实，并以此来响应客观的历史驱策。二是理论与实践之间建立起新的关系。过去的历史说明了这一点，例如，十七世纪英国的平等派；1789—1793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无套裤汉；引发美国南北战争的逃亡的奴隶；1905年和1917年两次俄国革命中圣彼得堡的无产阶级，等等。当代的现实也说明了这一点，例如，反对俄国的匈牙利革命和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非洲革命，等等。当然，并不是每一个这样的历史时期都会产生一种全新的哲学。原创的哲学是一种罕有的创造，只有受到世界自由意识发展新阶段的召唤，并经过艰苦的努力之后才会产生。但是，一种合理的哲学必须有能力回应人类经验的挑战，回应新的人民起义的挑战，因为起义标志着自由的缺失。
俄国革命之后，自由的哲学（见本书第十二章、十三章）没有实现，就是说，没有付诸实践。马克思主义解放理论因此而转化成了它的对立面。不管这种转化的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现在回归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原始形式已成了亟待解决的任务。《马克思主义与自由》1958年初版时，马克思关于人道主义的论文还没有英译本，因此我把这些论文作为附录收在本书后面。[6]后来，多种英译本纷纷出版，报刊上也出现了大量的评论文章。但人们很快就看清楚了，这些译文和评论的宗旨不是重建马克思经济学说与其哲学人道主义的统一，相反，是为了驱除卡尔·马克思的亡灵，并把他再一次埋葬。这一次是要埋葬他的人道主义。但这是办不到的。只要新世界还没有建立起来，只要建立在真正的新人性的起点之上的新世界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就仍然具有生命力。
围绕马克思人道主义论文的论战，退化为谁为第一次争论，好像是学院中设立的给学分的辩论。我在1961年的讨论中指出：“关于是谁第一个把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译成英文的争论，只有在与手稿的精神以及我们的时代有本质关系时，才是一个有意义的论争。1958年，我不得不充当第一个翻译并发表这些手稿的人，因为在此之前的15年中，我曾在学者、作家和出版商中四处游说，试图说服他们认识这些手稿的理论力量，但都徒劳无功。在东德革命和匈牙利革命之间旳那个时期，俄国共产主义者曾公开地抨击这些手稿（《哲学问题》，卷3，1955），我又开始了新一轮说服出版商的努力。这一次，这些手稿作为我的著作的一部分发表。我认为，俄国共产主义者对这些手稿的攻击不是学术性的，它是一场革命的前兆。随后的第二年，匈牙利革命鲜明地举起了人道主义的大旗。对我来说，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是反对共产主义集权统治的唯一真实基地，所以，我感到必须向世人申明，人道主义不是我个人的独创，而是直接来自于马克思。“马克思在与‘庸俗唯物主义’进行斗争时写道：‘这样的共产主义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不是人类社会的形式。’”
我在第一版中指出，匈牙利革命开辟的通向新社会的道路，在蒙戈马利抵制公共汽车联合行动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此后，黑人的斗争变成了全面的斗争，从南到北席卷了整个美国大地，以至于“黑色革命”这个词几乎变成了一种陈词滥调。然而，革命往往被人们仅仅当做新闻报导的资料，这个事实进一步显示了人们还没有把握住真理。所以可以说美国黑人一直是美国文明的试金石。美国文明的界域在不断扩大，但却始终缺乏一种统一的哲学。而且，我们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听到了对新的统一哲学的呼唤。成功地把美国探索者号航天器送入轨道的科学家裴克林博士发出了这种呼唤，但没有人能迎接这一挑战。装克林博士指出，“人类距离彻底毁灭只有一步之遥”。他说，人类需要的不是让科学家发明更多的毁灭性武器，而是“一种新的统一的哲学”。
同一时期，非洲革命在自己的人道主义旗帜下蓬勃兴起[7]。事实上，正是这个共产主义轨道之外的新世界的诞生，使共产主义者发现了“第三世界”，并且在共产主义阵营中造成了裂缝。美国的“意识形态论者”根本不懂观念动力学，所以他们无法迎接为人的精神而斗争的挑战。相反，他们的行动表现出，他们似乎把任何意识形态辩论，即便是涉及人类存亡的辩论，都看做不过是一些修辞上的游戏。谁都知道，在一个氢弹和洲际弹道导弹的时代里，人类的存亡绝不仅仅是一种修辞上的游戏。他们也不是不知道这一点。1962年10月，当肯尼迪告诉赫鲁晓夫，如果俄国人不把他们的导弹从古巴撒走，美国将不惜发动一场核子大屠杀时，他们也和我们大家一样心惊胆战。问题在于他们相信，他们对观念的陈旧看法将会奇迹般地消灭阶级斗争，种族斗争也会大大地减少。
有些评论者希望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束之高阁，还有一些人引证我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说我对赫鲁晓夫掌权后俄国发生的变化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他们特别指出了“强制劳动营的废除”。然而奇怪的是，做这类批评的人，恰恰是那些在赫鲁晓夫宣布废除劳动营之前始终不承认有劳动营存在的人。最糟糕的集中营被废除，并不意味着集中营不再存在。这只是意味着“集体劳动”采取了一种较温和的新形式。不管是美国的“自由企业”，还是俄国的“共产主义”，都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关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基本理论，没有改变资本主义是一种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的理论。1943年，俄国人承认价值规律在俄国仍然起作用，但并没有对国家计划作出进一步的详尽分析。因此，我对五年计划的分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以后便集中分析俄国人如何攻击马克思的《资本论》和《经济学—哲学手稿》（见第三章和第十二章）。现在，我无需对自己的分析作任何修改。
杜娜叶夫斯卡娅
1963年11月1日于美国密执安州底特律市
[6] 由于现在这些论文的英文版很容易找到，所以这一版中删除了附录。莫斯科官方版本（1957）中加了许多脚注。这些脚注公然粗暴地歪曲马克思著作的内容和意向，把它糟蹋得不成样子。比较好的译本有T.B.博托莫本。这个译本还包括了许多其他的原始材料，它被收入恩里克·弗罗姆的《马克思的人物概念》一书中。（Marx's Concept of Man, Erich Fromm, 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 New York 1961.）原来的附录Ⅱ，即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的第一个英译本，也被删掉了。因为这本书现在也终于有了英译本。（V. I.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38,Philosophical Notebooks,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1961）
[7] 见我的小册子《民族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人道主义和亚非革命》（《新闻与通信》，底特律，1959；英国剑桥，1961）。
第一版导言
本书的目的是在马克思的原始基地上重建马克思主义，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
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的美国根基仍然被掩蔽着。人们知道，尽管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马克思曾支援过北方。但是，废奴主义者的道路与马克思的道路在那个时期交会在一起，了解的人则较少。而完全不为人们所知的是，在美国南北战争以及后来为八小时工作日斗争的影响下，马克思对自己最伟大的理论著作《资本论》的结构进行了彻底的重组。本书对这一点进行了开创性的分析。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以为人的精神而斗争”为标志的时代。但是，除非是从关于人与劳动和人与人关系的全新概念开始，这种斗争就是空洞的。马克思主义的今日性就是从这里出来的。任何一个哲学家都没有马克思这样广大的人道主义概念，任何一个哲学概念都没有马克思的概念这样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社会的第一需要——劳动与生产。氢弹的出现给人类文明的存亡画了一个巨大的问号，但这也没有改变上述事实。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能在当今的报刊大标题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中去寻找。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变得如此地具有当代性。马克思100年以前提出的问题，今天在工厂里和社会整体中作为具体的问题被人们争论。
在集权制国家发展起来之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并没有被人们充分理解。只有在今天，人们才有可能理解，马克思拒绝他那个时代的共产主义，并不是要以十九世纪的人道主义作为他的科学经济理论的附属品。马克思绝不是一个庸俗唯物主义者。他关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新社会秩序必然出现的预见，是建立在一个基本认识之上的，即工人在其作为生产者的现实社会生活中将追求自身的普遍性和完整性。由于共产主义仅仅是对私有财产的拒绝，所以，对马克思来说，那“不是人类发展的目的，不是人类社会的形式”。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解放理论，否则它就什么也不是。马克思关注人类的自由，关注作为资本主义绝对规律的人的生命的巨大浪费。而俄国共产主义则依赖于资本主义的主要动力，即付给工人最低限度的工资，同时从他们身上最大限度地榨取。他们给这个主要动力冠以“计划”的美名。马克思则称之为价值与剩余价值的规律。马克思预见到它的不可阻挡的发展必将导致资本集中在“一个单一的资本主义企业手中”。
马克思预见到了这种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倾向，这不是因为他是一个预言家，而是因为他运用了辩证的方法。他把社会发展的一切趋势都追溯到了终点。如果认为黑格尔辩证法是一种荒诞的东西，那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的主要理论著作。以方法来作证明，荒诞就不可避免。证明只能是在实践中的证明，在社会本身的现实发展中的证明。因此，本书对现代机器时代进行了追溯，从它在工业革命中的诞生起，直到它今天在自动化中的最新发展。
这里我们展开了三条基本的思想线索：（1）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革命原则和德国（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演化，联系1776—1831年这一时期社会的现实发展；（2）马克思在世时及此后一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联系美国南北战争、巴黎公社、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3）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问题，应用于当代两个基本发展趋向所提出来的问题。这两个基本趋向一是走向国家资本主义，二是走向总体的自由。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四十年成熟期（1843—1883年）的基本特征，也是我们时代的迫切需要。
写作这本书的冲动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工人；二是东德工人。这是1950—1953年的时期，即朝鲜战争和斯大林逝世的时期。在这些年月里，美国工人，特别是煤矿工人和自动化生产线上的工人，开始把握自动化的现实。他们把生产力的问题深化了，从与劳动成果——工资相联系的问题，变成了与劳动条件以及对全新生活方式的要求相联系的问题。也是在这个时期，东德工人以1953年6月17日起义提出了挑战。几个星期之后，在俄国本身也爆发了沃尔库塔奴隶劳动营的暴动。
从象牙之塔中的哲学家，到大街上流浪的贫民，整个世界都关注着这样一个问题：在集权主义时代里，人能获得自由吗？我们向前跳跃了几代，从1953年起义和1956年匈牙利革命中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同时，苏伊士“小战争”把我们带到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然而，世界危机的总体性促使大西洋两岸都产生出追求新哲学的趋向。
任何哲学家都不可能仅凭自己的头脑进行创作，在当今的世界上就更加如此。理论需要在工人自身的行动与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塑造和再塑造。例如，本书关于俄国从工人国家向对立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化的研究，就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许多学者参加了这项研究，尽管他们中有些人同意我的结论，有些人不同意我的结论。起初，这本书是对国家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直到1950—1953年生产和工人起义都达到了新的阶段，这本书才最后采取了现在《马克思主义与自由》的形态。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绝对的时代，我们站在通过反对绝对专制而走向绝对自由的门槛上，所以，理论与实践统一的要求迫使我们采取一种全新的写作方法，至少它迫使我在写作本书时釆取了一种新的方法。
我曾经向一些自动化工人、矿工、铜铁工人和青年学生就本书的一些观点进行巡回演讲。这些听众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从他们自己的生活出发，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例如，一位西弗吉尼亚的矿工中肯地表述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理解，把自由从其抽象的形式中摆脱出来，并赋予它一种具体的意义。
“我听了你们关于马克思兄弟的讨论。我不会像他那样表述，但是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今天早上，大约六点一刻的时候，我躺在那儿，眼望着窗外，对自己说：‘你必须起身，下床，不管你是不是喜欢这样’。我甚至没有对我的妻子说，只是对自己说：‘现在你把这叫做自由的人？’”
在进行了这些讨论之后，我写出了本书的第一稿。手稿又拿到这些小组中去，进行了三个月的研读。他们的讨论录了音。笔者仔细地研究了这些讨论，对第一稿进行修改。接着又进行了第二轮的巡回，针对手稿中的某些问题进行集中讨论，这些讨论有一部分反映在本书的正文之中。经过了这些集中讨论之后，本书才最终以现在这种形态完成。
因此，我要把这部著作献给那些积极参与了本书写作过程的汽车工人、矿工、钢铁工人和青年学生们。可以说，他们是本书的合著者。
杜娜叶夫斯卡娅
美国密执安州底特律市
1957年5月
又及：在阅读校样时，笔者针对书稿付印与正式出版之间这段时间发生的事件，增补了几条脚注。
杜
195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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