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杜纳耶夫斯卡娅

从哪里开始?理论与实践的新关系

杜纳耶夫斯卡娅

(1956)



  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件传家宝,不能被作为纪念品传给你的孙辈。它要么是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实现自由的一种方法,要么就什么都不是。
  我们的出发点必须是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具体阶段。危机发生在生产中。如果你在那里能看到它,你就能在其他地方理解它。如果你在那里看不到它,你在任何地方都无法理解它。
  今天的生产危机的总体性由两部分组成:(1)第一个是资本主义的作用。正如国家计划从1929年私人资本主义的崩溃中诞生一样,自动化作为资本主义对战后生产力斗争的回应而出现。然而,现在的生产危机是如此全面地波及全世界,以至于从原子能到自动化,没有什么东西不是每个工业国同时拥有的,而由于美国和俄国都拥有氢弹,世界陷入了一种近乎窒息的僵局。现在工人阶级的理论和实践相差不远,虽然他们只能躲藏而又无路可躲,但工人阶级希望听到自己的意见,并敦促其与理论统一起来。自动化时代努力被它的无产阶级冲动记录下来。
  (2)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劳动在其中的作用,在自动化时代,工人不仅拒绝成为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而且不把失业看作是一种“自然”现象,相反,提出了劳动与生活本身的关系这个最基本的问题……
  自从1929年大崩溃以来,美国人的思想和世界的思想分裂成对立的两极,一极是规划者,另一极是工人的自我活动,他们发现了如CIO(产业工会联合会)一样的他们自己的组织形式,从实践到理论的运动已经发展到现在这样的程度,它不会容忍理论家的任何分离。这与国家资本主义倾向[1]初次登场的1941年不同。
  写几篇论文指出老党派如何堕落,这是很好的,因为他们既没有正确的理论,也不是以自己的阶级为基础。
  但当涉及到一个简单的问题:现在我们独立了,该怎么办;既然我们的立场上没有阻碍我们同无产阶级汇合的东西,我们从哪里开始呢?有多少不同的答案脱口而出?……
  通信[2]的失败就是因为不能与自动化带来的新冲动相融合——当时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康寿(Consol,或译康索尔——译者注)煤矿是工人开始1949-1950年大罢工的第一站——尽管事故发生时我们就在现场,甚至能以最具体的方式看到发生的一切。
  那些认为自己已经为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做好充分准备的理论家和反对接受新冲动的工人们丝毫没有意识到,在这个绝对的时代(age of absolutes)的这个阶段,这些冲动不仅仅是本能,而是思想本身,不仅仅是随意的思想,而是理论。

这本书和报纸的不可分割性


  作为组织的生命、基础和表现的这本书和报纸[3]的不可分割性就是问题——“从哪里开始”——的答案。但这还需要把这本书具体化。为什么只有我们在做这件事?我们做这件事的方法是什么?也就是说,为什么我觉得自己不能独自完成任务?为什么它必须成为一场集体的探险,不仅仅是我们这个小团体,而是每一个我们可能接触到的工人和知识分子?只要说明在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中,工人的帮助比知识分子,甚至我们自己的知识分子的帮助要大得多,所有这些问题就可以被简单地解答。我再重复一遍,那些从未读过马克思主义著作,甚至从未听过这个名字的工人,对这本书的投入比我们自己的知识分子更多。这是一件很难理解的事情,特别是因为我们都如此善意,如此口齿不清地重复马克思主义不是在书中,而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说完之后我们要什么?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说过,这份报刊不能“只是”一个工人的论坛,从而再次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分开。
  另一方面,注意一个工人的反应。当皮特说:

  今天早上,大约六点一刻的时候,我躺在那儿,眼望着窗外,对自己说:“你必须起身,下床,不管你是不是,喜欢这样”。我甚至没有对我的妻子说,而只是对自己说:“现在你把这叫做自由的人?”

  他不是在说我讨厌起床上班,尽管这是一个足够好的说法——他是在把“自由”这个词从云端中取下,让它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当安吉拉·特兰诺说工作必须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时,她所做的不仅仅是流露出工人阶级的本能。她正在陈述哲学和具体的口号,这就是《新闻与通信》这种报纸的主轴……
  当查尔斯·登比沿着劳工官僚的演变写关于商店的变化,同时说这本书将成为阶级斗争的武器时,他所做的和马克思本人所做的一样,把政治经济学从其知识领域中剥离出来,使之成为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武器。
  与之相比,有些知识分子确实认为这本书是必要的,但却未能领会我们(而且只有我们)在重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所做出的具体贡献。事实是,他对这本书的帮助要比那些羞于因为从未听说过马克思,所以才认为这本书是新书的工人得多。

绝对的时代


  事实上,这本书确实是新的,他的感受和愿望也是新的,因为它们是1956年的感受、想法和愿望。除非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否则马克思在写作时不可能知道它们。
  我们生活在一个绝对的时代,而他不是。
  今天的工人阶级远比1871年的巴黎群众先进,尽管后者在巴黎公社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国家,而我们还没有建立我们时代的工人国家……
  要打破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界限,首先要认识到,在这本书面前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一样,也有新东西要学习。这样,知识分子就可以把这本书广为传播,充分实现我们为填补马克思主义空白所作的贡献。
  我们不是精英,我们也不是来领导群众的。但我们有一个严肃的职责要履行,没有人在做这件事。我们的出发点是新的。自马克思本人以来,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情。没有马克思,我们就不能成功,但马克思主义(我重复一下)不是马克思在1843年或1883年写下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今天,1956年的马克思主义。
  ……这个时代的工人将接受对权力产生之前、权力产生之后的各个方面,以及权力产生中的每一个过程的全面看法。
  青年马克思说,新杂志的任务应该是帮助时代的实现。这是我们的任务,伴随着绝对的时代的复杂性。然而,这一切都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句子来概括——阐明这本书和报纸同工人政治是不可分割的。
  1900年,列宁写了一篇文章,“从哪里开始”,并指明要从一份报纸开始,他的同事中有许多都嘲笑着说,不,应该是从一个组织开始。另一些人说,应该只从报纸开始,而不是一个组织。这些人认为报纸和组织是分开的,而列宁认为它们是不可分割的。
  今天很容易就可以说,历史证明列宁是对的。问题是,如果作为他同时代的人,当他说这份全国性的报纸就是我们的起点时,你会说什么。
  我们当中那些认为斯大林的死是极权主义终结之始的人,笔不停缀地从唯物主义的角度重新解释绝对理念的运动,即实践到理论的运动,准备好倾听新的冲动,并立即把它们纳入我们这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说明这本书的两极将是自动化和绝对理念……
  这种信念并不是因为我告诉过你而产生的。内部的信念只能产生于对劳动人民的某种态度,工人们每天都在为建立一个新社会而奋斗,这是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心,世界的起点和终点不是你,而是他们。你要向他们学习,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要向学习的东西。
  如果你有这个信念,你就可以从事为人类思想而斗争的事业。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纪的意义,为人类思想而斗争。当人类完全机械化的趋势随着自动化达到最尖锐的时候,人类思想的斗争,正如不能用空洞的民主口号来赢得一样,也不能用陈腐的先锋队主义或者智力的退让来赢得。
  正是世界危机的总体性迫使哲学采用一种总体的观点。工人阶级可能还没有创造出一个新社会,但他们破坏了旧的,把所有旧范畴都砸得粉碎,既不相信经济体系的合理性,也不相信政治秩序的合理性。
  另一方面,先锋队什么也没做。它陷在固定的旧范畴的泥沼中,这个范畴的首要是党领导群众。工人们从这个问题开始:政权被征服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们总是要面对新的官僚机构吗?这一切都将结束在一党专政的国家,所谓的先锋队说:首先,跟我走。工人们已经听资本家说过:看看自动化的奇迹——明天就是新世界,但现在跟我走。
  每个人都做好了当领导的准备。没有人去倾听。然而,这个自动化时代需要作为无产阶级的冲动被记录下来。这就是《新闻与通信》所做的。在先锋党的那一边,除了知识分子的懒惰外什么也没有。
  他们都忘记了,一个新社会是人类的努力,否则就什么都不是。它既不能背着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也不能在人的头脑之外。只有人才能理解它。建设它的是人。否则它将不会被建造……
  马克思主义存在于工人的日常生活中,存在于工人的斗争和愿望中,存在于工人的思想和经验中。美国工人比他的欧洲兄弟有一个优势:他不受已经变得官僚化的旧激进政党的束缚——无论是极权主义的俄国,还是包括贝文派在内的民主的英国工党——从生产开始,他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工人阶级都更自由,与他的同胞之间的交流和交往也更容易。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支起我们的耳朵,准备好作为他们的平台和我们的专栏的报纸。我们也有话要说。
  这不是智力退让。新的冲动只能来自那些承受所有压迫的人。但是,一旦理论家从工人那里获得了冲动,他的工作就不会结束。然后他的工作就开始了。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新统一是一项不小的任务。这花了马克思一生的时间。我们比他幸运,不必从头开始。我们有马克思作为基础。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上有巨大的分歧需要吸收。列宁死后,我们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工人阶级斗争。我们现在有黑人群众日复一日丰富的斗争。如果我们同工人阶级生活在一起,听听他们的意见,那么从实践到理论的运动就不会不符合从理论到实践的运动。
  如果过去的历史对你来说毫无意义,那么记住今天也是历史……过去的所有知识为现在打下基础,给我们注入信心,这种历史的延续是一种无线通信,将首先在我们的时代被解码,这将确保工人自由的理念不会脆弱到不在我们的时代真正出现的程度。



注释

[1] 国家资本主义倾向是由杜纳耶夫斯卡娅、詹姆斯(C.L.R. James)等人在工人党内部组织起来的,目的是为了宣传俄国是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而非工人国家。

[2] 从1951年到1955年,国家资本主义倾向成为一个独立的组织,通信委员会。

[3] 通篇提及的“这本书”是指杜纳耶夫斯卡娅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从1776年到今天》,完成于1957年。



感谢 黄胜利 收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