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艾伦·梅克森斯·伍德 -> 从阶级退却：论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
第六章 政治与阶级
如果打算令人信服地重新设定社会主义方案的话，那么必须要回答与社会主义的目标、行动原则以及组织等相关的几个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一方案的构思——通过阶级斗争与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从而取消阶级——为历史运动和社会进程理论提供了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目标的系统而又连贯的叙述。在这个叙述中，历史进程与政治目标是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不是被看作可预言的历史演化的不可避免的结局，而是被看作从现实的社会力量、利益和斗争中生成的历史可能性。如果社会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是至今为止所有历史运动的基本原则，那么社会主义现在便已经是在历史日程上了。这是因为在历史上第一次不仅存在着使得人类解放成为可能的生产力的阶级，而且特别存在着包含有一个无阶级社会的真实可能性的阶级：它没有自己要保护的财产与剥削权力，如果不把阶级一起取消的话，它就不可能完全实现自身的阶级利益；这个被剥削阶级的特殊利益要求取消阶级剥削；这个阶级自身的特殊状况赋予其以集体力量和使得社会主义方案实际可行的集体行动的能力。通过这个特殊的阶级利益和这种特殊能力的中介，人类从阶级剥削中共同解放出来的目标——这在其他时间、其他地点从来不过是一个抽象的乌托邦幻想——就能够转化成一个具体的、直接的政治计划。
如果没有一个类似连贯的、有机的关于目的、手段、社会进程和历史可能性的构思，那么对于这个社会主义方案的修订就不可能具有同样的力量。一个基于政治独立性的社会主义方案是不可代替的。与其说这是在回答问题，倒不如说是在提出问题，归根到底，它只是意味着任何事——或者，没有任何事，只要是让人信服——都是可能的。
这个问题的提出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加以推论：即如果目标不是消灭阶级的话，那么是什么？如果推动力不是阶级利益，那又是什么？如果集体身份之认同或者统一的原则不是阶级认同与内聚力，那么是什么？而且，在这些核心问题中，更为根本的问题是：社会与政治权力核心的支配性结构如果不是阶级关系的话将会是什么？如果不是生产关系与剥削关系的话，那么处于人类社会组织与历史进程的基础性地位的社会关系是什么呢？如果不是维持其自身存在的物质条件的话，那么“底线”又在何处呢？
如果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消灭阶级，那么对于谁来说这将成为一个根植于他们自己的生活状况而且不仅仅是抽象的“善”的真实目标？如果不是那些直接受支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人的话，谁可能会有“兴趣”去取消资本主义剥削？如果不是那些处在资本主义生产和剥削核心的人，谁可能会具有实现这一目标的社会能力？谁可能会拥有在社会主义斗争中形成集体性因素的潜力？弗兰西斯·墨尔亨深刻地指认了这一点，他说：
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之所以是革命性的，这是因为其历史生成的、作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被剥削的集体生产者的本质。作为被剥削阶级，它遭遇了与资本全方位的冲突，这种冲突并不能在总体上永久地满足其要求。作为主要的生产阶级，为追求其目标，它有权力去终止——并在一定范围内使其改变方向——资本主义经济机器的运行。而且，作为集体生产者，它具有建立一种新的、非剥削性的生产方式的客观能力。这种利益、力量和创造性能力的结合，使得工人阶级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任何别的社会或者政治力量，使得它有资格作为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因素。再次强调这一主张，不是去声称社会主义是确定的——它不是确定的——或者是去声称单单劳工运动就有可能实现它。必须要指出的是，我们主要的积极性资源只能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而且，如果它不能再生它自己的话，那么也没有外在的干预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这种资源在一些灾难性的历史可能性那里被分散开来或被中性化，那么社会主义真的会被降低为一种即使是最有灵感的、最富战斗性的社会运动都无以企及的狭隘的乌托邦。
……创造性只是潜在的，还并未实现——这是事实。但是潜在性本身并不取决于劳工运动在道德与政治上的变迁。它是在资本主义的一般矛盾中酝酿起来的，它的扩大再生产的过程已经生成了一种在结构上是集体化的经济与社会秩序，以及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真实的“一般利益”的条件与组织。[1]
由于他们自以为是地认为，不存在直接或必然地从物质条件到政治忠诚的转化，因此，这些基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或者是被解释清楚。他们更不原意去面对这样一种远非自明的主张，即在他们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定义与表述中，甚至不存在外在的或是先在的物质利益。他们尤其没能论证清楚这样一个假定，即竞选中政党的命运证明，在“阶级归属”与“政治诺言”之间不存在联系，甚至不存在与政治诺言相关的阶级利益。然而，这些很有可能会被膨胀或者互混在一起的主张，确实就是NTS针对社会主义计划的基础这一问题所作出的全部回答。
让我们来对这些观点做一个仔细分析。我们已经遇到了这样一种观念，即阶级利益并不先在于他们的政治表述或“话语构建”，如同拉克劳与墨菲以及汉迪思与赫斯所认为的那样。琼斯坚持了同样的原则，他把他所拒绝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状况与政治力量之间关系的观点简述如下：“暗含的假设是，市民社会作为一个相互冲突的社会群体与阶级存在的场所，在其中，利益层面的对立能够在政治领域找到理性的表达。这种利益被认为是先在于他们的表述的。[2]他回答说：“我们不能……把政治语言译解成为接近于原初的、物质的表述，因为正是政治语言的随机构建首先对利益进行了理解和界定。”[3]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主张意味着什么。让我们来假定——而且无论琼斯、拉克劳还是墨菲甚至赫斯，没有一个人走得更远，以致否定了这一点——存在一个没有财产，也没有生产手段占有权的阶级，他们必须为了工资而出卖自己的劳动，等等。而且，还存在另外一个阶级，它剥夺了第一个阶级的剩余劳动。大概我们可以接受的是，这种关系必然是——尽管是以不同的程度——一种冲突的关系，或者至少在其核心当中存在一种不可调和的对立，即一个阶级把从其他人的劳动那里得到的价值最大化的这种努力，对于后者而言是相对不利的，这主要表现在与工资、工作条件、安全、劳动过程的控制以及其他活动相关的形式，与自我实现的可能性等等相关的方面。如果说这种冲突与剥削的关系是一种“经济的”现象，那么我们该怎样去认识其政治方面的含义呢？
首先，不言自明的是，我们不能要求这些冲突实现从经济层面到政党政治层面的这样一种直接的经验性转换。保守党与工党之间的对立，比如说，并不能与资本主义雇主及其获取工资的雇工之间的冲突完全同步，无论是在两者的人员是一样的意义上，还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即每个党的政治计划都与“经济的”冲突的当事者之一的需要与目的相一致，都把对方排除在外，或者以对方为代价。这一主张实在是微不足道；但是还不完全清楚的是，除此之外，NTS的理论教条究竟还有些什么东西。
让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同样不言自明的是，人们对于政党政治的选择往往是基于不同的原因，这些原因并不总是能在他们作为“经济的”范畴中行动者的需要与目的中找到依据，当他们偶尔作出一个清楚的、与这些目的与需要相关的政治选择时，越是如此。同样真实的是，人们所带有的非阶级的集体身份——作为男人女人，作为种族的或伦理群体中的一员，作为当地居民，等等——客观上也影响了政党政治的选择。同样清楚的是，即使是当他们打算去作出直接与他们作为经济要素的需要与目的有关的决定时，他们或许也会对这些联系所要包含的东西是什么、哪一种可能性选择能最好地满足他们的需要的与目的有着不同看法。甚至他们关于哪一种选择能最适合他们的目的与需要的观念也可能犯错。最终，可能的政治选择必然是一种历史性现象，这并非是古已有之，也不是当代社会状况的产物，而是基于历史的遗留，并以历史性的语言表达出来。同样，作出政治选择的人们并非是白板一块，而是活生生的历史性存在，他们拥有历史性的、确定性的语言以及期望。因此，不言自明的是，即使政治选择反映了“经济的”目的与冲突，政治回应的具体形式也不能根据“经济”范畴的结构来加以预言。
在所有这些意义上，经济与政治的非相关性几乎都是无可争议的。而且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的计划而言，这些主张本身并不具有根本意义。然而，其他一些被非相关性原则包括在内的重要主张，如同NTS所认为的那样，并非仅仅来自于外在，而且也不是同样不言自明的。
对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计划来说，一种大的理论跳跃是根本性的。正如我们在琼斯、墨菲以及赫斯的公式中所看到的，非相关性原则的关键之处在于，没有外在于或者先在于他们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表述的阶级利益存在。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也许这仅仅意味着，除了以具体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形式外，物质利益不能作为客体而存在，或者是说，物质利益必须在他们能够成为政治力量前以某种方式被看待和理解。NTS似乎始终把政治的目标与利益混淆起来，但他们的确是另有所图。他们认为，物质利益并不通报独立存在，而是由意识形态与政治来加以构建的，实际上也就是说，这样的物质利益根本不存在。这样一来，阶级与阶级斗争无论是在经济的、还是意识形态的或者政治的层面上都不再有任何含义。如果我们被告知，不仅仅不存在从经济利益到意识形态与政治的力量与目标的轻松转化，而且，除了转化成为意识形态与政治的力量、目标之外，就不存在经济的利益，于是，除了作为意识形态与政治的产物之外，根本就没有这种类似阶级的东西存在。
让我们回到我们的两个阶级，即资本主义剥削者与剩余劳动被他们剥夺的工人。让我们假定，不存在一种政治计划或语言，不存在一种意识形态，甚至也不存在任何能够清楚地表达工人——作为剩余产出被剥夺的对象，他们与资本主义这一剥夺者的利益是敌对的——利益的概念化的东西。难道这改变了这种关系的本质或其根本敌对的特征吗？难道它在总体上改变了不被剥削总比被剥削要好这样的事实吗？难道这改变了源起于两个党派关系的相对的利与弊吗？难道这否定了一个阶级对于另一个阶级的权力与支配吗？难道它改变了这样的事实，即在这种权力与支配的“经济的”关系基础之上，存在着社会和政治力量的一个完整结构？如果那种认为“利益”不能独立存在于他们的代议方式的主张，暗含着对于任何或者全部这些问题的肯定性回答，那么我们就进入了一个绝对唯心主义的王国，在这里，除了思想以外什么都不存在。但是如果它根本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去说什么物质利益的存在并非是“先在于他们得以构建和表达的话语”，又可能是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物质利益确实“存在”，那么仍然有这样一个问题，即它们是怎样——或者是否——能够被转化成政治语句的？这里出现了几个突出的问题：物质利益是否打算，以及他们在历史上是否曾试图转化成政治力量？而且，有没有这样一种倾向，即在政治力量与物质利益之间是否一定存在一种“相关性”？或者，如果不生成一种“合适的”政治力量的话，这些物质利益就不能起作用？或者相反？即如果不产生一种与具体的阶级利益相关的政治力量的话，那么某种政治目标（比如说社会主义的建设）就不能实现。[4]
NTS看上去是暗指在物质条件与政治力量之间很少有历史性联系，且任何已经存在的关联也是“凑合在一起的”。因此，比如说，琼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条件与政治承诺之间的联系的假设——这实质上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其社会决定论的构思的整个理论系统——所代表的不过是一种无法确证的、从一种独特的、短暂的历史经验中得出的概括。只有在英国——即使在这里也暂时的——才曾经存在一种阶级与政治的紧密关联。整个被误解了的马克思主义就建立在或然相关性这一不可靠基础之上——或者是对于其意思的误读之上。
进一步而言，NTS还含有这样的意思，即在物质条件与政治力量之间没有存在联系的必要。一方面，既然没有独立存在的物质利益，也就没有根据物质利益的要求从而形成相应政治力量的问题。另一方面，似乎不存在这样一种政治目标，甚至社会主义建设也不要求政治力量的动员必须在阶级的层面上得以展开，既然在意识形态与政治的层面上我们就能得到这种力量的话。
必须强调的是，这些假设都没有遵循这样一种简单的、无争议的主张，即不存在从物质条件到政治词句的顺其自然的转化，也没有与每一种“经济的”环境都相匹配的单一的政治形式。然而，主要是通过从较小的到较大的主张的概念化变迁，而不是通过证据与判断方式，NTS就从总体到把社会主义政治从阶级中剥离出去。“政治斗争并不以阶级间直接竞争的方式产生”[5]——比如说，保守党与工党之间的竞争和工人与资本家在生产关系上的斗争是不相关的，这一斗争的实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而且从工人有时候会去投托利党的票这一事实出发，根据保罗·赫斯的逻辑（打个比方），我们应该能发现大量关于政治从阶级中独立出去的事实。由此而来，必然的结论是，政治与阶级之间的任何联系都多多少少是偶然性的和“具随机性的”；在任何政治组织与竞争不完全与阶级组织、阶级矛盾相关联的地方，物质条件与阶级关系都明显不是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既然不存在独立的阶级利益，政治组织与计划就不能被说成是很好地或者是很差地代表了某种阶级利益。由此，人们就可以联系他们本人的意识形态承诺来判断这些组织与计划的有效性了。[6]换句话说，既然“阶级没有‘利益’，也不是政治行动者”[7]，那么，社会主义的战略的确就可以不必依据于阶级利益与斗争。赫斯这一论断的逻辑表明，“相对独立性”的确包含有必然的非相关性；如果工人自由地把票投给了托利党，那么也就没有什么类似工人阶级利益的东西，而且社会主义也可以不必通过阶级斗争而建成。
阶级冲突历史性地构建了政治性力量，但却并不必然就产生与阶级构建直接相关的政治组织。毋庸置疑，工人有一种不愿意被剥削的趣好，这与那些要剥削他们的人的趣好是相矛盾的，历史上的许多斗争就是这种趣好间的冲突，而且这些斗争对政治“范畴”构成了影响。缺乏明确的阶级话语，并不预示着也缺乏阶级事实，及其在改变人的生活条件与意识时所产生的影响。[8]如果这些阶级情势并没有在政治领域得到直接的反映，就很难得出总结说，人们没有阶级利益，甚或是说人们没有选择在政治上表达他们的立场。特别危险的是，从竞选派别得以形成的机制或者选举行为的模式中——如同NTS所打算的那样——去描述“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去概括社会主义斗争的条件。
而或许最为重要的是，根据政治联系的“独立性”（相对的或不同的），可以推导出下面一些荒唐的结论：即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不再（如果它曾经如此的话）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结构得以建立的根本关系；直接与资本主义剥削联系在一起的工人阶级，不比任何其他阶级更愿意去取消剥削，或者这种它曾经拥有过的利益（纯经济的）不需要被转化成政治词句就足以产生作用；由于人们共同拥有不同于阶级的集体身份，阶级条件在决定他们的生活状况方面并不比其他社会事实更为重要；作为一个统一的原则，和作为社会主义集体化行动的一个动力学的阶级是找不到的，或者至少是这样，即任何其他集体化角色也能做得一样好。工人阶级不再可能比起其他任何社会群体更能接受社会主义方案，并将之有效地加以进行；一种有效的社会主义斗争——也就是为消灭阶级而作的斗争——可以通过吸引任何一种不同于阶级利益的集体行动，以及通过发动与阶级力量不相联系的政治运动而被超越。简言之，我们需要更多的历史事实和更多令人信服的论断去说服我们自己相信，没有与特定的阶级利益相“关联的”政治力量的构建，没有与资本与劳动之间阶级对立相“关联”的政治力量间的对抗，社会主义也能实现。
那种认为不存在“经济的”或“社会的”状况与政治之间简单的或必然的联系的主张，在一定的意义上显然是真实的，但这仍然对以下原则构不成挑战，即通往社会主义之路是工人阶级通过阶级斗争而实现的自我解放之路。问题的关键是：谁在社会主义中有特殊的利益？如果没有人有的话，为什么不可能是所有人都有呢？如果是所有人的话，为什么资本家不可以如此呢，为什么存在某种冲突与斗争的需要呢？如果“利益”不是一个相关的原则，那什么东西是呢？哪些人在社会主义斗争中可以被构建成为一种集体化因素？如果没有一个特定的人话，为什么不可能是所有人？而如果一些人是这样，另一些人不这样，这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历史选择原则呢？如果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历史，而且赋予生产关系以核心地位的唯物主义基本原则是错误的，或者如果他们不允许我们把阶级斗争概括为通往社会主义最有可能的途径，那么，在历史解释的原则问题上，我们可以采纳的不同选择能是什么呢？或者，我们的解放方案与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之间能够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不同联系呢？
在一个极端上，非相关性原则支持了下面一种主张，即“经济的”或者社会的条件并不能自然地产生任何具体相关的政治力量。在另一极端上，这一原则会有这样的意思，一个以根本的社会转型为目标的政治运动并不要求以物质条件为基础。到目前为止，所有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倾向于后一个极端；但这些人打算沿着这条道路走多远还不是完全清楚的。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打算接受下面哪一种主张是不清楚的，尽管我们知道，为维持其NTS计划，他们将不得不至少要接受其中的一些：
1.“经济”范畴与政治没有本质的联系，这是就生产与剥削的关系相对于社会与政治统治的整个结构没有本质的联系的意义上来说的；
2.这种统治结构的解体不是人类解放的一个根本条件；
3.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所依赖的特殊关系不是资本与劳动间的剥削关系（或者也许不存在这样的一种关系）；
4.既然“经济”范畴（特别是剥削关系）与其他范畴或者整个统治结构没有本质的关系，那么工人阶级在经济范畴中反对资本主义积累和剥削的历史性斗争，对于在其他领域内反对资本主义秩序的斗争来说，不可能有什么意义，而且是互不相干的。
5.社会主义不要求取消阶级剥削；并且（也可以说是或者）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方案不需要一场取消资本与劳动之间“经济”联系的斗争。
6.资本主义剥削与积累对于工人阶级没有实实在在的影响，即使有的话，也不比其他任何阶级多；资本主义周期与积累的危机对于那些其劳动维持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人的工作与生活状况来说没有什么严重的后果；
7.资本主义剥削的直接对象（假定剥削存在的话）在消灭剥削中并没有自己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说，取消阶级对于它来说并不能得到根本的好处；
8.如果存在“趣好”这种东西，所有人都在消灭阶级剥削中有一种“趣好”，那么这种“趣好”就不是以他们现存的阶级剥削结构中的特定情势为中介而形成的。从功利与实用的角度出发，人们是否遭受剥削，是否为资本主义积累的进程所直接影响，或者甚至他们本人是否就是剥削者，这一切都没有什么重要的不同。换句话说，这些纯粹的“经济”因素，对于他们从事反对资本主义，拥护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倾向与能力都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也不可能期望它会产生什么影响。
或者，另一种选择是：
9.被剥削的人越多，他们越不可能为反对剥削而斗争；
10.在破坏资本主义积累与剥削结构的问题上，没有一个社会群体比任何其他群体处于更为有利的位置，所有人都有同样的能力去在这个方案中形成一种集体化因素。（如果有例外的，那就是工人阶级的位置可能更为不利或者更缺少能力。）
如果非相关性原则意味着上述方面中的部分或者全部的话，那么就需要对于资本主义本质进行重新思考，甚至是彻底重写历史，以使这一原则令人信服。但如果这一原则并不意味着上述部分或全部的话，那就很难看清楚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及它何以能够被用来支撑“NTS版”的社会主义斗争。
如果说这种非相关性原则引起了什么严重后果的话，这些后果就在于其意义的空洞性与其极端的唯我论式的唯心主义。关键的问题是与推动阶级利益并组织阶级力量进行有效的政治运动的困难和形式相关的。但这样一来，这一切一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从马克思本人开始，有哪些马克思主义者曾经设想可以把工人阶级的革命潜能转化为现实，但却不需要政治组织与教化的努力？谁会否认工人阶级内部总会有分化，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产生了新的分化，这就需要新的理论进展去把握它们，就需要新的可操作的手段去克服这种分化；伴随着成功程度的不同，资产阶级总是努力去加剧这些分化，还要强加入一些其他分化；资本主义物质上的成功，其结构的变化，其支持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努力，已经影响了阶级结构的进程；因此，社会主义运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去克服这些分化与障碍。
当然，也存在与工人阶级运动和其他社会运动之间关系相关的重要问题。尽管这是NTS所倾向的领域，但非相关性原则明显是被用来回避这一问题，去将其转化为一个“非问题”，去把困难问题概念化。比如说，新社会运动的特殊目的与社会主义目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实际上，也就是这些运动本身不同的目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些运动代表的是哪一种社会利益与力量，撇开社会主义的这种力量不谈，这些利益与力量能够被组织成一种连贯的、巩固的政治力量吗？如果我们从这样的前提出发，即如果社会利益和力量独立地构建于意识形态与政治的层面上的话，如果阶级构成和政治组织为话语构建所代替的话，也就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矛盾的是，NTS的现实主义者们拒绝了“本质主义”、“经济主义”、“阶级还原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把工人阶级当作是一个潜在的革命阶级的观点，在他们关于变革社会的角色可以由无形的“人民”——被蛛丝般的“话语”绳索捆绑在一起，并坚持社会主义目标的“人民”——来扮演的信念中，看不到任何令人感兴趣的东西或是美好的幻想（同是基于这一非相关性原则）。
注 释
[1] 弗兰西斯·墨尔亨：《奔向2000》，载《新左派评论》第148期，1984年1-12月号，第22—23页。
[2] G.S.琼斯：《阶级的语言：工人阶级历史之研究（1832—1982）》，剑桥1983年版，第21页。
[3] 同上书，第22页。
[4] 同上书，第2—4页。
[5] 保罗·赫斯：《经济阶级与政治》，见亨特主编，《阶级与阶级结构》，伦敦1977，第126页。
[6] 同上书，第131页。
[7] 同上书，第153页。
[8] 这个短语借用自E.P.汤普森的《18世纪的英国社会：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载《社会历史》第3期，1978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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