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任何人讨论美国的“帝国主义”问题，都很容易受到质疑：美国没有直接统治或占领一个国家，在世界上任何地区都没有。^[4]

　　这个事实的确是给“新帝国主义”定性的困难之处。今天，虽然仍存在着少数殖民性质的财源地，但不论是美国还是其他西方强国，都不是对广大的附属地进行直接控制的殖民帝国。尽管美国在约140个国家拥有军事存在，但仍不能说“帝国”直接以军队扶持傀儡集团的方式实施其统治，也不存在过去那种利用优势兵力或先进海军技术控制贸易通道的商业帝国。

　　帝国列强实施殖民统治，乃至对殖民地进行经济剥削，曾一度成为相当正大光明的事业。任何对南美的西班牙殖民者或后来在刚果的比利时殖民者有所研究的人都非常清楚，附属国的财富是以怎样的方式被转移给了宗主国。在这方面，传统的帝国主义与某些国家内部的阶级关系有不少共同之处。正如封建领主与其赖以榨取劳役和地租的农民，或极权国家与其赖以征收税赋的农工之间那种一目了然的关系一样，殖民宗主国与其殖民地的关系也是十分清晰的；前者动用武力进行征服直至实施种族灭绝，强迫后者放弃属于他们自己的财富。

　　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与劳动者的阶级关系相对而言就不是那么容易解读了。这里没有剩余劳动的直接转移，工人不向其雇主交付租金、税赋或贡品。没有一个显而易见的方法可以区分出工人们自己得到了什么，同时被资本家夺去了什么。事实上，雇主们不仅未向工人们收取租金，相反，却向他们支付工资。而且，这种支付，最少在表面上，是对工人全部劳动的支付：例如，做八小时的工，就付给八小时的工资。工人们是怎样通过他们未获报酬的劳动创造了资本财富？换言之，资本家是怎样从工人的劳动中获得了比工人工资更多的、表现为利润的收益的呢？这个问题分析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对于任何一个理性人而言，不言自明的是：如果没有剩余劳动从工人转移到资本家手里，资本的积累就不会发生，但这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答案就远不是那么清晰简单。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对于解释这种转移的发生是颇具说服力的，但是用这样一种复杂的理论来解释它们之间并不复杂的相互作用却更加证实了劳资关系的模糊性。^[5]而向农民收取地租或赋税，显然就是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一部分给领主或国家——不论以劳役形式还是货币形式，根本就不需要如此复杂地对其进行理论化。

　　更为特殊的是，资本家未对工人施加任何直接的强制，那么，到底是什么迫使工人献出了剩余劳动？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在非资本主义社会，领主或国家直接动用政治或军事力量从生产者那里收取地租、赋税或贡品，而资本主义社会使工人为工资而出卖劳动力的纯经济性强制却大相径庭。可以肯定的是，当出卖劳动力以换取工资成为获得生存条件，甚至是获得劳动机会的惟一手段时，无产的工人几乎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但这种强制是非人格化的。这里实施强制的，或显得如此的，不是人，而是市场。表现上看，这似乎仍然是一个选择权的问题：封建领主与农奴之间的法定的主宰与隶属的关系，而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惟一正式认可的合法关系是自由平等的个人之间的交换——这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里我们不便深入讨论价值理论，或对代表资本家对劳动力剥削剩余价值进行测算等复杂问题。我们想要强调的是：不论我们认为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转移的是不是“剥削”，他们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仍然是不清楚的，资本家榨取劳动者劳动成果的手段，不论对还是错，从本质上也是模糊不清的。

　　由于同样的原因，资本帝国主义的本质也是不清楚的。想弄清楚“财富是如何从弱国向强国转移的”这个问题，现在要比早期殖民帝国时期更困难。然而，即使这种转移在有目共睹地进行着，那么，它是怎样完成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如同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一样云遮雾障，而这种模糊性又给人们留下了极大的争论空间。此处要特别强调的是，根本不存在直接的强制关系。形形色色的强制不是宗主国（直接）施加的，而是“经济性的”，是来自于市场的。最后还要强调，惟一被正式认可的关系是法律上自由平等的两个实体的关系——例如买方与卖方，借方与贷方，甚至是名义上享有主权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

　　使得阶级控制或帝国主义更具资本主义特征的是经济控制，它不同于直接的“超经济”强制，诸如政治的、军事的、或法律的强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帝国主义与超经济力量毫无瓜葛。首先，资本主义并不排除更多传统的强权殖民的统治形式。相反，资本主义的历史无庸讳言，是一部漫长的、血腥的侵略与殖民压迫的历史。而且无论如何，经济法则强大到足以取代旧的直接统治形式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20世纪才达到成熟。然而更为引人瞩目的是，即使是发展到最成熟的时期，资本帝国主义仍然需要超经济力量的支持。超经济力量对于维护经济强制显然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问题的难点在于：如同资本主义的阶级控制一样，超经济力量在资本帝国主义阶段中的作用也是模糊不清的。因为一般来讲，它不是通过直接干预资本家与劳动力、帝国与属国的关系起作用的，而是更为间接地通过维护经济强制制度、财产（和无产）制度以及市场运作而发挥作用的。即使在超经济力量直接用于阶级斗争的情况下——如警察逮捕罢工者——双方冲突的本质仍然会被强权表面的中立性所掩盖。特别是在自由民主国度里，人民拥有普选权和日益完善的人权自由，警察不是受雇于资本家，而是代表着理论上属于全体公民的政权。今天，当强国对弱国发动战争时，我们也只能这样理解：动武不是帝国主义行径，而是中立行为，是为了“国际社会”的利益。

　　对上述说法提出质疑，并不是说无论是对内的还是对外的警察行径，都只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或帝国主义强权的利益。简单地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即使真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其目的也不会像封建领主对其农民动用强制性权力，或古帝国明目张胆地出兵征服他国，建立殖民地并将其统治强加于殖民地人民那样一目了然。

　　要理解“新帝国主义”——实际上是论证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要求我们必须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力量的特征及其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与超强经济力量之间关系的本质。在下文中将要讨论的是：资本主义有其独一无二的能力将经济的与超经济的力量加以分离，而这一点，除了其他意义外，意味着资本的经济力量能够远远地超越任何现存的、可以想像的政治与军事力量。同时，资本的经济力量没有超经济力量的支持无法存在；而超经济力量，今天与过去一样，主要来自于国家。

　　此处的论点并不是说，在“全球化”条件下，资本的力量已经逃脱了国家的控制，并使得领土意义上的国家越来越无关紧要。相反，笔者的观点是：国家之于资本，特别是之于全球化形式的资本更为至关重要。全球化的政治形式不是一个全球的政权而是一个“多国”的全球系统，而“新帝国主义”正是在资本不断扩张其经济势力，但维持这种势力的超经济力量却日益受到限制这样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关系中得以形成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国界越来越模糊的世界里——或至少是一个国家越来越无关紧要，并已经依附于一种新型的全球“主权”的世界里，这种观点并不仅仅是老式全球化理论的神话。菲利普·博比特写了一本名为《阿喀琉斯之盾》的热门书，书中宣称这样的国家并未死去。他认为，拥有自己领土的民族国家已被实质上无国界的“市场国家”所取代。同样的观点也贯穿于一本表面上激进并具有打破偶像崇拜意义的著作，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在他们名为《帝国》的书中宣称，民族国家已让位于一种新的无国界的“主权”形式，这种主权无处不在，却又看不见摸不着。^[6]而与此截然不同，本书认为：上述观点不仅忽略了一些在当今全球秩序中真正关键的东西，同进也使我们在与资本帝国的抗衡中处于无力状态。

　　本书不是一部帝国主义史。尽管这里的很多观点是历史性的，但它涉足帝国历史的目的，是要通过将资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形式的帝国主义加以对照，从而揭示资本帝国主义的特殊性。一些主要帝国典型，不论是欧洲的还是非欧洲的，本书并不讨论，或只是一笔带过，例如印加帝国、葡萄牙帝国、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有关历史的章节将集中讨论一些与资本主义某些特征联系密切的重要实例——如私有制的主导地位或商业的中心地位——以便强调即使历史上的这些典型实例也与资本帝国有根本性区别。同样，本书也不自命为“资本帝国主义通史”。在此，读者无疑会想到一些可以或应该提及的事例，或者也可能就本书未对美帝国主义成长为当今形态之前的情况进行足够的分析而提出异议。但本书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提供一个全面的历史性描述，而更倾向于对资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加以定性，以便更好地理解它在今天是如何运作的。

　　在第一章中，我将简单地阐明资本的经济势力是如何将自身与超经济力量分离开的，粗略地描述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与政治力量的关系，以及之于资本主义经济与领土国家之关系的内在意义。第二、三章将通过与文官制中央集权式帝国（中国），商贸帝国（阿拉伯穆斯林帝国、威尼斯帝国、荷兰帝国）进行比较，讨论几个非资本主义的帝国，来例解我所称之的“财产帝国”（罗马帝国和西班牙帝国）。

　　其他的章节将讨论资本帝国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法则的扩张——从英国对爱尔兰的控制，到向美洲的延伸；从在印度建立“第二”英帝国到今日美国控制之下的“全球化”。最后一章将探究军事力量在新帝国主义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全球化经济赖以维持的多国体制的自身矛盾——在该种体制下，军事势力构成的超经济力量正在以全新的方式变得对帝国主义至关重要，并在战争理论与实践中显现出新的形式。

^[4] 这段写完后不久，就有媒体报道了美国预计在战后占领伊拉克的种种计划。

^[5] 简而言之，马克思认为：工人得到报酬是因为他付出了劳动力，而不是因为他的劳动成果。资本家支付工资购买了特定时期的工人的劳动力，因而就掌握了这期间该工人所生产一切，这些产品可供在市场上出售，其目的就是为了使资本支付给劳动力的部分与其从产品中获得的收益之差实现最大化。

^[6] Philip Bobbit, The Shield of Achilles (London; Allen Lane Penguin, 2002);Michac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Can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 鉴于本书揭穿了《帝国》（Empire）的核心前提及其内涵以对其进行驳斥，那么它得到主流出版界充分的关注或许也就不足为怪了，这种关注还不仅仅限于来自反资本主义或者反全球化的出版机构。这一观点经整理最终形成了本人的一篇文章 “A Manifesto for Global Capital?”, Balakrishnan, ed., Debating Empire(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