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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治马克思主义者:艾伦·麦克森斯·伍德,1942—2016

A political Marxist: Ellen Meiksins Wood, 1942–2016<

讣告

肯·希尔斯基科普(Ken Hirschkop)

师史安 译 木平 丁一新 校



  我常常对第一次读到艾伦·麦克森斯·伍德的作品有着鲜活的记忆,它太过鲜活竟至回想起来毫无突兀之感。那是一篇刊登在《新左派评论》( New Left Review )上关于经济从政治上分离出来的文章(译按:应是指The Separa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the Political in Capitalism这篇论文,最早发表在127期上,1981年第5-6月号);当然,那是一篇论战性的文章。我当时既不知道这场论战的背景,也不理解艾伦对“政治马克思主义”进行强有力地捍卫的意义。但是我知道这是件不同凡响的事情:一种复杂的论证,以简明直接、通俗易懂之语言以“毫不退让”一词带出轻柔而合理的基调。这是一种震撼且详尽,宏大却不失历史性剖析的马克思主义。
  当多年之后,我遇到写出这些激烈文辞背后的作者时,也像其他人一样,感到惊异和欢欣。和我在切斯特菲尔德开往伦敦的火车上相遇的这位有着非凡魅力、温情又健谈的女性,是否会和在那场激烈论战中“咄咄逼人”的作者达成和解呢?这就是艾伦·麦克森斯·伍德所吊诡的地方,或许,倒不如说,这正是她的成功之处:她是一个惹人喜爱的人,能够和他人一齐享有盛名,即使在她明确表述了那些最尖锐的争论——无论采用亲身上阵还是以笔为枪的形式——的情况下,依然如此。正是这种(强烈反差的)糅合使得她在漫长且成功的一生中得到了许多人忠实、崇敬的友谊。在她生命里的最后几年里,她因走上了政治的双人行之路而自傲,在行动中,她和一个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就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原因发生了正面交锋,而这个社会民主党人就是与她互相爱慕的丈夫艾德·布罗德本特。艾伦1942年生于纽约。她的父母是拉脱维亚的犹太人和活跃的崩得分子(Bundists,译按:崩得是俄文译音,意即联盟,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他们在动荡不安的1930年代后期离开了家乡。在她的父母离异和战争结束之后,她就和母亲去了德国,她的母亲受命于纽约的犹太劳工委员会,同那些流离失所者并肩工作。她的早期经历相当丰富,既受自己家庭的左派人士贡献的影响,又受到左派对法西斯主义及战争所带来悲剧的应对的影响。
  年轻的艾伦·麦克森斯后来却成为一个加利福尼亚的青少年。当她母亲的工作完成之后,他们就移居到了洛杉矶,在那里艾伦进入了贝弗利山中学读书,并偶尔会返回纽约去看自己的父亲和继兄——皮特和罗伯特。她获得的第一个学位是伯克利大学的斯拉夫语言和文学,紧接着就完成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政治学理论研究生论文,并在那里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任丈夫——尼尔·伍德(Neal Wood)。她的博士论文《个人主义的认识论基础》(The 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s of Individualism)于1972年修订出版。
  1967年,艾伦和尼尔去了多伦多的约克大学就职,这是一个相对崭新的机构,受到了英国约克大学的启发,是自发地在其结构和贡献上实现现代化的。这里将成为艾伦一生的学术之家,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成为“北美马克思主义者部门之最”。被她自己日后称为“政治思想的社会史”的工作,将会在她和尼尔于1973年协助建立的关于社会和政治思想研究项目中找到一个理想的家园。在那里,她将培育一代政治理论家和批评家。
  然而,此时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件有着极大争议的事情:斯大林主义的崩溃,欧洲共产主义的兴起,托洛茨基主义与毛主义政党的再现和日渐强盛的新社会运动都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在核心原则和政治策略上的激烈争辩。在这种环境下,艾伦似乎感受到了她与这群把对法西斯主义的战争和斗争视为政治考验的人的无与伦比的亲密关系,他们是“老新左派”(Old New Left),正如后来被称道的那样,那时他们已经同斯大林主义决裂但是仍然认为工人阶级在革命变革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曾第一次团结在《新理性主义者》(New Reasoner)周围,现在他们则为《社会主义年鉴》(Socialist Register)进行写作,艾伦成为了其中坚定的贡献者。
  在这个团体(《社会主义年鉴》)中杰出历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和 约翰·萨维尔(John Saville)等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艾伦解读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一直都倾向于和那些将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一种理论科学(阿尔都塞派,谈论水平和结构)或是文化哲学之间作斗争。对于她而言,最重要的是对资本主义的出现和运作的历史性的解释,需要解释清楚的并非是历史发展的永恒规律而是资本主义产生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的短暂环境及过程。在揭露性的一面,她曾经宣称并没有显性的理论解释来说明她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可行性,但是“一些类似的东西隐含在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作品中”。这些亲密关系和他们发展的个人友谊最终使她进入了英国新左派的圈子。1983年她加入了《新左派评论》的编辑委员会,并为之工作到了1993年。1980年代,她和尼尔开始了他们在伦敦的将近半生的生活,而最终他们定居在普瑞姆罗斯山上,和他们的朋友拉尔夫·密利本德(Ralph Miliband)和马里恩·科扎克(Marion Kozak)的家只有几户之隔。
  在她往返于加拿大和英国期间,艾伦在两个层面发动了一个知识性运动。第一个成形于《社会主义年鉴》和《新左派评论》中的文章以及一系列日益增加的宏大且影响深刻的书籍,在总体上是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地位而辩护,在她对其理解的特殊意义上来说,是旨在对那些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消解在后马克思主义和新社会运动的温床中的人进行论战。在如《从阶级退却》(The Retreat from Class 这本书给她带来了国际上的追捧和艾萨克·多伊彻奖〔Isaac Deutscher Prize〕)和《民主反资本主义》(Democracy Against Capitalism)中,艾伦坚持认为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仍停留在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中心任务上,但这种分析必须首先要转向围绕财产进行的政治斗争和针对劳工运动的关键的生产控制上。马克思主义在将政治从经济中剥离出来时失去了方向,之后经济就变成了一个拥有内部逻辑的系统(这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导致危机),政治行动则承担了文化主义者和意志论者的角色。劳工运动是革命事业的关键——如果它不能让革命运转,那么就没有什么可以了。
  与当时大部分的左翼政治理论相比,这看起来是相当正统。但是艾伦做的已经远比提供出一个新案例来确立其理论地位更多。通过强调体现在财产形式中的政治关系是资本主义的中心事实,她解释道,资本主义不得不去加强资本主义国家和其市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更重要的是,艾伦的作品打破了迷惑左派的巨大魔咒:资本主义和“现代性”,城市化,中产阶级市民以及工业的结合。她争论说资本主义不是源自城市的产生,贸易的扩大,甚至是雇佣劳动。它首先主要有赖于对农民传统生活实践的打破,对农业土地向整个的私人财产的转化,和对遍及英国乡村地区的市场依赖性的强有力的确立。英国,而不是法国。是16、17世纪的英国,而不是“魔鬼的磨坊”的英国。
  艾伦的作品的第二个层面是对欧洲政治思想的宏大的“社会史”一项研究,起初她是和尼尔一起完成,在尼尔去世之后就独自继续下去。她和尼尔一起出版了《暴动的号角》(A Trumpet of Sedition),检验了英国这两个关键世纪的政治理论。
  后来《市民到贵族》(Citizens to Lordsand )和《自由和财产》(Liberty and Property)才得以出现一次对自古希腊到启蒙运动时期的政治思想的大规模清理。叙事性的清理工作意味着强调决定性的转换的那些时刻,即当分封制的统治(parcelized sovereignty)被整体的强权的现代国家所代替的时刻,和当封建义务关系网络转化为牢固的、集中的个人财产纽带的时刻。并不奇怪约翰·洛克对艾伦来说是个关键人物,她将早期现代政治理论作为她的知识的核心。因为正是在那里国家力量和资本主义财产之间的决定性关系才被锻造出来。
  当社会主义左翼失去了关于这种关系的眼光,甚至是否认它,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的不经意的自然化,就像是简单的或许是不可避免的随着现代城市生活而自然产生,或者是贸易的扩大,或者是科技的进步。艾伦坚持,这些事情都不是。聚焦在英国社会历史上的特殊时刻——剥夺农民,圈地,和农业“发展”的时刻——将确保我们明白资本主义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土地、人民以及权力的结构暴力地重新塑造了英格兰,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也暴力重塑了其他地区——欧洲和殖民地。这种暴力的灾难的源泉阐述在她2002年的书《资本主义起源》(The Origin of Capitalism)中,将会回响在世界大战的政治暴力和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中。在这两大时刻中,政治马克思主义强调了资本主义的历史特殊性和超越它的可能性。
  这种解释的视角和阐述时清晰简洁、引人入胜的风格使得艾伦成为一位重要的国际人物。尽管她和左翼中其他知识分子之间相互同情、相互团结的标志作用也很重要——美国的罗伯特·勃伦纳(Robert Brenner),保尔·斯威齐(Paul Sweezy)和哈利·马格多夫(Harry Magdoff);英国的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和拉尔夫·密利本德(Ralph Miliband)——但是在许多方面她看上去是绝无仅有的,一个独特的发声者。一个显而易见的关键因素是她是一位在男权统治世界中的女性。在2003年尼尔去世之后,她继续写作。她的《资本的帝国》(Empire of Capital)一书置当代帝国主义于比较的历史背景中,相当程度锐化了她对政治理论和资本主义起源的解释。
  在艾伦去世六年前,她变得和加拿大左翼的代表性人物、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新民主党的领导人艾德·布罗德本特亲近起来。他们于2014年结婚。今年的一月艾伦死于她曾以发人深省的平静来与之抗争多年的癌症。左翼失去了它最为与众不同的发声者之一。艾伦的与众不同之处不仅在于其不得不已经表达出的东西,而且在于其炽热的坦然上,这是一种没有任何虚伪和卑劣痕迹的严肃性。


(原载英国《激进哲学》Radical Philosophy197期,2016年第5/6月号,原文链接:https://www.radicalphilosophy.com/obituary/a-political-marxist-ellen-meiksins-wood-1942-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