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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访《共产党宣言》

艾伦·梅克辛斯·伍德 等

(1998年2月)



  来源:《先驱》第48期,1998年4月

  编者按:今年二月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纪念。美国社会主义刊物《逆流而上》(Against The Current)邀请了有名的左翼学者就《宣言》最重要的内容作出评论,我们选译了其中几位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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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现代的国家的行政部门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Ellen Meiksins Wood(Monthly Review编辑,Democracy Against Capitalism的著者):

  人家请我评论《宣言》的上述两句话,特别请我评论现在流行的那句名言,即“马克思的阶级政治理论是一种阶级简化论”。

  我要把问题略作修改,以适应我自己所关注的事情。首先,我实在不认为所谓“简化论”值得多谈。马克思主义者常常被右派攻击为“简化论”者。今天,这种指责成为后现代主义左派的口头禅。事情已经到了这样一步,任何人尝试作出解释,或对任何因果关系作出探索的倾向,都被责为“简化论”。但是,大家至少要对此清楚:马克思并不比任何一个尝试解释社会或历史发展、以便人们了解的人,更为“简化主义”些。

  在我继续谈其它问题之前,我还要再说几句。就我而言,只怕你在界定国家与资本的关系时不够“简化”呢。而这点是现在比过去更为真确,因为即使是那么温和的改良主义作用,现在的新自由主义国家也要推卸责任;同时,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勾结,现在比诸十九世纪以来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

  所以我不认为《宣言》中有任何东西是过于“简化主义”的。不过,我对《宣言》上引的那句话还是有疑问的。让我大胆地指出:至少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阶级斗争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斗争。这其实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其中一个最大问题。它史无前例地创造了这样一种状况,即阶级斗争可以是非“政治”的,可以是纯粹“经济”的。

  自然,经济斗争是同权力与统治有关。但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关乎经济剥削的冲突直接牵涉“政治”权力,即贵族或国家的司法及强制权力。资本主义把许多上述冲突转移到一个新的、分开的“经济”范畴,甚至是转移到工厂,而上述范畴是一般地被封闭于“政治”或“公众”领域之外,尽管资本的权力最终还是依赖于国家的强制权力。

  我们现在再谈谈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那句话的上文下理。那句话出现在《宣言》的一个段落,它谈及现代技术,特别是运输及通讯的技术怎样有助于团结工人,使他们超越分散各地的工厂及小区、互相接触。《宣言》接着说:“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

  基于上述团结效果,《宣言》似乎把阶级斗争之直接变为政治斗争多少看成是理所当然。但我们现在知道,现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即使具备了当时马克思难以想象的最发达的技术及通讯的力量,并无产生出一个日渐团结的工人阶级。

  《宣言》所没有说的是资本主义本身的结构,它的特殊的剥削方式,怎样分化了工人阶级。它之所以能够这样,一个办法就是把本来可发展为政治斗争的东西囿限于工厂的围墙之内,将之变成纯粹的“经济”冲突。

  换言之,同一个阻止一切阶级斗争变为政治斗争的条件,也妨碍了工人阶级的团结。资本主义为政治斗争创立了特殊的政治困难及障碍。这些困难与障碍,需要积极的组织努力才能克服。

  倘若《宣言》的政治见地是不完整的,但是,它谈到的其它方面的资本主义发展却是惊人地具有预见。事实上,现在资本主义已经多少实现了《宣言》的预言,即资本主义普及全球。现在资本主义真正已经“摧毁了一切万里长城”,把它的积累与竞争的必然性伸展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对自由主义的国家与“全球化”资本之间的勾结关系亦已变得日益明显。经济的阶级斗争最终可能会转移到政治层面,而工人阶级也会以新的、空前的方式团结起来。

  让我重复我最近常说的话:同流行见解相反,“全球化”使国家对资本而言变得更重要,而不是不那么重要。资本需要国家去维持积累及竞争的条件,去维持劳动纪律,去促进资本的流动,同时又在阻止劳动的流动。毕竟,所谓“新自由主义”,并不仅仅表示国家推卸提供服务的责任。它是一整套政策,一种新型的国家干预,用以促进资本家在全球一体化的市场中的盈利。

  有些左翼人仕因为这些发展而灰心失望。资本与国家之公然而赤裸的勾结,对他们好像意味着社会主义事业的终结。但我的看法不一样。我觉得,资本之依赖国家,本身可以变成反资本主义斗争及真正的社会主义斗争的新机会。资本之需要国家,使国家再次成为阶级斗争的重要而又集中的焦点。国家之公然参与阶级剥削,这一事实本身对阶级组织是重要的。我们已见过好些例子:在不同国家人们走到街上抗议“全球化”、“提高竞争力”、“提高弹性”等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些事例表明,工人阶级之分化会有可能被团结一致对抗共同敌人所代替。现在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使一切阶级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

  许多人,包括左派,都接受了“别无出路”的说法。说社会民主主义不是出路或许是正确的(如果它曾经正确过的话)。资本主义,除了眼前这个丑陋形态之外,的确再没有另类资本主义。如果有,那就只是一种比眼前的更坏的资本主义。但对我们这些从不相信有所谓“具人性面貌的资本主义”的人来说,这并非表示故事已讲完。一个叫社会主义的真正出路仍是存在的。

  “共产党人同一般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共产党人不是同其它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宗派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David Finkel(美国Against The Current执行编辑):

  当马克思、恩格斯答应为共产主义同盟起草《宣言》时,他们提出一个重要条件,《宣言》一定要成为公开的革命文件,诉诸于广泛的工人阶级及激进派;《宣言》是一个纲领,目的是为了通过大大扩展民主斗争来达到无产阶级权力。

  就这点来说,《宣言》意味着同密谋式革命一刀两断。密谋式革命所构想的,是下层民众由这样一小撮精英所领导,他们根据自己的纲领或社会主义蓝图━━即马克思所谓“以宗派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运动”━━来组织一些秘密会社,而这些纲领或蓝图,只有他们的小圈子才能掌握;他们洞悉群众需要甚么,而群众却没有能力知道自己的需要。

  马、恩二人相信,正在兴起的现代无产阶级,是历史上第一个被剥削阶级能够充份掌握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了解自己为自由而作的斗争,并经由这些斗争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新社会的基础。马恩二人坚持革命者的忠诚的对象是阶级的运动,而不是任何“特殊政党”。这就是为甚么他们也支持工会成为阶级运动的现存的群众组织。革命社会主义者须要支持工会,今天看来这简直是共识,在当时却是一个开创先河的思想。

  只是在以后几十年,特别是在1883年马克思死后,一个新的而又较复杂的障碍才浮显出来。工人阶级在他们日常斗争中创造出来的群众团体,像工会与政党,产生了保守官僚,成为革命能够产生结果的一个障碍。这方面的发展,不像小宗派那样是工人运动处于幼年期的表征,相反而是它属于成熟期的表征,而这恰恰导致整个工运的危机。

  虽然工会官僚在社会上享有特权,永远敌视工人革命,但他们及其社会民主党盟友并不只限于不断出卖工人利益及保护特权而不断压碎革命运动。尽管这些出卖的确发生过,但是更基本的日常事实是,工会领袖,就算是富战斗精神甚而是自觉的革命者的工会领袖,都一定要在行使工会会务、同资方商议劳资纠纷的时候发挥一种督促纪律及维持现状的作用。

  有些政治流派,为了“超越”马克思,重新恢复前马克思主义的、原始的宗派主义。例如把工会看成固有地非革命的或反动的。

  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同上述错误主张不同。它一方面保持反宗派主义的眼光,另一方面力求解决工人运动的官僚化问题。在斯大林主义堕落前的共产党,或是早期的(美国)产业工人大会(CIO)中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一面同工友一起并肩作战,另一面从来没有把工人利益从属于自己的党派。

  过去一世纪的经验说明,《宣言》的文字也需要修订。凡是继承马克思学说的人,都应当力图建立独立的革命政治团体,如果他们要在现有的官僚化工人组织中忠诚地为扩大工人民主而斗争的话。这样一种革命团体可说是“同其它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但这是同那些支持资本主义或支持官僚政治的其它工人政党对立。独立的革命团体的目的就是在一切可能情况下促进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及自我动员的能力,首先包括在工会中促进基层的组织及工会民主。他们的目的是在政治上争取工人站到革命立场,反对改良主义及官僚主义立场。他们决不是要摧毁其它工人政党或团体,不论是用伪造争论的方法还是采取不光明的组织手段。

  “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彷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吞噬了社会的全部生活资料;彷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甚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

Anwar Shaikh(美国New School University经济系教授):

  《共产党宣言》,一份多么出类拔粹、极具眼光、深刻透辟而又妙语如珠的文件!它在指出这个新的社会制度━━它当时已经开始征服全世界━━所具有的巨大力量时,是写得多么雄辩有力。它在宣称,即使是这样一头巨兽也将会被自己固有的内在矛盾所引起的冲突所摧毁时,语气是多么傲岸。这几页的的文字显示,马恩二人的才华横溢。不过,最终说来,正是这个为马恩二人曾经深入研究过的资本主义,正是这个活生生的、存在着的、演变着的和冲突着的资本主义自身,才能使他们二人的分析始终显得那样适时。

  在阅读《宣言》时,必需知道马克思当时的经济分析尚在草创阶段。在那儿表达过的一些重要思想,他后来是抛弃了的,而有些则在内容上作了重大修改。两个重要而又相关的例子是工资定律及经济危机。

  在工资问题上,须知马克思虽然在早期著作(1844-1850)中说过资本主义总是把工资压低到仅足生存(即工人的绝对贫困化)的地步,他后来却抛弃了它,改而主张一个较一般的说法,即资本主义的竞争力量防止实际工资与工人生产力同步增长(即相对贫困化)。后一种分析把仅够糊口的工资视为,在劳资力量对比的特定情况下的一个特殊现象而已。

  在经济危机的问题上,《宣言》提到周期性商业危机促成“生产过剩的瘟疫”,而它的解决办法是强制摧毁生产力及扩大旧市场和征服新市场。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在谈到周期性商业衰退和较严重的经济萧条(这不那么常见)的时候,他往往是把两个概念当成一个意思。他也把危机的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既要扩大生产力又要压低工资这个矛盾所致(这样就会限制了群众的消费能力)。

  后来他才区别开普通的、引起混乱的商业周期和足以威胁到制度本身的“普遍危机”。而他也把后者的原因不再归结为“消费不足”的解释。他已放弃了这个解释,并且找到另一个解释,即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定律━━他后来所研究出来的利润率下降的理论。

  在马克思的理论的发展中,“生产过剩”这个词也改变了含义。它最初指的是生产能力相对于消费需求显得过度扩张。后来它指的是:资本积累的固有倾向是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而这最终有损利润率,结果引起资本的生产过剩。在第一个情况下,工资增加也有利于资本,因为这会提高消费品购买力。所以只要说服资本家相信增加工资符合他们的利益便行。但在第二个情况下,实际工资下降有利资本,因为这可以提高利润率。这就表示为了维护实际工资,就要反抗资本的一般利益及国家。二者的政治分别是很明显的。

  《宣言》始终是马恩二人的最激动人心和最为雄辩滔滔的入门书。但正如对待其它问题一样,我们也得从《宣言》所处的的范畴去了解它,也就是说,明白到它是一个革命的号召,只是这个号召是立足在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有力而又不断刷新的分析之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