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帝国主义与民族国家（艾伦·M.伍德，2003年10月9日）

新帝国主义与民族国家

艾伦·M.伍德

（2003年10月9日）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1期第11-13,16页。王宏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防与国家安全研究所）摘译。

　　艾伦·M.伍德在2003年10月9日英刊《反潮流》中发表了《资本主义帝国与民族国家：一种新的美帝国主义？》一文，认为全球化时代的帝国主义尽管基本上是通过世界市场来统治世界，但是由于世界市场结构性的不平等蕴含巨大的动荡趋势，美国作为资本主义中心，将不得不强化其政治军事权力，并且将不得不强化各民族国家的统治职能，借以达到操控全球化的目的。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新帝国主义对世界市场的控制

　　人们可能会说，占领伊拉克是美国对“二战”以来外交政策的偏离。许多批评家就是这样认为的。从表面上看，美国似乎是回归到了老殖民主义的直接统治，似乎与先前避免陷入殖民主义泥潭的行为模式相违背。
　　但这样的看法是令人怀疑的。布什和大公司丧心病狂，这注定难逃失败的厄运，因为布什正在削弱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即丧失对于盟国的控制。布什当局的右翼极端分子正在以新的、无度的方式部署军事力量。这些方式被证明是缺少可持续性的。但布什并没有背离美国的一向政策，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即使是布什及其身边的右翼狂热分子也会主张置身于殖民主义泥潭之外，鼓吹回归非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这是由于非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更少风险、更少成本、更有利。如果美国能够以绝对军事优势为后盾、利用巨大的经济力量来统治世界经济，它就没有必要陷人殖民统治的泥潭之中。伊拉克所发生的一切就证明了这点。美国在伊拉克搞得乌烟瘴气，这表明美国并不想要真正长期地占领伊拉克。正如许多人所说，布什当局所希望的只是削弱伊拉克政权、扶植一个听话的领导人以使美国公司在伊拉克牢牢扎下根。
　　第二个原因是，如果不以历史为背景进行观察，我们就不能从布什的所为中得出什么结论。如果美国在先前的几十年中没有建立庞大的军事实力，布什也就不能像今天这样为所欲为。不错，布什当局不加掩饰地公开其追求不受挑战的全球霸权的意图。2002年9月，美国发表了《国家安全报告》，提出要构建一支无与伦比的军事力量，其他国家——不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不能梦想作为全球大国或地区性大国对美国提出挑战。但这与从前没有什么两样。美国以前历届政府可能不是如此地明目张胆。但是，如果这些政府不是原已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布什当局的梦想就无从谈起。而强大的军事力量不可能是在不经意间建立起来的。
　　布什的政策当然是极端化的和不顾后果的，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布什的政策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们与至少半个世纪以来的美国政策模式相关联。“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开始实行追求全球霸权的钳形战略：布雷顿森林体系有效地确立了美国的经济霸权，军事优势表现为它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美国构建军事力量只是为了遏制苏联、维持其在“二战”后世界两极世界中的地位，这种观点是没有充分的说服力的。帝国主义国家就是要实现压倒一切潜在对手的军事优势。
　　在阶级剥削层面，资本可以不直接使用军事、政治、司法权等经济之外的力量剥削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没有任何财产的地位迫使其出卖劳动力来换取工资，也使资本对劳工行使权力成为可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是通过直接的胁迫性力量、而是通过市场的经济中介进行的。当然，生产场所存在着许多胁迫。但资本主义统治的显著特征不是工厂主的权力，而是市场的力量。
　　使资本主义统治成为可能的是直接生产者对市场的依赖。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统治的特点，它使资本主义的阶级统治不同于其他形式。同时，在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区别。简言之，前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是直接行使胁迫性力量，目的是侵占领土、从臣民手中攫取劳动及资源、占领贸易通道。像资本主义阶级剥削一样，这种资本主义形式的帝国主义更多地依赖于经济因素的市场作用和帝国控制市场的能力，而不是直接的胁迫性力量。的确，被征服国家的经济不得不依赖于市场，就如同直接的生产者受到压榨而依赖于市场。向市场依赖转变通常是一桩血淋淋的事情，今天的“结构调整”也是如此。
　　一旦这种转变完成，帝国主义的许多使命可以通过对金融体系、债务等的控制来实现。总的说来，资本主义经济更愿意采取帝国主义的经济模式，而不愿意实行成本高昂的、危险的直接殖民统治。资本主义在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之间建立起一种奇特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可以说是拥有不同于政治、军事权力的经济权力的惟一体系。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它能使剥削和积累的权力波及直接的政治或军事统治之外。在非资本主义形式之下，不论直接生产者生产多少剩余，剥削阶级攫取剩余的能力也仅限于政治、司法和军事权力。资产阶级权力不仅局限于此，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也是同样。

帝国主义对世界的政治和军事统治与民族国家

　　资本在如此广泛的范围之内行使自己的经济权力取决于其摆脱政治、军事统治限制的能力。但它依然需要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帮助来维持社会秩序、创立资本积累的条件。实际上，资本主义比其他社会形式更需要一种精心设计的、稳定的和可预测的法律、政治及行政秩序。资本通过摆脱对经济之外权力的依赖来赢利，这同时意味着它必须依赖于外在于己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来提供这种秩序。就是说，它必须依赖国家权力。
　　现在，我们经常说全球化正在使民族国家作用削弱，经常谈起“全球治理”。似乎经济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只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简单的、机械的关系：全球经济如果不意味着一个全球国家，那就必然意味着全球治理。当然，这些理论认识到了滞后的政治形式赶不上全球经济的发展。这不仅为传统的全球化理论家所宣扬，它也是米歇尔·哈特与安东尼奥·耐格里的“帝国”理论的根源。“帝国”理论建立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上，即：全球资本的扩张意味着一种新型主权的发展。他们在《帝国》一书中说：“我们的基本假设是主权已经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由一系列国家和超国家组织按单一的统治逻辑组成。这种新的全球主权形式就是我们所说的帝国。”帝国的基本特征是“民族国家的主权衰落，越来越难以控制经济和文化交流……”。在帝国中，权力是无所不在的，也是无集中之所在的。
　　资本决不是比从前更少地依赖地理上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讲，它的依赖性更强了，世界比从前更是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诚然，民族国家必须回应全球资本的要求。某些社会、法律和行政原则已经实现了国际化以利于资本的跨境流动。某些国际组织也在按照全球资本的要求行事。但那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国际化”。全球治理的主要工具还是民族国家。
　　我们生活在一个发展不平衡的世界之中。全球化并不是一体化的全球经济，这是全球经济与本土化国家的破碎体系并存的原因。全球资本从全球化中受益，但它不能组织全球化。一些研究者认为，全球公司不能单独组织自己的国际经营，更不用说全球经济。无论如何，它们需要民族国家替自己来组织这个世界。经济越是全球化，经济循环就越需要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协调来组织。对全球资本来说，国家而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是不可或缺的。
　　这一切都说明：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不只是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那样的简单、机械关系。它是一个复杂的关系。只要民族经济与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清晰联系，矛盾或潜在的矛盾就或多或少地是可以解决的。但目前其中的非联系化正在日益凸现。而且，问题不是资本逃脱民族国家的约束、使国家作用削弱，而是全球资本的确需要民族国家。
　　我在这里所要说的是新帝国主义，即美国的帝国主义。它很复杂，也充满了矛盾。从本质上看，它是一种全球经济秩序，一个由许多国家组成的管理体系。这是全球资本的统治面临严重不稳定和威胁的根源。今天的帝国主义霸权国感到不得不去应对这种矛盾来控制上述多国体系。其中，军事力量将发挥重大的作用。这正是帝国战略开始出现严重问题的地方。在古典帝国主义时代，军事力量的作用是不言自明的。毕竟战争在帝国主义征服殖民地或帝国主义之间争夺殖民地方面是没有神秘可言的。但在新帝国主义（以经济统治为主）时代，军事力量意味着什么？它在维持全球资本霸权方面的作用如何？
　　即使是美国的十分强大的军事力量也不能在所有时候、在所有地方起作用。而且，社会无秩序及经常爆发的战争也无助于资本的积累。不仅如此，其军事行动也缺少攻占特定领土、战胜特定的对手之类的明确目标。资本主义竞争非常复杂，不限于争夺殖民地那样的零和争斗方式。资本主义大国目前彼此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它们需要彼此相互充当市场和资本来源。因此，全球资本时代的帝国主义霸权依赖于控制竞争者，而不是与之交战。以此观察布什主义：一种战争主义、没有特定的目标，也没有空间和时间的界限，可以知道：这种疯狂和不计后果的政策最终注定要失败。
　　“示范效应”也是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的一个目标，即向世人显示美国军队可以在任何时候到达全球的任何地点，可以通过战争扶植听话的政权。美国固然在伊拉克有石油利益、也急于维持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但美国打击伊拉克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震慑伊拉克及中东地区不听话的国家，甚至于震慑整个世界。
　　美国面临的最大的难题是如何与友好的竞争者之间保持霸权关系，其原因是：苏联的解体使西方缺少一个共同的敌人，美国很难保持美国盟友的齐心协力。“二战”结束之后，美国享有稳固的经济霸权。它依赖于自己主导的联盟如北约来控制其他资本主义大国。今天，情况变得复杂了，因为美国的经济霸权不像从前那样不受任何挑战。这意味着美国要更加依赖军事优势，按照布什主义的设想，就是打造一支任何潜在对手都不能作为全球性大国和地区性大国对其提出挑战的军队。仅有军事力量是不够的，但它至少可以发挥威慑作用，可以防止盟友发展独立的军事力量。
　　在《帝国》一书中，米歇尔·哈特与安东尼奥·耐格里认为帝国是无处不在的，也是无集中所在的。他们是在说，今天的全球性帝国中没有资本主义权力的集中，集中的反抗力量也是不存在的，工人阶级政党是无所作为的。事实上，资本主义权力比从前更加集中了，国家便是资本主义权力集中的所在，美国是资本主义权力的主要集中地。反抗力量的存在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但帝国权力主要是依赖于国家内部，而不是多国的全球体系。这意味着多国中的每个国家都可能成为斗争的舞台和潜在的反抗国家。无疑，帝国腹地爆发的斗争最具有影响。但全球资本所倚重的每个国家都是反抗力量的目标和争取实现国际团结的对象。抗议世界贸易组织和八国峰会的运动改变了政治气候，但它们取代不了反抗资本权力的政治上有组织的斗争。有组织的政治斗争看起来比象征性的反抗更加艰难。但否认这种政治斗争的可能性必然走向悲观主义，即全球资本缺少有形的目标，人们没有进行斗争的可能性，只能屈服于资本主义的现实，至多也只能是在心中拒绝资本主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