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艾伦·梅克辛斯·伍德
资本主义扩张的双重逻辑
——《从新帝国主义》与《资本的帝国》谈起
艾伦·梅克辛斯·伍德
2006年
【相关链接】新帝国主义“新”在何处？——兼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美〕大卫·哈维，2006年）
来源：本文原载《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 Materialism）2006年第14卷第4期。中译文来自《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7期，凭颖译。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探究经济力量与超经济力量的关系来讨论新帝国主义的特征。经济力量拥有使自身与直接的政治强制相分离的特殊能力，这构成了新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这种分离使得诉求无限扩张的资本能够超出领土控制的范围，通过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维护霸权，以区别于前资本主义国家“政治构建的”所有权。同时，资本主义的剥削也需要政治的支持，但服务于全球资本的政治结构不是全球国家而是诸领土国家的全球体系。统一的全球政治权力的缺乏引起了诸领土国家的军事主义，并导致了无限战争和特殊的军事逻辑。在此背景下，基于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对抗性斗争比跨国斗争在反全球化运动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与超经济力量的不同看法，构成了作者与哈维的新帝国主义论之间的区别。
［关键词］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 经济力量 超经济力量 全球资本
《历史唯物主义》杂志的编辑邀请大卫·哈维和我评价彼此的书，无疑是希望在我们之间引发激烈的争论。这个提议很好，我会尽力而为。但是我们在分析上和政治思想上有着很多一致的地方，因而这个提议会误导人们专注于我们之间的差异。即便如此，思考这些差异会有助于为我们也可能为其他人澄清一些问题，所以我来探究这些差异并追踪它们的意义，以便抓住事物的精髓。当然，这使我不得不对自己的方法进行一番概述，它不同于哈维的方法；在允许的篇幅内，我也只能够提供一个概述。我要为不可避免的重复向那些熟知我的著作的人道歉。
一、权力的双重逻辑
首先，哈维区分了“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它们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权力“逻辑”。接着，他从“这两种相互区别又相互纠缠的权力逻辑的交汇”、一种“存有疑问的并且常常相互矛盾的（即辩证的）”的关系来分析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
他认为这种特定的帝国主义是：
“国家和帝国的政治”（帝国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方案，其行动者的权力建立在控制领土以及能够动员其人力和自然资源来实现政治、经济和军事目的的基础上）与“时空中资本积累的分子过程”（帝国主义作为时空中扩散的政治经济过程，控制和利用资本在其中占据着首要地位）这两种因素的矛盾的融合。
哈维区分了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然后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些不同的又常常存在分歧的动力是如何结合在一起来促进资本积累的？他认为领土扩张会对资本主义积累产生不利的影响。帝国的政治安排会给积累设置障碍，而且无论如何，领土控制都会耗资巨大。但是，资本积累必然伴随着（政治意义上的）权力的不断扩张。他引用了汉娜·阿伦特的观点“财产的无限积累必然基于权力的无限积累……资本积累的无限进程需要‘无限权力’的政治结构，因而它可以通过持续增长的权力保护持续增长的财产。”这种需求解释了帝国主义的兴起。这意味着全球资本积累需要全球政治控制，这个“政治结构”对于全球资本的意义与民族国家对于国家资本的意义是相同的。
哈维依循乔万尼·阿瑞吉的观点写道，“资产阶级”欧洲的历史因此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和耗资更大的权力”的历史，从尼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当每一个相继占据支配地位的城邦或国家的政治权力不足以维系它的经济霸权的时候，就会被面积更广阔、力量更强大、资源更丰富的国家所取代。哈维继续说道“任何一种霸权，为了维持它无限的资本积累，就必须无限地扩大、扩张和加强它的权力。”而且，如果不能构建更大的政治权力积累，那么无限的资本积累就会陷入混乱，资本的时代就不是终结于革命的爆发而是痛苦的无政府状态。
哈维的观点是从资本主义的政治“逻辑”与经济“逻辑”之间常常矛盾的关系中发展出来的，这里就产生了一个直接的问题。他写道，“根本问题在于认为权力的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是相互区别的”,它们“时常反对彼此，有时相互对抗”,但他却没有清楚地阐述他所认为的差异和矛盾到底是什么。
一方面，他的观点主要围绕着无限的资本积累需要无限的政治权力积累的命题展开。但是，如果这构成一个“矛盾”,那它就只是资本追求无限的政治扩张必然会引起的资本对扩张成本的抵抗，或资本被帝国统治的政治机构所妨碍导致的弱冲突。在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强矛盾：两种不同的帝国逻辑，一个与资本积累的经济过程有关，另一个涉及“特殊的政治方案”，“其行动者的权力建立在控制领土以及能够动员其人力和自然资源来实现政治、经济和军事目的的基础上”。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帝国诉求：一个指向资本家或私人利益的资本积累，另一个指向“行动者”的领土和政治扩张，行动者的动机、利益和权力来源不同于资本家，而大概类似于那些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直接从国家权力获利和以税收或贡赋为占有形式的人。换言之，领土逻辑在根本上与前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诉求是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与资本主义的诉求是对立的“使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区别于其他帝国概念的是占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逻辑，尽管……有时领土逻辑会涌现出来。”这种表述意味着一种更为根本的矛盾；但是，它看似在哈维的理论图式中意义重大，却在他对历史或当代形势的经验分析中作用不大。甚至可以认为，他关于帝国主义的解释与这个政治逻辑的定义是相互矛盾的。
在本讨论中，我会集中于第一个命题——无限的资本积累需要无限的政治权力积累，我认为它是哈维的分析核心。但是，读者们会注意到，在阐述我的方法的过程中，我尝试为第二个命题，也为哈维的两种逻辑之间抽象的理论区分提供一种替代方案。
在《资本的帝国》中，我从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的形式区分及其对资本积累中的国家作用的影响展开讨论。我通过探究占有剩余的经济力量与负责管理和强制的超经济力量之间的关系来讨论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特征。资本无限扩张的可能性在于它使自身与“超经济”力量相分离的独特能力，然而这种分离也使得资本能够且必须依赖外在于它的“超经济”力量的支持，即有领土限制的法律、政治和军事机构。服务于全球资本的不是全球国家而是诸领土国家的全球体系。“新帝国主义”不是不断扩张以适应资本积累范围的政治结构，而是资本的经济范围与组织和加强全球霸权的领土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
我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之间关系的看法在某些方面与哈维是截然对立的。他认为，不断扩张的资本积累必然伴随着不断扩张的政治力量和对领土的控制，这是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逻辑。我的观点正相反：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特殊性在于资本无需基于领土的政治力量的扩张就能强加霸权的独特能力。在所有其它形式的帝国中，霸权的范围直接依赖于地缘政治和军事力量的范围。只有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自主的经济支配形式。
所以，哈维的前提是资本需要“扩大地理控制”,最好是领土支配。诚然，他认为最新的帝国霸权即美国已经发明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帝国主义，它在名义上承认诸国家的独立性以便对之施加霸权。但是，这种帝国主义仍旧遵从他的基本规则，因为在他看来，由于国内原因而采取的意识形态上的掩饰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经典帝国主义的领土殖民帝国，这种意识形态部分地在于维持国内的消费能力，但最主要的是为了掩盖相同的帝国野心。相比之下，我认为美国是第一个真正的资本主义帝国，因为它是第一个其经济力量要求消除殖民地野心的帝国霸权，并通过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来维护霸权，尽管如我将要指出的，这已经伴随着新的“超经济”力量尤其是新的军事需求的产生。“门户开放”的帝国主义的产生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诡计，或者由于国内顽固的反殖民情绪而对美国强加的一种次优的替代方案。它是维护霸权力量的最佳选择，这种选择避开了直接的政治统治或领土控制带来的代价和危险。美国在完成本土内部的西进运动并强制驱赶土著居民后，更倾向于一种所谓的无需殖民统治的“非正式”帝国。
假如之前的资本主义帝国即英国在19世纪就能够持续地把印度作为一个商业资源来进行剥削，而不用诉诸直接的殖民统治和军事专制，它肯定也会这样做的。事实上，英国及其统治阶级强烈抵制东印度公司把帝国从商业资源转变为榨取贡赋的前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无论对帝国在印度的最终获利上存在什么争议，不可否认的是，把它转变为一个殖民帝国是一件十分棘手和耗费资财的事情。哈维认为开放贸易的优越性使英国获得的利益比它在印度的帝国获得的更多。但不可忽视的是，英国不仅从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拉丁美洲的“非正式”或“自由”帝国获利颇多，而且在不是由帝国直接控制的领土的大量投资也带来了丰厚利润。
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像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说的，经典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的诉求，似乎在经济较不活跃的宗主国更为强大，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它们相较于竞争国的经济和政治的劣势地位的潜在补偿——例如法国的人口和军事存在劣势。
对于德国和美国这样的主要工业力量而言，“正式的殖民地化”不是全球经济扩张的“主要方面”,甚至英帝国那时的目的“不是扩张而是防卫其他国家侵占由英国贸易和英国资本支配的……殖民地”。现在和以前一样，不能认为资本需要控制殖民地以便吸收过剩的资本，因为投资仍旧主要是从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流向另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
如果我们是在探寻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矛盾，那么在我看来，我们不应在与资本积累的地理范围并存的对政治力量和领土控制的难以满足的需求中寻找它；我们不应仅仅在资本积累与维持政治支配的代价之间的张力中寻找它；我们当然也不应该在资本积累与某种领土扩张的前资本主义诉求之间的对抗关系中寻找它。我们探寻的矛盾比这些更为复杂。但是，为了阐述它们，至少按我的理解来阐述它们，需要回溯一些问题。
二、政治和经济
让我们回到哈维的第一个定义。他主要区分了基于资本控制的帝国主义与“国家和帝国的政治”,即帝国主义就行动者而言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政治方案，这些行动者的权力基于对领土的控制和出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目的调动人与自然资源的能力。
暂且搁置资本逻辑，我同意存在一种如哈维描述的“政治的”帝国主义，它不同于资本积累。但在我看来，这种“政治的”帝国主义是前资本主义帝国的本质，它对殖民地人民和资源的剥削依赖于政治统治和直接的领土管理。这并不是否认资本主义的力量参与了殖民冒险，尤其是早期阶段。这也不是否认今天存在着为了资本主义的特殊目的进行领土控制的环境。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创造了一种不同的帝国主义，它不依赖于直接的政治统治或者领土控制。
资本主义的剥削当然需要政治的支持，但是政治的“逻辑”已经被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所改变。“政治”在支持资本主义经济剥削上的功能不同于它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作用。在这样的社会中，剩余的榨取通过直接而强制性的法律、政治或军事控制来实现，“政治”在占有剩余中起着直接作用。例如，在很多前资本主义国家，占有权力依赖于以国家机关和税收的形式直接占有整个或部分国家。在其他例子中，占有权力源自特定的法律、政治或军事功能的实现，或者某种法律特权。在封建主义社会，占有权力依赖于贵族的法律、政治和军事地位。封建领主和国家的税收∕官僚机构的经济权力被限制在它们的政治权力的范围内。换言之，这些社会中的所有权是“政治构建的”（politically constituted）（借用罗伯特·布伦纳富有启发性的措辞）、前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遵从相同的逻辑，例如通过掠夺领土或压榨贡赋来扩张超经济的占有。这意味着所有权的积累和政治权力的积累的确如阿伦特和哈维所说，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且经济占有确实需要一种相应的政治权力。当然，这是因为这些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所有权独立于政治权力，“政治”的主要作用在本质上外在于占有的过程。剥削直接的生产者意味着占有者不需要这种直接的政治权力，而这种政治权力是以往剥削阶级榨取剩余的一种手段。封建所有权需要贵族的政治权力，一种与法律、政治和军事功能密不可分的占有权力。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所有权的控制意味着法律、政治和军事机构的直接控制不再是必要的，剥削不再与任何一种公共职能的履行绑定在一起。政治权力，在国家与私有财产区别开来的形式上，当然是保护所有权体系、维持社会秩序和积累条件的重要手段，但是资本本身并不直接运用这种权力作为压榨工人剩余劳动的手段。正如在每一个其它的剥削体系中，存在着两个剥削“环节”：占有剩余劳动和维持占有的强制力。资本主义的特征在于唯有它的这两个“环节”是相互分离的。
资本主义以多种方式改造了政治领域。说资本主义的政治与经济相互分离并不只是说存在一个以前没有出现过的自主的经济领域，也是说存在一个独特的政治领域。资本主义“政治”的特征之一就是很多原来隶属于某种公共权力或公共机构的职能现在被赋予给了私有财产，转变为一个独立的经济领域。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被置于政治权力之外，服从于资本的经济支配；在现代“民主制”中，这意味着它们被转移到了民主责任制之外。一个重要的结论是，虽然占有阶级失去了公共意义上的直接政治权力，而且很多对生产阶级的生活进行个人控制的形式被置于生产过程之外，但生产组织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直接掌握在了占有阶级手中。
换言之，自主的“经济”领域创造了新的支配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占有者和生产者都依赖市场为他们提供自我再生产的基本条件，他们之间的关系由市场来调节。工人工作是为了生产出资本的利润，因为不生产资本的利润，他们就不能满足自身的需求。他们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换取薪酬，就不能获得生活和自我再生产的资料甚至劳动的手段。所以他们服从的支配根植于他们对市场的依赖。资本家也依赖市场（获得资本和劳动）,服从于客观的市场法则——推动资本主义体系的竞争法则和积累法则，但这不是把资本和劳动置于同一水平。相反，市场法则强迫资本压榨工人更多的剩余价值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资本在市场中的位置赋予了它支配工人的新手段。所以，两个阶级之间的市场关系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支配的关系。这与资本操纵市场的能力是截然不同的。
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纯经济剥削超越了国家边界。全球资本可以通过“经济”手段进行积累，因为这些经济体被卷入全球市场的轨道，服从于源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压力。就这种剥削不需要帝国对殖民地人民进行直接的领土控制或政治支配来说，可以认为这不是任何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帝国主义”。我知道保留这个概念对直接的政治和领土支配中的剥削关系的意义，但是我倾向于认为，如果我们不使用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来描述资本主义创造的特殊的经济支配，我们在把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描述为阶级关系时就会遇到困难，因为它们区别于前资本主义的阶级剥削，就像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区别于早期帝国一样。在这些例子中，为了剥削性占有而进行的超经济形式的直接支配被以市场为中介的经济形式所取代。由于缺乏一个更适合的概念，我将继续使用资本主义的特殊的经济帝国主义这一说法。
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中最与众不同的地方不是资本需要政治力量的无限积累，而是经济力量使自身与直接的政治强制相分离的独特能力。资本主义的经济领域拥有自己的强制形式，它们使剥削和资本积累不需要直接依赖于超经济力量。从全球层面来看，在全球市场的竞技场中，这种经济领域可以扩张自身而无需拓展政治力量或帝国的领土范围。有时资本主义国家会出于各种地缘政治的原因而扩大自己的领土控制，但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的进程并不取决于政治支配的范围。这不仅意味着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新的支配形式，也意味着经济霸权可以远远超出直接的政治力量或领土控制的范围。事实上，资本不断自我扩张的能力取决于这种分离。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独特之处，也是新矛盾的根源。
三、原始积累与“剥削性积累”
稍后我会再次讨论那些矛盾。首先，哈维的讨论中的另一个环节可以澄清我们之间的差异，即他关于“原始积累”（primitive accumulation）的论述，这在他的现代帝国主义论中具有重要作用。哈维在这里又一次引用了阿伦特的观点。阿伦特认为，“简单的掠夺的原罪，在几个世纪以前已经造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马克思）,并开启了更深层次的积累”,之后却必须不断得到重复，“以免积累的动力突然衰竭”。依据阿伦特的观点，这些过程构成了帝国主义资本积累的手段；哈维以“剥削性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的概念发展了阿伦特的观点。他以马克思“原始的”或“原初的”积累的概念为基础，但是他认为马克思对这些过程的分析太少。尤其是，他认为马克思认同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假设，它把建立在掠夺、欺诈和暴力基础上的积累归为“原始阶段”,这一阶段与现在不再具有相关性，或者如卢森堡说的，是某种“资本主义之外”的封闭系统。
哈维认为，这个“剥削性积累”的过程在资本主义时代构成了帝国主义的一部分，并在“新”帝国主义中以从属经济体的私有化形式再次占据核心地位。
在表面上，我和哈维基本一致。但是，进一步考察表明，我和哈维在“原始积累”的理解上存在着显著差异，这会影响我们如何理解“新帝国主义”。我看到哈维在讨论中多次提到，马克思的原始积累概念“追随了亚当·斯密”。毫无疑问，马克思是从斯密和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里发展出他关于资本主义起源条件的观点的。但是，在我的印象中，哈维把这归因于马克思的概念与斯密的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虽然哈维反对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这个过程的概念仅仅归属于资本主义前史，但他在根本上认同了斯密对这个过程的理解。
我的观点不一样。首先，对于我而言，“原始积累”的概念呈现了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一个最重要的决裂。他引用所谓的原始积累的古典概念不是没有原因的。他的目的是使自己与斯密或其他人的概念区分开来。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当大量的财富积累起来并使投资成为可能时，资本主义或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就产生了。相反，马克思认为，无论积累是来自直接的抢劫、帝国主义、商业利润，还是来自剥削劳动的商业利润，积累本身不会构成资本或产生资本主义。如他定义的，资本主义不是任何一种财富，而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当然，资本的集中是必要的，但资本主义的基本前提是社会所有权关系的变革，从而推动特殊的竞争法则、利润最大化、强制性的剩余再投资，以及发展生产力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真正的“原始积累”（这个术语本身具有误导性）是剥削农业生产者，主要发生在16世纪的英国，地主从佃农的商业利润中压榨越来越多的地租，与此同时，很多小生产者因受剥削变成了雇佣劳动者。这种剥削是重要的，不仅仅是因为它使得财富集中于大所有者手中，使大所有者能够再投资，而且是因为它创造了占有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在他们身上强加了新的法则和新的“再生产规则”,包括更加强制剩余的再投资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尤其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资本主义的起源不是根植于财富的集中。它与强加市场法则有关，这种强加常常通过强制手段和痛苦的社会变革来实现。
在这个问题上，即使马克思认为某种程度的财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条件，询问他多大程度的集中才能促进资本主义的产生也是合乎情理的。毕竟，他相信只有英国具有“古典形式”的、真正的“原始积累”,而当时英国的财富相对于西班牙而言并不多。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其它地方的情况不是财富的集中，而是社会所有权关系的变革，这推动了竞争和积累的新法则。在这个意义上，资本积累在马克思认为的特定意义上，是资本主义法则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在我看来，哈维的“原始积累”概念更接近于斯密的而不是马克思的概念。尽管他对这个过程有着微妙的看法——在他的定义中，这个过程包括剥削直接生产者，但他强调的是财富的集中而不是社会所有权关系的变革。这也有助于理解他对马克思的批评。如果马克思的确关注了原始的“积累”而非之后的情况，那是因为他在借用这个概念来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及其特定的法则。这与古典观念有着很大差别，古典观念认为不需要解释资本主义法则的特殊性，把积累的诉求看作理所当然的，并把“商业社会”仅仅看作之前量的增加。对于马克思而言，批判性的任务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确认资本主义的特定动力，以说明资本主义的积累如何区别于其它形式的积累并解释它带来的历史断裂。
资本主义新的体系和历史动力解释了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发展是一种特殊的形式。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的特定动力时，或多或少抽象地把它看作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不过，尽管马克思没有系统地研究它对帝国主义扩张的影响，但他对资本主义动力的分析为其他人的工作打下了基础。重要的不是他把“基于掠夺、欺诈和暴力的积累”降低到“原始阶段”,而是这种积累具有新的逻辑，是资本主义特定动力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它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它不仅是掠夺和财富集中的简单重复，在本质上它是市场法则持续的强制、维持和加强。当然，偷盗、欺诈和暴力还在继续，但使资本能够以特殊的方式剥削全球经济体的是人类生活的更多领域服从于市场依赖及其法则。这就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
这里我们遇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论中的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论旨在分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典时代的“帝国”。哈维通过引用罗莎·卢森堡引入了他对剥削性积累的讨论，概述了资本积累的“双重特征”：一方面，资本积累关注商品市场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地点——工厂、矿山和耕地。据此来看，积累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过程，其最重要的阶段是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交易。
卢森堡指出，这种剥削发生在形式上平等的个体之间：
敏锐的科学辩证法需要揭示出所有权如何在积累的过程中变成占有他人的财产，商品交易如何变成剥削，平等如何变成阶级统治。
资本积累的另一方面“关注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支配和剥削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暴力、欺诈、压迫以及掠夺是公开进行的，没有任何遮掩，这就要求努力在混乱的政治暴力和权力斗争中发现严肃的经济规律。
在“纯经济过程”的积累与暴力、欺诈的超经济手段的积累之间作出区分无疑是正确的。卢森堡表述中的问题是把帝国主义直接归属于积累的第二个方面。这种表述可能不会影响她对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理解。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帝国主义普遍更关注领土的帝国主义，而不是类似资本主义阶级剥削的“纯经济过程”的支配，后者与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一样“关注商品市场”且缺乏前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透明性。
当然也不用感到奇怪，因为它处在这样一个时期，帝国的关系是资本主义小中心和非资本主义大世界之间的互动；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通过掠夺、暴力、压迫和欺诈来剥削非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是瓜分和重新瓜分非资本主义世界。问题在于，当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以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家未曾预见的方式和程度包围了全球时，以积累的两个方面的理论区分来分析这个世界能把我们带到哪？
哈维的目标显然是通过改进卢森堡的理论来理解资本主义一般。一开始他就反对她把资本主义危机归因于消费不足。他认为，问题不是消费不足而是过度积累。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为了稳定自身需要剥削“某种‘外在于它’的存在”,即非资本主义，哈维也改进了她的这一观点。尽管他认为存在着“内外辩证法”,资本主义的确需要某种“外在于它”的存在以获得和吸收积累，但剥削既存的非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并不是利用“他者”的唯一方法。资本主义可以反复“制造他者”以解决过度积累的问题，如它所做的，例如，当在无产阶级之外缺乏既存的劳动后备军，尤其是农民时，它可以反复创造未被雇佣的工人后备军，从而压低工资并“为资本的谋利创造新的机会”。某种剥削形式可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把“内外”辩证法和“他者”再生产出来。
同时，哈维的讨论是从卢森堡对资本主义积累的两个方面的区分发展起来的一个是“经济”过程，另一个是依赖于“超经济”力量的过程。显然，我不反对这种区分本身，但是对我来说，哈维有时倾向于把社会所有权关系的变革省略为以暴力和欺诈为手段的财富集中。虽然他的分析囊括了从直接剥削到私有化形式的剥削等多种手段，但在我看来，重要的是这些过程不是被呈现为强加经济法则的手段，而是偷盗的超经济过程，类似阿伦特说的“简单抢劫”。哈维认为，剥削性积累似乎与形成市场强制的社会所有权关系的创造和维系较少相关，而与以投资为目的的财产的重新分配更为相关——在其它文本中我使用的是“市场机会”而不是“市场法则”。
四、再论双重逻辑
为什么这很重要？在某种意义上，这不是因为哈维的经验分析没有反映出他的理论主张。无论如何，他已经分析了所有相关的过程。他的剥削性积累论不仅包括暴力和欺诈的旧方式，也包括以私有化为剥削手段的新方式。哈维强调超经济强制的重要性，但他也承认资本的大多数获利不是来自对殖民地的直接压迫，而是来自资本的持续开放。他认为，英国从开放而活跃的大西洋贸易中获得的好处比从对印度的殖民压迫中获得的要多；同样地，资本的开放和贸易的活跃也使美国最终取代了英国霸权。我们可能会质疑这里的例子是否体现了政治权力比经济法则更重要，但活跃的贸易确实只有在特定的政治和领土制度下才能“开放”,从而把它置于欧洲“封闭的”帝国的政治范围之外。毋庸置疑，某种政治权力对于强加市场法则和扩张它们的运作范围来说是必要的。
但是，存在着另外一种阐述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矛盾的方式，它与哈维的观点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但无论如何我倾向于这一方式。首先，它要求我们承认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和它特殊的占有方式，它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这意味着我们也必须承认“政治”在系统中的特殊作用，在这个系统中所有权不是“政治构成的”,占有以“经济”手段来实现。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特殊“政治”逻辑不是诉诸领土的扩张、领土的直接控制，以及通过掠夺、税收或贡赋的超经济手段占有剩余。超经济力量对于资本积累来说必不可少，但它的基本作用是强加、维持和巩固社会所有权关系以利于经济力量的发挥；它是一种可预见的社会管理秩序的创造，资本主义对这种秩序的诉求比其它社会形态要高；总的来说，它为积累提供了适宜的条件。两种权力“逻辑”之间的任何一种矛盾都不是两种有差别的帝国诉求之间的张力；虽然这些矛盾产生于资本的经济权力与服务于它们的领土实体的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但阿伦特的“无限的资本积累需要无限的政治权力的积累”的规则没有充分地传达出这种关系。相反，这些矛盾源自资本使自身与政治权力相分离的独特能力。
我不会重复我在别处关于这些矛盾的观点，只会强调一两个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相关的要点。如果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作用不是充当一种占有工具或者“政治构成的所有权”形式，而是创造和维系与之相分离的积累的手段，或者说是维持积累所必要的社会、法律和管理秩序的手段，那么国家的作用就不仅反映在国内经济中，也反映在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中。就像国内资本需要国家层面的秩序一样，资本的全球扩张也需要全球范围内积累的秩序与条件的维持。
但是，这里产生了全新的问题，因为必要的秩序需要一定程度的管理，而这种管理与资本积累的全球范围不相匹配。资本的经济范围也许是全球的，但一个可以为资本提供缜密而可靠的管理的真正的全球国家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全球资本的确以多种方式从国家经济间的不均衡和劳动力流动的控制中受益，这也意味着支持领土国家封闭和控制这些经济碎片。换言之，全球资本需要碎片化的政治空间。
也许我应该承认，与全球资本相匹配的全球国家的不可能性不是完全可以从理论上加以把握的。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命题是一个较低层次的实际观察，是关于在较大地理空间内维持资本要求的严密管理与可预见性上遇到的难以克服的困难。这就是说，资本的全球性范围与国家的领土限制之间产生矛盾的可能性是资本主义独有的，这一点可以在理论上加以把握,
无论如何，经济越是全球化，由领土国家和国家间关系所组织的经济运行就越多，资本就越是比以往更加依赖于领土国家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和强加的积累条件。例如，今天的全球资本依赖于世界各地的国家来推行它的新自由主义策略。事实上，资本利用了新的跨国组织来推动全球经济的运行，领土国家也不得不回应全球资本的这种需求。但是，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资本主义的政治逻辑已经把碎片化的全球体系强化为领土实体，而不是创造某种全球国家。
所以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形式不是全球国家，而是诸领土国家的全球体系，这导致了它的独特矛盾。现在我们才开始考察它们的含义。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劳动分工、资本和国家的劳动分工或多或少是可控的，只要经济霸权的范围或多或少与民族国家的范围是一致的。但是现在，资本的经济范围与政治权力的范围之间的距离日益扩大。虽然随着日益加强的区域化和地方化，设想当代领土边界的重新划分是可能的，但是我不能想象任何一种既存的或可构想的“全球治理”为资本提供需要的秩序和规律。
这意味着代表着全球资本利益的国家必须组织的不仅是国内的社会秩序，还有国家间的国际秩序。问题不再是掠夺这片或那片领土，控制这里或那里的属民，打败这个或那个帝国对手。新的帝国方案依赖于管理诸国家组成的整个全球体系和保证帝国的资本在整个全球体系中安全而有利可图地运行。但是，因为没有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全球国家能够超越和控制所有的国家实体，这里又出现了新的矛盾。
特别是，由于缺乏一个全球国家，就需要领土国家行使超经济权力来维持资本的全球秩序。反过来，也需要监督这些领土国家以保证资本流动的国际秩序。但是，由于缺少一个全球政治权力来实现它，所以诸国家的组织主要是一个军事方案。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政策自二战结束后就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基础上，即维持一个稳定的、有秩序的诸国家体系需要一种占绝对支配地位的军事力量。至少在1940年代以后，以及早在布什政府之前，为了保证美国军事力量不可动摇的支配地位，它已经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原则，而这一原则已经普遍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盟国所接受。
这是乔治·布什执政的背景，那时美国经济力量的相对衰退使得它的军事霸权变得更为重要。如果布什不像他的前辈那样动员军事力量，如果他的帝国方案超出了前辈的设想，那么他能够这样做只是因为前几任政府已经打好了物质和意识形态的基础。当中肯定有中断，但也有基本的、潜在的延续性，这种延续性以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基本矛盾为基础。
一个领土国家以军事手段为资本管理整个全球体系，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矛盾的和危险的方案。最显著的一点就是，这个民族国家的特殊利益和它的国家资本必然优先于所有其他的国家。但是，新帝国主义的军事主义最大的问题大概是军事目标在本质上是无限的。早期的帝国方案易于理解，因为它们的目的和范围相对而言是界定清楚的，无论是要掠夺领土、资源和奴隶，垄断贸易路线，还是仅仅要打败对手。在“新”帝国主义中，军事力量的目标不在于达到一个具体的结果，而是监督整个全球体系并宣称普遍的支配地位，所以看到缺乏清晰的目的、范围或退出策略的军事冒险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因为霸权国家的领土限制意味着它的军事力量同一时间不可能无处不在，“演示效应”就变得尤为重要。布什采取的无限战争的军事政策没有任何时间或地域上的限制，只是把内在于新帝国主义矛盾中的无限的军事主义逻辑发挥到了极致。
例如，不诉诸特殊的军事逻辑也许就无法解释伊拉克战争的疯狂。石油并不足以解释伊拉克战争。就像很多评论者指出的，石油生产国对抑制其他国家购买它们的商品并没有兴趣，而美国进入中东石油市场的通道从未处于严重的危险中。尽管我们认为石油储备在不远的未来会变得非常有限，因而今天的（和未来的）重要国家正在寻求建立对战略产油区的控制，但美国在海湾的战略地位或其控制其他国家获取石油的能力并不要求它入侵伊拉克或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入侵伊拉克导致的混乱可能使情况对美国来说更为糟糕。但是，在缺乏更精确的目标的情况下，甚至在存在强有力的反对意见的时候，新帝国主义占支配地位的无限军事方案总能给战争找到理由。根据这一方案，如伊拉克战争一样，选择军事力量的目标时不是由于它构成了一种威胁，相反，因为它不具有任何威胁，所以成了杀一儆百的可能候选人，这对于入侵者而言风险相对低。当战争的首要目的是“震惊和威慑”世界的时候，关于任一具体目标无法解释的东西就会被曲解，即使这种曲解和它导致的所有不稳定性可能是有违初衷的。
五、新帝国主义和对抗性斗争
我尝试指出哈维的方法与我的方法的差别，这必须讨论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中政治的作用。哈维坚持认为资本需要不断扩张的政治力量来支持无限的积累，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必然不断地触发政治和领土扩张的非资本主义逻辑，以及资本积累不可避免的障碍。与此同时，资本的终极问题是无法积累足够的政治力量。对我来说，由于基于资本主义所有权关系的经济力量和超经济力量的具体劳动分工，主要的矛盾源自资本使自身与政治力量和领土边界相分离的独特能力。不仅政治逻辑和积累逻辑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独有的，新的政治逻辑本身也是资本主义独有的。
在我们的帝国主义分析中，这一差别是如何呈现自身的呢？如我之前说的，一个差别出现在我们对经典“帝国时代”的特征的描述中。但除此之外，图景更为模糊。坦白地说，我不确定我的论述是否意味着我只是反对哈维得出结论的方法而在结论上我们是基本一致的，或者我们的结论本身是不同的，从而也需要一些解释。我不确定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对国家在今天的帝国主义中的作用是否持有不同看法以及这对于对抗性斗争的意义。
讨论我们关于“二战”后的帝国主义——本质上指的是美帝国主义——的观点并不会马上展现出我们之间的重要差别。例如，我们都讨论了1970年代发生的变化，因为美国资本的利益从战后长期的繁荣阶段推行的“发展”策略转变为衰退时期的新自由主义。我们都把私有化看作第二阶段的前沿领域。所以，我们之间的理论∕历史的差别对于分析当代世界真的具有实质意义吗？
我不确定我可否果断地回答上述问题，但是让我努力探究哈维的两种权力逻辑的关系与他关于剥削性积累的结论之间的联系，以便自己能够仔细地思考这一问题。从表面上看，它们的联系似乎是相当简单明了的：无限的积累需要一个无限扩张的政治力量来实现地理控制，以保证例如剥削的积累策略。但是只要我以这种方式阐述观点，我发现很难区别新帝国主义与罗马帝国的动力。杰出的古罗马历史学家恩斯特·贝迪安（Ernst Badian）写道：“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像罗马共和国末期那样为了统治阶级的私人利益竭尽全力地剥削它的臣民。”那就是帝国的扩张时期。扩张的过程显然是进行土地掠夺——这在古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以便超出罗马甚至罗马意大利的边界来扩大罗马统治阶级手中的所有权积累；这是剥削的过程，不仅剥削殖民地人民，也剥削国内农民。虽然其他古代帝国也运用政治和军事的超经济力量，通过税收和贡赋来大规模地压榨臣民的剩余，但没有一个像罗马这样把私人所有权看作高于一切的存在，并运用军事力量来实现它。
当然，罗马的所有权积累并不为资本积累的特殊法则所驱动，单是这一点就足以使它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但是，哈维的观点没有完全清楚地体现出那些特殊法则如何区别于其它任何一种积累私人财富的诉求。它也没有完全清楚地体现出资本积累中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的作用如何区别于它在非资本主义获取形式中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因为罗马统治阶级创建了帝国来服务于他们的利益，最终开始把国家视为一个沉重的负担，所以就不会明显地体现出这种张力如何区别于哈维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政治逻辑与经济逻辑之间的矛盾。
它们之间当然存在着差异及其带来的意义。在从小共和国到大帝国的转变过程中，罗马的确是一个压倒其他所有国家的扩张主义国家，它的统治阶级的绝对贪婪和“占有性个人主义”在历史上鲜有对手。但是，不同于它的资本主义对立面，它的国家和统治阶级都不是由竞争的经济诉求、为满足经济诉求对“最大化”策略的需求、发展生产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强制性、资本自我扩张的持续动力所驱动的，所有这些法则都源自资本主义的社会所有权关系。它与经济手段的支配不具有可比性，经济手段的支配无需直接强制力就能实现积累。罗马在它的扩张主义阶段拥有的是一个实际上包括了军阀的统治阶级，军阀是有产贵族的元老阶层，直接管理着国家和军事力量，可以为积累所有权而动员起来。有产阶级的组织直接作为一种实现私人积累的政治和军事机器，在根本上使罗马帝国主义区别于任何一种资本主义帝国，后者首要的积累方式是“经济的”——由统治阶级操纵且不需要超经济力量的直接手段，并且当中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与积累过程是保持距离的。
除了其它方面的含义之外，这意味着在罗马帝国主义中或在资本的帝国以外的任何背景中，无法依据定义理解新帝国主义中的私有化观念。这种剥削不同于所有权从原始占有者到强权手中的简单转移。在本质上，它是一种使所有权和公共权力相分离的方式，从而使公共权力完全服从于资本的纯经济力量。这也意味着超经济权力在维持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必然会相应地有所不同。
我在这里的论述对于哈维而言并不是新观点；在这一点上，我一般倾向于认为我们的分歧与我们的结论关系不大，而与得出结论的方法更为相关。但让我犹豫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刚才我所说的可能会带来什么,所以让我对此作出简要的论述。我对哈维关于对抗性斗争的观察心存疑虑。我会更加强调在领土国家层面进行斗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虽然我认为任何地方或国家的斗争的视野必须超出它的狭窄边界，但相比于哈维来说，我似乎对反全球化运动发起的跨国斗争的效果信心较低，那些反全球化运动的首要目标是资本的跨国机构，例如IMF或G8。很难说这一差别（如果算是一种差别）是否必然来自我们理论的差异，但我可以冒险提出一个尝试性意见。
全球化的评论者，无论左翼或右翼、支持者或反对者，普遍认为如果全球经济没有废除民族国家，那么全球化程度与领土国家的重要性之间至少是一种反比关系。这种假定使人们认为跨国组织应该成为反对的首要目标；我们也许能够认为哈维关于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的关系的观点是那一原则更为复杂和微妙的表述。这意味着全球资本趋向于一个全球国家，所以反对的焦点相应地应该是跨国的。可以肯定的是，他的论述完全不是任何一种机械的基础∕上层建筑的模式。当然也不是说政治的上层建筑是对经济基础的某种机械的、有时是延迟的反作用。相反，他认为政治“逻辑”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这是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基本矛盾的根源。但是，基本原则保留了下来：政治力量的范围必须适应资本的范围，资本在那个方向产生了强大的诉求。
我尝试为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与政治逻辑的关系提供一种替代性观点。如果政治力量的范围不能匹配积累的范围，不是因为常常反对积累逻辑的、自主的政治或领土动力外在于资本。政治力量的代价当然对资本积累有着重大影响，但是问题在于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之间的具体劳动分工作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意味着全球资本需要碎片化的政治空间。民族国家有利于全球资本，因为国家具有组织世界以维系全球经济运行的独特能力，而资本不具备这种能力。现在的世界不止是一个领土国家的体系，经济循环不止由这个以国家间的关系作为中介的体系来组织。这里的矛盾不是政治逻辑相对于资本逻辑的自主性，而是资本自相矛盾的需求。
这种矛盾当然与资本的经济力量与它依赖的超经济力量的领土限制之间日益扩大的距离有关。但是这种矛盾不是来自一种自主的领土或政治动力，而是阻碍或反对资本积累的动力。矛盾在于资本的全球性范围使它依赖于超经济力量的局部集中。这不仅导致了国际的不稳定，也使得资本在面对国内的对抗性斗争时更加脆弱，正是这一点引起了我的兴趣。
尽管国家在形式上与经济力量相互分离而成为一种表面上中立的政治力量，但经济力量在诸多资本中的扩散导致了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困难，因为这使得反对的目标很难确认。那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没有权力集中的观点总是有利于资本而妨碍反对它的斗争；现在流行的观点认为，（用他们的话来说）全球化实际上意味着不再存在任何“权力的位置”,因而使得“反对的力量”也不再可能。如果人们不是简单地放弃反抗，那么他们倾向于从中读到的政治信息是，只有反对局部和特殊压迫的最局部和最特殊的斗争才是可能的，或者，面对全球资本唯一有效的途径是某种分散在跨国层面的斗争。从两种情况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不能从国家层面的政治组织中获得什么,尤其不能从努力变革国家的阶级力量的阶级组织中获得什么。
我的观点引出了不同的结论。对于我而言，类似哈特和奈格里的观点不能引发对抗性斗争，而是取消了斗争，尤其是因为他们剥夺了这些斗争的切实目标。无论如何，他们关于国家和国家斗争的观点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彻底的误解。全球经济的融合不仅使企业在应对地方、区域、国家的斗争中更为脆弱。对于资本而言，这也使得领土国家以多种方式变得更加重要而不是更不重要；这意味着有组织的政治斗争在国家层面也更加重要而不是更不重要。
以欧盟最近的事件为例。法国和荷兰的全民公投把欧盟置于危机之中，这可能为把那些反对宪法的左翼人士组织起来创造了新的机会，如果不一定发生在反资本主义的明确基础上，也至少捍卫了一个“社会的”欧洲以抵御“盎格鲁一撒克逊”的资本主义模式。但是那些机会将会消失于——并且可能已经消失于——有组织的左翼政治力量的匮乏之中，这种力量与每一个领土国家的国家力量作斗争，以可信的国家计划应对全球化的结果。这当然不是否定区域和跨国团结的重要性。但是，欧洲一体化的未来以及欧洲左翼在越出边界的反资本主义斗争中的作用较少地取决于G8峰会上的抗议活动，虽然这些抗议活动为数众多且组织成功，却较多地取决于法国如何解决当前左翼政党的混乱，或（这也不是不可能）德国甚至英国是否重组政治力量以建立一个拥有广泛民众基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
坦白地说，我不知道哈维是否会反对这些观点，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可能极大地夸大了我们之间的差异。但是，的确有一些东西值得一谈。
感谢 希哲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