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爱玛·戈德曼 -> 戈尔德曼散文集:无政府主义与其他(1910)

3、政治暴动心理



  分析政治暴动心理不仅无比困难,而且非常危险。如果有人对政治暴力行为表示理解,那么他立马就会被扣上宣扬政治暴力的帽子。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有人对攻击者[1]表示同情,那么他就有被当做潜在共犯的危险。然而,只有智慧和同情心才能将我们拉进人类苦难的根源,告诉我们脱离苦海的根本办法。
  原始人类对大自然的力量一无所知,害怕自然力量的降临,躲避一切可能发生的危险。随着人们对自然现象的逐步了解,他们开始意识到尽管自然力量可能让生灵涂炭,带来巨大损失,却也是一种解脱。各种力量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断累积,达到峰值便会以政治暴力行为的方式表现出来,正如风暴和闪电能让天空蒙上恐怖的阴影,这一点对于一个认真严肃的学者而言,无疑是显而易见的。
  一个人要想彻底领会这种观点的真谛,就必须要强烈地感受到当今社会中种种恶行对人的侮辱,对数百万人民每天被迫忍受的痛苦、悲伤和绝望感同身受。事实上,只有我们成为整个人类的一部分,我们才能对人类灵魂深处不断聚集的怒火有所察觉,才能些许感受到呼唤暴风雨那熊熊燃烧、扑面而来的激情。
  在无知的大众眼里,那些暴力反抗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极端不公的人,就如同嗜血成性的凶猛野兽或残酷无情的怪物,至多算是不负责任的疯子。然而,再没有比这种观点更不符合事实真相的了。实际上,研究过这类人秉性品格或是近距离接触过他们的人都一致认为,这些人对于身边恶行与不公的极度敏感,驱使他们要为我们社会中的犯罪行为买单。最著名的作家和诗人在谈到政治犯心理时,都致以他们的最高敬意。难道会有人认为这些人是在提倡使用暴力,甚至肯定暴力行为?当然不是。这些敬意是出于社会学者的态度,他们知道每一个暴力行为的背后都有至关重要的原因。
  比约恩斯彻纳·比昂松[2]在《超出人类力量之外》一书的第二部分中强调说,要寻找当代的殉道者就要在无政府主义者之中寻找,他们愿意为信念付出血的代价,他们敢于微笑面对死亡,因为他们如同耶稣一样,坚信自己的殉道牺牲可以挽救全人类。
  法国小说家弗朗索瓦·戈贝[3]就攻击者的心理问题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读过维兰特[4]被执行死刑的细节之后,我思绪万千。我想象着他的胸膛在绳索之下高高挺起,步伐坚定地向前行进,他的意志越来越坚定,全身的精力都集中起来,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断头刀,最终当众大声呼喊咒骂。我脑海里忽然浮现出另一个十分壮观的场景。我看到一群男男女女在马戏场的矩形舞台正中间互相推搡,周围是成千上万人注视的目光,巨大的圆形露天竞技场中每一排的观众都用骇人的声音扯着嗓子大喊,放狮子出来!而下面的竞技场里,关着凶猛野兽的牢笼正慢慢打开。
  “我本来并不相信维兰特真的会被处以死刑。首先,并没有受害者遇袭身亡,按照之前长期以来的惯例,犯罪未遂罪不至死。其次,不论这次犯罪活动的意图有多么恐怖,它本身是公正无私的,来源于一个抽象的理念。这个男人过去的经历,惨遭遗弃的童年,日后生活的艰辛,这些都对他的辩护十分有利。独立媒体都宽宏大量地站在他这一边,用响亮而有说服力的声音为他说话。有人说这是‘纯粹的文学观点思潮’,这种说法几乎没有受到什么责难。相反,能再一次表对断头台的憎恶之情,这是艺术家和思想家的荣耀。”

  左拉[5]在他的小说《萌芽》和《巴黎》中,再次刻画了这样一群人,描述了他们的温柔善良和对人类苦难的深切同情,他们为了对抗我们现有的系统,选择了以激烈爆发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最后一点也同样重要,可能最了解攻击者心理的人就是哈蒙[6]先生,在他伟大的著作《军事专业人员心理》中,他得出了建议性的结论:

  “由理智途径确立的积极方法使得我们能够树立起一个理想的无政府主义者形象,其心态是全部正常精神特征的集合。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都完全符合这种理想形象并能使自己有别于他人。那么,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可以这样定义:理解领会反抗的精神,了解反抗的多种形式,包括反对、调查、批评及创新,并赋予其对自由、自我或是个人的热爱,拥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这些特征还需要一些补充,包括对芸芸众生的博爱,高度健全的道德敏感性,对公平正义怀有深刻感情,并且满怀传教士般的热忱。”

  阿尔文·F·桑伯恩[7]说道,就以上种种特征而言,还需要加上这些优良品质:对动物不同寻常的爱,对生活中所有日常关系具有超乎寻常的友好,非凡的行为节制能力,节俭朴素,生活规律,乃至无与伦比的勇气。

  “当街上的路人指责无政府主义者或任何碰巧是他眼中钉的政党,认为是其引发了最近的某种暴行时,他似乎总是忘记了一条真理。从远古时期开始,愤怒绝望的阶级和个人感到其同胞的恶行难以容忍时,就会以血腥杀戮的暴行作为回应,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论是否具有攻击性,这些行为都是为躲避暴力而做出的暴力行为,是人类天性被激怒之后为保卫生存空间和生活空间而进行的绝地反击。此类行为的根源并非是出于某种特殊的信念,而是植根于人性天性的深度。整个历史进程,不管是政治历史还是社会历史,都可以找到支持该事实成立的证据。说到这里,回顾过去五十年里发生的三个最臭名昭著的事例,看看那些被迫选择使用暴力的政党:意大利马志尼党,爱尔兰芬尼运动党[8],以及俄罗斯恐怖主义者。这些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吗?不是的。这三个政治观念一样吗?不一样。马志尼党是共和党,芬尼党是政治分裂主义者,而俄罗斯的那伙人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或者立宪主义者。但是他们都被压抑绝望的环境逼上了暴力起义的反抗之路。而当我们把目光从这些政党转向做出相同举动的个人时,我们不禁会为之震惊,震惊有这么多人会因走投无路而愤怒,被迫做出了明显有悖于其社会本质的暴力行为。
  “无政府主义已经成为社会中的一股有生力量,因而做出无政府主义行为的人不止有无政府主义者,还有其他人。在人类头脑尚未普遍接受认可的新信仰中,没有哪一种一上来就能给世界带来和平,而是先带来刀剑,即便是本质最为和平人道的信仰也是如此。原因并不在于信条本身有无暴力或反社会因素,而仅仅是因为新鲜事物和创造性观念在人类头脑中酝酿发酵,不管他们本身是同意还是反对那些观念。无政府主义的概念一方面威胁到了所有的利益既得方;另一方面,它又呈现出一幅景象,展现出一种通过反抗现存暴行便可获得的自由而高尚的生活,这必然会激起最猛烈的反抗,在克制原始邪念的全部力量与强烈迸发的新希望之间发生激烈碰撞。
  “要是生活在悲惨的境地之中,那么看到任何可能的转机都会让现存的痛苦更加难以忍受,激起痛苦深渊底层的人们为改变命运而进行的有力反抗斗争,如果这些斗争仅仅是让痛苦迅速尖锐化,那么结果将是陷入彻底的绝望。以我们当今社会为例,有一个受剥削的工人,无意间发现了工作和生活原本应当具有的面貌,感到劳累的生活和脏乱的生活环境让人几乎难以忍受;即便他有决心有勇气继续尽力平稳地工作下去,等待着新思潮在全社会深入人心,开辟出一个更美好的时代,而仅凭他怀有这样的想法并且试图向他人传播,他也会在他的雇主那里遇到麻烦。成千上万的社会主义者,还有上述的无政府主义者,仅仅是因为拥有自己的观点便丢掉了工作,甚至连工作机会也没有。只有天赋异禀的手艺人要是成了某种理念的热心宣传员,还有一线希望能永远保住工作。要是有这样一个人,他的大脑积极运转,新主意躁动不安随时要破壳而出,眼前的景象是新希望的曙光照在了饱受煎熬与折磨的人们身上,他明白自己所承受的痛苦和同胞们的悲惨境地并不是因为命运的残酷,而是因为另一群人一手导致的不公正,那么这个人会怎么办?要是有一个人亲眼目睹他的至亲至爱忍受饥饿,而自己也饥肠辘辘,那么这个人会怎么办?在这样的困境中,人的一些本能会具有暴力倾向,那些平时绝非离群寡居或蛮不讲理的人也会变得暴力起来,他们甚至认为自己的暴力行为也是符合社会规范而非反社会的,一旦时机到来并且掌握方法,他们就会发起攻击,他们发起攻击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自己和广大同胞那怒火中烧、备受煎熬的人类天性。我们自己并没有深陷在这可怕的困境中,难道就要隔岸观火地冷眼嘲笑这群愤怒和命运的可怜受害者吗?这群人怀着英雄般的自我奉献精神,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进行反抗,他们骨子里不肯放弃抵抗,不愿卑贱地向不公正和不义之行卑躬屈膝表示屈服,难道我们要像恶棍一样去公开指责他们吗?有人无知而又残酷地强烈抗议他们,将他们污蔑为邪恶的怪物,指责他们毫无缘由地在这样一个和谐且单纯安详的社会里杀气腾腾,难道我们要加入这些人吗?不!我们痛恨一切心怀仇恨的谋杀行为,对于马塔贝列大屠杀[9]的辩解者以及那些铁石心肠默许绞刑和轰炸的人来说,这或许夸张得离谱,但是我们拒绝这样的杀人行为,或是未遂的杀人行为,对于那些立即采取行动的行凶者我们也持同样的态度,若将责任全部推卸到他们头上,则让我们心怀愧疚。对于这些杀人行为的愧疚之情压在每一个人的心头,不论男女,他们或是故意漠不关心,或是铁石心肠视而不见,他们帮助维护着这种将人逼入绝境的社会环境。比起主动或被动支持残忍和不公正的人,那些为了反抗同胞们犯下的错误不惜赌上身家性命输死一搏的人简直就是圣人,哪怕他们的反抗毁掉的不止是自己的生活。社会中要是哪个人身上不带一丝罪恶,就让他朝着这些人扔去第一块石头好了。”[10]

  如今,所有的政治暴力行为都被归到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头上,这一点完全在意料之中。然而,几乎每一个了解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人们都知道,诸多无政府主义者被迫忍受的行为,或是源于资本主义者施加的压力,或是因警方的煽动挑唆而起,即便警方没有直接参与。
  多年来,暴力行为在西班牙屡屡发生,责任都被归到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身上,他们像野兽一样被四处搜寻,然后被投入监狱。随后揭露的真相证明,滋事的并非无政府主义者,而是警方人员。这一丑闻传播范围之广,导致连保守的西班牙报刊都要求拘捕并处罚团伙头目胡安·鲁尔,随后他被判处有罪并处以死刑。审判的过程中曝光出的爆炸性证据,逼迫警方调查员莫门托彻底洗清无政府主义者的所有罪名,宣布他们与长期以来的暴力行为完全无关。最终,事件以一批警官的免职告终,其中包括调查员特雷索尔斯,出于报复心理他曝光了事情的真相,就是在这个扔炸弹的警察团伙背后其实有警察系统要员撑腰,这个人为他们的行为提供资金和保护伞。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无政府主义者阴谋论是怎么被炮制出来的,而这只是诸多令人震惊的实例之一。
  美国的警察也可以这样轻而易举地为自己做假证,他们就跟他们的欧洲同事一样冷血,一样残忍,一样奸诈狡猾,这一点已经被诸多事件反复证明。我们只要回想一下1887年11月11日发生的那场悲剧就可以了,就是那场“秣市暴乱”。
  芝加哥的无政府主义者是被司法系统谋杀的,成为了满嘴谎言、嗜血如命的媒体和残忍的警方阴谋的受害者和牺牲品,但凡熟悉整个事件的人绝不会怀疑这一点。“不是因为你引爆了干草市场的炸弹,而是因为你是无政府主义者,就凭这一点你就要受审判。”这话难道不是加里大法官亲口说的吗?
  艾尔特盖尔德州长曾就美国这面盾牌上的锈迹进行过客观透彻的分析,证实了加里大法官残暴直白的观点。正是因为这一点,艾尔特盖尔德决定赦免那三名无政府主义者,从而赢得了全世界每一个热爱自由的人永远的尊重。
  当我们一步步接近发生在1901901年9月6日的那场悲剧时,我们面对的是最令人震惊的例事例之一,证明了社会理论对政治暴力发生的责任微乎其微。“无政府主义者里昂·乔戈什受爱玛·戈尔德曼煽动唆使犯下此罪行。”毫无疑问,在她出生之前难道就没有暴力行为被煽动,去世后暴力行为就不会被继续煽动了吗?就无政府主义者而言,一切皆有可能。
  甚至时至今日,在悲剧过去了九年之后,即便爱玛·戈尔德曼已经被无数次地证明与该事件无关,也没有证据显示乔戈什曾称自己为无政府主义者,相同的谎言却依然存在,这谎言由警察罗织编造,由媒体进行散布。没有人亲耳听到乔戈什发表那样的声明,也没有人亲眼见过任何证词证明那个男孩儿曾经暗示过对戈尔德曼的指控。有的只是愚昧无知和歇斯底里,而这两样东西连最简单的因果问题也从来没能解决过。
  一个自由共和国的总统被刺杀了!除非攻击者疯了,或是受人煽动挑唆,不然还能有什么原因!
  自由共和国!这个谜团还能保持多久,这个称呼还能怎样继续用它扭曲的荒谬欺骗,愚弄和蒙蔽那些甚至是相对来说的知识分子阶级。自由的共和国!然而,在过去的三十余年间,一小撮寄生虫成功地掠夺着美国人民,践踏着我国的根本原则,这些原则是由我们的开国元勋制定的,保障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儿童的“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在这三十多年里,他们不惜牺牲庞大的工人群体,来不断累积财富和权力,因而失业大军不断扩大,饥荒不断蔓延,无家可归和无依无靠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四处漂泊,徒劳无果地寻找工作。多年以来,持家的担子落在了孩子们身上,而他们的父母穷其一生都在为了微薄的薪水而筋疲力尽。在这三十多年来,美国母亲强壮的儿子们在工业战争的战场上牺牲,她的女儿们在堕落腐化的工厂里怒吼。过去的这些年漫长而乏味,美国国民的健康、活力与自豪不断地被侵蚀削弱,无特权阶层和受压迫阶层的人民并没有得到多少保护,这样的过程从未中断。这片“美国人民自己的自由之地”为成功和胜利而疯狂,这片土地上金钱的力量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堪比欧洲腐朽糜烂的暴政,冷酷无情地追求着至高无上的权力。
  一家谎话连篇的报社徒然地否认里昂·乔戈什是美国公民。这个男孩明明就是我们这片自由的美国大地的产物,伴着他入睡的是这样的小调:

  我的祖国,‘也属于你’,
  这美妙的自由国度。[11]


  有谁知道,多少次这个美国男孩在国庆节的庆典上充满自豪,多少次在阵亡将士纪念日上他由衷地钦佩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灵?又有谁知道,他也愿意“为祖国而战,为祖国母亲的自由而献身,”直到他幡然醒悟,发现他心系的那些人其实根本没有祖国,因为有一伙人掠夺走了这片土地上产出的所有东西;直到他意识到,自己童年梦想中的自由与独立不过是一出闹剧。可怜的里昂·乔戈什,你的罪行里包含的社会良知太过敏感。你跟你那些胸无大志、头脑简单的美国兄弟不同,你的理想远不止啤酒肚和银行存款。难怪你像个预言家一般(就你周围的环境而言这一点显而易见),给一个女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是审判庭里那群暴怒的暴徒中唯一一个有人性的人。你那双恍如梦境的大眼睛里,一定在注视着一个崭新而光辉的黎明。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个最近的例子,警察是如何一手策划针对无政府主义者的阴谋的。在芝加哥这座血迹斑斑的城市里,一个名叫艾维布赫的年轻人试图刺杀希佩警长。没过多久,艾维布赫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声音就传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人们要求无政府主义者为这次的行为负责。所有对无政府主义想法感兴趣的人都被密切监视起来,一大批人被捕,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团体的图书馆被没收查封,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严禁会面。无需多说,就跟前几次的事件一样,我肯定会被认为应当对这种举动负责。毫无疑问,美国警方坚信我有这种神奇的力量。我并不认识艾维布赫,事实上我连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我要是能跟他共同“策划阴谋”,那只可能是在我的星光体[12]里。然而,警方根本不会在意逻辑或者公平公正。他们寻找的不过是个靶子,好掩盖他们对某个政治行为起因和心理的一无所知。艾维布赫是无政府主义者吗?并没有积极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在这个国家只待了三个月,对英语一窍不通,而且据我所知,芝加哥的无政府主义者们也并不了解他。
  是什么导致他走出这一步?艾维布赫同大多数年轻的俄罗斯移民一样,毫不怀疑地相信美国那神话般的自由。他的第一次洗礼是拜警察的警棍所赐,那个时候警方手段野蛮地驱散了失业者游行的队伍。在徒劳无果地寻找经济支柱的过程中,他进一步体验了美国的平等和机遇。简言之,在美国这片荣耀之地逗留了三个月之后,他不得不直面一个事实,就是无特权阶级的地位在哪个国家都一样。在他的故乡俄罗斯,他可能明白了情出无奈罪可赦免,而美国警察跟俄罗斯警察如出一辙。
  明智的社会学者关注的问题,不是乔戈什或是艾维布赫的行为是否可行,是否比风暴可行性高。这个所谓的自由国度里,残暴的警棍落在无辜的受害者身上,经济斗争令人不齿并且消磨精神,这样的景象必将被每一个会思考会感受的人铭记在心,它提供的火花照亮了乔戈什们和艾维布赫们焦躁不安、怒气冲天的灵魂中的有生力量。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任何迫害、跟踪和镇压都是没法存活的。
  然而,有一个问题时常被问及,难道无政府主义者就没有实施过暴力行为吗?他们当然做过,可是他们随时准备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的观点是,他们的行为并非是受到无政府主义教义煽动,而使由于周围环境的巨大压力使得他们敏感的天性无法容忍这样的生活。显而易见,无政府主义,或是其它社会学理论,将人塑造成一个富有良知的社会单位,扮演着酝酿反抗的催化物的角色。这不仅仅是一个观点,而是一个事实,过去的所有经验都能证明这一点。近距离观察与这个问题有关的背景问题可以进一步阐明我的立场。
  让我们思考一下过去二十年中无政府主义者的几个重要行动。尽管看上去有些奇怪,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政治暴力行为就发生在美国,与1892年的霍姆斯特德罢工息息相关。
  在那段令人记忆犹新的日子里,卡耐基钢铁公司曾策划过一个阴谋,企图摧毁钢铁工人联合协会。这项民主的任务被托付给当时的卡耐基公司董事长亨利·克雷·弗里克。他没有花时间制定策略搞垮工会,虽然他曾成功地在焦炭行业利用这种策略实施恐怖统治。他一面故意拖延和平谈判,一面秘密监督军事工事的准备,包括霍姆斯特德钢铁厂的碉堡,竖起高高的围栏,上面覆着带倒刺的电线,还给枪手留出了空档。然后,在最后期限的那天晚上,他试图将他的平克顿雇佣军悄悄带进霍姆斯特德,突然对钢铁工人进行恐怖的屠杀。十一名工人在同平克顿雇佣军发生的小规模冲突中遇难,这个结果并没有让亨利·克雷·弗里克这名品行良好的基督徒和崇尚自由的美国人满意,他直接开始搜寻无助的遇难者妻儿,将他们赶出了工厂提供的破旧宿舍。
  全国人民都对这件毫无人性的暴行群情激愤。成百上千的人挺身而出进行抗议,要求弗里克立即收手,不要越走越远。是的,成百上千的人进行了抗议,就像反感那些讨人厌的苍蝇一样。然而只有一个人在霍姆斯特德积极回应了这一让人义愤填膺的暴行,这个人就是亚历山大·柏克曼。没错,他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他以此为荣,因为无政府主义者是在他的精神追求和难以容忍的世界之间唯一的斡旋力量。然而亚历山大·伯克曼企图刺杀亨利·克雷·弗里克的原因却不是无政府主义本身,而是无情屠杀十一名钢铁工人的残暴行径。
  政治暴力行为在欧洲的历史提供了无数鲜明的例证,可以证明环境对于生性敏感者的影响。
  维兰特于1894年炸弹袭击了巴黎议会,他在法庭上的发言传达出了此类行为的真正心理层面因素:“各位,再过几分钟你们就要商讨这次的爆炸案了,但是在接受裁决的同时,我至少要表达一下我的满足之情,我很满足能重伤当今社会,在这个可恨的社会里,你可能会看见一个人毫无意义地挥霍浪费,而他浪费掉的钱财原本可以供养上千个家庭;在这个无耻的社会里,一小部分个人有权力垄断全部的社会财富,而成百上千遭受不幸的人们甚至连狗都不愿吃的面包都吃不上,全家人因为缺乏生活最基本的必需品而选择集体自杀。

  “啊,诸位,要是统治阶级能走到那些不幸的人们中间去看一看会怎样!可是他们才不会这么做,他们宁愿对人们的诉求充耳不闻。人们在某种宿命的驱使下无路可退,因为这种灾难就像十八世纪皇室的所作所为一样,他们对忍饥挨饿的人们的呼号充耳不闻,他们相信自己高人一等,有权力剥削压榨其下!紧随而来的时代里人们再也无法保持理智,他们像龙卷风一样席卷而来,像洪水湍流一般滚滚而去。然后我们就看到流着鲜血的头颅被钉在尖尖的木桩上。
  “先生们,被剥削的阶级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人没有意识到自身是怎样的存在,或应当是怎样的存在,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相信自己生来就当受奴役,得到一点靠出卖劳动力得来的小恩小惠便心满意足。但还有另一种人,正好相反,他们思考,他们研究,他们发掘自我,发现社会中的不公平。他们看清了真相,他们忍受痛苦,看到他人也在忍受痛苦,这难道是他们的错吗?于是他们投身反抗斗争,自己承担起大众的诉求。
  “先生们,我就是第二类人中的一份子。不论我走到哪里,我都看见不幸的人们在资本主义的枷锁下卑躬屈膝。不论走到哪里,我都看到人们为同样的伤口流血流泪,甚至在南美洲这片遥远而荒无人烟的土地上也是如此,在那里,我有权利相信,一个人要是厌倦了人类文明带来的苦痛,可以在那片棕榈树阴下驻足休息,在那里研究自然本质。唉,即便是在那里,我也看见了资本主义席卷而来,比其它地方更甚,资本主义就像一个吸血鬼,吸干了那群被社会遗弃的不幸的人们身上最后一滴血。
  “之后我回到了法国,等着我的是我家人痛苦不堪的场景。这是我的最后一丝悲伤。我已经厌倦了痛苦忍耐和怯懦的人生,于是我带上了这枚炸弹,找到了那群应当为这个社会的苦难承担主要责任的人。
  “有些人因为我投出的炸弹而受伤,我因此受到了很多指责。请允许我指出一点,如果在法国大革命中,中产阶级没有进行屠杀,或是掀起屠杀的浪潮,那么他们很有可能至今仍在贵族阶级的禁锢之下。从另一方面来说,想想东京、马达加斯加和达荷美[13]的死伤者人数,还有成千上万乃至上百万葬身于工厂、矿井或是其它什么可以感受到资本主义力量的地方的死伤者,再加上那些死于饥饿的人们,还有与我们的议员们站在一条战线上的所有人。除去这所有的一切,现在那些针对我的指责是多么的不值一提!
  “诚然,没有人比其他人优越;但是话说回来,当我们回应上述攻击指责的时候,我们难道不只是在自卫而已吗?我非常清楚,有人会告诉我,我应该将自己约束在为维护人们的诉求而发声的范围内。但是你们还指望什么!要想让聋子听见声音,就只有大声吼叫。他们一直用监禁、绞索、步枪扫射来回应我们的声音,这样的日子已经太久了。我没有错;我造成的爆炸并不只是起义者维兰特的呼喊,而是整整一个阶级为了捍卫自身权利所发出的呼喊,并且不久之后言辞便会付诸于行动。因为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人会立法来平息事端,却于事无补。思想者们的理念不会停止;在上个世纪,所有的政府力量都不能阻止狄德罗们和伏尔泰[14]们在人民之中传播解放的思想,同样的,现在的政府力量也无法阻止雷克鲁、达尔文、斯宾塞、易卜生、米拉博他们传播司法公正和自由的理念,这些理念将彻底消灭无知大众思想中的偏见。这些理念在不幸的群体中广受欢迎,终将孕育出反抗的花朵,就像在我身上发生的这样,一直持续到政府消失不见的那一天,到了那一天,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选择自由组织到一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享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名为偏见的道德恶习将消失殆尽,每个人都可以和谐地生活,唯一的愿望便是探索科学和热爱骨肉同胞。
  “先生们,在结束的时候,我要说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自己身上看到诸如此类的社会不公平现象,我们每天都能目睹由于贫穷而选择自杀的人们,每个街角都有人在出卖自己的身体;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军营和监狱是最主要的纪念碑;这样一个社会必须痛下狠手,从人的层面尽快迅速转型。向一切致力于社会转型的人致敬,不论他是以何种方式!正是这种理念指引着我向政权发起决斗,但是在这场决斗中,我伤害到的只有我的对手,而现在轮到它来攻击我了。
  “先生们,现在对我而言,你们将处以我怎样的刑罚已经无关紧要,因为看着一双双充满理性的眼睛,我情不自禁想要发笑,因为你们就像迷失在物质中的原子;我也情不自禁想要论证,仅仅因为你们进化成人类就认为自己有权力审判自己的同胞。
  “啊!先生们,在人道主义的历史长河里,你们的审判大会和陪审团裁决是多么不值一提啊;人类历史,在裹挟着它在无限中穿行的旋风面前,也同样那么不值一提,这股旋风注定要消逝,或者至少要改头换面,好重新开启相同的历史和相同的事实,这是宇宙力量亘古不变的戏码,永远都在不停地更新着,变幻着。”

  还有人会说维兰特是个无知残暴的疯子吗?难道他的思维不是异常清晰、善于分析吗?这也难怪法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都来为他说情,联名签署请愿书,请求卡诺总统赦免维兰特的死刑。
  而卡诺听不进任何恳求,他坚持要的不止是一磅肉[15],他要维兰特付出生命的代价,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出现了:卡诺总统被刺杀了。攻击者所用的那把匕首的手柄上,清晰地刻着“维兰特”。
  桑塔·卡塞里奥[16]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他本可以逃之夭夭,保住一条性命,但他选择留下来承担后果。他用一种如此质朴、如此高尚又如此孩子气的口吻陈述着自己行动的动机,这种口吻让人想起了艾达·奈格丽[17]感人至深的致辞。艾达是一位意大利女诗人,也是卡塞里奥乡村学校里的老师,她曾形容他为一株可爱而柔弱的植物,质地过于精致敏感,难以承受这个世界的残酷。

  “陪审团的先生们!我并不是要为自己辩护,只是想解释一下我的行为。”
  “从青少年时代开始,我就发现当今社会可谓一片混乱,混乱到每天都有许多可怜的男人选择自杀,留下孤儿寡母悲痛欲绝。成千上万的工人寻找工作,却徒劳而返。贫穷的家庭饥寒交迫,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孩子们向他们可怜的母亲要食物,母亲却什么都拿不出来,因为她们一无所有。家里仅有的财产早已悉数变卖或是典当。他们能做的只有乞讨,却常常被当作流浪汉遭到逮捕。”
  “我离开了家乡,因为我一看到八九岁的小女孩每天被迫工作十五个小时,只为得到二十生丁的微薄工资,就经常难过得流下眼泪。十八九岁的年轻姑娘每天也要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只为了少得可笑的报酬。这样的事情不仅仅发生在我的家乡人民身上,而是发生在所有的工人身上。他们日日汗流浃背地工作只为了一点面包屑,而他们的劳动却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工人别无选择只得生活在极其恶劣的环境里,他们的食物只有一点面包,几勺米饭,还有水。这么一来,在他们三四十岁的时候,就会因为过度疲劳而死在医院里。不仅如此,由于劣质的食物和加班加点的劳动,这些郁郁寡欢的人们大批大批地被糙皮症吞噬。我们国家的医生说,营养不良且生活困苦的人最容易染上这种疾病。”
  “我看到许许多多的人在忍饥挨饿,许许多多的儿童在遭受痛苦,而城镇里的面包和衣物供应却绰绰有余。我看到许多的大商场里满是衣物和羊毛制品,粮仓里满是小麦和玉米,这些正是贫困交加的人们所需要的。而另一方面,我看到许多人无所事事,没有创造生产出一样东西,靠他人的劳动成果为生,他们每天花费成千上万的法郎进行消遣,玷污工人的女儿,拥有四五十个房间的宅邸,二三十匹马,许多的仆人;总之,他们穷奢极侈,湛湎荒淫。”
  “我信奉上帝;但当我看到人与人之间如此悬殊的不平等时,我承认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我发现那些希望他人尊重自己财产的人,都热衷于宣扬天堂与地狱的存在,希望人民永远无知愚昧下去。”
  “不久之前,维兰特炸弹袭击了众议院,以抗议现有的社会制度。他并没杀害任何人,只是伤了一些人,然而资产阶级的法官却判处他死刑。他们并不满足于只给这一个罪犯定罪,进而开始追捕无政府主义者,不但抓捕认识维兰特的人,甚至连那些只是参加过无政府主义演讲的人也不放过。”
  “政府并不为这些人的妻子和孩子着想,不去思考其实受苦的不只是关在监狱里的人,他们年幼的孩子还在哭喊着要面包吃。资本主义的正义并不关心些尚不知社会为何物的无辜孩子。他们的父亲进了监狱,这不能怪他们;他们只是想吃东西而已。”
  “政府继续搜查私人住宅和私人信件,禁止演讲和集会,对我们实行最无耻的压迫。即使是现在,成百上千的无政府主义者因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或是公开发表过个人观点而被捕。”
  “陪审团的先生们,你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代表。如果你们想要我的人头,尽管拿去;但不要妄想你们的所作所为能够停止无政府主义者的宣传活动。小心点吧,免得自食其果。”

  在1896年巴塞罗那的一次宗教游行中,有人投掷了一枚炸弹。马上便有三百人被捕。其中有一些是无政府主义者,但大多都是工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们被投进了可怕的蒙特惠奇城堡[18],遭受到惨绝人寰的折磨。在其中的一部分人要么惨遭杀害、要么精神失常之后,他们的事情才由欧洲独立媒体报道出来,从而使一些幸存者重获自由。
  重新启动调查的主要负责人是西班牙首相卡斯蒂罗[19]。正是他下令折磨这些受害人,焚烧他们的身体,敲碎他们的骨头,割掉他们的舌头。他在统治古巴期间,一直奉行残暴的统治手段,对文明良知的诉求和抗议充耳不闻。
  1897年,卡斯蒂罗被意大利青年安格奥里罗[20]射杀身亡。安格奥里罗在家乡是一名编辑,他的大胆言论很快引起了当局的注意。迫害一开始,他就一路从意大利逃到西班牙,辗转法国和比利时,最终在英国落了脚。在那里,他找到了一份排版工人的工作,并很快跟所有同事建立起了友情。其中一位同事曾这样形容他:“单看外表,他更像是名记者,而非排版工人。不仅如此,他细腻的双手暴露出他的成长环境完全不同于此。英俊坦诚的脸庞,乌黑柔软的头发,机灵的神情,这些都让他看起来像是无忧无虑的南方人。安格奥里罗会讲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法语,但不会讲英语;而我肚子里仅有的法语同他长谈是远远不够的。不过他很快就掌握了英国的方言土话;他学得很快,很灵活,没过多久就在排班工人里大受欢迎。他的举止高贵而谦逊,对同事体贴周到,赢得了大家伙的一致好评。”
  安格奥里罗很快就对印刷业的各个细节熟悉了起来。从报纸上,他了解到有一股巨大的浪潮席卷而来,满怀人文同情心地声援蒙特惠奇城堡那些无助的受害者。在特拉法加广场上,他亲眼目睹了发生在那里的暴行带来的恶果。为数不多的西班牙幸存者逃离了卡斯蒂罗的魔掌,来到英国寻求庇护。在盛大的广场集会上,这些人解开衣衫,向人们展示自己身上可怕的烧伤。安格奥里罗也看到了,这种冲击力强过上千种理论;这种刺激难以用语言表达,难以用论据论述,甚至超出了他自己的理解范围。
  西班牙首相卡斯蒂罗暂住在圣阿奎达。按照惯例,所有陌生人都要求回避他的大驾光临。然而只有一个人例外,就是一位相貌英俊、穿着优雅的意大利人,他是一家重要期刊杂志社派来的代表。这位器宇不凡的绅士就是安格奥里罗。
  卡斯蒂罗先生正准备离开房间,迈步向走廊走去。突然安格奥里罗出现在他面前。一声枪响,卡斯蒂罗成了一具死尸。
  首相夫人冲了出来,大声哭喊着“凶手!凶手!”,一面指向安格奥里罗。安格奥里罗向她深鞠一躬说道,“请见谅,夫人,”他说,“我尊重您是一名淑女,但我为您是那个男人的妻子感到遗憾。”
  安格奥里罗平静地面对死亡。对于这个灵魂如同孩童一般的男人而言,死亡披着最可怕的外衣向他走来。
  他被处以绞刑。他的遗体躺在那里,接受阳光的亲吻,直到黄昏降临。人们来了,恐惧地伸出手指,指着他说,“那里——那个罪犯——那个残忍的凶手。”
  无知是多么的愚蠢!又是多么的残酷!它总是一味地误解,一味地谴责。
  另一位可与安格奥里罗相提并论的则是盖塔诺·布雷西[21],他刺杀国王翁贝托[22]的企图使得美国的一座城市一夜成名。
  布雷西来到了美国这个充满机遇的国度,在那里人们只有努力才有可能实现黄金梦。是的,他也愿意通过努力获得成功。他愿意勤恳踏实地工作。工作对他而言并不可怕,只要能让他自立自尊,充满男子气概。
  他满怀希望与热情,在纽泽西州的帕特森安了家,并在一家纺织工坊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每周有六美元的收入。每周六美元的工资,在意大利无疑算是发了笔小财,但在这个新国家里,这笔钱连不吃不喝只是喘气都不够用。他热爱他的小家。他是一个好丈夫,是掌上明珠班碧娜和碧安卡尽心尽力的好父亲。他工作了一年又一年。最后他终于从六美元的周薪里存到了一百美元。
  布雷西有一个理想。我知道对于一个工人来说,有理想是愚蠢的,他的理想就是在帕特森发行一份无政府主义报纸,名为《社会问题》。
  尽管工作很劳累,他每周都会来帮忙准备报刊的筹备工作。他会一直忙到深夜,后来所有的资金都用尽了,他的同志们也陷入了绝望,布雷西带来了鼓舞和希望——他整整一年的收入,100美元。这笔钱足以防止这份报纸打了水漂。
  他家乡的同胞仍在挨饿。收成不好,农民不得不面对饥荒。他们向善良的国王翁贝托求助,他可以帮助他们。他也这么做了。农民的妻子来到国王的宫殿前,默默地举起自己怀里孱弱不堪的婴儿。这么做一定可以感动国王。随后,士兵开枪射杀了这群可怜的傻瓜。
  此时的布雷西正在帕特林纺织工坊干活,他读到了这场可怕的屠杀。他充满智慧的眼睛里仿佛看到了故乡那些手无寸铁的妇女和无辜的婴儿,他们就在好心的国王眼皮子下面惨遭屠杀。他的灵魂在恐惧中畏缩。在晚上,受害者的哀号回荡在他的耳畔。有一些人可能曾是他的同志,他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为什么?为什么这些卑鄙的凶手要这样做?
  帕特森的这场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小型集会最后不欢而散,大家差点大打出手。布雷西要求拿回他的一百美元。他的同志请求他缓一缓。如果把钱还给他,报纸就会破产。但布雷西仍坚持拿回了他的钱。
  无知是多么的愚蠢和残酷!布雷西拿回了钱,但失去了善良的心,也失去了同志的信任。他们不想和一个视金钱比理想更重要的人有任何关系。
  1900年7月29日,国王翁贝托在蒙扎遇刺身亡。这个来自帕特森的年轻纺织工人布雷西,取走了这位善人国王的性命。
  帕特森进入了警方监控的视线,凡是无政府主义者都遭到了追捕和迫害,布雷西的行为被归咎于无政府主义的教唆。仿佛最极端无政府主义可以比得上屠杀妇女儿童的暴行,而他们不过是去向国王请求帮助。仿佛有什么雄辩的言辞可以像一道炽热的白光照进人类的灵魂深处,就像垂死之人一滴一滴的鲜血汇成的涓涓细流。普通人很少被言论或行动感动;那些视社会亲缘关系为最大生存动力的人,并不需要号召就会对社会的种种不义之行和恐怖行径做出回应,就像钢铁遇见磁铁一样。
  如果一种强有力的社会理论包含政治暴力行为的内容,我们怎么去说明最近印度爆发的暴力行为呢?要知道那里几乎不存在无政府主义。印度教教义比其他任何旧式哲学都推崇消极抵抗、随遇而安的生活和极乐世界,将这些视之为最高的精神理想。然而,社会动荡现象在印度愈演愈烈,直到最近才发展成为政治暴力行为——印度教信徒马达尔·索尔·丁格拉刺杀了库尔松·威利爵士[23]
  数百年来,印度社会和社会成员都淫浸在消极顺从的精神氛围里,如果暴力行为会发生在这样一个国家,我们难道不能问问,人的性格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革命性变化,难道不是拜社会中的不公正所赐?还有人要怀疑下面这些话的逻辑性和正当性吗?

  “自从我们抵制英国商品以来,压迫、专制和不加分别的惩处无辜者就成了受外国势力控制的印度政府的口号。英国的凶残本性在印度暴露无疑。他们认为靠刀剑就能制服印度!正是这种自大点燃了炸弹。他们越是镇压绝望无助、手无寸铁的人民,恐怖主义越是滋长。我们也许反对恐怖主义这种古怪的外来文化,但如果专制不停止,恐怖主义将不可避免,因为应当受到责备的不是恐怖主义者,而是专制的暴君。这是手无寸铁的人被逼上绝路的惟一选择。他们从来都不是罪犯。罪行与暴君同在。”[24]

  甚至连保守的科学家也开始意识到,遗传并不是塑造个性的惟一因素。气候、食物、职业,不但如此,连颜色、光线和声音也应该纳入人类心理学的研究之中。
  如果那是真的,有一个论点会更加正确,即严重的社会暴行将会且必定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不同个体的思想和性情。而认为无政府主义教条或是这些教条的拥护者应为政治暴力行为的刻板观念,则完全是谬论。
  相比其他的社会理论,无政府主义对生命珍爱高于一切。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同意托尔斯泰的基本真理:如果任何一种商品的生产需要牺牲人的性命,那么社会应当摒弃这种商品,但不能放弃生命。然而,这绝不是说无政府主义教人如何屈服。无政府主义明白所有痛苦、不幸和病痛都源自于屈服,它怎么可能教人屈服呢?
  多年以前,美国的某个国父不是说过“对专制的反抗即是对上帝的顺从”吗?他甚至都不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我想说的是,反对专制是人类的最高理想。只要专制存在,无论以何种形式,人最深切的渴望必定是反抗它,就像人必须呼吸一样迫切。
  同资本与政府的大规模暴力行为相比,政治暴力行为不过是沧海一粟。反抗活动少之又少,恰好说明了他们灵魂与难以承受的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冲突有多可怕。
  他们就像小提琴紧绷的琴弦,为生活哭泣哀鸣,生活是如此无情、残酷、缺乏人性。在某个绝望的瞬间,琴弦断了,未调谐的耳朵只听得到一片嘈杂,而那些对悲痛的哭喊感同身受的人才懂得它的和谐之处;他们听到人性不可抗拒的时候到来了,这一刻就要实现了。
  以上就是政治暴力心理。




[1] A revolutionist committing an act of political violence,指实施政治暴力行为的革命者。(原注)

[2] Bjornstjerne Bjornson,比约恩斯彻纳·马丁努斯·比昂松(1832-1910),挪威诗人、小说家,190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3] Francois Coppee,弗朗索瓦·戈贝(1842-1908),法国小说家,着重描写普通人的朴素情感,被称为“平凡人的作家”。

[4] Vaillant,指奥古斯特·维兰特(1861-1894),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因1893年炸弹袭击法国议会被处死。

[5] Zola,埃米尔·弗朗西斯·左拉(1840-902),法国小说家,代表作《娜娜》、《萌芽》。

[6] M. Hamon,奥古斯汀·弗里德里希·哈蒙(1862-1945),法国作家及编辑,社会主义者及无政府主义者。

[7] Alvin F. Sanborn,阿尔文·弗朗西斯·桑伯恩(1866-1920),美国记者。

[8] the Mazzinians in Italy,意大利马志尼党,由意大利革命家及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朱塞佩·马志尼领导,为意大利统一做出重要贡献。the Fenians in Ireland,爱尔兰芬尼运动党,19世纪至20世纪初主张通过武装革命手段带领爱尔兰赢得独立。

[9] Matabele massacres,马塔贝列人为居住在津巴布韦的祖鲁人,19世纪末期为反抗英殖民统治两度爆发解放战争。

[10] From a pamphlet issued by the Freedom Group of London,出自一本由伦敦自由组织发行的小册子。(原注)

[11] My country,'tis of thee,Sweet land of liberty.美国爱国歌曲,19世纪时期曾用作美国国歌。

[12] astral body,星光体最早由柏拉图提出,指由人身上投射出的一种意识能量团,能穿墙而过、穿越时空乃至星际旅行。

[13] Tonquin,东京,越南北部地区旧称。Madagascar,马达加斯加,非洲岛国,位于印度洋西岸。 Dahomey,达荷美,西非国家贝宁的旧称。三者过去均为法属殖民地。

[14] Diderot ,德尼·狄德罗(1713-1784),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现代百科全书的奠基人。Voltaire,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时代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启蒙运动公认的领袖和导师。

[15] a pound of flesh,典故出自莎士比亚作品《威尼斯商人》,其中安东尼奥向夏洛克借债,承诺若无法偿还则割下一磅肉抵债,而夏洛克企图借机杀死安东尼奥。

[16] Santa Caserio,桑特·格罗尼莫·卡塞里奥(1873-1894),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因刺杀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马力·弗朗索瓦·萨迪·卡诺(即下令处死维兰特的卡诺总统)被处以死刑。

[17] Ada Negri,艾达·奈格丽(1870-1945),意大利女诗人及作家。

[18] Montjuich,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市西南部的蒙特惠奇山上,常用来关押政治犯,大批犯人在这里被处决。

[19] Castillo,安东尼奥·德尔·卡斯蒂罗(1828-1897),曾连任六届西班牙首相,发动美西战争,后遇刺身亡。

[20] Angiolillo,米开勒·安格奧里罗(1871-1897),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因刺杀西班牙首相卡斯蒂罗被处决。

[21] Gaetano Bresci,盖塔诺·布雷西(1869-1901),美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因抗议国王翁贝托一世下令屠杀因饥荒而游行的示威者对其实施刺杀,后被判处终身监禁。一般认为里昂·乔戈什的刺杀行为是受其影响。

[22] King Umberto,翁贝托一世(1844-1900),萨伏伊公爵和意大利国王,绰号“善人”。

[23] Madar Sol Dhingra,马达尔·索尔·丁格拉(1883-1909),印度自由革命战士。Sir Curzon Wyllie,威廉·哈特·柯曾·威利(1848-1909),英国人,英属印度殖民政府的一名军官。丁格拉刺杀威利爵士的行为揭开了印度独立运动的序幕。

[24] THE FREE HINDUSTAN,《印度独立运动》。(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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