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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底并没有死
爱玛·高德曼
1936年
〔说明〕摘自《西班牙的斗争》
我和杜鲁底见面不过是一个月以前的事，现在他在马德里的巷战中阵亡了。
我以前知道他，只是从书报上读到一些关于他的记载。我到了巴塞洛那，又听见许多关于杜鲁底和他的纵队的动人故事。我恨不得马上就赶到阿拉贡前线去，杜鲁底正领导着英勇的志愿兵在那里和法西主义战斗。
我傍晚到了杜鲁底的司令部，我在那条崎岖不平的路上坐了许久的车，人变得非常疲倦。和杜鲁底在一起谈一阵话，就好像服了一种有效的补药。他的身体很强壮，就像是用莽的塞拉特的岩石凿成的，由于这个巨人的身躯，杜鲁底更容易成了我到西班牙后所看见的安那其主义者中最杰出的人物。他的巨大惊人的精力使我十分感动，凡是和他接近的人都会被这种精力所感动的。
我看见杜鲁底，是在一个最活动最热闹的地方。人们进进出出，电话机响着，总是找杜鲁底说话。工人们正在为杜鲁底的团部建造一所木房，斧头和铁锤的声音把人的耳朵都要震聋了。不管这些声音，不管人们时时来找他，打岔他，杜鲁底还是很从容，很沉着。他热诚地接待着我，好像我是他的一个很亲近的朋友。我万想不到会从一个正在拚命和法西主义决战的人那里得着这样的温暖与亲切。
我听见许多人说杜鲁底很能够指挥他的纵队（即所谓杜鲁底纵队），我很想知道除了军事的强制外，他还有什么方法能够把一万个没有军事训练和经验的志愿兵团结成一个强有力的纵队。杜鲁底看见我这一个老安那其主义者居然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好像很惊奇似的。
他答道：“我过去一生都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我希望我真正是的。要是我不得不变成一个将军用军棍来统率人，那真是很可悲的了。他们自动地到我这里来，他们准备赌着生命去参加我们的反法西斯蒂的战争。我永远相信着自由。这种自由是以责任观念为基础的。我以为服从纪律是必需的，然而这应该是内心的服从，而且是由一个共同的目的和一种强烈的友情所激起来的。”
他得着他的同伴们的信赖和爱戴，因为他从来不拿出上级军官的架子。他只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他的饮食睡眠都是和他们一样的简单。他常常连他自己应得的一份也分给了一个比他更需要的病弱的人。在每次战争里，他总是和他们共同冒危险的。这一定就是杜鲁底对他的纵队所以成功的秘密。他的人都很崇拜他。他们不仅实行了所有他的教训，而且还随时准备跟随他去冒最大的危险，夺回法西斯蒂占据的地方。
我到达的时候，杜鲁底正预备第二天早晨向敌人进攻。
那天天刚明他和别的志愿兵一样捐起来复枪，走在前面引路。他们把敌人打退了四个基罗米突，而且夺获了敌人逃走时留下的大批军械。
单用这种平等的道德的模范来解释杜鲁底对人的巨大的影响是不够的。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他有一种能力使志愿兵明白这次反法西斯蒂战争的更深的意义。
杜鲁底告诉我，他怎样解决了那般在前线最需要他们时来请假回家的人的难题。那些人自然知道他们的领袖的性情，他们知道他的果断，他的铁的意志，但是他们也知道隐藏在他的严厉的外表下面的仁爱与同情。当他们来对他诉说家里父母妻子生病的时候，他怎么能够拒绝他们呢？
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以前，杜鲁底总是像一匹野兽似的被人追缉着。从一个国度被赶到另一个国度，永远得不着安宁。他是一个被资产阶级、政府与教会所憎恨的安那其主义者。资本家的走狗们说他是一个没有情感的流浪人。他们简直不知道杜鲁底，他们简直不了解他的博爱的心。他对于他的同伴们的需要从来是很关心的。然而现在他参加着这个反抗法西斯主义的决死战，保卫西班牙的革命，这时候每个人都不应该离开自己的岗位。这的确是一个难题。但是杜鲁底很巧妙地克服了一切的困难。他仔细听完了那个惨痛的故事，然后滔滔不绝地谈论着穷人的病痛的原因，譬如工作过度、营养不良、空气缺乏、娱乐毫无…这些都是。他对他们说：
“同志，你不知道，你我所参加的战争就是保卫我们的革命，而革命的目的就在去掉穷人的贫困与痛苦。我们必须打败我们的法西斯蒂敌人。我们必须战胜。你们在这次战争中占着很重要的位置。同志，你难道还不明白吗？”杜鲁底的同志们的确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往往就不再说请假的话了。
有时候也有人不听他的话，坚持着要离开前线。杜鲁底便说：“好，不过你得步行回去，等你回到你的村庄的时候，全村的人都会晓得你没有胆量，偷偷逃回家里，规避了你自动担任的工作。”这番话果然很有效力。那个同志就决定留下了。杜鲁底纵队之所以留在前线，并不是靠着什么军法强制或惩戒的力量。只有那个人的巨大的精力，把众人团结在他的身边同心同德地和他一起战斗。
这个安那其主义者杜鲁底是一个伟大的人，他同时是一个生就的领袖和教师，一个深谋远虑而又仁爱的同志。杜鲁底现在死了。他的伟大的心不再跳动了。他的强壮的身躯像一棵大树似的倒了下来。然而杜鲁底并没有死。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日）那天向杜鲁底致最后的敬礼的千千万万的人便证明了这个事实。
不，杜鲁底并没有死。他的燃烧的精神之火还燃在所有知道他、热爱他的人的心里，那是决不能够熄灭的。从杜鲁底的手里落下来的火炬已经被群众高高地举起来了。他们胜利地擎着它走上杜鲁底多年来所指示的道路。这条路会通到杜鲁底的理想之最高峰。这理想就是安那其主义——杜鲁底一生的最大的激情。他尽全力为它服务过了。他一直到死对这理想都是十分忠实的。
倘使有人要我举例证明杜鲁底的仁爱，那么我就指出他对我的安全极其关心的事情。在司令部里没有可以留我过夜的地方。离这里最近的村庄是皮那。但是皮那被法西斯蒂不知道轰炸了多少次。杜鲁底很不愿意把我送到那里去，我坚持地说这没有关系。一个人只有一次死的机会。我看得出来当他知道他的老同志并不惧怕的时候，他的脸上也现出了得意的颜色。他把我在严密的保护之下送走了。
我很感激他，因为这使我有机会和杜鲁底的许多武装的同志接触，而且和乡民自由谈话。’这个机会的确是难得的。那些受了法西主义的毒害的平民的精神最令人感动。
敌人就在小河的对岸，离皮那最近。但是住在皮那的人并没有一点惧怕。他们英勇地战斗着。他们告诉我：“与其受法西斯蒂统治不如死！在这个反法西斯蒂战争里面，我们要和杜鲁底共生死，要一直战到最后的一个人。”
在皮那我看见一个八岁的女孩，这是一个孤儿，她已经在一个法西斯蒂家庭里做了许久的苦工。她的小手也成为红肿了。她的眼睛里还充满着从她在弗朗科的走狗们那里受到的痛苦来的恐怖。皮那的居民是很贫苦的。然而每个人都很关心而且爱护这个受惯了虐待的女孩，这是她以前没有享受过的。
欧洲各国的报纸在西班牙战争的开始就争先恐后地捏造新闻，对那般保卫西班牙自由的人尽量诬蔑诽谤。这四个月来，它们没有一天不散布关于革命民众的残暴行为的动人的新闻。这些报纸的读者每天就只读到巴塞洛那以及别的未受法西斯蒂侵略的城市与村庄里的骚乱的记载。
我旅行了加泰鲁尼亚、阿拉贡和勒汪特的全部，我参观了沿途的每个城市和每个村庄，因J½我可以证明我在某一些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报纸上读过的奇怕的记事都是毫无根据的谣言，里面连一句真话也没有。
关于这种毫无忌惮地捏造新闻的事，我还可以举出一个最近的例子，这就是某一些报纸上刊载的杜鲁底阵亡的记事。
这个虚伪的记载告诉人们说西班牙反法西斯蒂斗争的英勇的安那其主义领袖杜鲁底之死，使得在巴塞洛那的他的同志中间起了大的争执和分裂。这完全是谎话。写出这种荒谬文章的人一定没有到过巴塞洛那。他更不知道杜鲁底在C·N·T和F·A·I的会员们的心上占着什么样的位置。事实上所有那些人不管他们的政治思想、社会思想和杜鲁底的怎样不同，他们还是十分敬爱着这个革命的英雄。
老实说，加泰鲁尼亚的人民阵线团结最紧密的时候，还是，从杜鲁底的死讯被发表到他的遗体被安葬这中间的几天。
反法西斯蒂的各党各派的人都结队来向着布埃那文土拉·杜鲁底致最深的敬礼。这里不仅有数十万杜鲁底的直接的同志，而且还有参加人民阵线的各友党，巴塞洛那人口的大部分造成了这一股绵延不断的人群的水流。所有的人都来参加这辛苦的长的送殡的行列。巴塞洛那从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人海……
至于杜鲁底的同志们，被他们的理想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的同志们，杜鲁底所创立的英勇的纵队的同志们，他们对于杜鲁底的赞美、热爱、忠诚和尊崇再不能留着争执和分裂的余地。他们在他们的悲痛中是一致的，他们在他们决定继续对法西斯主义作战以求革命成功的决心中是一致的。杜鲁底为了这个革命而生活、而战斗、而牺牲了他的一切以至于死。
不，杜鲁底并没有死！他比活着还更有生气。他的光荣的例子会被所有加泰鲁尼亚的工农以及贫苦大众仿效而超过。杜鲁底的勇敢和坚决的纪念会鼓舞他们做出伟大的行为，直到打倒法西斯主义为止。那时真正的工作（建立以人道、正义、自由为基础的新的社会组织的工作）就会开始了。
不，杜鲁底并没有死！他永远、永远活在我们中间。
感谢 闲汉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