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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




  自去年12月2日以来,大走红运的、肆无忌惮的赌徒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引起了只有外国政治、至少是欧洲政治所能激起的全部兴趣。“他在打什么主意?他准备打仗吗?和谁打?他打算侵入英国吗?”在所有议论欧洲事态的场合都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
  是的,的确发生了一些令人吃惊的事情:一个意外地登上伟大共和国的执政首脑的宝座的名气不大的冒险家,一夜之间就占领了首都最重要的据点,像清除垃圾似的清除了议会,两天之内就把首都的起义镇压下去,两个星期就平息了地方上的骚乱,经过徒有其名的选举迫使全体人民接受他的统治,并立即制定了一个使他能够独揽国家大权的宪法。自从灭亡了的罗马帝国的御用军军团把帝国拿到市场上拍卖给出价最高者的那个时候起,还没有一个民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蒙受过这样的耻辱。所以,英国资产阶级报刊,从“泰晤士报”到“每周快讯”[110],从12月份起就没有放过任何一次机会来表露它们对这个军事独裁者、毁灭本国自由的叛徒、摧残出版事业的刽子手等等的义愤。
  然而,在给路易-拿破仑以罪有应得的最大的鄙视的同时,我们认为工人阶级的机关报[111]不应该加入这个骂街式的合唱。这个合唱队的参加者——交易商的报刊、棉纺大王的报刊、土地贵族的报刊——在进行不堪入耳的谩骂方面互不相让,力图超过对方。而对这些绅士们不妨提醒一下事情的真实情况。他们是有充分理由叫嚷的,因为路易-拿破仑所有从别人那里抢去的东西,都不是从工人阶级那里,而是从那些由上述报刊代表它们在英国的利益的阶级那里抢去的。这并不是说,路易-拿破仑甘心于不掠夺工人阶级,不从工人阶级那里抢去他所想要的一切。问题是,去年12月的时候,在法国工人阶级身上已经没有什么可抢的了,因为1848年6月的大失败之后,在资产阶级议会统治的三年半期间,凡是能够从工人阶级那里抢去的东西,他们都已经抢走了。的确,在12月2日前夕,工人阶级手里还留下什么可抢的东西呢!选举权吗?——1850年的五月选举法已经剥夺了工人阶级的这项权利。集会权吗?——这项权利很久之前就已经被社会上的“可靠的”和“善良的”阶级所垄断了。出版自由吗?——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报刊已经被淹没在起义者即伟大的六月战斗的参加者的血泊之中,此后这个报刊的影子虽然还残存过一个时期,但是在国民议会后来的每一次会议都重新加以修改和完善的禁口律[112]的压迫下,它早已消失了。他们的武器吗?——已经利用一切借口把所有的工人从国民自卫军中清除出去,从而使武器只掌握在社会上的富裕阶级的手里。
  可见,到不久前的coup d’état〔政变〕时,工人阶级在政治权利方面可失去的东西已经极少,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了。而另一方面,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这时却拥有全部政治权力。报刊、集会权、携带武器权、选举权、议会都属于它们。正统派和奥尔良派、土地占有者和国家有价证券持有者,经过三十年的斗争之后,终于在共和国的政体中找到了中立的场地。对这个阶级来说,在几小时之内就被抢走所有这一切,而且政治地位立即被降得非常低,就像他们过去对付工人那样,这的确是很痛苦的。这就是英国“有声望的”报刊所以对路易-拿破仑的卑鄙的违法行为勃然大怒的原因。当同样的来自执政当局或是来自议会的卑鄙行为是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时候,这些行为很自然地被认为是完全合法的,可是,一当这样的政策扩展到“上等人”头上,扩展到“民族智慧之精华”的头上的时候,那就大不相同了,每一个自由的卫道者都大嚷大叫地出来维护“原则”了。
  总之,12月2日的斗争主要是在资产阶级和军队的代表路易-拿破仑之间进行的。路易-拿破仑是了解这一点的,因为在12月4日的战斗中,他曾经向军队下令主要向“衣着阔绰的先生们”开枪。这场出色的巷战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了;只对关闭的窗户和没有武器的资产者放了几排枪,巴黎资产阶级的任何反抗企图就完全被制止了。
  另一方面,虽然在工人阶级手中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剥夺的直接的政治权利,但是这次事情对工人阶级决不是毫无利害关系的。首先,它失去了1852年5月可能得到的一次大好机会:那时,一切国家政权机关将同时任满,那时,它将在1848年6月之后第一次可以指望得到一个广阔的斗争场所。其次,既然它力图获得政治统治权,它就不能允许在没有它以最高仲裁人——强使互相斗争的双方把自己的意志作为法律来接受的仲裁人——的资格来干预双方之间的纠纷的情况下用暴力改变政权。因此,工人阶级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向两种互相敌对的力量表明,在战场上还有第三种力量,虽然这种力量暂时被排除出官方的和议会的竞争舞台,但它仍然时刻准备着,一旦活动场所转到它的范围内——转到街头,它就会立即出场。但是,不要忘记,即使在这种场合,无产阶级党仍然会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进行斗争。假如无产阶级党起来反对篡位者,那它实质上岂不是为恢复那个已经表明是它的死敌的议会及其专政效劳?而假如无产阶级党立即宣布它是革命政府的支持者,那岂不会吓坏资产阶级——事实上这种事情在地方上已经发生,——以致于促使它同路易-拿破仑和军队结成同盟?此外,还应当记得,革命工人阶级当中的基本力量和精华,有的已经在六月起义中被残杀,有的则在六月事件之后在数不清的种种借口下被流放或者被关进监狱。最后,还存在这样一种因素,它本身就向拿破仑保证使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都保持中立,这个因素就是工业和商业的情况非常良好,而英国人十分清楚:如果能够充分保证工人们有工可做并能得到较高的劳动报酬,那就不会发生骚动,更不要说革命了。
  现在,在英国人们都说,法国人变成了老太婆,否则他们不会忍受这样的待遇。我很同意这样一种说法——法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在目前是应该得到这样漂亮的绰号的。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法国人在他们的见解和行为方面是比其他任何一个文明的民族更容易受胜利的影响的。一当这个国家中的事变的进程具有一定的方向,他们就会毫不抗拒地遵循着这个方向走去,一直到在这条道路上达到极限为止。1848年六月的失败使法国并且通过法国使整个大陆具有这样一个反革命的方向。现在建立起来的拿破仑帝国不过是近三年来反革命势力的一连串胜利的顶峰。可以预料,一旦法国站到斜坡上,它就会往下滚,一直滚到底为止。它离底究竟还有多远,这还很难说,但是,它是在非常迅速地向它接近,这是每个人都看得清的。而假如法国过去的历史不被法国人民未来的行动所推翻的话,那末我们就能有把握地预料,愈向下滚,它的后果就愈会出人意料和令人吃惊。在我们的时代,事件以惊人的速度一个跟着一个地发生,从前一个民族需要整整一个世纪才能完成的事情,现在只要几年就能轻易地完成。旧帝国维持了十四年;而这个以最拙劣的形式恢复起来的艺术品,如果它能够维持十四个月,那就算是帝国雄鹰的大幸了。以后会怎样呢?


  乍看起来,好像现在路易-拿破仑是作为一个绝对的主宰统治着法国,好像除了他本人的权力之外,唯一的权力就是那些把他团团包围起来的宫廷阴谋家(他们为了独占这位法国独裁者的宠爱和垄断对他的影响而互相倾轧)的权力了。但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路易-拿破仑胜利的全部秘密就在于,他是依靠同他的名字相联系的传统才得以在一个短时期内保持住法国社会中相互斗争的阶级之间的均势。因为,虽然表面上处于以军事专制作后盾的戒严状态(法国现在正处于这种戒严状态的笼罩下),社会上各个阶级之间的斗争事实上仍在继续进行,而且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这场最近四年来使用火药和炮弹进行的斗争,现在只是采取了另外一种形式。像连年的战争会使甚至是最强大的国家精疲力竭一样,近几年的公开的流血斗争已经使各个阶级疲惫不堪,使他们的军事力量处于暂时的衰竭状态。但是,阶级之间的战争的进行,并不取决于是否采取真正的军事行动,它并不是永远都需要用街垒和刺刀来进行的;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熄灭。而我们还没有听说,自假拿破仑神圣降临之日起,法国居民中间已经不存在大土地占有者和农业工人或métayers〔分成制佃农〕,大高利贷者和负债累累的小农,资本家和工人。
  法国各个阶级的情况是:二月革命永远地推翻了大银行家和交易所商人的政权;在他们垮台之后,城市居民中其余的每个阶级都有过一个出头的时期:首先是第一次革命骚动时期的工人阶级,其次是赖德律-洛兰时期的小资产阶级共和派,再其次是卡芬雅克时期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最后是前国民议会时期的联合的保皇派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当中没有一个阶级能够牢固地掌握住在它手中存在一时的政权。而后来当正统保皇派或土地贵族同奥尔良保皇派或金融贵族之间重新发生分裂的时候,政权看来又要不可避免地从他们手中滑落,而再一次转到工人阶级手中了。当时,本来是可以指望工人阶级这一次会好好地利用政权的。但是在法国还有另外一个强大的阶级,说它强大并非因为它的成员拥有大量的个人财产,而是因为它的人数众多以及它本身的需求。这个阶级就是负债累累的小农。它至少占法国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三。像所有农村居民一样,这个阶级行动迟钝,而且也很不容易接受外来的影响;他们抱住自己的旧传统不放,不相信一切来自城市的党派的使徒所宣传的深奥道理;他们回想起过去的生活倒是自由自在,回想起皇帝在位时他们没有负债而且生活还比较富裕,因此他们就通过普选权把执政的权力交给了皇帝的侄子。社会民主党的积极鼓动,更重要的是路易-拿破仑的措施在农民当中引起的失望情绪,促使这个阶级的一部分人转到红党的队伍中来了。但是,这个阶级的大部分人仍然固执旧的传统,他们断言,如果说路易-拿破仑还没有表现出他就是人们所期待于他的那个救世主,那是由于国民议会的罪过,是由于它捆住了他的手脚。这个本人就是一个标准的、身居高位的上流社会的大骗子,而在自己周围又环绕着一群上流社会的大骗子的路易-拿破仑,除了大部分农民之外,还得到一部分最堕落最腐化的城市居民的拥护。他把这些为数众多的分子组成了一个领取津贴的组织,名字叫做十二月十日会。就这样,依靠农民(在选举的时候),依靠一群被利用来专门摇旗呐喊的败类,依靠一支随时准备推翻由议会清谈家组成的政府的军队,同时装出一副工人阶级意志的表达者的姿态,——通过这一切,他就能够安详地等待时机,趁资产阶级议会内讧的机会行动起来,对那些经过四年的流血斗争之后全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建立自己的巩固统治权的阶级实行比较绝对的统治。他在去年12月2日就是这样行动起来的。
  所以,路易-拿破仑的统治并没有结束阶级之间的战争。他的统治只是使那种有时表明了这个或那个阶级夺取或保住政权的企图的流血冲突暂时停止。这些阶级当中没有一个阶级有足够的力量去发动一次可望取得胜利的新的战斗。阶级之间存在着分裂这件事本身,暂时帮助了拿破仑实现他的计划。他解散了资产阶级议会,摧毁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无产阶级难道不应该为此而高兴吗?的确,能够希望无产者去为曾经是他们的死敌的国民议会而战吗?但是,路易-拿破仑的篡位行为同时也威胁着各个阶级的共同战场和工人阶级的最后一个有利的阵地——共和国;而一当工人起来保卫共和国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为了打击整个社会的敌人——工人阶级——而同刚刚把他们排挤走的人联合起来。在巴黎和在地方上都发生了这样的事,因此军队也就轻而易举地战胜了相互斗争和相互敌对的阶级;而在取得这个胜利之后,就利用对帝国有好感的千百万农民的投票,依靠官方一手包办的选举,建立起一个好像是近乎符合整个法国的愿望的路易-拿破仑的统治。
  但是,即使是在目前,阶级斗争和阶级利益仍然是路易-拿破仑的每一个重要措施的背景,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篇文章中就可以看到。


  我们再说一遍:路易-拿破仑所以能取得政权,是因为最近四年来法国社会各个阶级之间进行的公开的战争,使这些阶级精疲力竭,削弱了每个阶级的战斗力;而他所以能取得政权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上述这种情况下,这些阶级之间的斗争只能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方式进行(至少暂时是如此),即通过竞争、工会组织以及其他各种和平斗争的手段进行,——在英国,一百年来各个阶级就是利用这些手段互相对抗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切互相斗争的阶级都希望(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有一个所谓强有力的政府,它能够镇压和制止一切小规模的、地方性的、零散爆发起来的公开战争,这些战争得不到任何结果,而只会破坏新形式的斗争的发展,延迟为新的决战积蓄力量的过程。这种情况多少可以说明法国人普遍顺从现在的政府这样一个无容争辩的事实。究竟要到什么时候,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都能重新积蓄起足够的力量和具有充分的自信,能够出来公开为自己要求对法国的专政呢?这当然谁也无法断定。但是由于现今事变的迅速发展,这两个阶级当中的任何一个阶级都有可能突然出现在战场上,这样,阶级反对阶级的斗争在街头重新爆发的时间,就可能比根据双方相对的或绝对的力量所能预料的要早得多。因为,如果法国的革命政党即工人阶级政党一定要等待1848年2月时的力量对比重新出现,那末它势必要在上十年的时间中俯首听命,安分守己,——当然它不会这样做。同时,像路易-拿破仑政府这样的政府,也必然(这一点我们以后还会不止一次地看到)把自己和法国引向最终必须用巨大的革命爆发来加以解决的那种困难境地。我们不谈战争的可能性或者是其他可能发生或不能发生的事件;我们只想谈谈一个事件,这个事件之必将到来,就像早晨太阳必将升起一样。这就是商业和工业的普遍震动。1846年和1847年工商业的不景气和农业的歉收引起了1848年的革命。十之八九,1853年全世界的工业和商业将经受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深刻的震动,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长久地处于混乱状态[113]。有谁能够预料由路易-拿破仑驾驶的大船十分牢固,足以抵挡得住必将爆发的风暴呢?
  但我们还是就拿这只低能的雄鹰在他胜利的日子里所处的状况来谈吧。支持他的是军队、僧侣和农民。反对他的意图的是资产阶级(包括大土地所有者)和社会主义者即革命的工人。在他成为政府的首脑以后,他不仅必须立即保持住那些帮他取得政权的集团,而且要把那些过去一直反对他的人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或者至少也要尽可能让这些人安于新的秩序。至于军队、僧侣、政府官吏以及很久以来他就已经纠集在自己周围的那帮追名逐利的阴谋家,所需要的只是直接贿赂、现金以及公开抢劫国家的财产。我们已经看到路易-拿破仑如何敏捷地支付现金,或是把他的朋友们安插到最能使他们暴富起来的肥缺。就拿戴莫尔尼来说吧:他在上任的时候还是个满身债务的穷光蛋,而过了四个星期之后他已经十分得意了,他不仅还清了债,而且还大大捞了一把,其数目甚至连贝尔格莱夫广场[114]一带的人也都认为相当可观!但是对待农民,对待大土地所有者,对待国家有价证券持有者,对待银行家、工业家、船主、商人、小资产者,以及对待当代最严重的问题——工人问题,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虽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强迫所有的人沉默,但是各个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的对立依然如故,——尽管能够宣扬这个不愉快的事实的报刊、议会和会议讲坛都已经不存在;因此,政府要做任何有利于一个阶级的事,都必然触犯另一个阶级的利益。路易-拿破仑做任何事,到处都会遇到“谁来付款?”这样一个问题。由于这个问题而被推翻的政府的数目,比所有其他问题——民军问题、改革问题等等——加起来还要多。尽管路易-拿破仑强制他的前任路易-菲力浦支付了这笔款项的很大一部分[115],但是剩下要支付的还有很多。
  以后我们还要考察法国社会各个不同阶级的状况,弄清楚现政府是否有办法改进这种状况。同时,我们还要考察这个政府为此目的做了什么尝试,以及将来大概还会做些什么尝试,这样我们就可以收集到一些材料,根据这些材料就能对那个目前正在尽力玷污拿破仑的名字的人的现状和命运作出正确的结论。


弗·恩格斯写于1852年2月—4月初
载于1852年2月21日、3月27日和4月10日“寄语人民”第43、48和50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寄语人民”



注释:

[110] “每周快讯”(《The Weekly Dispatch》)是英国的一家报纸,1801年至1928年以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五十年代该报具有激进的倾向。——第244页。

[111] 指1851—1852年在伦敦出版的宪章派的周刊“寄语人民”(《Notes to the Pople》),它的主编是厄·琼斯。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支持这个杂志,参加该杂志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并且从1851年6月到1852年4月间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第245页。

[112] 指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通过的(1848年8月9—11日,1849年7月27日,1850年7月)一系列有关出版物的法律。这些法律规定出版报刊要缴纳很高的押金,对书报征收印花税,并且规定对攻击“所有制原则和家族权利”,以及“煽动内战”的出版物要严加惩处。这些法律实际上是取消了法国的出版和言论自由。
  恩格斯把这些法律叫作“禁口律”,以此来和1819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六项反动法令作类比,这些法令取消了人身不受侵犯的自由和出版、集会自由。——第245页。

[113] 在1853年底和1854年,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生了尖锐的危机现象。市场商品滞销现象(首先是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使英国纺织业和制铁业生产缩减。在法国也发生了类似的现象。同样,美国的工业也遭受到严重的困难。——第255页。

[114] 贝尔格莱夫广场是伦敦西头上流社会人士居住区的一个邸园,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住宅都集中这一带。——第255页。

[115] 指1852年1月22日路易·波拿巴颁布的没收奥尔良王室财产的命令。——第2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