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帝国主义

· 资本主义与各国之间的不平等
· 国际市场与工业资本主义
· 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
· 殖民主义
· 殖民地超额利润
· 世界分工
· 托拉斯与国际卡特尔
· 私人托拉斯在不发达国家享有无上特权
· 不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
· 帝国主义是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的障碍
· 新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与各国之间的不平等

　　诞生于西欧的工业资本主义，经过一个世纪就扩展到了全世界。但是，这一扩展的形式十分特殊：世界各国都成了销售场，都成了原料来源地，而且，在较小的规模上，都成了资本的投资场所。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首先是资本主义大工厂，却仅仅触及了三个大洲经济生活的边缘。这就是，简单说来，人们今天美其名曰“不发达”的那种现象的来由。

　　当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展时，世界绝大部分地区只受到它的瓦解作用，而并没有得到什么传播文明的好处。不仅如此，西方国家只是在损害所谓不发达国家利益的情况下，才取得了无限的发展，而所谓不发达国家，则因而陷入了停滞及倒退状态。帝国主义纪元开始了七十多年以后，联合国不得不看到这样一点：尽管对于不发达国家有着提供援助的种种计划，但仍然是富国变得更富而穷国则越来越穷（1）。

　　当今世界有工业化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分。这不是因为大自然任性胡来，也不是因为天然资源多寡不一，或是人口密度大小不同。不错，开始的时候，资本主义工业是在附近有着丰富的煤炭矿藏的地带建立起来的。然而，如果说英国、比利时、鲁尔、法国东部及北部等地区，十九世纪就迅速实现了工业化是因为它们具有丰富的煤层，那么，顿涅茨、乌拉尔、满洲、印度、南非等地，同样有无限丰富，开采起来并不困难的煤层，可是这些地区，不是迄今还没有工业化，就是晚了一个世纪之后才走上了工业化的。[I]
　　如果说，石油矿被发现，使得美国的经济史为之改观，那么，在那以后，紧跟着就在中东、撒哈拉和利比亚发现了蕴藏量更大的油田，而这些油田却只是过了很久以后，才开始被人开采，而且是在较小的规模上进行开采。

　　有人硬说，经济或工业化的发展程度取决于人口的密度。为了驳斥这种论点，只消指出，象德国、荷兰及比利时等这样一些已经实现了高度工业化的地区，其人口密度不仅是在今天，即便是在十九世纪初期就早已远远超过了象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以及巴西等这样一些国家人口的密度。1850年，印度和日本都是不发达国家，而今天，两者之间以最快速度实现了工业化的，也是人口密度最大的一个国家。

　　实际上，世界上为什么会有“富”国和“穷”国之分，这只能到历史原因及社会原因去寻求答案，大部分是要到资本主义本身中去寻找答案。

　　当然，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II]资本主义以前的历史，商业资本积累的规模，货币资本渗入农业的程度以及有利于或不利于在生产中实行科学技术的整个社会经济条件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工业资本在西欧的诞生，而在印度、中国、日本、爪哇以及其他一些以农业为本的国家里，则是推迟了这一同样的过程。

　　但是在十八世纪中叶，落后还不十分显著，更没有到不可挽救的地步。又过了一个世纪以后，这种落后之所以变成无法挽救，并且成了奇灾大祸，那首先是因为两类国家之间建立了特殊的往来方式，即暴力及剥削的方式[III]。

　　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后形成的那段时期，世界性市场的建立有其决定性的重大意义。关于它对西欧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影响，我们在前面已经进行过探讨。然而在资本主义的这一整个胚胎时期，剩余价值无时无刻不表现为两种形式，它一方面是资本家雇用的雇佣生产者进行超额劳动的结果，另方面它又是西方国家同海外各国进行来往后，通过欺骗、军事或暴力等手段，巧取、豪夺以及霸占各国人民的价值的结果。从西班牙征服并掠夺墨西哥和秘鲁，从葡萄牙及荷兰洗劫印度尼西亚起，直到英国对印度进行残酷剥削为止，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的历史，是一整串接连不断的强盗行径的历史，这些强盗行径无一不是西欧国家价值及资本的国际积聚行为。西欧国家价值及资本国际积聚的日益增长，实在说来，是以遭受劫掠地区的日益贫困化为代价的。

　　人们可以毫不含糊地断言，这些偷盗得来的资本对于商业资本及货币资本的积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1500年到1750年，商业资本及货币资本的积累，为工业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举出它们的总数不大容易，但是只要举出最大的几笔，得到的数字就足够令人吃惊了。

　　根据汉密尔顿估计，从1503年到1660年，拉丁美洲一共输出了价值五亿金比索的黄金和白银（3）。按照柯伦勃兰台的说法（4），从1650年到178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印度尼西亚攫取的利润、官吏手续费及杂货装运费等高达六亿金盾。根据林重神父计算，十八世纪时，法国从事黑奴买卖获得的利润高达五亿土尔奴阿镑（黑奴劳动创造的收入尚不计在内，这种收入高达数十亿镑）（5）。从英属西印度群岛黑人劳动中攫取的收入少说也有两三亿金镑（6）。

　　最后，尽管各种估计大有出入，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1750年到1800年间，英国在印度掠夺了一亿到一亿五千万金镑〔见高级殖民官吏、帝国的顽强捍卫者帕西法·格利菲斯爵士所著《英国对印度的影响》（P.Grifiths, The British Impact on India）（7）〕。

　　总额高达十亿英镑以上，也就是说，超过了1800年左右整个欧洲使用蒸汽动力的工业企业的资本总额！[IV]
　　我们并不是说所有这些财富都直接用了来发展欧洲的工业。通过新老富人们的豪华开销，通过国家发放的、以殖民地收入为抵偿的公债等等，上述财富大部分不过是间接地用来滋养了欧洲的工业。然而，大量流入欧洲的这些资本与工业革命有利条件之间的历史联系，毫无疑问是一种直接联系。

　　关于十八世纪时法国的致富之道，林重神父写道：

　　“宗主国殖民机构的增加，宗主国贸易和运输的发展以及宗主国的富强和威望，一切都来源于黑奴买卖。十八世纪时，法国贸易的优势是它有着好几百万镑的收支顺差，这是输出殖民地商品，输出黑人劳动果实的结果（9）。”

　　马丁（10）讲得更明白：

　　“就这样，十八世纪时，（贩卖黑奴的船只）每一个返航所在地都建立了工场：冶炼厂，着色棉布厂，染坊，糖食厂。它们数目的不断增加说明了贸易和工业的飞跃发展。例如，十八世纪时，在南特成立了十五家冶炼厂，五家棉布制作工厂……两家大型染色厂，两家糖食厂……工厂成立了，私有财产增加了，变了样的城市阔绰起来了，一个新兴的阶级——渴望起政治作用的大商人阶级——繁盛起来了，这就是十八世纪由黑奴买卖标志其演变的法兰西民族的基本特点。”

　　布鲁克斯·亚当斯关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普拉塞村战役结束后对印度进行的掠夺与工业革命初期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了如下的精确说明（11）：

　　“普拉塞村战役结束不久，洗劫孟加拉邦的所得就开始运低伦敦。其效果似乎是马上就产生的。权威人士都一致认为工业革命，这个把十九世纪同一切过去的时期都区分开来的事件，是从1760年开始的（普拉塞村战役发生于1757年）……普拉塞村战役一经结束，1759年，英格兰银行就初次发行了十镑和十五镑的通货。”

　　布鲁克斯·亚当斯提到，从1757年1780年，英国在印度的搜刮所得，据伯克估计，高达四千万镑。维斯曼认为，从1770年到1780年，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劳动也给英国提供了四千万镑（12）。而阿瑟·杨格的名著〔《政治算术》（A.Young, Political Arithmetik）等〕则认为在1770年左右整个英国工业每年增产的价值（工资+利润）只不过是二千四百五十万镑。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得出结论：从1760年到1780年这一时期，单单从东印度和西印度得到的收入，就使可供使用的资金积累多了一倍以上。

　　由此可见，英国工业资本主义还没有取得发展以前，海外各国所遭受偶然的或系统的剥削，就已经成了欧洲致富的源泉。英国自耕农被人从他们的农场上赶走以便改事饲羊以前，城市手工业帮工们因无工可做而不得不为菲薄的收入到慈善工场里去劳动以前，原始积累的主要牺牲品是那些不得不从事强迫劳动的印地安人，是那些被人贩卖为奴隶的般都人，是那些被荷兰东印度公司远征队赶尽杀绝的洪基群岛上的不幸的居民[V]，是那些被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人无情掠夺的莫卧儿没落帝国的居民。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的贸易发展期间，正是四个大洲所经受的这种系统掠夺，创造了欧洲一走上工业革命就具备了的有决定意义的发展条件。

国际市场与工业资本主义

　　随着工业革命和西欧无产阶级所生产剩余价值总额不断增长，海外各国遭受的直接掠夺，在西欧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源泉里，降到了次要地位。这种掠夺并没有完全绝迹，但是从此时起，对于欧洲的资本积累，它只起着辅助作用。它至多只能使那些损害“劣等种族”的利益而迅速发财的冒险家们突如其来地跻身到资产阶级的队伍中去。

　　然而，西方国家和那些已经沦为不发达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此成为人道主义和平等主义的关系。掠夺之后，随之而来的是贸易，但贸易的后果却往往比侵略战争的后果更加致人于死命[VI]。

　　两种剥削方式之间的联系——直接进行侵占的暴力方式和在不平等地位上从事贸易的“和平方式”——在印度表现得特别明显。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邦、比哈尔邦和奥里萨邦为它的国际贸易取得了全部过境及出口的免税权。但该公司人员很快竟把这种免税权非法适用到了当地的国内贸易中去，而印度商品则负担着苛酷的捐税：

　　“公司代理人的商品运来运去全部免税，而其他商人的货物则须缴纳沉重的赋税；公司代理人很快就控制了全国的商业，从而汲干了政府收入的源泉之一（14）。”

　　此外，这家“公司” 的人员还运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从事贸易，正如弗莱斯特在其所著《孟加拉邦英国统治发达史一瞥（1772年）》[H. Verelst, A View of the Rise of the English government in Bengal(1772)]中列举孟加拉土君手下一位官员发出的怨言时指出：

　　“他们强行夺走了农民、商人等等的全部财产和货物，付给的价值只有四分之一。他们还使用暴力压迫手段强迫农民和商人花五个卢比的代价来买只值一个卢比的东西。”[VII]
　　但是，这个过渡时期的贸易，基本上是欧洲从东方进口稀有商品的贸易（宝石，香料，精致纺织品，等等），因而是一种奢侈品贸易。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东、西方之间的贸易性质起了变化，改由西方出口工业制成品而不再是以输出贵重金属作为支付手段，东方的贵重资源既然日益枯竭，它同西方的贸易便长期陷入了逆差状态。

　　年轻的资本主义工业——首先是英国的纺织工业——并不是一上阵就以其产品价格的低廉占据上风的。如果说工业革命起始于1760年左右，那么，其后半个世纪，国际市场上一些主要纺织品的供应者仍然是印度和中国。1815年，印度还向英国输出了价值一百三十万英镑的棉布，而它进口的英国棉布才不过价值二万六千英镑。1819年，中国输出三百五十万匹棉布（16），而它进口的物资则微不足道。象印花布和南京府绸，在当时是举世闻名和竞相购买的。

　　英国工业只是在竭力奉行了保护政策之后，才在国际市场上占了上风。

　　1813年，印度的棉制品和丝制品比英国产品价格要低50－60%。于是，在采取了几次绝对禁止印度棉布进口的措施之后（例如1700年和1720年），英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对印度的上述产品要抽取70－80%的进口税。英国一方面奉行了极端的保护政策，另一方面却通过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强迫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它在中国也通过鸦片战争奉行了同样的政策）。印度一些丝制品进入英国须纳税20%，英国输往印度的丝制品则仅纳税3.5%！一直等到1830年光景，当大工业的优越性已经取得了牢靠的保障时，英国工业才敢于从英国本身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慷慨地推行自由贸易。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工业在国际市场上的霸权并不是使用单纯的经济手段来取得的。施加压力和使用政治经济暴力曾在这里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是英国强加于印度和中国的政治不平等条件和不平等条约，使得英国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了霸权及生产力垄断。英国一旦取得了这种霸权之后，便宣布无往而不适用的自由贸易信条，并且再一次用武力强迫原来的牺牲者加以接受。这个信条也就成了掌握在英国手中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掌握在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国手中的）基本武器，并被用来破坏亚洲各国既有的工业，用来阻止这些国家走上工业化达半个世纪之久。[VIII]
　　从1815年到1850年，英国的棉布征服了印度。1850年，兰开夏全部纺织品中25%输往印度，而同一期间，成了这一竞争的牺牲品的印度手工业工人却在工业方面找不到出路。国家的贫困化，货币资本储备的枯竭，欧洲工业当时已经取得的优势，诸如此类，使得毫无保障的印度工业无法开展竞争。印度虽然在这方面也作了些许尝试，但由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自由贸易联系而失败了。

　　古老的工业中心沦亡了。部分达卡城遍地荆棘，失了业的大量手工业者都涌往农村。1833年，当英国决定印度大规模发展农业原料生产、首先是种植棉花时，恶性循环的圆圈便最终形成，。一个过去向全世界输出棉布的国家，如今仅仅出口棉花了，这些棉花先在英国加工，然后又以布匹的形式重新回到印度！

　　由此可见，印度经济不发达的原因，并不在于它的人种、人口、地理或宗教（思想意识）等条件。印度经济不发达的原因乃是在于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主义是在帝国主义统治条件下打入这个国家的，它把印度从一个生产工业制成品的国家改造成了一个生产农业的原料的国家。

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

　　随着资本主义协议逐渐取代自由竞争，欧洲工业国家内部出现了资本过剩。这是工业革命以来第一次发生的现象。不错，协议、托拉斯和垄断必然会给投资造成限制。但是资本家不能把他们的大部分剩余价值用来从事非生产性消费的，只有把剩余价值资本化才能真正产生利润。因此他们就会到旁的部门去另觅投资园地：垄断的时代同时也就是公司向大量活动区域扩展的时代。在英国和整个西欧，随着这种倾向的逐步铺开，资本的投放地盘日益萎缩。阿尔弗利德·马歇尔和魏克塞尔看到了这一点，并用这种萎缩说明了1873－1896年的严重萧条景象（18）。

　　就是在这种时候，同时也是在这种剩余资本或多或少的长期压力下，资本家们便到非工业化国家里去寻找出路，不论是不列颠帝国的“真空”自治领（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是纯粹的殖民地国家（主要是在亚洲和非洲）或半殖民地国家（例如拉丁美洲及东欧各国）。这些半殖民地国家一方面保持着形式上的独立，另方面则正在变成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附庸。

　　“到国外去投资是在1870年左右开始的。在银行方面，这种投资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并且大多是些专门从事这种行业的专家。他们不过问在英国本国进行的投资。当时，绝大部分借款所采取的形式是欧洲国家和美国的政府债券的形式，虽说铁路公司和其他企业占有的部分已经颇为可观。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情景使投资者们感到了灰心，他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别处。1880－1900年，南美和北美，以及大不列颠帝国各自治领，尤其是澳大利亚和南非，都是最大的告贷国；不列颠帝国占有的分量不断增长。二十世纪初期以后，加拿大取代澳大利亚而成为帝国的头号告贷国……在国外的投资总额……由1871年的八亿英镑上升到了1913年的三十五亿英镑（19）。”

　　在同一时期发生的非凡的国际交通工具革命，有力地刺激了这种资本输出倾向。享利·奥塞写道：“1860－1878年这段时期，经济史的特点主要是各种各样交通工具都发生了空前的飞跃发展（20）。”海轮（海轮的吨位是在1875年到1885年之间超过了帆船吨位的）、电报以及美洲、印度、中国和非洲改进了的铁路等等的惊人的配合，第一次真正地统一了世界市场。

　　在过去，彼此之间相互依存的仅仅是些大金融、大商业中心，而如今，最最落后的国家绝大部分产品，哪怕是农产品，都卷入了商业及商业投机的漩涡。从此，资本家们可以从遥远的地方来控制企业情况和收成年景，必要时，只消几天功夫他们就能从地球的此一角落到达彼一角落，去现场指挥针对无产者而设置的管理人员或是对顽抗的政府当局施加压力。这样一来，资本家们就可以承担起把资本投到地球上最遥远地点去的风险。资本国际化和世界统一化等名词，按照其字面的含义实现了。

　　由此可见，资本输出和资本的一条基本发展规律相适应，这条规律是：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这种趋向，一方面由宗主国国内资本家协议与之展开斗争，另方面又由那些把从而产生的剩余资本投到殖民地国家去的办法来加以抵消。在殖民地国家里，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较低，特别是利润率要高得多。

　　但是，资本输出增长丝毫不意味着商品输出降到了次要地位而不再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起安全活塞的作用。与此相反，向落后国家输出资本是和商品输出并驾齐驱的。其趋势是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有利条件。

　　当年法国殖民扩张的大力提倡者汝勒·费利在其所著《东京与祖国》（J. Ferry, Le Tonkin et la mére-patrie）一书中明确地断言道：

　　“可把欧洲比作一家商号，若干年来这家商号的营业数字一直在不断下降。欧洲的消费量已经达到饱和，必须在地球其他地区造成新的消费者阶层，不然的话，现代社会就会被导向破产，二十世纪刚开始时，社会就会因经历大动乱而解休，人们是无法估计其后果的。”

　　随后，作者又更加无耻地写道：

　　“许久以来，欧洲国家已经看到了这样一点，即征服中国，征服它的四亿消费者，必须仅仅由欧洲的生产者为了欧洲生产者的利益去完成（21）。”

　　通过向政府、城市或外国私人企业发放投资贷款的形式而作出的资本输出，通常附有规定或者暗中规定：受益人必须向贷款国购买自己需要的投资物品。在这种情况下，资本“输出”往往只是一种有名无实的表面形态：事实上，伦敦发放的贷款依然花在伯明翰。人们了解，在这种情况下，从1878年到1913年间，资本输出所起的作用，往往是和1929年以来，用公共开支来维持局面或者“振兴”经济的作用完全一样：

　　“足见，在短期内，英国在国外加紧活动，一般同增加投资相配合，这就改善了各种从事输出业的工业的前景，使得英国摆脱了1914年前的萧条处境。倘若投资场所是在欧洲大陆，从中受益的便是纺织工业；倘若是在美洲或殖民地，冶金工业便获得了发展（22）。”

　　即使没有正式规定借贷国须向贷方国采购所需物资的义务，产生于贷方国与借方国之间的密切联系，也会对两国之间发展贸易提供有利的条件。

　　正常情况是，宗主国的大公司用在外国建立子公司或姊妹公司的形式来进行资本输出也会导致贷方国与借方国之间贸易往来的加强，因为宗主国公司一般都是从宗主国输入其投资物资以及其管理人员和殖民地行政干部等需要的消费物资的。

　　不久以后，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瑞士、瑞典、葡萄牙、接下去还有美国和日本，都跟随英国走上了输出资本的道路，下列表格为我们指出了各个不同国家在国外进行私人投资的演变概况，尽管是些粗略估计的数字：

（单位：10亿1913年的金法郎）1英镑=5美元=20马克=25法郎

	英国	法国	德国	美国	荷兰	比利时	瑞士	日本
1862	3.6	－	－	－	－	－	－	－
1870	20	10(1869)	－	－	－	±40-50亿(1880年)	－	－
1885	30	15(1880)	6.5	－	－	－	－	－
1902	62	30	12.5	3.0(1900)	－	－	－	－
1914	87	40	30	15	10	7	7	1
1930	90	20	5-6	75	18	4	9	4.5
1938	85	15	－	48	22	7	6	9
1943	40	3	－	69	10	4	8	－
1957	46	6	2	120	11	5	12.5	－
1960	60	7	4	150	12	6	14	1

殖民主义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向全球最落后地区的扩展，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倾向的实现成为可能，这个基本倾向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不断扩大，这种扩大既是实现剩余价值必不可少的条件，又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这种扩展，由于其本身是生产条件及运用资本的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产物，它使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政策及国际政策也发生了同样的巨大变化。

　　自由竞争时期的资产阶级是曼彻斯特派，是狂热的自由贸易派和殖民主义的坚决反对派。国家开支的任何增长都被渴望获得新资本以便扩大生产范围的工业资产阶级看作是浪费，出口不再需要象重商主义时期那样受到保护；通过成本及售价的日益下降这样一件不寻常的武器，出口已经自行打开了一条胜利的道路。英国及西欧其他工业国——后者系在较小的规模上——在生产力方面取得的垄断地位比任何的国家垄断都要强大。倘若商品的自由流通在世界上某个地区受到阻挠，那末周期性的武装示威（如和中国进行的鸦片战争，沿着一条主要的河流派遣几艘炮舰）就足够打破这种障碍。[IX]
　　孔利弗写道：

　　“随着商人及工业家政治影响的不断增长，他们对于野心勃勃的对外政策，对于海陆军的军事开支以及殖民主义扩张的抗拒也增长了。边沁早在1793年就写了一本小册子：《解放你们的殖民地吧！》（Bentham, Emancipez vos colonies!）自由党的自由贸易主义者赞同他这种态度，并被人们誉为小英吉利的拥护者（23）。”

　　一位历史学家指出，过了几十年之后，保守主义者，包括迪斯累里，也同意这种见解：

　　“自由贸易主义宣告了宗主国与殖民地间的独立关系。当时，政府的看法附和了自由贸易主义，深信殖民地对宗主国来说，没有多大用处或是完全没有用处，它们迟早要变成独立国家……不论是自由党人还是保守党人，都以自我欣赏而且带有迫不及待的心情眼看着帝国瓦解，这种心情还年复一年地增加。迪斯累里具有抓得住当代精神的天才，他在1852年断言道：‘这些可怜的殖民地几年之内一定会统统独立。它们是系在我们脖子上的石头。’由此可见，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英国政府开始把它的帝国军队从殖民地撤回不是什么怪事。一些自由党人于1862年掀起了这种运动。一些保守党人继承了这个运动，而1871年，即俾斯麦奠定了德意志帝国那一年，自由党人又把这一运动导向了它的结局（24）”

　　但是，垄断资本时代刚一开始，这种精神状态很快就起了变化。垄断资产阶级所贪图的已经不再是什么新的资本，而是获得超额利润，并且手里掌握了过剩的资本，必须寻找新的投资地盘。垄断资产阶级不再享有使自己得以保证“和平地”略取世界市场的生产力垄断，而是日益处于同外国竞争者进行较量的境地，这些外国竞争者乃是在和它相同甚或是更为优越的条件下进行着生产。向遥远的国家输出资本并不意味着象商品输出一样来对待殖民主义。垄断资产阶级所承担的风险已经不再是严格地局限于时间方面的风险；问题不再是保证单独一次的收入，而是要保证源源不断地收到大量的红利、利息和折旧费。

　　向国外提供的贷款都被固定于矿山、工业、港口及种植园等设施方面，必须镇压“无知”、“懒惰”、“狂信”和“排外”的广大“土人”群众来保护这些设施。于是垄断资本时期就迅速地变成了对殖民主义进行重新评价的时期。占领外国领土并把这些领土作为工业制成品的销售市场，作为原料及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地和资本输出的投资园地——也就是作为超额利润来源地——不许外国竞争者进去，这就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中心旨趣。

　　“（1871年以后）在试图证明殖民地关系的物质利益时，他们（帝国主义者）首先强调的是殖民地作为英国工业品销售市场和英国移民地盘的价值。……计算国际收支的盈亏也在受到下列事实的影响，那便是英国已经不再是唯一的工业国，它已经开始感到外国竞争者的压力。这就是说，归根结蒂，殖民地市场能够成为英国本土繁荣昌盛必不可少的东西（25）。”

　　就这样，正当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由于可兑现通货制度的普及而达到最高峰，自由贸易以及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学说已经就遭到了种种攻击。垄断资本主义必须捍卫自己的国内市场，反对外国商品的入侵；这是垄断资本超额利润的基础，必须加以保护。同时，为了维护自己的殖民地市场，还必须反对外国资本及商品的侵入，这又是殖民地超额利润的基础。当出现了海外廉价农产品的竞争时，自由贸易政策首先在农产品问题上发生了问题，接着，一步一步，保护主义又扩展到了工业方面。

　　帝国主义大发展时期（1875－1914年）的特点是存在着大批新的资本投放场所；接着，这些场所逐步为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这就使欧洲资本在开头取得了相对的和平发展（对欧洲列强之间的关系来说是和平发展，对帝国主义国家同被殖民国家之间的关系来说则是杀气腾腾的发展）。

　　在这场世界分割中，英国在工业及财政方面的优势还没有败坏，因此稳得了极大极好的份额。它统治着印度、缅甸、马来亚、以及通往印度的航线上的一系列岛屿及据点；它占领了从塞得港到好望角的半个非洲；它把它的帝国伸展到了全部太平洋岛屿的一半，并继续保持着它在南美、北美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老殖民地。

　　法国在北非、西非和赤道非洲建立了自己的帝国，它占领了马达加斯加，霸占了越南和若干太平洋岛屿。比利时占领了辽阔的刚果帝国。荷兰则巩固了它对印度尼西亚以及西印度群岛老殖民地的统治。德国在东非、西非、亚洲和大洋洲强占了几块上好的土地。俄罗斯把它的帝国延伸到了西伯利亚东部和南部。日本则向其四岛的周围扩展，占领了台湾和亚洲大陆上的一些阵地（旅顺，朝鲜）。美国夺取了西班牙帝国的一些地盘：古巴，波多黎各，夏威夷。意大利在非洲得到了几块殖民地。

　　早在二十世纪初期，整个地球，除了南极洲，可说是已经全部被人分割完毕，尽管在非洲和亚洲还存在着少数几个“独立”国家（利比里亚，阿比西尼亚，土耳其，阿富汗，波斯，中国）。实际上，这些国家都由列强划分为各自的势力范围，因此，自今而后，帝国主义列强彼此冲突的原因，不再是重新分割“无主”区域；从此时起，引起这种冲突的是重新瓜分殖民地及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这种冲突很快就尖锐化了：英国同法国为争夺苏丹及尼罗河发生了冲突；德法两国在赤道非洲及摩洛哥问题上起了冲突；英国同俄罗斯在波斯及阿富汗问题起了冲突；日本同俄罗斯为分割满洲发生了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为分割土耳其及中东阿拉伯国家引起了英德之间的冲突，为分割巴尔干国家，俄国同奥匈帝国发生了冲突；后两种冲突还最终导致了1914年的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就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经济扩张政策。它导向帝国主义战争。

殖民地超额利润

　　资本输出和同它相连的殖民主义，是垄断资本对高度工业化了的宗主国国内平均利润下跌、以及在这些国家里的投资地盘缩小产生的反应。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输出和殖民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的普遍特点，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长和传播在一定历史时期的表现：资本朝着这样的区域发展，在这些区域里，指望的利润率比平均利润率高。由此可见，殖民地超额利润的定义是：资本取得这样一种利润，这种利润比资本在宗主国国内取得的平均利润率高。

　　下面是在比利时营业的比利时公司和在刚果及卢安达－乌隆迪营业的比利时公司过去几年所得利润率（纯利及“手段本身”——资本＋准备金）的一个比较（26）：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在比利时的公司	8.6%	9.4%	7.6%	7.2%	8.2%	9.4%	9.5%
在刚果的公司	21.7%	24.3%	20.6%	19.3%	18.5%	20.1%	21.0%

列皮（27）指出，向国外投资的一百二十家英国公司，成立以来最为兴隆的五个年头里就实现了高于其资本两倍的利润。

　　下面是德恩堡（28）就美国公司盈利及手段本身之间的对比列出的表格：

	在不发达国家营业的公司	在美国营业的公司
1945	11.5%	7.7%
1946	13.4%	9.1%
1947	18.1%	12.0%
1948	19.8%	13.8%

　　保罗·巴兰（29）就荷兰公司在荷兰及印度尼西亚所付的股息调查如下：

	在荷兰	在印度尼西亚
1922	4.8%	10.0%
1923	4.2%	15.7%
1924	4.5%	22.7%
1937	4.5%	10.3%
1922－1937平均股息	3.975%	12.70%

　　最后，1959年3月19－21日在维也纳举行的钢铁会议上，五金工人国际联合会提出了一份有关“自由世界最大钢铁公司”的研究材料，该材料里有一个富有意义的表格（30）：

各大钢铁公司1957年营业总额的

利润率（盈利+折旧费）百分比

萨尔	7.4%	奥地利	±13.0%
西德	7.4 %	澳大利亚	13.6%
日本	9.6%	加拿大	15.0%
英国	9.8%	印度	14.7%
意大利	10.5%	墨西哥	20.1%
比利时	11.2%	智利	20.5%
法国	11.2%	南非	28.8%
卢森堡	11.3%	巴西	48.4%
美国	12.4%	－

　　下面是另一个说明殖民地超额利润如何巨大的例子：1950年，大托拉斯荷兰皇家石油公司为庆祝成立六十周年，公布了一本豪华的纪念册。该托拉斯借此机会作出计算说：1890年有一位股东只认购一个股份，然后用这一个股份的部分所得又认购了新发行的、保留给老股东的、使他们得以优先认购的股票，到1950年便成了四百零六个股份的所有人，这些股份的市场单价是每份二千八百盾，总值一百一十三万六千盾（约合三十万美元）！上述股东只消付出过四十万盾就可以获得这笔财产。他可以从他六十年来所得的红利总额中毫不费力地拿出四十万盾，这笔红利少说也有一百八十万盾（合四十八万美元）。由此可见，1890年他用一千盾认购的唯一股份每年平均给他带来了三万多盾，单单靠这笔进款他就过起王爷的生活，同时却又积累了五十万美元的财富……

　　知道了下面的情况，就会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了：上述殖民地托拉斯付出的股息最初是70%（每年！），以后波动于40%和50%之间，1920-1930年维持在25%上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下跌为16－17%。以上数字不包括名目繁多的“花红”（奖金）（31）。

　　殖民地超额利润的由来是殖民地里的资本有机构成比高度工业化了的宗主国里的资本有机构成低，殖民地里的剩余价值比高度工业化了的宗主国里的剩余价值高。资本有机构成较低归根结缔反映制造业发展的微弱，反映矿山和种植园以及一般需要固定资本较少的生产事业占着优势。剩余价值较高反映工资水平极低，反映劳动日特长，反映妇女儿童的劳动依然痛受剥削，反映劳动立法的不存在或是存在也不实行，反映普遍使用强迫劳动或以实物支付劳动报酬等等，总之，反映了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经济中顽固地存在着十八及十九世纪在欧洲经济中的存在过的超额剥削的一切特点。

　　北罗得西亚的经济给高额剩余价值提供了一个惊人的例子。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数字，1952年黑人和白人劳动者总工资收入为三千三百美元上下，而各家公司的总收入则接近了一亿六千万美元。在西欧，象这种超过了40%的剩余价值率，只有在高利贷、商人及商业资本主义时期才存在过。

　　殖民地公司的高额收入往往是殖民地超额利润及垄断资本超额利润（垄断资本年金，卡特尔年金等等）的结合产物。例如中东和拉丁美洲石油公司的超额利润就是这种情况。

　　但是，作为殖民地超额利润基础的，首先是殖民地劳动人民极为菲薄的工资。把殖民地劳动力所得同欧洲当地劳动力所得或者是各个先进工业国的平均工资收入拿来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到殖民地劳动人民的收入如何之低了。

　　例如，在印度，1947－1948年，纺织工业每小时工资是九分四厘到一角二分美元，而在美国的同样部门，每小时工资是一元零四分到一元零六分美元（32）。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1939年，纺织工业的一天工资是六分到一角三分美元，制糖工业的季节性工人每天收入一角一分美元（33），而1938年在荷兰，各行各业（矿工除外）的一天平均工资则是一元七角五分。1950年，在巴西的纺织工业中，每小时工资是二角到二角五分美元，也就是说只有美国工资的五分之一。

　　非洲的情况特别具有启发意义。1957年1月14－19日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在阿克拉举行的非洲地区会议，为非专业劳动力的日薪摘要计算了如下一笔账（以美元为单位）：

巴苏陀兰	0.28	肯尼亚	0.50
比属刚果	0.80	尼日利亚	0.70
英属索马里	0.40	尼亚萨兰	0.22
法属索马里	0.80	塞拉勒窝内	0.56
黄金海岸	0.50	乌干达	0.40
冈比亚	0.50	突尼斯	2.00

　　这是一些按照不同的计算方法得出来的从1953年到1956年不同时期的平均工资，因而彼此之间并不构成严格的对比。但是，这样一笔账终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对比要素，尤其如果把它拿来同荷兰的平均工资比较一下的话——荷兰的平均工资（包括社会津贴）是三元五角美元，是西欧最低工资之一——，更不用说同美国的平均工资去比较了——美国的平均工资是十美元。

　　乔治·帕德摩尔〔《非洲，英国的第三帝国》（G. Padmore, Africa, Britain’s Third Empire）的作者〕估计：南非金矿中非洲工人劳动一天平均收入不超过二先令八便士，外加一些实物配给；而在同一金矿里的欧洲工人，平均工资则是一镑十六先令。即使是把配给的实物折合成用现金支付的工资，每年付给四十万非洲人的工资总数也不过才是三千二百万镑，而付给三万欧洲人的则是一千六百万镑（34）。

　　联合国的一个官方出版物（35），就1949年非洲不同国家的非洲人同欧洲人之间每人平均收入的情况作了如下的比较：

	非洲居民	非非洲居民
肯尼亚	6镑	209镑
北罗得西亚	5镑	292镑
南罗得西亚	9镑	306镑

　　有的时候人们断言，认为这种工资水平之所以很低是因为殖民地劳动者“没有需要”。这是自相矛盾的武断。首先，殖民地劳动者的处境是需要迫切到可怕的程度，他们在饥饿的边缘上挣扎。（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若苏埃·德·卡斯罗的杰著《饥饿的地理政治学》。该书指出：据估计，卡路里的平均日耗量在玻利维亚是一千二百，在厄瓜多尔是一千六百，在哥伦比亚是二千，相当于劳动者最低生理需要的一半，甚至还不到一半（36）。此外，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一致断言，不发达国家的居民很快就按受了先进国家所特具的需要，从而要求获得“经济所无法给予他们的消费水平”。有整个一个学派甚至认为这种“仿行效果”（杜森伯里）是不发达国家走上工业化的主要障碍。

　　另有一些认为，“低工资“是殖民地劳动力“生产率低水平”的反映。这种学说是明显的瞎说，在某些部门里（例如石油，矿山等等），工人们的平均体力劳动生产率比美国某些装备的生产率还高，而前者的工资却仅及美国工人工资的十分之一[X]。尽管表面上这种学说象是符合事实，但是它显然含有推理上的错误。

　　生产率归根结蒂取决于交付劳动者使用的工具，取决于劳动者的技术修养及一般文化水平，取决于他们从事体力劳动的能力。然而殖民主义却恰好把生产率的三项基本要素弄到低得反常的水平。人们可以有充分的理由断言：生产率低水平不是工资低水平和整个不发达现象的原因，而是它们的结果。不发达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经济的特点。

　　殖民地工资低水平——也就是殖民地超额利润——的基本原因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存在着庞大的工业后备军，这就是就业不足和农村失业。这种现象不仅说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资为什么那样低，而且说明这种工资为什么长时期地差不多没有变动，尽管生产量及工业生产率都同时有了进步。

　　敏特写道：“以‘十九世纪’经济发展为蓝本，引起不满的正是尽管过渡阶段已成过去，工资却照旧保持了很低的水平。”

　　敏特接着写道：“凡是从印度及中国输入了廉价的移殖民劳动力的地方，‘一半没有人烟的国家’便会发生工资及收入断然下降，下降到人口过剩国家所特有的很低的水平（37）。”

　　锡兰，印度尼西亚，马来亚，毛里求斯岛，斐济群岛，南非洲及东非洲部分地区以及西印度群岛等等就是这种情况。

　　奥斯加·奥尔那蒂指出，从1860年到1900年建立印度工业的整个时期，印度工人的实际工资几乎是毫无改变。1900年和1910年之间，由于出现了工业劳动力的暂时匮乏，这种工资才略有增长（38）。联合国出版的《巴西的经济发展》（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Brazil）一书中说，从1939年到1953年的整个时期，尽管工业化——和因而导致的生产率增长——取得了非同寻常的发展，但是由于过剩的农村人口不断流入城市，实际工资几乎是毫无变动（39）。

　　关于埃及，伊沙维（40）指出，从1912年到1929年，实际工资下降了35%，然后又于1929－1933年经济危机中降低了不下50%，达到了简直是饥饿的水平。埃及居民每人的粮食及蔬菜年消费量1914年是二百八十七公斤，1936－1938年下降为二百四十五公斤。短工的日生产率，拿一天之内运走的泥土量来算，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下降了25－30%。

　　这种现象的原因很简单，哈尔比逊教授作了如下的精彩描述：

　　“无业可就的农业过剩劳动者为数甚多。这些劳动者，除去极少数例外，都聚在一些集中了工业企业的大城市附近。另外，在人口业已过剩的市区里，存在着一批几乎是用之不尽的全失业或半失业者……前景是，被接近饥饿的状态从土地上和农村中赶来的劳动者比工业所提供的新的就业数要多（41）。”

　　关于法属西非的情况，我们在上面引证的那本书指出，总督规定的最低工资，直到1953年，比最低的生存必需品还低10%，因为经济条件不允许工会为自己的权利进行斗争。在英属西印度群岛，一切工资都被维持在最低的生存必需品以下，因为“就业多少得点工资总比根本不就业好（42）。”

世界分工

　　十九世纪期间，向落后国家进行的商品输出摧毁了这些国家的原有生产方式，但却没有把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到这些国家里去。资本输出可以说是替代了当地在积累资本方面失职的有产阶级，使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实现了初步的发展阶段。但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把资本主义引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方式却十分特殊。这样输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些国家里的发展，同当地发展经济及工业的需要毫不相干，相反，它所顾到的纯粹是宗主国本身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利益。

　　在欧洲和美洲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英帝国的“白种人”自治领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或多或少有机地发展起来的，尽管其成长是痉挛式的。制造加工工业同基本工业是平行地发展起来、甚或是前者先发展起来的。轻工业工业首先是面向国内市场，而轻工业用的原料都来自农业生产，所以反过来国内市场也有了扩大。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无法实现各个经济部门之间有比例的发展，所以主要只靠危机和萧条来拉平一些。

　　殖民地半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却是另一回事。资本的来源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这些资产阶级最热衷追求的生产，一方面要销路可靠，另一方面要让他们赖以实现由殖民地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

　　然而，不发达国家原来的意思就是穷国，对于工业制成品来说，它们的国内市场并不大[XI]。同时，它们所需要的工业品，一般是由宗主国的资本主义来提供，而宗主国的资本主义很少会想同自己进行竞争。因此输往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基本上是专门为了世界市场而生产（以及为这种生产创造必要的基础）。

　　“现代生产之所以在殖民地地区有所发展，首先是为了世界市场，而不是国内市场。海港的增加就是证明，国内缺乏交通路线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所有的殖民地地区里，当地居民为工业发展作出贡献而采取的方式基本上是劳动（！）（44）。”

　　同时，为了避免同宗主国的工业生产发生竞争，这种为世界市场进行的生产基本上是农业原料及矿产原料的生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经济成了宗主国经济的尾闾，它只是在这种职务的限度以内才有所发展（45）。

　　这就产生了完全片面的经济发展，它局限于生产极少数产品，如果不是只生产一种独门产品的话（单一生产，单一耕作）。在智利，1880－1930年间，硝酸钠的出口税平均占国家预算收入的一半；在此以后，黄铜占据了首位。在古巴，食糖是经济的支柱；1937年它占全部出口价值的78.7%。在同一年，玻利维亚出口的锡占全部出口的70%。这个百分比还赶不上埃及、苏丹和乌干达出口的棉花，赶不上委内瑞拉、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卡塔尔出口的石油。1955年，咖啡出口量占危地马拉总出口量的69%，和哥伦比亚总出口量的84%。同一年，巴拿马提供了占其全部出口74%的香蕉；咖啡和香蕉加在一起占洪都拉斯出口总量的72%，厄瓜多尔出口总量的75%，哥斯达黎加出口总量的87%。花生及其派生品占塞内加尔全部出口物资的85%，咖啡及椰子占象牙海岸全部出口物资的85%。

　　1939年，马来亚出口的橡胶和锡占其全部出口量的80%以上。希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提供的烟草占其出口总量的55%到60%。印度出口的黄麻和茶叶；巴西出口的咖啡和棉花波动于这两个国家全部出口物资的55%与75%之间。在印度尼西亚，橡胶、锡和椰干的出口量占全部出口量的80%。在锡兰，橡胶和茶叶的出口构成了这个国家向外出售物资的大宗。如果需要的话，人们可以把这张单子继续补充下去，把几乎每一个不发达国家都包括进去。

　　单一耕作和单一生产使这些国家严格地从属于国际上的经济行情，并带来许多经济上和社会上的缺陷：经济根本不稳定，波动剧烈；通货膨胀及生活费用上升的濒濒进攻；周期性的重大失业；水土流失和地力衰竭引起的严重生态紊乱：由于单一耕作过分发展及其在土壤肥力问题上的灾难性后果而引起的居民营养不良：

　　“笼罩着整个南美国家的饥荒是同这些国家过去的历史直接相连的。这是南美各国殖民地剥削史的一个后果。这一部唯利是图的殖民地剥削史可以划分为一连串阶段。这一连串的阶段破坏了、或者至少是打乱了这个大陆上的经济平衡。这些阶段是：黄金阶段，食糖阶段，宝石阶段，咖啡阶段，橡胶阶段，石油阶段，等等。在上述的每一阶段，人们看到整整一个地区全部被用来从事单一耕作或者是进行独门产品的单一经营，忘记了其他并忽略了当地的天然财富和提供食粮的可能性。巴西东北部的食糖单一耕作是个最典型的例子。巴西东北部是这样一个少有的热带地区，那里的土地实在肥沃，那里的气候对农业十分有利；在过去，那里遍地都是十分富饶的森林和果木树；然而今天却变成了一个饥荒的地区。这是食糖工业泛滥和‘自己吞吃了自己’的结果。食糖工业霸占了全部可以使用的土地，到处都种了甘蔗。在这块地上如果经营多种耕作，本来可以取得多种多样的食品，然而，由于人们不种水果，不种蔬菜，不事畜牧，食品反而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46）。”

　　波埃·奥尔不得不指出（47），由于缺乏合理经营，主要是因为进行单一耕作，“中美国家里的土壤流失比北美还要严重”。

　　非洲和亚洲存在着同样的现象：“出口生产制度对于土著居民之所以不利，不仅因为它减少当地的食品生产，而且因为它使侵蚀因素加剧，毁坏土壤。黄金海岸的椰子种植和塞内加尔的花生种植就是这样的例子（48）。”顾鲁教授（49）确认，在苏丹，“花生种植的巨大发展只是一种虚伪的富庶”，那里的森林正在消失，土壤和农业遭受了可怕的损失[XII]。在锡兰，《康提农民调查团报告书》（Report of the Kandyan Peasantry Commission）(1951在科伦坡)说明了咖啡和茶叶的单一耕作和无政府状态的森林开拓怎样造成了生态损失，这些损失是1957年严重水灾的根本原因（51）。

　　在埃及，扩大棉花种植面积和实行持续灌溉而非周期灌溉，引起了土壤的迅速衰耗。由于不进行排水，同单一耕作相联的同样不良现象，使尼罗河流域变成了真正的穷人病院：55%的人口患有裂体血吸虫病，30%患有钩虫病，15%感染了疟疾；在农业人口中，不幸的裂体血吸虫病患者——一种十分害人的疾病——比数高达75%（52）。

　　在象印度那样的一些原来就长期感到粮食不足的国家里，减少五谷播种面积是单一耕作的另一种后果。从1934－1935年到1939－1940年，印度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减少了一百五十万英亩。同一期间，出口产品的种植面积却有了相应的增加（53）。朝鲜战争引起突然繁荣时，发生了类似的现象。稻米的种植面积下降了8%，以便让位于棉花种植（54）。在埃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改种棉花，小麦播种面积突然下降，造成了严重的饥荒（55）。

　　有的时候，帝国主义的辩护士们硬说单一作物和单一生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自然”条件造成的。这和事实全不相符。如果说这些国家有着丰盛的天然资源，那是勿庸置疑的；可是拥用同等资源的英国、加拿大、瑞典、比利时、波希米亚、西里西亚、鲁尔等等，却并不曾采取单一生产类型的经营方式。远非出于“自然”的单一作物往往大多是外国输入的（如象爪哇、锡兰和巴西的咖啡；埃及和苏丹的棉花；古巴的甘蔗等等）。在这方面最好的例子要数东南亚的天然橡胶：

　　“东南亚，主要是马来亚、苏门答腊和爪哇的种植园（既包括资本主义的大种植园，也包括小农庄主的种植场）满足了增长了的需求，而南美的野生橡胶生产，尽管价钱很好，却趋于下降。橡胶种植业发生迁移，主要因为这些国家可以利用南印度、中国及爪哇广大的劳动后备（！），也因为它们进入了西欧资本的市场。欧洲商业公司在这些地方十分活跃，而地方行政也比较稳定，这都起了必不可少的作用。特别令人发生兴趣的是：当橡胶种植园在马来亚和苏门答腊开始建立时，在这两个主要产区谁也没有广大的土著劳动力，谁也没有特别肥沃的土地，谁也没有当地的资本。1895年在那里进行的任何资源考察，也没有作出结论说，只消几年工夫这两个地区将会成为热带最重要产品的主要生产区（56）。”

　　实际上，正如这些作者们所明确指出的，从外国输入的不只是作物本身，就连劳动力也不例外（在安的列斯群岛是非洲人，在锡兰是泰米尔人，在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是中国人，在东非是印度人，等等）。

　　由此可见，最近七十多年里渗入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那里产生的效果，主要是一些卑鄙的、野蛮的、把社会生活普遍加以商业化的效果，并没有让资本主义附带传播文明的倾向开花结果（57）。

　　人类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真正的世界分工。实现了真正把世界各国都联结起来的普遍世界市场的正是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当这种发展达到最高峰时，还比较自由的商品流通、资本流通和人的流通——尽管已经受到保护主义和垄断主义倾向的阻碍——已经使所有的国家都结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就这样，资本实现了世界范围的生产事实上的社会化和国际化——哪怕是为了宗主国所几乎专有的利益。[XIII]
　　在商品生产普遍了的资产阶级社会里，任何生产者都不是首先为了自己的消费去生产使用价值，然后才把“剩余”拿来进行交换。同样，1914年以前，任何一个国家的整个商品生产，都不是首先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仅仅将“剩余”拿去出口。每一个国家都有许多生产部门首先为世界市场而工作——必须指出，左右这个国际市场的是资本的国际运动，它和“自然”或“地理”结构毫不相干——国家要依靠这些部门才能生存。每一个国家消费的每一件产品，都包含着许多个国家工人的直接或间接劳动。从国际观点来看，这种专业化在粉碎了落后国家的和谐发展以后，劳动的社会生产率就大踏步前进，正象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分工曾经惊人地推动了生产力、无情地粉碎了个人的自由发展一样。

　　罗莎·卢森堡就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情况作了动人的描述（59）：

　　“德国的冶金产品输往欧洲邻国，输往南美及澳大利亚；皮革及皮革产品输往欧洲的各个国家；德国的玻璃制品、食糖和手套输往英国，皮毛输往法国、英国及奥帝国；甘油染料输往英国、美国及印度；供作肥料之用的渣滓输往荷兰及奥匈帝国；焦炭输往法国；煤炭输往奥地利、比利时、荷兰、瑞士；电缆输往英国、瑞典和比利时；玩具输往美国；德国啤酒、靛青、生色精以及其他从沥青中提炼出来的染料，还有医药、赛璐珞、金银细工制品、短袜、布匹、棉毛成衣和铁轨等输往全球差不多所有的商业国家。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吃的是俄罗斯的面包，匈牙利、丹麦和俄罗斯的肉；我们食用的大米来自荷属印度及美国；烟草来自荷属印度及巴西；我们从西非进口可可，从印度进口胡椒，从美国进口猪油，从中国进口荼叶，从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进口水果，从巴西、中美和荷属印度进口咖啡；我们从乌拉圭进口肉精，从俄罗斯、匈牙利和保加利亚进口鸡蛋，从古巴进口雪茄，从瑞士进口钟表，从法国进口香槟酒，从阿根廷进口生皮，从中国进口做褥子用的羽毛，从意大利和法国进口蚕丝；我们从俄罗斯进口葶麻和大麻，从美国、埃及和印度进口棉花，从英国进口细羊毛，从奥地利进口褐煤，从智利进口硝石，从阿根廷进口用于制革业的烤胶，从俄罗斯进口建筑木材和矿井木材；从葡萄牙进口编织木料；我们从美国进口铜，从荷属印度进口锡，从澳大利亚进口锌，从奥匈帝国及加拿大进口铝，从加拿大进口石棉，从意大利进口柏油和大理石，从瑞典进口人行道石块；从比利时、美国和澳大利亚进口铅；从锡兰进口石墨，从美国和阿尔利亚进口磷质石灰，从智利进口碘……”

　　这种由资本输出而形成的世界分工，把工业制成品的生产集中于美国，粮食生产集中于东欧及海外各大国（美国，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亚），植物及矿物原料集中于世界其余各地。但是，这种原先是由于资本输出而形成的世界分工，必不可免地又会被它自己加以破坏。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别和粗暴地将此国置于彼国隶属之下，准备下了殖民地革命，反过来又推动每一个不发达国家走上工业化，并且加剧了资本的国际矛盾。

托拉斯与国际卡特尔

　　资本输出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即垄断资本阶段普及起来的；在这个阶段，资本家集团、卡特尔、辛迪加、控股公司和托拉斯已经统治了宗主国的广大生产部门。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输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是输出垄断资本的资本主义，输出垄断资本主义的托拉斯。为建立殖民企业所必需的巨大资本；各大银行对于资本市场实行的严格控制；垄断着原料生产的垂直托拉斯的出现，在殖民地经济资本主义部门内部必须最大限度地清除竞争，以保证实现殖民地超额利润等，所有这些因素都暗含着这样一点，即为世界市场服务的殖民地生产，其集中程度比宗主国生产的集中程度还要高。

　　一个制成品的垄断组织，为了成为原料的垄断组织，它是怎样地伸展到各个殖民地国家里去，尤尼莱佛托拉斯的成长是个很好的例子：

　　“为生产肥皂所必不可少的各种原料的性质，使它（指莱佛公司）特别意识到了国外供应的重大意义。同时，由于日光皂的质量取决于进口的植物油，莱佛公司一开始就深刻认识到原料的重要性。本世纪初，怕商人、掮客在这方面‘进行要挟’几乎怕出了精神病。当时制定出来保证自己获得原料的方案，似乎大部分都是防御策略！（60）。”

　　然而，鉴于原料源泉的分布情况和统治着全球的水土条件和地质条件，一个殖民地国家是无法长期独占某一种矿物产品或植物产品的绝对垄断的。这些原料是为世界市场而生产的，它们不享有任何“保护”市场，除非是宗主国市场；它们在自己的发源地几乎没有什么销路。垄断全球原料生产的大托拉斯彼此进行激烈的竞争，在价格及利润率方面，导致了最可怕的后果[XIV]。针对着这种危险，大托拉斯们便转而在国际范围内达成了资本主义协议，即国际卡特尔。这些国际卡特尔规定并限制原料总产量，保证每一个成员都能获得产品的确切份额，并把世界市场分割为数个排他性的原料供销范围。国际卡特尔对于违反这种规定的成员科以罚金。

　　1922年以前，美国（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是生产镭的主要国家。1922年，上加丹加矿业联合公司着手在欣科洛布韦开采铀矿；开采结果使美国于两年之后不得不停止了自己的生产。该矿业联合公司把镭的年产量增加到二十到六十克，全权规定了镭的价格。当时和它进行竞争的只剩下波希米亚和加拿大两处，而那里的年产量才不过是三到四克。生产成本是每毫克七镑到七镑七先令，规定的售价是十到十二镑一毫克，利润率为60－65%。

　　但是，三十年代期间，艾多拉多金矿有限公司着手开采在加拿大新发现的矿层。1936年，产量是三克；1938年达到了七十克。激烈的竞争持续了好几个月，价格跌为二十美元（四镑）一毫克。1938年底，矿业联合公司同艾多拉多公司签署协定，规定两家公司的各自份额为60%和40%；价格又回升到了四十美元（八镑）一毫克（61）。

　　同一个作者还举了原钻石的生产为例。早在1890年比尔斯集团（奥本海默）就控制了原钻石的生产，这项生产被垄断了二十五年以上。西南非洲、安哥拉、比属刚果、黄金海岸和塞拉勒窝内不断的生产发展破坏了天然垄断，但是，由比尔斯统治着的世界钻石卡特尔——戴蒙钻石公司——却继续控制着价格并（在较差的程度上）控制着生产。

　　这些国际卡特尔并不仅仅限于生产原料的托拉斯，尽管它们是在生产原料方面普及起来的，并且在这方面显示了最大的持久性。这些垄断组织不能把它们所实现的庞大的超额利润（垄断资本超额利润和殖民地超额利润相结合）全部投到本身的部门中去，否则就会招致价格崩溃。因此，垄断着原料生产的托拉斯很快就扩展到了和它有关联的领域中去，随后又扩展到了同它的创业领域差别越来越大的其他领域中去：

　　“尤尼莱佛在芬兰制造并出售人造油脂，在尼日利亚制造并出售胶合板，在沃临顿为石油裂化装备生产并出售催化剂；它在荷兰制造输往美国的火腿罐头，为了美国里普顿的利益它要用十二万九千镑去制造荼叶装袋机，它要创造新纪录，要把它出售的牲畜饲料增加九千万到一亿零四百万镑（62）。”

　　另外，一个垄断集团，如果在某一种特定原料销路特大的国家里掌握了销售（主要是零售！）上的垄断权，就可以在生产该项原料的国家里更为迅速地取得优越地位（或是垄断地位），结果便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它既垄断收购又垄断销售。

　　阿根廷的冷藏工业就是一个例子。当初，阿根廷的冷藏工业成了英美垄断集团逐鹿的舞台。逐鹿者一方面是美国斯威夫特、阿莫、毛里斯和威尔逊等垄断集团，另一方面是英国维斯蒂兄弟联合起来的一些垄断集团。在这场斗争中，英国的垄断集团起先是失利，然后又从1922年起，把丢失的地盘夺了回来，原因是它们在英国控制着三千五百家屠宰场，它们把在阿根廷的收购价格抬高，然后把在英国的出售价格抬得更高。最后，竞争双方达成了一项事实上的协议，使付给阿根廷畜牧业的价格很快就发生了回跌（93）。

　　十九世纪末以来，国际卡特尔的数目不断增加。1897年是四十个，1910年是一百个，1931年增加到了三百二十个。从下面这张表上可以看出，在一定的时刻，其中的某些卡特尔在全世界生产中的控制面有多大：

	年代	世界产量百分比
橡胶卡特尔	1940	97%
磷酸盐卡特尔	1937	92%
钻石卡特尔	1939	90%以上
黄铜卡特尔	1939	90%以上
水泥卡特尔	1937	92%
钾卡特尔	1939	91%
酒瓶玻璃卡特尔	1932	91%
电灯卡特尔	1939	90%
食糖卡特尔	1937	85%
锡卡特尔	1939	83%
人造丝卡特尔	1929	70%
合成氮卡特尔	1932	67%
欧洲木材卡特尔	1936	75%
欧洲钢材卡特尔	1929	32% ⑴
欧洲钢材卡特尔	1936	45% ⑴

⑴1929年和1936年合计占世界出口总量70%。

　　国际卡特尔保证条件最好的成员可以获得同国内卡特尔一样多的卡特尔收益。实际上，在国际经济范围内，这种卡特尔收益还可能更多一些，因为，在国际规模上，条件最好的生产者和条件最坏的生产者，他们的成本差额非常之大。

　　在这方面，最怵目惊心的例子是世界石油卡特尔。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XV]，1928年9月“阿克那卡里·卡色尔协定(traité d’Achacarry Castle)签订以后即开始行动的世界石油卡特尔规定了不管石油来路远近的统一价格，迫使美国海军不论是在地中海还是在墨西哥湾，都须支付同样的价钱，而阿拉伯石油的生产成本比美国石油的生产成本要低三倍到四倍（64）。

　　同样，1945年到1954年间，向西欧供应的石油不是在中东石油生产价格的基础上计价，而是以世界卡特尔的共同价格为基础来计价。世界卡特尔的共同价格是根据墨西哥湾的生产价格加上从西半球到西欧各港口的运费来计算的。由此可见，这种售价，除开美国生产价格与阿拉伯生产价格的差额，还包括了“莫须有的运费”。结果，一桶原油售价要两块美元上下（1947——1954年的平均价格），也就是生产价格（包括捐税）加上实际运费的二倍或三倍。这笔“卡特尔收益”，从1945－1946到1954年这段时期，共为二十亿英镑上下（65）。

　　此外，还必须看到，对于国际卡特尔来说，对于国内卡特尔也是一样，不平衡发展的规律决定着它们参加者的成份和份额的周期性变化。

　　自从意大利国营艾尼控股公司不单在本国，而且在中东，甚至在苏联据有了独立的供应来源，并向埃及、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提供协助，自从这些国家发展石油生产时起，该公司便对东欧的石油价格开始形成一股压力，它的活动就日益使石油卡特尔的稳定进入了困境。

　　人们可以把卡特尔区分为三类：收购卡特尔，出售卡特尔和完全卡特尔。

　　甲、国际收购卡特尔。这种卡特尔联合了特定原料的多数购买者，因而能够使价格大量下跌。例如：西非沿海地区可可的主要购买者（尤尼莱佛托拉斯，英国的一家巧克力企业和一家法国航运公司）于1937年夏季成立了国际卡特尔以后，纽约证券交易所里每一斤可可的价格在1937年1月原为一角二分一厘五毫，到了同年12月就跌为五分五厘五毫，从而加速了西非的社会危机，危机期间，可可的种植者焚毁了大量的可可（66）。又例如：掌握着所谓“战略”物资收购垄断权的美国政府的当前地位，导致这些原料价格从1950年底以来的大量下跌。

　　乙、国际出售卡特尔。这种卡特尔纠集了某一特定原料或成品的主要生产者，通过存货及限制生产的“同盟”，可以防止价格下跌或导致价格上升。橡胶卡特尔于1922年成立以后，橡胶每公斤价格在当年是一角七分三厘四毫美元，1925年平均上升为七角二分四厘六毫美元。

　　丙、国际完全卡特尔。这种卡特尔联合了某些成品的主要生产者，达成共同协议收购原料，建立存货“同盟”，限定生产，在互利的基础上交换专利执照及技术情报，分割国际市场等等。

　　例如1924年成立的世界电灯卡特尔就是这种情况，世界电灯卡特尔内部的相互渗透程度深入到了产权方面（国际石油卡特尔的情况也是一样）。在世界电灯卡特尔里，美国托拉斯通用电气公司取得了主要成员们的大宗股票。1929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握有德国奥斯拉姆公司股票的29%，荷兰菲利普斯公司股票的17%，法国电灯公司股票的44%，英国联合电气工业公司股票的46%，日本东京电气公司股票的40%，匈牙利通斯拉姆公司股票的10%，等等。

私人托拉斯在不发达国家享有无上特权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经济特点是从事单一生产或单一种植。由于构成殖民地经济基础的生产及产品销售往往是为一个国际卡特尔或少数托拉斯所垄断，这些国际卡特尔和托拉斯就可以在整个人民生活方面享有一种真正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它们是无边无际的土地的主人，在这些土地上有的时候生活着几十万乃至几百万人。在这些土地上，国际卡特尔和托拉斯是一切房屋、村庄和城市的主人；铁路、发电厂、邮电设施、港口、有时甚至军队也都是它们的。它们已经不再是什么“公司城”，而是“公司国”了。

　　这些托拉斯的实际威力通常是超出了它们以绝对主人的姿态进行着统治的领域。它们一旦在经济生活及国家财政方面——国家的一大部分岁入系来自它们缴纳的赋税——占据了决定性的地位以后，就可以在不归它们所有的土地上建设起来的首都里，把市长、政治人物、报纸、部长、警察局长和军队官长等都收买过来。它们的统治，一般意味着国家生活的彻底腐化。[XVI]
　　英国外交部的官方文件承认，对1919年英伊石油公司和伊朗政府之间的协定负责的三位部长，不折不扣地讲，都是被伦敦收买了的人。英国政府答应他们可以前往英帝国避难，这当然是指一旦他们被激怒了的本国人民赶走的话（68）。有一本歌颂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书毫不隐讳地说出，后来成为这家托拉斯的头子的塞缪尔·萨木雷怎样向波尼拉将军的“革命”提供经费，怎样以自己的快艇支持波尼拉将军，因而在洪都拉斯取得了巨大的特权（修筑铁路，保证税收不再增加，日后该公司进口的装备一律豁免入境税等等）；波尼拉的“革命”赶走了反对给予上述特权的政府（69）。

　　摩萨台实行国有化以前，在英伊石油公司控制之下的伊朗；在联合果品公司控制之下的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及危地马拉；在尤尼莱佛控制之下的英属西非；在联合矿业公司控制之下的比属刚果上加丹加；在法斯通轮带橡胶公司控制之下的利比里亚；在荷兰皇家石油公司控制之下的婆罗洲；在克列俄石油公司控制之下的委内瑞拉；在古根海姆公司控制之下的智利；在巴蒂诺矿业公司、荷恰尔德公司及阿拉马约矿业公司控制之下的1952年革命以前的玻利维亚，等等，我们还可以看到上述现象，程度虽说各有不同，但大体上并没有什么差别。

　　联合果品公司及其辅助公司（如香蕉去壳公司，加拿大香蕉公司，加拿大赤道可可公司，契里墓地产公司，克累兰敦种植园等等）拥有土地二十四万七千六百万公顷（差不多全部在中美洲），其中包括哥斯达黎加全部耕地的17%，巴拿马耕地的10%，洪都拉斯耕地的5%和危地马拉耕地的1.3%。该公司拥有铁路约二千四百公里，许多电台，六十五艘货船等等（70）。1955年，它控制了洪都拉斯出口总额的35%，巴拿马出口总额的69%，哥斯达黎加出口总额的41%。同一期间，它的总盈利比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和巴拿马等三个国家加在一起的政府预算还要高三倍（71）。

　　这里举一个例子，说明联合果品公司怎样“平起平坐”地同各国政府进行交涉。1938年七月，哥斯达黎加的国会批准了一项合同，意在发展本国太平洋沿岸地区的香蕉工业。联合果品公司同意在五年内种植四千公顷，并在八年内建造几处造船厂，在奎伯斯和戈耳菲托建筑海港（！），另外再造两条铁路（！）。公司为了实现这个计划答应付出一千到一千二百万美元。而哥斯达黎加政府则约定把香蕉的出口税保持为两分钱一捆（72）。

　　尤尼莱佛同比利时政府办交涉也是用的“国家对国家”的派头：

　　“莱佛公司几乎是象君主似地（着重点是我们加的）同比利时政府订立了一项条约。1911年4月14日，它同比属刚果殖民地签署一项协定，建立了‘比属刚果制油股份公司’。就这样，在它的第六十个年头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活动的莱佛公司，又着手了一项仅仅次于改组一个公国的任务（着重点是我们加的）（73）。”

　　托拉斯的维护者，昔日的副国务卿贝利在总结情况时指出：

　　“世界某些地区的美国公司，不管有没有美国国务院的帮助，必须同外国政府作直接公开的交涉。在智利的美国石油公司，在多米尼加的美国食糖公司等等，同这些国家的主管机关直接进行交涉……某些最大的公司正在不断地收到有关美国外交官员（！）态度及能力的详尽报告，并按照他们能不能有益于推进或保护公司的利益来进行分类（！）（74）。”

不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

　　不发达国家的当前结构产生于它们的经历，产生于它们同资本主义进行接触的特殊方式。由此可见，这是一种综合的发展。是一种正在瓦解的“旧制度”同处心积虑阻挠工业发展的资本主义的综合物。是一种降低死亡率的医学技术同取消一切工业技术，不让活下命来的人有工作、有尊严、有希望的综合物。

　　工业不发达是不发达国家的根本毛病。这种不发达国家的自身的根源有二：首先，在发展制造工业方面，外国资本不是丝毫不投资，就是几乎丝毫不投资；其次，当地的统治阶级本身也是宁愿把资本投在不动产上，投在商业或高利贷上，而不用来建立现代工业。

　　1914年，英国在国外进行的投资，85%是用来修筑铁路，从事矿产和植物原料生产，认购公债（75）。1951－1952年，法国在海外领土的全部投资，用于制造工业的还不到1%！（76）。

　　1953年底，美国公司的国外投资总额是一百六十三亿美元，其中，加拿大及西欧国家除外，用在制造工业方面的才不过十亿美元（在这十亿美元中，很大一部分是投在澳大利亚、新西兰，以色列、南非以及其他同类的国家，这些国家，严格说来，都不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77）。

　　原有手工业的解体，家庭工业的解体，有的时候甚至象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北非各国，连已经有的一些制造工业，又因为不堪同西方进口的现代工业廉价品进行竞争而破产，从而更为加重了工业的不发达：

　　“……这些国家的经济文化基本单位是村庄。村庄受到了现代工艺的瓦解作用。村庄不能再自给自足，而同城市、同全国、同外国联结在一起。象纺纱、织布、制陶、生产铜器、榨油、植物染料、漆器制作等等都没落了，代之而起的是用机器生产出来的商品，诸如铝制器皿、布匹、合成染料等。大量的工业制成品顶替了手工业产品，废除了世代相传的技艺（78）。”

　　就这样，在工业方面就业的可能性减少了。就算不是指绝对数字，至少也是指人口不断增长的相对部分。在印度，根据官方统计数字，依靠现代工业为生的劳动力人口，1911年是5.5%,1931年下降为4.3%。从那时起，一直到印度独立，这项数字是继续下降的。前面提到的联合国文件举出增长了的劳动人口在工业方面新的就业百分比如下：

　　1931—1939年：0.8% 1939—1945年：4.5% 1946—1948年：0.7%。

　　只是在取得独立以后，上述百分比数字才稍微有了一些改善，如今可以假定，现代工业及家庭工业使10%以上的劳动人口可以就业。但是目前务农为生的人口百分比却比1891年要高。请看下表（79）：

	用在农业方面的劳动人口百分比
1891年	61.1%
1901年	66.5%
1911年	72.2%
1921年	73.0%
1931年	65.6%
1950－1951年	72.0%
1952年	68.0%

(以上数字系根据近年来的官方户口普查）

　　自从北非被法国征服，那里的情况也是一样。阿尔及利亚的土著手工业者十九世纪中叶为十万人，1951年减为三千五百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几年之间，主要是由于1942－1944年英美两国的军事占领为以后的工业品入侵创造了有利条件，马拉喀什的手工业工人人数1946年是三万九千二百六十七人，1951年减为六千四百六十六人，非斯的手工业工人人数1946年为三万一千八百零五人，1954年减为一万二千六百零八人（80）。

　　非农业方面就业人数的下降（同人口的增长相比）对于土地形成了一股骇人听闻的压力，随之而来的是在农村中出现了长期的就业不足，农业方面的剩余人口达到了惊人的比例。

　　大战以前，东欧的农村剩余人口据估计占农村成年居民的45%（81）。在埃及，这一比例高达40—50%：

　　“可以断言，目前的农村人口大约有一半属于‘剩余’人口，即没有适当的就业……换言之，哪怕是在技术和劳动组织方面不作任何改动，埃及只需现有农村人口的半数就可以得到同样的产量（82）。”

　　据估计，厄瓜多尔塞拉斯人口的35－40%是剩余人口（83）。

　　至于印度，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官方原文认为，在农村中，无业可就者占成年人口30%。（约七千万人！）还有几百万人耕种极小块的土地，因而就业不足（84）。在此以前，同一文件指出，1951年调查的四百万农业人口中，89%（！）无正规就业，他们仅能从事间断的零星劳动（85）。兰涅卡认为，“无用的”人口——即离开农村也不会使农业生产发生任何下降的人口——占印度农业劳动人口25%，即六千万人（86）。按照邦内的意见（87），无地的劳动者1822年为七百五十万人，1933年为三千五百万人，1944年上升为六千八百万人。

　　这些巨大的人群对于有限的土地产生的压力是如些之大，地租昂贵到了耸人听闻的地步。中国在发生革命以前，根据官方数字，地租平均要占收成的40%或60%（88）。

　　联合国的一个出版物举出通常的地租如下：

　　从1868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地租是收成的50%；

　　越南地租为收成的35%到50%（贷款利息率为100%！）；

　　菲律宾地租为30%到50%——最普遍的是50%（89）。

　　“由于抢租土地，地主和高利贷者便可以把日益苛刻的条件强加给使用土地和告借贷款的农民。英国官员号称叫人人遵守法律和秩序，实际上是反对人民表达自己的强烈怨恨，保护土地所有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土地的耕种者一方面掌握着农业生产，另方面则被剥夺了一切增加产量的手段（90）。”

　　印度和巴基斯坦也是一样，地租对收成的平均比例，当时是（现在仍然是）50%。

　　关于伊朗，阿尔弗雷德·邦内提到的一篇文章指出，地主的收入高达收成的三分之一（91）。

　　《世界报》（Le Monde）在引证艾桑·那拉希关于伊朗的一本著作，《伊朗的中等阶级》（Classes moyennes en lran）时断言，佃农们只能把收成的20%留给自己！60%的农户一点土地也没有，23%只有不到一公顷土地（92）。

　　但是，这种情况最可怕的后果并不是农业生产率低；它最可怕的后果是全部社会剩余产品都被地产和高利贷吸取了去，因为地产和高利贷的利息比工业还要多。

　　伊沙维谈到了埃及土地无比高昂的价值；在那里，一英亩土地的价值相当于一个农业工人二十年（！）的工资（93）。

　　“因为地租高，所以……许多住在乡间的高明地主，宁可把土地租给小佃农而不愿意自己经营。地主可以得到很高的代价，因为总有无地的佃农们，舍此之外，无以为生，所以老抢着租地去种。就这样，地主把土地租出去得到的收入比他自己经营土地带来的收入还多（94）。”

　　联合国的一项文件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丹尼尔·索纳写道：

　　“印度地主觉得，收地租和放高利贷更容易，更可靠，更合乎他们的胃口，比当资本家的利润要大。因此，例如二十五年前，‘印度农业皇家委员会’上有一个见证人，孟加拉邦地籍地志所所长摩门曾经断言说：‘我有足够的土地，我自己经营一部分。但是我发现，以取得收成的一半为代价把土地佃出去，比用我自己的牲口和短工去种它更为有利（95）。”

　　反对农业资本主义企业的论点，更加适用于工业的资本主义企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宁可投资于购置土地、经营商业和放高利贷。所以这些统治阶级具有一种特殊的面貌，这种特殊面貌是：经商兼放高利贷的地主，放高利贷的地主或放高利贷的商人（买办资产阶级）。

　　所以说，工业不发达及由此而造成的长期就业不足，既是土地资本积聚的原因和结果，又是储存起来的贵金属资本积聚的原因和结果。由于帝国主义势力占上风而产生的不发达状态是和现存的社会结构紧密相联的。土著统治阶级的利益（相对地说，极端软弱的工业资产阶级除外）在经济上（参与外国商业及帝国主义银行）和政治上（意欲保持农民阶级的从属地位）是同帝国主义主子联结在一起的。想为工业化及经济发展开辟一条道路，必须进行深刻的社会革命。

　　当然，把不发达国家经济的普遍面貌说成这样并不全面，因为每一个国家还有它的本国特点，这些特点因国而异（象印度、中国和巴西等那样的大陆国家则是因省而异）。虽然如此，这种面貌对于所有的不发达国家还是可以普遍适用，程度上有所不同倒是真的，只有赤道非洲各国和大洋洲岛国（不算印度尼西亚）是唯一的例外。

帝国主义是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的障碍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经济之所以不发达，乃是帝国主义渗入和统治的结果。同时，帝国主义统治又维持了、保存了和加剧了这种不发达。把这种不发达清除掉是开辟进步道路的基本条件，甚至比清除土著统治阶级还要重要，尽管这两种过程通常是彼此联系在一起的。

　　人们很难否认，日本政府固然想尽办法鼓励本国的工业化，但是，没有外国的统治毕竟是日本当初得以实现相对工业化的决定性的因素。[XVII]1896－1900年，日本的工业产量按全国人口每人平均计算，比印度仅高三倍（五元七角美元与一元五角美元之比）；1936－1938年：两国之间的差别就大多了（六十五美元与四元九角美元之比）（96）。凡是已经取得政治独立或者是已经由工业资产阶级当政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都为工业化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同帝国主义统治时期历届政府所采取的态度截然不同。在这方面，庇隆治下的阿根廷和纳赛尔治下的埃及是许多例子里面最具特点的例子；印度的每一个五年计划也是如此。

　　人们也很难否认，宗主国和它所统治的殖民地国家彼此之间的工业、商业和财政联系是工业化的巨大障碍：

　　“外国的……在该工业部门拥有特殊利益的一家或几家公司……得以对新企业的建立强加限制。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联系越发密切，反对当地工业取得发展就越有可能，越发有效，宗主国和附属国之间的关系就是这种情况（97）。”

　　殖民地与宗主国在商业上保持着自由贸易关系往往能够导致这种后果，否则垄断技术知识也可达到同样结果：

　　“例如：没有世界上这个或那个主要的铝公司帮助，一个不怎么发达的国家要想在自己的经济基础上建立一些规模象样的炼铝厂是困难的。没有主要石油公司的支持，要想建设一座炼油厂或是使一座炼油厂投入生产就更困难了（98）。”

　　库兹涅茨也说：

　　“在一个政治方面弱小的国家里，就迅速实现工业化来说，政治上从属于人是一个不利条件（99）。”

　　联合国的一个有关巴西的文件也很清楚地说道：

　　“企业主们不愿意过问本部门以外的其他部门，特别不愿意过问那些历来由入口商掌握供销的部门……这也为经济发展造成了新的困难。当地的企业主害怕（？）自己的生产率比外国竞争者的生产率低，或者是外国的生产者迟早会人为地把价格降低以便重新夺回市场。当地的企业主知道，他必须同强大的财政集团竞争，必须同效率高超的外国工业家竞争，或者是必须同掌握着优良的市场条件、掌握着得来容易的外来的廉价原料的外国工业家竞争（100）。”

　　但是，有必要指出，宗主国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整个贸易已经成了单纯的拿工业品换原料。这种贸易的组织原则是有意地让不发达国家吃亏，让宗主国占便宜。《不发达国家进出口的比较价格》（Relative Prices of Exports and Imports of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一书研究的结果充分证明（101）：从帝国主义时代开始的那一年，即1876年，直到1948年，这两类国家之间的贸易下降了35%到50%，吃亏的是原料出口国，不久以前关税总协定进行的一次调查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演变还在继续发展。所以，1957－1958年进行最后普查时，不发达国家输出的原料的价格又下降了5%，而它们进口的工业品价格则上升了6%（102）。

　　不管列举什么样的技术理由来解释这种现象，归根结蒂是因为这两类国家之间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不同，也就是说，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要以较多的劳动（技能较差和生产效率较低的劳动）去同先进工业国家较少的劳动（技能较高，生产效率也较高的劳动）去作“平等”贸易。由此可见，国际贸易的起源本来就是把某一类国家的价值移转到另一类国家里去，而以“世界市场价格为基础”的国际贸易只不过是使这种情况持久化，而且差不多“正规化”罢了。[XVIII]不发达国家出口的原料价格相对下降是这些国家实行工业化最重大的障碍之一[XIX]。出口原料价格的下降使得政府收入遭受周期性的和突然的限制，从而导致通货膨胀，破坏经济生活；它尤其限制了购买外国装备所必不可少的外汇来源。每次这种障碍被暂时消除时（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业化便会取得急剧的发展。

　　阻碍着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实行工业化的并不是这些国家的社会剩余产品绝对数量太低。相反的，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社会剩余产品的数量往往要比先进的工业国家还高。上面提到的联合国有关巴西的文件指出，从1947年到1953年，企业主和资本家们的收入为全体雇佣劳动者总收入的80%到100%（104）。1950年，他们在墨西哥获得的利润相当于全国纯产品的41.4%；在北罗得西亚是42.9%；1948年在智利是26.1%，1947年在秘鲁是24.1%，后两种百分比数字相当于或者超过了先进工业国家的百分比数字，1950年，在埃及，地租、利润和利息甚至达到了国民收入的62%（105）。

　　尽管这些数字包括小农经济的利润，可是下面这一点仍不失为千真万确，即这种剩余产品并不被拿来投入工业，或者是只有一个绝对不够的部分被拿来投入工业，不发达的原因就在这里。在构成这种社会剩余产品各种成分中，宗主国公司汇回国内的盈余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事实上，1889－1891年除外，英国资本汇回本国的盈余超过了它在国外进行的新的投资，连1914年前的投资都包括在内[XX]。目前，在一系列国家里，汇回本国的盈余构成了国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部分（主要是可以使纯投资能够增长50%到100%）。让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1949年外国公司汇回国内的收入和国民收入的百分比
南非	4%
南罗得西亚	4%
苏里南	5%
多米尼加共和国	6%
伊朗	13%
委内瑞拉	17%
北罗得西亚	27%

（107）

　　下面是前边提过的联合国就巴西进行的调查研究，说明汇回外国的利润占巴西储蓄总额多少百分比的一张表：

1939年	4.5%	1946年	5.3%
1940年	25.0%	1947年	4.3%
1941年	20.0%	1948年	7.4%
1942年	18.0%	1949年	6.6%
1943年	0.8%	1950年	6.2%
1944年	8.9%	1951年	8.5%
1945年	16.6%	1952年	2.8%

　　从1939年到1945年整个这段时期，外国公司从巴西汇回国内的盈余（包括移民等等汇回国内的私人盈余）高达七亿三千五百万美元（108）。

　　帝国主义阻止不发达国家工业化，不仅可以保持它的高额利润和有效地防止利润率的下降趋势，而且可以保证宗主国劳动人民，在生产率由帝国主义者垄断的基础上，生活得比殖民地人民好。从1871年到1914年的经济繁荣时期（以及从1914年到1929年的相对繁荣时期）就是依靠这两大支柱。但是，帝国主义自己积累起来的矛盾的产物：俄国革命和殖民地革命，使这两大支柱发生了动摇。

新帝国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殖民地革命就摇撼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基础。宗主国资本家为了延长对殖民地国家的剥削，不得不越来越把直接统治改为间接统治。殖民地国家一个接一个变成了半殖民地国家，即取得了政治独立的国家。一般说来，在这些新的独立国家里，尽管少数响亮的国有化（苏伊士运河！）打击了帝国主义，但帝国主义仍然保持着它的大部分原有经济阵地。只有在连资本主义也被取缔了的国家里，帝国主义才被连根拔除。

　　间接统治制度——新殖民地民主或新帝国主义——不仅是宗主国资产阶级在殖民地资产阶级面前不可避免的让步，它还适应这两个阶级关系中的经济变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业化是不可扭转的过程。它破坏着旧殖民制度的支柱之一，即落后国家充当日用消费品销售市场的作用。来自帝国主义国家的这一类商品，出口量开始日益下降，起初是相对下降，随后就连绝对数字也是一样。原来出口的日用消费品日益为出口机器设备所代替，而不发达国家则依然为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充当安全活塞。这种出口同殖民地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面前享有更大程度的政治和社会独立是可以相容的。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出口越来越要求由国家出面，因为在不发达国家里，只有国家才有能力建立大型重工业企业。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把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看作是潜在的竞争者抬头，另一部分人则看作是潜在主顾的出现，这两部分人的利益是抵触的。一般来说，这种冲突的最终趋势正在对第二部分人有利，这一部分人就是以生产装备为主的大垄断资本集团。

　　因此，“援助不发达国家”的宣传有它的特殊意义。帝国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的剥削转为变本加厉，这首先表现为贸易条件的恶化。而且这种恶化剥夺了不发达国家不断向宗主国购买大宗装备的能力。“援助”的目的在于弥补宗主国的收支平衡赤字，所以，到头来，其结果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内部就利润进行重新分配，这有利于出口装备的部门，不利于“旧的”纺织、煤炭……等部门：

（以10亿美元为单位）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不发达国家的进口能力（进口收入减去红利过户）	11.3	11.6	12.4	12.1	11.3	11.8
从美国和西欧进口的物资	12.4	13.6	14.8	16.0	18.7	18.0
资本纯进口减去长期私人资本	1.6	2.0	2.5	2.9	5.2	5.2

(109)9)

输往“第三世界”的工业制成品

	1956	1957	1959	1960
	（1955=100）
化学品	106	122	116	122
机器及运输装备	119	140	138	135
其他工业制成品	109	125	113	108
其中纺织品	101	107	93	90

　　援助的清单说明，“第三世界”的储备在减少，而不是在增加，从下面这张表可以看得很清楚：

每年年底黄金和外汇的官方储备

（单位：10亿美元）（110）

	工业化国家	非工业化国家
1954	37.86	11.74
1955	37.69	11.69
1956	38.56	12.03
1957	39.50	11.34
1958	41.36	10.42
1959	41.75	11.01
1960	44.58	10.50

　　不用说，“冷战”在推动着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运动，因为，对帝国主义来说，为了对付世界上反资本主义力量的不断增长，唯一可行的是同殖民地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但是，必须把造成新帝国主义的世界贸易的结构变化看作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在朝着这种方向发展的一个因素，哪怕是把东、西方之间的冲突放在一起。

[I]具有全世界绝大部分铁矿蕴藏量的两个国家——印度和巴西——都是不发达国家。印度和巴西分别占有世界铁矿蕴藏量的21%和15%。

[II]见本书第四章《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一节。

[III]下面是马萨诸塞工艺学院赫伦·拉姆的一项动人心弦的见解：

　　“十八世纪，印度已经达到了工业化以前高度发展的阶段。它的农业已经发展到足以供应人数相当可观的非农业劳动者；钢铁业、纺织业、造船业以及五金业等等都有了技术高超的工匠。印度不仅生产用于国内消费的制成品，而且也生产用于出口的制成品。几百年来，印度的经济财富就已经为商人银行家和王公们所控制，他们征收没有消费掉的剩余产品，以黄金和白银的形式储藏并闲置起来。由此可见，积聚起来的这笔财富已经足够形成投资基金的潜在源泉。印度质地优良的煤铁资源所在地，彼此之间相距很近……

　　“……为什么这一连串表面看来颇为有利的条件没有能够产生一种足以日益加速其真正进步的经济发展呢？尽管情况诸般复杂和反常，答案仍然十分简单：殖民地关系在某些方面使印度的经济沦于从属地位，而在另一些方面，又阻碍了印度经济的发展（2）。”

[IV] 1770年左右，英国的国民收入总共不过一亿二千五百万镑。1790年，整个英国现代化冶金工业（包括钢铁工业）投资总额才不过六十五万镑（8）。

[V]见本书第四章《商业革命》一节。

[VI]在《银行家与总督》（D. S. Landes, Bankers and Pashas）一书中，戴维·朗德斯就梅合麦特－阿里、塞得及伊斯麦尔治下（1830－1860年）埃及国库被掠夺的情况作了一段骇人听闻的描述。“地中海社会的渣滓”聚集于亚历山大港从事细小的掠夺：国际金融资本则从事大规模的掠夺（13）。

[VII]一个英国商人在写给上海英国领事的一封信中说道：“我们的买卖是想尽一切办法尽多和尽快地赚钱，而为此目的，只要法律许可，任何方式，任何手段都行。”

[VIII]在埃及，通过1841年强加给梅合麦特－阿里的裁减军队和1838年的英土条约，产生了同样的效果（17）。

[IX]但是，当时在工业方面尚属落后的一些国家的经济学者们，如象德国的李斯特和印度的兰奈夫，却完全不赞同自由贸易主义的学说。实际上，他们国家的工业化需要有一项保护政策。

[X]见本书第五章美国，英国及日本钢铁业生产率比较。

[XI]下面是讷克斯教授提出的一个动人的例子（43）：“智利有一家现代化轧钢厂，就任何一个工业国家来说都不过是寻常的装备，然而这家轧钢厂只消三个小时就能生产出某些形状的钢材足够满足全国全年的需要！”

[XII]国际劳工局1953年在日内瓦出版的《土著居民》（Les Populations aborigènes）一书，研究叙述了白人初次在新西兰毛里人那里出现时的类似过程：

　　“为生产足够的用以换取火枪的土产浸湿大麻而付出的努力，使得食品生产急剧下降；其后，人民的精力本身也随之减退。放弃土地和人口减少是部落土地落入白人之手的根本原因……据估计，1840年以后的一百年间，毛里人因出售或被充公而失去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二千七百万公顷中的二千五百万公顶（50）。”

[XIII] “必须承认，对于先进国家的劳动者，国际贸易曾经起过教育作用（工业方面的专业化），而对落后国家的劳动者所起的作用，却是非教育性的（用传统方法生产农产品方面或矿工的非熟练劳动方面的‘专业化’）。落后国家的人民……似乎在国际贸易的赢余中分得了较少的一份，这件事，仅从这些国家原有的经济及社会条件出发，是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的（58）。”

[XIV] 1931年，合成氮卡特尔解散，伦敦的硫酸氮价格，一个月时间跌了4.3%。

[XV]见本书第十二章。

[XVI]下面是当年伊朗首相摩萨台在海牙国际法庭上的一段申诉：

　　“英伊石油公司借口确保安全，拥有同英国‘谍报局’密切相联的真正的秘密警察，其行动范围并不以库济斯坦省石油开发地区为限，其势力伸进了社会各个阶级，秘密警察控制着报纸，制造着舆论，鼓动着英国外交方面或工业方面的代表人物对伊朗的国家事务进行公开的干涉。就这样，英伊石油公司在由它阴谋舞弊选举出来的国会中和按照它的意愿组成的政府里，通行无阻地任意行事。它成了国中之国，决定着伊郎的命运。这就是当初前前后后三十年伊朗被人奴役和腐化的情景（67）。”

[XVII]见本书第十四章。

[XVIII]原料价格和工业制成品之间的这种差距同两类国家里的不协调的工资变化有着紧密的联系。自从西欧国家有了强大的工会组织以来，劳动充分就业时工资就上升，出现失业时它就几乎停留不动。反之，在殖民地国家里，经济情况良好时工资几乎不动，危机到来时它就产生下降趋势。

[XIX]保罗·巴兰（103）故意低估原料和制成品的相对价格能妨碍或促进工业化的作用。他说，原料出口带来的收入，有一小部分又回到了不发达国家的老百姓那里。他忘记了税收的巨大影响，他忘记了支付平衡上的影响，或者是，如果要这样讲的话，忘记了进口工业装备能力上的影响。有一件事着重地提一下是富有趣味的，即南斯拉夫和波兰都埋怨同苏联的贸易条件对它们太不利，这种贸易关系形成了它们实现工业化的障碍〔主要见波波维克著：《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Popovic, Des rapports économiques entre pays socialistes）〕。

[XX]根据1951－1952年的《拉丁美洲的经济调查》（Economic Survey of Latin America）(106)，从1949年到1951-1952年，外国资本在拉丁美洲的投资增长了二十亿美元，而汇回国的花红、利息等等则高达五十八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