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 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从1843年到《资本论》（1967）
第一章 从对私有财产的批判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经过不同的路线达到他们共同的思想观念的。“他们有着相同的哲学起点，这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布鲁诺〕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然后他们接触到了英法社会主义，但是，这对于马克思来说成了藉以整理关于他所处时代的斗争和前景的思想的方法，对于恩格斯来说相同的角色则由英国的工业来扮演。”[1]
毫无疑问，这种差异是由两个人性情和气质的不同所导致的——马克思更倾向于思辨推理，恩格斯则更富于激情。当然，物质环境和机缘也是原因之一。当马克思从德国去往法国的时候，恩格斯到英国学习经营工厂事务，从而在那里大规模地接触到了资本主义工业的现实。正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现实所带给他的思想冲击决定了他此后的思想轨迹。[2]
如果说马克思几乎是独立地建立起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体系，那么恩格斯的功劳则在于他不仅是第一个敦促马克思着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人，而且他在那个“天才的大纲”*中已经理解这门科学对于共产主义的重要意义。[3]写于1843年末的这篇“大纲”不管对马克思还是对恩格斯来说都是第一篇经济学作品；梁赞诺夫正确地指出它“在马克思主义〔起初的〕发展历程中具有相当的重要性”。[4]值得强调的是，也是恩格斯——尽管他比马克思还小两岁，首先公开宣称他是共产主义者，首先认为一场旨在消灭私有财产的彻底的革命是必需的和不可避免的。
早在1842年末，恩格斯只有二十二岁的时候，他就完成了一篇关于普鲁士君主制的文章，预言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同时开始写一篇关于英国的文章，宣告一场社会革命的来临。[5]与此同时，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上的一篇文章（《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仍然拒绝接受共产主义，并且强调要彻底地研究它以便充分地批判它。[6]不过，这两位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者已经从相同的角度抨击这个问题：通过批评新黑格尔主义的国家概念，通过发现社会阶级的存在，通过分析私有财产和竞争所带来的非人道影响。
我们可以分别追踪他们从一个思考节点到另一个思考节点的思想轨迹：从对宗教的批判到对哲学的批判；从对哲学的批判到对国家的批判；从对国家的批判到对社会的批判——即从对政治的批判到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从而导向对私有财产的批判。
然而，对马克思来说，整个这一时期在其思想中占支配地位的仍是理论的方面，他的思想发展的产物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末1844年初）。而对恩格斯来说，在其思想中占支配地位的则是实践的方面、对英国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中都是如此，它们与马克思的著名评论同时见诸《德法年鉴》。
研究者们普遍认为，马克思在读大学期间对政治经济学几乎毫无兴趣。那份流传下来的涵括他在柏林大学期间所研习的著作的书单中没有一本书是与这个主题相关的。[7]在恩格斯于1892年9月28日写给弗兰茨·梅林的一封信中，谈及马克思在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期间的情况时，恩格斯这样写道：“对政治经济学，他还一无所知，……”[8]
不过，皮埃尔·纳维尔（Pierre Naville）设法改变这一观点的过于绝对的性质，他的想法不无道理。事实上，黑格尔自己在年轻时深受经济学研究尤其是亚当·斯密著作的影响；[9]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体系俨然是一种关于劳动的哲学。“马克思在阅读《精神现象学》、《法哲学》，乃至于《逻辑学》时，不仅理解了黑格尔，而且已经通过黑格尔注意到了那部分经典的政治经济学，它们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已被吃透并转化成哲学术语；因而如果马克思没有注意到黑格尔著作中那些仍具生命的理论元素——诸如关于需求的理论，关于占有的理论，以及对劳动分工的分析，他就不会在黑格尔理论的基础上着手对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系统批判。”[10]
当马克思于1842年成为《莱茵报》的主编时，他的思想重心已由哲学转到政治学，这是他思想历程中的第一次转变。他的根本立场仍然是为一个“人道的”国家而斗争；总的说来他仍然站在“人权”的立场上，向封建残余进行斗争。像黑格尔一样，他认为国家应当是“自由的实现”。[11]但即便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已发现了国家的理念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莱茵省议会所代表的个人财产力图“使国家降格至于与私人利益的观念等同的水平。”换言之，一当马克思要解决当时的一个政治问题——即关于林木盗窃的新法案时，他就遇到了社会阶级的问题。本应代表“普遍利益”的国家，在行动上似乎只代表私有财产的利益，并且为了做到这一点，不仅违背法理，而且违背了某些最基本的人道原则。[12]
马克思已经理解国家专门致力于保护的私有财产产生于对一种普遍有用物的私人的、垄断的占用。[13]刑法的某一条款将盗窃者的劳动指派给林木所有者，以补偿其损失——从中马克思也已意识到了他以后的剩余价值理论的主要内核：无偿的强制劳动是“提成”的来源，即利益和利润的来源。[14]
这是马克思在这一主题上的首次入门，此后，对政治的批判将青年马克思引向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和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开端。[15]然而，当他跨过这道门槛，作为一个学者沉浸于这个占据了他整个一生的主题之前，他似乎常常感到需要进行某种回顾，回顾他的思想步履以确保没有错过其它可替代的解决方法，并且对他原来所信奉的思想作出最终的清算。1842年10月，马克思开始就关于反对林木盗窃的法案所产生的争论写文章，两年之后，他在巴黎着手研习政治经济学；在此期间，青年马克思将就黑格尔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这两种运动的关系作出一种合理的处理，马克思必须先超越此两者才能以确定的形式表达出他自己的思想。（在此，须在黑格尔的辩证的意义上理解“超越”一词，这意味着被超越的观点中所有合理的因素在新观点中都得到了保留。）
为了有助于理解青年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是如何发展的，追溯他对社会问题的思考的起源是一个有趣的问题。通过摩泽尔地区葡萄种植者的贫困和关于林木盗窃的争论，马克思首次发现了它们的存在，此后当他开始对黑格尔哲学进行详细的批判时，在每一步都会遇到它们。他发现“直接劳动者的个人财产”，即那些一无所有的大多数人，事实上构成了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基础。[16]他把作为人类真正目的的享受与“人为造成的贫困”对立起来。在写给《德法年鉴》的出版者卢格的信中，他声称“从政治国家与它自身的冲突中，人们在任何地方都能推论出关于社会的真相。”[17]不过，当马克思在对法律理论和实践的批判中将私有财产认作一切不公正的源泉时，他仍然拒绝称自己为共产主义者。
马克思对关于国家的哲学问题的研究引导他去阅读卢梭、孟德斯鸠、马基亚维利，尤其是大量法国革命的历史学家，他们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引导他去研究法国社会主义以及在法国革命中释放出来的激进派别的后代。
马克思最后一次对共产主义的拒绝出现在上述致卢格的信中，所标的日期为1843年9月，而马克思首次宣称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则在1844年3月。在这两个日期之间，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发生了一场演变，这对于马克思以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8]
在这场演变中，何者是决定性的因素？很难将某种单一的因素从一系列的原因中孤立出来。但是，不管马克思对这些作家比如莫泽斯·赫斯——他对马克思的影响是不容否认的——的阅读，或马克思对法国革命的研究对其思想的影响多么重要，正是路易·菲利普统治下的法国社会的整体氛围、到处遍布的进步观念、各种社会主义派别的现实行动、在真实生活中与工人阶级的首次接触以及无产阶级的现实处境才使这种文字上的影响有可能变得明晰起来。[19]
在马克思所写的关于犹太人问题的第一篇文章中，他已经给自己提出了考察政治解放和普遍的人类解放之间的关系的任务，这是他对宪政理论进行批判的逻辑结论。顺便说一下，他把金钱与私有财产相联系，认为是人类异化的根源。[20]但同时他揭示了劳动者、工人、无产阶级是必须被解放的人类异化的化身。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将成为它自身解放的发起者，并由此实现整个人类的解放。
马克思已经开始意识到“工业、普遍的财富世界和政治世界之间的关系是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这一关系虽然从理论上被理解和批判，但只有靠实践才能改变。[21]但是，尽管“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2]这些群众指无产阶级群众，他们的出现使德国革命成为可能。这一革命只有彻底才会可能；它不能限制在政治（资产阶级的）领域。“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确切地有赖于形成一个“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他们在力图扔弃这些锁链的过程中将通过废除私有财产取消所有的社会锁链：“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就已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23]
毫无疑问的是，这一对作为私有财产的否定者的无产阶级革命角色的发现，仍然限制在哲学的界域之内，且受着某种感性人本学的影响——费尔巴哈的人类学原则。恩格斯后来说，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是以在历史之外的、抽象的人为出发点的，因为此人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具体的社会状况）从来没被考虑过。[24]无产阶级的处境被谴责为“不公正的”、基于不公平的基础之上的、不道德的。受费尔巴哈的影响，马克思仍然宣称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他尚未理解无产阶级在生产过程中所占据的地位才是它解放自身的力量之基。他尚未理解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和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是实现共产主义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他的共产主义在实质上仍是哲学意义上的。
不过，哲学上的共产主义与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之间的联系终于坚实地确立起来了。从此处到对无产阶级的“现实的解放运动”——法国、英国、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研究，只有一步之遥；马克思在巴黎流亡之初跨出了这一步。从哲学上的共产主义到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转变，并无严峻的困难。
正如前面所说，恩格斯比马克思先接受共产主义。但他的共产主义起初在实质上也显然是哲学意义上的。甚至这种共产主义首要的、最重要的是致力于解决开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问题，这从恩格斯于1843年末及1844年初为欧文派周刊《新道德世界》所写的许多关于欧洲大陆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可以看出来。他声称：“我们〔换言之，德国共产主义者〕只能从那些受过优等教育的阶级中吸收成员，”他把哲学上的共产主义与魏特林的共产主义运动所表征的劳苦大众的共产主义相对立起来。[25]
然而，恩格斯理解共产主义是由现代文明所创造出来的社会状况的必由之路。这就是他描述英国、法国和德国（包括说德语的瑞士）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相似性的原因：“所以，欧洲三个主要的文明国家——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已得出结论：建立在财产共有基础上的、在社会安排上的一场彻底的革命现在已成为一项迫切需要和必不可免的事务了……英国以其国内的日益快速增长的贫困、悲惨和意志消沉从实践上得出了这一结论；法国从政治上得出了这一结论，法国人首先要求政治自由和平等，但发现这是不足够的，便把社会自由与社会平等与其政治诉求相联系起来；德国人则是通过基于第一原理的推论从哲学上成为共产主义者的。[27]
值得强调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或者说废除私有财产的根本方案几乎是同时形成的——马克思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恩格斯则是在1843年11月至1844年1月间为《新道德世界》所写的文章中——两者无疑是相互独立的。同样值得强调的是，当青年恩格斯以一个单一的短语概括出欧洲三个主要国家为十九世纪的欧洲劳工运动各自所作的贡献时，表现出了天才的洞察力：英国贡献了第一次大规模组织（宪章运动和贸易工联主义）的实际成功；法国贡献了为占领政治权力的革命斗争（这一斗争由法国革命所制定的传统始，经过巴贝夫（Babeuf）、布朗基和1848年6月起义，到巴黎公社达到高潮——无产阶级第一次在事实上夺取了权力）；德国则贡献了首次对科学社会主义方案的理论完善。当然，当他写下以上最后一点的时候，恩格斯不会意识到，他为《共产党宣言》所作的准备工作以及参与写作《共产党宣言》，本身就是德国为无产阶级运动作出其理论贡献的有决定意义的组成部分。
我们已经表明，恩格斯在英国得以接触到大工业所产生出来的现实中的无产阶级，他们的贫困和堕落令恩格斯震惊；此外，加上他们强大的集体力量和组织能力（恩格斯带着赞赏的语气提及宪章派每周能够收集一百万便士[28]），他们的斗志，他们通过组织将自身的精神和道德从物质的贫困中提升出来的力量，这些因素共同促使恩格斯从哲学上的共产主义迈向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梁赞诺夫恰切地回忆起恩格斯与第一批真正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德国人沙佩尔（Schapper）、鲍尔（Bauer）、摩尔（Moll），他们已移居伦敦——的会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自己在为马克思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的案件》所写的导言中的确对这一点作了描述。[29]我们从《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1843年末）、《英国状况》（1844年1月）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末和1845年初）三部作品中可以感觉到这种现实经验的影响，这三部作品标志着这一转变。
这三部作品中的第一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正如我们所提及的，不管对马克思还是对恩格斯来说都是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作品。恩格斯在其中没有提出什么总体上来说是新的东西。他通过揭示自由主义——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麦克库洛赫——的教义与英国工业中的经济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对它们进行了批判。这一批判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欧文、傅立叶、浦鲁东等社会主义作家的启发，但由于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富于成效地运用于社会现实，又超越了他们。[30]尽管它充斥着大量道德说教和理想主义的观点，[31]谴责贸易造成“相互的不信任”和使用“不道德的手段以达到不道德的目的，”[32]然而它仍然闪烁着非凡的洞见，它们在马克思以后的著作——诸如《共产党宣言》，甚至《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引起了共鸣：比如这样一个观点——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必需的阶段，它将使“所有次要的、地区的和民族的因素隐退成为背景，从而我们时代的斗争将成为一场普遍的人类斗争。”[33]
这篇大纲的出发点是对贸易——重商主义教义和自由贸易理论的批判。“从完全人道的、普遍基础”出发，恩格斯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两种教义应被一起批判。他特别揭露了反垄断的自由主义教义的伪善；自由贸易本身就是建立在垄断——社会中人数较少的阶级对私有财产的垄断的基础之上的，自由主义教义却对此视而不见。并且自由竞争必不可免地会导致垄断。
该文的第二部分讨论价值问题；这是最为薄弱的部分，从这一部分的论述可见恩格斯既没有理解李嘉图，也没有比李嘉图走得更远。恩格斯对价值的论述以“抽象的或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始。随后他考察了两派理论，这两派理论分别将“抽象价值”概括成“生产成本”和“效用”。他得出结论，一个物品的“内在价值”“包括两种因素”：生产成本和效用。在一个确乎不甚清晰的段落中，他似乎对价值的存在提出质疑。[34]他批判“竞争的规律”的作用——它像“纯粹自然规律”[35]一样起作用，并且从这一规律的作用即竞争中准确地推论出生产过剩危机的出现；此时，他离正确的观点更为接近了。
该文以与马尔萨斯“人口规律”[36]的激烈论战和对大工业给大多数人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描述而告终。这是最为出色的部分；它继续了傅立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此基础上走得更远，并且，它转而得到了恩格斯的第一本书《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一卓越文献的支撑和拓展。
当然，在该文的最后一部分也能发现一些错误，比如将工人的工资仅仅概括为生存资料的观点。[37]但他对马尔萨斯的批判是清晰易懂的，他所阐明的基本论点至今在对新马尔萨斯主义的争论中仍然有效；也就是说，把人口的增长同土地产量的自然增长相比较是错误的，而应当同当代科技有效应用于农业将释放出的农业生产力的增长潜力相比较。对生产过剩危机是资本主义矛盾的根本表现的分析是引人注目的，它简明扼要，体现了这位年轻作者直击根本的能力。这揭露了一种荒唐而无意义的处境：人们在充裕中饿死。
最重要的是，恩格斯在这篇论文中说明私有财产必不可免地会导致资本与劳动的分离，这种分离使资产阶级社会分裂为对立的阶级，使人类分裂为资本家和工人；从而把对私有财产的批判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统一起来——其中，前者占据了即将成为朋友的这两人两年的时间，后者则成了他们毕生的使命。[38]
资本主义和大工业所造成的不道德和非人道的后果——它粉碎了家庭，导致犯罪率上升——在《大纲》中已经以一些引人注目的词句提到了。《共产党宣言》就此描绘出了一幅令人沮丧而难忘的世界图景，然而在此之前另一部著作已对此作了更为充分的分析，这部著作至今仍是对工业革命之社会后果的最为感动人心的刻画。[39]《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严格意义上并非一部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给予这位年轻的社会评论家以灵感的，与其说是对社会过程的理解，不如说仍是某种道德义愤。但这种道德义愤已经是革命性的，已经联系着对被资本剥削和压迫的阶级的无限挚爱，他们创造了所有的财富，却被剥夺了享受的权利。[40]最重要的是，本书已经认识到，无产阶级的现实斗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通途。在此意义上，这标志着恩格斯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决裂，同时形成了反对它的重要理论武器。
近些年这一观点正经受严峻的考验，因为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社会主义的胜利在历史上迟迟没有实现。一些评论家或明〔如弗兰特齐·法农（Frantz Fanon）〕或暗〔如中共的理论家〕地力图表明第三世界人民的革命潜力大于西方的无产阶级。此外，在第三世界的人民之内，他们把革命的主角定位于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阶层，认为在这些国家中，与无地的农民相比，工业无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的特权阶层。[41]
另一些评论家不是质疑西方无产阶级与第三世界人民相比的革命能力，而就是质疑他们本身的革命能力。他们认为，由于西方无产阶级的原子化（在半自动化工业中），由于他们消费能力的提高，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对他们的意识和需求的操控，他们已经与资本主义社会融为一体。[42]他们并不否认那些被迫出卖劳动力的人数不管在绝对数量上还是在相对数量上都在继续增长。他们所否认的是，这种数量上的增长会以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加强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挑战，以及由西方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这两种批评都倾向于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而不是他们成熟时期的著作。在这些早期著作中，尤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无产阶级的革命角色基本上是由资产阶级社会中这一阶级的否定性质推论出来的。它表现为黑格尔三段论的终点，真正是“否定之否定”。正因为无产阶级所戴的锁链是彻底的，所以他们只有通过一种彻底的革命才能挣脱它们。这导致当代的批评家们得出结论说，因为在今天无产阶级所戴的锁链已远不那么彻底了，所以希望由这一阶级发动一场彻底的革命也就基本上成了空想。
然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尤其是他们关于社会革命的观点的开端——更具批判性的分析表明，在那一阶段，在精湛的文字背后仍然存在着经验知识的匮乏。四十年后，恩格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所作的评论对于“彻底的锁链”这一语词也是同样适用的：“已写好的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阐述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43]事实上，现代无产阶级不是世界历史上承受着最沉重的锁链的社会阶级。那个定义对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3世纪的罗马奴隶是更为适用的。历史已经表明，一个阶级要有能力发动一场废除一切私有财产的社会革命，仅仅具备一无所有、没有什么可以失去这样一种条件是不足够的。当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更为明确以后，他们将无产阶级定位为未来社会主义的主角，主要已不是因为他们所承受的痛苦，而是因为他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占据的地位，以及因此而获致的在行动中的组织性和凝聚力——这是过去的任何被压迫阶级都不能与之相比的。
我们没有理由否认第三世界国家无地农民的革命能力，也没有理由质疑在过去的二十年间这些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使为数最多的人口参与到革命斗争中来的事实。然而，即使这一事实没有在整个现实中转化为一种不成功的图景，仍然需对此作两点说明。首先，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所预见的，农民自身没有能力执掌政权和建立新国家；因此它需要某一领导，这一领导在起源、构成和思想上是工人阶级性质的。[44]此外，落后的农民靠自身的力量没有能力建立马克思所说的那个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即确保所有人的潜能都能得到充分而完全发展的社会。这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社会的基础结构只能是现代大工业发展到其最高阶段的产物；社会主义革命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进程，[45]它虽然可以从落后国家开始，但要直到把工业最先进的国家包括进来，才能完成——即实现它的充分发展。
此外，当许多社会科学家和经济学家质疑西方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转型中将起的主动轮作用时，他们通常犯了下面两个错误之一：他们或者认为，马克思错误地断言在工业发展程度和阶级意识程度之间的关系是机械的；[46]他们或者认为，阶级意识（或总的说来，推翻资本主义所需的主观条件）是按直线式发展的。
很显然，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至成熟时，他们清楚地理解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意识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47]恩格斯就十九世纪英国工人阶级所写的内容，细节上作必要的修改后对二十世纪美国的工人阶级同样适用。要想表明后者没有能力完成革命的任务，仅仅论述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同化工人阶级的机制、意识形态操控等等，是不够的。必须要证明的是，那些从长远看来从相反方向起作用的因素——不断加强的国际竞争将削弱美国在高生产率上的垄断和美国工人因此而享有的工资上的优势——不会改变美国工人阶级的行动。最需要证明的是，自动化——这不过是资本以死劳动代替活劳动这一历史趋势所呈现出的最彻底的形式[48]——从长远看来将伴随着充分就业，而不会导致伴随着不可遏止的通货膨胀的经济衰退。但这并未被证明。
至于希望工人阶级的解放角色由“非统一的少数派”（激进的少数派群体、学生、低于工人阶级水准的无产者，甚至完全是反社会的分子）来扮演，那么这将遭遇到古罗马的奴隶起义时所遭遇到的同样阻碍而被绊倒。这些群体充其量只能发动一些铤而走险的暴动。他们既没有客观的社会力量（既不能确保整个生产，也不能瘫痪整个生产），也没有将他们自身组织成一个整体的持久的能力——而这两个特点对于改变今日的社会是必需的。
我们将会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就认为有利于推翻资本主义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并非沿直线发展的，而是呈曲线，因为受到工业周期波动的明确的影响（包括七年的周期和长周期）。[49]重要的不是要了解某一特定国家或某些国家的工人阶级目前是否处在消极的状态，[50]而是要了解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主客观环境是否将周期性地驱使他们走上从总体上反抗资本主义秩序之路。
这一反抗所需的客观条件是由资本主义的运转所产生出来的——特别是，以产业后备军为机制对工资的控制调节，由此而产生的不安全感，相对于社会环境所激发起的需求而言工资水平的低下，工作的异化性质，等等。主观条件就是以上的分析中提到的那些使工人感到自己生活在较差的处境中从而感到不满意的因素。最近的大量出版物表明这些情况在所谓的“消费社会”中并不比在十九世纪时有多少改变。[51]
* 即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或《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译者注
[1] 弗兰茨·梅林，见 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1841-1850，第I卷，第359页。
[2] “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联盟的历史》，见于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选集》，第 = 3 \* ROMAN III卷，第173-19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47页。——译者注〕（此文是作为马克思的一本小册子《揭露科隆共产党人的案件》1885年德文版的导言而写。）
[3]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表达了这一观点。（《选集》，第I卷，第504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译者注〕
[4] 马克思和恩格斯，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 (MEGA)，I，2，第lxxii 和lxxiii页。
[5] 同上，I,，2，第346 和351页。
[6] 同上，I,，1，1， 第 263页。
[7] D. I. Rosenberg，Die Entwicklung der ökonomischen Lebre von Marx und Engels in den Vierziger Jahren des 19. Jahrhunderts，第35页。
[8] 马克思和恩格斯，Ausgewählte Briefe，第54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0页。——译者注〕
[9] 普列汉诺夫首先强调了黑格尔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先驱的重要性，因为他在解释每个民族或每种文明的独特性时把经济发展置于中心地位。普列汉诺夫的相关文章载于1891年的Die Neue Zeit，再刊于1950年4-6月的La Revue International第22期。
在Der junge Hegel这部精湛的著作中，格奥尔格·卢卡奇细致地研究了青年黑格尔的经济学观点。特别是他表明了劳动在黑格尔的人类学中占据着中心地位。黑格尔在1803-1804年写道：“劳动的机械化程度愈高，它的价值就愈低，它以这种方式进行下去的时间就愈长。”这句话中包含着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四十年后的观点的天才预见。（格奥尔格·卢卡奇，Der junge Hegel，第421、423、440等页。）同样不该忘记的是，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劳动是实践的原初形式。我们在第10章中将再次回到黑格尔的经济学观点这个问题上来。
[10] Pierre Naville，De l’aliénation à la jouissance，第11页。
[11] Paul Kaegi，Genesis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第120页。
[12] MEGA，I，1，1，第281-282页。
[13] 同上，第274-276页。
[14] 同上，第289，297页。
[15] 马克思自己就这个问题这样写道：“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因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因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选集》第I卷，第502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页。——译者注〕
[16] MEGA,，I，1，1，第498页。Günther Hillmann认为马克思第一次接触到私有财产问题也是一次个人的遭遇。作为《莱因报》的主编，马克思与那些设法以政治上的妥协挽救报纸被审查员禁止的股东们产生了冲突。（”Zum Verständnis der Texte,” 见于Karl Marx, Texte zu Methode und Praxis, = 2 \* ROMAN II, Pariser Manuskript 1844，第205页。）
[17] MEGA,，I,，1，1，第574页。
[18] Kaegi，Genesis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第140-147页。在他的构思精巧的研究中企图找出马克思转向社会主义的确切时间，但他忘记了援引一则重要信息，这就是恩格斯为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第六卷所写的关于马克思的传记资料。恩格斯在此处（第497页）表明，马克思是在到达巴黎，研究了政治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者和法国历史以后，才成为社会主义者的。
[19] Auguste Cornu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Leben und Werke, = 2 \* ROMAN II, passim) 正确地强调社会和历史背景也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不像Erich Their（Das Menschenbild des jungen Marx）单纯夸大莫泽斯·赫斯的影响。
[20] MEGA，I，1，1，第583-584，603页。
[21] 这一观点毫无疑问来自赫斯，他的Philosophie der Tat（行为哲学）问世于1843年10月的一个研讨会上，由Georg Herwegh编辑，将之命名为Einundzwanzig Bogen aus der Schweiz。（见Kaegi的Genesis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第200页。）
[22] MEGA,，I，1，1，第614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译者注〕
[23] 同上，第620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译者注〕
[24]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选集》，第 = 3 \* ROMAN III卷，第335-376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258页。——译者注〕
[25] MEGA，I，2，第444-446，449页。
[27] 《新道德世界》，1843年11月4日，载MEGA，I，2，第435页。
[28] MEGA，I，2，第369页。
[29] 《选集》，第 = 3 \* ROMAN III卷，第174-175页。与法国工人组织接触后留给马克思的印象可以与之相比，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及此事时流露着赞赏之情。
[30] Ryazanov，见于MEGA，I，2，第lxxii页。
[31] 然而，Emile Bottigelli (Genèse du socialisme scientifique，第124-125页)正确地指出，这种对贸易、竞争等的道德谴责是建基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原则之上，且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相结合的。因此我们可以试图将对历史的批判、对社会的批判和对经济的批判相融合起来，这也许可以看作是《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准备阶段。
[32]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附录，第201页。
[33] 同上，第199页。
[34] 同上，第204-207页。
[35] 同上，第214-216页。
[36] 他称它作一种“可恶的、臭名昭著的理论”，一种“令人作呕的、对自然和人类的亵渎。”（同上，第219页。）
[37] 同上，第223页。
[38] 同上，第211，216页。
[39] D. I. 卢森堡在Briefe aus dem Wuppertal （寄自乌帕塔尔的来信）中提到恩格斯在十九岁时所写的一部作品，恩格斯其时已为工人们非人道的工作环境所震撼，认为“那必将剥夺他们所有的生活乐趣。”（卢森堡，Die Entwicklung，第51页。）
[40] MEGA，I，4，第24-25页。
[41] 例如，见弗兰特齐·法农(Frantz Fanon)的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第48-50、87页及以下。
[42] 例如，见Herbert Marcuse，“Les perspectives du socialisme dans la société industrielle
Développée”，见于 Revue international du socialisme，第2年，第8期；Paul M. Sweezy，《垄断资本》（Monopoly Capital），第363-364页；C. Wright Mills，《马克思主义者》（The Marxists），第113-115页；等等。
[43]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版《序言》，《选集》第 = 3 \* ROMAN III卷，第336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页。——译者注〕
[44] 参阅Leon Trotsky，Die russische Revolution 1905，第44-45页。列宁：“这些根本的经济因素说明了为什么这一群体不能靠自身的力量表明自己，为什么它在历史上的各种革命中力图这样做时总是失败。在工人阶级还没有能力领导革命的时候，这一群体总是跟随资产阶级的领导。”（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21年3月27日，见列宁《选集》，第32卷，第278页。）也可参看哈瓦那第二宣言。
[45] 马克思：“共产主义是与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紧密相关的，从经验上说，只有在此基础上，占支配地位的各民族‘一起’和同时行动，共产主义才是可能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47页。）
[46] 参阅：“他〔马克思〕似乎认为阶级意识是经济客观发展——包括资本家和工人的两极对立——所必然带来的心理结果。”（C. Wright Mills：《马克思主义者》（The Marxists），第114页。
[47] 参阅1892年恩格斯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英文版所写的序，见《选集》，第 = 3 \* ROMAN III卷，第440-451页。
[48] Baran和Sweezy表明，由于自动化的发展，1950至1962年间美国没有受过技术训练的工人数从1300万将至400万。（《垄断资本》(Monopoly Capital)，第267页。）
[49] 见第五章。
[50] 参阅恩格斯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的序言，见《选集》，第I卷，第186-204页。
[51] 例如，见A. Andrieux 和J. Lignon的L’Ouvrier d’aujourd’hui；Hans-Paul Bahrdt，Walter Dirks等人，见于 M. Feuersenger编的 Gibt es noch ein Proletariat?；等等。Robin Blackburn最近报导了英国的一个有趣的例子：一位社会学家就卢顿（Luton）〔英国英格兰中南部城市——译者注〕沃克斯豪尔（Vauxhall）工厂的工人对厂方管理的态度作了一项研究。装配部门百分之七十七的人表明了一种“合作的态度”。此研究发表不到一个月，就在这个工厂发生了一场不折不扣的抗议，所反对的恰就是这种管理模式。（Robin Blackburn，“不公平的社会”，见于Robin Blackburn和Alexander Cockburn编的《不相一致——贸易联合会的反抗与共识》（The Incompatibles—Trade-Union Militancy and the Consensus）第48-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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