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 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从1843年到《资本论》（1967）
第十章 从《经济学哲学手稿》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从对异化的人类学理解到对异化的历史性理解
到了作结论的时候了。我已描述了马克思经济学观点的起源。我们该如何总结从1843-1844年——马克思开始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完成之间，这些观点的发展呢？
起初马克思是作为一位哲学家而走近政治经济学的，其时他仍然饱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他大体上接受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批判，但已开始在黑格尔的基础上批判费尔巴哈，因为黑格尔的贡献为人类学增加了一种社会历史维度，而这在费尔巴哈那里是阙如的。[1]因而，《经济学哲学手稿》呈现给我们的是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一场令人着迷的“遭遇”，它对马克思来说既是一种新的意识也是一种矛盾的源泉，对于如今研究马克思著作的人来说，它也是问题和争议的源泉。
但把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相结合在人类思想史上并不是什么新的事情。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就这么做过；自然法理论家们在一个宏大的规模上实践了它。[2]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已经发现国家保护的是财产所有者的利益，而并非服务于整个社会的利益。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与自然法理论家们的假说的对比中，足以见出机会的平等与每个个体人格的确证在一个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社会中只能是欺骗。
然而，正是黑格尔关于劳动的哲学为马克思提供了与政治经济学进行初次斗争的概念工具。[3]这一关于劳动的哲学奠基于《伦理体系》，发展于《现实哲学》，牢固地确立于《精神现象学》，并在《法哲学》和《逻辑学》中得到辩护，[4]它同时是一种名副其实的人类学。
早在1805-1806年，黑格尔就确立了人类有目的的努力与人类在劳动中所使用的自然因果性之间的关系（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把劳动作为人类实践的原初形式）。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把劳动定义为“受到限制或节制的欲望”。[5]他发展了需求与劳动之间的一种真正的辩证法并因而得出了对劳动异化的双重定义：劳动是一种异化，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人类能力的一种外化，这意味着人类失去了某些原本属于他的东西；劳动是异化的，因为生产总是赶不上需求，生产不能充分地满足需求。[6]
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呈现出来的“异化劳动”这一观点的人类学性质并非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黑格尔对由资产阶级社会所产生的社会矛盾一无所知。在《法哲学》中有一段话读起来像是对《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趋势的那段更为著名的话的预见：“……〔大量的〕利润产生出来。……另方面是不同种类的工作的细分和限制。这导致被束缚于那种工作的阶级的贫困和依赖性……”[7]在《美学》的如下一段话中，黑格尔描述了贫穷和财富间的显著差异及由此导致的所有社会阶级的异化：“在这种工业文化里，人与人互相利用，互相排挤，这就一方面产生最酷毒状态的贫穷，一方面就产生一批富人，不受穷困的威胁，无须为自己的需要而工作，可以致力于比较高尚的旨趣。在这种富裕境况中，当然就不再有无穷尽的对其他人物的依存性时常反映出来，人也就日渐免于谋生中的一切偶然事故，用不着沾染谋利的肮脏。但是他也就因此在他的最近的环境里也不能觉得自由自在，因为身旁事物并不是他自己工作的产品。凡是他拿来摆在自己周围的东西都不是自己创造的，而是……由旁人生产的……”[8]这一理论的人类学性质和神秘性质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一方面，黑格尔认为异化植根于人的天性——如果不是植根于整个自然的话，另一方面，他没有看到，只要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经由社会结构的转变，由财富与贫穷之间的差异所产生的矛盾能导致这种异化的消除。[9]
然而，当马克思开始通过比较经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和费尔巴哈与黑格尔的人类学来质疑前者时，这正是马克思提出质疑的起点。他的分析工具似乎是相同的，但结果是不同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同意路易·阿尔都塞如下的话：“马克思同政治经济学的这一接触也是哲学同政治经济学的一次接触。当然，这不是随便什么哲学，而是马克思通过他的全部实践经验和理论经验所建立的哲学……正是这一哲学从一个关键的概念出发，即从异化劳动的概念出发，思考了政治经济学的矛盾，并通过这一矛盾思考了整个政治经济学以及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范畴，从而解决了政治经济学的矛盾。”[10]马尔库塞的如下的话有着更充分得多的理由得到认同：“从黑格尔向马克思的转变在各方面都是向着真理的一种本质上不同的秩序的转变，它不是以哲学术语来诠释的。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所有哲学概念都是社会的和经济的范畴，而黑格尔的社会的和经济的范畴都是哲学概念。即便马克思早期的著作也不是哲学性的。它们表达了对哲学的否定，尽管它们是通过哲学的语言这么做的。”[11]
关键在于，从一开始，马克思就明确地声明其批判的立场关乎政治经济学的程度并不亚于关乎哲学的程度。[12]在这一批判中他的出发点绝非“异化劳动”这个概念；相反地，而是他对如下情况的实际观察：与工人痛苦的增加同时发生的，是由这些工人所生产的财富的增加。他的结论并非在思想、观点和智力工作的平面上得出的哲学结论。相反地，他得出结论说：“要消灭私有财产的思想，有共产主义思想就完全够了。而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13]对由无产阶级来实施的革命行动的号召已然代替了对“劳动哲学”的顺从。
这是否意味着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思考方式上已完全使自己摆脱了哲学残余，从而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和经济学思考？显然不是这样。我们在此处所看到的，是青年马克思由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向制定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从过去带来的因素不可避免地与属于未来的因素结合在一起。马克思将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由政治经济学所确立的社会事实以他自己的方式——即通过彻底改变它们——结合在一起。[14]这种结合并非一致的；它没有创造出一种新的“体系”，一种新的“思想”。它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些分散的碎片，这些碎片中包含着许多矛盾。[15]我们也不应忘记这是一部“不仅没有完成而且部分毁坏的”手稿。[16]正是由于异化劳动这个观点，《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包含的矛盾才能被最为明确地揭示出来。
在先后发现了宗教领域的异化（在他的博士论文的附录中）和法律领域的异化（私人利益使人从共同体中异化出来）后，马克思在宪法问题上对黑格尔的批判中已认识到私有财产是异化的普遍根源；而后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已认识到人类的异化在根本上是人类劳动的异化。[17]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系统批判，马克思发现它倾向于掩盖社会的矛盾和工人的痛苦，它们可以说在异化劳动的现象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然而，在此处，马克思的思想在伟大发现的边缘踌躇了。在《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一个片段中，马克思卓越地解释了异化劳动是特定社会形式的产物。他明确地不让自己把问题推回到过去的迷雾中。他说：“让我们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吧。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产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不仅生产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18]
我不再引述了；但所有事情都仍然与马克思本人在文本中所表明的意思相一致。在当代社会中，异化劳动就是不再拥有它自己的产品的劳动，用它的产品使别人富裕的劳动，强迫性的劳动和为了那些不劳动的人而进行的劳动。换言之，异化劳动在此处被明确地归结为社会被划分为阶级、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私有财产，并且在一段相当晦涩的话中也许被归结为劳动的分工和商品生产的发端。[19]
然而，手稿突然中止了，而没有按照这个思路继续下去。马克思的思路岔开了，我们看到在一段话中异化劳动的根源不再到人类社会的特殊形式中去寻找，而是到人性本身中去寻找，或更确切地说到普遍的自然中去寻找。[20]异化劳动被拿来与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类本质相对比，从而异化在初看之下即使不被理解为黑格尔意义上的外化，那至少也被理解为那种从未存在过的“理想的人类”的否定。
然而，即便在这里，马克思也已超越了黑格尔，因为正如纳维尔所指出的：“此处值得注意的是异化不仅植根于社会，而且植根于自然；但是自然的关系能再创造出人类的关系已破坏的东西，人类的重新占有有赖于维系它们。事实上，自然是一个整体，正如黑格尔所表明的，自然的内部‘分裂’因而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从而，正因为异化也是自然的，所以它是自然本身内部暂时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能被克服，自然的占有能够恢复它。”[21]
不过，这种对于异化的人类学理解，尽管由于得出了一种解决办法因而超过了黑格尔，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哲学的和思辨的。它缺乏经验的基础。它还没有被证明。而且，它并不存在于其余的手稿中，尤其不存在于一段有关需求的精辟论述中，在此处马克思明确地论述了消费者与享受，与人类普遍能力的发展源泉之间的隔绝。[22]因而，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确实存在着一种矛盾，[23]再多的诡辩也不能把它消除，不管是武断地从哲学意义上去解释社会经济学的论述，还是把以上提到的那段话进行这样一种解释，即似乎它描述的是导致异化的社会原因。[24]
我们知道马克思随后是怎样解决这一矛盾的。他坚决地摒弃了（人的）类、“类存在”这个概念（在一年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责备施蒂纳抓住它不放），他发现了人剥削人的真正历史根源，并因而概述了它的起源，它发展的原因和它消亡的条件。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异化劳动的原因被解释为劳动分工和商品生产，这个观点已存在于《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三手稿中。[25]并且在《资本论》中，对经济范畴的拜物教被归结为商品关系，即私有财产和竞争；甚至在资本主义到来之前，一当小商品生产出现的时候，它们就使个体生产者（和财产所有者）相互隔离。[26]
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观点的发展因而变得清晰了：从《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前的人类学理解（费尔巴哈-黑格尔的），进而至于一种历史性的理解（由《德意志意识形态》始）。《经济学哲学手稿》构成了由前者向后者的转变，在其中人类学的理解到处存在着，但尽管如此，它已标志着对黑格尔的理解的较大超越，原因有两点：其一，它不再建立在需求和劳动的辩证法上——需求和劳动的辩证法导致不可能得出一个解决办法，[27]其二，它已经表明工人阶级通过共产主义斗争超越异化的可能性。
事实上，自《经济学哲学手稿》于1932年在德国首次出版以来围绕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展开了巨大的论战。这一论战远未结束。随着1965年路易·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的面世，它在法国再度兴起；此书引起了大量批评性的评论。
这一论战的起点是，大量资产阶级的或修正主义的哲学家试图根据马克思年轻时的著作来重新解释马克思。[28]但是，讨论中的不同看法相互结合和叠加以至于这样一种程度，今天能够区分出三种不同的观点：
（1）这样一些人的观点，他们力图否认《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之间存在任何差别，并认为《资本论》的论点的基本要素已存在于《手稿》中。
（2）这样一些人的观点，他们认为与《资本论》时期的马克思相比，《手稿》时期的马克思以一种更为“整体的”和“全面的”方式阐述了异化劳动的问题，尤其是通过赋予这个观点一种道德的、人类学的甚至哲学的维度。这些人不是把这两个时期的马克思对立起来，就是根据《手稿》来“重新评估”《资本论》。
（3）这样一些人的观点，他们认为青年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异化劳动的理解不仅与《资本论》中的经济分析相矛盾，而且构成了青年马克思接受劳动价值论的绊脚石。这一流派中的极端代表认为异化概念是一个“前马克思主义”的概念，马克思只有克服了它才能达到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科学分析。
非常奇怪的是，第一个流派使官方的共产主义作家，与像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和马克西米利安·鲁贝尔（Maximilien Rubel）那样的激烈地反对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作家，以及与像比勾神父（Father Bigo）、卡尔弗斯神父（Father Calvez）和H.巴托利（H. Bartoli）那样的基督教作家联合起来。[29]例如，弗罗姆写道：“对于理解马克思来说，极为重要的是要看到异化这个观点为什么既是写作《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青年马克思的思考焦点，并且仍然是写作《资本论》的‘老年’马克思的思考焦点。”[30]为此弗罗姆明确地提到这样一个观点，即异化意味着人从自然的异化。但是很显然，这种理解在《资本论》中是阙如的。[31]类似地，对《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观点与我们在马克思的后期著作中看到的关于工人被异化和戕害的观点等量齐观的尝试忽视了这个真正的问题，即对于异化的人类学理解与历史性理解这两种在逻辑上和实际上不可调和的理解并列地存在于《手稿》中。如果异化真的植根于劳动的天性中，而劳动对于人类的生存是不可或缺的——正如马克思后来在致库格曼的一封著名的信中所说，[32]那么异化将永不能被克服。在对取自《手稿》的一段话和取自《资本论》的另一段话进行精确的对比的时候，[33]弗罗姆没有注意到，前者所讨论的是一般而言的劳动和劳动产品，而后者是以如下这些话开头的：“在资本主义制度内……”
就鲁贝尔而言，他声称凭藉着《手稿》中的异化劳动这个观点，“我们处在马克思主义批判和视角的正中心，我们抓住了这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全部后续著作的关键。……异化劳动这个观点此后占据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伦理学的中心地位。”[34]还有其它什么地方比在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中更能发现这位经济学家后续著作的“关键”呢？我们至多只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在《手稿》中可以发现马克思的基本动机，以及自那以后他努力地对“非人道的政治经济学”进行有效的批判。但是，在他的批判动机与后者的实际内容之间存在着天渊之别，马克思本人曾使人们注意这一点，我们在本研究的结论部分还要回到这一点上来。
我们也不能接受帕尔米罗·托里亚提所表达的观点，他说，在《手稿》中“经济范畴被概括为对现实的辩证过程的必然表达。通往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体进行批判的道路敞开着，这一批判将在随后的那些年和那些著作中作出，并在《资本论》中达于极点，但我们能说它已大体上完成了。”对他以下的话我们就更不能同意了：“撇开其形式——它并不简单，我们确实感到所有马克思主义已经包含在这里了。”[35]所有马克思主义——尚没有劳动价值论，尚没有剩余价值理论，尚没有理解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革命的动力？
有意思的是，帕尔米罗·托里亚提与卡尔弗斯神父的观点是相同的：“许多的评论者……都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即《资本论》中的经济范畴与青年马克思著作中的哲学范畴并非源于相同的思考方式。……我得出的结论与任何类似这种拆分两者的尝试截然相反。马克思的全部论点都建立在各种异化之间的联系的基础上。”又如：“在马克思的所有著作中存在着一种真正的统一：青年马克思取自黑格尔的关于异化的哲学范畴构成了他成熟时期巨大成就的框架。”[36]对于这种假设来说不幸之处在于，取自黑格尔的“哲学”范畴已被“头足倒置”了，也就是说，自《手稿》以来已被转变成社会经济范畴了，它们至多表征了《资本论》的动机，而非其“框架”；《资本论》的“框架”是由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批判和对价值理论与剩余价值理论的完善提供的。
我也不能同意吉恩·海坡利特（Jean Hypolite）的如下评论：“马克思的原初论点能在《资本论》中被找到，它们提供了理解价值理论的丰富意义的最佳方式。”[37]海坡利特这么说实际上意味着，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只有作为该作者面对劳动异化现象时的道德义愤之表达，才能被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真正辩证法既要复杂得多，也要丰富得多。道德动机与经济分析的结论之间存在着一致，其中的一个方面确实与另一个方面相一致。但是这种经济分析有着它自身的独立价值。它是从严格的科学研究得出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与客观现实相符合的；尽管它加强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道德义愤，但是它独立于那种感情。
有些作者尽管强调《手稿》与《资本论》的不同，但仍然能从他们的著述中发现相似的混淆。例如，阿多拉斯基（Adoratsky）在他为《手稿》的首个苏联版所写的导言中说：“此处，在对工人阶级处境的论述中显著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实际矛盾。”[38]更正确的说法应当是“暗示”或“预示”，而非“揭示”。在《手稿》中远没有对资本主义的实际矛盾作出分析，而且，对工人处境的描述也因“绝对贫困”理论的存在而受到严重阻碍——后来马克思摒弃了这个理论。
即便像沃尔夫冈·扬（Wolfgang Jahn）那样的作者，尽管在异化概念和劳动价值论之间树立起一道绝对的和武断的屏障，却力图从《手稿》中找出“一般生产关系”的理论，而这种理论在那里是找不到的。[39]海因里希·波皮兹（Heinrich Popitz）与此类似，他虽然强调“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之间的差异，却认为《手稿》中存在着发现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的迹象，[40]尽管1844年时马克思显然仍只在这一发现的门槛边——他尚未跨过这个门槛。[41]
第二个思想流派——不是把青年马克思与更丰富、“道德上”更成熟的马克思对立起来，就是以前者重释后者——至今为止具有最广泛的影响。它发端于兰德沙特（Landshut）和迈耶（Mayer）为《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文版所写的导言，自此产生了大量的著作，其中的一些无疑是有趣的。[42]尽管如此，我们同意尤根·哈贝马斯所说的，他们共同的错误是没有看到对于劳动的人类学理解与历史性理解之间的差异：[43]“因而，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意味着从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去理解从‘劳动’语境而始的辩证逻辑，而不以形而上学的方式设想劳动（不是神学地——对于拯救是必要的，就是人类学地——对于生存是必要的）。”[44]1844年的马克思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对劳动持有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解，而在《资本论》中早就放弃了它。
卡列尔·科西克（Karel Kosic）也强调了对劳动的不同理解，一种是黑格尔哲学式的或广泛地说经典哲学式的，一种是（思想成熟时的）马克思式的——即与实践概念相一致：“把人类活动分成劳动（必然领域）和艺术（自由领域）只是理解了劳动与非劳动问题的特定方面，而且对此也只是近似地理解。它从一种历史的、确定的劳动形式出发，就像从一种未经严密分析、因而以一种非批判的方式采用的假设出发。在这个基础上，物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历史地发展起来的区分就僵化了。然而，这个区分所掩盖的，是劳动作为人类实践的本质特征，它诚然并未摒弃必然领域，但确实倾向于超出这一领域，在它内部创造出人类自由的真正前提。”[45]但科西克并没有接着讨论青年马克思著作的问题。
对这些著作的分析使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些矛盾和悖论，它们是由于对马克思在《手稿》中的意图和他所使用的概念的性质的误解而不可避免地产生的。此处我只举出其中的一些例子。
在兰德沙特和迈耶版的序言中，兰德沙特认为《手稿》“显示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核心著作，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极其重要的观点，在其中，经济分析的原则是从关于人类真实的实际情形的观点直接得出的。”[46]科斯塔斯·埃克塞洛斯（Kostas Axelos）提出：“《1844年手稿》的思想在马克思的所有著述中是最丰富的。”[47]亨德里克·德·曼（Hendrik De Man）声称（在同一年，1932年）：“不管我们如何高估马克思的后期著作，它们仍然显示出其创作潜力的阻滞和衰弱〔！〕，马克思并不总能通过英勇的努力克服这一点。”[48]为了领会这种“衰弱”的全部“深度”，只需提及以下这点就够了：在写了《手稿》十四年后，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理论，完善了劳动价值论。
埃里克·蒂尔（Erich Thier）把工人的“外化”与异化劳动等同起来，并声称“异化呈现为一种潜在的趋势〔在劳动中〕；工人自己‘生产出’非工人。……因而不是黑格尔而是马克思使得私有财产作为对外化劳动这一概念的分析的产物而出现，使得私有财产走向进一步的异化。”[49]蒂尔似乎并不记得他自己曾说过，《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包含的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批判，实际上是对黑格尔对于异化的理解的一种批判——蒂尔现在把这整个地归因于马克思；[50]马克思在1844年的第四手稿中明确地拒绝将外化等同于异化！他也没有注意到，除了之前提到的唯一的一段话外，《手稿》并非从“工人外化”的人类学理解得出异化的，而是从明确的历史条件得出的：剩余产品的生产，劳动分工，商品经济的开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等等。蒂尔没有对语境进行研究，因而他不能表明，与这一观点不相一致的唯一的那段话实际上可以被视为表达了马克思关于异化的一般观点。并且最重要的是，他没有注意到，即便在《手稿》的这个“人类学的”段落中，异化的观点也不是从“外化劳动”的观点得出的，而是从对工人实际活动的分析（错误的，或至少是不完善的）中得出的。青年马克思被倒退地转变成一个纯粹的黑格尔主义者，这对于理解《手稿》没有帮助。[51]
类似地，当蒂尔声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人类学能得到充分地发展，并且由此出发可以理解马克思在全面的科学和政治意义上的目的，尽管没有考虑价值规律及其问题”[52]时，他显然陷入了混乱。因为必须要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由于1844年时马克思的知识是不够的，所以他至多只是提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现实矛盾；他尚不足以全面地、彻底地和令人满意地分析它们。[53]从开始写《手稿》时起，他的目的就是要系统地阐述“政治经济学批判”；但直到他掌握并完善了劳动价值论以后才充分地实现了这个目的。[54]
波皮兹的著作虽然比蒂尔的更根本和更深刻，但也有着大量类似的误解。他声称在《手稿》中马克思“分析了确定的社会关系，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不确定的〔！〕中心——他称之为‘本质的人类存在’。这是经验地观察到的关系之观念的基础。……马克思把辩证的系统性组合归因于社会现象，并努力以人类‘本质存在’的起源为方式为它提供根据。因而人类‘本质存在’所扮演的角色相当于世界精神或民族精神在黑格尔那里所扮演的角色。”[55]我们在这里看到一种明显的误解：马克思被简单地倒退成黑格尔了。如下的事实被忘却了：异化是从对资产阶级社会状况的基于经验的分析中推论出来的。《手稿》中所给出的关于异化起源的整个社会历史语境也被忘却了：经济剩余、劳动分工、商品生产、劳资分离等等。事实上我们与黑格尔的世界精神相距遥遥。
同样地，波皮兹把人类种族的不断前进的生产力这一“假定”归因于马克思，[56]然而马克思所说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前进的生产力，而且，这不是源于某些“需求理论”，而是源于竞争。波皮兹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必将废除劳动分工的那段话是“反技术的”和“空想的”，[57]这表明波皮兹对《手稿》中已然大体勾勒出来的推理过程的惊人的无知。按照这种推理，劳动异化历史地产生于过于有限的剩余产品，它的出现导致简单交换，进而导致劳动分工的逐渐发展，因而导致发达的交换、商品生产、普遍化的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因此，为了克服这一点，所需要的是足够多的剩余产品，以使“对他人劳动的卑鄙占有”变得没有意义，而这正是机械化和科学发展的产物！
为什么想象以下这一点是“空想的”：在马克思所设想的自动化框架内，商品的丰裕，高等教育的普遍化，以及“自由时间”的不断扩展，将创造出人性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条件，使它自身真正从社会劳动分工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并自由地从事技术、科学、艺术、体育、社交和政治活动？[58]
也应注意波皮兹的另一个评论：他声称，要想对生产力的运用和使用与由后者所决定的生产关系“作出现象学上的区分”，是不可能的。[59]此处波皮兹比马克思本人有着更多得多的“确定性”，但却是以一种狭隘的机械论的方式。马克思所说明的，尤其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明的，是当生产力发展的特定水平与生产关系发生矛盾，生产关系在客观上已被超越时，一个社会革命的时期开始了——这个时期也许要延续较长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中，两种类型的生产关系可以在与之相当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共存（1770-1830年的西欧或1914-1964年的中欧）。
简言之，所有这些作者所没有理解的是，写作《经济学哲学手稿》时的马克思尽管尚未充分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但已超越了黑格尔，不再以绝对观念或哲学概念进行推理，而是力图以经验地观察到的实际社会矛盾来批判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这些作者混淆了马克思研究和思虑的目的与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使用的工具和语言。
还有第三种思想流派，其代表人物是二十世纪四十和五十年代期间为共产党的官方观点进行辩护的作者。扬最简洁地阐释了他们的论点；奥古斯特·科尔尼（Auguste Cornu）在他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传记的第二卷中大体上提出了相同的观点。[60]埃米尔·波提盖利（Emile Bottigelli）在他为巴黎社会出版社出版的《手稿》所写的导言中部分地支持这一点；[61]曼弗雷德·波（Manfred Buhr）坚定地为它辩护。[62]它可以被概括如下：《手稿》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是一个重要而短暂的阶段；他已成功地抓住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却用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的语言表达着它们。异化劳动概念最显著地表现了这一点。正是这个概念妨碍着马克思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接受。他只有先克服它，才能形成他自己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63]在他成熟时期的著作中不再能找到这个概念。
这种观点并未伴同着一种合乎逻辑的论证：为什么是异化劳动这个概念妨碍了马克思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接受，这一点没有说清楚。使马克思对这一理论的接受推迟的真正原因已在本书第三章考察过了。经验已经表明，把异化理论与劳动价值论的完善形式相结合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马克思在1857-1858年便这么做了。
由扬、科尔尼、波提盖利和波提出的观点最重要的是缺乏任何支撑它的经验证据。这些作者丝毫也不能成功地表明马克思在接受劳动价值论后放弃了异化概念。扬仅限于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回到它是为了赋予它“一种新的内容”（这是正确的），但立即补充道：“在他的后续著作中〔异化问题〕不再扮演重要角色”[64]——而这是错误的。波提盖利说：“一当他完成了与黑格尔左派的斗争，‘异化’的表述就不再出现了，就我所知，除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这是马克思以哲学家的身份（就这个词的经典意义而言）发表观点的最后一个〔文本〕。”[65]在我看来，说马克思在其从方法论角度看最卓越的著作之一，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以哲学家的身份发表观点”，是不合适的。而说异化概念不再出现于马克思1857年后的著作中，无论如何是不正确的。同样不正确的是像曼弗雷德·波那样断言马克思在他的后期著作中“基本上摒弃了对这个术语的使用”，尽管波承认马克思从未忽视构成这个概念的基础的问题。[66]至于路易·阿尔都塞，他甚至走得更远，声称“异化这个意识形态的观点”是一个“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67]这不啻是一种冒险。
对于这些作者来说不幸的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又彻底回到异化观点上，甚至对此着墨颇多——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写于[68]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之后，阿尔都塞自己把它的写作日期确立为马克思“成熟”时期的开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有着大量与异化有关的段落，它们将扬、科尔尼、波提盖利、波和阿尔都塞的论点化为灰烬。异化观点不仅不是“前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它构成了马克思完全成熟后所使用的理论工具的一部分。如果你留意地读《资本论》，你也会偶遇它，尽管有时它是以一种稍微改变了的形式出现的。[69]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货币章中，马克思是以如下方式提出异化劳动的问题的：“人们说过并且还会说，美好和伟大之处，正是建立在这种自发的、不以个人的知识和意志为转移的、恰恰以个人相互独立和漠不关心为前提的联系即物质的和精神的新陈代谢这种基础上。毫无疑问，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从属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同样毫无疑问，在个人创造出他们自己的社会联系之前，他们不可能把这种社会联系置于自己支配之下。如果把这种单纯物的联系理解为自然发生的、同个性的自然（与反思的知识和意志相反）不可分割的、而且是个性内在的联系，那是荒谬的。这种联系是各个人的产物。它是历史的产物。它属于个人发展的一定阶段。这种联系借以同个人相对立而存在的异己性和独立性只是证明，个人还处于创造自己的社会生活条件的过程中，而不是从这种条件出发去开始他们的社会生活。这是各个人在一定的狭隘的生产关系内的自发的联系。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重点由我所加——曼德尔〕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化之中，也是可笑的。……”[70]
为了完成这幅图景，我们还得在这段话的基础上加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另外一些段落，在这些段落中马克思描述了“活劳动”对“物化劳动”（“死劳动”、固定资本）的完全隶属；[71]以及这样一段卓越的话，在这段话中马克思解释了“令人厌恶的”劳动、奴隶劳动、农奴劳动、雇佣劳动与“自由劳动”、“有吸引力的劳动”之间的区别。[72]
异化概念也明确地出现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其它一些段落中。尤其是如下这段非常重要的话，在这段话中马克思又回到物化与异化的区别上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受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观念的严重束缚，在他们看来，劳动的社会权力物化的必然性是跟这些权力同活劳动相异化的必然性分不开的。……不需要有什么特殊的洞察力就可以理解：例如，如果把从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自由劳动即雇佣劳动当作出发点，那么，机器只有在同活劳动的对立中，作为活劳动的异己的财产和敌对的力量，才能产生出来；换句话说，机器必然作为资本同活劳动相对立。但是同样也不难理解：机器一旦比如说变成联合的工人的财产，也不会不再是社会生产的要素。”[73]
而且，最重要的是，以下这段话几乎让人逐字逐句地想起《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话来：“但是，如果说资本因此表现为劳动的产品，那么劳动的产品也表现为资本——不再表现为简单的产品，也不表现为可交换的商品，而是表现为资本，表现为统治、支配活劳动的物化劳动。下述情况同样表现为劳动的产品：劳动的产品表现为他人的财产〔重点由我所加——曼德尔〕，表现为独立地同活劳动相对立的存在方式，还表现为自为存在的价值；劳动的产品，物化劳动，由于活劳动本身的赋予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并且使自己成为与活劳动相对立的他人的权力〔重点由我所加——曼德尔〕。如果从劳动的角度来考察，那么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是这样起作用的：它把它……的实现同时当作他人的实在从自身中排斥出来，因而把自身变成失去实体的、极度贫穷的劳动能力而同与劳动相异化的、不属于劳动而属于他人的这种实在〔重点由我所加——曼德尔〕相对立。”[74]
无需再引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从所有这些段落中浮现出来，它既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包含的相关内容的条理分明的发展，也是对《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包含的矛盾的辩证超越。
在原始社会中，个人直接地贡献社会劳动。他和谐地融入其社会环境中，但是，如果说他看起来是“全面发展的”，那只是因为他所意识到的需求范围是极为有限的。事实上，社会的物质贫困，人类在自然力面前的无助，[75]是异化的根源，特别是社会的（与人类的客观潜能）、思想的、宗教的异化的根源。[76]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缓慢发展，经济剩余逐渐产生了，并日益增加。它创造了交换、劳动分工和商品生产的物质条件。总之，个人与他的劳动产品，与他的生产活动相异化，他的劳动日益成为异化劳动。如今，在社会、宗教和思想异化的基础上增加的这种经济异化，实质上是社会劳动分工、商品生产和社会划分为阶级的产物。随着国家的产生，随着人与人的关系中具有典型性的暴力和压迫现象的产生，从经济异化中产生出政治异化。这种多重的异化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达于极点：“一切客体成为商品的转变，把这些客体量化为拜物教的交换价值〔成为〕……一个这样影响一切生活方面的形式的内含过程。”[77]
经济异化在技术异化中获得了一种额外的表现，因为工人不仅与他的劳动工具相异化，而且发现它们作为一种异己物与敌对的力量与他相对立，它们奴役着他，遏制着他，剥夺了他自我发展的基本潜能。[78]但是，随着交换关系的普及和世界市场的发展，这一生产方式也同时创造着人类需求和人类能力的普遍性，同时创造着生产力的这样一种发展水平，它使满足这些需求和实现人类的全面发展成为可能。[79]那么，资本主义秩序的终结将使商品生产、劳动的社会分工和对人类的戕害的逐渐消亡成为可能。异化不会由一个单独的事件而被“废除”，正如它不是突然出现的。它将逐渐地消亡，正如它逐渐地出现。它并非植根于“人性”或“人类的存在”，而是植根于劳动、生产和社会的特定状况。因而可以预见它的消亡所必需的条件。
加霍·培曲维奇认为，异化意味着已被历史地创造出来的人类潜能的不得实现，我不同意这个观点。[80]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么原始人（事实上他们确实实现了存在于他们那个时代的潜能）就是非异化的了，而这与培曲维奇本人所说的相反。赫尔穆特·弗莱舍（Helmut Fleischer）的下述评论似乎更好地界定了这个问题：“由马克思所揭示的某些异化的关系可能产生于原先和谐的统一体中；但是在其一般的人类学的意义上，异化并非指原先实质上已经拥有的某种东西的丢失；这个概念必然具有一种前瞻的意义，而非一种回溯的意义；它可以指一个人落后于某种可能的情况，而非一个人丢失了他一度拥有的东西。因为根据马克思的假设，关于人类合适状态的正面概念（与异化概念相反）不能被设想为柏拉图式的理念或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而应被设想为一种植根于自然并与历史处境相联系的期望或预计，更确切地说，应被设想为这种一种完成了的预计，它由给定的社会问题域出发……”[81]
然而，这些“期望”或“预计”的观点不能局限于对那些已经具有历史可能性的事物的“期望”或“预计”，正如作者在我们所引段落的第一部分中所做的那样。因为人类期望能力的特点之一就是，他能在解决某些问题的条件远未成熟之前就向自己提出这些问题。对于一个没有剥削与压迫、没有阶级区分与异化的社会的希望，在古典的古代或中世纪时就可能产生了，而此时离创造这样一种社会所需的条件的“历史可能性”还十分遥远。然而，这种梦想的出现反映了主观上对于异化的意识，正如它在同等程度上反映了一种客观的现实。在作了必要的修正后，对于原始宗教来说也是如此。[82]
有些作者谈到由原始的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到“关于商品拜物教性质的一般理论”的转变，[83]我认为这种表述是不正确的。的确，马克思在本质上把商品生产社会中的人类异化归结为由商品关系所导致的人类和社会关系的物化。但是，首先，他所作的这种归结只是就问题的本质而言，而并非就所有的异化方面而言；因为即便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异化概念也涵盖着比“物化”或“商品拜物教”概念更广阔的领域（例如，消费层面的异化，个人能力发展的异化，在社会层面上所获知识的异化，等等）。此外，正如从以上所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话可见，马克思继续谈着原始社会中的异化，尽管在那种社会中既没有商品生产，更没有商品拜物教。
对于《经济学哲学手稿》与《资本论》的关系的这三种令人迷惑的解释，以及对成熟马克思与异化劳动的人类学观点之间的关系的这三种错误说明，其社会意义现在能被更好地理解了。它们反映了某种历史条件和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这些原因解释了它们的出现，这些原因超越了《手稿》于1932年出版这一偶然事件。
由马克思主义所引发的劳工运动显著发展以后，通过把马克思整个地归结为黑格尔来“整合”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来说是一个议题。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力图“再次熔化”马克思的教导中易于爆炸的革命意义，从而把马克思作为一个“思想家”或“哲学家”融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中，这个资本主义世界即便不被设想为最好的世界，那么至少也被设想为所有可能世界中最不坏的世界。
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派与资产阶级步调一致地前行。但要把青年马克思和写作《资本论》时的马克思等同起来有着较多的困难。很长时间以来，他们通过持一种机械论的解释来隐藏马克思著作中的革命性：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任务被交付于“生产力的不可阻挡的发展”，而非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行动。
然而，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向每个人表明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可避免的矛盾和社会主义的到来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此时社会民主派的思想必然要改变其方法。在经过了对青年马克思著作的长期蔑视后，[84]社会民主派突然从中寻到了灵感，得以使一种“道德使命”与无望的资本主义现实对立起来，与他们对之毫无热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对立起来，与斯大林时期苏联革命的蜕化对立起来——它提供了一种受欢迎的陪衬。因此，在最后四分之一的世纪里在社会民主派的圈子中，《经济学哲学手稿》被尊为时尚，与之相伴随的是这样一种处心积虑的企图，即磨钝《手稿》中所包含的革命信息。[85]
就青年马克思的“人类学的人本主义”与“成熟”马克思的“经济主义”相对立而言，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和超越者的马克思被“清除”了对于斯大林主义的罪行的责任。马克思被“复原”了，因而能被用来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现实下，异化劳动的观点必然会造成这样一种后果，即人们发现它与那种现实的当前面貌相一致。由于这一原因，这个观点——因为太具有爆炸性——在斯大林主义的领导者和思想家看来是不可接受的：“在苏联社会中不再有，不能再有任何异化的问题。因而，为了国家的原因，必须以自上而下的命令方式使这个观点消失。”[86]因此，他们便试图肢解像《手稿》那样的青年马克思的著作，它是以如下的方式开始的，即试图避免在一个单一的版本中完整地重印它们。[87]因此，他们便试图尽可能降低异化观点的重要性，或干脆称它为“前马克思主义的”。
那些把马克思主义降至为斯大林政权的政策服务的庸俗辩护论水平的人，与此同时完全无力回应对《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唯心主义的或存在主义的解释的挑战。至于那些既认识到这种企图的混淆视听的性质但又力求在官方的正统观念内保持其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通过“发现”整个成熟马克思已然存在于青年马克思之中而走出困境的，所以他们得出的结果往往与那些资产阶级的伪批判所得出的结果相类似。
[1] 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第271-272页。也可参阅Emile Bottigelli为Editions Sociales版的《经济学哲学手稿》所写的导言（第lxix页）：“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历史性发展的观点。从费尔巴哈那里继承了唯物主义、具体的人和‘人本主义就是自然主义’的等式。然而，他自己的理解远非这些要素的简单综合。甚至当马克思还使用着给他以启发的那些人的语言时，马克思就以一种独创的方式超越了它们。”普列汉诺夫已指出：“如果说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开始详尽阐述他对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那么他能这么做只是因为费尔巴哈已经完成了他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第31页。）
[2] 见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第 II卷，第693-697，700-703页，以及尤根·哈贝马斯的《理论与实践》，第79页。
[3] 为此可参阅皮埃尔·纳维尔De l’aliénation à la jouissance中关于黑格尔劳动哲学的卓越篇章。
[4] Georg Lukacs在Der junge Hegel中首先致力于分析《伦理体系》和写于耶拿的《现实哲学》，在前者中，黑格尔把第一个辩证法的三段论“需求——劳动——享受”作为他的出发点。
[5]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238页。
[6] 黑格尔：《法哲学》，第190-195段。这是被许多经济学家用来否定社会主义之可能性的重要论据。南斯拉夫共产主义理论家Branko Horvat如今用它来“驳斥”商品生产消亡的可能性——即便在共产主义下。（《朝向一种计划经济的理论》（Toward a Theory of Planned Economy），第132页。）
[7] 黑格尔：《法哲学》，第243段。
[8] 黑格尔：《美学》，第I本，第255-256页。〔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31页。——译者注〕
[9] 为此可参阅著名的主人和奴隶之间的辩证法，它的解决不是靠现实地取消奴役，而是仅仅靠精神地声称奴隶比主人更自由。（《精神现象学》，第234-238页。）
[10]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157-158页。
[11] 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第258页。也见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第279页：“马克思的哲学思考不是根据哲学的假设，而是根据这样一些假设，这些假设产生于马克思已超越了哲学这个事实中——也就是说，他想要批判。在这种方式的同化中，范畴与哲学问题一起被转化了，与此同时，思考手段本身也被转化了。”
[12] 见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序言，第63-64页。
[13] 同上，第154页。
[14] 纳维尔：De l’aliénation à la jouissance，第136页。
[15] 阿尔都塞徒劳地试图把《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一部具有完善思想的、“形成了一个整体”的著作，此处我们来指出他这种错误的原因。分析-目的论的方法是专门用来考察作者年轻时的著作的，以见出它与“目标”——即该作者成熟时的著作相距多远；阿尔都塞反对这种方法，这是对的。但是，在反对这种方式的同时他提出了另一种方法，即把一个作者思想发展的连续性阶段武断地切割成各自在思想体系上条理分明的不同部分，借口说每一个思想体系都是一个整体；他这么做却错了。（《保卫马克思》，第60页。）一个丰富而有生命的整体（被作为整体来看待的一个作家的思想，在其内部矛盾的压力下始终在变化着，这种变化最终说来是由该作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经济环境中的动态因素所决定的）因而被牺牲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贫瘠而静止的整体。以下情况不是偶然的：阿尔都塞谈到作者思想中的“突变”——即或多或少武断的跳跃——从而，思考中的内部矛盾作为其发展动力的观点完全消失了。阿尔都塞反对说这种理解意味着“使马克思回到黑格尔”，因为这样的话马克思主义就呈现为是“从黑格尔哲学的内部矛盾中诞生的”；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这不是黑格尔的矛盾的问题，而是当马克思把取自黑格尔的因素与新知识相结合时他思想中的矛盾——这些新知识产生于历史上新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中的新经验和新实践。
[16] 纳维尔：De l’aliénation à la jouissance，第131页。也见Paul Kaegi所表达的这个观点：“因而明智的做法是首先仔细地考察这些分别写下的〔这些手稿的〕残余。这将使我们不至于太轻便地把它们合为一体，不至于使我们自己认为放在我们面前的是某个完整内容的梗概，而忽略了各个片段之间极其重要的差异。”（Genesis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第218页。）Bottigelli在《经济学哲学手稿》导言中说了相同的话（第xxxvii-xxxviii页）：“在我们面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非一部完成的著作。首先，我们并不拥有它们的全部……其次，它们结束时并未得出一个结论，它们的写作肯定是由外部环境所打断的。最后，不同部分之间缺乏一致性。”
[17] Wolfgang Jahn，“Der ökonomische Inhalt des Begriffs der Entfremdung der Arbeit in den Frühschriften von Karl Marx”，见于Wirtschaftswissenschaft，1957年第6期，第850页。Jahn的这个观点源自Auguste Cornu（Karl Marx, Die 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后者说得（第9页）非常切中要害：“对他来说的根本问题仍然是人类的解放；他仍然把异化的废除视为人类解放的根本条件，但他现在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提出这个问题，这使他不再从政治-社会的形式考虑异化的废除——就像废除人在国家中的本质，而是从经济-社会的形式考虑异化的废除——就像废除人类活动和人类劳动的异化……”由此可见，Jacques Rancière的如下说法是多么错误：至少在第一手稿中，“它〔经济异化〕不再呈现为作为其它异化之源泉的根本性异化……呈现给我们的异化的不同形式首先都是处在同一层面上的。”（见于Lire le Capital，第I卷，第102页。）这是与文本完全矛盾的：“这一切后果包含在这样一个规定中：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08页。）
[18] 《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07页。
[19] 有人可能会反对这一点，因为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一段话中说异化劳动是原因，私有财产是结果。但是，正如Jahn所正确指出的，马克思此处不是要解决私有财产的历史起源问题，而是探讨私有财产的性质问题，即在一个建立在异化劳动基础上的生产方式中私有财产是如何日复一日地再现的。（扬（Jahn），“Der ökonomische Inhalt”，第856页。）
[20] 《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10-114页。
[21] 纳维尔：De l’aliénation à la jouissance，第152页。
[22] 《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47-151页。
[23] 这一矛盾在如下的事实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在最后一个手稿“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中，当黑格尔把异化等同于对象化时，马克思拒绝认同黑格尔。（《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75-176页。）用Roger Garaudy的说法来说（见于Dieu est mort，第69页），马克思区别了异化的对象化和符合人性的对象化。
[24] “关于异化劳动的那段话其结尾不幸被毁坏了，它的前面是……对所摘引的詹姆斯·穆勒的话的评论。我们在这里确实能看到，马克思是如何‘从生活出发’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关于异化的隐喻运用于经济现象，并因而创造了验证它的有效方法的，以及这一验证的方法是如何被不知不觉地转变成一种认识的方法的……”（Kaegi，Genesis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第231-232页。）
[25]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41-44页；《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59-160页。
[26] 《资本论》，第I卷，第71页及以下。
[27] Heinrich Popitz责备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摒弃了黑格尔的这一假定：“需求不可避免地超过生产力的发展水平”。（Der entfremdete Mensch，第151页。）他没有看到（1）马克思在1844年的第三手稿中就已然放弃了它；（2）这个假定的价值不过与所有“哲学假定”的价值差不多，也就是说并不大；（3）对人类经济史的具体分析表明，千万年来人类的需求并没有或几乎没有超过给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4）这种普遍化和制度化的需求的“过量”只是普遍化的商品经济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它离开了“不能满足的需求”的永续再生产就不能继续下去；（5）这种生产方式通过创造丰裕的物质前提，同时创造出超越“需求和劳动的辩证法”的前提。
[28] 这种尝试的前因可以在以下情况中找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徒劳地力求忽视马克思或声称马克思已最终过时后，力求把马克思“整合”进来。N. I. Lapin（Der junge Marx im Spiegel der Literatur，第12页）提到研究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著作的数量在1895年后迅速增长（1883年前是20，1883至1895年间是66，1895至1904年间是214）。正是劳工运动的高涨显著地导致了这种整合的努力。Johann Plenge是把马克思降至黑格尔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鼻祖（Marx und Hegel，Tübingen，1911，第16-17页），他声称马克思终其一生都仍然是在柏林当学生时所变成的样子，即“一个辩证的现实主义者或一个现实的辩证家”。后面我们将看到Plenge——尽管他并不知道《经济学哲学手稿》——预示了那些以“青年马克思”反对“成熟马克思”的人的大多数论点。然而，Plenge不是把马克思思想中的这两个阶段对立起来，而是把这个问题看成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内在矛盾。如今的作者以更精致和更巧妙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内容率直地和粗糙地出现在Plenge的著作中：他的理论建立在否认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的唯物主义方面的基础上，这构成了一种显然的歪曲。
[29] 尤其见帕尔米罗·托里亚提（Palmiro Togliatti）的“De Hegel au marxisme”，第36-52页，见于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 à la lumière du marxisme，1960年第19期；Roger Garaudy：Dieu est mort；埃里希·弗罗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马克西米利安·鲁贝尔：Karl Marx: Essai de biographie intellectuelle；R. P.比勾：Humanisme et économie politique chez Karl Marx；R. P.吉恩-伊夫斯·卡尔弗斯：La Pensée de Karl Marx。我有保留地将最后两部著作归入第一类；虽然它们的作者强调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从《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的连续性，不过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倾向于以前者来重估后者。
[30] 埃里希·弗罗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第51页。
[31] Alfred Schmidt在Der Begriff der Nature in der Lehre von Marx中对马克思关于自然的观点的发展问题作了详细的研究。他也表明，随着马克思的成熟，他放弃了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仍然存在的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解决”的天真愿望。
[32] “一个国家如果停止劳动，别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不能存在下去；这是每个小孩都懂的道理。”（1868年7月11日的信，见于《选集》第 II卷，第418页。）
[33] 弗罗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第51-52页。
[34] 马克西米利安·鲁贝尔：Karl Marx: Essai de biographie intellectuelle，第121，135页。
[35] Togliatti：“De Hegel au marxisme”，第48-49页。（重点由我所加。——曼德尔）
[36] 卡尔弗斯：La Pensée de Karl Marx，第316-317，319页。也见比勾的一个相似观点，Humanisme et économie politique chez Karl Marx，第30页。
[37] 吉恩·海坡利特：《马克思和黑格尔研究》（Studies on Marx and Hegel），第129页。
[38] MEGA，I，3，第xiii页。
[39] 扬：“Der ökonomische Inhalt”，第854页。
[40] 波皮兹：Der entfremdete Mensch，第161页。
[41] Wolfgang Heise对《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分析总体上是卓越的，但包含着某些对它过度理想化的因素。（“Über die Entfremdung und ihre Überwindung”，见于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第690-692页。）
[42] 尤其是，波皮兹：Der entfremdete Mensch；Heinrich Weinstock：Arbeit und Bildung；Jakob Hommes：Der technische Eros；Erich Thier：Das Menschenbild des jungen Marx；Victor Leemans：De jonge Marx en de Marxisten；Karl Löwith：Von Hegel zu Nietzsche；赫伯特·马尔库塞的《理性和革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Hendrik De Man：“Der neu entdeckte Marx”；Kostas Axelos：Marx, penseur de la technique；Robert Blauner：《异化与自由：工厂工人和他的工业》（The Factory-Worker and His Industry）。等等。《明智的社会》（The Sane Society）是早于《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的一本著作，埃里希·弗罗姆在这本书中也把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对立起来，在他看来，后者只专注于“对资本主义的纯粹经济分析”，成了“关于国家和政治权力的重要性的传统观点”的囚徒。（见《明智的社会》，第263，259页。）
[43] 构成这种差异的基础显然是方法上的不同，即唯心主义先验论的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经验论的辩证法之间的不同，后者从特定对象中找出特定逻辑。（Galvano Della Volpe，Rousseau e Marx，第150，153页。）
[44] 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第318-319页。
[45] )卡列尔·科西克：Die Dialektik des Konkreten，第206-207页。
[46] 齐格弗里德·兰德沙特和古斯塔夫·迈耶编：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 die Frühschriften，第I卷，第xiii页。
[47] 埃克塞洛斯：Marx, penseur de la technique，第47页。
[48] 亨德里克·德·曼：“Der neu entdeckte Marx”，第275-276。
[49] 蒂尔：Das Menschenbild des jungen Marx，第69-70页。
[50] 同上，第25页。
[51] 比勾神父也同样试图把马克思归结为一个纯粹的黑格尔主义者：“精神现象学只不过〔！〕被转变成劳动现象学，人类异化的辩证法被转变成资本的辩证法，绝对知识的形而上学被转变成绝对共产主义的形而上学〔！〕。”（比勾：Humanisme et économie politique chez Karl Marx，第34页。）为了做到这一点，比勾神父必然要忽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艰苦的基于经验的工作，并认为他对这些新观点的认识仅仅是“杰出的直觉”的结果（第36-37页）。
[52] 蒂尔：Das Menschenbild des jungen Marx，第71页。
[53] 参阅Leonid Pajitnov的正确评论：“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在《1844年手稿》中〕仍然在形成的过程中。其中有着一些卓越的表述，这是他未来世界观的萌芽，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经常能发现那些尚未成熟的观点，它们带着这样一些理论资源的印记——马克思把这些理论资源用作思考的素材及制定其学说的出发点。”（“Les manuscrits économico-philosophiques de 1844”，见于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 à la lumière de marxisme，1960年第19期，第98页。）
[54] 同样地，在我看来，说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异化归因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够高——就像T. I. Oiserman/所做的那样，那是走得太远了。（见Die Entfremdung als historische Kategorie，第83页。）我们至多只能说马克思提示了这个观点，马克思直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才明确阐发了这个观点。
[55] 波皮兹：Der entfremdete Mensch，第88页。
[56] 同上，第152页。
[57] 同上，第160页。Adam Schaff在《马克思主义与有人性的个人》（Marxism and the Human Individual）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58] 在一段话中我已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批判。Perroux觉得自己完全能想象这样一种社会生活，在这种社会生活中“经济全面地和充分地自动化了”，因而一种完全自由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每个人当他想做什么时就能做什么”。Perroux对这种想象的唯一异议在于，这意味着国家的消亡，而在他看来，“这个社会中的成员之间的根本矛盾〔将继续存在〕”，还有“机器的主人”与“监督者和检查员”之间的矛盾。然而，Perroux并未表明为什么在丰裕条件下这些社会矛盾必然存在。（见Perroux，为卡尔·马克思所写的序言，Oeuvres—Economie = 1 \* ROMAN I，第xvii页。）类似地，Rolf Dahrendorf声称在“任何社会”中总是必然存在着“统治地位与服从地位的区别”，“几乎不能想象这样一种社会，在其中就合法权力而言没有角色的区别。”（《工业社会中的阶级与阶级矛盾》，（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第219页。）Dahrendorf对于社会的想象的退化显然不是一种科学的论点。至于马克思，他绝不希望保持任何“发号施令的精英”，相反地，他假设，“自由时间”的不断扩展（就这个词的真正意义而言）将使绝大多数男子和女子所拥有的科学能力和创造能力得到充分发展，使他们都能实行管理的技术功能（对物的管理取代了对人的管理）。
[59] 波皮兹：Der entfremdete Mensch，第164-165页。
[60] 扬：“Der ökonomische Inhalt”；奥古斯特·科尔尼：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Leben und Werke，第 II卷。奥古斯特·科尔尼在Die 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中已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61] 埃米尔·波提盖利编：Manuscrits de 1844。波提盖利的导言总的说来是谨慎的和明智的，其中提到（第lx页），“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问题在马克思那里得到了正确的解决，这在黑格尔那里是通过绝对观念的辩证法而解决的。随着共产主义这一‘可预见的未来的必然形式’的到来，人类将占有其真正的本质；在异化时代，人类所有的实际活动都使自身与这个世界对立起来，而随着共产主义的到来，这个世界将再次成为人的世界，成为人自身本质的延展。因而，自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萦绕着所有德国思想的回归统一性的问题，不是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得到了解决，而是以一种有利于人类的方式得到了解决，在这种解决中确证了人类的自由，确证了人类自由发挥其才能的权利。”当我们在几页之后（第lxvii页）读到如下的话时感到格外吃惊：在《手稿》中“实质上仍然是黑格尔关于矛盾发展的观念导致了〔？〕从一种社会秩序到另一种社会秩序的转变。”事实上，在《手稿》中马克思根本没有使自己以任何“观念”为基础，而是以对社会矛盾的具体分析为基础；并且自此以后，共产主义对他来说不再是“关于矛盾发展的观念”的产物，而是无产阶级实际斗争的产物。
[62] 曼弗雷德·波：“Entfremdung—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e—Marx-Kritik”，见于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1966年第7期，第806-834页。
[63] 扬：“Der ökonomische Inhalt”，第683页；以及科尔尼：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第152页。
[64] 扬：“Der ökonomische Inhalt”，第863-864页。
[65] 波提盖利：Manuscrits de 1844导言，第lxvii-lxviii页。
[66] 波：“Entfremdung—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e—Marx-Kritik”，第813页。
[67]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239页。也见这位作者在第159页上所写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今后还必须进行详细的研究，并作出逐字逐句的解释。必须考察异化劳动这个关键概念的理论地位和理论作用；研究这一概念的范围；承认这一概念确实起到了马克思当时赋予它的作用，即原始基础的作用；但是，它要起到这个作用就应该具备一个条件，即必须从马克思关于人的观点出发去接受这项使命，并且从人的本质中得出我们熟悉的经济概念的必然性和内容。总之，我们必须在这些必定要改变含义的术语中，发现使它们仍旧受哲学束缚的含义，因为哲学对它们还施加着最后的权威。……我几乎要说……离马克思最远的〔原文如此〕马克思正是这个马克思……”那么，对于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马克思又怎么说呢？
[68]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写于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之后，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L’objet de Capital”，见于Lire le Capital，第 II卷），它构成了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典范。（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前言，第vii，viii页。）
[69] 然而见下面这些段落：“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具有的与工人相独立、相异化〔马克思用了entfremdet这个词，即“异化的”〕的形态〔完全形态〕，随着机器的发展而发展成为完全的对立。”（《资本论》，第I卷，第432页。）“我们在第四篇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已经知道，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entfremden〕……”（同上，第645页。）“因为在他进入过程以前，他〔即工人的〕自己的劳动就同他相异化〔entfremdet〕而为资本家所占有，并入资本中了，所以在过程中这种劳动不断物化在别人产品〔in fremdem Produkt〕中。”（同上，第570-571页。）“资本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这种权力的执行者是资本家。它和单个人的劳动所能创造的东西根本没有任何关系。资本表现为异化的〔entfremden〕、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资本论》，第 III卷，第264页。）
[70]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79-8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112页。——译者注〕
[71] 同上，第582-592页。
[72] 同上，第505页。
[73] 同上，第716-71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1-362页。——译者注〕
[74] 同上，第357-35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0页。——译者注〕
[75]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79-80页的一段话，我以上的引述清楚地表明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马克思将原始人理想化，或者说认为他们是非异化的。因而，昂利·列斐伏尔的如下的话是错误的：人类在“乡村共同体的美妙平衡”中可以致力于“其基本的活力”。（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第I卷，第221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列斐伏尔此处是追随恩格斯。列斐伏尔也在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第一版（1947）第242页上写道：“异化剥夺了生活中的所有那些事物，它们曾在人类原始的弱势处境中赋予人类快乐和智慧。”在其它方面，这部著作提供了对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最佳说明之一。关于这同一主题，也见Gajo Petrovic（加霍·培曲维奇）的“马克思的异化理论”（“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见于《哲学与现象学研究》（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第419-426页。
[76] George Novack：《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区别》（“Basic Differences Between Existentialism and Marxism”），见于《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Existentialism versus Marxism），George Novack编，第337页。也见T. I. Oiserman的Die Entfremdung als historische Kategorie（第8页）：“人类日益控制了自然的基本力量，同时日益屈从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1970年梅林（Merlin）出版社（伦敦）出版了Istvan Mészaros的标题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的一本书，在这个主题上它大体上遵循了与我们相似的推理，但要详细得多。
[77] 乔治·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87页。作者在写本书时尚不能读到《经济学哲学手稿》或《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因此它是对马克思关于异化与物化问题的思想的高超重构，尽管在其结论中存在着空想性的画蛇添足之处。
[78] 资本主义技术的戕害性质的一个典型的（和悲剧的）例子表现在社会生活的一个看似边缘的领域，即玩具的变化中。小女孩和她的洋娃娃之间的自然发生的和日益扩展的对话是小孩的想象力、语言和智力发展的源泉之一，而玩具业通过制造会说话的洋娃娃，很可能使这一源泉枯竭。这样的玩法将失去其自发的性质，成为某种机械的东西，某种由制造者远程控制和事先决定的东西。
[79] 需求领域的异化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美国资产阶级社会正在做的这样一种处心积虑的尝试，即把上过大学的女士“带回到家里”。目的是刺激家用器具、家具等的销售；其后果是导致妇女智力的名副其实的衰退和妇女的“逐渐非人化”。（关于此见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
[80] 加霍·培曲维奇：“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第422页及以下。
[81] 赫尔穆特·弗莱舍：“Umrisse einer ‘Philosophie des Menschen’”，见于Hochschul-Informationen der Zentralstelle für Gesamtdeutsche Hochschufragen，1967年第2期，第19页。
[82] 参阅Gramsci，他的如下这段话像是预见到了阿尔都塞的问题：“他们并未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这种历史活动是如何在……结构的基础上产生的……这是围绕实践哲学所产生的所有问题中的关键之点，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其它关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的问题。”（“Il Materialismo Storico e la Filosofia da Benedetto Croce”，见于Quaderni del Carcere = 1 \* ROMAN I，第129页。）
[83] 例如，Freddy Perlman的“论商品拜物教”，这是一篇迄今未发表的论文，这位作者友善地使我读到了它。Perlman提到了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曾表述过的一个类似的观点，这部著作题为《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论文集》（Essays on the Marxist Theory of Value），作者为苏联知名的马克思主义者I. I. Rubin，这本书现在已被忘却，但值得再版。也见Karl Korsch的《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第99-100页。Rubin和Korsch都不知道《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因而他们不会知道马克思在那部著作中继续着关于异化的思考线索，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第一次开始编织它。在我刚提到的那段话中，Korsch写道：“对经济的自我异化的哲学批判与存在于《资本论》的经济批判中的对它的后续的科学陈述之间的主要区别……通过把所有其它的经济异化范畴归结为商品的拜物教性质……一种更深刻和更普遍的意义。”这只是部分正确。对商品拜物教性质的分析不可否认确实使我们能以一种更确切的科学方式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特征，因而同样揭示这一生产方式内的异化。但是这并不等同于对异化的更广泛的问题的分析。
[84] N. I. Lapin：Der junge Marx im Spiegel der Literatur，第72-75页。注意到以下这点是有趣的，拒斥青年马克思的著作，认为它们“太黑格尔化”、“太缺乏成熟”、“太理想化”，也有着资产阶级的根基。在像Schumpeter那样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述中尤其能发现这个特点。如今它仍在新斯大林主义者之中随波浮沉。
[85] Victor Leemans（De jonge Marx en de Marxisten，第126-130页及以下）并未费事去采取对社会民主人士来说义不容辞的雄辩的防范，并且从马克思诉诸革命行动的意愿中，甚至从他的政治实践中看出了他的原罪和他青年时期著作中的根本矛盾。不可能比这说得更清楚了。
[86] 昂利·列斐伏尔：他的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第I卷第二版的序言，第63页。
[87] 路易·阿尔都塞不无道理地抱怨说，没有一个经济学家以哲学家的眼光来研究《经济学哲学手稿》，也没有一个哲学家以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研究它们。但是，对这部著作的解释被拆分成分裂的片段这一情况是与下述事实不无关系的：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前三个手稿的出版与第四个手稿的出版长期以来是分离的；在苏联，《手稿》的第一个完整的俄文版直到1956年才出现。（Günther Hillmann，“Zum Verständnis der Texte”，见于Karl Marx, Texte zu Methode und Praxis, = 2 \* ROMAN II，第203-204，240页。）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