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东柏林会议

　　本章提要 欧洲二十九个共产党会议经过长期酝酿、讨论与争吵，终于在1976年6月在东柏林召开了。克里姆林宫作了某些让步：同意从共同宣言中删去对中国和毛主义的谴责，并放弃了苏共领导作用的提法。
　　在这次会议上，欧洲共产主义的观点占上风。会议反映了斯大林主义面临着总的危机：苏联对执政的共产党逐渐失去控制；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逐渐失去控制；执政的共产党对群众逐渐失去控制；苏联官僚集团对苏联社会逐渐失去控制，以及西欧共产党与苏联关系的危机。
　　曼德尔认为，苏联官僚集团现在是进退维谷，左右为难。它担心欧共与资产阶级一体化会走得太远，担心欧共反官僚集团的情绪会影响到莫斯科对东欧以及对苏联自己党内和群众失去控制。但是，它又不敢对欧共采取革出教门的做法（象当年对待南斯拉夫和中国一样），担心这样做会产生更大的离心作用。
　　不应当对欧洲共产主义和多中心论在东柏林会议上取得的成果作出片面的估价。贝林格等人在东柏林会议上用民主的“宣言”换取了极高的威信，使他们能够操纵并从而能够背叛西方正在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他们完全放弃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这是他们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采取完全依附态度的必然结果。西欧共产党领导人思想上的退却，对广大党员起了消极作用，削弱了他们的革命斗志。欧洲共产主义领导人过去对苏联官僚集团所犯下的罪行只是小心翼翼地提出抗议，如今西班牙共产党某些领导人居然提出托洛茨基是伟大的革命者，这在曼德尔看来是一种进步。
　　最后，曼德尔号召欧洲和世界无产阶级，向着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现工人委员会的民主权利，建立欧洲和世界社会主义联邦前进。
　　
——译者

　　1977年6月[1]，欧洲二十九个共产党会议终于在东柏林召开了。某些国家共产党的报刊，首先是《真理报》，欢呼这次集会是一次伟大的胜利。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曾把他个人的声誉全部押在这次会议上。事实上，在共同宣言的一些关键性的段落上，一些共产党的领导——比较引人注目的有南斯拉夫、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罗马尼亚——与苏联共产党领导的分歧非常之大，以致在很长时间内这次会议好象完全没有召开的可能。

　　即使是这次会议终于开成了，这也主要是因为，克里姆林宫实际上在他的对手所坚持的所有问题上都作出了让步。克里姆林宫的最大让步，大概要算从共同宣言中删去对中国共产党和对毛主义的谴责，以及放弃“苏共领导作用”的提法。即使有了这些让步，也不能阻止那些最坚决的鼓吹多中心论的人——首先是意大利的贝林格和西班牙的卡里略，但也包括铁托——公然宣布这种会议实际上是毫无用处的，将来决不应再起草共同文件，实现社会主义的战略和战术问题只能由每个国家的党自己来解决。

一些错误的解释和一个正确的解释

　　在斯大林主义运动的历史中，这次会议应占居什么位置呢？在对它的各种解释中，有许多是不值一驳的。有一种解释——资产阶级中最保守的分子（基辛格——范范尼之流）以及某些所谓极左派教条主义分子都持这种观点——轻率的声称，这次会议只不过是在玩弄一种文字游戏，旨在欺骗那些容易上当的人。他们还声称，实际上勃列日涅夫、贝林格、铁托和圣地亚哥·卡里略在一切问题上都是完全一致的。

　　假如情况果真这样，那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些几乎使这次会议难产的冗长的讨论，以及无数次冲突和争吵，更不用说理解下面这些事件了：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和比拉克们对欧洲共产主义进行的尖酸刻薄的辱骂；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机关报《红色权利报》对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公开抨击；莫斯科拼凑一个以利斯特为首的西班牙共产党来反对卡里略为首的西班牙共产党的企图；以及苏共致所有“兄弟”党的那封信，其中谴责说，“对资产阶级反共产主义的捏造，我们的（法国）共产党同志们没有采取批判的态度”。

　　第二种论点与第一种截然不同，但是同样荒谬。这种观点宣称，欧洲共产主义意味着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或瑞典等国共产党与莫斯科之间的特殊关系的终结。根据一些和它大同小异的观点，甚至出现了“西方工人运动重新联合”的迹象。在法国，有些人宣称，如果法国共产党放弃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在都尔（法国中西部一城市——译者注）的历史性决裂就变得毫无意义了。而且，在东柏林会议开会期间齐奥塞斯库也用类似的口吻提出了这个问题。

　　与这些论点相反，对东柏林会议做出任何正确的解释，都必须从1948年以来一直发展着的一种现象出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称这个现象为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在一系列的矛盾的影响下——这些矛盾又是相互独立存在的，又是被一个由互相联系着的分隔部分组成的体系联系起来的——这个危机一直在向前发展，时而加快速度，时而放慢步伐、踌躇不前。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可以说是由以下五种危机组成的：

　　（一）苏联对那些执政共产党控制的危机，首先是对那些领导了一场真正的群众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即使这场革命从一开始就因官僚主义而成了畸形——未依靠苏联官僚集团，自己夺取了政权的共产党（南斯拉夫、中国、越南共产党）的控制的危机。

　　（二）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国家中劳苦大众（特别是工人阶级）控制的危机。这些群众显示出日益高昂的斗志、反资本主义的觉悟，并对官僚集团的操纵明显地表示怀疑；这些群众现在极易受到一支先锋队的虽然是有限的，然而是不断扩大的影响，这支先锋队的影响和作用现在比以往三十年中任何时候都大，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入地在工人阶级之中扎下了根。

　　（三）东欧和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对群众控制的危机，这些群众的政治斗志和积极性正在苏醒。这种危机可以发展到真正的政治革命的边缘（1956年10－11月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1956、1970及1976年波兰局部地区的工人骚动）。

　　（四）苏联官僚集团对苏联社会控制的危机。这个社会现在还不具备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政治热情开始苏醒这个特点。但是，由于非斯大林化的自身辩证法，以及由于爆发政治革命的客观条件的发展，已经开始导致了官僚集团和持不同政见者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为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增加了一个新的领域。

　　（五）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与克里姆林宫之间关系的危机。这个危机是由以下几种原因引起的：强迫这些党贯彻执行非斯大林化的方式；这些党被卷入它们本国政治生活的方式；以及这些党受夹板气的方式，即，它们一方面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以及和平共处总政策）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受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的压力。

　　一旦抓住了斯大林主义危机的这些错综复杂的主要因素，形形色色的“右的”和“左的”评论家对东柏林会议的荒谬解释的基本错误所在就一目了然了。对这些共产党内部正在发生的每一件事，苏联官僚集团不能仅仅以它的缓和计划和它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为出发点来评价，还必须以它与人民民主国家的以及苏联本国的劳苦大众的关系为出发点来评价。

　　而在这里有一个难办的地方：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那些正在与克里姆林宫疏远的共产党所产生的推动力有使苏联官僚集团变得更脆弱的危险，并且有继续促进政治革命到来的危险。

克里姆林宫能容忍什么，它害怕什么

　　当然，当贝林格、马歇和卡里略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宣布他们选择“通过议会和选举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鼓吹与资产阶级政党联盟，并且声称一旦他们当上联合政府的部长，他们甚至会尊重北大西洋公约时，克里姆林宫只得强做笑脸。在实践中，这些共产党早就在很多场合朝这方向发展了。更正确地说，这个发展是从法国共产党投票赞成军事预算和从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始的。现在，理论也终于赶上了实践。在这方面，改良主义的各共产党是重复了本世纪初社会民主党人发起的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修正。克里姆林宫在根本上也是与此一致的。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以便谋取几个部长职位？真是一笔好买卖！与此类似的许多做法，早就被斯大林提出过了[2]。

　　苏联官僚集团是否担心，这次欧共与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一体化会走得太远，以及万一欧洲资产阶级与克里姆林宫之间发生冲突，这些大的共产党会断然站在本国资产阶级的阵营中，来反对苏联？很有可能，这些共产党越是从右倾群众中吸收成员，他们与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分歧越小，愿意完成这一飞跃的党的工作人员和官僚就越多（1939年8－9月已经很有一些这样的人，下一次将会更多）。但是，整个来看这些共产党，如果它们与苏联完全决裂，它们将不成其为共产党，这会使他们不可逆转地陷入被社会民主党吞并的过程。由于独立地生存而带来的重要的物质基础，这些党的领导不大可能在社会民主化的进程中走得太远，或与莫斯科完全决裂。因此，目前与莫斯科的关系，对它们来说，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然而，当贝林格、卡里略和马歇大谈“建设社会主义”中的多党制时，当他们号召工会脱离国家控制而独立时，当他们说他们支持推翻资本主义以后工人的罢工权时，以及当他们指责（虽然非常地吞吞吐吐、软弱无力）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违反和侵犯无产阶级民主和基本人权的时候，苏联官僚集团就会恼羞成怒和大惊失色了。仅仅看到欧洲共产主义“向资产阶级投降”的一面，便不能了解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共产党的演化，当前正处在革命前夕的形势之中，而且还受到了工人阶级的压力，这个工人阶级对斯大林主义的罪行已经有所了解，并且决心不惜采取一切必要手段防止这些罪行再次出现。如果把贝林格和卡里略的保证仅仅看作是对资产阶级的让步，就无法了解，在资本主义的欧洲，革命的高潮还包含着巨大的反官僚主义成分。这在1968年5月就已看得出来了。在葡萄牙的革命过程中，这一点非常强烈地表现了出来，在日益兴起的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革命中，它将表现得更加强烈。

　　贝林格、马歇、卡里略和库尼亚尔们并不比勃列日涅夫、胡萨克或卡达尔们更喜欢工人委员会。但是，只要南欧革命正处在兴起阶段，他们对这些委员会的涌现便不能从正面表示反对。他们将被迫采取旁敲侧击的办法，而不是公开进行打击；工人委员会一旦出现，他们将被迫对这些委员会玩弄计谋，而不是取缔它们。而且，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着想，他们所起的这种作用特别具有危险性，因为他们的这些计谋无疑是旨在重新巩固资本主义秩序。但是，在革命高潮时期，为了能够玩弄这些计谋，他们必须付出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代价。正是这一点，播下了官僚集团内部不和的种子，并且反倒伤害了克里姆林宫自己。1976年波兰工人反对物价上涨所采取的行动是一次暂时的成功，它只能使克里姆林宫看到，当前对它在各方面的统治所形成的危险正在增大。

　　现在，为了在自己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做准备，西欧一些共产党的领导人正在捍卫某些民主权利和人权的基本原则，而克里姆林宫却没有把他们象铁托和毛泽东那样革出教门。因此，人们现在可以主张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后，实行多党制、真正的出版自由、以及工人享有罢工的真正权力，而不会被理所当然地扣上“疯狂的反共分子”、“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甚至“希特勒－托洛茨基分子”的帽子。这样，就会立即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一个捷克斯洛伐克、东德、波兰、保加利亚、苏联（或南斯拉夫！）的共产党员也要求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实行这些原则，那会怎么样呢？他或她会不会因为重复了卡里略、贝林格和马歇同志在东柏林会议上曾大声疾呼过的主张，而成为一个“反共分子”、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帮凶”、或是一条“阴险的毒蛇”、一个“反苏鼓动分子”呢？

　　根据来源基本可靠的消息（虽然我们尚未能证实这个文件的真实性），一些在“正常化中”被开除出党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人起草了一封信（虽然据说杜布切克本人不曾签名），并将它分发给东柏林会议的与会者。信中谈到，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有一个“派别”同意其理论在会上占上风的欧洲共产主义者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求停止对他们的镇压，并要求恢复他们的权利，因为他们的政治路线在实际上已经得到了平反！

　　为了摆脱困境，《真理报》实际上删去了欧洲共产主义者发言中一切可能引起争论的段落。然而，东欧其它的官僚集团却不可能采取与莫斯科完全相同的做法。至今还是克里姆林宫的最顽固、最驯服的追随者之一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统治者，当时不得不一字不漏地全文发表贝林格等人的发言。道理很简单，东德的电台和电视台已实况转播了这些讲话，因而千百万群众已经知道了讲话的内容。在重大政治和社会转变关头，现场直接转播的革命潜力再一次得到证实，而这一次是在东欧。

　　这样一来，克里姆林宫就不太担心它对西欧共产党的影响还会进一步削弱。它真正担心的倒是，欧洲共产主义及它所导致的对群众反官僚集团情绪的让步，会影响莫斯科对东欧以及苏联自己的共产党和群众的控制。由东柏林会议而引起的斯大林主义危机的加深，以其特有的方式预示着，在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取得首次胜利后，将有巨大的风暴席卷东欧和苏联，甚而至于席卷中国。

　　人们可能要问，既然欧洲共产主义在其势力范围内将会引起那么多不利的影响，那么克里姆林宫为何最后还要向它让步呢？答复是，如果不让步的话，将更会得不偿失。如果斯大林主义世界再发生一次新的、第三次分裂，并将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共产党公开革出教门，那么，在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就将迸发出更大的离心力。特别是，根据当前西班牙和意大利开始出现的一些重大事件来看，这种革出教门的行动会使莫斯科不能再插足资本主义欧洲的政治生活，并会在帝国主义面前和在苏联以及东欧政治性最强的那部分群众面前削弱它的力量。因此，勃列日涅夫选择了这种在他看来是较小的不幸。

进一步，退两步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当为东柏林会议上欧洲共产主义和多中心论取得的无可争辩的胜利而拍手叫好呢？这样做，就会对这次会议作出片面的、机会主义的评价。

　　首先，贝林格等人在东柏林用低廉的代价换取的极高威信，使他们能够操纵，进而能够背叛西方正在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正在兴起的政治革命。对此，1976年7月5日一期西德《明镜》周刊发表的R·赫夫曼（他仍不失为一个诚实的、敢于进行批评的左派共产党人和一位官僚集团的凶猛反对者）的一篇乐观的评论文章，就是明显的证明。赫夫曼热衷于欧洲共产主义领导人所宣扬的“民主”，并期待着在人民民主国家的反对派共产党人和劳动者中引起无数有利的反响，他未能看到对资产阶级做出的重大让步。作为依附于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必然结果，完全放弃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斗争以及对群众自发组织进行的压制，包含着使社会主义革命在南欧失败的危险。这种失败将会给东欧的工人阶级和持批评态度的共产党人带来灾难性后果，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西欧大的共产党的领导人的思想退却也产生了一种客观上的推动力。这些退却对共产党的干部和积极分子以及工人党员起了消极的作用。整整一代劳动人民先进分子，过去加入这些共产党是因为把它们看作是最富有战斗性的和最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群众党。这一代人将逐渐地被引入歧途，而搞不清群众的民主权利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之间的区别，会把反对官僚集团的独裁以及反对一党制和反对工人委员会的权力混为一谈，也许，还会把一个为了恢复资本主义利润率，而与资产阶级一起组成的联合政府所推行的“紧缩政策”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混为一谈。在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与初期的工人政权组织之间进行决定性较量的时期，这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如1918－1919年在德国或1936－1937年在西班牙共和国所发生的那样）。

　　这一切更加重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他们必须利用欧洲共产主义在斯大林阵营里打开的新缺口，并把它和不懈地为在西欧实行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战略而进行的斗争结合起来。扩大这一缺口，也意味着在欧洲共产主义自己营垒中的无产阶级民主问题上，对其领导人施加压力。

　　象一些伟大的民主主义者那样，在罗马、巴黎、马德里甚至东柏林的大庭广众面前高谈阔论是一回事；在自己真正掌握政权的地方去实现无产阶级民主，则全然是另一回事。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有责任使人们注意到这个矛盾，并利用它为工人阶级服务。

　　那么，这些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不赶快在他们所控制的法国总工会、意大利总工会或（西班牙的）工人委员会在全国和地方上的合作团体中给予人们成立不同派别的权利，还等待什么呢？他们不赶快允许在由全国大会选举出来的，并以工会中的各个组织派别和思想流派的提名和反提名为基础所挑选出来的代表组成的所有工会大会中进行选举，还等待什么呢？他们不赶快在工会中实行出版自由，同时为各种倾向提供公开讨论的讲坛，还等待什么呢？他们是否想一劳永逸地根绝从工会中把革命的少数派开除出去的这种官僚主义的行为？他们不赶快在自己的党内重新实行成立不同派别的权利，还等待什么呢？

　　至于欧洲共产主义者对于苏联官僚集团对工人民主、劳动者的权利和人权所犯下的罪行的职责，他们最初那种小心谨慎的抗议是不能使任何人满意的。西班牙共产党的某些领导人宣称托洛茨基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3]。我们欢呼这种声明，因为它是前进了一步。再前进一步，这些领导人就应该公开谴责苏联国家政治保安局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对安德鲁·宁，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西）的领导人，以及对托洛茨基分子和左派无政府主义者所犯下的罪行。

　　然而，这还不够。西班牙共产党以前的一名党员（或许他现在仍是一名党员？）拉蒙·梅尔卡德尔杀害了伟大的革命家托洛茨基。现在他住在莫斯科，获得了一枚最高苏维埃勋章，写写西班牙内战史消磨时光。（这本历史也许同样是“持批评态度的”，谁知道呢？）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应该要求，将这个罪大恶极的杀人凶手押上由国际工人运动组成的法庭。他们应当要求为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柯夫斯基和一切老布尔什维克公开恢复名誉。他们应当要求在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中自由地出版和发行这些革命家的著作。否则他们许下的社会主义民主的诺言就不会有什么信誉。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东欧那些主张“自由共产主义”的人。看来铁托和乔奥塞斯库现在十分赞赏欧洲共产主义。但是，在南斯拉夫违犯无产阶级民主的事却有增无减。（同样，违犯“自治制度”的事也有增无减——看看在贝尔格莱德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授们所遇到的事吧！）罗马尼亚的国内统治是人民民主国家中镇压最厉害的和最典型的斯大林主义式的。但愿这些先生们言行一致；否则他们对“民主”和“多元化”所做的旦旦信誓会更加令人难以置信。

　　东柏林会议不仅反映了斯大林主义危机的加深，而且还反映了斯大林主义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进一步破产。当国际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危机的时刻，欧洲的共产党却不能够为欧洲和世界工人做出任何指导性的结论。除了一些连资产阶级自己现在都越来越怀疑其作用的新凯恩斯主义的陈腐的诡辩之外，他们是什么也提不出来的。当生产力和阶级冲突的国际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时，这些共产党却以他们日益坚定地倒退到民族主义感到自豪。

　　与这种破产形成对照，第四国际，这个共产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正统继承者，体现了朝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尽管第四国际的力量与我们时代的艰巨任务相比还很薄弱——然而这力量正在迅速成长——，但它仍对欧洲和世界无产阶级指出：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综合危机有助于你们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向着社会主义革命、向着推翻资本的统治、向着实现工人委员会的民主权利、向着建立欧洲和世界的社会主义联邦前进吧！

　　四十年前，托洛茨基写道：“许多事情预示，没有国家政治保安局直接支持的共产国际的解体，将比波拿巴主义[4]集团和整个热月政变官僚主义制度的总崩溃来得更快”（《过渡纲领》）。当铁托重复贝林格的话，说东柏林会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时候，他以自己的方式证实了托洛茨基的预言。在华沙，人们私下里说，在东柏林，斯大林死了第三次，但是，他还没有彻底死亡。而一旦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他将被最终埋葬。

[1] 这次会议实际上是1976年6月27日——7月1日召开的。——作者注

[2] 只须引用一个文件就足够了，即1936年12月21日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写给西班牙首相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一封信：“西班牙革命在许多方面开辟了不同于俄国所走过的道路。这是由不同的社会、历史和地理条件所决定的，是由不同于俄国革命时所面临的国际形势的需要所决定的。比起当年的俄国来，议会道路在西班牙很可能成为更为有效的革命发展的进程。”（参见圣地亚哥·卡里略《“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第177页，商务印书馆。）同样，1951年英国共产党在斯大林的明确赞许下通过了“通向社会主义的英国式的道路”的纲领草案，而这条道路明显地就是议会道路。早在1947年，也是在斯大林的支持下，英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哈里·波立特放弃了在该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作者注

[3] 下面一段文字，是选自前西班牙共产党党员和领导人费尔南多·克劳丁和该党现任执行委员会委员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的对话。这段对话刊登在西班牙《胜利》周刊上（1976年7月3日），标题是《阿斯卡拉特和克劳丁讨论欧洲共产主义》：
　　克劳丁：“不管是由于什么历史上和客观上的原因，官僚主义制度在苏联已经建立起来了。按托洛茨基的说法，一方面存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一方面又存在官僚主义的上层建筑（他把这叫做“畸形的工人国家”），这个上层建筑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但是，托洛茨基后期自己也承认，如果这发展成一种稳定的制度，那么这个官僚阶级就会变成统治阶级。这不是从一个私人所有者团体和国家隶属于这些所有者的意义上讲，而是从这个官僚阶级的成员在国家和党内将发挥的作用来讲，基于这些原因，在我看来，把苏联说成是一个没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制度，并不是机械论。相反，在我看来，如果硬说苏联一方面存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其政治思想的上层建筑又不是社会主义的，那倒是机械论。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为了给苏联制度的性质做出一个最科学的定义，曾研究过和正在讨论的一个重大课题。苏联的制度不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但依我看，也决不能称之为社会主义制度……
　　“你说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西班牙共产党和其它共产党为何坚持主张，不但在过渡时期，而且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可能而且应该存在多党制呢？这是一个策略问题，还是一个适合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各个时期的社会现实所需要的、更为深刻的问题？”
　　阿斯卡拉特：“事实证明，与你相比，我的观点更与托洛茨基的观点一致（笑声）。我并不为此烦恼。托洛茨基是一位伟大的革命者，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尽管他的某些理论，尤其是他晚年的某些理论，证明是有错误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苏联制度所作的批判，绝大部分证明是正确的，他对苏联制度向官僚主义蜕变所进行的批判尤其是如此。用不着对这个还要继续进行研究的论题进行冗长的讨论，我就可以说，苏联制度是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由于它的起点特别低的缘故，由于它出现时的国际条件，由于以斯大林主义为标志的、一系列的重大破坏的缘故，这些破坏使它陷入这种不发达的状态。我同意，在苏联的现实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理想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距离……至于我们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构思，它必须以多党制为基础，既有社会主义政党，又有与社会主义敌对的政党，这些敌对的政党代表了不赞成社会主义的那一部分人，但依我们看来，他们在政治上会失败的，因为拥护社会主义的政党更强大。无论是在马克思的还是在列宁的著作中，都不曾有过社会主义即一党制的观点。——作者注

[4] 波拿巴主义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之一。拿破仑·波拿巴和路易·波拿巴曾在法国建立这种统治形式，故名。其特征是以军阀为首领，以军队、警察、官僚和教会为工具，以“超阶级”、“超党派”为幌子，以顺风转舵、随机应变为方法，实行阶级镇压和民族侵略政策。热月政变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法国新历共和二年热月九日（1794年7月27日）的政变。这次政变推翻雅各宾专政，建立了热月党人的统治。托洛茨基在这里是用波拿巴主义来比拟所谓“斯大林主义”的。——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