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意共与紧缩政策

　　本章提要　　这一章主要是批判意大利共产党1976—1977年提出的经济政策。
　　曼德尔认为，意大利共产党的策略是不惜任何代价，避免劳动群众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正面冲突，防止由于阶级斗争的激化而使意大利资本主义受到目前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影响。因此意共与资产阶级实行全面合作，坚定地支持资产阶级政府的紧缩政策。意共总书记贝林格亲自为这一政策大造舆论。他提出的危机的两个基本原因：通货膨胀和工业化国家向第三世界国家的“资金外流”，完全是从西方流行的资产阶级理论里抄袭来的。
　　意共提出的“增加公共消费”的经济纲领，只能是一纸空文，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凡能实现的都是有利于大资本的利益的。这样的纲领只能妨碍公有成份的发展，“增加公共消费”纲领的本身，也是与紧缩政策相矛盾的。
　　意共认为，造成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之一是工资的增长。因此，为了反对通货膨胀就必须推行压低实际工资收入的政策。曼德尔批评意共这样做，是为了挽救资产阶级国家经济而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使工人运动面临分裂的威胁。
　　曼德尔多次把意共的经济政策同德国社会民主党1913—1919年和法共、意共1944—1947年的政策相比。他认为意共正在重蹈它们的覆辙，这种策略历史上曾多次试行过，但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最后，曼德尔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包括没收一些大公司，并且不付给资本家赔偿金；建立不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工人政府等等。

——译者

　　在所有欧洲共产主义的政党中，意大利共产党在适应“本国”资产阶级的危机时刻的需要方面走得最远，并且在自己的国家里最杰出地扮演着一个危机四伏的资本主义制度拯救者的角色。比较仔细地考察意共在经济政策方面所主张的方针，将有利于揭示整个欧洲共产主义所固有的发展趋势；而这种趋势，在西欧其它大多数国家或在日本、澳大利亚和墨西哥，尚未充分显示出来。

　　此外，这种考察，能够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斗士们，在与本国共产党的斗士们进行的辩论中，提供材料。这样做有助于形成鲜明的对比——使共产党的领导人们十分困窘的对比：一方面，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瑞典以及比利时共产党一直在表面上表示它们坚决反对紧缩政策（虽然还说不上能持续多久）；另一方面，意大利共产党却以蛮横的态度表示它完全接受这同一个紧缩政策。这样的辩论还起着警钟的作用，提醒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使它们能够看清自己处于同意大利工人运动相似的处境之中，除非工会和共产党的斗士们及早警觉和动员起来，有效地反对正在他们各自的国家里酝酿着的类似的转变；除非革命先锋队及早成功地改变工人运动和整个工人阶级内部的力量对比。

借助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危机所作的“解释”

　　意共领导人至少有一个优点：意识形态和政治的一致性。他们的战略目标是非常明确的：不惜任何代价避免劳资之间全面的正面对抗；他们认为，对工人运动来说，这样的对抗只能以失败告终。策略手段也同样明确：防止目前使意大利资本主义受到折磨的严重经济危机与阶级斗争的强化同时发生；最后，全面地实行系统的阶级合作政策。根据这个方案制订的经济方针，就是坚定地支持朱利奥·安德雷奥蒂政府的紧缩政策。

　　然而，要向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与大学生中最有觉悟的、先进的部分推销这项政策，就需要给这整个政策披上一件意识形态的外衣，即从结构上对危机加以解释，并勾画出克服危机的某些途径。这就是意共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在1976—1977年的那个冬天埋头完成的首要任务。

　　为了使意识形态与意共的社会政治方案一致起来，他们毫不迟疑地采取了日益公开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其抛弃的速度，如果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1914—1923年在这方面所采取的谨小慎微的做法（人们对这个历史的先例是记忆犹新的）相比，意共领导人几乎会感到惴惴不安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贝林格所提出的并由意大利共产党大多数主要领导人多次重复的对目前经济危机的解释，或者至少是对这一危机的危急局面的解释，完全是抄袭当前流行于西方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甚至是抄袭其中最不“进步”的流派。

　　贝林格在1976年10月在意共中央委员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该报告刊登在1976年10月19日出版的意共《再生》周刊上），只列举了危机的两个基本原因：通货膨胀和工业化国家向“第三世界”国家的“资金外流”（即原料价格，特别是石油价格的上涨）。贝林格在1977年1月意共召开的知识分子讨论会的闭幕词中，对危机严重的原因加以“解释”时，仅仅归因于与“第三世界”关系的改变。（这个讲话连同1977年1月30日在伦巴底工人党员的一次集会上的讲话，被意共收集在一本小册子里，并且加上了一个动人的标题：《紧缩：改造意大利的机会》。[1]下面的话引自这本书。）在这次对知识分子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

　　“我们决不能忽视这些民族（指‘第三世界’的民族）气势磅礴的崛起的普遍意义。这一崛起已经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并且正在逐步地动摇全部过去和现在的力量均势，不仅是世界范围的力量对比，而且还有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力量对比。正是这一崛起——或者至少主要是这一崛起——的不断深入发展，正在诱发战后资本主义一整个阶段的矛盾，并且在各个国家中导致前所未有的危机状态”（第16页，黑体是作者标示的）。

　　我们姑且不谈那个“前所未有的”危机状态。1929年至1932年的危机比这次危机严重得多。贝林格对这一点未免太健忘了。但是，把经济衰退或其严重性归咎于石油价格的上涨，这完全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公式的学舌（即使拿“气势磅礴的崛起”这样冠冕堂皇的话对民族解放运动加以颂扬，以此掩盖他们的学舌，也无济于事）。这种肤浅得连凯恩斯自己都会不屑一顾的凯恩斯主义，利用的是人们对整个国际资本主义经济领域的无知。石油价格的上涨被说成对帝国主义经济起到了紧缩通货的作用（象贝林格1976年10月对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出的那样，通过“资金外流”）。衰退就是这样产生的。

　　对于这个理论的鼓吹者来说，不幸的是，“资金外流”与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的追加收入总额根本不相等，而是只相当于这个从商品和资本的国际循环中提取的总收入的一小部分，即被石油输出国贮存起来的那部分。这些国家用于在帝国主义国家中购买追加商品的那些额外资金，并没有任何“减少世界需求”的作用。恰恰相反，它们为帝国主义国家输出商品（从而也为生产商品）创造了额外的需求。目前，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的国际收支盈余，在1973、1974和1975年比原来预料的大大降低：1973年为570亿美元，1974年为350亿美元，1975年为340亿美元。这表明，低于帝国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二的年平均增长率；1975年还低于百分之一。石油价格上涨大约不超过全部价格上涨率的百分之一点五至百分之二。可见，要把我们在过去几年中看到的这场如此严重的衰退和通货膨胀“主要”归因于这个微不足道的、次要的因素，是多么困难。

　　而且，还有更深一层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更不用说马克思本人，从来不曾同意过这种理论，即把经济危机完全或主要地归因于总需求的下降——不论是国家的，还是国际的总需求的下降。其实，商品的生产过剩高于需求总量的下降，而且并非产生于需求总量的下降。如果说需求现象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是因为在危机前夕，需求和消费两者虽然都在增长，但并不是以与生产能力相同的比率增长。生产过剩及与此同时的晚期资本主义生产能力过剩的表现形式，在危机爆发前就存在，并且是显而易见的。这些现象在七十年代初期就很明显。关于这些，贝林格只字未提，因为很难把这些现象归咎于所谓第三世界的人民解放斗争。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生产过剩危机不仅是商品生产过剩的危机，它也是在积累危机意义上的资本生产过剩的危机，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和生产能力的过剩，使资本家减少生产投资。这是引起危机的另一个机制。这在六十年代末期和七十年代初期也是显而易见的。贝林格在这里又一次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个可悲的共产党人成了一个拙劣的马克思主义者。

　　贝林格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一个世纪的发展成果；他这样做，并不是无缘无故地或单纯地出于沙龙的客套。“资金外流”的论点旨在为紧缩的不可避免性和“每个人”都必须承受“消费方面的牺牲”提供理论上的辩护[2]。阶级斗争已经从分析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公平地分担牺牲”的陈词滥调，这是过去几十年中每遇类似的情况无数自由派和改良派的蛊惑家们反复喊过的共同口号。

　　为了放弃阶级斗争，为了接受一个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纲领，势必要抛弃马克思主义。必须首先考虑的是关于“全体的利益”和“民族命运”的观念（在上述讲话中，贝林格反复引用这两个词汇）。而这种观念是与十九世纪不列颠博物馆那位名人的陈旧理论格格不入的；因为那种理论主张，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之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利害冲突。既然出于战略和策略考虑，需要让“全体的利益”的观念取胜，那么，马克思主义便可以被抛弃。

　　不久前还正式宣布赞成马克思主义，如今却转而公开抛弃马克思主义；转变如此迅速，这就有可能促使富有战斗精神的党员，甚至大多数基层干部脱离他们的轨道，因此，必须隐瞒其行动计划，掩盖其足迹。这项徒劳无益的任务已经指派给意共经济委员会成员塞尔希奥·赞季罗拉米。他仓促地拼凑了一本书。在该书第一部分中，他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加以概述（虽然是十分扼要的概述）这一壮举。在第二部分中，他发挥了对目前危机的分析以及意共关于如何克服危机的忠告，并且排除了“一般理论”和“具体分析”之间的一切联系。“一般理论”中居核心地位的利润率下降问题，在对目前危机的分析中，甚至根本没有提到[3]。

危机的历史作用和紧缩政策

　　尽管危机归根结蒂是由于平均利润率的下降而产生的，但同时危机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借以准备重新开始积累过程和使利润率重新增长的一种机制。危机的客观作用，是使资本贬值，使资本的总价值减少（最弱小的企业被关闭），从而增加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率。现在在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中都出现了这种利润量和利润率回升的趋势[4]。

　　另一个重要事实是，我们这里所谈的贝林格的一百页的书中，只有一次提到利润（第59页），而且完全是正面的意义。贝林格写道：“我们肯定地说，甚至在根据民主的公众意志发展并受这种意志支配的经济结构中，市场、企业和利润也可能而且必须发挥作用。”这就是他所说的一切。温和得象修女一般。

　　既然贝林格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说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必然要掩盖事实真相，即紧缩政策的主要作用是改变国民收入分配，使其不利于雇佣劳动者，有利于资产阶级[5]。如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进行这种改变，利润率的恢复、生产投资的增加和持久的经济恢复都是不可能的。赫尔穆特·施密特和其他有进取心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至少有坦率的优点。他们大声疾呼：“今天的利润，就是明天的就业职位。”但是，由于贝林格面对着世界上最激进和富有战斗性的一部分工人阶级，他就不能说这样赤裸裸的话。他不得不将背叛无产阶级利益这种不可饶恕的罪孽与伪善以及故弄玄虚这种情有可原的过错混为一体（正如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1918—1923年那样）。

　　之所以要用“经济计划”这样令人捉摸不定的术语，来掩饰接受紧缩政策，也就是增加资本家利润的政策，其原因即在于此。我们下面还要谈到这个“计划”的真正作用；在于今天意大利资本主义的现实中，这决非单纯是一个用语问题。但在考察其经济作用之前，我们先来揭穿其故弄玄虚的作用。

　　贝林格要人们相信，似乎这样的计划能够大大地促进公共消费（公共交通系统、住宅、保健、教育或文化）的增长；能够促进意大利南部大规模的农业现代化；能够吸收特别惹人注目的失业青年参加工作[6]；能够促进科学研究的惊人发展（《再生》周刊，1976年10月19日）。事实上，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

　　一种选择是，“资金外流”（正象贝林格会提出的那样）要求所有这些庞大项目的资金主要由剩余价值支付。这样就将招致新的利润率的下降，从而招致比这次衰落期间及衰落刚结束之后出现更大规模的“投资低落”。

　　另一种选择是，主要由消费方面来支付。这样就意味着实际工资的大幅度下降；即使意共号召这样做，只要工人阶级保持其组织的本质和民主权利，工人就不会接受这个方案。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意共的“方案”对于无产阶级来说，都将导致一场真正的灾难。

　　然而，最可能出现的、也是符合过去几十年中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法国、荷兰和英国）“经济计划”的实际经验的一种结果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资本家对机器和劳动力发号施令的权力和威力的现实，将严格限制“经济计划”的影响和效力。大多数野心勃勃的计划，实质上将是一纸空文。实际上，真正能实现的只有适合大资本利益的那些项目，即能使资本本身的投资得以“成功”和完善，并能提高其利润率（直接地或间接地）的那些项目。让我们重复一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条道路只不过是一条阻碍由“公有成分”艰难地（也是缓慢地和官僚式地，因为这是由资产阶级国家支配的“公有成分”；意共竭力压制在国有化企业实行工人管理）发动起来的全面消除“私有成分”这一过程的道路。

　　由于结构上的原因，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划”不可能不是私人公司，首先是托拉斯和垄断集团活动的附属物。硬说可以出现相反的前景，以此去诱惑工人，这是对他们的欺骗。这是在提示，这种假想中的“混合经济”能够以某种方式奇迹般地使工人从利润和竞争规律中解脱出来，也就是说，这种经济将是在结构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并将在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的作用下发展。这纯粹是幻想，是已经被历史揭穿过千百次的幻想[7]。

意共经济政策的真实内容

　　这是否意味着“经济计划”只不过是一个骗局呢？如果是这样，那就很难理解它为什么接二连三地在帝国主义国家中被采用；也很难理解意共领导现在向本国资产阶级所献的双倍殷勤的含义。

　　贝林格的讲话中，也有强烈的谴责，有时甚至带有感情上的激动。但那不是谴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那不是谴责作为经济发展动力的私人公司的利润。那不是谴责资本主义的积累方式。不是的。谴责的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要求获得耐用消费品并以私人汽车为标志的消费方式。这一指控，是同对意大利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那些陈旧的、落后的、发展不充分的现象的指责，混合在一起的：

　　“紧缩，随着其内容和控制其应用的力量的不同，能够被用来作为加剧经济萧条、政治镇压和社会上始终存在的非正义现象的工具；也能够被用来作为促成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府的严格精简、社会基础的深刻改造和民主的保障与发展的机会”（第44—45页）。在另一处，贝林格宣称：“事实上，我认为显而易见的是，这些目标将有助于加固社会基础，有助于形成一种旨在有组织地反对浪费、特权、寄生现象和浪费资源的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因此，这些目标将体现出必然成为一项名副其实的紧缩政策本质的那些内容。更进一步地说，可以这样认为，非正义的现象和铺张浪费，过去和现在总是在颓废的社会中交织出现，而正义、节省却在上升的社会中手挽手地前进”（第27页）。

　　只要有人在是否赞同我们对贝林格的严肃批判方面表现出犹豫不决，只要有人在诸如“社会基础的改造”或“新的社会发展”之类的模糊公式后面发现了一种社会主义的方案或一种推翻资本主义的方案——即使是以含混不清的、甚至荒谬的方式表达出来——贝林格也决不放过机会，要亲自出面来加以廓清。他所关心的是使资产阶级放心，而且他容不得丝毫模棱两可的态度。下面是他在知识分子讨论会上的报告中的一段话：“我们的倡议，就我们党来说，不是一种宣传或故作姿态之举。它旨在成为一种表示信赖的行为。它还旨在成为一种促成联合的行动。这是一个贡献，它对促进其它政党联合，以便能真正开展工作，并且吸引所有民主的和人民的力量（对于意共来说，这包括意大利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天主教民主党——作者注）共同承担义务。同样地，由于我们方案的性质和目的很单纯，我相信，它不打算也不可能成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纲领。更恰当而具体地说，这个方案应当提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规划。这种经济和社会的特征和新的行使职能的形式，能够赢得所有意大利人的信任和共鸣；虽然他们并不持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但他们强烈要求使他们自己和国家摆脱当前社会基础给我们造成的正义沦丧、曲解误会、荒唐行为与烦恼苦闷”（第24—25页）。

　　意思很清楚。意共说，我们不想立即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的建议，目的不在于实行那样的过渡。然而，既然不存在这种既是资本主义，又非资本主义的社会，既然“混合经济”是一个神话，因此“我们”所要提出的建议（不是以工人能够清楚理解的方式说出来的，虽然资产阶级凭着其丰富得多的政治经验，显然早已理解了），是用一种现代化的、合理化的、竞争性的、扩展性的和有活力的资本主义来代替“不合理的”、陈旧的和荒谬的资本主义；因为在这种资本主义制度下，剩余价值的很大一部分被天主教民主党如此钟爱的“恩赐特权”和“寄生现象”所挥霍浪费。在结构上，它仅仅是这样一种“合理化的”资本主义：工人运动的利益将能得到保障和增加，劳苦大众的生活水平将能在“不可避免的牺牲”（当然是“公平地分担”）的时期之后再次上升。这纯粹是德国工会领袖塔尔诺在1929—1932年的大危机期间提出的古典社会民主党方案的又一个简单的复制品：应该做一个正在受疾病折磨的资本主义的护理医生，因为如果病人不能恢复健康，面饼就不会增大，工人得到的面饼屑就会更少。

　　意共的经济政策能取得资产阶级的信任吗？它有成功的可能性吗？又能，又不能。当然，意大利的大垄断集团对实行紧缩政策不会有反感，因为在工会和以工的积极参与下（也就是说，利用它们的压力），他们可以摆脱从国家统一以来（由于统一是以历史上罕见的方式实现的）、特别是从法西斯统治时期起就使意大利资本主义头痛的许多浪费和奢侈的因素。天主教民主党统治时期，尽管有二十年的经济发展，但几乎没能消除这些因素。这些因素是同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和积累不相容的，而后者乃是资本主义的本性和基本原则。在有利的经济和社会范围内，这个方案甚至能赢得大资本（退化和寄生的部分除外）的普遍赞同，犹如戴高乐建立第五共和国时所制定的计划在法国所得到的赞同一样，因为这二者是大体类似的[8]。

　　但是还有障碍。意共的方案晚出现了二十年。这个方案主要是在世界市场方面，预先假定意大利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是可能的。如今，最大的可能性恰恰相反，那就是，世界贸易增长率的持续减退和国际竞争的加剧；在这种形势下，意大利的资本主义，由于它过去的状况（正如意共代表人物所知道的那样）处于明显的结构上的不利地位。在最好的情况下，单是为了弥补这一不利条件和取得国家目前的竞争地位，就需要在一整个历史时期里付出巨大的投资。要赢得比意大利目前所控制的大得多的世界市场，看来是十足的乌托邦。连意大利资本家们自己也不相信能做到这一点。

　　“现代化”和“合理化”的前景，由此就转化为消费比重在国民收入中持久和长期减少的前景，而国民收入现在只能缓慢地增长。这样一来，或者导致紧张和严重而持久的社会危机，或者导致工人阶级的挫折与士气沮丧，迫使整个工人运动转入低潮。这两个可能的结果都将意味着意共方案的破产。

　　但是，恰恰因为使意大利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方案是在一个特殊的国际环境中出现的，这个方案就包含着另一个大的方面，而这个方面在意共分析中几乎没有提到。由于国际竞争的加剧；还由于在扩张力强而且赢利丰厚的大垄断集团（在意大利，菲亚特和皮雷利是它的典型），与只能依靠经常不断的、日益增多的公共津贴勉强维持的公有或混合公司之间，存在着活动舞台方面的巨大差距；因此，意大利血统的“多国籍国民”的活动、趋向和利益，将日益趋于向国界外扩展。由此可以看出，势将出现一个通过合并或吸收进行国际资本渗透的日益增强的趋势：菲亚特—阿利斯·察尔梅尔斯和皮雷利—邓洛普就是这类例子[9]。由此还可看到，任何资本主义的“国家经济计划”，即任何遵从私有制、利润指令和市场法则的计划，对于这些垄断集团的投资范围、方向和地区所能发挥的影响力，势将越来越小。

　　意共领导人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未从中得出任何战略或策略性的结论）。意共1976年的竞选纲领中，在《怎样克服经济危机》一文中写道：“我们的抉择仍然是接受一个‘开放的’市场制度，即在国际范围内的公开竞争的制度……但是，在反保护主义的选择和实行一项投资政策之间，并不存在矛盾；那样的投资政策的目的在于，要增加经得起价格竞争的意大利工农业产品的生产；而过去一些年来，工农业产品的进口数量却在不断增加，价格不断提高……必须实行一项投资政策，把意大利推向一个工艺上更加高度熟练的境界，以便加强和恢复出口能力”（《团结报》，1976年5月16日）。

　　但是，既然所有帝国主义列强都在设法减少进口和增加出口，总的结果会怎样呢？对意大利来说，这难道不是徒劳的目标吗（仍假定工人阶级没有遭到毁灭性的挫折）？因此，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意大利总工会（意大利最大的工会联合会）领袖，意共领导人之一卢奇亚诺·拉马提出了下面这种可怜的“解决”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的是，不同国家的经济政策的相互依赖与日俱增……因此，我当然要排除那种认为实行闭关自守政策就能使我们达到或接近于充分就业的想法……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在国际集团，包括国际经济集团的范围内行动，以便使西欧各国和先进的资本主义世界懂得，解决意大利的就业问题是关系到每个人的利益的。”[10]

　　这不是会更加陷入陈词滥调并在工人阶级内部散布愚蠢的幻想吗？拉马开头是承认危机非常严重；继而强调资本主义竞争的激烈；最后是承认意大利资本家在这次危机中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他承认这些资本家正在试图减少“劳动费用”以使生产“吃饱”。失业的基本作用不正是为达到这个目标吗[11]？然而，拉马得出这种结论是出于对外国资本家的信任，相信他们会放弃部分世界市场来援助可爱的意大利“解决就业问题”。虽然在资本主义竞争场上，资产阶级通常的做法总是在危机时刻竭力把失业输出到邻国和与之竞争的国家（在这一次的危机中，瑞士、德国以及比、荷、卢三国的资本家又是这样做的，他们将意大利籍的工人遣送回国），拉马却假装相信这些掠夺成性的家伙会突然对恩里科·贝林格开恩，而在危机期间增加他们本国的失业。这种荒谬的分析竟然被看作是共产党人智慧的样板。

　　意共并不总是用一个腔调讲话。这倒是事实。意共的代表人物，不仅在中央委员会中，而且在群众中也发表不同意见。例如，意共右翼的领袖乔治·阿门多拉，1976年10月写了一篇文章（加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标题“一致性与严格”），毫不隐晦地表明了几乎是直接地反对共产主义的工会会员的立场，他说：“当我们说，为了克服危机，工人必须接受必要的牺牲时，把这种牺牲看成是对资本家和政府的‘让步’（象有时做过的那样），或者看成是为了不惜任何代价也要进入政府的所谓共产党人的策略而付出的‘代价’，这些看法是错误的。恰恰相反，如果国家需要用一种与工人利益一致的方式把自己从危机中拉出来，如果青年要找到工作，如果人民的生活状况需要得到改善的话，那末牺牲是必要的……因此，去讨论为改变这种状况而作出的必要牺牲应该要求什么样的补偿，那是不正确的。”（这段话被亨利·韦伯引用于他写的《意大利共产党：欧洲共产主义的渊源》，第68页）。

　　阿门多拉这个“共产党人”兼“马克思主义者”，似乎已经不能预见或理解，这些强加在工人身上的牺牲将为资本家们增加利润，并使资产阶级摆脱危机，而无须为青年找到工作；同时人民的生活状况不会得到改善，反而会更加恶化。

　　而且，轻松地断言在危机期间工人“不可避免地”要在生活水平方面作出牺牲，这不正是最陈腐的资产阶级意识的一部分吗?[12]这些“牺牲”差不多同经济危机本身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它们不是什么“命运”或“铁的法则”造成的。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结果，而这种生产方式既不是“命中注定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永恒的，而是由于特定的社会政治力量对比才得以幸存下来的。换句话说，只要工人阶级相当坚强、觉悟高并紧密团结，就能够推翻它。甚至在这种生产方式的结构中，国民收入在工资和利润之间进行的精细分配，也不是既定不变的，而且也不是机械地由就业程度来确定的。它取决于对立的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就是说，取决于阶级斗争的起伏。

　　如果要向一个还自称为共产党人的人，去提起这些基本的真理，那几乎是羞于说出口的。但是，阿门多拉假装已经忘记：共产党最初的和历史的使命，根本不是要使工人确信危机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它们“必然地”强加于无产阶级的“牺牲”，而是要教育、组织和动员工人不妥协地捍卫他们的利益，准备推翻作为危机和失业的诱发器的资本主义制度，并且恰当地利用这个制度的虚弱和严重危机的时刻以实现这个目的。

　　然而，意共工会领导人特兰亭竭力用完全不同的腔调说话。他肯定地说：“一种可取的方针，必然使制度不可避免地在性质上发生变化。不是变成更合理的资本主义，而是变成过渡性的经济制度。如果集体单位不是通过命令来管理，而是通过群众行动、工人管理的新形式、传统的代议制机构中新的关系和普通群众的民主的新形式来管理……通过以上办法来确定新的投资分配，来确定一项得到现今工会运动支持的恢复政策，那末，人们就不能说那只是调整或资本主义的合理化。我认为，而且意大利资本主义对这一点也十分清楚：这是资本对利润的支配权，这个权力那时也将受到挑战”（同上书，第120页）。

　　又要实行使工人生活水平蒙受牺牲和降低的政策，又要使群众行动达到足以控制资本家的生产与投资的程度；我们姑且不说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特兰亭未曾注意到，如果利润按照工会和工人政党确定的“社会效用”的标准分配，就首先必须生产出这些利润来。也就是说，首先必须有相当多的生产投资和就业机会。目前，资本家并不为“社会效用”或“集体”而投资。他们投资是为了谋取最大限度的私人利润并随意（在财政约束力的范围之内，不过这种约束力已被欺诈舞弊和惯用的偷税漏税所削弱）处置这些利润。如果他们在这方面的抱负和期望没有得到满足，他们就会罢工：拒绝投资。就业程度就会降低。计划的一切美好项目都会化为泡影。而且，由于采取“群众行动”，必将导致社会紧张程度的加剧；更不用说“普通群众的民主的新形式”和工人管理的普及了，它们只能导致同样的结果。

　　也就是说，特兰亭所吹嘘的“过渡性的经济制度”本是象“混合经济”一样的骗局。从来没有人能迫使资本家让工人违反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开动。或者是利润法则——应理解为私人的利润——主宰一切，这时，这个制度就会促进资本的利益，并且（在危机期间和危机之后）损害劳苦大众；或者力求把一套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反的秩序强加于工厂和整个经济，这时，资产阶级就必须被剥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就是说，工厂必须放归国有，利润必须没收，投资的数量和范围必须由集体决定，并且所有必需的物资必须集中起来用于这项计划。决不可能通过“意见一致”来办到这一点。如大家所知，需要的是发动社会主义革命。企图在这两种可能性之间骑墙观望，就会再一次陷入乌托邦。这样就会一下子转入消沉，旺盛的活力也会衰落下去。

“新的消费模式”

　　贝林格为大资本所需要的紧缩政策所作的辩护，有一个核心内容，就是他祈求的“新的消费模式”；这种模式将以公共消费品的消费代替个人消费品的消费。因此，意共领导以略带煽动性的姿态，正竭力从六十年代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的论点中，挑选出（或许是随便地挑选）某些论点。所有这些，在贝林格看来，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再生》周刊，1976年10月19日）。我们这里遇到的，又是一件古典社会民主党论点的几乎纹丝未动的复制品，如“自治社会主义”和“政治报酬”等。

　　一开始就出现了明显的矛盾，暴露出整个方案的欺骗性质：牛肉被列入准备取消的个人消费（显然，个人消费正在“让渡”）的产品之中，因为意大利进口牛肉过多，并且有损于国际收支平衡。由于在货币经济和资本主义所有权的制度下调节消费的仅有的手段，就是收缩，因此，“减少消费”的唯一办法就是提高价格。但是提高价格仅能减少收入微薄者的消费。因此，关于“消费模式”的全部高谈阔论的必然逻辑就是：夺去工人的牛排，而不能阻止资产阶级大吃大喝。（且不去说“公平的定量配给制”，这种配给制在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必然会导致黑市，加重工人和穷人的痛苦，而有利于投机商和资本家。）维护这些不公正行为的“工会主义者”竟无耻地去谴责工人努力捍卫自身利益、反对“社团主义”的这种敲榨勒索。其厚颜无耻，可谓登峰造极了。

　　另一个显著的矛盾是，“公共消费”的发展显然以扩大公共开支为先决条件。可是，贝林格重复资产阶级广为宣传的滥调，多次说到，在意大利公开开销“太多了”[13]，在公共事业方面也要实行“紧缩政策”（第41—42页）。于是就出现了既要减少，同时又要增加公共开支的问题。对此，尴尬的意共经济学家回答说，公共开销必须“合理化”；这意味着“耗资大的”公共开销（军费开支不在此列，因为意共尊重意大利承担的“国际义务”，即尊重北约组织）必须代之以“直接或间接促进经济发展的”公共开销。但是，这只是回避实际问题的遁词：这整个经济纲领是意味着由预算体现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还是减少呢?任何诚实的人都不能否认，纲领意味着增长，甚至是相当大的增长。资产阶级是否准备同意增长，并且为它出钱？怎样才能强迫他们这样做？这个沉重负担的基本部分是否将强加给工人阶级（在意大利，他们已经缴纳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直接税）？工人阶级是否会接受这一方案，而不顾对他们生活水平的灾难性后果？“共产党人的分析”甚至不敢为提出这些问题担风险，更谈不上解决这些问题了。

　　然而，这整个纲领是骗人的废话。从历史上看，在资产阶级社会，给劳苦大众带来一些初步利益的公共事业的发展，总是同生产、收入和资本主义利润的迅速发展时期联系着的。这是一个难以避开的强制力。资产阶级对这种让步感兴趣，是为了突出工人阶级内部改良主义的作用。此外，这种让步的“间接的副产品”通常比直接增加工资更有利于资产阶级。不过，只有在经济形势有利时，资本家才可能作出这些让步。在经济危机和利润率下降的情况下，希望社会事业得到增长，这完全是无根据的幻想。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寻求其增长的唯一的一种公共开销时，用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给资本家公司的补贴，即“国家保证资本家利润”，尤其是保证垄断集团的利润。这很难刺激“新的消费模式”。

　　不错，即使在经济增长缓慢的时期，劳苦大众也能通过直接和激烈的斗争谋取新的社会利益（他们能把这些利益保持多久是另一个问题，如果他们不继续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的话）。法国1936年的总罢工为所有受雇者赢得了带薪的假日，可以说这是一个“改变消费模式”的样板，如果真有那么一个样板的话。然而，正是利用了总罢工和资产阶级中产生的害怕革命的心理，才赢得这个成果。因而，即使国际工人运动在三十年代赢得的最重要的改革，显然也是群众斗争（客观上是属于革命的范围）的副产品。意共却破坏和压制当前意大利进行总罢工的尝试。意共几乎不想运用革命的威胁争得改革。相反地，意共想要做的是，在“共同利益”的旗号下与雇主谈判。我们敢担保，用这种方式，意共永远不可能赢得在轻信者面前炫耀的那种“社会主义消费”的改革。

　　这个政策的最严重的矛盾是，意共也理解到，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消费模式”，显然是与资本主义的逻辑一致的（贝林格，同上书，第26页），即商品的大规模生产和销售的逻辑、谋求私人发财致富的普遍推动力的逻辑；然而，在没有摆脱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意共却轻率地提出改变这个“消费模式”。就其基本的原动力方面来说，贝林格鼓吹的公共事业的“消费模式”，是以满足需求的逻辑为基础的。连盖伯瑞斯（美国经济学家、外交家——译者注）都已经懂得，根据同一个理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消费模式”只能是有限制的。难道贝林格真的相信，以利润为基础的经济能够作为一个基本因素，同一个从根本上否定利润的经济结为一个整体吗？天主教的化体神话与这种神话相比，也只能相形见绌了。

暂拟的资产负债表

　　当所有的空话被揭穿，所有的烟幕被驱散时，剩下的便是一个根本的、直接的要害问题：意共领导人已经偷偷地转向了一个与雇主论点相符合的论点，即：工资增长是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之一，反通货膨胀的斗争是应当优先考虑的，并且这个斗争需要一项压低实际工资的收入政策，使工资不再随着生活费用猛涨而增长。这就是紧缩政策的厚颜无耻的内容[14]。

　　在1976年10月，卢奇亚诺·拉马还在“有力地”驳斥这个论点，尽管他也赞同“自动的”工资增长（不是按物价计酬法而增长，而是随资历增长，以及超法定范围的津贴等等）将违反工人运动的利益这种意见（同上书，第83—90页）。但是，贝林格就蛮横得多了。在对伦巴底的共产主义者工人讲话时，开始他说劳动费用的增长不是通货膨胀的唯一原因（第41页）。然后，他就凶相毕露，接下去说：“我们认为，总的来看，意大利劳动费用动态问题，与欧洲其它国家这类问题相比，应当加以重视和解决了。但是，应当在更符合实际的更广泛的准绳基础上加以解决”（同上书，第42页）[15]。贝林格接着概述了意共建议采取的行动。他说：“从政治和阶级观点看，目前危机中最重要的事实是什么？那就是：资本主义世界及其仍然占据某些（原文如此）要职的老政界人士已经被迫转向我们——转向工人阶级、劳苦大众和共产党人；我们现在已经成为一支促使事态纳入正轨、使经济与国家职能机构正常运转、使整个意大利社会制度具有效能的不可缺少的力量……这显示出某些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真正的新情况。旧的统治阶级和老的政客们再也没有能力把牺牲强加于工人阶级；今天，他们必须求助于我们，而且他们正在求我们”（同上书，第52页）。

　　这起码是相当直率的。资本家再也不能强行削减工人的工资。他们不得不“求”意共和工会领导答应他们。共产党官僚毫不加以思索就俯首听命：“但是，旧的统治集团以谁的名义求助于我们？他们当然不说他们求助于我们挽救资本主义，维护他们的阶级特权。他们说工人的牺牲足以达到整体利益的三个目标：调整国民经济、加速生产回升、维持并扩大就业。对这三个目标我们应当作出什么反应？我们不怀疑：对所有这三个目标，我们都应回答‘是’，但是我们应当立即作出某些补充”（同上书，第53页）。

　　这也就是说，聪明的资本家们为了竭力促使改良主义者背叛工人利益，就声称挽救资本主义制度意味着挽具“国民经济”，而不是挽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贝林格天真地接过这一诱饵。这是资本主义吗？“我们不是叛徒，我们决不搭救它。”可是国民经济呢？这就不同了。如果你们向高尚情操恳求，如果祖国处于危急之中，那我们的回答就是：“提出来，加以考虑”。这是幼稚的，但是也许并不象所有的幼稚的人那么单纯的幼稚。恰恰需要兼有这种天真幼稚、厚颜无耻和蛮横专断的态度，才有可能去劝说那些迷失方向的工人接受这一切，同时让他们期待得到雇主们的恩赐。

　　但是，我们这些表面上天真幼稚的政客们，也不时地装腔作势：“当心，我可不是好惹的。”例如，贝林格说：“如果你们想要达到这些目标，而同时又要保持意大利现行的社会制度及其经济结构和基本思想，那就办不到……今天，只有一个办法能实现整体利益的这三个目标：我们必须抛弃（即使只是逐步地抛弃）过去二十五年来一直支配着意大利事态发展的结构和社会价值……并且，我们必须把某些符合社会主义概念的目标、价值和方法引入意大利的社会和经济之中”（同上书，第53—54页）。

　　资本主义在读完这段话时可能感到神经紧张，不过大约只紧张十五秒钟就足够了。挽救资本主义吗？决不。挽救“国民”经济吗，尽管它是资本主义的？当然可以！但不是在任何旧的借口或意识形态的掩盖之下去那样做。只要你们允许我们把借自“社会主义概念”的发展公共事业、更大的合理性等等价值，逐步地（你们知道，是逐步地，非常缓慢地）引入这个经济之中；在这样的掩盖下去做，我们才会挽救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由于借用了“社会主义的思想”而“焕然一新并得以现代化”。这是过去几十年实际发生的事情的一个不坏的综合。总的来看，这符合卡尔·马克思给股份公司所下的定义：在私有制范围内超越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内超越资本主义。

　　但是，如果我们从神圣的精神准则的天堂进入我们这个备受自私自利与阶级利益折磨的星球的土地上来，那么这项交易的资产负债表究竟是什么样的结算结果呢？根据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官方统计，，意大利的生活费用，1977年1月上涨百分之一点四，2月上涨百分之二点三，3月上涨百分之一点五，4月上涨百分之一点一，四个月合计达百分之六点三（或者说，每年接近百分之二十）。但是，根据物价计酬法而给工人增长的工资，在5月份仅仅是百分之零点六。1977年1—4月由于生活费用上涨给工人的补贴总共不超过百分之三。年收入不足六百万里拉（约合三千五百英镑）的工人，一个月增加的收入为一万四千三百三十四里拉。年收入在六百万到八百万里拉的工人只得到这个金额的一半，即七千多里拉，这意味着一些工人从物价计酬法得到的补贴不足百分之二。换句话说，实际工资事实上开始下降了。

　　而且，《再生》周刊（1977年3月25日）已承认，自1977年2月以来，物价计酬法只能保证那些每月收入三十万里拉左右（即低于工业中的平均工资）的工人维持充分的购买力。法国资产阶级的《费加罗报》对这一情况作了很好的概述：“天主教民主党和意共之间的历史性妥协，在经济方面产生了相应的结果，因为两党已经懂得了听凭通货膨胀长期失去控制的危险。结果是，今年年初，在雇主（工业家联合会）和工会联合会之间达成一项协议。工会作了重大让步，并且如果普通大众愿意接受，工会很可能会走得更远，但事实上大众不愿接受。七天支付薪金的假日被取消了……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一度曾象支薪假日那样不可侵犯的物价计酬法……现在已被修改，其作用减弱了”（1977年5月3日）。这样一来，牺牲是付出了，可是“旧的资本主义结构”并未消失。

　　那么就业问题怎样呢？这是经常用来向最不觉悟的工人为牺牲作辩护的主要论据。1977年第一季度与1976年第一季度相比，就业人数下降了百分之一点一，虽然生产增长了百分之十点九（《新苏黎世报》，1977年5月24日）。购买力受到损害，加上失业，其结果是生产率显著增长。也就是说，存在着相对剩余价值的增长，这意味着利润的增长。就是这样一个资产负债表。它是不是反映了“借用于社会主义概念的价值”呢？或者说，它是不是一张典型的、赤裸裸的和纯粹的资本主义的资产负债表呢？

　　在严重的经济危机期间，为了保护实际工资，工人运动不能满足于单纯防御性的战斗。这是贝林格和拉马的论点的合理内核。如果失业现象扩大并且持续下去，工资终将下降。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到那时将要冒因分裂而削弱的危险：一些工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而准备丧失一部分购买力；而另一部分日益绝望的失业工人，为了不惜任何代价得到工作而准备脱离工会并放弃阶级团结。因此，工人阶级有必要对危机作出全面的回答。

　　这种回答的基本内容应当既包含保持和巩固物价计酬法（为了保护购买力）的要求，又包含有助于实现充分就业的要求：大大减少周工作时数（立即减到35小时）；将可以得到的工作机会在所有劳动群众中进行分配（按小时计算的物价计酬法），并不得减少周工资；没收倒闭的公司，并在工人管理下恢复生产；在工人管理下把基础工业收归国有，并且不付给资本家赔偿费，不转卖给资本家；有工人组织推进经济计划的实行，而经济计划以满足群众需求为中心；在这个结构下建立现代化的公共事业；整个信贷系统集中到一个工人管理下的单一的公共银行之中；工人管理生产和投资；消除财政和银行的秘密；立即建立财产登记制，以反对资本家隐资漏税；建立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决裂的工人政府。

　　这样一个纲领决不可能被天主教民主党或者为任何一部分资产阶级所同意。这是一个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对抗的和不妥协的纲领。这是一个不会导致工人阶级涣散，并且不会导致工人斗争受约束和被分裂的纲领；正相反，这个纲领的实施，需要全面动员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也需要工人阶级的首创精神和日益进步的工人阶级的组织。

　　为了在今天的意大利实现这一纲领，力量对比是否成熟呢？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贝林格—拉马的论点陷入了最明显的矛盾。他们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没落的、病入膏肓的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经济的图景。他们还进而断言，工人阶级已经强大和团结得足以成为当代意大利社会中的决定性力量（贝林格，同上书，第52页）。既然是这样，工人阶级为什么不能坚持用自己的反对资本主义的，即我们已经指出其要点的那种方式，去解脱危机呢？如果工人阶级在客观上能够这样做，为什么贝林格和拉马们拒绝走这条道路呢？大概就是因为他们已经选择了挽救资本主义的道路，因为这个战略的抉择是深深地扎根于欧洲共产主义自身之中吧！

　　所有这些，真的象贝林格所说的那样新颖吗？事实上，贝林格的创新和他的天真一样使人发生错觉。他只是在重复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18—1919年和法国、意大利共产党在1944—1947年所做的事情。这几个时期和今天一样，资本主义已虚弱得不能把牺牲强加于工人。改良主义者挑起了这副担子。他们得到的报答是，他们出完了王牌就被一脚踢开了。这一次，同样的事情将会再次发生，除非工人出来阻止贝林格把正困在死胡同里的意大利资产阶级解救出来。

[1] 恩里科·贝林格：《紧缩：改造意大利的机会》，罗马，1977年。——作者注

[2] “在由经济研究中心起草、去年7月公布的《意大利经济问题的报告》中，我们谈到有必要对国民生产总值中用于消费的部分进行‘重大缩减’，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样做不仅对恢复收支平衡是必要的，对财政投资来说更是如此。”（意共经济学家埃乌杰尼奥·佩季奥发表于意共经济评论刊物《政治与经济》上的文章，1976年9—10月。）——作者注

[3] 塞尔希奥·赞季罗拉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目前的危机》，罗马，1977年4月。——作者注

[4] 我们以澳大利亚为例。1976年，澳大利亚的资本主义利润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三，工资增长了百分之十一点六，生活费用上涨了百分之十五。实际工资下降使得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达到197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作者注

[5] 然而，1977年5月20日出版的意共《再生》周刊发表了关于一次共产党经济学家讨论会的报道。在讨论中，纳波莱奥尼特别强调地说，为了增加生产性就业，即“为了在工业中引起对劳动的需求……我再说一遍，我们必须严肃地解决这些企业的经济状况的问题，特别是要注意劳动费用的问题”。——作者注

[6] 根据1976年2月21日米兰出版的《世界经济》杂志提供的资料，1975年春季，意大利失业工人中有百分之六十二的人不满25岁。在这77万5千名失业青年中，有62万人从未找到过工作。——作者注

[7] 意共领导人故意强调直到现在仍在意大利实施的“经济计划”的可悲的失败。1965—1970年的“计划”曾提出要净增80万个职位；实际上却减少了17万2千个职位。该计划要求使增值后全国的人平均收入与增值后南方的人平均收入之间的差距从百分之二十二减为百分之十五，但实际上该差距却升到了百分之二十四（赞季罗拉米，见前书，第92页）。这个失败应归因于资本主义“计划”的本质所固有的矛盾，因为这种计划与利润、竞争、个人致富和私人利益的需要是分不开的，但是，意共领导人却把失败归罪于中一左派政府的“软弱”与“无能”。——作者注

[8] 意共试图把它的紧缩政策与较长期的方案联系起来，在1977年6月中共委员会经济委员会起草的、由希奥尔希奥·纳波莱塔诺加上前言后予以发表的题为《中期方案草案》的报告中，这种尝试被明确提了出来。关于这一点，请看到维奥·麦丹的文章《意共的中期经济方案》，《国际新闻通讯》，新13期，1977年9月29日。——作者注

[9] 菲亚特在国外的营业额在1973年还只占其全部营业额的百分之四十，现在已超过百分之五十，不久将达到百分之六十（见阿尔图罗·坎内塔：《忠告》第27、28期，1976年8、9月）。——作者注

[10] 卢奇亚诺·拉马：《关于工会问题的谈话》，由马西莫·里瓦编辑，1976年10月号，第101页。——作者注

[11] 这是抛弃马克思的基本论点的又一例子。拉马认为，对资本来说，周期性地重建工业的劳动后备大军，在客观上已无必要。他声称，马克思的论点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思想家”经常提出的一种观点，它很容易被一种相反的论点所取代（同上书，第103—104页）。——作者注

[12] “各方面的蛊惑家们说，我们想强迫工人做出牺牲。这种蛊惑造成的破坏是巨大的。受到破坏的不是我们的党，而是工人阶级。这不仅是因为，不管我们愿意与否，牺牲都是在所难免，而且还因为这些蛊惑家们通过这种宣传掩盖了实质问题……即，这些牺牲或者将由受一项自觉及公正的改革的计划所指引的政治判断来决定，或者将由市场来决定，即由资本主义机制来决定”（阿尔弗雷多·雷克林，见《再生》周刊，1976年12月3日）。——作者注

[13] 实际上，根据欧洲经济委员会的统计资料，1975年意大利国民生产总值中，国家开支部分相当于百分之四十二，而比利时为百分之四十四点二，英国为百分之四十六，西德为百分之四十八，爱尔兰为百分之五十三点一，荷兰为百分之五十五点三。只有法国的比例略低一些（百分之四十一）。——作者注

[14] 增加工资引起通货膨胀的理论与这种论点有密切关系，即认为如果“要净化国民经济”，实际工资势必要下降。这个理论如今已被某些共产党经济学家心甘情愿地接受，例如埃齐奥·塔朗泰利（详见他写的文章《物价计酬法与通货膨胀》），他完全接受了资产阶级对物价计酬法的攻击，认为这种计酬法加重了通货膨胀。他这篇文章发表在《政治与经济》1976年9—10月号上，这篇文章还采用了李嘉图的理论，认为工资的增加和利润率的下降有着直接和紧密的联系。这就摒弃了马克思在对李嘉图的批判中所揭示的事实，即在这二者之间还有资本的有机构成起着作用。新李嘉图派经济理论家和剑桥学派及皮埃罗·斯拉法合在一起，已使意共深受其影响，并给捍卫工人利益带来了灾难性的实际后果，因为它作为虚伪的理论，正在为资产阶级发起的、把危机归罪于工会的攻势辩护。——作者注

[15] 贝林格一次也没有提到垄断集团的责任，没有提到他们为自己利益服务的价格政策、银行与金融活动也是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虽然在赞季罗拉米那本书的第一部分中，对这些因素给予了一些重视。——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