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1986）
一、基本的历史背景
归根究底，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对应的是在十五至十六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某些地区的出现。这些地区包括意大利北部与中部地区、尼德兰、英格兰、法国部分地区、德意志、波西米亚和加泰罗尼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催生了崭新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形态逐渐确立了对人类各个活动领域的统治。它建立在资产阶级（同时也是拥有巨额金钱的人）对主要的生产手段与生活资料（工具、土地、食物）的私人所有权上。资本家使用一部分资本去购买无产阶级（另一个社会阶级）的劳动力；（新生的）无产阶级由于不再如从前那样能够获取足够的生产资料来自给自足，因此不得不出售自身的劳动能力。资本与劳动力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它伴随着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即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商品化。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西欧（上述地区）仍然处于封建社会时就产生的。封建社会的解体，经历了一段错综复杂的漫长过渡阶段——从十三世纪持续到十六世纪，在有些地区甚至持续到十八世纪及其后。人们通常以“半封建”来命名社会形态的这种混合阶段。它建立在小商品生产的基础上，使用自有生产资料的农民与手工业者是主要的生产者，是自由生产者（这与中世纪农奴不同）。只有当这些自由生产者的生产资料与对土地的自由使用权被逐渐剥夺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方才产生。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初是以商品化农场、村舍工业和制造业工场的形式出现的。在第一种形式中，一些生产者（农民）的生产资料（土地、耕牛、农具）被剥夺，被迫为从事商品化经营的农场主打工，当农业工人或佣人；在第二种形式中，生产者的生产资料也遭受剥夺，但他们拿到资本主义商人的订单而在家里生产；在第三种形式中，被剥夺的生产者已经大量地集中在同一个工作场所里。农民、商人、工厂主以及他们雇佣的工人对食物、衣服、工具以及其它消费品的商品需求，开始促使国内市场的形成。
值得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原始形式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尚未巩固，遑论占统治地位了。在这个历史阶段，资产阶级尚未在任何地方成功地夺取到政权——在尼德兰北部或是少数像日内瓦这样的城市除外。但即使如此，在这些地区，也是由银行家与大商人掌握政权。这些人是资产阶级中贵族气息最浓的群体。
国家机器仍是半封建性质的（时常采用绝对君主制）。贵族和教士仍握有特权，但与资产阶级相比，这些属于封建社会的阶级越来越贫穷，日渐趋于灭亡。最为重要的事实是，在劳动者中工人阶级占比很低，绝大部分劳动者是农民——无论是自由农民（小商品生产者）还是依然部分地受制于农奴制残骸的农民。
到了十八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开展之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方才巩固起来，并最终广为推行。之后它凭借以机器化生产为基础的工厂制度，扩展到了全世界。只有理解这一点，我们方可系统地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从而充分地把握它的发展规律（它内在的辩证法）。
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工厂基础的机器化生产，起源于十三世纪以来传统手工业与工业生产工具的缓慢更新（水磨、农业与畜牧业的技术更新、矿冶技术，等等）。这一更新过程最终使作为新能源的蒸汽动力被应用到生产领域。蒸汽动力的使用离不开十六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进步，而在商品生产与流通中，自然科学成果得到了越来越迅速的应用。
航海技术与造船科学的突破性发展，是应用科学最为瞩目的成果之一，这使得16世纪从欧洲前往非洲南部与东部、亚洲和美洲的地理大发现与掠夺性远征成为可能（例如：在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并且引发了国际贸易的巨大扩展。销售殖民地产品的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市场出现了，粮食市场与制造品市场先后覆盖了整个欧洲。而世界市场亦反过来刺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
但是，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加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最终亦影响到了城市民众（无论是新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还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前身）的生活方式、活动与思维方式，也至少在一些国家影响到了部分农村人口。
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是人的生活方式的僵化稳定性。每个个体“都有他/她的生活身份”，并且“保持了自己出身时的地位”。农奴的孩子依然是农奴。贵族的孩子要么仍是贵族，要么跻身于教士阶层。手工业者的孩子长大后将继承父业。作为宗教意识形态的天主教同样是僵化的，它得到了经院哲学的辩护，给极端等级化的社会蒙上合理性的、公正性的面纱。
当然，封建社会并不是绝对僵化的。与技术一样，在欧洲封建社会（尤其是在13世纪），思想与社会批判出现了重大的突破。哲学出现了一些新进展；例如，伊斯兰教的“伊本·西那左派”（Avicennian left）在向唯物主义靠拢。国际贸易的扩展刺激了智力活动（例如簿记！），培育了理性主义思想。然而，特别是在15世纪（当时，封建社会发生系统性危机），这些进展都是缓慢的、矛盾的，始终无法摆脱宗教（宗教裁判所的建立）与蒙昧主义的控制。
从16世纪起，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由于城市人口的日常生活与观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思想与文化氛围也在变化。过去，人们认为世上存在着永恒不变的秩序；如今，人们感觉到一切都在变化。怀疑、对“既有价值”的挑战、对所谓“神圣律法”与人类风俗的批判性审视，这一切都越来越普遍。自然科学的发展、批判性思考的拓展、对教士不当举止、特权与腐败的反抗，使宗教教义最早成为修正的对象。因此，准无神论的人文主义、宗教改革（路德主义、安立甘宗、加尔文主义、清教主义）和理性主义—自然主义哲学（伽利略、笛卡尔、斯宾诺莎）相互促进。
归根究底，这些思想运动表达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背景下，新兴的城市阶级与农村阶级的愿望。这些阶级包括：资产阶级、充当政府职员与思想倡导者的小资产阶级（教师、博学家、艺术家）、独立手工艺人、半无产者（仅在一年当中的部分时间从事工资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农民。从这些阶级身上，我们或多或少可以分别看到这些新宗教与哲学思潮的影子。
思想斗争基本上采取的是宗教的形式。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中，宗教是支配性的意识形态，它深深地渗透到了各个社会阶级的教育与日常生活中。不过，思想斗争亦是真正的阶级斗争，因为一些宗教冲突往往会演变为内战甚至真正的革命。这些革命以重大的社会政治斗争收场：15世纪波西米亚的胡斯派起义；16世纪的德国的农民战争、尼德兰革命、根特起义、与再洗礼派有关的明斯特公社（the Commune of Munster）；16-17世纪的法国宗教战争；最后是1640-1688年的英国革命。
由于16-17世纪资产阶级相对而言的弱点，上述运动只取得了有限的胜利。它们通常以失败收尾。紧接着宗教改革的，是在耶稣会的领导下在意大利、西班牙、尼德兰南部、奥地利与德意志的一些地方取得重大胜利的反宗教改革运动。在政治领域，是绝对主义君主制而非资产阶级共和国站稳了脚跟。中世纪的许多产物继续保留了下来：农奴制、专断的司法程序，包括宗教裁判与刑讯逼供、审查制度、罗列了“煽动性”出版物的《禁书目录》。伽利略被迫公开宣称放弃自己的信仰，并且“承认”自己在主张与《圣经》说法对立的“日心说”时犯了错误。
在世界各地，进步往往与倒退如影随形。欧洲的殖民扩张造成了美洲土著的灭绝。商业资本主义组织起了奴隶贸易，摧毁了非洲，并且用数以百万计的奴隶（而非自由雇佣劳动力）在美洲建立了种植园、矿场与制造业工场。
只有到18世纪下半叶工业资本主义来临时，对进步的期望与公众的乐观主义才开始传播出去。在资产阶级及其思想代言人的领导下，半封建秩序的残余经常遭到挑战、攻击与嘲笑。对绝对主义君主制的攻击演变为对其背后的社会秩序的全面批判，进而让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在变革习惯、思想与所谓“公序良俗”方面取得的胜利，最终促成了18世纪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1776年美国革命和1789年法国革命。在随后的19世纪早期，在欧洲其它地区与拉丁美洲也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在不同的国家取得了程度各异的成果。
这些革命也是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当中广泛传播的新思潮的最终产物。这种新思潮认为：人类能够决定自身的命运，人类的前途不取决于神圣的天命或是一些永恒的命运。启蒙运动的“时代精神”，充分地体现为对人类理性的信心，相信理性是人类解放的驱动力。“时代精神”在自然科学与技术方面占了上风以后，又接着在对国家制度的批判、在哲学与文学领域、在政治斗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资产阶级和君主、贵族与教士之间的势力对比发生了剧烈的倒转，因而上述解放性的推动力在18世纪两次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壮大，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更为明显。资本主义社会的扩张与资产阶级革命带来的经济与政治进步，具有含糊与矛盾的性质。资本主义不仅意味着知识、财富与人权的巨大拓展，它还带来了剥夺、非正义、压迫以及对人权的否定。社会的贫富分化是任何社会观察者、以其保守主义表现著称的一些作家（例如巴尔扎克）和保守主义思想家公认的。伴随着这一思想认识的是新的社会实践：工人—手工业者、半无产者（法国“无套裤汉”、英国“掘地派”）与无产者对抗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尽管在过去，整个“第三等级”曾经和君主制、贵族与上层贵族作斗争，但如今“第四等级”逐渐从“第三等级”中独立出来，并转而与之相对抗。这一阶级斗争逐步成为了政治与社会领域的主流。
绝对主义君主制的衰落与群众革命运动的出现，让各种被压迫阶层能够表达自身的诉求（经常借助于对民主原则进行更为激进的解读）。个人之间的平等被延伸为两性之间的平等。因此，在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中，出现了《妇女与公民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and Citizen）。平等不该容忍种姓歧视或种族歧视，因而出现了犹太人的解放、废奴运动、普选权的普及。最终，人们开始关注民族平等与民族自决权，从而出现了民族民主运动（尤其是在爱尔兰、意大利与德意志）。
新的经济现实与阶级政治实践，也产生了新的科学问题与新思想。解放是否应当只让 “公民”受惠，即仅实现司法与政治方面的人权呢，还是应当让生产者、被压迫者、“经济人（或‘经济女人’）”也受惠呢？因此，在启蒙运动末期，社会问题即经济解放的问题仍悬而未决，因此产生了作为一种思潮与一种现实运动的、旨在实现经济解放的社会主义运动。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到机器与近代工厂的诞生，从新兴无产阶级开始集中在工厂到早期的无产阶级斗争，从殖民地民众反抗新兴的资本主义剥削方式到激进独立运动的出现（拉丁美洲、爱尔兰，等等），从（在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步入高潮时）革命者不再仅是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场作斗争到革命者开始代表新兴无产阶级的利益提出社会主义目标，从激进资产阶级的理性主义占上风到它被批判性的、清晰明了的社会科学所扬弃（这些社会科学开始着手揭示历史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秩序”背后的所有发展动力，不愿受到半封建秩序的束缚；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秩序”是指阶级分化的社会、私有财产），这些进步与历史背景是马克思主义得以诞生的前提。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希望回到某些“美好年代”（即无阶级社会）的思想，它的历史远比工业资本主义的历史要久远。事实上，社会主义与阶级社会的历史一样久远。在古希腊诗歌与柏拉图哲学、在希伯来先知与早期天主教会神父的著作中、在古代中国与伊斯兰教许多思想家的著述中，我们都能依稀看到社会主义的影子。这种古老的思想现象在中世纪及15世纪以后的伟大思想运动中日益普遍。欧洲探险家与殖民者在相对平等的社会中的所见所闻，也推动了这种现象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无疑继承了这一古老的、令人向往的理想传统，继承了穷苦的受压迫者与被剥削者的解放斗争。马克思主义关注这些人的困惑、不满、切身诉求与反抗。然而归根到底，要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必须关注18世纪的新兴事物，并且关注与马克思主义密切相关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巩固（归功于工业革命）：从事工资劳动的无产者以阶级的形式确切无疑地登上了历史舞台，新的社会对立造就了对“社会问题”（资本主义与雇佣劳动）的激进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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