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 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
第四章 管理与利润的实现：
资产阶级官僚的成长
1. 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
革命的资产阶级在其通往历史性统治的上升过程中，基本上攫取了专制主义国家机器，将其重新塑造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1〕它能够这样做，因为它有信心凭借财富和经济权力将其意志加诸国家。它必须这样做，因为其阶级统治不可能、也从来不会仅仅依靠经济强制这个重要武器。
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安全性，需要人口中并非资本家的大多数接受经济上的强制，这在正常条件下也许是可能的，但是群众会不断起来反抗那些隶属、剥削和压迫条件。即便这种反抗还是潜在的，为了应对这些反抗，解雇、失业以及饥饿的威胁就不够了。[2]这些手段甚至会刺激群众起来行动。
为了减少这些风险，或者在爆炸性时刻应对得当，资产阶级既需要压迫机构——“不加掩饰的暴力机器”，也需要对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特别是以挣工资为生的无产阶级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机构。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国家就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中起着重要作用，舍此资本积累便无从进行。此外，尽管剩余价值是资本的唯一源泉并且本质上是从生产过程中生产出来的，但是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还是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资本的本性在于，它只能以许多资本的形式，即以私有制和竞争的形式生存。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没有任何私人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能在重要的经济活动领域代表资本家阶级的一般利益。在政治领域这一情形更加明显。
“理想的”或“总的”资本家只能是一个非资本家，它不能直接从事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确保资本主义生产和利润实现的一般条件这个任务——譬如，运作良好的货币制度、有效的财税体制——必须从资产阶级手里转移给一个特殊机构，即国家。否则，利润实现就不可能在最优条件下、甚至不可能在令人满意的条件下进行。
出于特定的历史原因，现代资本主义尚在其商业及手工制造业阶段，就是在彼此竞争的民族国家以及由它们联合形成的帝国内部发展出来的，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时代就更是如此。到了19世纪末，国民市场仍然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框架。尽管国际贸易、不平等交换、掠夺别的国家(特别是中南美洲、非洲和亚洲)在西方及后来日本的资本积累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基本上是与国民市场相适应的。[3]在整个过渡时期，至少在主要国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事实上一直低于一国市场的吸收能力。革命的资产阶级必须通过斗争以克服加诸自由贸易的前资本主义障碍，同时又须保护自己以免于国外产品的“过度”侵入。
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具有促进社会一体化的功能。除了这种政治上的考量外，资产阶级巩固民族国家的斗争意味着竞争转移到国际战场、转移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来了。资产阶级国家不仅需要警察、神甫和教师以致力于维护私有财产，还需要军队这样更特殊的机构。个别资本家、甚至整个资产阶级会为此缴出某些主权和一部分收人。
应予明确的是，接受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器绝非唯一的传统。[4]年轻的资产阶级在自治方一面相当有经验，〔5〕并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表现出对国家极不信任。甚至有一股自由意志论或半自由意志论思潮在让－雅克·卢梭那里发展到顶峰，它在许多方面堪称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劳动者自我组织和自治的思想的直接先驱。[6]
然而，一旦由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组成的“第四等级”开始与市民阶级一同壮大，并将自我能动性和自治付诸实践时，[7]资本家们就越来越避免过分地反对“专制主义”。“法律和秩序”如今必须不惜代价地予以实现，而没有一个专制主义国家，这是不可能的。在一段长时期里，统治阶级内部实际斗争的核心，便是应该从利润当中汲取多少税收以应国家所需。议会制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真正起源就在这里。
随着群众性劳工运动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进人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国家变得日益强大，并且消耗的金钱越来越多。美国的联邦税收在1880——1881年间占GNP的1.3%，1930－1931年间占3.3%，1960－1961年间占18.1%。在澳大利亚，税收总额从1902－1903年间占GNP的4.2%，攀升至1932－1933年间的8.6%以及1960－1961年间的17.1%。如表3所示，税收增长快于生产和国民收人增长的趋势一直在持续。
与此相应，资产阶级划分为打算支付这一成本与不打算支付这一成本的两个集团，或者说在商业、货币、社会和国际政策的抉择与平衡上产生分化，而每一种政策抉择和平衡所要求的财税资源具有不同规模，这一财税资源的分配方式也是不同的。不过，不管这种分歧严重到何种程度，扣除了转移性支付(即通过国家预算或准国家预算所转移的收人)的政府支出在1960－年间急剧增长：譬如，在英国从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20.1%上升到38%，在瑞典则由25%上升至28.9%。1990年，在经过十多年意识形态的鼓吹和蛊惑人心的神秘化之后，经合组织七个最大的成员国的政府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39%。[8]
表3
总税收在GNP中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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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 |
198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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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德 |
30.8 |
3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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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
29.8 |
3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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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
23.6 |
3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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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
21.7 |
3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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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
19.2 |
3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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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 |
24.0 |
4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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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 |
26.3 |
4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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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 |
25.5 |
49.9 |
资料来源：Eva
Etzioni-Halavy，Bureaucracy
and Democracy，
London 1983，
p.119.
晚近资本主义的确是国家势力强大的资本主义，所有国家职能都得以强化。尤为特别的是，行政部门的增长与立法和司法部门的增长完全不成比例。这种现象是晚近资本主义对变化着的阶级力量关系的反应，阶级力量关系的这种变化源自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发展，以及工人运动对议会、市政当局和其他机构的渗透。[9]埃鲁尔甚至断言：“事实上，政治家再也不用真正进行决策了：决策自动地形成于预备好的技术性劳动。”〔10〕
晚近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运动变得越强大，由经济危机或大罢工产生政治剧变甚至革命形势的危险就越大，资产阶级国家就越必须发展出危机管理的新职能。〔11〕社会立法便是可能采用的一种预防性手段，还可以采取国家干预经济的管理形式以减少经济波动幅度。〔12〕此外，晚近资本主义还会采用镇压手段，如冻结工资或限制工会的自由及其罢工权利。可是，采取每一种形式都意味着要有一个更强大的政府行政部门。必须有越来越多的公务员起草并实施各种不同的法律、条令、预算、货币规则、产业和基础设施政策等等。[13]所有这些东西都要提交给政府，提交给议会的机会越来越少，即便提交给议会，后者也十有八九乐得作为橡皮图章予以认可。这正像一句名言所说的那样：部长们和议员们有来有去，高级公务员和警察则还在位子上。[14]
埃兹奥尼－哈勒维从富尔顿委员会关于英国行政机构的报告(1968年)中摘引了一段饶有意味的评论：
“由于解决复杂问题需要长时期的准备，所以行政机构必须具有远见；依据其所累积的知识和经验，这一机构必须在制订出什么是未来的需要以及如何满足这些需要方面展现出首创性。行政机构如今肩负重要的责任，因为议会甚至政府常常不能胜任这些任务。”〔15〕
倘若有人说：“资产阶级国家具有一种变得越来越强大的趋势”，那么他所指的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僚的增长。没有第二个趋势，第一个趋势是不可能的；两者其实基本上是一回事。
20世纪后期，我们所拥有的不是几百、而是成千上万的国家工作人员；而一些大国则有好几百万国家工作人员。中央政府雇员占每千万人口的比例，在美国由1821年的0.7％和1901－1902年间的3.1％，上升至1920-1921年间的5.3％、1941年的11%和1970-1971年间的14％；在英国，则由1901-1902年间的1.4％上升至1920-1921年间的2.6％，1939-1940年间的3.4%和1968年的8.6％。
正如我们在表4中所看到的那样，公共部门雇员人数的增长给予人的印象更加深刻。
表4二战以来美国公共部门雇员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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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 |
政府/非政府比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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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
5,791,000 |
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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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
7,104,000 |
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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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
8,046,000 |
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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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
9,388,000 |
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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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
11,867,000 |
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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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
13,333,000 |
0.16 |
|
1977 |
15,019,000 |
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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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
16,197,000 |
0.16 |
资料来源：Marshall
W. Meyer，William
Stevenson，Stephen
Webster，Limits
to Bureaucratic Growth，
New York 1985，p.36.
这种官僚制的结构反映了(但非完全复制)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等级制。在收人、非货币收益、积累资本以及融入资产阶级的机会上，低层、中层和高层资本主义官僚彼此迥异。官僚从各个社会阶层得到补充。〔16〕不过，资本主义国家机构并不会再生产出资产阶级社会的两极：官僚当中没有永久贫困化的阶层，也没有隐藏的亿万富翁。〔17〕
为了确保不同的官僚阶层融于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着特殊机制以使官僚尊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这个问题上，同苏联社会的官僚制一样，一种职能最终会带有社会的或意识形态的烙印。监狱长是管理监狱的官员；倘若纵容犯人逃跑或偷偷释放犯人的话，狱吏就不会成为监狱长，监狱长也休想成为司法部的高级公务员。狂热的和平主义者也不可能成为军队的司令官。这个选拔过程的具体机制虽然不同于筛选高层政治家或资本主义企业经理的机制，〔18〕但是二者是十分相似的。
在较低的职位上，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尊奉在日常工作中不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那样有效。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和价值体系的日益深沉的总危机在此表现出来。对于那些打破缄默、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正的电视台管理人员、教师、大学教授、教会领导人、航空管理人员乃至交通警察来说，不可能有安全的地方。面对镇压的威胁，他们是否依然坚定，是否能保住饭碗，取决于诸多条件。但是，只要资本(也就是金钱)统治着社会，这些人便不可能在其职业中占据多数。特定的职能创造出特定的器官。这一器官仍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其任务在于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利润实现的一般条件的再生产。
2. 准国家官僚的增长
19世纪后期以来，在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通过立法减轻了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最为深重的困苦。这与资产阶级所推动的一系列具有预防性质的社会改良一道，导致一个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地、在长期内则是显著地增长：这便是准国家官僚阶层。在许多国家，它与国家机器本身一样庞大，若非更加庞大的话。
同国家官僚相比，准国家官僚的阶级性质较难确定。准国家官僚有一部分来自工人官僚——最明显的例子是比利时、阿根廷等国由工会建立和控制的疾病保险组织，包括医院。与两次大战期间某些国家工会对失业救济品的实际垄断相似，这些机构大大拓宽了工人官僚的物质－财政基础，加强了工人官僚对于工会成员的支配及其权力。
工人官僚的增长不仅在客观上，而且在意识形态意义上都是一个矛盾的过程。这一点在住房和运输的社会改良上尤为清晰可见，这类改良统称为“市政社会主义”。一方面，通过这种改良，非资本主义的、具有社会主义导向的社会组织形式、价值体系和思想得以确立。在捐赠共享(体恤弱者)的趋势中真正的对立出现在需要与利润之间、团结和慷慨与利己主义和贪婪之间，而不是出现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我们为那些一叶障目，对这一明显事实视而不见的人而惋惜。两个欧洲城市——波洛哥那和雅典——的公共交通在清晨上班时间改为免费搭乘，这一改革是向着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社会主义分配方式(即需要满足的方式)的突进。这一突进与行业工会的斗争相比也向前迈了一步。因为一般而言，这些工会仅关心那些最精壮、工资最高的雇佣工人，而我们所讨论的这一类改良则是为所有人设计的。
可是，如果说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纯属僭妄，那么在一个城市或一个生产合作社建设社会主义更属匪夷所思。工人医院、合作社抑或由社会主义者执政的城市，其管理通过无数渠道与资产阶级社会制度、与剩余价值生产和利润实现缠绕在一起。所有的管理都要有金钱方能运作。从阶级的观点看，钱越多管理才会越有绩效，才能确保向劳动者提供更高品质的服务。
在许多国家，准国家官僚经手的金钱数额十分庞大。以法国为例，其社会保险结构所管理的资金量竟等于全国的预算(1989年几乎达到2500亿美元)。这为腐败创造出巨大的温床。最近美国披露，健康保险支出有10%建立在欺诈性诉求的基础上。[19]每一个保险案例应该根据真正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标准来判断是有利于还是有害于患者的健康。
所有这些金钱必定有一个来源，要么最终由工人自己支付——在其他情形相同时，这意味着某些需要得到满足，而其他需要未曾满足，两者彼此抵消。倘若这些钱来自剩余价值，即来自对于资本家收入或财富的课税，那么在此情形下，不仅在资本和劳动之间，而且在资产阶级不同阶层之间，按照支付意愿、支付能力和逃税习惯的差异，存在着旷日持久的纷争。[20]
在这种斗争中，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关系强有力地维护着自身。即便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取得重大收获，部分工人阶级也仍然会由于同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必然联系而遭到削弱、遇到挫折、偏离其最初的目标。
免费医疗制度会因私有药业垄断或半垄断而遭劫掠。满足人民需要这一准则会由于一味地追求利润、不负责任的药品广告而在无形中遭到破坏。这些广告刺激起来的过度消费对于患者的健康是有害的。服务的品质会因国家预算不足、国家雇员薪俸过低、公众所受教育和得到的信息不足而下降。在经济萧条时期——这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周期性特征——会大大削减开支。房地产投机商会伺机劝诱医院管理者把土地廉价出售给私有者。
上述所有考虑绝没有贬低社会改良的进步性及其发展，但是这的确意味着社会改良的局限。倘若这类机构继续发展下去并出现官僚化的趋势，那么这并非是出于规模的原因或者需要大量的管理人员。这些准国家官僚机构必须完成许多讨价还价的任务，并为以下双方居间仲裁：受益者与利益分派者、利益分派者与资金提供者、中央政府与市政管理当局、官僚机构的捍卫者与反对者、对滥用职权的不公正及反民主行为提出批评的人与无条件地袒护管理高层的人。
产生于工人运动的社会福利机构所面临的矛盾，更加适用于由资产阶级国家本身所创造的福利机构。这些准国家官僚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紧密地融为一体，始终铭记着国家机器的等级制结构，但是，要想把“纯粹的资产阶级的”官僚与“纯粹的工人”官僚区别开来是错误的。在20世纪，随着强大的工人运动成为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和某些依附性国家的结构性特征——反动的专制阶段除外——工人官僚与资产阶级准国家官僚业已深刻地相互渗透。
促使准国家官僚增长的另一项因素，是公共经济部门的增长，这些公共部门由国家或市政所拥有。恩格斯曾明确地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但是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可能更准确些，这种现象同样并不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二战以来，在许多依附性国家，帝国主义施加着强大压力，而民族资产阶级至少一开始尚属软弱，发展公共部门是经济“起飞”的唯一手段。
公共部门的官僚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社会福利部门及产生于工人运动本身的社会机构勾结在一起。这种普遍官僚化的趋势影响到工人运动，特别是其政党(首先是社会民主党，其次是社会民主党化的共产党)。
群众性工人政党和工会原先为工人运动本身产生的官僚(其中包括国家机构中的民选代表)所统治，现在，主宰这些改良主义政党的官僚有越来越多的人是来自国家行政部门的高级公务员、社会福利机构以及公共部门的官僚，并彼此融合在一起。在社会来源和世界观上的转变，使政党与工会的联系日益松弛，破坏了政党与工会成员在直接物质利益上的一致性。为此，工会越来越趋于维护自身的独立性，甚至与政党酿成公开的冲突。〔21〕
改良主义的群众性政党走向官僚化蜕变，其第三个阶段始于70年代中期，当时主要来自“信息”部门的资本主义企业界人士日益向党内渗透，而许多改良主义官僚也摇身一变成为该部门的经理(若非成为私有业主的话)。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西德的专家治国论者D.罗韦德尔，此人曾担任社会民主党工业及能源部长(1966－1972年)；1980年后任濒临破产的钢铁企业赫施公司的执行董事，他通过大量裁员等措施使这个企业转亏为赢；1990年，他又成为联邦德国的所谓的信托局主席，负责管理6000家国有企业的财产并为私有化作准备。〔22〕
在资本主义国家市政、国家、准国家及公共部门的管理者成为改良主义官僚的主导阶层，这对左翼政党领导层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市政”社会主义与良好的市政管理之间划上了等号；“福利”社会主义与“公共部门”社会主义其含义亦复如此。由此产生了“行政管理社会主义”的概念和战略，并以此作为赢得选举和长期成功的基础。“要赢得选举，我们只能证明自己是比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即比资产阶级)更为胜任的管理者。”——这成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新信条。“行政管理社会主义”的含义事实上就是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更有效率的管理。
在此，整个过程反动的一面、甚至赤裸裸的倒退盖过了其进步的一面。准国家官僚时常与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利益直接相冲突，对服务于人民无动于衷。他们败坏了社会福利和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理念的声誉。至少对部分工人而言这一理念表现为由铺张浪费的官僚机构组成的高高在上的王国，与追逐利润的私人公司并无根本的差别。
将社会福利机构转移到地方和市政手中也不解决问题。这样做虽然使这些机构更贴近于公众，但是同样会大量增加行政管理岗位，使这一体制的成本更加昂贵、官员充斥。以上种种缺陷可以通过公民委员会兼职参与机构管理或者由工人控制公共部门得以弥补。我们没有忘记，这些缺陷并未消洱廉价或免费提供的社会福利为大多数劳动者带来的诸多好处。尽管如此，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框架内，这些进步并不能抵消官僚化及其对工人阶级意识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单纯靠社会主义宣传也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良策。
改良主义政党日益落入准国家官僚之手，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还有更恶劣的影响，即为“共识政治”提供了社会基础，而这一社会基础自然会为自身的存在辩护；在西欧，尤其在二战以后，出现了制度化的阶级合作的趋势。[23]行政管理的社会主义变成了管理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主义”。与1929－1932年经济危机时塔尔瑙的著名格言相反(“我们必须像资本主义病床旁的医生那样去行动”[24])，如今人们愿意在持久的基础上管理一个健康的“资本主义”经济，尽管为此必须以某些(越来越少的)改良作为交换条件。
在现实中，这种管理意识形态日益孽生出与资产阶级政党毫无二致的阶级政策——看看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的社会民主党政府为增加利润量和利润率所采取的紧缩政策吧。
在一个更高的历史层面上，在改良主义官僚政治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倒退中，有两个并行不悖的基本过程，一方面是“工资社会化”的日益发展，它意味着单个工人直接以货币形式得到的工资日渐减少，更多的是在患病、上学、失业、致残或退休时所得到的工资。这种社会化的工资或“间接”工资当然同属劳动力商品“社会必要”平均价格的一部分。然而，在社会福利机构中，“独立的”技术官僚甚至雇主代表占据了大量职位，又意味着工人群众至少对自己的一部分工资的分配和计算失却了控制。间接工资的计算是十分复杂的，它建立在无数法律、条令和规章的基础上，个别工人面对这些繁文褥节茫然无措，从而加强了这些官僚为自身存在而辩护的意识；就像苏联社会的官僚以“保密的需要”为自己辩护一样。争取更大的公开性并大大简化社会保障立法，是当下资本主义国家反官僚斗争中的一项基本内容。[25]
一部分工资的“社会化”反映了成熟的晚近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群众性工人运动在阶级力量关系中影响的增强，以及社会立法在国家事务中起到愈加显著的作用，直接税和间接税的税负当中相对更大的份额落在工人阶级而非资本家的身上。工资社会化并未引起国民收人当中剩余价值的重新分配即转化为工资。真正的再分配发生于工人阶级内部，某些集团付出代价(烟酒嗜好者、驾车者、无子女家庭等等)，而另一些集团得益。与此同时，国家及准国家的上层官僚管理并控制着大量货币——他们与某些隐蔽的资产阶级集团沆瀣一气，这一切成为层出不穷的丑闻、腐败和公款私用现象的源泉。[26]
另一方面，还存在着工会国家化的长期趋势，工人运动转化为完全隶属于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家的冒牌货。这种趋势的根源在于，资本在赢利性下降、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历史性危机更趋尖锐时，在工厂和全社会加紧了对于劳动的控制。这一趋势在帝国主义国家反动的独裁时期表现出来，在第三世界显得尤为强大。这一趋势逐渐地得以普遍确立，甚至出现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条件下。[27]诚然，这一趋势会在不同程度上由于工会战斗性的周期性高涨而被抵消。即使在独裁条件下(比如智利的皮诺切特政权)，在工会战斗性的衰落时期，国家控制的“黄色工会”有时也能像真正的工会那样新生。
尽管如此，但是工资的“社会化”和工会的国家化都是现实历史趋势，工人运动原先已经取得的对于生活条件的自主控制权由此而逐步丧失。准国家官僚机构成为将这种控制权移交给资本的强大动力。与此同时，这些机构中的工人官僚也转化成为资产阶级国家官僚的一部分。
3.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官僚的悲剧性错误判断
在列宁、罗莎·卢森堡、托洛茨基和葛兰西这些革命左派之外，古典社会民主党头脑最清晰的理论家，特别是奥托·鲍威尔和鲁道夫·希法亭，至少在其最激进的青年时期，对于上述基本趋势具有一种直觉。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曾是列宁《帝国主义论》的主要灵感源泉之一。1909年，希法亭在这篇巨著中得出了如下卓越结论：
“金融资本，在它的完成形态上，意味着经济的或政治的权力在资本寡头手上达到完成的最高阶段。它完成了资本巨头的独裁统治。同时，它使一国民族资本支配者的独裁统治同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利益越来越不相容，使国内的资本统治同受金融资本剥削的并起来斗争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越来越不相容。在这些敌对的利益的暴力冲突中，金融巨头的独裁统治将最终转化为无产阶级专政”。[28]
在德国和国际社会民主党关于“群众性罢工”的争论中，希法亭的立场距卢森堡较近，而距考茨基较远。早在1900年，即在俄国1905年革命之前，他就预言式地宣称：“如果社会主义(也就是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可能的话，那么总罢工便一定是可能的，因为总罢工是无产阶级掌握的唯一的权力工具。”〔29〕他的中左意识在1918年11月德国革命时达到顶点，当时他写道：
“我们坚信，社会主义的时刻到来了。存亡攸关的问题是什么？首先是捍卫革命果实。……在这一捍卫中，所有工人要团结起来，永远团结下去。但是要捍卫革命果实就必需推动革命继续发展。我们的权利是一切革命的权利。……我们的权利和所有从前的权利(法律)一样是无可置疑的，革命创造的形势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30]
此后两个月，诺斯克血腥地镇压了柏林斯巴达克团的工人；谋害了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列奥·乔吉歇斯、卡尔·埃斯纳和胡果·哈瑟；国民议会选举产生了由社会民主党右翼和资产阶级“中派”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工厂代表在1918年获得的权利遭到被夺；工人委员会事实上被取消。所有这一切揭露了中左立场所包含的幻觉。
1920年，希法亭在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哈勒大会上，与季诺维也夫进行了著名的辩论，他反对该党加入共产国际。此时他仍然主张，德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条件与政治条件都已经成熟，一切取决于德国工人阶级行动的统一性。他反对季诺维也夫把改良主义者领导的工会称做黄色工会，这显然是正确的。[31]他甚至维护在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限制阶级敌人民主权利的思想。然而，不到三年，他又出任了再度统一起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资产阶级各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的内阁部长。在1927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基尔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他就社会民主主义共识政治作了经典阐述：对于建立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议会制(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国家持积极态度。
同样没过多久，这一分析中所包含的幻想也暴露无遗。就任联合政府财政部长的希法亭参与策划的经济政策，致使工资大幅度削减、群众大量失业。工人阶级统一行动的著名倡导者此时顽固地拒绝与德国共产党统一行动，因而与德共的斯大林主义领导人一起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负有责任。
第三帝国成立后，希法亭又短暂地转向更为激进的立场：恢复民主需要革命社会主义。[32]但是不久，他进入了一个绝望的阶段，他宣布一个将使东西方人民遭受奴役的新极权主义国家经济取得了胜利。[33]最后，法国的贝当政权把他引渡给纳粹，在布亨瓦尔德集中营他被纳粹杀害。
希法亭的悲剧性演变，其理论根源在于过分坚持国家的独立性，以及不了解资产阶级国家官僚的阶级性质。在这方面，他受到考茨基的影响。考茨基在对德国社民党戈利茨纲领的评论中写道：“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国家和纯粹无产阶级国家这两个时代之间，是从前者向后者的过渡期。在这个政治上的过渡阶段，一般采取联合政府的形式。”甚至以“民主方式”建立起来的“纯粹”资产阶级的政府或社会民主党的政府，也只有靠容忍对方方能运转——这显然是对任何可能存在的“共识”政治的预先辩护!〔34〕
有了1934年2月的经历，对于考茨基的观点几乎没有必要予以反驳了。他认为他的奥地利朋友“掌握着”军队，而且他对国家形式、政府和国家的阶级性质混淆不辨。考茨基的主要错误在于，他为约束工人的自主行动和自我组织(包括以社会主义为名镇压罢工)作了系统的辩护。
考茨基为庞大的官僚集团存在的必要性公开辩护，完全预示了斯大林主义及后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他把国家行政权力的独立性以及决策权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看成是文明和历史进步的主要成就之一，看成是劳动分工带来的巨大优越性。[35]反对这样一种“仲裁人”作用的工人据称代表的是狭隘的工团利益，是与代表着“全社会集体利益”的机关相对立的。[36]资产阶级和官僚意识形态的融合在为社会不平等所作的辩护中达到了顶点。〔37〕
这种论证丝毫未曾把握到“国家行政机关”的阶级性质。与实际阶级利益不同的官僚阶层的自主性被抬高到信条的地步，而历史证据绝大多数是指向反面的，考茨基则完全置此于不顾。
青年希法亭无论是在《金融资本》当中，还是在1918－1921年间的著述中，尚未持有这种观点，但是他在再度加入社会民主党之后，把这些观点统统接受了过来，而且与考茨基相比，他以远为复杂的方式发展了这些观点。希法亭对于议会选举制中阶级力量的关系与国家机器的存在不加区分，在他看来，政党制度(也就是议会制民主)业已成为“每一个现代国家的基本要素。……因此，所有政党都是国家的必要组成部分，恰如政府和行政机关一样。”[38]不应忘记，希法亭写下这几行字时，社会主义者面前已经有了墨索里尼的例证!
这种理论错误的政治后果是悲剧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对于纳粹崛起的主要反应，是希望并吁请国家机器对法西斯主义的野蛮和“目无法津”加以干涉。在社会极度紧张、濒临内战的形势下，军队、警察和公务员中的高级官员之所以不可避免地与大企业联合起来反对工人，这不仅仅因为他们的阶级出身、利益和偏见，而且是与其职能相适应的世界观所决定的。警官的职能是维护“法律和秩序”，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也就是维护那些维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和秩序。军官的职责是以武器保卫“祖国”(也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托洛茨基曾就此写道：
“多数军官的情绪以更为集中的形式反映了该国统治阶级的情绪。……法西斯主义给军官们以很深的印象，因为法西斯主义的口号是坚定的，并且法西斯主义准备以手枪和机枪来解决棘手的问题。……我们有一些关于法西斯主义的社团和军队之间的联系的报告，这种联系不仅以活跃的军官、而且以预备役军人为媒介。”[39]
在德国，上述阶层甘愿与纳粹结盟而不捍卫工人运动的民主权利，这一点完全被社会民主党忽略了。一连串的打击，包括冯·帕朋的暴动，遇到的是退让或不战而降。这就为希特勒打开了未经有组织的抵抗而窃取政权的道路。〔40〕
理论错误和政治投降的结合，其最终表现是希法亭宣称，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成就在于成功地阻止了国家机器和纳粹之间的联合。1933年1月，希法亭在德国社民党杂志《社会》上发表社论文章鼓吹这种观点；就在同一个月，兴登堡邀请希特勒就任总理。
希法亭的国家理论还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概念：由政治斗争决定的工资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实际工资水平和消费品价格据说取决于政治力量关系、特别是议会选举的结果[41]（希法亭确曾提及议会外的阶级斗争，但是这在由政治斗争决定的工资概念中不起作用)。在新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当中，价值规律不再起着根本的、长期的作用。高度集中的企业和愈发强大的国家之间日益相互渗透。他甚至认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事实上意味着以社会主义计划生产原则代替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原则。”[42]
这样一来，合乎逻辑的结论便是，一个由国家统治的经济制度，既然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主要运动规律和内在矛盾悬置起来，便不复是资本主义。而且，一旦‘“国家的统治”与专制主义相融合，民主自由便立遭毁灭，雇佣工人也转化为国家奴隶，完全不能再为自我解放或社会主义而斗争了。[43]在这里，个人的悲剧代之以所谓的人类的历史性悲剧。
奥托·鲍威尔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考，其初始的立场与1918－1919年的希法亭的立场相似，尽管当时他在政治上比希法亭右一些。鲍威尔援用了两个“客观性”论点来解释工人阶级何以在奥地利不能夺取政权。首先，尽管革命在维也纳和其他某些市镇是可能的，但是工人阶级在全国其他地区尚属少数，而且一个社会主义政府会被切断与农村的联系和食品供应；其次，奥地利和德国一样，依赖于食品和原材料的进口，英美两国可能利用其制海权实施饥饿封锁，而英美工人阶级并没有准备好阻止这一局面的发生。这就是说，由于奥地利内部的经济条件和西方的政治条件尚未成熟，所以革命是不可能的。
不过，1920年后，这种在国家政权问题上的宿命论态度发生了转折，鲍威尔变得远较希法亭左倾。他认为，社会民主党应该争取议会多数，并且也能做到这一点，利用这一多数，社民党可以获得国家政权。然而，应该看到，恰恰由于社民党取得议会多数，所以资产阶级会转而越来越强烈地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机构。[44] 1926年，由鲍威尔起草的林茨纲领明确表示，倘若发生反革命政变，那么社会民主党就会打算实施无产阶级专政。而且，社会民主党应该把自己和工人阶级武装起来，以备不测事件。在1918年，疲弱不堪的军队和工人自卫队之间出现了武装均势，资产阶级曾被迫接受了这一局面。[45]
可是，一旦到了情势危急之际，鲍威尔的激进立场根本不能见诸行动。正如他所预见的那样，资产阶级在1927年挑起了拖延既久的“冬季暴动”。在维也纳，工人们应之以自发的群众起义。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市政府对起义工人进行了镇压，几十人惨遭杀戮。工人自卫队被迫调离，而不是开进城市保卫手无寸铁的起义者。
此后资产阶级加强了镇压，全面拆毁了工人在1918－1919年间及以后占领的阵地，这时工人们自感受骗太深，茫然无措。社会主义的所有希望都维系在选举结果上。为了粉饰自己对资产阶级的退让，奥托·鲍威尔宣称他把国家从内战中拯救了出来。1934年2月，内战在对工人阶级最不利的条件下爆发了，此时主动权完全落在了敌人的手里。为了掩盖责任，鲍威尔试图让工人为这场失败负责，他认为群众性罢工已经被夺了工人的战斗力。[46]可是，他全然忘记了下列事实：工人们在1927年曾经准备要战斗，1934年遭到失败的大罢工若在1927年会取得成功，他应该承担在现实阶级斗争高潮时曾阻挠工人战斗的主要责任。和希法亭一样，他在理论上的洞见代之以下述幻想——国家机器不敢以行动与有组织的工人运动进行力量对抗。
4. 第三世界的官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以消弭殖民主义造成的困苦，在整个一系列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对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而言，重要的是必须因势利导将这股压力纳入资产阶级社会的轨道内，而不使之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就像在中国那样。可是，无论帝国主义抑或本土的统治阶级(要么具有半封建半资本主义性质，要么具有资本主义性质)，既不能也不愿大规模地全面推进工业化。在这种情势下，国家——要么像阿根廷、印度、墨西哥、巴西、南韩那样由资本家阶级统治，要么像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那样由小资产阶级统治——推动了大规模的产业资本原始积累；这一过程在不同程度上与帝国主义共生或暂时与之对抗。
这种原始积累过程使国家官僚和准国家官僚得以大量扩张，而且，军队中的官僚也往往在长期内起到重要作用——最为显著的例证是1964年政变后的印尼。
第三世界的官僚制基本上重复了欧洲诸国专制主义帝制曾经发挥过的促进产业发展的历史职能。鉴于现代技术的性质和现代：工业的庞大规模，国家控制的资本与18世纪和19世纪相比其数量大得多。出于同样原因，与欧洲历史相比，“市民社会”当中官僚的数量也相应的更多并且影响也更大。
不过，以上两者之间广泛存在的相似性仍需予以强调。在所有第三世界社会当中，货币仍居于统治地位——即便纳赛尔的埃及也是如此，尽管埃及当时进行了由小资产阶级领导的形式最为先进的“国有化”。货币居于统治地位，意味着在长期内私人货币资本的积累是政治—经济舞台上所有有权有势的人的基本动力，掠夺国库和百姓便成为巨大财富的源泉。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特鲁吉罗家族、菲律宾的马科斯家族、尼加拉瓜的索莫查家族、扎伊尔的蒙伯托家族。富中之富大概要属伊朗的巴列维家族了。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石油酋长们、文莱苏丹(据称全球第二大富有家族)的财富则是一种特例，在这些地方，国家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国库与统治者家族的私有财产之间没有真正的界线。
不过，第三世界官僚的兴起，并不只是产生了一小撮腐败的统治阶层(包括军队在内)。[47]国家的过度膨胀及其对于现代经济生活中主导部门的控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就像积敛私人资本是高层官僚的普遍内在动力一样。只要资产阶级社会和货币财富仍居于统治地位，那么由其他政治力量取代最腐败的集团就不会改变这种发展态势，阿亚图拉·霍梅尼之后的伊朗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真正制约第三世界官僚普遍增长的是资本积累本身的长期逻辑。通过盗窃公共资源和腐败而实现的私人资本积累一旦逾过某一限度，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将提上日程，国有部门的比重就将渐次缩减。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压力也在同一方向上起着作用。一个新的“权力集团”形成了，并把“一国”私人垄断集团、国家官僚(包括军队)和国际资本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巴西便是这一趋势最为清晰的例证。
第三世界官僚的改组或重新分层是这一过程不可避免的特征。某些高层官僚成为极度富有的私人资本家，其他人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官僚。对中低层次的官僚而言，其生活水准的相对优势会逐渐消失，甚至绝对下降，逐步与“白领工人”趋同，正如帝国主义国家的情形一样。
50年代初阿根廷的皮隆主义政权达到顶峰，自那时以来，所有上述现象业已成为包括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在内的无数次争论的对象。这些争论不同程度地从马克思主义汲取到了灵感。特别是60－70年代的“依附论争论”集中讨论了下述问题：国际帝国主义的存在以及第三世界的依附性，是否构成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和工业化的绝对障碍。依附论最激进的阐释者当属劳尔·马里奥·马里尼和安德列·冈德·弗兰克，他们将整个第三世界统治阶级的特征概括为“流氓资产阶级”。
历史现已基本上解决了这一问题。毫无疑问，若干前半殖民地国家业已转变为半工业化的依附性国家。[48]当然，今天属于这一范畴的第三世界国家相对来说仅仅是少数，而且对于这些少数第三世界国家而言，技术和金融(信用)上的依附甚至较已往更为严重。但是，马克思主义直至20世纪中叶始终沿用的半殖民地概念，其含义显然已不再适用于巴西、南韩、台湾地区甚至印度。这些地方民族资本的积累进程已不再受外国资本的宰制、不再隶属于帝国主义的利益。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必须强调国家官僚集团的作用。他们经常与传统意义上的私人资本家发生冲突，但是他们自身的资产阶级性质在国有部门的下述职能中清晰地展现出来：国有部门是“新兴”私人资本主义部门的长期推动者和资助者。
5. 大型资本主义企业的官僚
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运动规律之一，导致庞大的私人企业作为主要组织形式而出现。在“古典”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些企业是在一国基础上形成的。在晚近资本主义阶段，庞大的私人企业一般而言发展为多国公司和跨国公司。
大规模的工、商、金融企业出于协调、中介、监督和控制的需要，必然形成大规模的内部机构。[49]单个企业家或小型董事会必须将权力委托于他人以便管理这样庞大的组织。管理职能在不同部门之间进行划分，每一部门都有着自身的等级结构，部门之间的协调又另需用于信息交流的工具。文件无休止地累积，文件处理也需大量员工，这些员工又有其自身的等级结构。
这种趋势集中表现在与严格界定的产业“生产工人”不同的“白领”尤其是行政管理人员的持续增长上面(见表5)，尽管其他现象诸如直接生产过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需考虑在内。
表5
美国制造业生产工人和行政管理人员
|
|
生产工人 |
行政管理人员 |
行政管理人员/生产工人比率* |
|
1947年 |
11,918,000 |
14,294,000 |
0.20 |
|
1954年 |
12,372,000 |
15,645,000 |
0.26 |
|
1958年 |
11,907,000 |
15,381,000 |
0.29 |
|
1963年 |
12,232,000 |
16,235,000 |
0.33 |
|
1967年 |
13,957,000 |
18,496,000 |
0.32 |
|
1972年 |
13,528,000 |
19,500,000 |
0.41 |
|
1977年 |
13,691,000 |
19,500,000 |
0.42 |
|
1983年 |
12,241,000 |
18,166,000 |
0.48 |
*行政管理人员/生产工人比率系纯粹管理人员（并非全部白领)与生产工人之比
资料来源：Meyer，Stevenson与Webster，p.37.
私有企业官僚的特征恰如国家官僚一样，是其经济上的混合性质。其构成既不包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资本所有者，也不包括向最终消费者和别的企业提供产品及服务的直接生产者。私有企业官僚在经济活动的这两极之间起中介职能。他们最关心的是保住职位并得到晋升——这样一种动机迥异于具有竞争意识的企业家或生产工人的动机，因为后者是在为剩余价值的大小而相互斗争。难怪人们发明了“办公室政治”一词来描述这类特殊的官僚之间的“竞争”，[50]而且，大公司最有野心的官僚也无须因担心被辞退而过分卖力地工作。
私人企业官僚的增长与股份公司及其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联系在一起的吗？[51]在我们看来，这个观点似乎是可质疑的。在法律上具私人性质的企业其官僚化的程度与所谓的公共企业的官僚化程度并无二致。比法律形式更具决定性的，在于大企业需要一些特殊机构，以便执行原先可能是所有者或一小批高级经理所执行的职能。职能倍增的必要性导致权力下放。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官僚理论(对此我们将在第五章予以详细讨论)最为突出的缺点在于，在他看来私人大公司内部官僚的增长源于国家调节经济的影响和压力。这种看法显然不适用于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这样的老牌垄断企业，它们在重大经济立法和国家实施干预以前就已经存在了。与此类似的是，尽管在瑞典国家干预的程度较瑞士更强，但是在雀巢、齐巴－盖吉这样的瑞士公司与沃尔沃、阿希和SKF这样的瑞典公司之间，在内部的官僚化程度上并没有差别。
事实上，私人企业内部官僚的增长是与企业扩张的规模密切相联系的，与此同时，还与“科学管理”和“科学劳动组织”，即与泰勒和古利克的实验方法和意识形态的出现相联系。
饶有意味的是，当伍德罗·威尔逊还是一位政治学者的时候，这位未来的美国总统就曾试图将商业管理的原则应用于公共管理。我们的确应该把冯·米塞斯的定理颠倒一下。至少在美国，在新政以前、1950年以后，公共行政管理的成长是为了使自身像商业那样更有效率、更节约成本，而非如米塞斯所称，源于国家调节经济所产生的影响。
在国家官僚和私人企业官僚的发展中，存在着重要的相关领域。在成熟的晚近资本主义当中，国家作用的增强与税赋的增长是携手并行的。一部分税负落在企业头上。财税法律不仅更加严格，而且日益复杂。簿记和会计除了用于记录成本和利润这一原始功能外，还日益用于偷税漏税。私人企业官僚制的各种附属机构，包括法律顾问，正是着眼于这一目的而发展起来的。
另一方面，私有企业官僚的增长，与实际生产过程密切相联系。私有企业的官僚有些并不在办公室而是在车间里，或者在办公室与车间之间，这便是“产业官僚”，它包括所有从事监督劳动的人员。这些人与传统意义上的工头不同，并非直接与生产相联系，其任务是对车间工人实施严格的控制。[52]他们在一家传统型工厂(特别是采用流水线的工厂)中的数目比一般估计的要多得多。
这种职能在私人企业官僚的增长趋势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被许多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官僚制批评者大大低估了。与这种监督职能密切相联的是对直接生产者进行等级控制的需要。这一控制，正如我们反复论证的那样，不仅是资本主义劳动组织的核心，而且是斯大林主义劳动组织的核心。科学管理的“发明人”泰勒，在讨论这种管理等级制时讲得清清楚楚。这一控制的整个目的是尽可能使工人服从，办法是把经过精确界定和测量的任务下达给工人，以减少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自主性。
30年后，适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加强美国的战备为借口，要对富有战斗精神的工厂代表在车间里的影响进行限制。斯大林主义的工会成员积极地参与策划了这一决策。全美战时劳工委员会的代表哈里·舒尔曼就此明白无误地写道：
“在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经济中，都必须由具有权威的责任者负责运营企业。……这一权威体现在监督当中。之所以必须如此，是因为监督是生产责任的体现，而责任需辅之以权威。”[53]
又过了20年，由于数控机床的出现，产生了工业半自动化的趋势，这是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头一个阶段。这一趋势背后的动机，是金属制造业的企业经理(资本家)企图破除工人机械师的权力。大卫·F·诺贝尔在其不同凡响的著作《生产力》中提出了这一见解：
“万用机床仍是金属加工的心脏，在此，尽管有工程师的努力和科学管理，机械师仍然是主要的。
“机床自动化的最终任务在于如何使机床自行工作(即在没有劳动参与的情况下，根据预先确定的管理指令自动地工作。”[54]
诺贝尔还提出了一个更具普遍性的观点：
“事实上，‘不带成见的专家’其工作成果常遭冷眼，他的工作为‘技术环境’、文化习惯、职业考虑、求知热情、制度激励以及相关发展的影响所约束——徨论项目经理及其助手的执行计划书了。
“简言之，‘经济可行性’及‘技术可行性’的概念完全不像我们的意识形态遗产所理解的那样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或技术范畴，而是政治和文化范畴。”[55]
这与马克斯·韦伯关于“技术约束”的公理相去何以道里计，但是这种观点却是对资产阶级社会实际运作方式的更加现实的描绘。
6. “世界的官僚化”？
正是在这一情境中，出现了各种关于“经理阶层”的理论，按照这些理论，经理阶层具有与苏联社会的官僚十分相似的等级制结构、共同的思想方式甚至“阶级意识”。诸如伯恩海姆以及某种程度上加尔布雷思这样的作者据此近乎得出结论，整个世界正在经历着官僚化。[56]可是，经验材料提供了相反的证明。私人企业的官僚从来没有足够的凝聚力使自身像资本家阶级或工人阶级那样作为一种集体的社会力量来行动。与其共同利益相比，官僚内部的竞争更起作用。着眼于美国的官僚制，H.考夫曼写道：
“联邦官僚体制当中汇集了各种经常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的对立的利益，许多利益之间彼此抑制进而相互抵消。结果，官僚取得决定性权力的障碍之一便是其他的官僚。”[57]
上述现象不仅适用于资产阶级国家官僚，从总体上看更适用于私人企业内部的官僚。后者作为总体事实上仅存在于统计之中，并没有具体的社会存在，因而与社会学无关。其原因基本上在于私人企业官僚在经济上依附于资本，同时这也反映了私有企业官僚与资产阶级社会一般结构的相互联系。
私有企业内部的官僚是以等级制方式组织起来的，其中每个等级在社会地位和世界观上有融于不同社会阶级的趋势。力图融于资本家阶级的高级经理与大资产阶级之间不会酿就“阶级战争”。中等官僚一般而言趋向与中产阶级相混合。在不同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存在不同障碍且发展程度不一致，但是低等官僚——他们事实上是白领雇员——趋于组织成工会，并向有组织的工人运动靠拢汇，私人企业内的“白领”工人的数量迅猛增长，并且恰恰是他们在克服个人之间的竞争和名利欲等主要障碍。当白领工人的工资与个人处境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弱，并越来越密切地与劳动力市场的一般条件维系在一起时，从直接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组织工会便产生了明显的吸引力。
梅耶、斯蒂文森和韦伯斯特在他们的开创性著作《官僚制增长的限度》中，令人信服地证明，官僚制会产生出迅速增长的“次生官僚”，后者不能适应于变化中的环境，而原生的官僚结构则会失去对它的控制。[58]在这方面，这三位作者本来还可以加上下面这一点：在私有企业官僚与资产阶级国家官僚和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官僚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这一差异源自各自的职能性质。
私有企业的官僚必须执行利润实现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职能，任何有碍于这一职能的次生官僚机构的有害增长都会逐步被裁减：踌躇满志的经理如若不能兑现诺言，便会遭到解雇。
无论是西方、东方，还是南方，其国家官僚都有所不同。自然，国家官僚的增长也会有某种限度。整个国家官僚阶层会给经济造成日益严重的负担，带来“杀鸡取蛋”的后果，即引起财政崩绩，甚至(尤其在后资本主义社会)危及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过，由于国家官僚和私人企业官僚相比，其职能之界定不那么清晰，因而要想抑制次生官僚机构的增长或者削减整个官僚体制，乃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7. 直接配置资源与利润最大化的相悖逻辑
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出现一个作为统治阶级的经理阶层，还有其更深层的原因。国家官僚和私人企业官僚的利益不能凌驾于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之上，否则后者的经济及社会权力便会打上问号。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官僚执行其经济职能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与资本家经营企业是完全不同的。两者不能相提并论，前者必须隶属于后者，否则资本本身就会消亡。[59]
资本主义社会的官僚其资金来源于资源的预先直接配置。这种配置方式是一种采办制度。每一年或每几年的开始，国家、市政或公司的预算拨出一笔固定金额充作官僚的薪金和经费，以维持或增加官僚数量。这样做时不存在削减成本的动机，与资本主义企业恰恰相反。预算执行期终结时，支出若还低于预算规定的水平，官僚们便会找出理由把能花的都花掉。个中动机在于维持甚至增加预算成本，利润则置之度外，更不必说为利润而降低成本了。
这种支出的逻辑本质上是非资本主义的，自然只存在于官僚高层。雇员的职位越低，越是和蓝领工人一样，对支出无从置喙。而那些一言九鼎的人则会像上文所说的那样去做，他们对削减成本总的来说持无所谓的态度，这一点难免也会影响到下级。
从预先分配资源的逻辑中产生的这种行为模式、动机和观念，若从全社会的角度来考量，并非注定是不负责任的。相反，如果公共支出基本上用于健康、教育、公共交通、文化、甚至某些基础设施费用的话，便有可能符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就满足上述需要而言，倘若预算支出拮据或遭裁减，那么不仅在经济上往往不上算，而且对全社会也是不负责任的。如果有关机构的雇员们施加全面的压力要求提高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的水平，那么往往是有益的——当然，必须在纯粹的行政管理成本或纯粹的浪费与直接有益于消费者的支出之间划出界限。这种压力的实际后果取决于许多因素，其详尽分析不在本书的范围内。
资本主义官僚的内在冲动，即确保其预算支出水平的“扩大再生产”，使官僚们乐于推进其自身的增长。这种现象与利润最大化的逻辑是相悖的，因为行政管理的成本会压低利润率。然而，行政管理成本又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晚近资本主义当中表现出必然增长的态势。[60]一位睿智的保守派观察家C.N.帕金森，在其著名的“帕金森法则”中，描述了官僚制扩张的趋势。[61]前民主德国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人作家斯蒂芬·黑姆，以注重考察社会利益(首先是物质利益)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表述了这一点：
“不妨从办公桌旁的可怜虫中试想一位，他心中明了自己是多余的——试想他怎样日复一日地坐在那儿，怎样不得不向整个世界为自己的存在而辩护，怎样去证明自己有权支取那份并不算低的薪水。他得完成多么繁重的工作啊!他必须发布一个又一个的命令，出席一个又一个的会议，读完一份又一份的报告，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必须繁殖，他必须晋升，以免被人从已经爬到的位子上踢下去。如果他是一位处长，他必须确信自己成了一个部门的头，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自己的部门之外，再形成至少两个新的部门，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新的领导，他们又得发布更多的命令，出席会议，阅读报告，并营造新的隶属部门，如此无限地重复下去。[62]
在利润率下降及“资本增殖危机”期间(即在具有萧条趋势的长波期间)，资产阶级会竭力阻止官僚的这种自我扩张，使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行政管理支出合理化。资本主义国家目前普遍实施经济紧缩政策，这股潮流是否会在长期内获得成功仍需拭目以待。这种紧缩在资本主义历史上并未发生过。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无论在自由主义的“新政”体制下，抑或在法西斯主义或准法西斯主义的独裁体制下，即便面临严峻的利润率危机，行政管理成本仍有重大增长。来自资本和政府的压力旨在抑制行政管理成本，但是这只能抵消而不能根本扭转官僚增加行政管理成本的自然倾向。在看待这一问题的动机和态度上的差异基于相互冲突的社会利益。自相矛盾的是，资产阶级国家倾向于使用更多的审计人员、甚至审计人员的审计人员，以遏止官僚自我膨胀的趋势，但是这些审计人员无非是另一类官僚而已。
上述矛盾趋势集中反映在现代军队的运作以及军费的筹措上面。军队是由事先确定的预算支付开支的典型，但是军队经由军备采办系统与以利润为导向的资本主义企业密切联系在一起。军队官僚通过讨价还价向私人企业订购装备，其价格由“成木加固定的利润边际”而构成。企业难免会以通货膨胀为由力图抬高其利润边际。军队官僚则会竭力压低价格，他们这样做的目的自然不是为了降低总的支出，而在于尽可能以最佳条件达成更多交易。军备预算必须向议会或公众证明其合理性，因而削减特定成本的目的在于实现并巩固总支出的扩张。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及金钱具有难以抵御的权力，个人难免为之所诱惑，由此在私人企业、军队官僚、国家行政官员(包括立法者及市政当局官员)甚至部分工会官僚这三方之间发展出相互作用的精巧形式。军队的高级官员向私人企业施加压力以降低价格，而企业会采取各种手段，其中不乏直接或间接贿赂，以弱化这种压力。与此同时，他们自己也会施压(譬如通过特殊的院外游说)，以便从政治家那里捞取军事合同以及价格上的优待。私人企业这种绕过军队官僚的做法还会博得地方政治家的支持；由于军备是由本地企业生产的，所以地方政治家势必要为本地的特殊利益服务。
企业通过军队的军备采办系统获得利润，然后将一部分利润用于影响政治家的决策，从而造就了近乎完美的自我扩张的反馈机制。军队高层官员在退休后被吸收到公司的董事会中，为上述三角关系圆满地划上了句号。艾森豪威尔总统——前艾森豪威尔将军——发明了“军事——工业综合体”一词来描绘这一体制，但是这个“综合体”的军事投人与工业投资不同，并不遵循利润最大化的逻辑。
官僚自我扩张的类似趋势也存在于后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过与资本主义相比存在一个决定性的差异。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官僚垄断了权力，在工厂中他们控制着剩余劳动的榨取，控制着社会剩余产品的分配。在经济上，他们无须隶属于更高的权威，尽管价值规律(归根结底是世界资本主义)的部分压力仍需考虑在内。
相反，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的资本主义官僚却有一个更高的权威凌驾于其上。不管他们的行为从自身的角度看或者从“整个社会利益”(倘若这一尺度存在的话)的角度看是否合理，只要他们被认为在利润的生产和实现上与企业或整个制度的利益相对抗，那么就会受到惩戒、降级，甚至被撤换。更糟糕的是，如果需要削减其人数(与成本)以维持一般利润率水平，那么他们也就只能咽下这一苦果。
利润凌驾于行政管理的逻辑(“需要”)之上。自从资本家控制了含有社会剩余的劳动产品以及机械的和人的生产力以来，行政管理当局便无法再迫使资本家采纳与其基本利益相冲突的措施。艾兹奥尼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这一点，但是结论是一样的：
“在一家工厂里，承担着生产或利润目标的管理精英，从职能上讲，一定要比那些代表着职业或艺术价值的人更有权力。如果代表着次要目标的人比代表着主要目标的人权力更大，那么组织便可能缺乏效率：譬如，一家工厂如果其精英等级结构发生职能错位，那么它可能会生产出美观耐用的产品，但是却没有利润。”
因此，一般的规律是：“有效率的精英等级制意味着精英的结构与目标（或目标及手段)的等级相一致。”[63]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是以生产利润为鹄的，所以其题中应有之义便是：企业中富有工作效率的官僚是把利润最大化奉为圭臬的人。
8. 马克斯·韦伯的官僚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能制订出系统的官僚理论，但是在其著述中留下了多方面的分析。马克斯·韦伯则发展了这样的理论。在过去数十年，韦伯的理论或其基本观点不仅在东西方学术界，而且在每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中，都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并且越来越流行。韦伯理论的内容在罗伯特·K·墨顿的概括中得到了精当的表述：
“正如韦伯所指出的那样，官僚们在彼此有联系的工作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分工，这些工作被视为相关部门无可推卸的职责。一整套经过分门别类的控制及惩戒措施被制订为规章制度。工作依据能力来分配，这种能力是通过正规且客观的程序(如考试)而发现的。在以等级制方式建立起来的权威结构内，‘训练有素并支薪的’专家在普适、抽象、界定分明的规则指导下工作，这些规则的存在避免了针对个案再行颁布特别指令的必要性。规则的普适性要求对规则经常进行分类，使个案能够以确定的标准归人某一范畴并得到相应的处理。典型的官僚是由上级或通过竞争而任命的，不是由选举而产生的。”[64]
阿尔温·古尔德纳[65]为此概要增添了以下韦伯自己的话：
“法律的〔在此语境中即指‘官僚的’—A.W.占尔德纳注〕权威取决于下述条件是否被接受……一切既定的法律规范要么经由协议而确立，要么出于便利或有合理化价值而得以强制实施，或者两者兼备；这一规范至少应为本团体的成员所遵从。[66]
“行政管理只能在官僚化和由外行领导之间进行选择。由官僚进行管理的首要原因在于专业知识的作用。……问题始终是，谁控制着现存机构，而外行只能在十分有限的程度上进行这种控制。……由官僚来管理本质上意味着以知识为基础的管理实践。这使得官僚化管理尤具合理化特征。……对于自身领域之内具体事实的了解，官僚堪称最多。
“纪律的内容无非是以一贯合理、训练有素、不折不扣的方式执行所接受的命令。执行的过程中，所有的个人意见都应该无条件地放弃，主体唯一的任务便是执行命令。”[67]
这就是说，官僚制以专家统治替代了外行的管理；权力的行使靠的是具有客观性的正式规章，而不是一时的兴致、情感和偏见；权力凭借严格的既定的纪律强制执行，而不是在无法预测的半无政府状态下行使权力；官僚以合理化的管理取代了基本上是非理性的管理。
在韦伯看来，官僚制的本质在于管理的等级制。权力基础从个人行为转变为行政机构的行为。领导者的权力，无论是世袭的还是经选举产生的，都受到重大削弱。高层官僚权力的加强，部分是由于其垄断地位的结果，部分是因为他们在官方秘密这个幌子的掩盖下玩弄权术。和从前的行政管理形式相比，官僚制似乎是应该永存的：“群众的重大命运越来越依赖于私人资本主义日益官僚化的组织能否有条不紊地运作。取消这些官僚组织的想法日益沦为空想。”〔68〕这种趋势有时被概括为“技术－组织宿命论”。〔69〕
韦伯的理论尽管含有批判的方面，但是基本上是对官僚制作了辩护。〔70〕无疑，这一理论对官僚制的实际运作作了精当的描述——其中许多方面曾为青年马克思所论及，韦伯并不知晓。塔尔考特·帕森斯及其他社会学家指出了韦伯的分析中的许多弱点。[71]依靠专门的知识来统治与依靠纪律来统治，两者并非是一回事。事实上，两者可能会(我们应当说：“一定会”)发生冲突。官僚机构并非存在于社会真空。对于一个社会阶级或阶层来说是“合理化的”或“有效率的”东西，可能会与另一个阶级的利益和情感恰恰相反。[72]而且，正如梅耶、斯蒂文森、韦伯斯特所指出的那样，在韦伯看来，有效率的行政管理要求国家官僚不为公众所左右——官僚的这种地位与任何民主政府的定义(除了韦伯自己的以外)都是相悖的。
所有这些批评均切中要害。除此之外，韦伯的理论还有一个更为致命的缺陷。麦克斯·韦伯假设官僚的统治具有内在的合理性，事实却并非如此。官僚统治意味着局部合理性与总体非理性的结合，这一点反映了在市场经济与普遍化的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本身——官僚制与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崛起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中，局部合理性与总体非理性并存的特点。这种局部合理性的发展因应了下述需要：要有一个运作更合理的国家以确保财产所有者的利益、确保法律的安全、确保货币制度不致误用、确保经济政策促进商品的自由流通等等。
然而，这种合理性仅仅对于每个个人、每个企业、每个国家来说是存在的，这种局部合理性的增长导致资本主义制度(整个世界)在历史上产生出越来越多的总体非理性。对此，韦伯则一无所知。
个别企业内部组织上的极端合理性，产生出爆炸性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这种极端非理性；各民族国家以及军队在管理上的极端合理性，导致残酷的“总体”战争这种极端非理性；在财产权的法律保护上的极端合理性，导致各种专制制度无视越来越多的公民人格等极端而野蛮的非理性；国家之间在“控制”小规模冲突上的极端合理性，导致新的世界大战、环境灾难或粮食生产的爆炸性危机等使人类遭受毁灭的潜在的“总体”非理性。
这些日益深沉的矛盾并非源于官僚、专家或统治者的某些“失误”，而是资产阶级社会(以及它所赖以存在的商品生产)各种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关于这些矛盾，我们在以往的著作及本书中曾多次论及。[73]麦克斯·韦伯把握不到这些矛盾的根源，反映出他非批判地接受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原则；即剩余价值生产，利润实现，以货币形式占有剩余价值，在激烈而不间断的竞争压力下以货币形式积累资本，以实现个人发财致富的目的。
在韦伯看来，上述这一切，连资本主义周期性地造成的群众性屠杀，都算是“文明”的组成部分。[74]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球非理性便的确成为不可抗拒的“生活事实”了。
以上这些矛盾越来越反作用于资本主义大企业内部的官僚制和国家行政机关。我们不妨把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官僚搁在一边——韦伯的普遍性理论也适用于这种官僚。资本主义大企业果真是由高层专家们管理的吗？难道金融家不是在管理着这些企业吗？官僚制在变得越来越有效率吗？怎样解释官僚的增加所带来的物质及人力的浪费呢？以美国为例，国家行政当局有意识地“计划”削减公共支出，结果使一半桥梁有坍塌之虞，如何看待这一点呢？如何看待惟命是从的“合理性”呢？这种惟命是从现象不仅是非人道和野蛮的，而且甚至从单纯的技术角度着眼也是无效率的。诸如此类的例子可以无限地枚举下去。
在很大程度上，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是对普鲁士国家机构扩张的合理化。普鲁士国家一方面与专制帝制，另一方面又与自由主义的、有教养的资产阶级有着独特的、相互矛盾的联系。弗兰茨·梅林曾对此作过良有教益的分析。在对普鲁士官僚制之起源的批判性研究中，梅林指出，普鲁士官僚产生于具有独特军事性质的普鲁士国家，在具有战争倾向的普鲁士帝制与一心盘算着自身直接物质利益的贵族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75]容克和国家官僚之间由此产生的敌意，日后在俾斯麦掌权时得以再现。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普鲁士官僚开始执行另一项职能：于1852年创立的德国关税同盟为德国的统一扫清了道路。
“德国关税同盟出于经济上的必要性发展起来，……关税同盟的官僚也从中成长起来——并非因为关税同盟吸收了普鲁士官僚的精英分子，而是因为关税同盟的活动拓宽了官僚的眼界，使他们超越了易北河以东容克的狭隘经济利益，接受了现代世界的文化旨趣。正是德国关税同盟的官僚为普鲁士国家完成‘德意志统一的使命’作了准备。德国关税同盟的官僚为自己作为普鲁士的真正精英而以典型的官僚方式妄自尊大、洋洋自得，这其中确有几分道理。”[76]
韦伯的理论明显地反映了与普鲁士官僚的合法性相关的这些幻觉。另一方面，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那样，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普鲁士官僚的专制主义权力变得弱化，这种弱化根植于普鲁士官僚的小资产阶级出身：
“官僚政治之所以产生就是为了统治小资产者和农民。这两个阶级散居在小城市和乡村里……他们不能治理一个大的国家，……各种利益犬牙交错这种最古怪的现象，正是发生在小资产阶级欣欣向荣的那个文明发展阶段上。这样，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就不能没有一个强大的和人数众多的官僚机构。他们不得不接受监护……
“可是，小资产者所必需的官僚政治很快就变成了小资产者难以忍受的束缚。早在工场手工业时代，官吏们的监督和干涉已经令人感到非常不便了；在这种监督之下，工厂工业几乎是无法存在的。[77]
普鲁士资产阶级天生就与国家官僚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一联系是有矛盾的。资产阶级政治地位的日益增强，终于爆发为不成功的1848年革命。俾斯麦和普鲁士容克之所以能完成这场革命的遗言，那是因为他们仰仗着资产阶级壮大之前就存在的国家官僚做到了这一点。这些官僚当中惟命是从的保守主义分子深深地镌刻着非理性意识形态及其动机的标记。这些非理性因素在第二帝国的战争中迸发出来，在这些德意志精英对第三帝国的屈从以及对其帝国主义目标的支持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韦伯无从预见、更不必说反对这些趋势。而马克思主义者至少预见了这些趋势，其中头脑最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就如何阻挡这些趋势提出了现实的建议。
韦伯还错误地低估了官僚的非理性的傲慢与偏见的影响，这种傲慢与偏见与普鲁士官僚的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原始形态的特征是密切相联的。在很大程度上，现代资产阶级官僚制直接从专制主义国家官僚制——经过自我改良——发展而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比韦伯更清醒地把握到这一点，他在其《官僚制》一书的序言中，援引了一位普鲁士大臣在1838年1月所讲的话：
“单个主体并不适宜以其可怜的理智来测度国家首脑的行为，并以目中无人的傲慢冒称自己有权评判这些行为是否公平。”
半个世纪后，这位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校长则讲出了类似的话：
“我们的官员……从不会容忍任何人从其手中夺走权力，自然也不会容忍议会中的多数这样做，我们知道怎样巧妙地应付他们。没有任何一种统治比起品格高尚、受过高等教育的公务员的统治更易于为人容忍和接受。德国的官员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愿将来一仍其旧。”[78]
事实上，现代国家官僚的典型来自奥地利而非普鲁士。普鲁士的专制主义制度本质上是一个军事国家，其中官僚是为军事目标服务的。而奥地利的官僚制，尤其在约瑟夫二世的改革使之得以加强后，体现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和经济目标，而非仅仅服务于军事机构。与普鲁士相比，奥地利官僚获得了更大的权力，个中原因主要在于，大量社会和民族冲突分化了奥地利帝国的统治阶级。此外，奥地利的官僚接受了“启蒙”思想，而这种“启蒙”思想对普鲁士官僚则几无影响。不过，奥地利官僚的专制主义并未因此而稍减，虽然奥地利的官僚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均更脆弱。
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大行其道之时，正值“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全盛之际——即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资本积累的扩张性长波。战后政治学和社会学中的韦伯主义，是与经济政策领域新凯恩斯主义的胜利相对应的。由官僚以专家身份实施国家干预，据称可以永远保证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生活水准的提高、社会和谐以及一个真正美好的新世界。
深刻的危机接踵而至；第三世界的革命；70年代早期扩张性长波向萧条性长波的转折。对国家干预的合理性所寄予的幻想终于湮灭。然而，求助于“自由市场”并未解决任何根本矛盾，反而使矛盾更加激化。“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变成了“无组织的资本主义”。[79]韦伯的理论无法解释这一切，马克思主义则能够给予解释。
日本的经验，常常被树为晚近资本主义最有效率的模式，通产省的指导在这一模式中起着“全面的决定性”作用。正如许多客观的评论者(包括日本本国的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这一模式是由战时需要及战后重建所决定的。而且，尽管这一模式为台湾及南韩所仿效并取得了某种成功，但是却难以见到它能于今日移植到欧洲和北美。日本模式能否经受得住下一次衰退的风暴，或其自身是否会转变为“无组织的资本主义”，仍有待于观察。
9. 熊彼特对官僚化趋势的见解
约瑟夫·熊彼特是奥地利经济学派最为重要的代表，他力图为这一学派提供新的动力和方向。他在马克思之后最为清晰地把握到资本主义作为不受控制的增长体制的性质，提出了“创造性的毁灭”这一术语来概括其基本特征。
因此，并不奇怪，在其生命的晚年，熊彼特在最后一部著作中致力于官僚制问题的研究。这一著作的标题——《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表明他在何种程度上关注着官僚制现象相互矛盾的各个方面。他的方法显然优于韦伯的方法，因为这一方法更有力地抓住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动态。
熊彼特把官僚化趋势确认为源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自我毁灭形式。由于不得不在企业内部增加权力的正式委托代理，所以垄断资本主义削弱了企业家精神，并对经济效率产生了负面影响。有组织的技术创新成为常规。由此，官僚化的资本主义向着官僚化的社会主义发展。
通过这些分析，熊彼特也许可以被看做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趋同论的真正鼻祖，这一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曾颇为流行。他进而主张，由于垄断资本主义导致大规模的失业和资源利用的不足，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群众会通过民主方式选择支持官僚社会主义。
这样一来，不同于新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和冯·米塞斯等其他奥地利学派的代表，熊彼特不相信官僚制必然不见容于公民自由，抑或等于“通往奴役之路”。他更倾向于韦伯的下述观点，如果政治民主得到加强，那么某种“具有合理性的”官僚统治形式也可能会变得相当具有灵活性而被接受。然而，由于熊彼特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一样，不相信工人阶级的潜在的能力，所以他只能设想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对于民主的社会主义，他至少是在经济管理上将其视做乌托邦。因此，难怪他仅仅对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认真作了分析，[80]而对民主的社会主义却只字未提。
10. 权力与财富
官僚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及其限度这一问题，归根结底是国家机器相对于统治阶级以及一统天下的货币财富的自主性问题。任何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否认国家机器具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性，这一点在马克思对波拿巴主义的分析及托洛茨基，塔尔海默、葛兰西诸位日后的理论发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问题仅仅是：官僚制的限制因素是什么？
我们已经讨论了上层官僚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利益、价值体系、思维方式、意识形态和偏见的多重联系，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在货币财富的权力的统治下，官僚嵌入资产阶级社会的方式恰恰是他们执行职能的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官僚，无论是私人企业内的官僚还是准国家及国家机构中的官僚，均无法摆脱货币财富及其权力的统治。上层官僚无一例外地企图把权力转化为个人资本积累的工具；即使他们具有反抗精神，或迟或早也会死掉。[81]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社会或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区别。在前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社会，权力凌驾于货币之上；货币财富的所有者可以为握有权力的人所剥夺。[82]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包括纳粹国家——不可能摆脱货币财富的支配。谁若不能把握这一差异，便不能理解两类制度的不同。[83]
在晚近资本主义时代，国家权力(包括国有制)与私人大企业之间存在着独特的联系，意大利米迪奥银行的传奇故事，便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一段时间以来，由财阀恩里科·居西亚执掌的国有米兰商业银行米迪奥银行成了一家持股公司，通过它拥有亿万资财的豪门望族，诸如阿格纳里、皮莱里、伽洛里尼、德·贝奈德蒂等等，得以控制各自的公司。“居西亚的手段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保留了皮莱里家族对轮胎和电缆生意的控制，尽管这一家族只拥有6%的资产。这是借助一个‘辛迪加’实现的，这个包括米迪奥银行在内的辛迪加不惜一切代价支持皮莱里家族。反之，皮莱里家族同样会支持亟须其帮助的盟友。[84]
眼下，鉴于米迪奥银行正要兼并意大利最大的保险公司“通用保险”，由天民党人安德雷奥蒂和社会党人克拉克西领导的政治集团在施加压力以削弱这个由工业家和银行家组成的俱乐部，其计策包括任命另两家米兰的国有银行—意大利商业银行和信贷银行的主席。
皮莱里曾扬言：“居西亚想要的，上帝也想要。”安德雷奥蒂据说回答道：“我们必须记住，私人权势集团不受约束、为所欲为是不可能的。”[85]让我们拭目以待，且看居西亚的权力是否真的会因政府在两家国有银行任命更顺从的领导而被削弱。至少有一位银行家确信，政治家们不会在削弱米蒂奥银行的事情上做得太过分，据称他曾说：“这样做是施虐－受虐狂的行为”。然而，金钱权势的现实是，甚至在上述任命之前，“许多大家族诸如阿格纳里、皮莱里业已开始加强各自在其公司中的地位”——这样做据信得到了银行信用、包括国有银行信用的支持。[86]类似事情同样见诸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除非剥夺大资本家的财富，否则金钱权势是不可能被打破的。
长期以来，艾克顿爵士的格言得到了社会事务观察家们的赞同：权力造成腐败，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败。马克思主义者斯蒂芬·黑姆最近重复了这一格言，并得出了合乎逻辑的正确结论：来自下层的社会控制是绝对必需的。[87]
可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资产阶级社会五个世纪来的实际运作，尤其是成熟的晚近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社会经济生活的日益官僚化，那么，最符合现实的格言便与艾克顿的格言有着很大的不同。格言应该是：权力造成腐败，权力越多腐败也就越多。在资本主义社会，任何权力都不是绝对的，因为金钱财富仍然居于统治地位。庞大的财富与庞大的权力一样造成腐败。巨额的金钱会带来巨大的权势，从而形成绝对的腐败。要想消灭近乎绝对的权力，除非把强大的国家和庞大的货币财富同时予以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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