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 《1917年10月：军事政变，还是社会革命——俄国革命的合法性研究》（1992）
第二章 国际层面的意义
绝不能脱离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争的背景去理解十月革命的胜利。“没有兼并、没有赔款的和平”，在布尔什维克所有呼吁战争立即结束的口号中，是最受欢迎的一条。它成为了布尔什维克同其他自称“社会主义”或“革命”的政党之间的主要区别。最重要的是，士兵们（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越发不再想要这场战争了。
军队的分崩离析——主要还是沙皇时期的旧军队——解除了临时政府的武装，也瓦解了反革命的第一次尝试。这使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随后的巩固成为可能。
或许关于1917年革命最重要的事实就是，在春秋季间，这支伟大的〔军队〕，这支有史以来单一国家投入战场数量最为庞大的军队，变成了＂巨大的、疲惫的、衣衫褴褛的、食不果腹的、因渴求和平和普遍幻灭而团结起来的暴民＂。
[1]
战争的持续带来了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的胜利。
[2]
各民族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列宁对这个十月份才成立的新政权的政策作了介绍。他的首篇演讲就是他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列宁）对自决权的大力肯定，其民主主旨对当今来说非常重要：
如果任何一个民族，无论其表达的意愿如何（不管这种愿望是在报刊上、人民会议上、政党的决议上表达的，或是以反对民族压迫的骚动和起义表达的，都完全一样），都被强制留在该国的疆界之内，不让它有权在归并它的民族或较强的民族完全撤军的条件下，不受丝毫强制地用自由投票的方式决定本民族的国家存在形式，这种归并就是兼并，即侵占和暴力行为。
本政府认为，各富强民族为了如何瓜分它们所侵占的弱小民族而继续进行战争，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并郑重声明，决心根据上述的、对所有民族都无一例外是公正的条件，立即签订和约，终止这场战争。
[3]
苏联政府同德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举行了和平谈判。1917年12月30日，苏联政府于双方签署的首批声明中宣布：将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所承认的“各民族独自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扩展到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国家。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废除了与中国的所有不平等条约，特别是涉及中国东部铁路和全体在华、蒙古、伊朗俄罗斯公民治外法权的那些。这些原则也被纳入了第一部苏联宪法，即1918年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Russian Soviet Federal Socialist Republic, RSFSR）的宪法。
亚洲各反帝国主义力量的反应十分及时。在中国，布尔什维克党被称作“最伟大的人道主义的党派”（“huang-i-tang”），中国民族主义领袖孙中山也表示了对列宁的声援。在伊朗，托洛茨基刚把所有俄国军队及教官撤出该国，该国的民族民主运动就认同了十月革命。
这一政策的影响之一是1920年在巴库举行的著名的东方各民族代表会议。
苏维埃政权甚至在历史上第一次废除了秘密外交，决定公布所有外交文件和秘密条约。最重要的是，它决定立即与所有准备效仿的交战国政府启动和平谈判。
1917年10月：为和平而战的革命
在发出这份呼吁的同时，列宁也呼吁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们走向和平与社会主义的道路：
俄国工农临时政府在向一切交战国政府和人民提出以上媾和建议的同时，特别向人类三个最先进的民族，这次战争中三个最大的参战国，即英法德三国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呼吁。这些国家的工人对于进步和社会主义事业贡献最多，例如英国的宪章运动树立了伟大的榜样，法国无产阶级进行过多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最后，德国工人进行过反对非常法的英勇斗争，并为建立德国无产阶级群众组织进行过堪称全世界工人楷模的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有纪律的工作。所有这些无产阶级英雄主义和历史性的创造的范例，都使我们坚信上述各国工人定会了解他们现在所担负的使人类摆脱战祸及其恶果的任务，定会从各方面奋力采取果敢的行动，帮助我们把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有成效地进行到底。
[5]
在〔1917年〕3月14日的宣言中，〔我们苏维埃〕曾提出要推翻银行家，可是〔在十月革命前〕我们自己不但没有推翻本国的银行家，甚至还同他们结成了联盟。现在我们已经把银行家的政府推翻了。
各国政府和资产阶级定会竭尽全力以图联合起来，把工农革命淹没在血泊里。可是三年战争已使群众获得了充分的教训。〔如此为证——〕其他国家也发生了苏维埃运动，在德国有过海军起义，尽管它被刽子手威廉的士官生镇压下去了。（最后，要记着，我们不是处在非洲的荒漠，而是处在欧洲，这里的一切可以很快地让人们都知道。）
工人运动定会占上风，定会铺平走向和平与社会主义的道路。
[6]
工人和士兵必须从资产阶级罪恶的手中夺取战争的原因〔决定权〕，并将其掌握在自己手中。
换言之，在布尔什维克眼里，十月革命是结束战争的手段。而发动革命，自然也会鼓舞、促进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
这是否被历史所证实呢？答案是毋庸置疑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历史中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也是一个新时代的起点。在这个新时代里，资本主义制度破坏性、野蛮性、退步性的特征，将大大超越其维持生产力定期进步的能力。
在一战中，有约一千万人遭受屠杀，其中包括了那些被视作欧洲未来的年轻人们。而它的爆发，仅仅是为了追求一个如今谁都不会承认其合法性的目标[7]。可这却只是接下来一连串灾难的首幕。发生在奥斯维辛、广岛的野蛮行径，都是人类在这场长达三十年的灾难统治下酿成的产物。
那些最有远见的社会主义者，不管是列宁、托洛茨基、罗莎·卢森堡这样的革命家，还是饶勒斯（Jean Jaurès）这样的温和派，早在公元1914年前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一点。
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开展谈判期间，苏联政府与德国、奥匈帝国就立即实现和平展开斗争。与此同时，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工人和士兵也已表明拒绝战争。这体现了苏联的立场在全世界广受欢迎，尤其是当这一立场表现在托洛茨基典范式地将谈判桌用作煽动手段时。
德国和奥匈帝国的代表们则抱怨称，托洛茨基违反了每一项外交准则。
这算什么？越过军官直接同士兵对话？号召他们即使不叛变也要违抗命令？号召殖民地起义？号召工人罢工？从一个外交部长的口中说出这样的话来，难道这不是在践踏文明和“国家间友谊”的基本规则吗？
很快，法国和英国政府就追随着他们的劲敌——同盟国——的脚步，反过来谴责苏维埃革命者了。
另一方面，对于人民来说，交战国声称代表的“文明”和“国家间友谊准则”意味着毫无意义的屠杀、对整个城镇的破坏、非人道的压迫和剥削。这样的“文明”是瘟疫和死亡的文明。列宁和托洛茨基则化身为了更优越文明的希望，为所有妇女和男子带来生命、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机会。
帝国主义的政治宣传——右派社会民主党也部分参与其中——在当时比冷战时期或今天的反共宣传要激烈得多。然而，这种政治宣传在劳动群众中的影响要小得多：因为他们看得到苏维埃政权的诚意。
苏维埃政权：国际主义在行动
劳动群众看得到：第一部苏维埃宪法，即1918年苏俄宪法，消除了“本国公民”和“外国人”之间的区别。任何生活在苏维埃俄国，并准备在那里工作的人都将立即享有包括选举权在内的一切政治权利。苏格兰格拉斯哥军工厂的工人代表领袖约翰·麦克莱恩（John MacLean）因为罢工而被英国政府监禁。他被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RSFSR）任命为总领事，从而获得了外交豁免权：这迫使伦敦释放了他。
布尔什维克因此表明，他们仍然忠实于社会主义运动最优秀的传统。而第二国际却在这一方面悲剧般地失败了。1914年8月4日，第二国际最好的领导人已然接受了战争的逻辑，从而违反了他们最庄严的誓言，背叛了他们在自己组织的历次大会上通过的决议。
经历了第二国际历史性的投降，符合其原则的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实践，比成千上万的演讲、文章、小册子或书籍都更能刺激国际主义在群众中的强劲增长。
正是这一点使得第三国际的建立成为可能。同时，它也解释了一场声援被围攻的俄国革命的强大运动发动的原因。
社会主义革命：一场反对战争的革命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实际上已经将第二国际本身在1907年和1913年通过的决议付诸实施。事实上，社会主义面对战争威胁所采取的政策并非简单地谴责前所未有的屠杀带来的危险，而是呼吁停止或结束这一屠杀行径。由于当时由列宁、马尔托夫和罗莎·卢森堡领导的左派在1907年社会主义国际斯图加特大会上的一贯努力，会议在一致表决的决议中指出：
如果战争爆发，他们〔社会主义政党〕有义务进行干预，以迅速结束战争，并全力以赴地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来唤醒群众，从而加速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衰落。
[8]
让各国政府记住，鉴于欧洲当前的局势和工人阶级的情绪，他们不可能在不给自己带来危险的情况下发动一场战争。让他们记住，普法战争带来了巴黎公社革命的爆发，日俄战争激发了俄罗斯帝国人民革命的能量。让他们记住，海军军备竞赛的庞大开支，使得英国和欧洲大陆的阶级矛盾变得空前尖锐，掀起了巨大的罢工潮。如果各国政府没有意识到，一场畸形的世界大战的想法必然会唤起工人阶级的愤怒和反抗，那它们无疑是疯狂的。无产者们认为，为了资本家的利润、王朝的野心或是秘密外交的条约而互相残杀，是一种罪恶。
如果各国政府摒绝了一切正常发展的可能，从而把无产阶级逼上绝路，他们就得担负自己所引起的危机的全部责任……
无产阶级意识到，此时此刻人类的整个未来都依赖于它。它将发挥其全部能量，防止各民族的文明之花因大规模屠杀、饥饿和瘟疫等的恐怖威胁而遭受湮灭。
[10]
在加剧战争风险的同时，各国政府应该看到，人民可以很容易地计算出：他们为自己革命会比为统治者作战付出更少的伤亡。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维克多·阿德勒（Victor Adler）在这方面更进一步地表示：
如果这一〔发动战争〕的罪行得以实施，那么随之而来的将是历史性的惩罚：它将成为终结这些罪犯的统治的开端。
事后看来，鉴于1914年8月发生的事件，这些分析和态度可能显得相当不切实际。然而，应该指出的是，无论是列宁、罗莎·卢森堡、马尔托夫，还是饶勒斯和阿德勒，都没有预测到战争爆发后会立即伴随革命的发生——而革命确实在三四年后爆发了。
一战过后的时期
诚然，阿德勒本人在1914年8月向他在1913年谴责的“罪犯”屈服了，并随后竭力阻止革命而非准备革命。诚然，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在内的大众也把自己被卷进了当时的沙文主义浪潮中。
这些都是不可质疑的事实。但如果得出结论说，它们一定是改革派日常实践的产物（将经济罢工和准备“不错”的选举结果结合起来），或者说这是无产阶级日益融入资产阶级国家和社会的反映，那就显得太过急不可耐了。
因为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该如何解释自1917年起群众态度的转变呢？也就是说，从“战争造成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事实上引发了贫困、饥荒、疾病、屠杀、民主自由被压制的那一刻起，斯图加特和巴塞尔决议所预见到的内容就得到了证实。我们又该如何解释那些因反对德国人鲁登道夫[11]1918年1月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对俄国革命强加的“强奸和平”，而日益强盛的如政治罢工等的罢工浪潮？
1917年5月，法国军队爆发了公开哗变。54个师拒绝服从命令，根据官方数据，超过10万名兔子兵（polius）〔普通士兵〕被送上法庭，2.3万人被判有罪，423人被判处死刑，55人被实际枪决。还有许多人未经审判就被处死，或被炮火炸死。[12]1917年8月，巴塞罗那的一次大规模罢工遭受了机枪扫射，造成70人死亡，数百人受伤，200人被俘。1918年2月，奥匈帝国舰队在卡塔罗发生了叛变。
1918年10月份的这一转折点，引发了一系列不间断的革命。这比布尔什维克所希望的要晚。但尽管如此，真正的革命依旧爆发了：在芬兰、奥地利、匈牙利，人们发动了革命；在巴伐利亚，人们建立起了苏维埃政权；在意大利则出现了革命危机。[13]在这两年里，世界革命成为了具体事实。
1918年12月，在伦敦阿尔伯特大厅举行的先驱报集会上，运输工人联合会（the Transport Workers’ Federation）的总书记罗伯特·威廉姆斯（Robert Williams）敦促“为革命做好准备”。他说：“国际社会主义的太阳，正在融化整个欧洲的资本主义”。[14]1919年1月，贝尔法斯特和美国西雅图爆发了大罢工。1919年2月，巴塞罗那的大罢工持续了一个月。
世界革命不仅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社会主义者以及全世界很多“中间派”社会主义左派的人来说是一个切实的未来。对资产阶级来说，它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就此写下：
整个欧洲都充斥着革命的精神。工人们对战前的状况不仅感到强烈的不满，而且怀着愤怒和反抗的情绪。整个现有秩序，包括其政治、社会和经济，都受到了从欧洲一端到另一端的广大人民群众的质疑。
1919年3月23日，劳合·乔治向参加凡尔赛和平会议的代表们发送了一份机密备忘录：
一旦德国投靠了斯巴达克团（Spartakists）
[15]，那么她就不可避免地要投靠俄国布尔什维克了。一旦这种情况发生，整个东欧就会被卷进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轨道。在一年之内，我们就可能看到近3亿人在德国教官和德国将军的领导下，组织成一个庞大的红色军队。
[16]
银行家、大工业家和大地主等待着社会革命的到来，就像等待被牵到屠宰场的羊。
[17]
欧洲正处于发酵之中。我们似乎正处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决定性斗争的边缘。
[19]
在第三国际（IC）成立大会的会议过后，欧洲立即出现了革命高潮，这似乎证实了列宁的预言。
[20]
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对德国的社会革命施加了限制。但是，即使受到这些限制，德国仍存在着进行社会革命的条件，这种革命将打破大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权力；将当时由少数人拥有的重工业、矿山和化学工业变成公共财产；通过对银行实行国家控制，打破金融资本的〔权力〕；通过〔以有利于农民的方式〕分割大的土地财产，为打破容克的权力创造条件；最重要的是，发展革命的权力机关——在工人中招募并由社会主义者领导的武装力量，就像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建的人民军队（Volkswehr）那样。
[21]
去年的五一节被设定为大罢工的开始，而大罢工又开启了革命的第一阶段。今天，人们对国家克服战争带来的所有危机的努力充满了绝对的信心。
而最能代表瑞士资产阶级的日报《新苏黎世报》也在同一时间对德国进行了报道：
1921年的德国与1918年的德国毫无相似之处。政府意识已经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共产主义的方法在几乎所有阶层的人群中都遭到了反对，尽管相比于革命时期的少量信念坚决分子，共产主义者的数量有了极大的增长。
[22]
欧洲的失败：改良派的责任
但这种妥协并不是客观上的实力稍逊所导致的。对此，我们应该注意到奥地利社会党领导人应承担的可怕的历史责任。事实上，当时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完全有可能夺取政权，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欧洲的局势，使之变得有利于革命。这也将确保新近建立的、位于奥地利两侧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能够在领土上相接。而奥地利社会主义者拒绝夺取政权，打断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链条。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做，三个无产阶级共和国就将相辅相成，共同激起革命的动力，将革命扩散到整个欧洲。[25]
德国革命开始于1918年，之后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但它随后经历了一个上升阶段，于1920年3月的那场令人印象深刻的反对卡普-冯-吕特维兹政变的大罢工中达到高潮。之后，它又在1923年反对库诺政府的大罢工中激起了第三阵浪潮。[26]
最为重要的是，如果说布尔什维克对世界革命抱有什么“幻想”，那么这种幻想一定是由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劳动者们共同持有的。
在1919年3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参会的只有少数小型革命团体，它们代表了俄国以外的约数万人。但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对“莫斯科”的同情将蔓延到这种地步：来自许多国家（西班牙、意大利、法国、挪威、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的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人，以及来自其他国家的少数工人组织都强烈要求加入共产国际。在奥地利、波兰、瑞士，社会党的领导人只有与改良主义社会民主党决裂，组成所谓的“第二半国际”，并宣誓支持无产阶级专政，才能阻挡这股浪潮。[27]
应当指出的是：十月革命后国际无产阶级的深度激进化根源于各国的国内状况，而绝非仅是莫斯科对外输出的产品。[28]它深刻地改变了国际上各阶级之间的力量关系。为了试图在改良派的帮助下阻挡这一革命浪潮，资产阶级不得不同意实施无产阶级25年多来一直为之奋斗的重要改革，特别是八小时工作制和简单的普选制。国际无产阶级激进化的程度如此之深，以至于瑞士爆发了大罢工，荷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特罗尔斯特拉（Troelstra）甚至呼吁发动革命。而这两个国家在战争期间一直保持中立，比欧洲其他国家稳定得多。
1920年，这种各阶级间国际力量关系的变化使得苏维埃俄国免于军事窒息。当时英国工人运动一致威胁要举行大罢工，阻止了英帝国主义与魏刚（Weygand）和福煦（Foch）的反革命力量一起干预俄波战争。[29]从这个非常精确的意义上讲，布尔什维克对世界革命的希望绝非虚幻。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决定性的短期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这种希望毫无疑问是过度化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革命浪潮过剩的自发性，以一种近乎悖论的方式，反而致使了它的失败。这是因为当时的革命浪潮看起来进展地如此深入，以至于人们相当程度上低估了主观因素——革命领导层——在夺取胜利中的作用：
摆在我们前面的不是混乱的、自发的攻击——其第一阶段就如我们在1918-1919年的欧洲观察到的那样。在我们看来（这有着一定的历史依据），这种攻击在资产阶级无组织的时期可以一浪高过一浪，工人阶级领导层的意识也会随之得以澄清，无产阶级会以这种方式在一两年内取得国家政权。这种历史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可是它没能成为现实。历史，受助于资产阶级或好心或恶意的意愿、它的狡猾、它的经验、它对权力的本能，已经给予了资产阶级相当充裕的喘息余地。然而没有任何奇迹发生。
[30]
尽管在布劳恩塔尔（Braunthal）的判断中存有犹豫和矛盾，他本人仍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为什么没有发生这样的〔社会革命〕？最后的一个例子中是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没有作为一个革命党介入革命，因为大多数领导人以及群众（他们自己所依赖的那部分）
[31]都远远没有从革命的角度思考问题，因此没有为革命的考验做好心理准备。
[32]
[1] W·H·张伯伦，同上，第223页。
[2] 马尔托夫、丹，同上，第304页。
[3] 列宁，《列宁全集》，第26卷，第250页。
译者注：该段译文引自文库中译版《列宁全集》，原译文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5卷第13—18页。
[4] 大卫·米切尔，《1919红色幻影》，伦敦，1970年，第160页。
[5] 列宁，“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10月26日）”，《列宁全集》，第26卷，第251-252页。
[6] 同上，253页。
译者注：〔 〕内的词句为作者补充的内容，（ ）内的语句一般被作者略去的原文或译者补充的内容，后文中无特殊情况不再注明。
[7] 显然，这并不意味着战争就没有其深层次的原因，特别是考虑到英德在瓜分奥斯曼帝国解体后遗产中的竞争，与两国对石油资源初现端倪的中东地区支配权的争夺。此外，还有沙皇俄国与德国—奥匈帝国联盟之间对巴尔干地区统治权的竞争。
[8] 里德，约翰（编）。《列宁为革命的国际而斗争的文件：1901-1916。筹备年代》。单子印刷社，纽约1984年。第35页。
[9] 译者注：国际社会党人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举行时间应为1912年11月24-25日，疑为作者笔误。
[10] 同上第89到90页。
[11] 译者注：此处所指应为德国陆军将领埃里希·冯·鲁登道夫（Erich Von Ludendorff，1865年4月9日—1937年12月20日）。
[12] 大卫·米切尔，同上，第18页。
[13] 巴伐利亚是德国的边疆地区，与奥地利相接。正如我们稍后所见，这一地理位置很重要，因为在与奥地利西部相接的巴伐利亚、奥地利东部边境的匈牙利和奥地利本身同时出现了革命高潮。
[14] 米切尔，同上，第32页。
[15] 译者注：斯巴达克团是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组织。它原称“国际派”，因该派曾创办《国际》杂志而得名。斯巴达克团主要领导人有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弗兰茨·梅林、蔡特金等。斯巴达克团在群众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宣传，揭露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的叛变行为。斯巴达克团广泛开展革命宣传活动，组织领导工人斗争和反战运动。资料引自百度百科同名词条。
[16] 米切尔，同上，第171页。
[17] G·沙耳非米尼，《法西斯独裁统治下的意大利》，纽约，1927年，第30到31页。
[18] 译者注：疑为作者笔误。此处所指应为于1919年8月1日至9日在瑞士卢塞恩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会议（International Socialist Conference, Lucerne, 1919），是第二国际在一战后举行的第二次会议。第二国际于一战后举行的第一次会议应为在1919年2月3日至8日于瑞士伯尔尼举行的1919年伯尔尼会议（Berne Conference of 1919），下文亦有提及。
[19] J·布劳恩塔尔，同上，第175页。
[20] 同上，第186页。
[21] 同上，第232页。
[22] L·托洛茨基。《共产国际的第一个五年》，第一卷，第177页，纽约1945年。
[23] 译者注：此处括号中内容为作者所加。
[24] R·罗斯多尔斯基（《1918年奥地利的革命形势和社会民主党的政治：1918年奥地利一月罢工》，柏林，1973年）根据档案材料表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是如何与帝国政府合谋，先是疏导，再是扼杀维也纳的这次强烈的总罢工的。奥地利社民党左翼领导人奥诺·鲍尔（Otto Bauer）也承认，在总罢工发展为革命前就使它结束，这一事实让他们在无产阶级内部受到了大规模的抵制。
[25] 关于这个问题的介绍。见Y. 布尔戴为马克斯·阿德勒（Max Adler）的文本选集《民主与工人苏维埃》（Démocratie et conseils ouvriers，巴黎1967年）所作的序言。伊冯·布尔戴（Yvon Bourdet）基本上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拒绝征服政权辩护，既低估了这一时期国际革命的潜力，又低估了政治选择的短期后果的严重性（他同时强调，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缓慢革命”计划的失败使法西斯主义得以出现）。
[26] 在反对卡普-冯-吕特维兹极右政变的大罢工中，甚至连改革派工会也破天荒地呼吁起组建一个由社民党、独立党和工会组成的“纯粹的”工人政府。
[27] 革命浪潮甚至影响到了遥远的美国西雅图市，那里爆发了一次采取半苏维埃组织形式的总罢工。
[28] 左派孟什维克领导人马尔托夫在事件发生后试图对1917年之后的国际工人激进化作出“社会学”的解释。他说（J·马尔托夫, 《世界布尔什维克主义》，埃诺蒂印刷社, 多伦多1960年。俄文原文写自1919年），这种激进化主要是在士兵和无组织的工人中进行的，他们站在了“消费者”的立场上，而非与之相对的“生产者”——也即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认为的熟练和半熟练工人——的立场。
从事实来看，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不仅在俄国和意大利，而且在德国，选择共产国际的工资劳动者首先是大工厂的熟练和半熟练工人，而改良主义者则从中小型企业和经济欠发达部门的非熟练工人那里获得了主要支持。在德国，先是独立党和社民党之间的分裂，然后是独立党的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分裂（直到1921年3月），然后是1923年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分裂，都有着完全相同的社会学基础。至于俄国，S·A·史密斯和D·P·科恩克均已表明，布尔什维克得到了大企业技术工人的全部支持。见凯泽（编），《1917年俄国的工人革命：自底层的视角》，剑桥1987年。
[29] 1920年8月9日，英国工会的议会委员会、工党的执行委员会和该党的议会小组组织了一个行动委员会，目的是警告政府。它表示：
同盟国正在准备就波兰问题对苏维埃俄国发动战争。而这样的战争将是不可容忍的反人类罪行。因此，它警告政府，将利用工人的全部工业力量来阻止这场战争......并将立即成立一个行动委员会，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执行这一决议。
8月13日，1000多名代表以组建地方行动委员会、准备总罢工为目的，在350多个城镇建立了委员会。
[30] L·托洛茨基，同上，第219页。
[31] 译者注：此处括号内内容为作者所加。
[32] 劳恩塔尔，同上，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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