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 《1917年10月：军事政变，还是社会革命——俄国革命的合法性研究》（1992）
第五章 对布尔什维克定位的批判分析
总的来说，十月革命是客观社会矛盾的产物，这些矛盾演变自俄国各阶级和社会阶层之间的力量关系运动，具有不可抗拒的爆发力。十月革命也是布尔什维克党为了劳苦大众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解开这些矛盾纽结的行动结果。
当然，根据苏俄和苏联后来的演变，我们应该问，布尔什维克党在夺取政权后实施的一些政策，是不是加快了第一个工人国家向官僚主义堕落的进程。
在20世纪20-30年代，这种官僚主义式堕落当然不是发自或根本决定自该党的定位。它的根源还在于苏维埃社会的客观矛盾以及当时的国际形势。然而，布尔什维克党，或其领导层中的不同分子，在某些时刻做出的具体决策、持有的明确态度，也对政权的官僚化进程产生了影响。我们应该努力理解当时所犯的一些错误。
取缔苏维埃政党
这些错误中最严重的，是在革命政府最终赢得1918-1920年内战的时刻，取缔苏维埃政党。托洛茨基作为列宁之后最有影响力的领导及政府成员，尽管他不太倾向于对其决定进行自我批评，然而他还是对此作出了两个明确的判断。
1936年，他写道：
对派系的禁止，最终导致禁止与“无懈可击”的领导人产生不同的想法。由警察制造的党的一元化导致了官僚主义的有罪不罚，成为了各种恣意和腐败的根源。
[1]
没有苏维埃政党的合法化，苏维埃的民主化就不可能实现。工人农民将自由地通过他们自己的投票表明他们承认哪些政党是苏维埃政党。
[2]
同样的话也适用于无政府主义者。
取缔苏维埃政党，顺理成章地导致了后续取缔执政党内的派系（每一个派系事实上都构成了成型中的新政党）。毋庸置疑，这两者都被视作与特定情况有关的临时措施，也因此会随客观情况的改善而被废除。我们显然应当思考，这些在特定时刻生效的具体决策产生了什么样的确切后果。
但我们也应该思考另一个问题：即使这些禁令是临时性的，为论证它们的合理性而提出的理论又酿造了什么样的后果？我认为，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这些理论论证酿成的危害远比禁令本身要大，并且影响至今。
包办替代主义的危害
取缔苏维埃政党，是基于一种包办替代式（substitutionist）的建设社会主义观念，即当时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政策总体方针。这一观念受到了托洛茨基一直以来的大力谴责（1920—1921年的“黑色岁月”除外），列宁也用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与之斗争。
这种观念认为，无产阶级的多数人都不具备足够的意识来统治一个国家（社会民主党人也有同样的看法，甚至还说：……（无力）来领导一个工会）。这又引出了另一个论点，即：丧失自我阶级属性和腐败（包括通过殖民地获取超额利润）。
这一出发点很快导向了这样的结论：必须由党，而非实际存在的工人阶级，掌权统治。那么，党的机构，甚至它的领导层，乃至它“无懈可击的领导人”，都是引导社会变化的决定性工具。斯大林用一个简单明了的公式表达了包办替代主义的实质内容：“干部决定一切（the cadres decide everything）”。
即使能够避免斯大林主义这样最严重的过失与罪行，党的包办替代主义理论也助长了垂直层次主义（verticalist）、国家主义（statist）、家长式（paternalist）和专制主义（authoritarian）的政权概念。它当然也可以附带着各种限制条款而存在：党或党的领导者代替工人阶级实施统治，但以工人阶级为其施政基础，动员工人阶级，注意工人的反应，根据工人阶级的经验纠正自己的错误，等等。
但这丝毫不会改变其基本态度。并非工人阶级在统治，也并非工人阶级在民主地做决定，而是少数人代替它进行统治。
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至少被掏空了其内涵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在极限状况下，它们能够成为反对阶级敌人的有效斗争工具，但它们不再能保证无产阶级和（或）全体劳苦大众直接行使权力。
不实行真正的多党制，苏维埃就无法在事实上体验真正的民主。苏维埃也无法在经济、社会、文化政策中做出真正多样的选择。
对苏维埃民主的压制有着如此强烈的压迫性，以至于这种压制不再仅仅针对大、中、小资产阶级，还打击到了工人阶级。我们甚至可以说，无产阶级的数量越庞大，作为一种社会观念，对苏维埃民主的压制就越显出（文化）霸权（hegemonic），无产阶级就越容易成为被压迫的目标。
自我解放
这样的概念和政治取向，相悖于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理论（包括革命组织理论）做出的主要贡献，即：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self-liberation）和日益增强的自我组织（self-organization）思想。工人的解放（emancipation）将是工人自己的事，而不是工会、政党、政府或国家的事。这些都是历史进程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但它们永远不能取代劳动者自身的行动，不能取代其他被剥削、被压迫阶层的行动。他们自我行动（self-activity）的根本解放作用不容忽视。
如果认为是包办替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创造了官僚化（bureaucratization）这种棘手祸患，那就是误解了物质和社会利益在历史中的推动作用。正相反，是工人官僚机构的存在生产出了包办替代主义的意识形态。然而，这种意识形态一旦生成，它又反过来在客观上促进官僚化的进程。
罗莎·卢森堡的立场
对于这一点，罗莎·卢森堡在她关于俄国革命的第一篇评论中，向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们发出警告：
但是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将变得毫无生气，仅存一副没有灵魂的躯壳，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
[3]
但她对更长期的趋势，特别是1920-1921年的趋势，作出了卓越的、有预见性的关键诊断。“只有官僚将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她在1918年夏天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彰显着她非凡的清醒和理论分析能力。
我们同样认同罗莎在随后几段中的表述：
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理论的根本错误恰恰在于，他们同考茨基完全一样，把专政同民主对立起来……（考茨基）当然决心维护民主，而且是资产阶级民主……相反，列宁和托洛茨基决心维护〔无产阶级〕专政……
……激励工人阶级……去创造社会主义民主制以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制，而不是取消一切民主制。
但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并不是在社会主义民主基础已然形成的乐土中才能杨帆起锚，社会主义民主制也并非作为现成的圣诞节礼物送给曾在这一期间忠实支持了一小撮社会主义独裁者的恭顺民众。社会主义民主制是与废除阶级统治和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开始的。它在社会主义政党夺取政权的那一时刻就开始了。它无非是无产阶级专政。
是啊：专政！但这一专政是在于运用民主的方式，而不是在于取消民主，是在于有力地、坚决地向资产阶级社会的既得权利和经济关系发起进攻，没有这种进攻，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能实现。但是这一专政必须是整个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领导人以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事业，这就是说，它必须处处来自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从人民群众日益发达的政治教育中产生出来。
[4]
然而，如果布尔什维克当时反对被强行纳入沙皇帝国的人民的自决愿望；如果他们当时反对大多数农民对土地的巨大渴望，他们早就丢掉政权了。1928年后在苏联发生的事情，以及今天发生的事情，都是对这一点悲惨的证实。
事实上，即使领导层真的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列宁和托洛茨基比其他人少得多——那也是在左派宗派主义，而不是过度的机会主义方面。此外，我们还可以采用“相似性（parallelism）”的论调看待卢森堡的立场。在考茨基反对她的论证中，他同样用了机会主义来批评罗莎在农民问题上的见解。
工农联盟与战时共产主义
1918-1920年，被围困的苏维埃政权采取了征集余粮的政策，即所谓的“战时共产主义”。我们很难判断这一政策在何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使得工农联盟日渐走向破裂。而工农联盟正是苏维埃政权的基础。[5]
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它导致了生产力，特别是食品生产能力的日益下降，并很可能进一步引发整个俄国经济的崩溃。
农业，主要是谷物生产，下降了近30%，马畜下降了25%，牛畜下降了20%，猪畜下降了28%，而工业生产下降了近60%。与1917-1918年相比，农民用同样数量的小麦只能交换到原来工业品数量的5%。因此，他们拒绝为了实际上几乎毫无价值的金钱售出小麦。进而在当时，有必要通过征收来获取小麦。
但这不仅仅使得农民退缩到自给自足的经济之中，也导致了小麦产量的绝对下降。随着小麦产量的下降，可以征集到的粮食也迅速减少。
随后又出现了普遍的投机趋势与黑市的流行，这对人口中最贫穷的阶层来说尤其艰难。
作为内战期间红军的首领，托洛茨基清楚自己所领导的军队基本上是由数百万农民组成的。他不断游历于这个庞大的国度。正因为如此，他比列宁和党的其他领导人更能看到农民的直接关切。他也因此能够早于列宁一年便提议放弃“战时共产主义”，尽早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即“新经济政策”（NEP, New Economic Policy）。在这一点上，他遇到了来自列宁和大多数领导人的阻力。[6]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同苏联历史学家罗伊·梅德韦杰夫（Roy Medvedev）的评价。他认为，内战结束后试图继续执行征用小麦的政策，引发了1921年的社会危机，包括喀琅施塔得起义（Kronstadt rising）。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使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7]
此外，在“战时共产主义”期间，无产阶级也被削弱了，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身体和道德上。1921年，一个工业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能源只占了1913-1914年所用能源的30%，不足1916-1917年的一半。这导致了劳动生产率的严重下降。据张伯伦估计，1920年的劳动生产率已经下降到1913年水平的20%。[8]
有些人将“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理想化，强调称其可以通向“直接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形式。克里茨曼（Kritsmann）（我们在前文中使用了他的统计数据）谈到了“伟大的俄国革命的英勇年代”。[9]许多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也是如此。
因势利导，怀有这种观念的人随之为物资短缺和商品配给等束缚建立起了一套理论。他们理想化地看待了回归“自然”经济这件事（更确切地说，是在以下三个部门的经济回归“自然”：自给型经济、交换经济和货币经济）。
所有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和无产阶级的良知都反对这种“贫穷的共产主义（community of poverty）”，无论其所发展并适用的“模型”多么地平等主义（egalitarian），多么地令人同情与振奋——“为了未来！”。[10]这种“模型”也并没能释放出任何动力，使国家得以摆脱日益严重的饥荒。它反而制造了一种混乱，使斯大林在1928-1934年期间得以冷酷无情地加之利用。
和平谈判的问题
内战和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德帝国主义对苏维埃俄国的干预，部分解释了“战时共产主义”的起源和偏差。
但在这里我们要提到另一个重要的错误，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期间，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和干部都犯了这个错误，但列宁是个明显的例外，他在这时达到了政治清醒的顶点。这个错误就是与每个主要大国（Central Powers）单独达成和平所产生的（和平协议签订）的拖延。
在1917年12月开启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的第一阶段，这些帝国提出的和平条件与苏维埃中断谈判后，从仍在推进的德军那里实际获得的条件之间存在着重要差异。
前者仍然为工人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的很大一部分公众舆论所接受。第二种情况则被广泛认为是一种民族耻辱，是对苏联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的背叛。此外，它们意味着德帝国主义对乌克兰的控制和对乌克兰农民运动的镇压，并引发了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之间联盟的破裂，同时对内战的发生产生了强烈的刺激。
中央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的大多数人拒绝签署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第一阶段的和平条件。他们以这一立场与大多数城市居民的情绪相吻合为由，正如托洛茨基对其“不战不和”的中间立场所做的那样。但这并不符合大多数农民的情绪，更不用说那些正处于全面崩溃状态的军队中的士兵了。
最重要的是，除了签署和平条约，当时并不存在任何确切的替代方案：难道要立即推翻霍亨索伦和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什么能确保它实现呢？立即组织一场“革命战争”？用一支不存在的军队？[11]
拒绝立即签署和平条件的唯一结果，就是默许德国军队占领更多极为重要的领土，特别是将富饶的乌克兰从苏维埃共和国手中夺走。列宁日复一日地预测着这一点。我们将会看到，一旦反对德国的和平条件，我们的革命将不得不为这个错误付出极为昂贵的代价。
红色恐怖
恐怖问题和契卡（秘密政治警察）的建立，都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条约的后果直接相关。两者都只能根据这些事件来解释。
排除掉那些无法接受的过分表现，恐怖问题本身并不像一些人所声称的那样明晰。1936年西班牙内战的经验清楚地说明了这个事实。当时，不仅斯大林主义者，而且无政府主义者和右派、中间派和左派的社会民主党人，以及许多自发和无组织的工人团体，都采取了广泛的“红色恐怖”措施。他们别无选择。
当面对一个不可战胜、凶狠残暴的敌人，当这个敌人把激进分子方的妇女和儿童作为人质，大规模地射杀战俘和政治对手时，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限制损失。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如果谋杀者不想为他们的罪行付出太高的代价，他们就不得不停止犯罪。
此外，我们应该注意到，列宁曾试图避免在十月革命后被迫使用恐怖手段。他特别指出：
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抓人。是的，我们是在抓人，今天我们还抓了国家银行的经理。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采取恐怖手段，但是，我们还没有采取法国革命者所采取的那种恐怖手段，把赤手空拳的人送上断头台，我希望我们将来也不采取这种恐怖手段。我希望不采取这种手段，是因为我们有力量。我们每抓一个人，就对他说，如果你具结保证今后不再暗中破坏，我们就放了你。他们都具了结。
[12]
人民犯了一次、两次这样的错误，然后回报以施暴者严厉的答复。这令人惊讶吗？
这些未来的“红色恐怖受害者”再行动时极具犬儒色彩。A·R·威廉姆斯指出，白军会利用红十字会的货车越过前线，把弹药送到白军手中。[13]
威廉姆斯甚至报道了在攻占冬宫期间这种革命慷慨精神的一个感人表现。学生军官们自首后，群众发现了藏在宫殿深处的刑讯室，因愤怒而发狂。领导红军分队的安东诺夫·奥夫森克（Antonov Ovseenk）喊道：“我将射杀第一个接触囚犯的人”。他最后这样说服众人：
你们知道这种疯狂会导致什么吗？当你杀死一个白卫军囚犯时，你杀死的是革命，而不是反革命。为了这场革命我已经付出了二十年的流亡和监狱生活……〔它〕意味着更好的东西，意味着所有人的生命和自由。你们已经为革命付出了鲜血和生命，但也应该为它付出别的东西：你们的智慧。你们应该把为革命而奉献放在满足个体的激情之上。你们有勇气为革命带来胜利。现在，以你们的荣誉之名，你们应该用自己的宽宏大量给出证明。你们热爱革命。我对你们唯一的要求是，不要杀死你们所爱的东西。
[14]
此外，我们应该清楚地知道红色恐怖的是有一定的限度的。截止到1920年3月，官方估计红色恐怖的受害者总数为8620人。莫里泽（Morizet）估计受害者稍多于一万人。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白军被打败后的几个月内，苏维埃政府废除了死刑（1920年5月波兰对乌克兰发动进攻时，死刑才重新启用）。
苏维埃俄国的气氛也远非许多历史学家所描述的那种普遍恐惧。我们可以从目击了1921年7月14日莫斯科革命法庭（the Revolutionary Tribunal at Moscow）审判白军高级军官加尔金（Galkin）的莫里泽，或任何其他目击者的描述中，看出这一点：
我想我从来没有见过比那天的公众和法官更为同情被告的场面。挤进审判室的四百名工人、士兵，三名年轻的法官和一名年轻的检察官，都以一种友善的眼光看着这个三十五岁的小个子男人。他穿着破旧的衣服，有一个温文尔雅的副官守着他，依照规定拿着左轮手枪。在加尔金和人群之间没有任何隔断。四位武装士兵也对法庭交谈很感兴趣，草草将被告围绕在一条花园长椅周围，那是留给被告的自由空间，也将被告隔在了辩护人和听众的桌子之外。
设身其中，与其说把自己当作革命法庭的愤慨听众，不如说是在观看一场对良知问题有所分歧的人之间的激烈讨论。
[15]
契卡
我们刚才讨论了残酷的内战时期的一些临时措施，但契卡的问题则非常不同。契卡问题关系到一个机构、一个机关的建立，而任何机构和机关都不可避免地有成为永久性机构，逃避任何控制的趋势。
一个法西斯主义的施虐者可以在一个公开审判后被枪毙，即使是一个简易的审判。但是，一个秘密的政治警察不可能被置于公众的控制之下。
由于公开性政策（glasnost）（戈尔巴乔夫时期的“透明”政策），契卡的档案已经开始公布。这些档案显示，尽管契卡的第一任领导人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本性诚实，没有人怀疑他有不正当的意图，但害虫从一开始就出现在了队伍里。只需提及一个事实就足够了：契卡成员和线人从“投机分子”或犯有“经济罪”的人那里缴获的任何货物，都会为自己带来一份奖金（“战利品”的一部分）。毫无疑问，腐败的动力由此展现。张伯伦完全证实了这一判断。[16]
契卡摆脱任何控制的趋势也是如此。这种危险的动态很早就明确了。有一则轶事说明了这一点。列宁曾非常欣赏左派孟什维克领导人马尔托夫，与他私交甚笃。有一天，列宁把他叫到克里姆林宫，给了他一本假护照并说：“立即离开这个国家。否则，契卡将在几天内逮捕你。到时我也将无法阻止他们。”
G·莱格特（G Leggett）是一个极度敌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反动派。然而，他也承人，契卡的这种独立在一开始只是偶然性的。
在契卡的恣意暴力和人民司法委员会（People’s Commissariat）制定的苏维埃法律体系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中，每当政权受到威胁时，契卡就会占上风；当危机消退时，〔人民司法委员会〕就会赢得优势。
[17]
还应该指出，契卡几乎不是布尔什维克党或列宁的造物。首先是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在其创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尽管如此，契卡事实上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变得独立、越来越不受控制的趋势。维克托·塞尔日（Victories Serge）用了“职业退化（professional degeneration）”一词来描述这种现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契卡的创建无疑是一个错误。
[1] L·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先锋出版社，纽约，1945年，第105页。
[2] L·托洛茨基，《资本主义的垂死痛苦与第四国际的任务》，载于《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纲领》，探路者出版社，纽约1973年，第145-6页。
[3] 罗莎·卢森堡，《罗莎·卢森堡讲话》，探路者出版社，纽约1970年，第391页。罗莎卢森堡是一位波兰革命领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她活跃于当时的德国工人运动，于1919年被反动势力暗杀。
译者注：该段翻译引自中共中央编译局1984版《卢森堡文选》下卷“论俄国革命”，译者是殷叙彝。殷先生一生译著颇巨，在社会民主主义研究领域有极深的造诣。
[4] 同上，第393-94页。考茨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最著名的理论家和领导人，后来成了一名改良主义者。
译者注：这几段内容主要参考了殷叙彝先生的译法，一些细节处依照作者的表述进行了改动。需要提醒的是，该部分引述对原文进行了大篇幅的调整与省略，部分表述可能与原意存在出入，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对比阅读。
[5] “战时共产主义（War communism）”是对内战期间（1918-1920年）适用的政治-经济政策的总称。它的特点是激进的“国家化（statization）”和诸如强行征收农民的粮食等特殊措施。
[6] 托洛茨基在其尚不成熟的新经济方案失败后，曾一度为“贾布尔军事化（militarization of Jabour）”的备选方案辩护。这得到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一致批准。新经济政策则于1921年推出。它代表了与战时共产主义的指令性经济的深刻决裂，引入了市场和农民生产的自由化，鼓励小型私营工业的一定发展，并提议接受外国投资。
[7] 罗伊·梅德韦杰夫，《十月革命》，巴黎。1978年，第210页。1917年3月，波罗的海上的一个港口喀琅施塔得的驻军发生叛乱。与驻军的谈判破裂后，叛乱随即被红军镇压。我不打算在这篇文章中更深入地分析喀琅施塔得起义及其被苏维埃政权镇压所带来的问题。我认为，鉴于内战尚未结束，我们在这里处理的是一个政治判断的问题，是战术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讨论的困难在于，大多数批评布尔什维克采取的决定的人把他们的判断建立在具体的政治评估上，如：驻军所提出要求的性质、在场政治力量的性质等等。但在我们看来，在内战的情况下，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力量的性质（以及它们的“运行逻辑”）。
但在这个问题上，现有的信息并不能使我们得出明确的结论。根据一些人，特别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说法，就像1917-1918年的水手群体，喀琅施塔得的水手基本上是工人。他们的起义是彼得格勒和其他地方的工人抗议的延伸。因此，在这里展露出的是苏维埃、无产阶级民主的问题。
根据其他人，特别是托洛茨基的说法，1917-1918年的无产阶级水手们基本上已经消失了。他们要么在前线牺牲了，要么就被红军或国家机器吸收了。1921年的水手主要来自中农或富足农民家庭。他们的起义反映了农民对“战时共产主义”和小麦征用的拒绝。有必要与他们进行谈判，但不能屈服于这种社会动力。否则笼罩在彼得堡上空的反革命威胁会进一步强化。这是一种国内和国际的双重威胁，因为随着浮冰解冻，喀琅施塔得港会向波罗的海上的白军舰队开放。
[8] 张伯伦，同上，第2卷，第108页。
[9] L·克里茨曼，《伟大的俄国革命的英雄时代》，维也纳-柏林出版社，1929年。
[10] 马克思和恩格斯警告称，这种原始的“苦难的共产主义（communism of misery）”只会使贫困普遍化，并不可避免地导致所有“旧东西（old shit）”的复兴。
[11] 霍亨索伦家族和哈布斯堡家族分别是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统治家族。
[12] 列宁，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前线代表联席会议上的讲话，1917年11月4（17）日，《列宁全集》，第26卷，第295页。
[13] A·R·威廉姆斯，同上，第112页及之后。
[14] 同上，第126页。
[15] 莫里泽，同上，第429页。
[16] 张伯伦，同上，第2卷，第71页。
[17] G·莱格特，《契卡：列宁的政治警察》，牛津，1981年，第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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