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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要的社会主义

[比利时] E·曼德尔

(1979)


  让我们用一个很普遍的问题来做出结论。1917年的俄国革命不仅仅为国际工人阶级而且也为世界上无数被压迫和被剥削人民开创了一个具有伟大希望的时代。六十多年后,必须认识到这些希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落空了。你自己在许多场合已经指出,对当今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巨大障碍是缺乏一种对对抗苏联官僚式蜕化的悲惨现实的可信“模式”,然而,第四国际确实具有一个社会主义的“模式”,你对那个模式的前途也表现出极大的乐观情绪。那么问题是介双重的。这种乐观情绪的基础是什么?第四国际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在实际中是什么样子的?

  归根到底,那种乐观情绪是建立在革命发展的现实上,那是起源于世界资本主义和形形色色的劳工官僚的双重危机的不可避免的客观进程。早在1967年,《经济学家》提出了假设,认为开始于法国革命(这些绅士们忽略了英国和美国革命,就更别提什么其他的革命了)的“革命循环”已经由于毛的“文化革命”的失败而告终。那时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回答说他们的看法是错误的。从那以后经历了1968年五月风暴,捷克斯洛伐克政治革命的开始,越南革命的胜利,葡萄牙的革命进程,伊朗革命的开始——这里仅仅提及一些重大的事件。毫无疑问,未来的岁月将目睹许多其他的革命,其中一些在群众参与和革命措施方面将是有史以来最为激进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今天看上去难办的许多问题都将由历史解决。第四国际的发展本身与世界革命和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高涨紧密相联,也将对解决其中的许多问题发挥作用。

  俄国、东欧和中国的现实状况是令人反感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缺乏一种显然与这种现实状况不同的令人信服的社会主义方案,这是影响西方工人阶级摆脱改良主义的重要障碍。这甚至是对苏联工人阶级从政治冷漠中兴起的更大障碍。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第四国际才耗费如此多的时间和努力,用最清楚明确的语言来给我们的社会主义目标下定义。

  这样一种努力遇到了明显的困难,因为历史从不按照预想好的计划进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许多特点取决于下面这样的因素:它产生的具体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可用的物质资源,换句话说,具体的经济形势),它的迅速的地理扩张,世界的力量对比关系,它将在官僚化工人国家中激起的变化,它将在国际劳工运动中引起的改组,等等。

  另外,必须注意不要陷入一种“托洛茨基主义”式的一国社会主义看法。必须把在一个从资本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民主管理的社会与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加以明确区分,后者是无阶级社会,只有在资本主义在其主要堡垒里被推翻后,在广泛的国际范围内才能建立起来。

  尽管把所有这些问题记在心里,我们仍然必须提供给今天的群众一种将在资本主义被推翻后出的那种社会和国家的“模式”,这种模式必须是对资本主义和官僚化工人国家都具有吸引力的方案,官僚化工人国家与一个真正社会主义的、即无阶级的自由联合的生产者所构成的社会毫无共同之处。这们一种模式必须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遗产与过去六十年内所有无产阶级革命和斗争的经验(成功和失败都包括在内)、与当代科学技术的成果结合起来,它能够也将会对国际工人阶级产生影响,使他们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那样树立坚定的信念,相信资本主义注定要灭亡,确信社会主义已经提到了日程上。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渐露端倪的时候,社会主义被广大工人群众视为对其生活条件的巨大提高。现在必须再次出现这种局面。

  这样一种模式必须基本上按下列观点建立起来。

  社会主义革命意味着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要求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解除资本家阶级的武装和剥夺他们的财产。它并不意味着对民主自由的压制、一党制或官僚暴君的统治。政治权力将掌握在由普选产生的工人议会和人民会议手中,采用多党制,所有党派均可参政,只要它们在实践中尊重社会主义的合法性,这意味着只要它们不从事反对工人政权的武装斗争。所有的流派和政党将均可按照它们的成员所占的比例自由地使用具有广泛影响的宣传工具,社会须享有一种富有活力的多元意识形态和文化生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工人会议中争取政治领导权的斗争将凭借政治手段——包括群众动员——而不是通过行政或镇压行动。

  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我是指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财产权——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但绝非充分条件。一种计划经济必须力求消除的不仅仅是失业和周期性生产过乘危机——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就足以做到这一点——而且也是社会不平等,机械劳动的压抑性质,生产者对其劳动的异化,以及资源的财富的浪费——所有这些问题产生一些弊病,如在生活水平上不必要的牺牲,贫困,基本需求的窘迫,接触情报和文化的不平等,等等。

  因此,如果真要开辟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就必须把对私有制的废除和生产者本身对经济普遍化管理结合起来,应用于所有技术上允许的范围,一些决定可以在车间里达成,另外一引起可以在工厂里、在地方或行业分支机构里、在国家中、甚至在国际上达成。这种普遍化的工人管理与社会主义民主在下述意义上紧密相联,即有关国家产品的分配,使用稀有资源的轻重缓急,社会选择等等关键决定必须由有关人员在经过自由交换意见、提出不同方案的公开民主辨论后达成。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样一种制度将远远不如资本主义或官僚化工人国家那样浪费,因为那些做出决定的(他们可能也会犯许多错误)也是那些将在其生活水平的工作条件上为这些决定付出代价的人,一般来说,西方的资本家和苏联和官僚则不会遇到这种情况。

  正如我以前已经提到过的,对工作周的根本性缩减(也许减到半日工作时间)是真正的工人管理的物质前提。如果生产者每日工作八小时,外加两小时左右的交通时间,他们就简直没有充裕的时间来管理自己的事务,不论是在工厂,在办公室,还是在社团里。同样,把教育过程极度延长,重新加以安排使其贯穿于普通生产者的整个一生中;对集中化的情报资料做到人人普遍都能使用,这两方面也都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中心目标(消除生产者和管理者之间的社会劳动分工)的先决条件。

  同时,如果不极度缩小工业化国家与附属国之间在平均生活水平上的差别,就不可能真正进步到社会主义。因此,前者给予后者大量的援助,对于走向社会主义是必不可少的。这里出现的问题是,附属国经济的急剧发展与发达国家中工作周的大大缩短以及与西方工人阶级物质福利提高的巩固和扩展,是否可以并行不悖。在我看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确实,我认为可以很容易地做出说明:如果现行资源分配制度中固有的巨大浪费被消灭掉的话,如果现存生产机构的巨大储备被真正充分地开发出来的话,如果在社会主义革命后工人阶级的创造力和发明力的迸发得到鼓舞和激励,而非受到限制和挫折的话,就显然有可能同时完成这两种任务。在这方面的两个例子特别明显。如果消除掉全世界、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在军备方面对社会资源的惊人耗费,仅这一项就会节省数额巨大的奖金、能源和物质资源,这些节省下来和开支可以在附属国的工业化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丝毫不降低发达国家工人的生活水平。第二个例子是,今天世界上广大人民由于过多的食物而挨饿,也许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独有的和最有讽刺性的罪状。我在《第二次衰退》中用了些篇幅来说明这一点;这里就不详细论述了。只说明一点,今天世界上饥饿的最紧迫原因正与帝国主义的宣传和广泛流传的信念相反,是由于存在典型的资本主义粮食生产过剩危机。

  这两上简单的例子表明,要合理解决使全世界生活水平相等的问题,需要做的不是降低帝国主义国家被剥削阶级的生活水平,而是同时改善全世界被剥削阶级的生活条件。横亘在这项任务前的障碍不是物质的缺乏,而是谋求私利的生产制度。然而,我们在考虑生活水平时,必须把真正的需求(例如消除饥饿,满足所有的基本需求,普遍实行免费的教育和医疗,使广大群众都能享有一切文化形式——但现在这些文化形式中的大部分甚至连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大多数工人都不能享有)与资产阶级化的消费结构的后果区别开来——后者不仅从发挥个别人能力角度来看基本上毫无意义,而且从身心健康的角度来看也是极端有害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模式“不仅要改造资本主义的技术,而且也要改变消费习惯。我们对后代的责任是不去滥用那些确实稀缺的自然资源,这也说明了这个结论。尽管我们完全不象当代一些专家那样,对人类科学能否长期解决有关能源和原料短缺的所有重要问题持悲观态度,我们也承认这样一种负责的态度是绝对必要的。因而,消除市场一金钱关系在那些基本需求能够得到满足的所有领域内的作用,为反对社会不平等而自觉奋斗,这都是任何这都是任何为社会主义的真正斗争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并不意味着可以根据法令人为地禁绝所有的市场现象)。

  男人与女人之间、压迫和被压迫民族和种族之间的基本社会不平等,自然将由社会主义革命在法律上加以消灭。但是这类不平等的现实和影响,在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后仍将长期存在,这部分地是由于在许多工人的意识中残留着歧视的偏见。那么,转变时期的关键方面将是为了解放妇女和被压迫民族和种族而进行的有组织的群众斗争,反对对儿童的压制的斗争;等等。此外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没有一场巨大的文化革命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宗法家庭的解体以及具体劳动和一般劳动的区别的消除,是这场革命的关键性方面,但绝不是仅有的方面。教育和保健技术将发生同样根本性的变化,城市和农村的关系也是一样。恢复一个健康的自然环境要求对地球地理进行有意识有准备的改造。这种过程的另外一个方面将是暴力行为大大减少,因为一个世界社会主义联邦的首要措施之一就是停止和禁止任何地方的武器生产,并立即着手把现存的武器储备削减到最低水平,以便人民大众从易于加以控制。

  可以把所有这些论点加以十分简略的总结。与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反对者所极力主张的相反,我们的社会主义“模式”既不许诺地上乐园,也不许诺太平盛世。我们对“无冲突社会”或“历史的终结”不包有任何幻想。我们清楚地知道,许多世纪以后,也仍然有千百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并且还会出现许多新的问题。我们确实是谦虚的人,追求的是非常谦虚的目标。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就是解决由于人类的技术和科学能力与谋取私利的生产制度之间的不协调而产生的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毫无神秘之处,不过是:饥饿、肉体痛苦、社会和经济不平等、战争、男女之间及不同发族和种族之间的不平等、对他人劳动的剥削、政治镇压、社会上有组织的暴力行动。所有这些对人性的自我实现的障碍,通过推翻现存生产关系及其赖以支撑的政治结构,都可以清除掉。我们并不宣称要解决所有其他形形色色的问题和将来势必出现的一些问题。但这几个问题多少世纪以来已经夺去多少亿人的生命,并使数十亿人过着难以形容的苦难生活。一场胜利的社会主义斗争会对人类进步做出具有创新性的贡献,因此,为实现这些尽管是很谦虚的目标而奋斗,是我们时代的人类最重要的努力方向。


(万明 译自:《今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一书第4章 易克信 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