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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不断革命论

曼德尔
 （1983年）



　　（译者注：以下的文章，是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内有关不断革命论争论的其中一篇文章，作者曼德尔是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Fourth International (United Secretariat)）的成员。曼德尔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 (SWP) [USA]）领导人之一的詹纳斯（D.JENNESS）曾进行了一轮笔战。詹纳斯在1981年11月和1982年6月的《战士报》（Militant）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分别题为《列宁如何看待俄国革命》，和《我们在政治上继承布尔什维主义》；而曼德尔则在1982年4月的《战士报》发表《有关俄国革命的性质和目标的争论》一文，继而在1983年1－3月号的法文季刊《第四国际》发表本文，题为《保卫不断革命论》。）
　　

· 1.错误的方法（略）
· 2.争论的中心
· 3.无产阶级专政还是“两个阶级的政府”：历史的总结
· 4.无产阶级专政与农民战争
· 5.无产阶级自我限制的问题
· 6.詹纳斯的错误的理论根源
· 7.从抛弃不断革命论到抛弃反官僚政治革命？
　　　



　　这场争论讨论了国际工人运动所面对的一些主要战略性问题，其中包括不断革命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俄国革命及其后的革命斗争的教训，列宁与托洛茨基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本世纪初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主要论争的总结，以上问题对今日联合阵线路线、政治联盟等的意义，等等。


2.争论的中心


　　对于不断革命论的问题，詹纳斯的论述是混乱、矛盾、错误的。其实它的中心问题是：在俄国提上议事日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可以在怎样的政府、怎样的国家中实现？
　　孟雪维克派说：由于革命的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因此只有资产阶级政府及资产阶级国家才能完成这些任务。工人阶级如要“过早地”夺取政权，就会招致革命的挫折与灾祸。
　　托洛茨基回答：在帝国主义时代，一方面由于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及无产阶级的比重，另方面由于土地拥有权与资本主义财产的密切的互相缠绕的关系，资产阶级必然会走向反革命的阵营。如果资产阶级在革命中保持控制的力量，革命一定会失败。唯一能够领导革命的阶级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要与贫农联盟，而且要赢取大多数农民（大多数国民）的支持，但是无产阶级只有粉碎资产阶级国家而控制了政府以后，才能这样做。为了不使它在这个过程中丧失士气以至引起革命的失败，它不能够把自己局限于实行革命的民族民主任务；它必须同时开始解决社会主义任务（不是全部的，当然也不是马上，但是至少是某些任务）。
　　由于同样的原因，任何“两个阶级”政府的观念，更不用说“两个阶级国家”的观念，完全是个空想。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只有在建立与贫农联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过程中才能完成，那就是说，只有摧毁资产阶级国家，创立新型式的国家，公社国家，苏维埃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才能完成。只有无产阶级及它在政府中占有的决定性的支配地位，才能保证革命向前走向胜利。任何其他战略路线都会导致革命失败。
　　列宁在1917年以前采取了这两个相反立场之间的中间立场。他的观点在那几年是动摇不定的。因此，托洛茨基说列宁的观点是建基在一条代数的公式上。像托洛茨基一样，列宁并不认为资产阶级，或者与资产阶级组成的联合政府，能够在俄国实现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像托洛茨基一样，他认为这些任务只有反对资产阶级以后才能完成。但是，在1917年4月以前，他跟托洛茨基不同之处，是他没有确定地指出，要实现这些任务，必须要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换句话说，他没有明确地指出，要实现这些任务，并不是要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是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即苏维埃的统治。列宁这个犹豫的原因，是他不排除有这样一个革命政府的假设：在这个革命政府中，无产阶级不占支配地位，无产阶级与农民有同样比重，甚至农民会占大多数。
　　列宁在1905年革命的直接冲击之下——特别是在1906年——把他的立场移近托洛茨基的立场，甚至于谈到只跟贫农联盟的无产阶级[1]，而且提到快速地过渡到革命的“社会主义阶段”。但是，反革命胜利以后，他基本上回到1905年的公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民主革命成功以后马上把工人党变成反对党。
　　这个分歧的要点在那里？这跟托洛茨基的所谓“低估”农民没有关系。这是列宁的热月反动不肖门徒的神话，种种的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斯大林主义流派及后来斯大林主义的派别（包括毛派）不断延续及扩大这个神话。事实上，托洛茨基一直着重农民在俄国革命的决定性角色，因为农民在活跃人口中占主要比重。像列宁一样，托氏反对只有人民群众中的少数（工人阶级少数）支持的盲动主义的、“布兰基式”的革命的观念。像列宁一样，他也强调需要将农民广泛地组织在苏维埃中。
　　真正的分歧是在别的地方。托洛茨基并不认为农民能够组织真正地独立于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的政党或政治力量。但是，政府一定要由政党，或者事实上是政党的政治团体，所组成的。对于托洛茨基而言，工农政党的“联合政府”，只有在农民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粉碎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时候，才能走向胜利，换言之，只有农民党不是资产阶级的农民党，而是无产阶级的跟从者的农民“党”式“团体”的情形下，才能走向胜利。对于列宁而言，直至1916年，他并不排斥独立于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的真正的农民党的可能性。因此，他所提的领导革命胜利的政府及国家的公式是不确定的。
　　但是，从1917年开始，列宁用与托洛茨基同样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说：
　　“群众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在俄国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如果从1896年的大罢工算起）。在这个很长的时期内，贯穿在两次伟大的革命中，并且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在俄国的全部政治史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工人阶级领导农民前进走向社会主义呢，还是自由资产者拖着农民后退，容忍资本主义？”[2]
　　“我们根据本身的经验知道，——全世界近代的，譬如说150年来的一切革命的发展过程，也证实了这一点——无论何时何地，结果总是这样：一般小资产阶级，其中包括农民，要觉悟到自己的力量，自己领导经济和政治的一切企图，最后都遭到了破产。或者受无产阶级领导，或者受资本家领导，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梦想中间道路的人都是空想家，都是幻想者。”[3]


3.无产阶级专政还是“两个阶级的政府”：历史的总结


　　判断不断革命论问题的真正标准，当然不是托洛茨基、列宁，或者其他甚么人在1905、1906、1909、1917或1921年所写的东西，而是在历史上真正发生了甚么事情。这个总结是清楚的、有启发性的。
　　民族民主革命的整个历史任务——首要的是土地问题——如果在甚么地方得到完成，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在贫农的支持下得到了政权，粉碎了资产阶级国家，建立起一个新型式的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尽管这可能在一个高度官僚化的形式中，而且在一个非常官僚化的工人党（除古巴以外）的领导之下发生。不管在甚么地方，如果资产阶级国家还是保持的话，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暂时得不到解决。事实上，反革命终于会得胜，虽然有的时候这反革命以“平和”的形式出现，譬如在阿尔及利亚。但是，反革命常常不是那么平和的：例如伊拉克、埃及，五十年代末及1971年的坡利维亚。而且许多时还发生反革命的血洗：例如1927年的中国、印尼、莫沙德被推翻以后的伊朗、巴西、智利、乌拉圭、土耳其，等。
　　在历史上，没有一个地方是处于中间状态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国家，经历了有数以百万计工农积极参加的广大的民众革命以后，既不朝向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朝向反革命的胜利，而朝向在“两个阶级”的政权或政府的领导之下的彻底的土地改革；在这“两个阶级”政权或政府之中，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享有差不多平均的权力，换言之，无产阶级的专权是不清楚的而且不确定的。
　　南斯拉夫革命中发生这种事情吗？在1945年南斯拉夫政府中，那里有“独立的农民党”或“独立的群众组织”呢？越南革命中发生这种事情吗？在甚么时候，在那里有“独立”农民组织（其比重与越南共产党差不多）在越南革命政府中出现呢？它在古巴革命中发生吗？在那里和在甚么时候与七二六运动差不多比重的“农民组织”，成为1958、1960或者1961年的古巴政府的一部份呢？这在尼加拉瓜革命发生过吗？在推翻了苏莫沙以后的革命政府中的那部份能找到“农民的代表”呢？更不必谈与桑地诺主义者的比重差不多的组织了。
　　詹纳斯同志提到了在1917年12月与1918年3月之间在苏俄存在的联合政府。他认为布雪维克与社会革命党左派组成的政府是“工农政府”的形式，因为在这政府中没有无产阶级明确的专权，换句话说，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据他的意思，无产阶级专政在1918年10月建立起来。
　　但是，社会革命党左派在1918年3月就离开了政府。在1918年3月至10月之间的布尔雪维克政府的性质是甚么呢？没有农民代表的“工农政府”吗？或者是“农民的政府代表“已经渗透进布尔雪维克党中了？
　　真正的问题还更严重呢！首先，不管在政府中，或在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会中，社会革命党左派从来没有与布尔雪维克有同样的比重。布尔雪维克的专权是清楚地建立起来的。第二，社会革命党左派从来没有代表“全体农民“，否则，怎样解释社会革命党内的分裂呢？在立宪会议中得到绝大多数农民支持的社会革命党右派又代表甚么人呢？最后，人们必定要用特别的杂技才能把社会革命党左派描述为“农民党”，因为这是一个提倡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统治、取消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包括农村的财产）及工资奴役（包括农村的工资奴役）的党。詹纳斯同志能够在世界上举出另外一个例子来说明“农民党”有那种政纲及方向吗？
　　为了把历史的真正过程迁就事先想好的图式，詹纳斯同志不得不在工人党（或者官僚化的及小资产阶级化的工人党）中找出“农民的代表”来。换句话说，他要从“两个阶级”政府的修正主义公式转到更修正主义的“两个阶级政党”的公式。这个看法从他提及中国革命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很可笑的是，中国革命三十年以后，曼德尔还要保卫在社会革命中不能够有农民党和农民组织和农民革命不能扮演独立的任务这个观点。在中国，由农民党与小资产阶级斯大林主义领导层所领导的农民军队，造成一个革命。这个革命开启了中国无产阶级得到——不管是如何变形的——历史性的收获，换言之，建立了中国的工人国家。）”
　　社会革命的意思是国家的权力在变动中从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这些变动包括粉碎旧的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及建立起作为另一个阶级的统治工具的新国家。
　　詹纳斯同志要我们相信，这个变动不是在全世界都看到的1949年发生，而是在除了几个托派理论家以外没有别人注意到的1953或1954年发生。他要我们相信由一个革命政府在1949年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农民政府”（或者顶多只能是“在农民所专权的工农政府”，因为军队是“农民”所领导的资产阶级国家。
　　但是他要碰到一个问题：这个国家及这个政府，没有中断地，不但没收了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且也没收农民的私有财产！那末在1949至1954年之间，在中国共产党中或在中国军队中有甚么改变呢？那个没收农民财产的“农民党”及“农民”军队的观念，不是太离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了吗？这不是把辩证法变成诡辩了吗？
　　而且，如果我们能够不经一次新的革命，从1949年的资产阶级国家转变到1953年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不是表示我们能够以和平的渐进的方式从一种形式的国家转变到另一种形式国家呢？我们是不是开始再度上映整个“修正主义的剧本”（借一句托洛茨基的话）呢？如果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不就表示放弃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吗？
　　詹纳斯同志的错误，很明显地是由于他搞不清楚一个党或一支军队的最大的社会成份与一个党或军队的真正结构之间的分别。一个党或军队的真正结构包括它的指挥系统、它在社会中所扮演的客观的任务、它在历史上所服务的阶级利益。如果我们观察帝国主义军队的阶级成份，就发现它主要是无产阶级。但是因为它的指挥系统，因为它所扮演的任务，及作为保护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没有人会怀疑它是资产阶级的军队；甚至于政府中还有“资产阶级的工人党”如英国的工党政府或法国的目前的密特朗政府。同样的，阿根廷的贝隆党的社会成份主要是工人阶级，但是它是资产阶级政党。同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更不必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没收资本主义财产及农民财产的历史工具，如果我们还说它是“农民”军队或“农民”党的话，那末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就没有内容了。
　　所以，中国的例子最响亮地证实托洛茨基对于俄国革命的预测与判断。虽然像在中国的革命的过程中，几百万、几千万的农民被动员起来，但是农民，至少在一个国家的平面上，是不能够扮演独立于无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的政治角色。农民的巨大的革命力量只能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或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集中起来。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革命一定会失败。但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虽然是极端地官僚化的，像中国一样），革命也有成功的可能。
　　在中国，是中国共产党——一个官僚化的无产阶级党或者可以说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化的工人党（我们觉得第一种说法比第二种好得多）——把无产阶级专政写在它的纲领上，而且已经在事实上，不是在理论上，定出了一条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4]这个党能够把农民的巨大的革命潜力集中在、统一在它的（并不是其他的“独立的农民力量”的）指挥之下。这才使胜利的中国革命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
　　在一个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为甚么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击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及夺取政权的问题，对人民革命的前途是如此的重要呢？因为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征是地主与资本家的利益，“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利益，买办资产阶级与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高利贷者、银行家与财政资本的利益，统统交织在一起。当人民革命一发生，群众的动员扩大，群众的愤怒加深，群众的斗志上升的时候，群众就要“把他们的命运握在自己手中”，换句话说，他们自己就要没收地主、高利贷者、帝国主义、甚至于某些“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
　　资产阶级对这是非常了解的。所以它才要用种种手段，譬如与机会主义工人党（有时候假装为“农民党”）同盟，来设法延迟算帐的一天。但是，由于群众运动的动力的推使，一当没收的行动快要开始的时候，工人运动的调和主义的领导就会用种种学来的策略来延迟工人的没收行动。
　　这就是为甚么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全部基本的战略方针，是准备反革命政变来解除群众的武装或者击碎群众的抵抗。1848年及1871年的法国是如此，1931-37年的西班牙是如此，1925-27年及1946-49年的中国是如此，1917-18年的俄国也是如此。俄国资产阶级的基本路线既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是立宪会议，而是抬出柯尼洛夫、克拉索夫、丹尼金、柯尔特查克、仁格尔等（反革命的将军）。
　　要击破这个战略，就需要武装工农，集中他们的武力，就要建立他们的政治权力，也就是建立由贫农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国家在帝国主义时代（及在此以前）的残存，却成为推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的主要障碍物。这真是历史的嘲弄。
　　詹纳斯同志写了一篇三万五千字的文章，谈论不断革命的问题，但他没有写一个字来回答这个在所有二十世纪的革命中最迫急的问题。我们进行这个争论来热烈地维护不断革命论，并不是为了孝敬托洛茨基同志，也不是为了对第四国际的纲领有甚么“顽固的传统主义”，而是因为近百年的历史经验证明我们这个世纪的真正的革命过程的确是不断革命的过程。
　　这就是为甚么人们如果抛弃了不断革命论的教训，就会引起几百万、几千万工农的失败。我们热烈地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它牵涉我们的阶级的血与肉，并不是单单因为这是书中的几个公式。为了使无产阶级、贫农，以及他们的先锋份子不再因为是很明显的、混乱的公式而被淹入血泊，我们需要很清楚地讨论这个问题。混乱的公式只会使革命注定失败。
　　我们这里所谈的，是革命家必须采取一个战略方针，朝向击碎资产阶级的政权与国家，那就是朝向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所谈的并不是在夺取政权的道路上所用的鼓动口号，列宁的热月反动不肖门徒在1923年以后所推动的就是那种混乱。各种斯大林派及斯大林主义以后的派别又将它复活。
　　从托洛茨基开始，没有一个理智的人曾经说过，人们可以不顾某一国家、在某一特定时刻的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及军事的情况，在“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工人政府”的口号下，动员群众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那就是说，夺取政权。
　　“打倒沙皇；建立工人政府”这个出名的口号，并不是托洛茨基的口号，他既没有在1905年提出，也没有在1917年提出。相反地，机会主义的领导层，认为口号应该有伸缩性，而应该适合于经过小心分析的具体的情况，却导致无数次革命的失败。这是因为他们拒绝在适当的时机定出一条夺取政权及破坏资产阶级国家的路线。
　　机会主义领导层在很多场合中认为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前，需要经过“与全部农民合作”的“阶段”。
　　斯里兰卡自称为托派的社会平等党（LSSP）的机会主义领导层也喊过这个口号，当它与资产阶级的SLEP党联合的时候就说与“农民”联合。这就是机会主义。詹纳斯同志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的摇摆不定会发展到这样致命的机会主义。
　　没有一个国家既不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又不是工人国家。决不可能有这种国家的。修正主义者考茨基相信在资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有一个两者的联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在资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有一个双重政权的时期，那就是一个旧统治阶级与新兴的统治阶级之间的生死斗争的时期。
　　这种双重政权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最难预见的形式。每一个新的革命显示了一个不同形式。尼加拉瓜目前的革命就是一个例子。这个生死的斗争并不因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而停止。即使工人国家的政权已经存在，革命的生死斗争也可以在内战中继续存在。已经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可以被推翻，1919年的匈牙利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在所有的这些例子中，我们所谈的是一个国家权力与另一个国家权力对抗的形式，并不是一种财产形式与另一种财产形式的对抗。双重政权是在无产阶级的权力机构或者资产阶级政权的残余已经在国家的平面（军队、警察、司法、宪法、法律及行政）上消失的时候才结束。同时，这也不排除它们在日后复活的可能性；但是“复活”的意义与“残存”是不同的，前者表示它们已经在以前消失。
　　自从1917年以来，任何革命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这个道理。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以及共产国际头四次大会的文件中，这个道理是讲得清清楚楚的。但是詹纳斯现在要在它的上面涂上一层混乱的东西。他写道：
　　“列宁及其他布尔雪维克在这时候用许多不同的公式来描述苏维埃政府：‘工农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与贫农的专政’，‘人民政府’等等。”
　　我们要强调，我们讨论的并不是不同的公式。如果我们略去“人民政府”这个公式，因为我们在稍为有点重要的纲领性文件上根本找不到这个公式，其他的这些公式都是同义词。过渡纲领特别指出：“对于布尔雪维克而言，在十月革命以前所用的工农政府的公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同义词。”难道詹纳斯同志会说托洛茨基同志在１９３８年主张这个公式的时候，是有意或无意地伪造历史？
　　假如我们全面研究列宁的著作，我们能够在１９１７-１８年的著作中发现模棱两可的，甚至于自相矛盾的公式。我们不对这个事实争辩。但是只有诡辩家才会在一篇争论性的文章中断章取义地取得一、二个句子而把它们等同起来，或者像上面一样，从纲领性的文件及理论性的文章中取出几十个引句来，然后说它们有相反的意义。正确的方法，是利用1917-1923年的所有的共产主义纲领文件和自1917到今天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文件上所包含的理论上的连续性，来重新解释这几个地方的笔误。
　　我们知道，许多革命一方面需要动员农民、及着重过渡要求和“革命任务的资产阶级民主性”，另方面需要朝向无产阶级与贫农的夺取政权，但是因为有人故意把这两方面的要求对立起来，革命就失败了。詹纳斯同志的模棱两可的公式，虽然是隐隐约约地重新把这两方面的对立介绍到我们的运动中来，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的运动的纲领就是最反对把民主要求或者“革命的民主阶段”，转变为过渡纲领所说的“无产阶级颈上的绞索”。我们知道，没有一个革命是因为过早地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而失败了的。
　　我们当然一点也不能叫列宁负起推行革命阶段论政策的责任，这个政策是与资产阶级，或与资产阶级政党，或者与在广大的群众革命的过程中以“全部农民的代表”出现的资产阶级政党，结成同盟。孟雪维克、马铁诺夫、热月反动的列宁不肖门徒（斯大林及布哈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斯大林主义的及斯大林主义以后的派别，才有这种历史连续性。但是列宁的1905年及1906－1916年的代数公式，的确开了一道能够导致那种错误的解释的门。托洛茨基大力关了那道门；詹纳斯却要再把它拉开。这是令人惋惜的事情。
　　同时，虽然把不断革命论的问题搞清楚，特别是把无产阶级联合贫农来夺取政权的需要搞清楚，是使革命在一个发展不足的资本主义国家胜利绝对不可缺少的条件，但是这并不是充分的条件。我们还需要一个有利的力量关系：统治阶级充分地变弱与分解，人民群众充分地反抗与动员。我们需要一个革命的先锋队，那就是一个党。而且这个党要有充分的力量，在群众中有充分的根基，具有——在革命以前的时期所获得的——充分的政治权威，对国家的所有的客观条件，即所有的社会与政治的力量，有一个相当具体与丰富的分析，而且有相当精炼的策略，才能成功地把全国大多数人民在夺取政权的这个目标之下团结起来。无论如何，从马克思及列宁开始，没有人要数出保证革命成功的条件。这不是我们讨论的要点。我们讨论的要点，是根据丰富的、悲惨的革命经验，拒绝推行保证会失败的战略。
　　最后，当我们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即对于不断革命论的问题上，从1905年到1917年的4月提纲之间，托洛茨基比列宁正确，我们并不是说托洛茨基是比列宁更好的革命家，也不是说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而不是列宁主义者。在1917年的俄国革命以前，在很多问题上列宁是对的，而托洛茨基是错了；不但是那个主要的组织问题，而且是选举策略的问题，在第二次分裂以后与孟雪维克统一的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革命失败主义的问题。今天，如果光是根据单一的泉源（不管是托洛茨基，或是1905年的布尔雪维克）的政治及战略立场的连续性，革命马克思主义是不会存在，也不能存在的。
　　今天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包括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东西，第二国际所作的几个进展，1917年以前的列宁与布尔雪维克的组织理论及大多数的策略的选择与理论的贡献（譬如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与国家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卢森堡及德国社会主义左派的一大批（当然不是全部）的政治著作，共产国际头四次大会的文件，俄国以外的其他共产党领袖在1919－1923年之间的某些理论的贡献，从1918年以来世界革命的成功（南斯拉夫、中国、越南及古巴）与失败中所得出的某些主要的理论结论，托洛茨基主义有关苏联的官僚堕落的理论，及它的反官僚政治革命必要性的理论，托洛茨基主义对法西斯主义的评论，等等。
　　怎么能够不是这些东西呢？一个历史唯物论者怎么可以认为革命战略统统已经在1905－06年设计好了，换句话说，认为革命战略统统在第一个革命胜利以前设计好了，而且不必包括1905年以后的三十几个革命的知识呢？
　　詹纳斯同志反问我：“曼德尔说列宁接受了托洛茨基的1917年以前的俄国革命战略，而托洛茨基接受了列宁的党组织的观点，这是不真实的。事实上，这是绝对讲不通的。历史唯物论者怎么能够解释这个纲领和战略与它们的组织上的表现之间的完全的分离呢？”
　　这倒有点儿奇怪！根据詹纳斯的逻辑，历史唯物论需要一个组织的战略、纲领与该组织本身之间的一致。但是，我们总是以为历史唯物论主张一个组织与某一阶级（或者阶级的一部份）的联系，即该组织在客观上所根基的社会利益，与该组织的战略、纲领之间的一致。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贡献就是他的组织的观念，他的已经变成革命马克思主义纲领一部份的组织的理论与实践。就是这个主要的问题，列宁是对，托洛茨基是错了。
　　但是在1905年，即列宁形成他的“工农民主专政”的理论这一年，那个观念的“组织的表现”只是二千个革命者的小团体。他的战略观念之含糊不清及具有代数性质，其原因之一（当然不是唯一的因素）就是这个革命团体的狭小及缺乏人民革命的实际经验。建党工作已经在1905年开始了，但是还没有完成。要完成这个建党工作，不但需要1917年二月革命的历史经验，也需要俄国无产阶级比1905年时大得多的动员、自己行动与自己组织的程度，最重要的是，英勇的先锋工人大量地涌入布尔什维克党，使党员人数在短短的几个星期之内从一万五千人增加到十万人（最常提及的数字是八万人）。从许多方面看来，就是这个无产阶级成份的比重比1905年增多了很多的新组织，使列宁在革命的高度紧张气氛之下，克服了老布尔什维克的错误与保守——它们是1905年而不是1917年的产物。正确的组织观念，及中层干部之接受了不妥协的阶级独立的立场，才使建党工作得以完成。这才是对1917年4月时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变化的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的、非偶像化的解释。
　　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在布尔什维克的纲领与列宁主义的组织观念之间有“完全的分离”。我们只说过那个纲领在一个问题上缺乏清晰的观念：能够领导俄国革命胜利的国家及政府的性质。在所有其他的问题上，特别是反对与资产阶级合作上，那个纲领是正确的，一般说来，那个纲领产生了正确的策略。所以这是局部的，不是完全的、二分法，这在历史上既不惊人，也不是唯一独有的。
　　恩格斯和列宁完全地（除了一些细节以外）赞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纲领。他们更完全赞同该党的组织观念；列宁还直截了当地从它那里得到灵感。但是，到了1908年，党对于权力的战略观念却完全不对劲——比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的观念更差劲——，它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的错误观念，那是更不必说了。我们现在知道，为了这个“局部的差错”，人类在1914年及1918-19年要付多少代价！历史对于以下两个方面之间的自动的“一致”这个过分简单化的、机械论的理论给了它最尖刻的回答；这两方面是：一方面是总纲领、干部的一般教育、组织观念及目前的策略；另方面是夺取政权的明确的战略。


4.无产阶级专政与农民战争


　　詹纳斯同志在农民问题上，那就是在俄国革命中（以后在南斯拉夫、中国、越南、古巴、尼加拉瓜革命上，虽然每个情况都不同，不过这些差异是非常次要的）达到工农联盟的具体的措施上，更减弱了他的立场。这个问题牵涉到以下几个问题：
　　1.导致农民夺取土地的农民暴动真正是在甚么时候发生的？
　　2.农民之中哪些层份参加暴动？
　　3.当土地革命落实时，是哪个社会阶级行使政权？
　　4.工农联盟的具体政治形式是甚么？
　　十月革命以前就有农民暴动。人们也许可以把这些暴动的性质定为“全部农民的暴动”。这些暴动显然是得到布尔雪维克党支持的，虽然布党在这些暴动中只起极小的作用，即使不是微不足道的作用。但是这些只是零散的暴动。这些暴动虽然替十月革命准备了基楚，虽然破损了孟雪维克与社会革命党右派所支持的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的、及地主的社会与政治的基础，但是这些暴动既没有攻击临时政府，也没有推翻临时政府。农民只是经过兵士苏维埃间接地参加十月革命的准备与进行。我们很难坚决说大多数的兵士苏维埃代表“全部农民”。那人们怎样解释在十月革命之前、中间、及以后少数的、但是有份量的、兵士苏维埃支持社会革命党右派呢？
　　真正的农民暴动，真正的“农民战争”，农民真正的夺取土地，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军事与政治的保护之下，及在苏维埃政权的积极援助与合作之下，发生的。这就是工农联盟在俄国实现的具体的道路。
　　布尔雪维克、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权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是因为它们答应给农民土地。它们之所以能够维持政权，是因为它们保持这个诺言。俄国工人阶级只占人口的极小部份，光是靠它们的支持是不可能夺取与保持政权的。托洛茨基从来没有提倡这种废话，这种废话是死硬的斯大林派的诽谤。詹纳斯同志却开始有点向这些诽谤让步了。
　　在1917年11-12月所召开的全俄农民苏维埃大会上，有一个力量不小的少数派出来反对把政权转移给苏维埃及反对十月革命，这个少数派的主要基础就是社会革命党右派。
　　这只反映了政治意见的不同，还是反映了不同的社会利益呢？在这不同的社会利益之间，一方面有富农、农村资产阶级、较富的中农；另方面有农业工人、贫农、较究的中农。我们坚持第二个观点。
　　在乌克兰（旧俄时代很多农民住在该区），格鲁吉亚及其他地方，农民的态度的问题，从一开始，就与民族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芬兰与波兰，情形更是如此。毫无疑问地，在上述区域，大多数农民，那就是说全部富农与很多中农，以民族主义为理由，反对十月革命，所以在开头支持以帝国主义（在许多情况中，德国帝国主义；在其他情况中，英国与法国帝国主义）为后台的反革命政府。（它后来改变立场，那是另一回事）。
　　富农的暴动在工业国有化以前就发生了，所以主要地不是“怕”看到“他们的土地被集体化”。这些暴动是对苏维埃政权没收他们的存粮所起的阶级的反应。苏维埃政权之所以没收富农的存粮，一方面是为了城市的工人群众的经济利益，另方面也是为了因运输失调而常常受到饥荒威胁的贫农的经济利益。
　　现在我们就谈到了问题的中心了。贫农与富农的分歧的发生，并不是在“农村的资本主义的拉长的发展”以后。这个“拉长的发展”据说是因革命的胜利而起的。这个分歧的发生差不多是在革命胜利以前。这个分歧有它的特有的形式，是受不断革命所影响的国家的农村中资本主义、半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相互影响所产生的。
　　在1917年的俄国，穷人与富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冲突，不再使半封建的地主与“全部农民”发生矛盾。它却使地主、高利贷者、农村资产阶级和富农联合起来，与贫农及情况差一点的中农发生矛盾。承认俄国还遗留着资本主义以前的包括农奴制在内的剥削关系是一回事；对于这种剥削关系，富农与贫农都要与它斗争。但是说贫农不必要同时起来反对各种形式的农奴制，反对吸血的高利贷者，反对驱使他们饥饿的资本主义的剥削者，说贫农能够“分得出”阶段（第一阶段是与资本主义的高利贷者联合起来反对半封建的贵族；第二阶段是与农业及工业工人联合起来反对农村资产阶级），则是另一回事了。
　　这种“农民战争”是从没有把不平衡律和综合发展律考虑面内的抽象的理论图式中得出来的。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种“农民战争”，除了在特别落后的国家以外，从来没有发生过。在俄国、南斯拉夫、中国、越南、古巴及其他许多失败了的革命中，这种战争是没有发生过的。在所有的这些国家中，农民之间的阶级分歧，以及农村中潜伏的、而且有时候公开的内战，在革命过程一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就爆发了。它们的根源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农村的社会与经济的现实。（让我们再重复一下，最落后的国家是例外的，因为托洛茨基也说过，在最落后的国家里，由于工业无产阶级几乎完全缺乏，不断革命论是用不上的。）
　　让我们以目前的印度为例吧。在目前这个时候，印度没有革命的局势。在整个国家的平面上，资产阶级的统治似乎很稳定。工人运动在经受一个暂时的退潮，而不是一个猛烈的涨期。但是，在印度的农村，一个潜伏的而且有时候公开的内战，正在慢慢地无情地发展，其潜伏的势力像火山一样。在这个内战中，贫农（许多贫农属于贱民阶层）与富农正在冲突。富农正在组织恐怖主义的武装集团来阻止贫农保卫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难道詹纳斯同志要机械地应用列宁在1905－1906年所用的公式，要印度无产阶级首先与“全部农民”联合起来斗争吗？难道他要主张印度资本主义比1917年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得高些，所以这就是“情况已经改变”的理由吗？
　　但是，如果贫农与富农之间的分歧不是“阶段革命论”这个政治战略的后果，而是最重要的半殖民地国家（更不必提发展不足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农村的社会与经济的现实的产物，那末任何强迫贫农及他们的自然的同盟军农业工人在革命的任何“阶段”把他们的斗争局限于“民主的、反封建的，及反帝的”斗争的企图，就等于在实际上强迫贫农与农业工人践踏他们自己的物质利益。
　　这种“战略”与不断革命论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后者的提倡人“低估农民”。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反对不断革命论的人，拒绝在实际的行动中，动员贫农与大多数劳动农民，不鼓励他们组织在苏维埃式的机关中，因为他们恐怕这种动员会以工人阶级与贫农的真正的、可行的联盟来代替工人阶级与“全体农民”的乌托邦式的、不现实的联盟。这个工人阶级与贫农的联盟，不但可以对抗帝国主义及半封建的力量，而且可以对抗包括富农在内的城市与农村的资产阶级。
　　只有当人们，像孟雪维克在1905－1906年所做的一样，把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标局限于纯 政治的目标，人们才能希望与全体农民建立任何样子的“政治联盟”。一当人们提出实现民族民主革命的全部历史目标的问题的时候——这就是不断革命论的主要内容；不断革命论从来没有认为，不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没有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能够实现的；它只主张，那些目标不能全部实现——人们不得不认为，土地革命在革命的许多目标中有最高的优先次序，人们不得不总结地说，在帝国主义时代，这种革命不能光由全部农民的动员而实现，它还需要农村的贫富之间的阶级斗争的自动发展，这个阶级斗争的发展并不表示在农村中反对或赞成社会主义，反对或赞成土地的集体化。其实，对于富农、商人及高利贷者而言，不管贫农要取消他的债务的原因是“支持社会主义”或者是“单纯地”逃避不可忍受的痛苦，都是不紧要的。他们关心的是：他们是否会失去土地、财产、甚至生命。这才是他们要采取行动的基本原因。
　　这里所要谈到的就是关于不断革命论的争论的中心。正是因为农民内部有了先前的、必然的、社会与经济的分化的问题，所以才有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提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与革命以后所成立的国家的性质的问题。列宁常常提及的小资产阶级、小商品生产者（即农民）的动摇，就具体地反映到两个完全相反的政治行为上：
　　或是“农民政党”（十个之中有九个是资产阶级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政党），以及特别是农民群众组织，跟着农村及城市资产阶级走，而且，一当贫农为了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动员及组织起来的时候，这些“农民政党”就会跟城市资产阶级一样，呈现反革命的行为；在这种情形，反革命就会胜利（1952年革命以后，玻利维亚的反革命的胜利，主要原因就是农民组织与“革命民族主义运动”的联盟）。或是阶级斗争深深地渗 入农村；贫农与较穷的中农动员与组织起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情形，工农联盟就能走向胜利。但是它们之能走向胜利，只有在城市与农村的剥削者不能血腥地镇压“农民战争”的条件之下，即只有他们的军队被打得粉碎的情况下，即只有无产阶级与贫农武装起来，即只有国家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或者，在腐烂中的资产阶级与新兴的工人国家之间的内战已达到后者能够有效地保护贫农不会受到统治阶级的血腥的镇压的程度）。
　　当领导工人的党拒绝取得政权，他们并不是“更深地了解农民问题”，而是不了解导致“农民战争”被打垮的农村的社会经济现实。农民战争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之下才能得到胜利。
　　从上述的分析，现在我们可以讨论不断革命过程中的“阶段”的问题。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论》一书中所提起的“阶段”，跟群众动员中所达到的各个具体目标的次序有关系。这是实际的问题，是“对具体的局势作具体的分析”的问题。
　　革命过程（群众的暴风雨般的动员）的爆发，可能有种种原因：反帝斗争中的一个问题‘民族独立的问题；农业问题中的特别方面；“少数民族”的问题；反对独裁斗争中的一个要求（释放政治犯）；或者是饥饿的问题；分配现有的供应的问题（这就是1917年2月革命发生的原因）。事先规定那一个问题比较容易导致革命的爆发，或先从这些国家的“发展阶段”的一般定义推论出甚么原因出来，是完全不适合的。在这方面，事件往往会带来不可预测的变化。
　　而且，不断革命的过程，很可能会在局部工业化的发展不足的国家中，被“典型的”工人阶级的要求所触发，虽然这点会大大地搞乱只按照图式的思想家。要求矿山的国有化，在触发1952年的玻利维亚革命上，起了不少的作用。这个要求并不是“纯粹”的反帝要求。要求埃及的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也起了差不多同样的作用。
　　这些不断革命过程中的“阶段”，跟孟雪维克、斯大林主义者及他们的模仿人所熟悉的阶段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在不断革命过程中的任何阶级，政治的要求并不排斥工人和农民群众动员与组织起来，为他们目前的物质及历史的社会及经济利益而斗争。这些群众只能够被人们阻塞了、窒息了、与抑制了他们自己的动员以后才接受上述的图式，那就是说，让我们再重复一次，工人以及被剥削的农民的动员。这才是真正的政治选择的利害关键。
　　我们并不排斥偶而地为了明确界定的斗争目标、而且严格地遵守“分头前进，共同攻击”的规则的政治联盟、“阶级”同盟、“反帝联合阵线”等。但是并不是以任何代价，并不是以制止工人与贫农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动员与组织起来为代价，虽然在实际的生活中，这表示“反帝联合阵线”会破裂 ，因为“民族”及（或）农村资产阶级宁愿投降帝国主义、独裁政制、“半封建”等等，而不愿意让它自己被农民战争及工人罢工与占领工厂的激动的火焰所包围起来——这些火焰对它是致命伤。
　　我们现在可以回答詹纳斯同志的另一个讽刺话了。这讽刺话再一次地表示他常常不懂我们所讨论的是甚么东西。他写道：
　　“列宁说，十月革命创造了在农村‘最完善地’发展资本主义的基础（曼德尔如果不与马克思和列宁决裂，就不能否认这句话）。”
　　让马克思和列宁和平地安息吧。还是让我们从事实上，即从历史的经验，及从理论的观点，来考察这个问题。
　　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在农村的最完善的发展”（记得列宁是说“美国式”的发展）既没有在十月革命以后发生，也没有在南斯拉夫革命、中国革命、古巴革命、越南革命以后发生。在所有这些情况之中，所发生的主要是具有资本主义农业的蓓蕾的小商品生产的发展，而不是“农业上的最完善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谁如果不懂“最完善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意思是农场机械的大量发展和农业无产阶级的大量产生的话，就不怎么懂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
　　俄国的、中国的、南斯拉夫的、或者古巴的富农，在革命以后，那里有大量积累的资本来购买那些国家还没有的农业机械呢？列宁是懂得马克思的，他的意思显然是：土地国有化可以作为资本主义的最完善发展的出发点，如果一连串额外的条件能够付诸实现，其中一条主要的条件就是不存在无产阶级专政。詹纳斯的过份简单化的捷径，就把正确的观察变为废话了。
　　事实上，因为我们懂得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的法则，所以我们懂得，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土地国有化，只有在工人国家把大量的农场机械交给富农，而允许他们雇用几百万个农场帮工，让他们剥削的条件之下，才能够“在农村导致资本主义的最完善的好展”（即所谓农业综合企业，因为这才是我们所讨论的东西）。但是在这样一个过程能够有成就的很久以前，这就已经给无产阶级专政一个致命的打击，就已经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就已经在经济方面得到证明（因为私人资本的积累就已经比“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占上风，而且价值规律就已经因为世界市场与富农之间的联系在俄国占优势了）。而且在社会方面也会得到证明，因为无产阶级化的、贫穷化的贫农，就会起来反抗富农，而且如果国家不支持他们的话，工农联盟就会被粉碎。
　　这就是为甚么列宁早在1917年断然地宣布：“社会革命党人欺骗自己，欺骗农民，就在于他们赞许并且宣传这样一种看法，以为不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不把全部政权转归无产阶级，以为贫农不支持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用最坚决最革命的措施去反对资本家，也可以实现这种改革……政权转移给无产阶级才是主要的事情。”[5]
　　这一段话与1905年的“民主共和国”和“欧洲式的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是多么不同呀！如果今天提出不顾一切的根据硬要在这二种分析之间加以“连续”的符号，就是拒绝去看东西的盲目。
　　奇怪的是，在帝国主义时代，甚至于在资产阶级国家，“资本主义在农村的最完善的发展”也不能再在发展不足的国家发生，虽然那些国家曾经有过多少一致的、多少有限度的土地改革，这个原因也是在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的法则上：农业与工业，农业与信用贷款，高利贷的及银行的资本与财政资本，民族资本与国际资本，资产阶级国家与资本主义农业，半殖民地的及（或）依赖性的资产阶级国家与国际的帝国主义制度，等等之间无法摆脱的重叠交织。在基本上，这个问题就是：“资本主义在农村的最完善的发展”正好需要一个美国式的、包括一切复杂事物在内的、全面的资本主义发展。但是，在帝国主义时代，“第二个美国是不再可能的”。
　　这就是为甚么“绿色革命”在最发展的、依赖性的国家（如墨西哥、南韩、印度的某些部份）的初步的成功，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在农村的最完善的发展”，而只导致发达与落后的混合体。因此，，这些国家远远地落在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之后，更不必说西欧、加拿大、澳洲或者美国了。


5.无产阶级自我限制的问题


　　詹纳斯在他那篇公开反对托洛茨基同志的文章中，责备托洛茨基的预测：托氏认为“两个阶级”的政府将有可能镇压或限制无产阶级为本身目的而进行的斗争（第41页）。詹纳斯断然主张，1917年十月革命所建立的“两个阶级”的政府，不但没有制止工人的要求，不但没有制止工人夺取工厂及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反而在实际的行动上帮助无产阶级达到这些目的。因此他说，托洛茨基的预测是错误的。
　　这个“反驳”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早已确定，根据列宁和布尔雪维克党及共产国际的所有纲领文件，十月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政府，不是“两个阶级的政府”，而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不但是在“一般的历史”的意义上是如此，在具体的及目前的意义上也是如此。
　　工人有了武装。老板被解除武装。工人通过他们的苏维埃行使政权。老板在被法律正式没收财产以前（詹纳斯侮辱性地形容这个宏伟的工人革命是“无政府主义”，但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认为这个描述是赞美的话），已经被工人欺侮、轻视、侮辱（详情VICTOR SERGE的《俄国革命的第一年》一书）和被赶出他们的别墅、大厦。
　　明显地，在这种情形之下，没有人在俄国能够制止或限制工人的要求。布尔雪维克在工人的自发动员的连续撞击之下，好几次修改了国有化的日期。这个事实所有严肃的历史家都承认，但是詹纳斯一点都没有提起。列宁及布尔雪维克毫不犹豫地、愉快地按照工人的意思去做。他们宁可跟着真正的革命进程走，而不愿照着已有的图式去做。这些事实证明他们具有令人钦佩的革命品格。这个革命品格我们是从来不怀疑的。
　　但是，詹纳斯同志提出“阶级联盟”的问题以后，却不敢涉及由此逻辑地得出的问题：历史上从来没有独立于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的“农民党”，因此“两个阶级的政府”只能是包括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在任何这样的情形下，如果革命过程的领导人真正让自己被拉进这种“两个阶级的政府”，那会发生甚么的结果呢？甚至于在这些情形下，如果领导革命的党，虽然在实际上与资产阶级（及其“农民党”）决裂，但还想用旧有的阶段革命论的公式来表示他们的政治方向，那会发生怎么样的结果？在任何这样的情形下，只要无产阶级与贫农的动员不符合既定的图式，就会有人企图要限制他们的动员、组织与活动。不幸的是，这种人的企图常常是成功的。
　　在最坏的情形，结果不但是群众运动被镇压，而且是由于镇压引起士气大挫而使革命失败。在最好的情形，由于缺乏群众自己的组织，结果是产生从开始就高度官僚化的工人国家，导致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必然发生的许多问题、困难与矛盾无法得以解决。在这些情况下产生的过渡社会，在走向社会主义时将受到“阻碍”。这情况又反过来对国际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与世界革命的动力，产生差不多同样悲惨的结果；这个情况再反过来加深官僚化过渡社会的矛盾与浪费。
　　对于这些情况，詹纳斯同志一句话也没有说。托洛茨基同志早在1905年就已看出大多数这些影响二十世纪历史的问题，在这方面作出了不少贡献。但是今天还有人不但不敬佩他的远见，反而要骂他有这个远见！
　　詹纳斯同志是选择性地“阅读”列宁的著作的。他的方法是从一本一百到一百五十页的书上选出一、两条引句来“证明”他的论点，而不想想为甚么书中包括二十条意思相反的引句，也不想想作者的整个的意思是怎么样。詹纳斯同志还想用同样的方法来“阅读”马克思的著作。
　　例如，他在1982年还重复《共产党宣言》最后部份的一段话。这个宣言是1848年革命以前写的。他引用的时候，好像这段话对今天的政治还是有效，好像布尔雪维克不但在1905年而且在1917年还应用了它。但是他没有解释这段话所包含的政治与战略的论题是甚么，也没有问一问这个预测是否被1848年的现实所证实，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继续支持它。
　　这段话说的是：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这个资产阶级革命将会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得到胜利；它将会立即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
　　对于这三个预测，只有第一个被证实了。其他两都被事实所否定。德国革命并没有胜利，而它没有胜利的原因，正是它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它也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德国与法国的1848年革命的具体经验，使马克思与恩格斯急剧地修改革命的战略。在1850年3月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总结了1848年革命如下：
　　“弟兄们，我们早在1848年就对你们说过，德国的自由资产者很快就会执掌政权，并且立刻就会利用他们刚刚获得的政权来反对工人。你们已看到，这个预言是证实了。……资产阶级如果不是与那个在3月间被打败了的封建党派结成联盟，甚至最后把统治权重新让给这个封建专制主义党派，是做不到这一点的。）（《马恩选集》中文版第一卷第382页）
　　历史进程的次序并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开启了无产阶级革命，而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导致反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恐惧，使它不能够扫除半封建的残余。
　　马克思与恩格斯从这个经验中得出两个战略性的结论，它们是没有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
　　第一，无产阶级必须在资产阶级革命发生以前，必须在资产阶级及民主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任务完结以前，组织起具有它自己独特策略的独立政党；即使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它也要这样做。
　　第二，无产阶级必须采用“不断革命”的战略。这个“不断革命”的名词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建人第一次在《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使用的。
　　我们不要忘记，《共产党宣言》只要求英国和美国的工人加入工人党。这两个国家并没有发生1848年的革命。在那个革命发生的两个国家——法国和德国，《共产党宣言》明确地提倡共产主义者加入小资产阶级政党（法国的刘易斯·白兰克的党，德国的民主党），并不是要他们成立工人阶级的独立政党。以下是马恩两人在1850年的《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所提出的策略的总结：
　　“大部份直接参加过革命运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都认为秘密结社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单单进行公开活动就够了。个别的区部和支部放松了自己跟中央委员会的联系，最后甚至渐渐地完全断绝了这种联系。结果，当德国民主派即小资产阶级的党派日益组织起来的时候，工人的政党却丧失了自己统一的巩固的基地，至多也只是个别地方为了本地的目的还保存着组织的形式，因此在一般的运动中就落到了完全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支配和领导下的地位。这种状况必须结束，工人的独立应该恢复起来。”（《马恩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页）
　　促使这个战略性的转变的，还有法国的阶级斗争的经验，法国无产阶级1848年6月暴动的经验，还有这个革命完成任务以前，在一个制度化的“民主共和国”诞生以前，在这个革命的过程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血腥的冲突的经验。在这里，生命、阶级斗争与历史经验也证明，在资产阶级完成它的历史的经济任务以前，它已经在政治上变成反动与反革命了。否认马恩的思想上这个“转变”，主张马恩两人在1848年6月、1850年及1871年的思想与上述的《共产党宣言》中的那段句子有“政治上的连续性”，主张连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与十月革命的思想也与那段句子有“政治上的连续性”，简直把马克思与列宁变为半个孟雪维克，或者庸俗的孟雪维克了；这就等于把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历史变为不可忍受的轻率之言了。
　　在1918－1919的德国革命中，一个社会民主党左派的领导人写了一个小册子叫《怎样失去革命》。在小册子中，他把《共产党宣言》中的“科学的”、平衡的、正确的、深思熟虑的立场，与支持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暴动的马克思的疯狂的、事实上“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的思想对比。他说，马克思的后一个思想根本没有机会成功。“因为”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完全完成，“因为”资本主义还没有“耗尽它的经济潜力”，因此，这个“疯狂的”暴动的唯一可能结局，就是把资产阶级驱赶入反革命的怀抱。
　　这本小册子的孟雪维克（改正一下：社会民主党左派）的著者，在事件发生70年以后，还没有懂得，法国资产阶级走向反革命阵营的原因，并不是巴黎无产阶级的“疯狂的暴动”。根据当进的资本主义、工人阶级意识与工人运动的发展，资产阶级之走向反革命阵营的原因，很明显地是资本与劳工之间的阶级矛盾与无情地成熟。工人暴动是资产阶级这个变化的反应，不是它的原因。这个支持“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应该自我限制”的人，名字叫爱德华·伯恩斯坦。伯恩斯坦这个名字你听过没有？导致伯恩斯坦的结论的修正主义逻辑你听过没有？


6.詹纳斯的错误的理论根源


　　受了几十年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传统教育的同志，怎么会“陷落”到这么错误的立场上去呢？我们主要地看到三个相关的原因。这三个原因再一次地在马克思主义运动历史上显示了伟大的辩证法思想家歌德的有名的“观念的客观的辩证法”：“你以为你在推动，事实上你被推动”。詹纳斯及与他相同思想的人，似乎对辩证法则失去自觉的控制。
　　（一）这些错误的开始，是目前的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对于托洛茨基与第四国际论证苏联还是工人国家的主要标准有错误的了解。虽然畸形的官僚专政统治着苏联，托洛茨基与第四国际还是以生产手段的国有化作为论证苏联仍旧是工人国家的主要标准。对托洛茨基而言，国有化是决定性的剩余的因素，换句话说，他常常说国有化是十月革命所残存的东西。但是，他从不没有梦想到把十月革命的成果以及十月革命的性质缩小为只是这个国有化而已，而同时把资产阶级的政权的破灭及新的苏维埃政权的创立设想为“不太重要”或者“不怎么有决定意义”。对托洛茨基而言，对列宁、对恩格斯、对马克思也一样，决定一个社会革命的东西，是政权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并不是即刻地完全地废除某一财产形式。《共产党宣言》已经明显地写道：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恩选集》中文版第一卷第372页——着重点由本文作者所加。）
　　托洛茨基及所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从三十年代开始所要解决的新的理论问题，就是要确定从无产阶级革命的无可否认的胜利中所产生的国家的性质，因为在那个国家里，“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不再行使政治的权力，不再享有“政治统治”，而且无产阶级民主不再存在了。在这些情况下，虽然有官僚专政，我们还能说这个国家是工人国家吗？托洛茨基的回答是，只要十月革命所产生的生产手段国有化与外贸垄断还残留的话，这还是工人国家。这是新问题的新标准，是官僚堕落的工人国家的阶级性质的新标准。我们不能把这个新标准幻想为“工人国家性质的新的科学标准”，可以被马克思主义者应用到任何工人国家去。
　　（二）就是因为社工党内跟詹纳斯同志有相同思想的领导人们要把这个工人国家的定义的错误标准“系统化”——他们已经把这个定义应用在所有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上去，而且荒谬地否认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开始修改整个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他们开始把“国家”与“社会”等同起来，忘记了依据马克思主义定义，国家是为统治阶级谋利益的一组机关，这个机关由专门的人士（主要地是，但并不是单单是“武装队伍”）把过去由整个社会所行使的功能接管过去了。
　　国家的阶级性质是由下列问题的答案来决定的：“在历史的天秤上，这些特殊机关基本上替那些阶级利益服务？”。国家的阶级性质并不是由下列问题的答案来决定的：“在这个国家的统治下，它在目前时期所发展的或者所保持的财产形式是甚么？”
　　绝对君主专制的国家是半封建国家，虽然半封建的土地领地，在这个或那个国家，在这一段或那一段时期，可能已经衰退或者甚至于消失了。但是，无疑地，一般来说，这个国家继续保卫半封建贵族及上层教士的利益，而且，如果这个国家不存在或被资产阶级革命消灭的话，这些社会阶级的命运本质上就会恶化。
　　同样地，在资本主义衰落的时代，资产阶级国家能够把生产手段相当重要的部门国有化（不但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政权这样做，帝国主义国家的议会民主政权及专制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政权也这样做），但是还是资产阶级国家。如果资产阶级国家不存在的话，国有化的范围就会更大，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利益就会一定地而且全面地受到损害——不是局部地、暂时地受到损害。
　　这个理论上的错误，对于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者是特别严重的，因为这会使他们对某些国家的阶级性质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在这些国家，骤眼看来，它的生产手段的国有化好像跟新经济政策时代的苏联一样或者更扩大，但是它还是资产阶级国家。这可由属于这类国家如埃及、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叙利亚、刚果人民共和国等的整个进化所证明；如果没有甚么新的变动的话，事变将会证实安哥拉、莫三鼻给、津巴布韦、南也门等国家也属于这一类。
　　詹纳斯同志用一个奇怪的论点来辩护他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修正。因为十月革命并没有“马上”废除大生产手段的私有财产制，十月革命就被说成为保持资产阶级国家，其理由是这个国家（换句话说，统治的苏维埃！）在行动上“保护”及“保卫”私有财产。换句话说：当一个法西斯主义屠夫杀了几个人以后开始野蛮地攻击你的时候，如果你的刀已经放在屠夫喉管上，但你为了要看看背后是否有屠夫的帮凶会袭击你，所以未马上切断他的喉管，（只是十五分钟后才这样做）。你这种做法却被说成是“保护”他，“保卫”他，“救他的命”，切喉管的刀子，现在被说成是“保护的刀子”。这真是无可抗拒的“逻辑”！
　　布尔雪维克从夺取了政权的那一天开始，就宣布要使俄国经济社会主义化。列宁在1917年12月25日就已经在《怎样组织竞赛》一文中写道：
　　“钱袋的奴才，剥削者的仆从，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老爷们，总是拿社会主义来‘吓唬’人民，然而，正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才注定了要过那种服苦役住军营的生活，从事永无休止、令人厌烦的劳动，过着半饥半饱、贫困不堪的日子。使劳动者摆脱这种苦役生活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没收土地，实行工人监督，把银行收归国有。以下的步骤就是把工厂收归国有，使全体居民一律加入消费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同时又是产品销售合作社），以及专由国家经营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贸易。”（《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380－381页）
　　一个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宣布它的意愿而且没有经过新的革命或者内部的转变就实施它的主张的国家，一个在几个星期后宣布“社会主义祖国受到威胁”，而且在1918年2月21日的宣言上以“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为结束语的国家，会是由“两个阶级的政府”所领导的“资产阶级国家”吗？
　　（三）第三个理论的错误，是与前两个错误有关的。这个错误就是对领导革命成功而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会有错误的、而且是过份简单化与机械化的观念。詹纳斯同志与他的同思想的同志们，都陷入一个自相矛盾的逻辑之中；要不无产阶级专政是在一个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那末这个党必须是革命马克思主义党；要不就是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或者无产阶级专政是在“群众的压力之下”在违背领导党的意愿的情况中建立起来的。
　　这个错误首先导致对南斯拉夫、中国及越南的共产党产生了有系统的教派主义态度，因为这些党不正确地被称为“斯大林主义党”。这个错误也使我们拖延很久才承认这些新兴的国家为工人国家。这个错误的态度，是跟对“斯大林主义”采取学究式的、教条主义的观念有关系，因为这个观念把“斯大林主义”缩小为一个“理论的观念”而跟苏联官僚没有实在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跟这些党在阶级斗争的革命过程中的真正的政治实践与客观的任务没有一点关连。所有这些想法，导致了把南斯拉夫革命、中国革命及越南革命说成为自发的行动，而且，在这些革命中，共产党在准备与领导推翻资本主义的作用完全被否认了（这些观念的遗迹还在詹纳斯同志的文章中在谈论中共问题时找到）。
　　二十多年来，我们常常警诫社工党的领导同志：这个教派主义的、教条主义的立场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因此是有害的。但是他们不听。“反革命的斯大林主义”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唯一的两种选择，正像黑与白不是唯一的两种颜色一样。中间的种类还很多。巴黎公社是在没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它的领导层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占少数）、普鲁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及其他。1919年匈牙利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领导者也包括社会民主党左派与共产党。南斯拉夫、中国、越南及古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在实用主义的革命领导之下建立起来。这些领导只有革命的实践，但是它们的理论与纲领不但对自己的革命是不适当的，而且对世界革命更是不适当的。
　　他们之所以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个事实比他们的缺乏适当的理论更重要——表示如果我们称他们是“反革命”的话，我们真是达到教派主义的顶峰了。称他们“斯大林主义者”，则又给了斯大林主义完全新的功劳。由于他们没有而且将来也不会有一个建立社会主义世界的适当的、全面的纲领，因此，称他们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完全不相称的。他们是实用主义的革命者。我们用这个名词时，一点也没有贬抑的色彩。但是，缺乏正确的纲领，并不是美丽的脸孔上一点小小的疮，而是一个严重的缺陷。在他们对世界革命的干预上，及在本国建设社会主义上，这个缺陷都会产生反面的实际后果。
　　这个教派主义、教条主义的立场，首先在古巴革命的重击之下，然后在尼加拉瓜革命的重击之下开始瓦解。但是，詹纳斯的同思想的人，因为被困在他们“黑或白”的过份简化的观点之中，所以只在他们所创造的自相矛盾的范围之内改变立场。他们的做法，就是把“工农政府”的观念，扩大到包括那些跟无产阶级专政不同的东西，而且把这个扩大了的观念应用到1917年的十月革命上去。
　　“工人政府”或者（在农民仍占有多数的国家里所提出的）“工农政府”的口号，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渡的口号。它是所有过渡要求的中心口号。它的教育的、宣传的、及有时候鼓动的作用，就是让群众从他们现有的觉悟水平出发，经过他们自己体验，体会到需要在实际的行动上提出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夺取政权、消灭资产阶级国家的要求。
　　这就是为甚么这是一个出名的代数式的口号。它的具体内容要看那个国家或那个具体情况的一连串条件：阶级斗争的尖锐程度；群众动员的程度；资产阶级政治危机的严重性；群众组织的具体形式；群众对传统组织的信心程度；是否有虽然占少数的、但在群众之间有影响力的真正革命党的出现。这是一个必需的口号，但并不是革命过程中的一个必需阶段，也不是资产阶级国家（资产阶级专政）和工人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一个所谓中间的阶段。在实际上，它并不是必需的；它在俄国、南斯拉夫、越南、或者依我们的意见（这在第四国际之内已不再有争论了），——甚至于在中国，——都没有真正地实现（除非把它当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同义字）。当它变成与无产阶级专政不同的东西的时候，正如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关于策略的决议案及《过渡纲领》所指出的，这只是因为革命过程中的领导党（或者领导党之一）认为现在还不是立即与资产阶级决裂到底的时候（或者因为该国特别落后，所以不能够与资产阶级决裂到底）。
　　这里，我们是说跟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政治的决裂与消灭，并不是要“立即地及完全地”消灭私有财产。对于后一点，没有一个明白事理的人，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托洛茨基开始，会认为这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先决条件。同时，这种“完全的消灭”，在目前的地球上还没有存在。甚至于在今日的苏联，十月革命的65年后，6－8%的生产手段以及25%的农业生产仍在私人手中。
　　在过去，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就都是反革命者；现在，不是反革命者就都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打赌，不久詹纳斯就会说越南共产党人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以后，谁知道，他可能会说中共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过去，对胜利的南斯拉夫、中国及越南的革命表示兴奋，就被说为“向斯大林主义投降”；现在，对古巴、尼加拉瓜及甚至于越南的领导层有一点点批评却变为“枯燥无味的教派主义”。要不无批评的支持，要不教派主义的排斥：詹纳斯的同思想的同志们不能脱离这个进退两难的选择。但是它的解决非常容易：结合对革命完全的支持与每当领导层违反（“国内的”或“国际的”）无产阶级的利益时对它作有理的批评。
　　詹纳斯同思想的同志们，起先骂我们对活生生的革命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现在则骂我们对革命的领导采取“教派主义”的态度。两种责备都是错的。
　　因为世界革命形成一个整体，（虽然它分为三个互相有关的部份），所以与詹纳斯同思想的同志愈来愈明显地适应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革命的实用主义领导层，并不能使他们避免陷入教派主义的陷阱。事实上，这正导致他们对于世界革命的各个部份以及对于不能套入他们基于国家的“阵营主义”的过份简化的图式的世界群众运动，日益采取教派主义的立场：对波兰团结工会的战士；对英国工党左派；对群众的反战运动；对于向资本主义紧缩政策斗争的工会左派；对于反对所谓“反帝”的资产阶级政府的无产阶级，都日益采取了教派主义的立场。
　　这个渐增的教派主义（与对古巴的卡斯特罗派的机会主义结合起来）的来源，还是同样的东西：不能够首先以一个运动在阶级斗争中的政治实践的客观后果来判断这个运动；有系统地以教条主义的、唯心论的标准来代替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的标准，换句话说，以这个运动的领导对于一个“中心的”政治问题的态度为标准（而且丝毫不想到理论上是否正确）；过去是“斯大林主义”的问题；现在是“保卫苏联”的问题。
　　这篇文章并不是评论尼加拉瓜革命过程的地方。我们的运动已经在几篇文件中这样做了；它还要在第十二次世界大会上继续做。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在尼加拉瓜革命的真正过程中，没有一样东西证明两个阶级的“政权”、“政府”、或者“国家”、或者（依据更坏的说法）革命政府是存在的，是破坏了资产阶级国家机构但还保持为资产阶级国家的。
　　当历史还没有解决那一个阶级或政权击败了另一个阶级或政权的时候，这两个互相对抗的阶级之间可以有双重政权。但是一个既不在无产阶级的专权之下，又不在资产阶级的专权之下的“两个阶级的政府”是不可能存在的。
　　与詹纳斯同思想的同志们，在模糊这个决定性的问题的时候，会不知不觉地认为导致二十世纪几次大革命失败的路线是正确的。我只要举两个例子：同样的论点曾被人用来证明导致1936年的西班牙革命及1973的智利革命失败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资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有一个“中间的答案”，而这“中间的答案”具有实在的权力的话，我就要请问，为甚么工人政党在一个“真正微弱”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情况之下不能够行使真正的权力呢？虽然人们发誓要把列宁主义传统继续下去，但其实正把整个列宁主义抛弃了。


7.从抛弃不断革命论到抛弃反官僚政治革命？


　　三年前，在我们的《克拉克、费尔德曼、荷洛维兹、及沃特斯四位同志的二十一点理论的错误》的文章中（该文发表在《洲际通讯》第19卷第16期第456页，1981年5月4日），我们预测社工党中同意詹纳斯同志观点的领导同志们结果会明显地与不断革命论决裂。现在，那个倾向是愈来愈清楚了。我们还要看看它的实际政治后果是甚么。社工党领导层还没有全面地阐释这点。
　　今天，我们敢作第二个预测：如果詹纳斯同志及他的“同思想者”不及时地在走向修正主义的道路上停步的话，他们至少在这时候就会不知不觉地、不情愿地，被拖入慢慢地抛弃马克思主义对于苏联官僚层的理论，特别是抛弃我们的反官僚政治革命的战略，而赞同这些国家进行“缓进的民主化”的温和远景，更坏的是赞同这些国家的“从上而下的民主化”。
　　这个预测根据的是甚么呢？
　　首先，我们根据国际工人运动的一个基本的事实。共产主义运动只产生了两个延续很久、到处存在的基本的思想派别：斯大林主义流派及其副产品，和革命马克思主义流派，即主要地是托洛茨基主义派。在这两个派别之间，没有一个稳定的、长久的派别存在的余地，即使是“真正的列宁主义”的派别也不会有；理由很简单，列宁在1923年就停止写作了。在过去60年，无数具有伟大历史重要性的事件发生了。对于这些事件，列宁的著作只提供几个参考点，但没有提出全面的解决方法。
　　因此，我们要找寻出路，就不能限于列宁的著作。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很多，包括有以下的问题：法西斯主义；苏联的官僚堕落；社会主义民主与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之间的关系；在半殖民地国家夺取政权的战略；核子武器；工人管理在反官僚斗争中的地位；在帝国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的衰落与工人夺取政权的战略之间的关系，等等问题。
　　在这些情况下，托洛茨基写了如下的东西，是并不偶然的：
　　“我们可以说，在理论上，斯大林主义的一切都源于对1905年所形成的不断革命论的批评。”（《俄国革命的三个观念》）。
　　“对不断革命论的批评”，“斯大林主义的一切”。让詹纳斯同志及他的同思想者深思托洛茨基这个分析的重大意义吧！自从1923年以来，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在革命运动史上，每一次反对无产阶级直接地夺取政权的需要，总是从攻击托洛茨基主义开始。 [6]
　　否定“一国社会主义”论（即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不但能够而且必须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胜利的每一个国家开始，但是不能够在那个国家完成）是不断革命论的一部份。因此，国际革命与一个或几个国家的胜利的革命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表示工人国家的官僚化过程与国际革命的失败之间也有相互关系。这个相互关系是与不断革命论有同一源泉的：在发展不足的国家以及在国际规模上，对革命前夜、革命进程及革命後的各社会阶级之间力量关系的正确判断。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专政在保证这些国家革命胜利方面，是起了主要的作用。对于这个主要作用缺乏了解，与对无产阶级在消灭官僚专政方而面所起的主要作用缺乏了解，是一样的。这个官僚专政是国际革命及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的障碍物。
　　不管一个人从哪里寻找解决方法，经济、社会、政治或者文化方面，这个解决方法总是要在革命之中及在国家之内（这与国家开始消亡有关）增强无产阶级的客观及主观比重。革命向国际扩张；工业化加速；社会主义民主扩大；回复真正的苏维埃；党内有真正民主；苏维埃中有多党制：所有这些建议，这个整个的战略路线，这个革命马克思主义对于由官僚的物质利益所引起的战略所提出的整个“反建议”，都是建基在一个简单的内在的逻辑之上：无产阶级在社会及国家中的比重与力量有质的增加，以致工人会议（苏维埃）的权力建立、扩大、及普及化。
　　我们必须了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有特殊的形式，与十月革命不同。其主要原因——除了主观的历史因素以外——就是以下的基本事实，就是，在那些国家，城市无产阶级不是主要的阶级，而且没有足够的比重来强硬推行它自己的行动形式和特有的组织形式，并且使这些形式成为革命过程中具支配性的形式。但是，在今天的世界，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在大多数半工业的没有真正独立的国家，以及在所有官僚化工人国家，这情况就不再如此了。这就是为甚么在大国所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这革命包括反官僚政治革命），特别是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导致工人会议的建立。这个工人会议的统治，就是我们的各方面的世界革命战略的共同目标。
　　这就是不断革命论与反官僚政治革命理论的第二个与第三个基本论点之间的联系，因为1923年以后的全部历史，已经证明官僚层是不可能自我改良的。这里只要引用斯大林出名的高呼就够了：“除非有内战，否则这些干部是不会被消灭的。”只要以“官僚”来代替“干部”，你们就会了解政治革命的必然性。
　　最后，由于对官僚而言，他们所独霸的权力（“党的领导地位”）是他们享受巨大物质特权的源泉，他们爱护这个独霸的权力就像爱护自己眼珠一样，所以不经过革命是不可能消灭这个官僚层及其所独霸的权力的。最近的波兰事件就是一个明证。因此，政治革命的问题，就跟三分之一的人类有关，就跟几乎三分之一的无产阶级有关。任何把政治革命臣属于甚么“占优先权”的“反帝斗争”，任何把不妥协地保护半殖民地的、没有真正独立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本身利益臣属于甚么“占优先权”的“反帝的目的”，就是把全世界一半以上的无产阶级降低为所谓“两大阵营之间的斗争”的附属品，要不然就是受害者。这里所谓“阵营”，事实上不再是阶级的阵营，而是与真正的无产阶级没有具体关系的国家及政府所组成的集团而已[7]。
　　从那个时候开始，世界无产阶级的团结，那个表示这个团结的世界革命的三个部份的辩证的统一，就被打破了。从那个时候开始，走向只能是这个辩证的统一的真正的世界革命的方针，被延迟到更好的日子，如果不是被延迟到总决算的日子的话（帝国主义终于被打败的日子吗？怎样被打败呢？不需要经过国际无产阶级的胜利吗？）当一个人抛弃了不断革命论的理论与实践时，那就是他唯一可走的道路。
　　这个问题是不是只是“把我们的语言适应”对于卡斯特罗派及桑地诺派的同志“对话”呢？“工人国家”，“官僚变态的工人国家”，“官僚堕落的工人国家”，“官僚化的工人国家”，难道这些都是“教派主义者的术语”？我们是否要在跟“新的革命先锋份子”讲话的时候，用“流行的语言”，“共同的语言”，因而就简单地谈论“社会主义”国家，只不过申明有官僚存在？
　　不断革命论开始被修正的时候，也是简单地改变公式而已，以后就修正内容了。到结果，就是目前的既排斥公式也排斥内容。这值得我们深思。
　　此外，共产党再生的可能性已经被提出来，虽然（在目前）这只是指中美洲的共产党。但是为甚么停在那边？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是怎样呢？非洲的共产党（南非联邦的非洲国民大会（ANC）是众所周知地由共党所领导的，已经被某些人设想为新兴的“革命领导”）是怎样呢？阿拉伯国家的共党呢？越南的共党呢？爱尔兰的共党呢？我们是不是慢慢地朝向认为东欧官僚层的统治党也有再生（“民主化”）的可能性呢？
　　难道我们所有这些提法都是不切实际的、或者甚至是诋毁的推测吗？我们但愿如此。但是，我们注意到，在1982年10月1日的《战士报》上，克拉特克同志写道：“许多[工人]知道在今日世界上两个经济制度——资本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之间正在斗争。”
　　这么说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存在，即使这个“社会主义”包括货币经济、市场、大规模商品生产、工资劳动、及其他许多“美好的东西”，如“社会主义”的解雇工人、“社会主义”的禁止罢工、“社会主义”的对共产主义观念与书店的检查、“社会主义”的将反对份子关禁在精神病院中等等。这么说来，“一国社会主义”到底是可能的了吗？
　　这是笔误吗？我们但愿如此。但是让我们提醒大家一下，詹纳斯同志是《战士报》的主编，他通常有更高的“列宁主义警觉性”的。
　　我们这样批评詹纳斯同志，并不是对他有甚么仇视。我们的理由是：这是第四国际和所有革命马克思主义干部积极份子的职责，要发出警报，来严肃地警告：伤口开始溃烂了。我们的争论只有一个目的：为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为了美国革命，为了世界革命，因此要挽救社工党。但是社工党只有及时地停止它的一些领导人走向与托洛茨基主义破裂的道路，才能得到挽救。这也是注意我们及观察我们的“外在世界”怎样评价詹纳斯同志及他的同思想者的发展。这可从过去是亲斯大林主义的，现在还是反托洛茨基主义的美国《前卫周刊》所说的话上看出：“社工党已经静静地丢掉一些托洛茨基主义的行李。”


　 注　释：

[1]见列宁《孟雪维主义的危机》，列宁全集11卷，1906年12月。

[2]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5卷，1917年9月11日，第269页。

[3]列宁《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讲》，1921年3月29-30日。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264页。着重点由引者所加。

[4]当时，中共不惜任何代价为毛泽东错误的“新民主主义”论辩护，坚决否认在1949年所建立的是在农民支持下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它改正它的理论立场，现在它说从1949年10月开始，无产阶级专政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见1978年人大通过的新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5]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268页。

[6]让我们再加一句，詹纳斯同志的几乎所有的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论点，直接来自1923－28年热月反动不肖门徒的论点，来自斯大林主义如马夫拉克斯（MAVRAKIS）《论托洛茨基主义》的论点，或者能够从苏联官僚层的小册子：巴斯曼诺夫(M BASMANO)所写的《现代的托洛茨基：它的反革命的性质》（莫斯科1972年“进步出版社”出版）中找到。

[7]“阵营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性，在它对中国的评价上最清楚地表示出来。在中越军事冲突时，中国已变成“阵营主义”的辩护士称为“霸权的”、“反动的”、甚至于“帝国主义的”。但是中国的生产关系及国家性质是与苏联的生产关系及国家性质完全一样的。难道一个国家在外交游戏的事态性的结盟，会决定它的社会性质，而不是它的社会及经济基础吗？这不是斯大林与希特拉订和约时夏克曼派所用的错误方法吗？


资料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第四国际》曼德尔著，香港十月书屋，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