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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的一党制和官僚制度
埃内斯特·曼德尔
(1988年10月)
这是作者给1988年10月10日-13日在联邦德国召开的「布哈林著作国际多科性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
（一）
在一党制下，社会政治的中心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在党内反映出来。在苏联20年代的争论中，对苏联经济进一步发展来说什么是中心问题呢？这不是经济政策的方案问题，不是工农联盟问题，不是工业化速度问题，也不是苏联经济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关系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毫无疑问的都处于口头和书面争论的中心位置。但是，如果我们用历史回顾的眼光来研究这些争论，那就会清楚地看出，所有这些争吵的问题都被另一个问题遮盖住了。这就是苏联在政治上行使权力的具体形式问题，也就是官僚制度问题以及和它紧密相联的苏联本身的内部结构问题。
取消苏维埃民主，取消工人阶级的政治主动性，与此相联系，取消苏联的民主（虽然在这方面进展得比较缓慢，目前官方资料承认，这最迟是1924年以来的事），这是产生斯大林专政及其一切灾难性后果的直接原因。对于我们来说，问题是同样很清楚的，即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首先不是一种心理（个人或社会心理）现象，不能归咎于偏执狂、恶习、命令作风、顺应时势、教条主义等等，不管这些伴随而来的现象多么重要。实际上，这里谈的是由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代表特殊社会利益和维护特权（权力垄断，以支配社会剩余产品为手段，以便保证和扩大特权）的官僚而行使权力（首先是国家权力）的问题。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拥护者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别的可以为付出了千百万人生命的变革作辩护的解释。
斯大林官僚专政的发展和巩固提供了走向法国大革命中的热月和波拿巴主义的类似的现象。这是一种政治反革命，但却没有取消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最重要的社会经济成就。这不是意味着它只是在社会的上层建筑起作用。这也不能被看作就是法国的热月。
此外，很少人知道，列宁在逝世前明确地肯定了有发生苏维埃热月的可能性。即使在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以后（《改革》，1987年），苏联的“革命”也必须与19世纪法国革命，与1830年、1848年和1870年作比较。这种政治革命显然是以先行的政治反革命即热月为先决条件的。
恰恰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政治上的权力结构（行使权力的形式、方式和方法）要比在资产阶级革命后重要得多。布哈林本人在他的著作中经常强调这一点。国家把巨大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不仅拥有对大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所有权，而且也拥有对社会剩余产品的支配权。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在任何社会，都是支配剩余产品的社会力量（阶级、阶级派别、阶层）控制着整个社会。国有化财产和国有化剩余产品的问题可以归结为这样的问题：谁支配国家？谁，什么样的具体集团在实际上行使国家权力？
20年代后半期苏联的发展，它的政策和苏维埃社会的发展证实了这种分析的正确性。斯大林及其派别和官僚所以能够很快实现从新经济政策向仓促进行的工业化、强迫推行的集体化的过渡，把向世界市场日益发展的整体经济变成带有明显特点的自给自足经济，是因为他们支配了权力。有人认为，他们基本上代表了经过深思熟虑的一定的发展战略，一定的经济政策，这是一种十分不幸的误解。他们的动机首先要用他们是在保卫和建立自己的特权，是在保卫和建立他们的被掩盖着的政治上的权力垄断来解释。只有立足于这种认识，才能理解1924年和1953年之间斯大林经济政策方面的许多转变。
因此，当布哈林同斯大林联合起来（第一次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起，后来又反对他们）反对左翼反对派时，他已犯了灾难性的错误，为此他最终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苏联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本来可以避免的牺牲。他这样做出于真诚的信念，即关于经济政策的争论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主要的危险在于反对派所主张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事实上是否错误，在这里用不着详细研究。但是历史已经证明，斯大林1928年以后的经济政策（连布哈林自己的主张也受到了批判），同反对派所主张的经济政策相比，具有无可比拟的灾难性。而且人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证明，反对派从1923年起就着重强调苏维埃民主和党内民主的问题。在这方面，只要指出托洛茨基的小册子《新方针》（1923年）就足够 了。布哈林对实际情况作了错误估计是十分明显的。
（二）
对于象布哈林这样的如此有教养的、聪明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种错误的估计也必须从理论上加以揭示。我们在他1923—1928年时期的言论中可以确认他对待苏维埃政权的官僚化、官僚主义蜕变危险的态度上发生了极其明显的向后转。
在1918—1922年期间的著作中，在这个问题上他仍然坚持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观点，这种观点也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表述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1917年）中所接受并进一步完善的。这种观点明确地认识到，通过工人阶级自己的公职人员（工人官僚）对工人阶级进行监护或者进行新的压迫的危险性是存在的，并且赞成采取预防措施来加以防止。对一切公职人员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并且随时根据选民的意愿加以撤换；把公职人员的薪金限止在熟练工人工资的水平；一切劳动者不断（轮流）参与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废除常备军和警察等等。1918年布哈林接受了这种公式。他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议会制共和国……而是公社国家，没有警察、常备军或者职业公职人员”。（《共产主义者》杂志4月20日）
在《过渡时期经济学》（1919年）中强调了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必要性，即使在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时也应如此。正如由他参加起草的布尔什维克党纲中所说的，要争取企业由工会管理。工程师、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明确地被看作是从属于工人阶级基层组织的阶层。在《共产主义ABC》（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于1919年底合著的对党纲的阐述）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更加精确的表述：“所有这些情况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不可想象的困难，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苏维埃制度内部官僚主义的局部滋生。这对于无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危险。无产阶级摧毁旧的官僚国家并不是为了使它从下面再发展起来。共产党必须防止这种危险。要防止这种危险，只能靠吸收群众参加工作的办法。当然，最主要的是要提高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教育群众，发展基础教育。与此同时，也必须采取一系列的其他措施。共产党在这方面建议：
必须吸收苏维埃的每一个成员来完成国家管理方面的一定工作……
经常不断地变换工作……他不能成年都呆在同一个地方，因为那样他自己也就可能变成一个官僚……
最后，党建议把不断吸收全体劳动居民人人参加国家管理的工作当做工作的总的方针。这一点实质上是我们的政治基础”。（190—191页）
1920年12月30日在有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代表参加的联席会上，当列宁谈到苏维埃国家是工农国家时，布哈林打断了他的话。几星期以后，列宁作了纠正。他说“布哈林同志是对的。当时我这样说：‘工人国家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人国家首先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在这个国家里，占人口多数的不是工人而是农民；其次，这个国家还带有官僚主义的弊病’”。（《列宁全集》第40卷第237页）
布哈林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论》（1921年）一书中再次对官僚主义的评价作了概括，并且在同罗伯特·米歇尔和帕雷托的争论中说得最明确：“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问题要困难得多了。工人阶级是在它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统一的群体时取得胜利的。它是在生产力衰退和广大群众物质生活没有保障的条件下取得胜利的。因此蜕化的倾向即分化出作为阶级萌芽的领导阶层的倾向必然出现。另一方面，这个倾向将被两种相反的倾向所抵消：第一，生产力的发展；第二，教育垄断的消灭。”（第369页）
而且他作出了一个结论：“那时将是本行专家支配机器的权力，而不是支配人的权力”。（第369页）然而这种历史的总结与实际情况显然是相反的。专家的权力（更确切地说：官僚的一切专业范围）将明显地变成支配人的权力，首先是支配直接的生产者的权力。“我们的政治基础”，吸收全体劳动居民参加国家管理仅仅是一纸空文。现在苏联无数的出版物，包括党的最高部门都公开承认这一点。不仅是几年，而且整个65年的情况都是这样的：苏维埃毫无实际权力。怎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对于这个问题，任何一个研究苏联史和苏共党史的科学工作者都必须给予回答。
我们在布哈林一生的思想活动中，几乎可以确定他在苏维埃国家官僚主义蜕变危险的估计问题上发生转折的日子。1923年2月3日在彼得格勒的演说《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化》是一个过渡。1918—1922年期间和1923—1928年期间的两个观点在这里可以说是同时存在的。一方面，他宣称（或许比前些年更加尖锐些）：“随便哪个国家的任何工人革命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出现这样的巨大危险，即那个革命、那个无产阶级国家、那个政党的内部会发生蜕化。”（1923年a，第90页）他把这种蜕化归咎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文化水平低，归咎于无产阶级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的异质性。另一方面，他把培养和群众分开的工人技术员、工人工程师和工人干部看作是能够摆脱这种“巨大的危险”的唯一手段。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整个疑难问题消失了。他说：“这个过渡时期就是这样一个时期，那时我们工人阶级要以各种方式改造自己的本性，即从自己的总的人口储备中分出若干受过一定文化、思想、技术和其他训练的人们的队伍……从高等学校培养出来，进入其他的生活领域……”
“这样，你们看到：从这种观点来看，过渡时期的意义恰恰在于，夺取了国家政权的、同时忍受着贫困的工人阶级，可以通过文化加工训练出一批干部，从而使工人阶级可以用自己的强劲手腕管理国家，同时可以把自己信赖的人作为有高度技能的人派到各个岗位上”。（1923年a,第94—95页）
布哈林后来仍然意识到了这种矛盾：由于资产阶级出身的和具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气质的专家（官僚）的重要性和影响，不仅仅存在着工人国家蜕化的危险。这种危险还在于，这种专家一公职人员（官僚）对来自工人阶级的专家一公职人员至少局部地在思想上文化上施加影响。但是，面对眼前发生的社会的和物质上的分化过程，他的结论仍然是乐观的、辩护式的。他说：“如果我们培养得出，如果俄国工人阶级培养得出（我一点也不怀疑它培养得出）足够数量的干部，可以逐步地、在日益增长的程度上取代来自旧知识分子和旧职员的干部，那它就消除了第一个危险……我们下一步的任务是保证这批干部经常输入新的力量，不使这批干部把自己封锁起来，成为垄断的特权阶层”。（1923年，第98页，第99页）
斯大林后来强调，干部决定一切。这是一个新的政治信息。政治挑选的状况和权力关系是与下述情况相适应的：用指派代替选举对干部进行“非良性的”选择；用趋炎附势代替批判的思考；用舆论一律代替自由讨论和自由交换意见；把全部政权从苏维埃不断转到党的机关；实行压制性的工人立法，包括禁止罢工，等等。难道特权阶层没有成为现实吗？尽管这个阶层是由于许多来自工人阶级的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和官僚的加入而在数量上不断扩大的。当1927年斯大林彻底否定苏联宪法和党章并向反对派大叫”这种干部只能通过内战来消除”时，这种垄断地位（很可惜，也是在布哈林的掌声中形成的）不是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了吗？不是要通过改选来撤换吗？巴黎公社的原则变成了什么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罗莎·卢森堡的结论变成了什么呢？较年轻的布哈林从他们那里推导出来的结论又变成了什么呢？
在布哈林后来的演说和著作中，《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化》一文（1923年）中的这些矛盾被先验地改变了，即认为官僚主义蜕化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将会消失。剩下的仅仅是盲目信任“干部”。稍后，在1923年，布哈林尖锐地批评了托洛茨基认为在中央委员会多数派中存在着官僚主义“派别”的观点，并且说：“执政党的官僚化包含着极大的危险，在这个问题上只应赞同这种观点。但是，如果中央委员会体现这种官僚主义……那么为什么不把它撵走？”
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1926年）这部反对反对派的最重要的著作中，他说：“（官僚主义）蜕化的理论完全是建立在社会民主党的……假设的基础上的。”
这同列宁的立场以及布哈林本人先前的立场怎么能相容呢？在《到社会主义之路》（1925年）中，官僚主义蜕化危险的问题也完全被取消了。城市中的社会不平等、高级“负责工作人员”的高薪是是公开承认的，但是被看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甚至也不认为这是一种暂时的祸害。列宁关于这种不平等对工人阶级也起了动摇人心的作用的辩证论述，他所作出的实际结论以及关于党的最高原则，都统统置之不理。布哈林在这本著作中谈到了逐步克服政治不平等的问题，但涉及的完全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对于工人阶级内部实际行使权力的机关（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和受监护的、实际被排除在行使权力范围之外的广大群众之间的政治上的不平等，却只字不提。
全部分析是以一个简单的理论为依据的：工人的权力=共产党的权力=党的机关的权力（这个机关完全完成得了其他机关的任务）=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后来又变成了=无所不知的总书记的权力。当然，布哈林还没有走得这么远。）这方面的基本错误是什么，我们从历史进一步发展的进程中可以看到。1917—1919年和1922—1923年期间，列宁持有另外一种观点。他看到，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经历着一种事实上的蜕化过程，代替控制国家官僚主义和经济官僚主义的是同它一起经历着的一种日益发展的共生过程。
最后还可以补充一点，布哈林在1928年又回到了他原先的观点。但是这时他已经根本没有权力再对事变的进程施加影响了。他写道：“在我们庞大机关的毛孔里，官僚主义蜕化分子已经筑巢了。他们对待群众的利益、群众的生活状况和群众的物质和文化利益，完全漠不关心”。
还必须补充一点，官僚主义蜕化分子已经完全掌握了行使国家权力，行使经济和社会权力的全部杠杆。
（三）
判断官僚主义问题的意义同20年代的经济政策问题相比，决不是一个政治和经济相比哪个优先的问题。因为什么样的社会阶层（阶级派别）统治国家，将对经济政策的决定产生重大的结果。中心问题不是工业化的速度（经济增长的速度）和与此相适应地坚持或损害工农联盟，而是谁在进行工业化？代表谁的利益？用什么样的方式和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
的确，加速实行俄国的工业化是彻底实现它的现代化的先决条件，这是绝对必需的。苏联的任何一翼、社会中的任何持严肃态度的集团都不会否认这一点。但是，这样只是提出问题，而不是回答问题。因为实行工业化的特殊形式，也就是说农民长入社会化经济的形式，不仅对于速度，而且也对于经济增长的长远的经济和社会结局及其特殊的趋向起着完全决定性的作用。
在布哈林1923—1927年间作出政治上的错误决定的背后，还有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错误。其中从他反驳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1913年）一书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把经济动力简单地幻想为由两种经济因素的资源分配问题所制约。（斯大林主义的、斯大林之后的和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同意这一错误估价。）日益增长的积累只能靠牺牲群众消费来实现，日益增长的群众消费也只能靠牺牲积累来实现。这就完全导致产生了重工业应绝对优先发展的臭名昭著的命题。当然，这一命题布哈林从来没有维护过。但是，布哈林1923—1927年间关于积累问题的观点是以两因素模式为依据的。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经济学》（1920年）中是完全认识到第三个因素的意义的，这就更加令人感到惊讶了。实际上，如果人们要把以下两种情况从理论上弄清楚的话，那就只能科学地论述经济增长的最佳值问题。
1．由直接生产者消费掉的物品（是不是商品，在这里并不重要）是间接的生产资料。它的物质规模和满足在生产者意识中存在的需要程度，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劳动成果和劳动生产率。如果持续不断地得不到满足，那么付出一定投资的最终产品就会低于（部分地大大低于）全部机械设备的能力。这就立即产生这样的结果：最大限度的投资额和积累额得不到最大限度的经济增长，更谈不上能获得最佳的或者关心保护人和自然的增长额了。
2．任何一种国民经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也是这样，它们的基本比例是与三因素模式而不是与两因素模式相适应的。除第一部类（生产资料）和第二部类（由生产者消费的物品）外，还必须区分出一个第三部类。这个部类包括全部非生产性的物品（消费品、奢侈品、武器和其他“国家用品”）。第三部类的特征是，它指的是不进入再生产过程的物品和服务行业。因此，不能把为重建劳动力所必需的保健任务和教育列入其中。
如果要把群众消费保持在一定的（绝对的或者是所希望的）限度内，那就不得不强迫直接生产者付出所希望的有时甚至是最低限度的劳动。这样就必然要扩大形形色色的检查人员、警察、监督人员的队伍。因而也就造成了国家和官僚机构的过度臃肿，而且这不是“计划经济的本质”所产生的后果。官僚主义经济的全部秘密在于第三部类，而不在于“生产率”，也就是说不受阻碍地首先提高第一部类生产的表面的倾向。正如后来的发展和今天的争取改革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官僚制度即无能力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增长率，也对此根本没有兴趣。
下面的图表可以概括这一发展的情况，所例举的数字虽不很确切，但是以苏联的许多出版物的资料为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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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产品的分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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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状况 |
Ⅱ ①55 |
Ⅰ15 |
Ⅲ30 |
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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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主义开始 |
Ⅱ20 |
Ⅰ35 |
Ⅲ35 |
计划3—4 |
|
工业化结果 |
Ⅱ35 |
Ⅰ20 |
Ⅲ45 |
1.5 |
|
最佳增长 |
Ⅱ50—55 |
Ⅰ25 |
Ⅲ25 |
2—2.5 |
伴随着政治经济学的错误(这是布哈林对于消费和积累关系问题作出错误估计的基础),还有一个社会学的错误。在1923—1928年的所有争论中，布哈林把工人主要看作是消费者，最好的情况下也只看作是共产主义者和消费者，而实际上从来不把他们看作是生产者。然而在这种使用工人寿命的观点支配下，生产（指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成了20年代俄国工人的主要负担，甚至在今天也仍然如此。由此就产生了这样的情况：工人对劳动节奏和劳动组织的监督、决定付出多少时间用于机械工业劳动的权力，仍然是正常的工业工人极为关心的事情。不解决这个问题（这只能在具有一定组织结构的工人自治制度的范围内得到解决），那么迄今苏联经济的棘手问题，即一般生产者缺乏劳动动因和责任心的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
在这里，我们也发现了布哈林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方针，即整个过渡时期实行的政策的最终目标的其他矛盾。如果大大发展市场经济关系有可能回答城乡关系的问题，并且能够减轻提供生活资料和服务行业的状况，那也不能提供解决生产者自决问题的办法，不能把生产者从总是以强制劳动的方式所进行的职业活动中逐步解放出来。这种情况从市场经济得到一定扩大时起就与工人自治不相容。由于“铁的市场规律”而失去劳动场所或者遭到企业关闭的生产者，显然不是实行自决的生产者。
关于单独在一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争论，是和工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自觉性问题紧密相联的。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纳夫、加米涅夫不同，他把这个问题归结为俄国革命的内部资金的问题，并且主要是从战争危险的角度来看待资本主义环境的。在这方面，他低估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迄今为止不断对苏联施加的三重压力（而且这种压力也参与决定着它的内部资源的分配、从而也决定着它的长期的增长率及其形式）。这就是：不断扩充军备的压力；资本不断以新技术与之经常竞争的压力；不断变更的消费方式的压力。人们的确也试图消除这种三重压力的后果。这只能在重要的工业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才能消除。
布哈林在争取社会主义建设走上更加人道的（我们也想说是更有效的）道路而斗争的历史上，无疑占有重要的和值得尊敬的地位。然而他提供的发展模式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他对于由工人阶级行使政权的中心问题，即同官僚进行有效斗争的问题，没有给予充分的回答。我们还是同意罗莎·卢森堡的有预见性的话：她说，“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都要逐步灭绝，都会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
1918年或者1920年，在流血的国内战争中，人们还可以为此争论不休。从1923年起，历史无疑是站在罗莎·卢森堡一边的。
（李宗禹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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