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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基本矛盾

(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美国贸易赤字升到138亿元的消息,触发华尔街股市在4月14日再暴跌101点。自从去年10月股市崩溃以来,即使是金融市场的微小波动,也足以激起人们拿1929至30年的情况作比较。
  但即使美元继续下跌、银行倒闭、债务达到天文数字、生产过剩和失业严重,资产阶级评论家仍坚持称在国际商业的“真实”世界内,一切良好。真正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只是“纸上的危机”,与实际工业生产和增长没有关系吗?本文描述现时资本主义的危机,指出所有目前的经济指标,都显示在最近将来会出现普遍的国际性衰退。
  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在86年上半年经历了小型衰退,除了英国之外。在87年1月,西德的生产比一年前下降了3%。美国则下降1%。但这次衰退并没有加深。86年底的生产又再陆续上升,并持续到87年底(见表一)

  表一 1890-1986年原料价格指数
加拿大 +8.8% 11月至11月)
法国 +4.0% 11月至11月)
西德 +2.0% 12月至12月)
意大利 +3.6% 10月至10月)
日本 +8.6% 12月至12月)
西班牙 +8.9% 11月至11月)
英国 +4.9% 12月至12月)
美国 +5.1% 12月至12月)


  只因为里根政府继续推行凯因斯政策,推行庞大的预算赤字,才制止了86年的小型衰退。它将更多商品从日本、西德、南朝鲜、台湾、巴西等国家及地区吸收到美国国内市场,亦因此令美国贸易赤字恶化,令美元加剧下跌。这也解释了股市、地产、艺术品的疯狂投机。

  股市、地产疯狂投机的原因


  87年10月19日的股市崩溃,标志着这个趋势的转折点。它预示了普遍衰退的来临,越延迟越严重。
  股市崩溃的直接原因是87年全年的投机,亦即是没有投入生产的金融资本过剩。庞大的资金寻找资产出路。由于原料相对过剩,价钱很低,所以引不起投机者的兴趣。其他的“投资”便被投机者抢购,令价格飞涨。
  美国纽约道琼斯指数从84年初800点,升到87年3月的2400点,到8月更高达2700点。英国金融时报指数从82年底的400点升到87年3月的1500点。日本股票也从84年初的800点水平,升到87年3月的1900点水平。对美国和较少程度上对日本和英国股票的国际需求,是股价飞涨的重要因素之一。87年上半年,外国购买了超过180亿美元的美国股票,包括来自日本的75亿美元、英国40亿、法国18亿、拉丁美洲接近10亿。股价飞涨,股票的息率却低得可怜。日本股票年息低至1.5%;美国股票年息不到2.5%,美国的股息扣除通货膨胀率后,比日本的更低。在这些情况下,离算账的日子已不远了。
  在巴黎、伦敦、纽约等地已很疯狂的地产投机,在东京更为惊人:新宿区在两年内从每平方公尺24万港币涨至60万港币,银座区更达到177万港元一平方公尺!120平方公尺的住宅月租达5万港元!银行贷款有10%是借给地产的。
  银行资金的两个结构性因素,推动了这种狂热。首先,金融交易额的异常的增加(全球四个主要外汇市场的全年交易额达到60万亿美元,但全球贸易额每年只是2万亿美元。因此,绝大部份的外汇交易是投机性的),导致财务经理的非专业化、无能和犯错,其年薪却高达数百万美元。此外,不择手段迅速发财的意识和道德观,推动大规模的欺诈,例如美国的内幕交易案;欺诈又刺激投机,反过来又刺激更多欺诈和罪恶。
  87年的疯狂股市和地产投机,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的资金过剩,后者却根源于更深刻的结构性原因:标志着从70年代开始的“衰退长波”的不断的资本过度积累。过度的积累,表示每年利润所形成的资本不再找到能够保证取得平均利润的投资机会。这些资本不再作生产性投资,助长经济的不景气,特别是就业人数的下降,转过来又加剧资本的过度积累,成为游资,走向投机。
  投机的基本原因是商品生产过剩和剩余生产能力,它们阻碍生产性投资。即使是在79年的工业周期的高点,美国平均的过剩生产能力也高达25%。从79年到84、85年的另一个高点,过剩生产能力增加到33%。在82年的衰退期间,过剩生产能力更高达41%。
  这个情况解释了金融投机活动并不限于纯粹的投机者;庞大的工业托拉斯也普遍参与投机。尤其是在日本,从83年到87年,工业企业的股市交易增加5倍有多,甚至主要的跨国公司的利润也有不少部份来自金融活动,例如日立的比例是45%,信兴电业60%。但从这点作结论,说帝国主义国家出现“非工业化”,尚言之过早。从这意义看,股灾客观上开始令资产阶级重新调配,不利于银行和纯金融部门而有利于传统的工业金融资本。

  股灾的连锁打击


  资本主义的锁链首先在最弱的环节——股市——断裂。这个断裂差不多自动导致其他断裂。目前最受威胁的是经纪行和其他财务公司;较弱的银行;国家的资金周转(不仅是欠债较多的第三世界国家);一些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一些受重创的跨国公司。所有这些危机的连锁反应,令整个国际信贷和货币制度崩溃的危机增加。
  不少主要经纪行在股灾中损失数千万美元。很多银行被股灾和长期不景气(例如农业危机、油价下跌、第三世界的坏账等)严重打击。在美国,87年有200家银行倒闭;储蓄银行普遍亏损,估计总数达45亿美元;86年的奥克拉荷马第一国民银行的倒闭,是74年以来最大的银行倒闭。
  比这些中型银行的情况更为严重的是美国的主要银行之一——曾经是全球最大的“美国银行”的困境,它要靠日本资本大规模援助才挽救过来。
  美国银行系统的困难比其他国家更为人所知,但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银行的问题也逐渐泄露出来。加拿大6家主要银行之中,有5家是亏蚀的。瑞典三大主要银行在股灾中损失超过1亿美元,挪威的主要银行更损失2亿美元。英国米特兰银行87年亏损估计达9亿美元,要靠香港汇丰银行收购来渡过难关。
  澳洲股灾对非金融公司的打击最大。三个最大的托拉斯企业受损超过5亿美元。虽然这只是账面上的损失。但当这些公司的资产值下降时,它们的借款能力便相应减少,影响投资和其他活动。澳洲首富许雅葛的企业的价值,在几天之内从57亿美元跌至12亿美元。
  第三世界国家无力偿还的债务,构成这幅灰暗的图画。这些国家的债据在市场上正以五折的价格出让。如果这些债据都只值五折,美国大通银行便会失去一半资产,化学银行会失去全部资产。此外,美国各大银行借作收购行动等的高风险的贷款,占了银行很高资产的比例,例如占法尔高银行超过100%的资产、英国银行71%、化学银行45%、大通银行21%、万国宝通银行20%。
  股市的崩溃是由美国利率增加而触发的;七大国罗浮宫协议加息的目的是阻止美元下跌。利率增加几乎一定导致股价下跌,因为股票价格客观上是以股票利息与利率作比较、竞争。但股价下跌的幅度与利率的增加完全不成比例:华尔街在股灾后的最低点与87年最高点比较,跌了28%,伦敦跌了33%,西德35%,澳洲41%,香港45%。股市崩溃当日,纽约股票市场差点解体。
  美国和日本政府立即大规模介入,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以避免经纪行和财务机构因现金周转问题而被迫抛售股票。

  两难的挽救措施


  但在试图挽救危机时,美国政府却同时加剧了结构性的金融危机。要填补美国庞大贸易赤字,需要外国资金大量和不断涌入。由于美国汇率下跌和通货膨胀率较外国高,外国资本家更加不愿借钱给美国,除非美国利率在8厘至9厘以上。如果资金停止注入美国,美国便不能支付外债和短期商业债务和票据。事实上,美国的外汇储备已不足以支付每年15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
  因此,我们正目睹一场巨大赌博,两方面的参加者都面对两难局面。美国继续打出令美元下跌的牌,以重新取得贸易优势,刺激出口,减少进口,因此会促成日本、西德、南朝鲜、台湾、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衰退;但如果因此而造成美元崩溃,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内造成极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和美国出口下跌,则美国经济亦会受严重衰退打击。如果美国以提高利率来稳定美元,却会立即触发国内衰退。
  另一方面,假如西德和日本要保卫美元汇率(亦保卫本国货币的稳定性),只有大规模增加购买美元,而买来的美元却越来越贬值,导致重大损失。日本估计拥有的2000亿美元资产,一年内贬值一半。但这些国家让美元自由下跌,它们的货品便会不够受美国货竞争,加剧出口的下降,导致衰退,同时它们现有的美元资产便会更贬值。

  总衰退危机加深


  87年10月19日以来的连锁反应的危机——股市危机、财务公司危机、银行危机、美元危机、国际货币制度的机能失调、第二次股市崩溃的威胁——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在88年走向总衰退的倾向。
  事实上,一些经济学者说衰退在美国已经开始,因为连续7个月的“周期指标”已指向下跌。汽车销量在87年已下跌15%;新建楼宇的数目下降;工业生产即使未下跌,但不少产品已变为存货;零售水平也在下降。
  有经济学者指出美国的“廉价金钱”和低利率政策的不良影响:会导致不断的货币和金融市场危机,最后会导致利率提升到触发衰退的水平。1月25日的《国际先锋论坛报》一篇文章标题是《华尔街等待衰退的来临》,开始便指出问题不是衰退是否来临,而是什么时候来;它说,有些观察家认为是89年而不是88年。
  87年底,33名著名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发表声明,提议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统治者联合行动,以避免严重的经济危机。他们首先呼吁美国实行紧缩政策,消减国内消费,消除贸易赤字和预算赤字。他们却似乎没有预见到这个政策会大大增加美国的失业,短期内造成美国衰退。
  最乐观的经济学者希望美国经济能蒙混过关,悲观的则预测严重的衰退。基本的原因,明显地不是由于股市的崩溃或货币危机,而是生产能力的增长(逐渐以机器代替活的劳动)与市场(“最终消费者”的购买力)的相对停滞两者之间的不平衡。它导致平均利润率下降和资本过度积累。对债务的停顿和疯狂的投机,加剧这些矛盾,加强走下坡的动力。
  在股灾之后,收购行动仍然继续,甚至受到低股价的鼓励。银行继续毫无警戒地向收购行动提供巨额贷款,而不理会以往的教训。第二次股市崩溃的阴影已隐现。它会否在东京开始呢?不少启示指出这个可能性。

  日本经济危机四伏


  日本股市很脆弱,因为股票价格与利息的比例高得不合理。在上次股灾中,日本只是下跌10%左右,并没有对股价作适当调整。
  此外,日本出口数量正在收缩,因为日元价高、美元价跌和南朝鲜、台湾和香港的工业有更大的竞争。日本资产阶级正尝试加强资本输出和扩充国内市场,特别是房屋市场,以补偿出口的下跌。为了避免企业利润减少,扩充国内市场的做法首先是增加公共开支,即增加已过分膨胀的公共债务。日本的公共债务其实相对地比美国的还大,86年已达到国民总产值的90.9%,而美国是52.4%。美国的预算赤字是国民总产值的3.4%,日本达到4.2%。这个因素加剧了日本经济现时的脆弱性。
  这问题更因为日本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已停滞或受损而变得更严重。日本汽车占世界出口的比例从80年开始不再上升,甚至稍为下降。彩色电视机出口在84年见顶。从现在到90年,制造业和煤矿业受国外竞争打击,将会消减9万个职位。日本整套工厂的出口,从82年到86年下降了76%。
  令日本资本主义忧虑的,是日本的活动重心急剧转到“纸面上的经济”。在87年,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但超过一半的输出集中在金融业和地产上。现时主要支撑日本经济上扬的部门,是化学品、房屋建筑、广告和“休闲工业”。

  美国衰失支配地位


  美元的下跌加剧了美国的金融至尊地位的下降。世界十大银行主要是日本资本的,美国只有两家。美国已在国际上成为负债国,它的外债今天已达到5000亿美元,而且以每年1000到1500亿的可怕速度增加,在几年内,不难超过第三世界国家负债的总和。
  在美国丧失货币和金融支配地位的背后,是美国工业和科技支配地位明显地急剧地下降。美国占世界出口的比例从81年的20%跌到86年的13.8%;同时,进口占美国国内市场的比例急剧上升,较突出的有:钢铁占15.9%、铝22.7%、电子零件18.1%、信息技术(电脑等)18.7%、机械工具40%、纺织机器48.8%、鞋62.5%、电视机和收音机63.8%(以上为86年数字)。
  美国帝国主义当然不会接受“非工业化”的。依赖进口鞋可以忍受,但依赖重要核子飞弹或电子零件是不可忍的,这正是美国政府否决日本富士收购美国快捷半导体托拉斯,以及提供巨额政府津贴以发展半导体技术的原因。但美国的地位已严重受损。例如全球6个主要半导体生产者之中,日本的NEC、日立和东芝占了头三名,美国合资的摩托罗拉排第四,美国的德州仪器排第五。在电讯工业中,美国只占全球十大企业的两家半。在飞机工业,美国波音公司受到欧洲的空中巴士公司重大挑战。
  美国帝国主义要求“重新工业化”,特别是希望藉美元下跌帮助出口,其背后原因是生产性投资严重缺乏。在82年,日本的工业投资率比美国高3倍。虽然美国工业近年来做出努力,但生产力的差距仍在扩大。从80年到86年,各大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日本5.6%,英国4.7%,法国4%,美国3.4%,西德3.3%,其中英国生产力的增加主要是由相对地消减工资而取得的。在87年,如以西德的工资成本为100点计,那么,美国为76,日本75,法国68,英国则为53。如以西德的一小时劳动生产出来的价值为100点计,美国为90,日本83,法国75,英国54。
  正如以往每个“不景气长波”时期一样,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现时的特点是:在过去占支配地位的帝国主义强国衰落之后,并没有出现新的帝国主义强国来取代它的地位。正因为这个原故,美元的地位并没有被日元或欧洲货币单位所取代(估计各资本主义国家86年的全部外汇储备中约有42%是黄金,50%是美元,8%是其他货币,其中日元只占1%),而各国政府呼吁全球共同行动的努力只会是白费的。

  对第三世界的影响


  美国“经济调整”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的影响,大概可以分为三类国家来看。
  首先,是有贸易盈余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例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这些国家受油价下跌和美元下跌的双重影响,令他们的资产和储备大幅贬值。但问题仍未到群众消费水平或工业生产下降的地步。
  其次,是半工业化的国家及地区,如南朝鲜、巴西、台湾、墨西哥、新加坡、香港等。在87年,它们的工业生产上扬,主要由于往美国的出口不断扩大。美元下跌和美国衰退的影响,限制它们的出口,触发它们也会衰退,日本市场不够大,所以不足以代替美国市场或抵消衰退影响。
  还有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它们特别受国际货币基金会强迫实施的调整政策影响,造成灾难性的非工业化和贫困化。大量资源从贫穷国家转移到富裕国家去(从80到86年,总共1450亿美元从拉丁美洲转移到帝国主义国家),而帝国主义国家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市场亦剧烈萎缩。非工业和贫穷化在拉丁美洲特别显著。从80年到86年,智利平均国民产值下跌64%、墨西哥12%、阿根廷14.2%、委内瑞拉19%、玻利维亚27%。工人、贫农、失业和半失业者的购买力下降更为严重。墨西哥工资的购买力从80年到87年下降了一半,巴西则介乎37%到55%。
  美元的下跌,的确减轻了它们的债务和利息(利率也有下跌),但只是由于第三世界国家部份资源是出口到欧洲、日本等国。然而,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越来越“美元化”(译按:指经济依赖美元运行而不再受本国货币支配),所以这些得益被抵消了。
  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现在经历着两个平面的分化。一方面是在帝国主义之间(虽然台湾也包括在内),美元兑其他货币急剧贬值;另一方面是在第三世界平面,其本国货币受通货膨胀更大打击,连兑美元也告贬值。
  此外,还有不利于第三世界的进口交换比率的持续下降所造成的影响(从84年到86年,原料的价格下跌了四份之一)。它迫使第三世界输出更多资源,是利率下降和美元贬值所补偿不了的。另外还有第三世界有产阶级不断将资金调离国外的影响。
  所有这些因素,令第三世界的债务不断增加,尽管人民做出惊人的牺牲,经济也非工业化。第三世界的长期债务从84年的7140亿美元,增加到88年的9800亿美元,短期债务则保持在84年的1630亿美元,到88年的1550亿美元的水平。
  对半工业化国家来说,支付债务利息和还本的影响也不少。由于它们的出口主要是靠减低工资成本,尤其是透过通货膨胀,所以,随着出口增加,内部市场也同时缩减。结果是这些国家也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能力过剩。例如,巴西的“资本”货物(机器)的生产设备使用率从82年的64.1%跌至84年的54.9%在87年又回复到62.9%。

  工人运动与保护主义


  不久将会来临的新的总衰退,首先会造成新一轮的失业。单是在帝国主义国家内,现在约有4千万人失业(日本和美国的真正失业数字是被严重低估的,美国现时的真正失业率大约是10%);在未来危机之中,这个失业人数可能达到4500万或更多。
  面对着购买力下降和社会保障制度受威胁的情况,很多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会战略受到恐惧失业的影响。对抗消减职位的战略有两种。有些工会集中争取大量消减每周的工作小时;其他则受保护主义的诱惑。后者只是阶级合作代替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变种,不是团结所有国家的工人争取35小时或32小时工作周,而是联合自己的老板来对付其他国家的工人及其职位。这就是将失业输出的政策,它对国际工人阶级的灾难后果,在1929年到39年已可深刻体验。美国的工会官僚是最大程度上臣服于这政策的诱惑的。
  这种反应和它在某些工人阶级之中产生共鸣的客观基础,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与半工业化国家的工人的巨大工资差距。以目前汇率比较,是十比一之巨。当资本家将生产转移到低工资国家时(实际的转移比想象中少得多),人们以为资本家“背叛了本国工业”。资本家的直接反应是:让我们一同在本国降低工资和限制外国货物入口(即增加消费品价格,等于将实际工资降低更多)。
  工会接受这个理由后,便会跌进灾难中,工资逐步降低(美国的每周实际工资从73年的201美元降至87年的167元),直到等于半工业化国家的工资水平为止;“两阶梯社会”(在法国,5个工人之中1个是没有“真正”工作的)和临时工作将工人的社会保障消减;不断侵蚀就业数目。
  在任何国家,都可以找到比其工资更低的国家,作为消减工资和加强保护主义的理由。从工人的角度来看,这个政策特别有害,因为它摧毁工作职位:虽然它增加利润,但同时却减少营养额,因为工资被消减。如果没有利润上升和营业同时增加,正如在保护主义政策之下,则资本主义便不能持续增长。事实上,所有在工会接受消减工资以“保卫职位”的国家内,就业人数都继续下降。
  因此,必须严拒保护主义和任何“为保卫职位而作必要牺牲”的做法;必须呼吁所有国家的工人共同行动,争取剧减每周工作小时而不减工资,以及工会共同行动提高半工业化国家的令工人饥饿的工资。这些国家的民族资本家所谓提高工资会阻止工业化,是与帝国主义国家的保护主义论调同样不能接受的。事实上,半工业化国家更高的工资会刺激工业化,扩展内部市场和发展更高级的经济模式。

  资本主义新的基本矛盾


  导致股票崩溃和将会带来1970年代以来第三次总衰退的巨大的不平衡,显示了“晚期资本主义”在“不景气长波”的新的基本矛盾。这些矛盾在上一阶段的增长时期已显露了出来。
  庞大的债务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已经结构性地连结起来;单是美元债务现已达到800万亿至850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如果不是不断制造巨大债务的话,便不能保证商品的出路、企业的扩展或支持公共开支。
  无疑,现在出现了过剩的流动资金。积累的债务不合比例地超过了“正常”资本主义积累的需要。因此“虚假”资本和部份“纸上的经济”将会被摧毁,部分债务会透过破产或者协议而撤除。但即使在衰退之后,债务仍会存在。
  因此,生产积累的“正常化”将会极之困难或不可能。军备生产经济将会在病态资本主义经济之中起着更大的商品出路的作用,尽管有各种东、西方裁军协议。新的利润率受债务的施累,仍将会是升得很慢和不足的。
  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将不会有类似1948/73年的扩展时期,只要工人阶级和一连串重要国家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没有被严重挫败而造成剩余价值率的重大提升的话。在可见的将来,这个情况暂不会出现。
  大部分债务是私人债务。同时,在私人手中和官方外汇储备内的资本的比例,突然完全倒转了。在1958年,十大帝国主义国家的中央银行比私人资本家多拥有5倍的外汇储备。在86年,私人资本家的流动或半流动资金,比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不计黄金)多十倍。
  包括美国在内的民族国家的削弱甚至瘫痪,反映了这个情况,也反映了超越任何国家控制的跨国托拉斯的兴起。“国家干预政策”的式微,只是反映了新的现实,但也令人误以为市场会恢复平衡,满足资本的需要。
  87年10月的股灾之后,人们对市场再也没有信心了,转而要求有效的政府的行动。但在各个互相竞争不休的国家之间,是没有可能联合行动的,况且它们相比私人资本,已越来越弱。在资本主义制度之内,不可能有一个世界国家或“最终的贷款者”。这是笼罩着地球的一个新的致命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