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货币大混乱

曼德尔

（一九九三年八月十八日）

　　源自欧洲的跨国公司及欧洲的其他经济政治力量认为，巩固欧共体是保卫它们的利益、对抗美国和日本竞争的最佳途径。虽然华盛顿和东京善于保护波音、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和埃克森石油公司的利益，巴黎、罗马、海牙、马德里和布鲁塞尔却还没有充分力量来保护快意——雪特汽车公司、罗恩——波伦公司、飞利浦公司或者索尔维公司的利益。
　　●　不管所有支持货币稳定的说教，利用事实上的货币贬值作为贸易战武器的那种诱惑是实际存在的。美国和日本的资本家都非常高兴见到欧共体因欧洲货币制度的瓦解而变弱。
　　但是，因此而来的美元与日元的增值，也许会打击日本和美国的输出。在6月，美国贸易平衡的赤字是五年来最大的。欧洲经济衰退的加深，以及第三世界人民渐增的苦难，总是引起类似的结果。蓄意损害他人的享受将会是短暂的。
　　●　80年代汇率的相对稳定，是建基于80-81年经济衰退之后的长经济复苏期。这个复苏则是建基于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投机上，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终于拆散了——大家大概不会忘记1987年10月的股票市场的狂跌！（见表二）

　　因此，流动的货币资本渐增地溢流到外汇市场。7月31日的货币政策当然会增加投机者的风险——这是一连串货币贬值所产生的结果。因此货币资本又流回股票市场：纽约、伦敦和法兰克福的股票市场的股价比1987年的高峰还要高。
　　这些数字没有把通货膨胀计算在内。如果要看股票价值的真正增加，这些数字必须减低35%至50%。可是，由于这个增加与生产量的增加不成比例，新的1987年10月随时都会发生。
　　●　法国总统米特兰和总理巴拉迪尔，在指责“德国人”应对法郎受攻击负责以后，现正在指责国际投机家密谋反对法国。他们这种做法，就像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或者伊斯兰教什叶派首领霍梅尼之谴责魔鬼或者大撒旦一样。这些年头，诚实地承认，投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机制，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价值”的一部分，可不是时髦的。但是，事实比神话更倔强。
　　那末，除了像乔治•索洛斯那样的，其事迹曾被报章所渲染的人物以外，到底谁是这些出名的投机家？[3]找出这些投机家的国籍，将会是十分大的成就——因为，甚至那些在纽约和东京的市场上活动的人，一部分会是欧洲的人，而且时常会是法国人。
　　当问题成为以很少风险就迅速赚大钱的时候，爱国主义和其他崇高的情操就起不了作用。但是，在目前的次序中，检查移民工人的国籍要比检查输出资本的人的国籍容易得多！难道询问“在投机法郎的人中有多少人是法国人”，真的是叛逆的行为吗？
　　让我们再加一些生动有趣的详情：《星期日时报》的华盛顿记者报导，联邦储备局（即美国中央银行）局长经常以低于市价的利率借钱给私人银行。这个利率要比这些私人银行从购买几乎无风险的州公债中所得到的利率低3.5%至4%。[4]
　　在这种情况中，你不需要是天才，也能发财。美国银行的利润已经惊人地上升，而且，他们利用这些利润在外汇市场上进行投机，他们寻求额外利润的胃口是贪得无厌的。这些并不是小的利润，而我们的不十分英明的朋友总是在寻找新的冒险。
　　●　我们决不会哀悼马约的死亡。单一法是不民主的、使社会退步的。它的目的是攻击民主自由，增加对最弱层分的压迫，加深对“双重社会”的攻击，以至造成种族主义，新法西斯主义的上升，以及对第三世界人民的侵略。
　　虽然我们不为马约而悲哀，我们对接着而来的事情并不感到兴奋。马约并不是在群众斗争的重量下破碎，而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各内在矛盾的集体重量下破碎的。主动权比过去更加留在资产阶级的手中。工人阶级比过去更容易受到严重打击。
　　对于工人阶级，经济和社会情况是以失业占首要地位。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失业者的总人数（以及失业率）已经比30年代为高。失业和恐惧失业支配了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思想，且成为工人群众思想形式。
　　在这种气候下，德国总理柯尔毫不犹豫地宣讲延长工作周的必要。他假装忽视这个事实：虽然个别公司必定要负担它们员工的费用，这些员工也构成大部分公司商品的主要购买力，它们必须销售愈来愈多的货品和服务。不实现这个剩余价值，资本积累就无法复苏——机器人决不会购买现成货。
　　国际投资专家们（其中有一位印度——苏伊士银行的代表），以一种超越纯粹犬儒主义的、野蛮的坦白，宣布说，马约失败以后，德国所需要的，是大量削减社会费用。[5]
　　柯尔总理正在服从命令。8月11日，他宣布了45年来第一次削减社会费用，包括失业保险。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也跟着这样做。在葡萄牙，甚至在谈论重建14岁儿童的工作权利。只有德国的《时代周刊》惊呼，质问在这些情况下西方的稳定会变成怎样。
　　●　面对着资本主义这个攻势，工人运动必须解除它在失业问题上内疚的荒诞说法。统计数字明显证明，造成失业，并不是“高薪资”。其实，薪资最高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有最低的失业率。[6]应该对失业负责任的，倒是那些对投资、对它的数量和方针有决定权的人。以合理化为目的的投资，不但不会创造工作，反而会减少工作。
　　但是工人运动首先必须排拒保卫“国家的竞争力”这个观念，因为工人在这个祭坛上被要求放弃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是劳动人民和被压迫者未参与便已失败了的游戏。
　　如果这个所谓国家必要措施被接受的话，那末，迁移生产中心这种威胁，就无法加以抗拒了。跨国公司总会找到一个薪资和社会费用都是最低的国家，因此就会强加一个无休止的、社会退步的螺旋形下降。
　　对马约及马约以后的协定作出民族主义的回应，就是自杀。最有效的回应，就是所有国家的劳动人民和被压迫者在行动上团结起来，反对与资产阶级采取阶级合作政策，不管它是民族的，欧洲的或国际的。
　　工会积极分子之间要有持久的联系。这个工作要从在同一跨国公司中工作的人们之间开始。我们的力量应该联合起来，争取在不减低薪资的前提下，减少每周的工作时数——这是对抗失业的最有效方法。
　　我们应该在整个欧洲工人运动的真正力量支持下，毫不犹豫地以特殊的、社会和民主的要求来面对欧洲的机构。但是，我们首先要通过鼓动和直接行动来反对失业，保卫移民，反对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而且要加强与第三世界人民的团结。
　　这些是不容易做到的任务，但却是停止后退和混乱的唯一途径。我们必须从争取局部胜利开始。只有实际上的成功，才能扭转目前的趋势。6月12日的欧洲左派的大会，争取欧洲的另一条劳动、团结、理性和热情的出路，就是这个方向的第一步。这样的其他步骤必须继续追循——而且它们一定会跟着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