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今日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
——教派主义还是革命马克思主义

World socialist revolution today
sectarianism vs. revolutionary Marxism

埃内斯特·曼德尔



●　马克思主义理论及政治实践的构成因素
●　世界局势及其主要动力
●　现时准备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是什么？
●　教条主义的教派主义与革命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基本分歧点
●　今日的第四国际是什么？它正在试图变成什么？　



　　【以下这篇原稿是埃内斯特·曼德尔事先为了1994年11月11日在纽约市举行的一次会议而写的。在那个会议上，曼德尔与斯巴达同盟的一位代表辩论，而会议本身则是斯巴达同盟者所组织的。为了无产阶级民主（让听众有足够时间发言），曼德尔同意把他的原稿缩短到半小时的演说。
　　作者在校订目前发表的这篇原稿时，还加了一些另外的评论。
　　这不是最后的版本。希望这篇文章的修改了的、扩大了的版本，将会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现，而且有好几种语言的版本。（译者注：由于曼德尔在1995年去世，这个工作恐难在短期内完成。由于这篇文章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非常重要，所以译者先将它译出。）】

　　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是马克思所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11条提纲：“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以后，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主要贡献。剩余价值论是基于他的改善了的劳动价值论，包含了他的发现：商品生产是与在互相独立的情况下所实行的私人劳动相符的。
　　资本主义下的阶级分隔，最终地说来，是从以下的事实而来的：以工资为生的阶级已被从它的物质生产手段、生产它自己的生计的手段切断，这些生产手段已被资产阶级所侵吞。因此，工资劳动者不得不把他们的（已变为商品的）劳动力，卖给这些生产手段的拥有人。
　　因此，确切地说来，资本主义是与人和人之间（阶级之间）的关系相符合的，不是与人和事物之间的关系相符合的。
　　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条更一般的论题，对各种形式的人类社会都适用。这些总是特定的，跟着产生特定的运动规律的、特定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当关于费尔巴哈的第11条提纲的中心观念明确地发展起来时，它就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范围。对阶级社会的明确分析，就会导致这样的结论：阶级斗争，是由阶级之间或阶级中的主要部分之间的对抗利益所决定的，它在历史中占有首要地位。
　　它们〔指阶级斗争〕特别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占首要地位。为了始终如一地保卫被剥削者、被压迫者的利益，使之在物质上、道义上不再受到那个社会所强加给他们的苦难，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之以一个自由协作生产者的社会，就是必需的了。
　　正确地了解资本主义，是推翻它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它还是不够的。这个任务必须在实践中实现。只有工资劳动者阶级，即是列宁和普列哈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一个纲领上所定义的（所有那些为了经济理由出售他们的劳动力的人们），剥夺资本家阶级的所有权，才能够打破后者对主要的生产、交换手段的控制。[1]在大地主仍是一个不同于资本家、控制土地的阶级的地方，剥夺他们的所有权，一定要与剥削资本家所有权的行动结合起来。
　　正如恩格斯在对巴黎公社的评价和与德国社会主义者拉萨尔的拥护者争论中所指出的，如果不打破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代之以工人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剥夺他们的所有权的行动就不会成功。恩格斯之与拉萨尔信徒争论，是因为后者成功地把一部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错误观念，引进了统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达纲领内。
　　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极好的分析，就是列宁在他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的分析。虽然真正的工人国家仍然是一个国家，但是它是从它诞生那一天就开始消亡的一个国家。劳动大众的一般化了的自我管理、自我活动，即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基于强制的关系，开始被基于自愿接受的纪律、习惯的关系所代替。
　　但是，要使这件事尽可能迅速、平稳地发生、还需要一连串先决条件。新社会的大多数因子，应该已经在旧社会内部成熟。工资劳动者应该已经占现存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一般说来，应该已经获得高水平的技能、比较高水平的政治经验，以及足够水平的文化。
　　换句话说，第一批工人国家应该在经济上最发达国家产生。
　　可是，正如托洛茨基早在1905—06年所正确地预测的，这不是世界革命真正过程将会发展的。这个过程已被不平衡暨综合发展规律这个可能是托洛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重要的贡献描绘了它的特性。
　　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相对地落后的俄国，不是在德国、法国、英国、或意大利，更不必说美国了。虽然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有大无畏精神和强烈意志这种优点，而且的确在以列宁、托洛茨基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取得了政权，但是它在这个基本上是农民占多数的国家中，只是一个小小的少数。即使我们加上了贫农，这个无产阶级仍然是俄国社会的少数。
　　还有，俄国无产阶级在文化上不发达，而且没有长期群众政治活动的经验。那么，孟什维克是不是说得对：在这些情况下，夺取政权是错的？他们说得不对。当时的选择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民主”。当时的选择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一个可恶的半法西斯/前法西斯专政”。[2]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表达的恐惧，即在这些情况下“一切旧的讨厌事物”会重新自动出现，却证明是言过其实。很多这些事物出现了。但不是全部。
　　布尔什维克希望以快速地扩张革命首先到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去，来克服俄国的落后性沉重地压住他们的负担。这个扩张是发生了（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在1918—1920/21时期来到了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但是这比列宁和托洛茨基所期望的迟来了许多个月。引致这个迟误的主要罪人（他们自己日后为了这个迟误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以及在较少程度上，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和意大利社会党、工会的部分领导人。而这个扩张并没有得到胜利。
　　由于所有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第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孤立在一个落后国家之中，负担着所有因此而来的后果。
　　世界革命变成了一个在国际上失去了同步的过程。它可能会在一段时期内停留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些情况下，第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得不要保卫它自己，对抗国内的、受到许多帝国主义强国支持的反革命。它以后还要保卫它自己，抵抗德国帝国主义在法西斯主义的领导下所进行的野蛮侵略。在1949年及以后的中国的情况中，当社会主义革命来到了那个国家，它不得不要保卫它自己，抵抗美国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当它在1949年以前还是一个半殖民地时，它还要保卫它自己，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
　　虽然这些革命成功地克服了军事侵略，但是，从长远来看，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压力，对它们而言，却证明是更为危险。俄国、中国的官僚化工人国家，却未能克服那个压力。但是，即使这些国家有了在质量上更民主的工人国家，它们也不能够完全实现那个目标。要使这个问题有一个彻底的解决，只能是世界革命胜利地扩张到足够数目的工业先进国家去。
　　这个非同步性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市场被分割为各部分。这不但发生在世界规模上：帝国主义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工资差异，就是最赤裸的证明。但是，帝国主义、第三世界国家的内部也存在着收入的差异：在男女工人之间；在熟练、不太熟练工人之间；在成人劳工与儿童劳工之间；在工会、非工会工人之间——而且受苦难的、边缘化了的阶层越来越大。
　　我们必须以斗争来克服这种分割现象。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导致这个现象的物质条件是与不同的政治传统、意识形态的重压结合在一起。这些不同的政治传统和意识形态，时常是反动的：反对妇女、反对“外国人”、有时是纯粹种族主义的偏见。由于世界革命的这种非同步的过程，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任务，因此是在极大程度上，用斗争在世界规模上，锻造日益增强的工人阶级团结和统一——如果我们用法文来说的话，就是solidarite sansrivages(即无边界的团结)。它在本质上是一个内部的斗争（即在工人阶级内部的斗争），虽然它与资本和劳工之间的实际展开的阶级斗争分不开的。从这点看来，建立一个国际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就是极端重要的了。

社会阶级的客观现实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思想上所作的另一个跃进，是他们把社会阶级定义为客观的现实，独立于，例如，被剥削阶级对他们自己的看法。
　　奴隶，是因为他们从事奴隶劳动而被定义为一个社会阶级，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奴隶思想”。美国无产阶级，是因为他们从事工资劳动，而被定义为一个社会阶级，即使它的相当多的人认为他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一部分。
　　这并不是说，被剥削者、被压迫者对他们自己的看法，是无关的、不重要的。他们用德文所称的Selbstbewusstsein(自觉)的程度，是对工人群众组织所要经过的连续阶段非常重要的。
　　工资劳动者阶级的自觉，共同决定了它是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制度对它强迫的形式。
　　当一个单独的工人在工厂中与老板发生纠纷时，他是无助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因老板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而使他士气低落。他如要克服那种无助，就只有首先在工厂平面上组织起来，那就是，以最小的财政资源，来组织一个工会。

阶级觉悟的各个阶段


　　因此，工会意识是阶级觉悟的最初形式。
　　在工厂中，组织起来对付了老板以后，如果这部分工人阶级已经有了选举权，下一个逻辑上必要的步骤，就是组织工人政党来对抗资产阶级的政党。不管这些政党的思想是怎样，这就是一个巨大的跃进。这在好几个重要的国家都还没有实现，例如美国、印度、阿根廷、土耳其，虽然它们都有强大的工会存在。
　　最后的阶段应该是，工人政党取得了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大体上达到这个阶段的工人政党有：从1880年代开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沿着德国道路走的许多欧洲国家，以及在同一时期内具有较小规模的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1914年以前的）美国，由于是在有限的其础上，所以是中间的形式。
　　在阶级意识发展各个阶段的理论底下，就是对实践的极端重要性的了解。
　　活生生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总是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任由过去、现在的新经验资料来证实。它总是能自我批评的。马克思有一次语带挖苦地说（但只是非常局部地语带挖苦地说）他所爱的格言是：“De omnibus est dubitandrm”：“你必须对任何事情采取怀疑的态度”。
　　这并不是倒回某种形式的、淡而无味的折衷论。我们是以全力来保卫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理论成果，只要没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它们之中的某些东西是错的，只要没有更前后一致的、历史和社会的理论曾经被人提出来过，后二种情况在今当然都不存在。
　　有一个立场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阶级是客观现实的说法。这个立场，是从科学社会主义到空想社会主义的大后退：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工人阶级不是由它在社会上的地位而下定义的，而是依它的意识形态，如果工人有反动思想（他们之中是常有这种思想的），他们就不是工人了，他们“在客观上”就变成“资产阶级”了。

马克思主义与教派主义之间的分歧


　　这里，我们就处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教条的教派主义之间的分歧的中心。
　　教派主义者是狂热地相信圣约翰福音上的“开初有道”那句话的。一切事情都要根据开初的道。只有开初的道才是正确的。实际的时与地都不能考虑在内。错用了一个公式，或者错登了一个标题，就会导致可怕的后果。
　　当你每个月出版了数百页的东西时，总是会有一些错误的。这发生在我们的〔那就是第四国际的〕出版物上，它也发生在恩格斯、倍倍尔所领导的古典的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上，列宁、托洛茨基时代的共产国际的出版物上，托洛茨基尚活时的托洛茨基派运动的出版物上。
　　其实，有些错误比我们的更坏。让我们提及年青的德国共产党的报刊上，以及由卡尔·拉狄克所负责的共产国际的报刊上，许多支持反动、右翼、反凡尔塞条约的力量的文章。
　　从1890年代中期开始，某些社会民主党报纸，登了多篇具有丑恶的反犹暗射语的文章。这在德雷富斯事件中变得特别丢脸。好在热昂·若雷斯挽救了运动的名誉。当然，恩格斯、倍倍尔、卢森堡、列宁和托洛茨基（按犯错年月次序排列）对那个毒素是完全免疫的。[3]
　　我们有一位同志犯了一个错误，写了一篇文章赞许爱沙尼亚的“森林兄弟们”。这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真正的亲法西斯主义者。这不是一个小错误。今天的爱沙尼亚可没有法西斯主义走上政权的危险。但是，替1940年代亲法西斯主义人物作宣传，就使现有的沙文主义团体滑向新法西斯主义较为容易。
　　可是，那个同志的错误对爱沙尼亚的影响，实在是没有的。那里没有人知道我们的报刊或者阅读它。而它对它们的人的影响也近乎没有的。也许一两位读者会搞乱了。99.99%的他们，知道我们从1929年到今天，作为有系统的、不屈不挠的、不宽恕的、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的斗士的记录。当〔美国斯巴达同盟的报纸〕《工人前锋》（1994年9月16日）说我们作为一个组织已经采纳了单一个同志关于“森林兄弟们”的错误立场时，这当然完全是个谎言。
　　当斯巴达同盟份子含沙射影地说，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第四国际对了解新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或者一般说来对它进行战斗是“弱”的。一个开初的谎言，就变为一个肆无忌惮的恶行了。我们的法国和比利时的同志们，动员了数以千计的年青人，在街头反对新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听了这个谎言，会作何感想呢？！

开初有道吗？不，应该是实际的工人运动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排斥开初有道的观念。他们相信，在开初是实际发展的阶级斗争，以及所有它的矛盾。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在战中，在《逆流前进》一文中解释说，无论谁如果相信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社会主义革命将会使一个“纯正”社会主义者阵营反对另一个“纯正”反革命者阵营，这个人就谈不到影响或者领导它了。
　　这是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在资本主义之下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整个意义的定义有关的。我们已经说过，从《共产党宣言》开始，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们就明确指明，在本质上，这个斗争的整个意义，是把已在旧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所有新社会的因子，从旧社会的母体中，释放出来。共产主义者就是要做那件事。他们不是试图把事先想好的图式，强加给实际发展起来的工人阶级解放运动。
　　工资劳动者的公开、大规模、民主的自我活动，因此是成功地建立社会主义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要成功地建立社会主义，必须要有社会主义计划。这是一个集中化的过程。但是，正如卢森堡如此清楚地在1918年所证明的，托洛茨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与斯大林主义者争论时所重复叙述的，这是一个事先没有完善的蓝图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错了再试验、错了再试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错误是无可避免的。真正的乌托邦是相信世上有“完善的”计划存在，或者更坏的是，认为避免严重的错误及其所引致的巨大费用，比付出真正工人民主的“多余”代价更为重要。

工人运动中的民主


　　如果工人们不能在好几个可供选择、前后一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计划之间，那就是在好几个可供选择的重点之间作出选择，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工人民主。因此，在一个真真实实的多党制存在和越来越有效率的社会主义计划，那就是逐渐地越来越少的错误及它们的越来越快的改正之间，有一个真正的辩证的交互作用。
　　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不含糊地说：禁止反对党派的存在之后，继之以禁止派别。禁止派别的存在，其结果则是禁止一切与那“不会错误的”领袖们不相同的意见。经过警察之手制造出来的党的“一致”，使官僚们为非作恶而得不到任何的惩罚，这就是一切放肆和腐化的源泉。〔见何伟译的春燕出版社版本，第95页〕。
　　在过度纲领中，托洛茨基也清楚地说出支持多党制：没有苏维埃党派的合法化，苏维埃的民主化是不可能的。工农们本身，将以他们自己的自由投票，指示那些党派他们是承认为苏维埃党派。〔纽约寻路人出版社的1973年版本，第10页；中译文由译者作出〕。
　　托洛茨基蓄意不用意识形态的标准（像某些思想纯洁性的最高裁决者所定义的，拥护苏维埃制度、支持社会主义建设，等等）来对苏维埃党派下定义，而是用实际的、政治的标准：工农们在充分选择自由下所实际选出的党派。
　　任何人试图以某些“更高”优先的名义来强加不同的运转方法，他势必要用镇压的方法——不是对资产阶级镇压，而是对工人阶级镇压。

斯大林主义官僚层


　　托洛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最重要贡献之一，就是他认定斯大林主义官僚层是一个保卫特殊物质利益的特定社会阶层的观念。（这也应用到斯大林主义后的官僚层。）
　　确切说来，从长远观点来看，这个官僚层客观地推进资本主义的复辟。但是，在一整段历史时期中，约略地从1929年到1988年，它的作为与那个历史角色相反。它在苏联阻止资本主义的复辟。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东欧压制资本主义。官僚化的共产党，在中国也如此做。
　　它并不是为了对社会主义有什么承诺而这样做的。它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扩张它的权力和特权，正如托洛茨基在《保卫马克思主义》〔中文书名为《论苏联国家性质》，向青编校，十月书店出版〕中所特别指出的。但是，压制资本主义与保持它是不一样的。谁否认这点，像国家资本主义派（英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一个主张苏联、东欧诸国及中国等官僚化工人国家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小教派〕那样，就保卫这样一个荒谬立场，那就是，在毛泽东的中国和蒋介石的中国之间，在东德和西德之间，在1949年以前和以后的东欧之间，在北朝鲜和南朝鲜之间，没有结构上的区别。你在世界任何地方，找不到一个资本家，相信那个胡说，认为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他的阶级仍然在上面所列举的国家中当权。

官僚化工人国家与世界革命


　　官僚堕落工人国家的性质的托洛茨基主义理论，提出了有关这些国家的存在与世界革命之间关系的、两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第一：由于斯大林主义者/后斯大林主义者，长期以来在他们的理论与实践中，断然主张苏联是所有国家的工人的中央基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于保卫基地，而且由于今日的斯巴达同盟者倾向于那个断然主张，保卫十月的剩余战利品，是不是比在世界其它部分发动革命的任务更为优先？
　　第二：世界革命，能不能够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通过它自己在某些国家的动力向前进展、取得胜利，假如这些国家存在一个领导层，不一定是真正的革命马克思主义领导层，准备领导这样一个打碎资产阶级国家、夺取政权的过程？
　　对第一个问题回答“是”的人们，不管他们自己有没有意识到，都在保卫一个亲斯大林主义、亲苏维埃官僚层、“阵营主义”的立场，使用他们对我们从1930年代开始就已目睹的现代阶级斗争的一切暗含论断。
　　第二个问题回答“不”的人们，不管他们有没有意识到，实际上是采取了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反动的乌托邦差不多的立场。不在事先推翻苏维埃官僚层，世界革命的前进是被假定为不可能发生的。最后分析起来，一切事情却要看苏联内部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不假思索地排斥这两个理论上/政治上的错误。我们可以基于坚实的历史证据来这样做。
　　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候，将被剥削者、被压迫者的利益和运动，臣属于斯大林主义的外交策略，已经对世界革命、苏联本身，造成灾祸的后果。否认这一点，简直是不可能的。关于前苏联、东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当前局势，我们不得不要从这里得出一个重要的政治结论。

在官僚化工人国家阻止资本主义复辟


　　最终说来，能够在这些国家阻止资本主义完全复辟的唯一社会力量，是工人阶级。但是，为了要实现那个目标，这些国家的工人们必须重新获得他们的自信以及在广大的规模上进行政治活动的能力。数十年的官僚专政，已经损害了他们。因此，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帮助他们同时在两个战线进行活动。在一方面，他们必须采取行动，反对工业及大型服务业和农业单位的私有化，反对尚存的教育及卫生方面的社会福利受到压制。在另方面，他们必须以战斗精神，为工人阶级争取到充分的民主权利、组织权利、成立不同政党的权利、新闻自由、和平示威游行的自由和罢工自由等等。
　　更一般地说来，经过了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各种各样的军事独裁等等造成精神创伤的经验以后，世界工人阶级，以及苏联、东欧、中国的工人阶级，都赞成普遍人权、无限制的政治自由。
　　托洛茨基对那个问题采取一个清晰的立场。他用以下的话结束他的1939年9月25日的文章《大战中的苏联》：
　　 对我们而言，保卫苏联是与准备世界革命相一致的。只有那些不与革命的利益矛盾的方法，才是可允许的。保卫苏联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正如策略任务与战略任务的关系，策略是隶属于战略目标的……。

　　接着他又说：
　　 我们一点都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那就是，推翻苏维埃官僚层的问题，对我们而言，是隶属于在苏联保持生产手段的国有财产制的问题；而在苏联保持生产手段的国有财产制的问题，对我们而言，是隶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问题。[4]


“共产主义与自由”


　　这在共产主义的历史上并不是新的。非法的意大利共产党，在法西斯专政开始以后，在它加到传统的意大利工人歌曲“红旗歌”的最后一句话上表达了这个观念：“共产主义与自由万岁”。
　　当年青的美国共产党，在我们的具有IWW〔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解放传统的吉姆·加农同志的推动下，替被指控杀人而被处死刑的意大利移民工人萨柯和万泽蒂，组织世界性的辩护运动时，它令人钦佩地应用了同样的方针。这两位无政府主义者是坚决反对共产主义与苏联的。但是，他们是工人，受到美国大企业及其政治人员的陷害。吉姆对于组织那个在世界各地推动了数以百万计的人民采取行动的辩护运动，并没有什么复杂的情意结。而他之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除非是在实际发生的（不是“潜在的”）情况中，阶级团结应该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拘束。
　　这个从历史上来的教训，应该加以一般化。我们应该坚决地、毫无例外地站在一起，为保卫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基本人权而战斗。
　　争取民主的斗争是不是“以欧洲为中心”呢？
　　有些好心好意的、提倡承认多元文化的人们声称，坚持个人的人权，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反映，或者是欧洲的“希腊——犹太——基督教”传统的一个产物。他们在两个方面是错的。
　　有强烈的证据显示，保卫个人的人权（生命权、人体及精神完整的权利、自由的权利）是在中东诞生的，不是在欧洲。特别真实的是，不让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的人们有这些权利，对有关的人而言，就有严重的种族主义的含意，不管保卫这些观念的人的意图是怎么样。对我们而言，黑皮肤的人所受到的痛楚，不会比白皮肤的人少，当这两人都受到鞭打时，即使这种鞭打是与一种特定的宗教——文化传统相符的。不论在什么地方，一个男人或者女人，因偷窃而被罚切断其手，所受的痛苦是一样的，与这种处罚是生根在一个特定的宗教——文化传统之内这个事实无关的。在一个伊斯兰国家，用石头将一个所谓“奸妇”打死，她所遭受的可怕的痛楚，是在美国、日本或法国被处死的犯人所受到的可怕痛楚，完全一样的。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声称，需要禁止亵渎上帝的法律来保存、捍卫和停止歧视他们的宗教。他们用这一点来替他们宣告判处作家萨尔曼·勒什迪死刑这个丑行辩护。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所有忠实的人权捍卫者——的明显回答就是：废除所有禁止亵渎上帝的法律。反对基督教、穆斯林教、犹太教、印度教、日本神道教的原教旨主义。所有忠诚的、坚持原则的人权捍卫者，应该在一个共同斗争中团结起来。

马克思主义，还是已建立的教会？


　　目前天主教教皇对堕胎、节制生育的态度，简直是犯罪性质的毫不负责任，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而言。“生殖、生殖，即使你迫使数以百万计的婴孩和儿童因饥饿和疾病而死亡，也要生殖”：这就是他的信条。这就为我们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无神论的承诺的正确性。
　　在教皇的驱使下，梵蒂冈代表团在1994年9月开罗的联合国人口会议上的态度，就变成一个国际丑闻。一位西班牙批评家说，教皇已经“变为非理性人口论的一位旅行推销员。”瑞士主教神学家汉斯·金说：“教皇是我们天主教的一个灾祸”。巴黎《世界日报》的宗教专栏作家亨利·丁格写道：“教会之禁止教徒使用避孕套，即使是为了挽救生命，是绝对使人难以理解的。它使教会没有资格在关于爱滋病的整个争论中扮演任何角色。”
　　教宗对所称的人类生命神圣的态度，也是完全自相矛盾的。为什么他不号召拒绝使用和生产武器？被武器杀死的士兵和平民的生命，是不是比未出生的婴孩生命较少值得尊敬？
　　我们对于已建立的教会态度是一回事；我们对于持有宗教信念的人的态度则是另一回事。我们从阶级和人道主义的观点，以其诺言的广泛含意去判断那些人。我们对于在工厂中保卫工人利益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的工会工作战士，比之对无神论的工厂老板和经理，是远为接近的。

马克思主义者对宗教的态度


　　我们与基督精神的“基层团体”一样，深深关怀世界上的困苦，并用巨大的力量去消灭它，远远超过于愤世嫉俗的“左翼”无神论政治家，他们屈服于种族的偏见。比之与社会民主党的委内瑞拉前总统佩雷斯，我们觉得更接近于罗美路主教〔在萨尔瓦多被暗杀〕和奇阿帕斯“红衣主教”〔塞缪尔·鲁意茨〕。我们赞同在民主的工人国家保障宗教的充分自由。而且，我们要对与我们团结一起进行世界性斗争来减轻第三世界苦难的、忠诚的基督教朋友们，包括解放神学的能手们，这样说：让我们共同为了争取一个没有饥饿、没有不可医治的疾病、没有战争、没有种族或者民族的压迫和歧视的世界而战斗。宗教观念与非宗教观念之间的重要的哲学争论，将会在将它自己从社会的苦况和绝望中解放出来的人类中得出它应有的结果。

需要把所有工人都卷入


　　这里，我们正面对一个更深的问题。不管有些工人的思想是如何反动，除了真正的（不是所谓“潜在的”）破坏罢工者以外，如果不把工厂的所有工人都卷入，你就不能组织一个有效率的罢工委员会。除了那些公然组织集体迫害的人（法西斯主义者）以外，如果不把所有工人，其实在实际上所有公民，卷入工人会议之中，你就不能组织一个有效率的工人会议（苏维埃）。其实，在1917年10月的革命俄国的第二次苏维埃大会（工、农、兵代表会议）上，当它决定赞成将权力转移给苏维埃时，像立宪民主党那样的资产阶级政党，都有代表出席。他们不是被开除的，他们是自动离开苏维埃的。
　　这就牵涉到了解联合阵线的辩证法，其实它是我们可以称为高等辩证法学校的一个范例。

联合阵线的应用方法


　　联合阵线的主要任务，并不是“暴露”丹尼尔·德莱翁所如此恰当地称呼的“资本在劳工界的副手”的“真面目”。那个教育任务，当然还在的，而且是重要的。但它是一个宣传的任务。联合阵线方针的主要职能，是为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在实践中，实施它所宣布的目标。
　　所以，当我们同时从底层和在上层提出联合阵线，我们真正表示这个意思：当这条路线不被应用时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可以借助1933年的德国灾祸来加以研究。这个问题，于是就在集中营中，继续讨论了。
　　顺便说一句，我们在这里可以揭露在那些称自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人们中间所滋长的教派主义的根源之一。
　　这些教派创始人们，是在斯大林—赖尔协议、共产国际之转向人民阵线政策、第七次共产国际大会之后与斯大林主义决裂的。
　　但是，他们仍然对托洛茨基之极力主张在德国推行联合阵线政策漠不关心，虽然这个主张是他的最重大的政治成就之一。

纲领之外——组织力量


　　为了成功地推翻资本主义，有正确的纲领是不够的。当然，这是造成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险此以外，你还需要充分的组织力量和在工人阶级及众多的进步群众运动中充分的植入，不管它是否在它们的足够大的少数之中。
　　这里，我们回到了我们的争论的起点：改变世界的必要性。这是一个实际的任务。
　　实现它的先决条件，不但是一个正确的理论。它也是一个特定的力量关系，一个特定的组织力量。
　　让我们用托洛茨基从1929年开始的政治经历来说明这个论点。它是一个宏大的成就：托洛茨基反对苏联热月反动，反对一个反工人阶级的官僚阶层在苏联篡夺政权。他是百分之一百地正确的。托洛茨基反对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兴起，指出这会对欧洲工人阶级及苏联本身造成可怖的威胁，他也是百分之一百地正确的。托洛茨基反对法国、西班牙及其他地方的会造成祸害的人民阵线政策，他也是百分之一百地正确的。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在苏联从1934年开始的血腥整肃，反对这些整肃造成将近一百万共产党员和红军指挥官的精华受到杀害，他也是百分之一百地正确的。但是，他在所有这些斗争中，都失败了。为什么？
　　因为，为了取得胜利，光是百分之一百地正确的政治观念是不够的。它还需要充足的组织力量。受到托洛茨基感召的团体们就没有这点。那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能在实践中实现上面所列的那些任务。

什么时候工人群众准备与他们的传统组织决裂呢？


　　1930年代托派运动的组织弱点，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它反映了国际工人阶级意识和政治信奉的一个特定状态。虽然比较前进的工人们，有时候非常不满社会民主党、及在1934年以后共产党的阶级合作政策，以及它们时常是共同地、反对联合阵线的教派主义姿态，他们却还没有准备群体地与这些传统机构完全决裂。
　　从俄国革命开始，群体地与社会民主党决裂，意味着移向共产党。群体地与共产党决裂是少有的。当这些事情发生了，例如在斯大林—希特勒条约之后，他们一般地意味着向右移动。
　　世界革命的、局部地由这些机构引起的延迟，加强了这些一般趋势。
　　真实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南斯拉夫、中国和越南。但是，它们都是由官僚化的共产党所领导，遭受了许多从斯大林主义那里继承来的胎痣。这就使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群众受到意大利、法国和希腊的“运动”、英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控制——在大战刚刚结束后的那段时期，这四个都是与资本主义作决定性决裂的可能性非常真实的国家。因此，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的增长，就不能超越一个很低的最高限度。
　　真实的是，1960年代及1970年代初期发生了一次世界性的青年激进化。这个激进化，大体上逃避了传统机构的控制。它在1968年5月的法国达到了顶点，使得第由国际目睹了它历史上的最大发展。
　　但是，由于我们力量的原先微弱，以及某些支部低估了这个激进化的重要性，只有在法国，我们才能够在这些爆炸中扮演一个重大的、在部分地方甚至领导的角色。
　　甚至1968—69时间，法国、意大利的大型工人阶级爆炸，也终于被工人阶级的传统政党所限制。这些爆炸并没有动摇了其它的、那就是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相对稳定。而且，由于好几个理由（我们在那时候错误地低估了，或者甚至误解了这些理由），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资产阶级也相对成功地在法国、意大利重新稳定了它的统治。
　　更有甚者，我们在对激进化青年的影响方面，大大地受到了毛泽东主义及半毛泽东主义的竞争。与那些自称替十亿中国人民讲话的人们竞争，是困难的。
　　毛泽东主义的这种影响，被一种对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完全错误的观念所滋养。甚至当它开始向工人阶级、青年开刀时，它的镇压性也没有被了解。它的灾祸性的经济后果也完全被忽视。
　　真实的是，1960年代和1970年代标志着世界革命在古巴、越南和尼加拉瓜的新进展。但是，在越南，它却在源自斯大林主义化的共产党领导下发生的，因此，从开头就严重地官僚化了。总而言之，发生它的这些国家，在世界上的份量太小了，以致不能在主要的第三世界国家，引起群众运动的急剧上升，更不必说帝国主义国家了。
　　更甚的是，在它之后，发生了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政权的灾祸。这具政权的恶行强烈地助长了日后的社会主义可信性的危机。
　　到最后，甚至国际工人阶级中的较激进的部份，也知道了苏联的“指令经济“渐增地走向破产、它之无能实现第三次技术革命以及因此而来的对苏联、东欧群众的严重后果。这就至少局部地引致他们对于严重地动摇世界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发生疑问。工人阶级中不太激进的部份，甚至更受到那个事实的影响——当然资产阶级的宣传也有关系。

教派主义：一个充满了矛盾的死结


　　就像所有同样的教派一样，斯巴达同盟者也已经把他们自己绑在一个无法脱身、充满矛盾的死结之中。这些矛盾，像回旋飞镖一样，又飞回来打对他们。
　　第一个矛盾：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已经从1930年存在到现在。在它存在的64年中，在世界各地曾经发生了数不清次数的群体罢工和总罢工。也曾经发生了许多次的革命前夕、革命的爆炸。也曾经发生了一系列的真正革命。斯巴达同盟者声称他们自己是代表“真正托洛茨基主义”的唯一组织。如果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反革命和战争之后，斯巴达同盟者已缩小到只有二百个人在全世界，而在任何国家的工人阶级中都没有真正持久的植入，那么，就会证明托洛茨基主义作为一个政治运动，不管它的理论贡献有多大的内在价值，仍是历史性的基本失败。
　　第二个矛盾：斯巴达同盟者自己已经存在了许多年。他们跟着托洛茨基正确地声称，革命党和革命国际，对于解决人类的火急的问题是必不可少的。可是他们却完全不能够建立起这个必不可少的革命党、革命国际。为什么有这个明显的失败？
　　第三个矛盾：对正确公式的着迷，导致炫耀教皇式的永无错误。这就反过来意味着与思想、讨论完全自由这个马列主义传统的决裂。
　　当德国社会民主党比今日的斯巴达同盟强大一千倍时，恩格斯写信给前者的领导层说：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这只能在充分的思想、讨论的自由的条件下，才会发展。
　　当古巴革命达到了它的进步期的最高点时，菲德尔·卡斯特罗写道：“革命必须是一个思想无拘束的学校”。这意味着，思想决不应该不受到任何较高的党需要、任何永不犯错的领导层、任何国家需要或者“阵营”需要的约束。
　　第四个矛盾：再因为斯巴达同盟者寻求政治大一统主义，他们就越来越蔑视事实、真理，那就是越来越蔑视以科学方法来处理现实和政治。列宁却不是这样。他说：“只有真理是革命的。”他又加上一句：“一个人，光凭话语及托词就相信某个人，包括任何政治领导，就是个笨人。”在列宁之前，马克思就已经说过，他最讨厌什么人把自由的、科学的调查结果附属于所谓党的需要。
　　第五个矛盾：斯巴达同盟者已经渐增地倒转了古典马克思主义对于客观上进步的群众运动与它们的背叛、动摇的领导层之间的区别。托洛茨基充分支持中国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争取独立的斗争，即使这个斗争是由强烈地反工人阶级的蒋介石犯罪一帮所领导的。因此，你就很难争辩，例如：民族解放阵线这个在阿尔及利亚争取民族独立的群众组织的领导层，或者尼加拉瓜的桑地诺领导层，比蒋介石帮还要坏。
　　你就更难争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像波兰、南斯拉夫、希腊、法国、比利时及丹麦等国的反对德国、意大利帝国主义的高度剥削和压迫的群众抵抗运动，因为它们的大多数领导层的阶级合作政策，不是完全进步的，因此，不值得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充分支持。
　　这些话也应用到印度、印尼、印度支那、菲律宾、阿尔及利亚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以后的反对英、法、日、荷兰及美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
　　那么，这是不是与不断革命相矛盾，因为这个理论肯定地说，在二十世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传统任务，只能通过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才能实现？
　　不是矛盾的。因为托洛茨基从1905年开始所坚持声称的是：全部实现这些任务，要靠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但是，要局部实现这些任务（例如民族独立及其他民主权利）在无产阶级专政之前，也是可能的，否则的话，托洛茨基之支持这些局部斗争，例如他明确地在中国、印度支那、南非洲、非洲籍美国人的事例中所做的，就毫无意义了。

教派主义者的记录上的一个污渍


　　关于那方面在斯巴达同盟的原初领导层所追随的、由希利、兰伯特两人授意的所谓“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的记录上，有一个很糟的污渍。这个污渍不是个小错误。跟从兰伯特的那群人，与法帝国主义直接合作，在阿尔及利亚南部组织一个由西、伯卢尼斯带头的军事行动，反FLN所领导的阿尔及利亚民族斗争。兰伯特甚至夸口说，这个行动是在他的巴黎总部，由他的中央委员会所计划的。
　　那件憾事的辩解是，FLN代表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的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一翼，而“国际委员会”所支持的是那个运动的、由默萨利·阿德日领导的，据推测是无产阶级的派系。
　　当阿德日公开出来完全支持戴高乐及戴高乐主义政权时，兰伯特被迫赶快修改他的立场。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斯巴达同盟原初的、或者现在的领导层公开驳斥“国际委员会”的那个不可靠的立场。如果说有这样一个文告存在的话（其实这样的文告应该附有一个严肃的自我批评），请斯巴达同盟拿出来给大家看。我们是很怀疑他们能这样做。这样一个不可靠的立场，与追求一条不加批评的支持FLN本·贝拉领导层的路线，像〔第四国际前领导人〕巴布洛所做的，是有基本的差别。
　　第六个矛盾：斯巴达同盟者的记录上，有另一个严重的污渍。在保卫波兰官僚化工人国家、反对资产阶级复辟的借口之下，斯巴达同盟者支持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在1981年12月反对工人阶级的军事政变。雅鲁泽尔斯基禁止团结工会的活动。他还压制了罢工权利。他剥夺了数以万计的工会会员工作职位。他监禁了数以千计的工会会员。
　　斯巴达同盟者曾经试图用团结工会事实上是个公司工会这个说法，来替这个反工人阶级的镇压辩护。这只使他们卷入另一个矛盾。当时在波兰，管理工厂的，是斯大林主义/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层，不是资本家。所以公司工会是由官僚层控制的、或者顺从它的、反团结工会的工会。斯巴达同盟的同志们，你们就很难替这个反工人阶级的镇压辩护了。

　　第七个矛盾：正如对波兰一样，斯巴达同盟者也小看了斯大林/后斯大林政权的反工人阶级措施的意义，和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切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政权下的经济停滞对苏联男、女工人日常生活所造成的可怕后果。
　　斯大林主义的劳工法规，是二十世纪到今天为止最严峻的。1930年以后，罢工权被压制，罢工者自然被流放。此外，我们还可以举出所谓“Ukaznik”（“违抗圣旨的人”）〔译注：其实，Ukaz是（旧沙皇的）圣旨之意，—nik是有……特征的人之意，将这字拼在一起，如果把它解释为“传布圣旨的人”，则与下一句的语意不合。因此就作目前的译法。〕的例子。斯大林统治下，数以十万计的女工，因她们自己或小孩生病，没有得到医生的证明而24小时没有去工作，就被流放到劳工营去。他们没有机会替自己辩护。她们就是自然地被流放。
　　但是，更坏的是在勃列日涅夫等人统治下，经济停滞、衰退对苏联工人阶级的客观后果。煤矿工人收不到肥皂，女工收不到月经垫。
　　怪不得极大多数的苏联工人阶级感到他们与腐烂中的斯大林主义/后斯大林主义独裁制没有共同之处，于是就将婴孩与洗澡水一齐倒掉了。对他们而言，斯大林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都不可取的。“人人都为自己”成为他们的主要想法。只当他们的情况，随着资本主义开始复辟而变得更坏时，一个广大的罢工浪潮才发生，但是它大部分还是非政治性的。

支持政治革命，不支持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自我改良


　　斯巴达同盟者，为了企图掩盖这个可耻的辩解，就声称他们毕竟是主张政治革命的，而我却被假定为已经放弃了那个传统的托洛茨基主义立场、支持官僚层的自我改良了。
　　这是对历史记录的完全的歪曲。
　　自从1946年以来，我们在俄国问题的每篇文章中，都清楚地主张反官僚的政治革命。在我们的《超越了改制》一书中，有一章的题目就是：“官僚层的自我改良是不可能的”。从1953年的东德暴动，到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1968—9的布拉格之春、及群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天安门广场反对后毛泽东主义独裁的抗议运动，我们都支持每一个工人阶级反官僚层的行动。

关于德国的统一


　　一个非常类似的歪曲，是斯巴达同盟者诽谤我们对德国的资本主义统一，正在动摇，或者“正在绝望地绞扭双手”。事实上，我们是以尽可能最尖锐的方法来谴责这个统一。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在其1990年11月的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决议，说：
　　“自从1990年10月3日以来，德国民主共和国之被德国联邦共和国吞并，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在德国民主共和国的领土上复辟，西德资产阶级在被1989年秋天的巨大群众民主运动所打破的斯大林主义官僚独裁的废墟上的征服了政权，创立一个增强了的德国帝国主义国家。”
　　“我们已经着重地指出了这个合并的实现对德国及国际的工人阶级和所有被压迫者的极端负面影响。事实证明，我们的坚决反对德国资本主义统一，我们在那一点上之对德国、国际工人阶级的警告，都是有很好的根据的。”
　　这个决议的结尾，是一连串任务地对抗这个失败的负面影响。

经济衰退的长波


　　第八个矛盾：斯巴达同盟者低估了目前的资本主义衰退长波的严重性。他们写道：“现时期的主要特征，是苏联和东欧变态工人国家的反革命破坏的冲击。”
　　错了。世界现时局势的主要特征，是全世界性的资本对劳工的攻击，及伴随它而来的种种现象：永久性群体失业兴起，工资降低（在第三世界国家常常产生悲惨的结果），临时工及边缘化的无产阶级层份的扩大，劳工运动及工人阶级内聚力潜在弱化，破坏工会的攻势增大，极右派组织、极右思想（包括在工人阶级内部）兴起，例如对外国的恐惧，反犹太人，种族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公然的种族主义，以及那由来已久的对工人阶级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威胁。穆斯林及印度的原教旨主义，以及较少程度的基督教、犹太教、日本神道教的原教旨主义，都证明了这一点。
　　斯巴达同盟者说，所有这些事情，发生在苏联和东欧开始资本主义复辟之后，或者随它的开始而发生的。他们发生的次序完全搞错了。事实上，所有这些事情，在1970年代初，随着资本主义严重危机的开始，随着新衰退长波的开始，就开始发生了。在那个时候，苏联、东欧的官僚化工人国家，还没有什么会灭亡的迹象。

社会主义，还是人类毁灭？


　　更一般地说来，斯巴达同盟者还严重地低估了世界局势的一个转变。我们认识这个转变也迟了，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认识完全融合在上一次世界大会所产生的纲领性宣言〔《在21世纪前夕，要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之中。
　　几十年来，我们一直保卫罗莎·卢森堡的立场：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但是这个立场已经变得过时了。今天的真正难题是：社会主义还是整个人类的肉体毁灭。
　　这首先是由于群体毁灭的武器核子发电厂的发展。核子发电厂在使用传统武器的战争中，会被转变为生产极多的核子导弹的地方。
　　由于那个理由，一个过去常用的共产主义论点（工人们必须把资本主义者的武器转过来对向资产阶级）也已经变得过时了。不仅如此，而且等于是自杀了。由于上面所提及的武器的存在，〔苏联〕格列奇科元帅/毛泽东的企图在原子战争取得胜利这个疯狂目标，必须彻底丢弃。[5]今后的战略目标应该变为：无论如何要避免核子战争，一定要关闭所有的核子发电厂。你不能在原子废墟上建立社会主义。
　　斯巴达同盟者从来没有对这个问题清楚地说出他们的意见。我们挑战他们这样做。
　　我们的观点并不反映任何和平主义的幻想。它也不会引致群众的被动性。刚好相反。
　　它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人们不能用国际性的军事对抗，来解除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武装，而不牵连到肉体上毁灭整个人类的。因此核裁军的问题，就变成为在这些国家之内（首先是在美国、前苏联、英国、法国、中国）动员群众的问题。
　　这样一个群众动员，可以而且应该从现在开始，就准备了。准备它的途径，就是有系统地宣传（以及在特殊场合进行鼓动）真正的危急关头是什么：他们自己的、整个人类的生存。
　　那个新世界现实的观点（是的，与写作过渡纲领的时代比较，它是新的）并不是要被剥削者、被压迫者采取“失败主义”，或者使他们“丧失士气”，或者使他们“不去动员”。当托洛茨基从1929年开始举起了立即的优先应该放在向法西斯主义斗争的旗帜时，他指出法西斯主义是可怕危险，也不是使群众采取“失败主义”，或者使他们“丧失士气”、或者“不去动员”。
　　与客观现实玩捉迷藏的游戏，一向是不划算的。鸵鸟政策，是自欺、自我毁灭的。
　　我们应该把这个论点倒转过来。对人类生命继续存在的这些威胁，给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一个新的、强有力的刺激。
　　资本主义及分解中的官僚独裁，都完全没有能力消除这些威胁。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就能够消除它们。
　　如果所有国家生产这些武器的所有工人，共同决定立即停止生产核子、化学、生物的武器；如果他们也共同决定立即毁灭它们的所有现存的制成品；如果所有在核子发电厂或者在有建造这些发电厂能力的建筑公司中工作的工人也这样做，那么，这个危险就会消失了。
　　这是不是一个乌托邦的建议呢，因为大多数与这有关的工人们，现在很明显还没有准备好那样做？这无论如何比以下的幻想更少乌托邦：不管这种武器的大量积存，不管核子发电厂的存在与扩展，不管核子发电工业的资源越来越增多，上面所概述的种种危险，在长期中是可以避免的。[6]
　　这比诸相信充满了核子尘埃的云会在未到斯巴达同盟的办公楼上空以前，绕了一个弯，而让他们和平地对人类的（以及他们自己的）存亡漠不关心地，从我们及其它人的报刊上，继续挑选引句，更少乌托邦性。
　　除了（包括温室效应和原子——生物——化学战争在内的）核子威胁、环境威胁以外，人类的生存也受到正在我们眼前爆发的、包括着（且不限于）爱滋病在内的、新的大流行病的威胁。这些大流行病与贫穷有关。它们包括在世界各地流行的肺结核症。在越南，自从经济“自由化”以来，疟疾的事例，已在4年中增加了4倍。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一个真正的、对健康有害的灾祸正在发生[7]
　　国际资产阶级、在推行紧缩政策之中，正在削减调查（及因此是试图抗拒）这种大流行症的经费。因这些政策而起的、渐增对健康的危害，不但发生在第三世界，而且发生在帝国主义国家的、边缘化的人民的贫民区中。这个事实，已是人所共知了。
　　最近，一本由劳丽·加勒特所写的、令人害怕的书出版了：《将来到的瘟疫》（出版于纽约，1994年，由世界闻名的哈佛大学流行病学教授作序）。它对受到了纽约书评报（1995年4月6日）非常好的评论。加勒特女士在这本书中切中时弊地引用了鲁道夫·威乔夫的古典公式：“如果疾病是一个人的生命在不利情况下的表现，那么，流行病必定是群体生命受到群体骚扰的指示物。
　　可是，斯巴达同盟者及其它的小教派，不但不因为这些事实是与贫穷有关而把它们转变为对资本主义的控诉，反而像某些不负责任的资产阶级作家所做的，趋向于对它们保持静默，或者甚至把它们斥为“夸大其词。”我们这些教派主义者清楚说出来：这些威胁是“夸大其词”吗？如果是的话，怎样“夸大”？为什么这样说？
　　第九个矛盾：像所有的教派主义者一样，斯巴达同盟者也患有严重的色盲。对他们而言，世界局势不是黑的，就是白的，（让我们给他们说得好听一点：不是黑的，就是红的）。那就是说，不是反革命的，就是革命的。有的时候，他们甚至似乎在说，它是两者同时都有的。

一个相持不下的世界局势


　　世界的现实是不同的，从历史角度来看，它仍然被定性为处于国际象棋的语言所称的相持不下的状态，在目前，资产阶级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仍然都不能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资产阶级在客观上是太弱了，以致不能压倒地击败工人阶级及一般的被剥削者、被压迫者。虽然这些人已经遭到了某些严重的挫败，但是在大多数国家中，他们还没有像30年代及40年代初那样的被击垮。
　　在另一方面，世界工人阶级还没有克服缺乏阶级自觉和革命领导的危机。他们不像快要克服它了。所以，人类的危机，人类文明的危机，将会持续一段长时期。
　　承认以下这个事实，根本不是“改良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的斗争主要是防御性的，而革命马克思主者优先要做的，就是像托洛茨基从1929年开始对德国所做的，争取他们。在今天的、即刻的议事日程上，并不是工人阶级立即进行用革命来夺取政权的斗争，而是需要在西、东方，用急进的方法消除失业，而在南方则大量地消除失业。

把争取工作当作优先事项


　　从长期看来，如果大量失业存在，如果这个失业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你就不能够打败极右派及新法西斯主义者。这就意味着把争取急剧缩减工作周，而不直接或间接减少周薪的斗争作为优先进行的事项：30小时工作周，或者28小时工作周。
　　真实的是，与30年代初不同，好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已经发动了大规模的防卫性斗争，反对雇主们的攻势，特别是在意大利、法国、巴西，较小程度地在英国、比利时、阿根廷、希腊。我们将要看到德国的工人阶级也会采取行动。但是，他们在阻止资本主义的攻势上会有多大的成功，仍然是个尚待解答的问题。

社会主义的可信性


　　现在有一个世界性的社会主义可信性危机。它是从越来越多的工人们了解斯大林主义/后斯大林主义/毛泽东主义/社会主义及好几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历史性破产而来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看不出任何可信的、争取急进地、全面地改变社会的出路。因此，所有防御性的工人斗争，仍然是断断续续的、分散的，而对这些斗争的控制，时常局部地被传统机构所握有，或者时常能被它们重新获得。
　　明显的是，在那个可信性危机与工人阶级未能以目前为止最广大的群众动员从资本那里夺回政治主动之间，是有相互作用的。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克服那个障碍。他们极力争取恢复阶级自信和对社会主义可能性的信念。但是，在目前这个阶级，这在基本上还是一个宣传的任务。
　　确实的是，如果国际工人阶级决定性地打败了资本的攻势，它就可能很快地走向反攻。到那时候（而且只有到那时候）夺取政权的斗争，才可能再度在好几个国家，放在议事日程上。但是，在目前，它还不是。
　　经济萧条（失业、恐惧失业、一切以找到工作为先）及社会主义可信性危机，包括对工人政党、对社会主义的前途的怀疑，已经导致一种战斗主义的危机。这也伤害了革命组织，包括第四国际在内，虽然不太严重。准备全职替运动工作的战斗份子比以前少了。

加速的效果


　　然而，有一个仍然十分有限的工作“个人化”过程的客观尺度，我们不得不要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大加留意。
　　在经济萧条时期，资本加紧以通过加速工作节奏、增加剩余价值率、增加对工资劳动的剥削率，来增加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这就是克服平均利润率下降的方法。平均利润率下降，就是长期萧条的根源。
　　由于工会官僚层不去组织有效地反对加速工作的集体还击，有些工人们就试图用个别的方法来对那个加速作出反应。
　　在许多使用先进技术的大工厂中，加速工作已经变得无法支持了。汽车工人不能支持达五、六年之久而不损害到他们的肉体和精神的健康。最近，医生及劳动视察员揭示，经常看电子录影监测器的工作人员，看了二小时以后，就会觉得身体很不舒服。[8]
　　第十个矛盾：斯巴达同盟者似乎不了解，帝国主义和腐烂中的资本主义的残存，替工人阶级、所有的被剥削者、被压迫者，而且，替整个人类所造成的、在性质上更严重的威胁。
　　这些威胁不只是从有大规模杀伤力的武器存在而来的。其实，野蛮主义早已在我们之中存在了：只要看看卢旺达的图西族所遭受的大屠杀。这个大屠杀几乎等于纳粹对犹太人民的屠杀。这个大屠杀是胡图族的半法西斯主义者，在法国帝国主义的直接串通下所犯下的。以前，比利时帝国主义在天主教神职人员积极支持下，应该为卢旺达设立种族主义的、反图西族的政府负责。
　　现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野蛮性质，也可以由以下两个例子来说明。
　　每年有二千万到二千五百万的儿童在第三世界因饥饿及可容易治疗的疾病而死亡。这就表示，每四、五年死去的儿童，约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死的全部人数，包括奥斯维兹、广岛、孟加拉饥饿、纳粹在苏联的屠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及南亚人民的屠杀、德国城市被同盟国轰炸机的破坏。
　　每四、五年就有一次反对儿童的世界性战争，你从这一点也可看出今日帝国主义的丑恶脸孔。
　　在巴西西北部，由于数十年的营养不良，一个新的矮人种出现了。它比一般巴西人矮30—35公分。统治阶级及其理论家称他们为“鼠人”。大家都知道老鼠是被怎样对待的。这里又可看到现代资本主义的、丑恶、凶暴的脸孔。
　　第十一个矛盾：在一个左手忽略了右手的典型情况中，斯巴达同盟者及其它小教派，在指责我们低估了资本主义开始在苏联、东欧、中华人民共和国复辟对世界局势的冲击以后，又同时指责我们低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这个指责差不多是荒唐。我们是世界上极少数人，在资本主义的新经济衰退长波一发生时就预测到它了：1970年代初，我们已经写了四本书来详细分析那个经济危机。好几个其它同志，第四国际的党员或者同情者也已这样做过。但是斯巴达同盟者，或者任何其它的小教派，却根本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对自己思想缺乏信心的人，须要用有系统的诋毁和伪造来保持他们的小教派。我们只觉得这些人很可怜。

作为桥梁过渡纲领


　　第十二个矛盾：斯巴达同盟者不是无意就是故意地更改了过渡纲领的一个基本观念，那就是，过渡纲领的作用是创造一道桥梁，通过这道桥梁，工人们能够通过他们自己的经验，从争取眼前要求的斗争，进展到争取把社会的命运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的斗争，那就是，进展到争取工人政权的斗争。
　　但是，斯巴达同盟者没有运用托洛茨基这些教导。他们反而几乎完全不关心全世界的被剥削者、被压迫者的特定层份的特定需求和要求、往往会把他们谴责为“改良主义者”，或者甚至“阶级合作主义者”，有时候会在与“人民阵线主义”完全无关的事件引用了那个观念。这就使他们得不到群众的爱戴。
　　“第三世界国家”数以百万计的被过度剥削的人民正确地提出了立即、完全取消外债、特别是外债利息的要求。这是一个进步的、反帝的要求。我们应该百分之一百地支持的。但是，斯巴达同盟者却完全不了解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提出这个要求的方法，他们不想想第三世界国家的有些（并不是全部）资本主义政府之提出同样要求，并不会减少它的进步性的。
　　同样的评论，也是适用于在帝国主义国家及某些半工业化“第三世界”国家不妥协地保卫社会保障条例这个要求。社会民主党人（并不是他们全部，事实上我们认为越来越少的他们）用“保卫福利国家”这个误导的口号提出这个要求，是与下述问题的本质无关的：保卫这些条例是不是合于劳动者利益？

保卫人权


　　毫不妥协地保卫基本人权的要求，例如罢工权、新闻自由、组党自由、民族自决权（然而，刚刚提过的权利就不应该臣服于这个权利）、男女同性恋者特定权利、堕胎权，都是百分之一百地进步的，值得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充分支持。这也是与改良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有时甚至资产阶级力量也提出这些同样口号无关的。提出这些争取普遍人权的要求，并不是向资产阶级“屈服”，也没有保证私有财产及利润。刚好相反：在目前世界的情况中，它们明显地有反资本主义、特别是反资产阶级国家的动力。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真正需要做的，是试验、参与这些进步的群众运动，或者甚至由他们自己来领导它们。这当然不但要看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要看（政治及组织方面的）力量关系。
　　这些一般是“专门注重某一个问题的运动”这个事实，并不降低它们的进步性。革命马克思主义者除了实行这个具体任务以外，还要进行一般的宣传工作和保卫他们的整个纲领，但是不让一般的社会主义宣传优先进行，除非在他们认为群众运动的重要部分已经倾向于接受那个纲领的情况下。
　　我们在支持“第三世界”的斗争、保卫帝国主义镇压的受害人和试图协调各国工会进行反对多国公司的国际性行动的时候，都是由同样的原则来指导我们的干预。
　　第十三个矛盾：不知道是无意的，还是故意的，斯巴达同盟者忽视了过渡纲领上一段重要的话：
　　“第四国际的战略任务，不是在改良资本主义，而是在于推翻它。它的政治目的，是为了剥夺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夺取政权。但是，如果不对全部的、即使小的、局部的策略问题加以最大的注意，这个战略任务的实现是不可想象的。无产阶级的所有部分，它的所有层份、职业和团体，都应该被带进革命运动之中。现时代的特征并不是它可以不需要革命党进行日常工作，而是它允许这个工作与实际的革命工作不可分解地进行。
　　只要旧的‘最低’要求，至少还保持了局部的生气勃勃的坚强性，第四国际是不会抛弃它们的。不过，它会在正确、实际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在革命前景的架构之内，实行这个日常工作。”
　　你再也不可能找到一个纲领文件，它的每一个字更符合今日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了，还有，这里的每个字，每个句子的构造方式都绝对是值得注意、值得仔细考虑的。
　　例如，注意托洛茨基所说的话，不屈不挠保卫工人们的民主权利和社会战利品，应该“在革命前景的架构之内”进行，不应该在宣传立即发动革命的架构之内进行，而这种保卫更不应该属于这样的宣传。
　　注意托洛茨基说，所有部门、所有层份、职业和团体，都应该被带进革命运动；这当然是列宁已经更详细地在他的《怎么办？》一书中所表达的一个观念。而且注意托洛茨基所说的，“进入革命运动”并不一定即刻进入革命党。如果那一点能够实现的话，那就太好了。但是，不幸的是，这要看许多具体的情况。如果你忽略了这些具体情况，你就可能变成了一个痴心妄想者，倒退到一个以宣传为主的团体了。
　　过渡纲领的第二部分更具体地证实了我们以上的看法。
　　它为帝国主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为落后国家、为法西斯国家、为官僚化的苏联、为女工、为青年列出了特定的要求。所有这些要求都没有像在一个大熔炉中一样，被熔解掉。
　　教派主义者也忽视了过渡纲领上另一段重要的话：
　　“下一时期（一个鼓动、宣传与组织的革命前的时期）的战略任务，是克服客观革命条件的成熟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未成熟（老一代的混乱和失望，年青一代的无经验）之间的矛盾。”
　　这里，每一个字也符合今日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
　　注意，托洛茨基把“鼓励”放在“宣传”之前，注意，他把“无产阶级的未成熟”放在“先锋队”的未成熟之前，特别要注意的是，他着重过渡要求的系统（他指的是系统，并不是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适用的特定名单）应该是从今日的条件，从今日广大层份的无产阶级的意识而来的。今日这两个字必须从字眼上来了解，也就是就，1994年或者我们所说的那一年，并不单单指1938年，虽然明显的是，这两个年头有许多相似之处，因为时代的性质还没有改变。

需要一道桥梁，并不需要一个深渊


　　不把所有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就没有一道桥梁。不得不要解决的问题，已被认为是解决了。人们不但不耐心地试图说服“广大层份的工人阶级，通过他们自己的经验（斗争），来了解夺取政权的必要”，反而退缩到只去宣扬“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的需要”。
　　这几乎是所有教派主义者的通病（除了那些把特定商标的机会主义与教派主义结合起来的人们以外）。对他们而言，找出桥梁的任务（这并不是一个容易达到的任务）就不是必要了。因此，不但不去找桥梁，反而有了深渊。

过渡要求：一些另外的建议


　　我们现在提出以下的过渡要求，作为1938年过渡纲领的补充——不是代替。
　　1．在所有工业化的、“开始起飞的”国家中，降低平均工作周至30小时（或28小时：每周工作4天，每天7小时）但不降低周薪。普遍地禁止加班。
　　在这些国家，推行有义务的雇用，以保持这些措施消除失业。在工厂的层面上实行工人控制，以保证这些措施的充分实施。
　　2．不要增速。在工厂的层面上，实行工人对工作节奏、工作组织的管制，也就是否决权。
　　3．对于跨国公司以工资差异来决定工厂地点的劳力，提出工会、工会阶级斗争积极分子的国际性协商、合作的反建议。
　　对连续不断降低“高工资”国家的工资，提出逐渐提高“低工资”国家的工资的反建议。
　　4．对于“低工资”国家的“输出为主”的经济发展型式，提出以扩大国内市场、优先满足人民未被满足的基本需要为主的经济发展型式来对抗之。
　　5．对于帝国主义国家之倾向于独占先进技术的出产、发展的那种国际劳动分工制，提出有系统地以低价将这种技术转移到不太发展国家的制度来对抗之。
　　6．保卫社会性的工资。反对削减卫生、教育等方面的社会保障费用。
　　7．取消不太发展国家的债务及应付的利息。在所有国家之内，除了不超过某一极限的小债券持有人以外，彻底减少内债，利用因此而释放出来的基金，满足人民的未被满足的优先需要。
　　8．在第三世界国家中，进行急进的农业城市改革。
　　9．完全禁止原子、生物、化学武器的生产。这些武器的现有库存，应该在人民的监督之下，全部毁灭。
　　10．立即禁止新核子发电厂的兴建。在不减少能源供应总量的条件下，通过同时发展在生态上是“干净的”动力泉源，普遍关闭现有的核子发电厂。
　　11．在国境之外用兵之前，必须举行民意表决。“让人民投票来决定是否参战”。
　　12．在前“社会主义”国家禁止大型企业的私有化，所有企业的员工对企业财产的确切形式有否决权。
　　13．前“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一切社会利益，如免费医疗、教育、文娱等方面，必须恢复到政权改变之前的情形。
　　14．所有国家的人民，包括前“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在内，必须有充分政治自由：组党、结社自由，和平示威游行自由，新闻自由，罢工、组织罢工纠察队的自由，禁止解雇工会官员、工会积极分子。
　　15．议会机构应该由自由选举产生。实行多党制。所有超过某一起点的政党均应享有平等使用大众传媒的权利。所有国家都应该禁止私人资助政党及其竞选活动。
　　16．所有国家均应合法化由人民发动的民意表决。禁止国内某一政治地区、某一政府举行民意表决（公民投票）。
　　17．保卫妇女选择堕胎的权利。对这权利，不得有财政、或者其它的限制。免费分发避孕物品。
　　18．所有工作场所均应设立免费托儿所，供员工使用。
　　19．妇女怀孕及产后应该给予至少4个月的假期。假期之内应支付全薪。
　　20．在所有企业、所有工业选出妇女委员会。该委员会应对有关妇女情况的所有决定有否决权。
　　21．如果有至少20%的有关妇女要求，妇女应该有法定权利选择做半日工，其每周最低收入不应被减少。
　　22．以每个人均有选举权的方式选出欧洲立宪大会来彻底革新现有欧洲机构。
　　23．以每个成人均有选举权的方式选出拉丁美洲立宪大会来创立拉丁美洲联邦。
　　24．创立阿拉伯国家的类似机构。
　　25．创立东南亚国家的类似机构。
　　26．创立非洲国家的类似机构。
　　27．禁止私人拥有电视台、无线电台。禁止私人拥有超过某一定发行量的日报、周刊。所有工人组织、所有公民均有使用公共拥有的传媒的权利。政府不得向大众传媒实施任何审查。
　　28．由陪审团判定犯人是否有罪的制度应该普遍化。法官应该由人民普选产生。人人均应有免费使用律师的权利。
　　29．撤消国家，政府秘密保安机构。所有现存档案应该开放给所有有关的人民。
　　30．街坊应该有权利对悬而未决的关系该区的健康、安全及生态的方案，进行民意表决。
　　31．不管种族、民族或宗教，人人都应享有毫无限制地到世界任何地方旅行的权利。所有移民，在任何国家经过两年居住和（有选择地）接受所提供的工作之后，应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
　　32．禁止在城中心区驾驶内燃机的汽车。
　　33．召开世界会议来拟定恢复臭氧层、抗拒海洋污染、停止森林破坏、保卫人类环境、反对牵涉一个国家以上的危害环境之源的紧急措施。
　　34．以按人数比例代表五大洲人民（不是政府）的机构来代替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世界银行。
　　35．筹募一个世界团结基金来加速发展较穷国家。
　　36．降低选举人、被选人的年龄至16岁。

这些建议的来源


　　这些要求，并不是本文作者在理论上/政治上的精心制作。除了少数几个事例外，它们是第四国际在数十个国家的领导干部、许多积极分子的经验的产物。他们在先进工人、左倾知识分子之间引起兴趣的能力，正受到试验。它将会在未来的年份中受到更多的试验、适应、完成和改变。
　　事实上，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群众，都还没有准备好实行这些要求。但是，就它们之中的某些要求开始讨论及进行鼓动，倒是越来越有可能了。它们对非政治化倾向（特别是在年青人中间）是必要的解毒剂。由于现有机构的腐败，这种非政治化倾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人类前途却是危险的。这些要求在不通过那些失去信用的机构而用另一个方法来构想出政治的可能上，也是一个教育：由自己动手的政治活动。

对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评论


　　从上述角度来看，我们对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情况与前途应该有个区别。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在好几个欧洲国家中（英国、德国、瑞典、挪威、丹麦），社会民主党仍然拥有一个大的、稳定的选民基础。这个选民基础，甚至会跟着选民之极度厌恶保守党政府强迫推行严厉的紧缩措施而选择“比较不坏”的政党，逐渐增大。
　　但是，这些选举上的成功，与这些政党活动的急剧衰落、社会构成的改变，形成尖锐的对比。它们的党员的主要部分，不再是由劳工运动的基层升起的积极分子所组成，更不必说，工人阶级的积极分子了。它是由一味追求名利的人及没有政治信念的“专家”所组成。这些一味追求名利的人，使他们自己依附在国家、从属国家的机构的行政部门，依附于内阁部长或影子内阁部长。而那些“专家们”只是纯粹机会主义地在社会民主党、“自由”党、保守党之间，作出选择。除此之外，社会民主党一执政，也就与保守党一样的推行紧缩政策。
　　由于所有这些理由，社会党党员在企业中的存在，已经变得很少了，有时候，甚至比左过社会党的组织的党员或同情者的存在还要少。

前苏联的反战、反核子运动


　　重新发现政治活动的途径，时时能够有引人注目的效果。当我们正在整理这篇文章的时候，数以千计的人民，走上莫斯科及其它俄国城市的街头，抗议叶利钦对车臣发动的龊龊战争。与反越战的运动不同，这并不是有政治动机的人民的抗议。它来自普通人民，因为他们就是不要他们的儿子、丈夫因“保卫民族利益”而死。这使他们有了吸引大多数人民支持的潜在力。
　　这个例子也适用于美国人民。这证明，“让人民投票决定是否〔派兵到国外去〕参战”这个要求可以马上在这里得到群众的回应。
　　我们应该回忆起，谢米帕拉廷斯克这个前苏联地下核爆试验地的居民，决定要政府立即停止这些试验。当然，他们不会很快得到满意的答复。但是，他们作出了要求。他们甚至写信给内华达州这个美国地下核爆试验地的居民，要求他们一起进行一个世界性运动，反对这种试验，反对核子武器的生产。
　　这也证明，上列的过渡要求，至少有些马上就可以变成群众争论、群众批准的题材。
　　最近，瑞士发生了一件与我们的同志不断努力不无关系的事情：瑞士社会民主党出来赞成举行一次民意表决，将国防经费立即削减50%。美国人也有同样的要求。一位美国作家曾经告诉我们，在最近几年中，美国人民所要求举行的民意表决，不少于111次。
　　最后一个、而且是最大的矛盾：所有的说要“建立列宁主义政党”的党派，都没有建立起与真正存在的国际组织相似的组织；有些甚至已经放弃了假装这样做。我们及我们的同思想者，虽然被斥责为“取消主义”及其它死罪，却建立了第四国际，而且保证它的不断（虽然是不太大的）增长达三十年以上。

为何要与教派主义者争论？


　　有些人曾经这样问：“你自己说，斯巴达同盟者是个小小的、不相关的党派。那么，为什么要花精神与他们争论呢？为什么要花很多篇幅来指出他们的出版物上的矛盾呢？”
　　如果我们所要求对付的只是斯巴达同盟者，以上的反问就有道理了。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只是把他们报刊上的引句当作棍子来打所有其它的、自称与托洛茨基主义有点关系的党派。[9]而这些党派并不是无足轻重的。
　　把他们的人统统加起来，他们就有几千人。确实的是，他们的总人数，比第四国际少多了。他们在群众运动中的份量是有限。
　　他们偶尔也扮演一个正面角色。一个列子就是：（分为两派的）英国战士社的其中一派，首先发动了反对人头税的群众斗争，使这个斗争终于得到胜利。莫雷诺团体在分为几个小派别以前，曾经在工会中有过相当大的力量，可是以后就失掉了他们的大多数。
　　工人斗争的总统候选人阿尔勒特·拉居伊勒尔，在1995年4月法国选举的第一轮中，经过了一次生气勃勃的竞选运动后，得到了很好的结果（百分之五以上的选票）。但是，由于拉居伊勒尔在最后一轮总统选举中，拒绝站出来清楚地、批判地支持社会党候选人若斯潘反对保守的资产阶级候选人希拉克，第一轮选举中所得的正面结果，就变为有局部缺陷了。这种拒绝，就反映了工人斗争党对联合阵线策略还缺乏全面的了解。我也不得不注意到工人斗争党的选举成功，与它在组织上的弱点是不相称的。本来，由于第一轮选举的成功，它大可以在抽投票选举拉居伊勒尔、争取举行以大型工人斗争的形式出现的“第三轮”选举（这两个我们完全同意的尝试）的那些人中间，号召建立一个保卫工人阶级的群众党。可是，由于它的党员人数只有一千人多些，它就有了低估建立群众党的倾向（产生了缩减上述那些尝试、成为只建立较大的工人斗争党的倾向）。这就错过了工人斗争党选举成功所开启的机会了。
　　但是，所有这些党派的总结算表，决定性地是负数的。他们呈现一幅虚假、迷失方向的图书：冒充真事物的假托洛茨基主义。由于他们的教条主义思想和对群众运动实行在回避主义和混乱性干预之间摇摆的行为，他们在先进工人和左派各识分子中增加了反托洛茨基主义的偏见。
　　此外，他们的行动常常使既有的干部离开，虽然程度上比共党、社会党无比地小。当大多数党员发现他们的努力除了导致该党本身长久维持这个目的以外别无其它前途，他们迟早会离开。于是，理想破灭，就会使他们不但对“托洛茨基主义”，而且对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及一般政治产生怀疑主义和犬儒主义（愤世嫉俗）。
　　此外，他们在俄国创造了所谓“不同的第四国际”的神话，掩蔽了只有一个真正在世界规模上存在、运作的第四国际这个事实。因这个神话而起的混乱，使托洛茨基的俄国支持者更难建立一个俄国的第四国际组织，这个工作确定地是托洛茨基在他自己国家的主要目的。
　　我还是再加一句话：这些党派中有些曾有过未成熟的机会主义记录。多年来，莫雷诺派报纸的副标题是：“在胡·安庇隆、埃维塔·庇隆的指挥下”。英国的战士派反对北爱尔兰的爱尔兰人有自决权，抱有人们可以用议会的“权力授予法”废除英国资本主义这种改良主义幻想。希利派全心全意支持卡达菲政权，禁止披露这位“最高领导人”在他的不名誉的“绿书”中对希特勒表示大大的理解，如果不是公开支持的话，因为希特勒认识到“犹太人”对德国人民的威胁。这些机会主义者，还要用“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来教训我们！

巴恩斯派及基本问题的澄清


　　另一个派别、巴恩斯集团的事例，让我们有机会澄清一连串基本的理论、纲领问题。〔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之一，通格·詹纳斯在一篇与我们争论的文章中[10]，把自从马克思以来就已知道的不平衡发展律混淆了。
　　他指责我们的运动臆断那个源自托洛茨基的智力劳动的发现（“向空想社会主义、历史唯心论的倒退”）。事实上，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全部事情就是这样），是他作为彼得格勒苏联维埃第一任主席在包括俄国波兰在内的俄国各地进行工人阶级活动的实际经验的概括化。
　　詹纳斯也混淆了俄国所面对的历史任务（即民族民主革命的传统任务）与容许实行这些任务的那个国家的性质。

列宁和托洛茨基关于俄国的争论：巴恩斯派抛弃了不断革命论


　　詹纳斯无视所有历史证据，否认在列宁提出1917年4月提纲以前，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存在着一个基本的理论——政治分歧。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被詹纳斯和巴恩斯合并成“工农政府”的那个公式——的含意，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持续，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建立，不但是在农业上。那就是为什么在那个精神教育出来的“老布尔塞维克”，赞成与有同样思想的孟塞维克妥协，不，合并。那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开头反对列宁的四月提纲，称它为……“托洛茨基主义”——正像今日的巴恩斯排斥不断革命的理论和战略一样。
　　托洛茨基从沙皇俄国在二十世纪的特性推断出：不但俄国资产阶级不能、不愿实行这些任务，而且这些任务的实现，需要工人阶级联合贫农夺取政权，那就是，创立无产阶级专政。他也预测，由于那个阶段的俄国社会的特性，即极端先进的近代工业“孤岛”存在于一个相对落后的经济中，胜利的革命，从一开始就会把民主任务的实行，与社会主义任务的初步实行结合起来。
　　詹纳斯假意地否认（或者轻描淡写地掩饰）列宁以后急迫地采纳了托洛茨基的论点这一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列宁称这个从十月革命中诞生的国家为无产阶级专政。他以苏维埃政府代表的身份，在第二次苏维埃大会上，用以下的言语开始他的演讲：“我们现在开始建设社会主义”。
　　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另一个重要分歧，是关于农民是否有能力独立于资产阶级、工人阶级而建立政治机关。列宁起先认为农民有这种能力。在他眼中，工农政府，就是几个工人政党和一个农民政党，或者几个像党似的机关之间的一个真正的同盟。
　　后来，列宁明确地排斥那个主张。正如我们在与詹纳斯的争论中所引用过他的句子所显示的，列宁直截了当地申明，历史已经毫无疑问地证明，农民在政治上，不是跟资产阶级走，就是跟工人阶级走。任何人不这样想，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梦想者：列宁这样说。实在说来，无产阶级专政在俄国的胜利，就是由于这样的事实：由于各种各样的理由，大多数农民，到最后，宁愿跟工人阶级走，不愿跟资产阶级走。

巴恩斯派的演变


　　以后的事实证明，巴恩斯派没有能力控制它自己的政治命运。
　　杰克·巴恩斯在提交社会主义工人党在1977年1月7日召开的全国委员会的报告中，要求第四国际领导层正式撤销第九次世界大会所通过、但已经过该领导层的多数倾向自我批评过的、关于拉丁美洲的错误决议案。[11]
　　他又要求第四国际创立一个不造成派系分裂的气氛。他号召下一次世界大会再度申明过渡纲领的有效性。他说，在第四国际内部，“我们能够回到布尔塞维克组织所应有的准则：暂时的联合，领导之间平等交换意见，对不同问题有不同的组合的可能性。我们可以今天同意，明天不同意，下一天在事件证明谁对谁错之后再同意。”[12]
　　但是，接下来就来了一次耸人听闻的立场转变。1981年以后几年，巴恩斯集团引进社会主义工人党完全与巴恩斯自己对布尔塞维克组织准则的正确决定不同的“组织准则”。领导层成员之间的“平等交换意见”被消除了。几十年来一直持有这些立场的领导层成员，就因为他们之间有了某些磋商这种“罪过”而被开除了。虽然在列宁领导下的布尔塞维克党和共产国际、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和第四国际之中，这种磋商是绝对正常的程序。
　　这不只是专权专横的一种表现。它是一种方法来促进一种政治行动：使社会主义工人党与它的纲领基础分离，使它与第四国际脱离组织关系。[13]这个行动是背着全体党员进行的，没有公开、诚实地宣布，是通过一个有特选的参加者、报告员的党教育会议，没有让巴恩斯小集团假定会不同意它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同志们有发言权。整个行动不但明显地违反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传统，而且违反了它的正式规章。

巴恩斯声称“继续”布尔塞维克的传统


　　巴恩斯对这条路线的辩解是，这是使“继续”布尔塞维主义成为可能的必要行动。但是这个声称是骗人的。列宁从来没有接受布尔塞维克组织与它的纲领内容分离。巴恩斯是先利用同样的组织来重申托洛茨基主义的“正统”、建立第四国际的承诺，然后排斥托洛茨基主义（不断革命战略是以我们运动的纲领的一个基本构成份子明确地包含在过渡纲领之中）和任何建立第四国际的意图。列宁对巴恩斯这种犬儒主义企图一定会鄙视的。
　　巴恩斯声称，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派（以下简称列托少数派）的重要性，是保证第四国际的连续性和前途。对第四国际而言，列托少数派向第九次世界大会采纳的关于拉丁美洲的错误立场的斗争是正面的。国际多数倾向（以下简称国际多数派）之在第十次世界大会上作出自我批评，就是承认那个错误。
　　但是，在列托少数派——国际多数派的派系斗争中，明显地牵涉到比拉丁美洲方向的问题还要多的东西。今天，列托少数派的绝大多数领导人，不但已经与任何种类的托洛茨基主义断绝任何关系，而且已经放弃了任何建设第四国际的意图。在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在派系斗争中反对列托少数派的国际多数派领导人，则断续建立第四国际。他们的这种建设不是没有成功的（确切说来，适度的成功），虽然他们曾被指责为“取消主义”，如果不是“堕落”的话。如果今天有人企图重复同样的、毫无根据的指责的话，让这件事作为对这种人的一个教训吧。

纲领争论及实际结果……


　　这不是一场纯历史性或学术性的争论。纲领与日常政治的最严重问题之间，是有直接关系的。
　　国家性质决定军队的性质（附带地说，不是像有些人所争论而且仍在坚持的，是相反的关系）。如果人们拒绝为工人阶级的夺取国家政权而战斗，不管其意愿是怎样，那就是在保持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军队继续当权，就会有由此而来的一切后果。

……1965年以来的印度尼西亚的例子


　　那就是在印度尼西亚所发生的。倒霉的艾迪[14]相信，你可以有一个既不是资产阶级，又不是无产阶级，但是包括两者的国家。1965年9月，军队向工人、共党党员及同情者、进步识分子攻击，杀死了一百万人，酿成了自从纳粹夺取德国政权以来国际劳工运动所遭受的最大灾祸。[15]
　　真实的是，艾迪是受了毛泽东的引起灾难的书《新民主主义论》的感召才那样做的，那就是，拒绝组成他自己的、独立于资产阶级的军队。在那本书中，双重性质、既非资产阶级又非无产阶级的国家的理论，得到了详尽的辩护。中国倒有幸，因为毛泽东没有实行他在该书中所传布的。不管他在言辞上讲怎样相反的话，他顽固地保持了他的在事实上是独立的军队。（附带说，不听从斯大林的明确的劝告：“中国人民讨厌内战”。还是与蒋介石妥协吧！）人民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的军队。中国革命终于胜利。毛在实践中应用了不断革命的战略，领导了工人国家的建立，虽然这个国家一开始就严重地官僚化了。

今日南非的例子


　　纲领与日常政治问题之间的联系，并不随着印度尼西亚悲剧而终止。今天，在较有限的规模上，同样的悲剧，正在南非展开。
　　有幸的是，死亡的人不至于接近一百万人。但是，由于尼尔逊·曼德拉走艾迪的道路，保持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军队，不管非洲国民大会党的成员是怎样融合在资产阶级国家、资产阶级军队之中，南非工农所会的代价，必将是重大的。
　　可是，巴恩斯集团却无羞愧地用各种谬论，替那条路线辩护、掩盖。它隐藏了真相。它不揭露孟德拉已同国际大企业作了一个基本的交易，而且为了要实现那个交易，甚至准备向许多部分的群众施加压力。

如何应用不断革命的战略？


　　当我们说，不断革命的战略，今天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可能除了最穷的几个国家以外）仍然完全适用，有些人不太明白我们的意思。
　　这不是一个向广大群众述说纲领要点的问题（这在教育性的宣传材料中当然还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向广大群众说起不断革命，他们会不了解我们所说的意思。况且，在现在的世界形势中，经过了前“社会主义”国家“指令经济”瓦解之后，甚至第三世界的左派，对任何样子的“革命”，都极其怀疑，更不必说“不断”革命了。
　　所以，还是我们简简单单地引用“圣经”的话语吧！让我们说：你要为饥饿的人提供食物，为衣不蔽体的人提供衣服，为生病的人提供医疗，为无家的人提供房屋，保护孩子免受暴力（我再加一句：为文盲的人提供教育），那就是群众能够、将会渐增地了解的语言。
　　如果他们在例如局部民主的选举中回答“要”的话，那么我们就问：你要不要建立一个国家来保护这些民主选择的东西、反对国内外敌人所进行的暴力干扰及不民主的“政变”？
　　实现这些火急的要求，的确意味着把至少70%的国民资源从国内外的私有者那里拿来重新分配；事实上，所拿走的，比俄国新经济政策时期所拿走的还要多。在实际上没收了70%的私有财产有什么“改良主义”？列宁是“改良主义”吗？
　　这些资源不会是单单用来贯彻这些“圣经上所说的”要求。它们也将被用来开始创立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所以，我们所建议的，是在实际上应用不断革命的战略，虽然不说出这个名词。那就是，用广大群众所能了解的方法，充分地应用不断革命的战略。

可供选择的道路：工人自管


　　再者：这不简单是关于事实的争论。正是因为社会主义在工人阶级眼中有了世界性的可信性危机，“社会主义”与这些情况的任何联系，只能有很糟的后果。那个阶级只能恢复最低限度的社会主义信念，如果社会主义（或者与资本主义的决裂）是清清楚楚地与这样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条件连系在一起：它的基本权利和利益得到保证、继续、扩大。当我们保卫我们的经济模式、反对阿历克·诺夫教授及其同路人时，我们并不是在进行一次学术争论。这些“市场社会主义”的辩护人说：不是似暴君的、无效率的“指令经济”，就是市场社会主义。没有第三条道路。
　　我们回答他们：是的，有第三条道路——这样的经济秩序：一个大多数生产者在大多数消费者所行使的质量控制下决定生产什么东西，如何生产它、如何分配它的主要组成部分，那就是，一个民主地集中化的自我管理制度。
　　这个争论，与目前资本对劳工的世界性攻势并非没有关系。新保守派之企图要任何人（包括劳工运动内部的人）接受市场为唯一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方法，是与他们之努力去迷惘、“扰乱”、瘫痪工资劳动者及其盟友的有效率“反击”斗争，非常吻合。保卫贪婪和利润的神圣，以及逐渐取消公民自由和民主自由，代价是不会太高的。

一个主要的矛盾


　　所有假托洛茨基主义的党派的主要矛盾是：宣布他们自己完全献身于建立“真正”第四国际的人们，还没有在国际上建立任何东西。我们的组织，被他们视为“取消主义”的，却建立了真正的第四国际，在全世界有数以万计的党员。
　　有人也许会提出这样的反驳：即使第四国际真的存在，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它还没有解决革命领导层、工人阶级觉悟的危机？为什么它还没有建立起能够领导世界无产阶级走向决定性胜利的革命群众党和革命群众国际？
　　为了要给那个问题合宜的回答，我们不得不要区分应该实现的东西和已经实现的东西。
　　我们姑且把说我们为了某种原因不要建立基于马克思主义纲领的革命党、革命国际的那个诽谤性争议留在一旁。自从15岁以来，我已把我的全部生命致力于那个目的。第四国际的较年轻领导人们，已从一个较后的日子开始，做了同样的事情。关于那个题目，我们已经写出了许多书本和小册子。如果再提出相反的意见，那就等于以托洛茨基恰切地称呼的斯大林伪造学派作为榜样了。

对第四国际的总结


　　对于第四国际活动的总结，我们必须对两个问题作出答复。为什么我们没有比我们所实现得更多？我们到底实现了什么？
　　我们很知道我们组织的许多弱点和缺陷。世界上至少有50多个国家有我们的力量。但是，有几个重要国家却没有我们的力量。我们在南朝鲜、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没有力量。在世界上15个主要工业化国家中，我们在2个国家没有力量，3个很弱，10个强些，但有各种不同的强度。在几个国家中，我们的现有核心很少，在工人阶级中没有真正的生根。我们主要报刊的流通量，仍是太少，虽然它的内容，一般说来是非常优良的。我们在过去犯了一些严重错误，这些错误已经无疑地阻碍了我们的发展，虽然我们所犯的错误比别人少，改的比别人快。[17]

一些理论上的缺陷


　　我们也有几个理论上的缺陷。上一次世界大会的文件是非常优良。它们继续了从《共产党宣言》开始、到社会民主主义的埃尔富特纲领、共产国际建立时的文件及过渡纲领的传统。“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这个文件，特别是如此，因为它已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全世界激进左派提供了无价的服务，而上一次世界大会所通过的“在21世纪前夕，要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也是如此。
　　可是，对于生态危机向共产主义者提出的问题，我们还没有真正地接近一个完全合适的答案。将要提供给我们的即将来到的世界大会的文件，必须要经过进一步的讨论，虽然我们现在有好几个专家来帮忙我们。我们大家都同意，无产阶级的民主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开始，就其本身而言，并不会消除妇女的压迫。因此，一个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必须继续为实现那个目的而工作。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了解阶级和性别之间的复杂的辩证关系。
　　工作、教育（及再教育）、闲暇和社会活动发生关联的方式，就时间及它们的本质而言，需要弄得更准确。

……及一些可观的成就


　　然而，一旦这些缺陷被指出了以后，我们能够概述的成就，就更可观了。虽然我们还没有领导过成功的总罢工，更不必说革命，我们却在许多国家领导过成功的局部斗争。
　　最近对保守的法国政府给以一次严重打击的法国航空公司的罢工，就是我们的一位同志所领导的。我们的另一位同志，在欧洲最大的汽车工厂都灵市的快意汽车厂，共同地领导了一次成功的斗争，替过剩的工人争取到全欧洲最好的收入保证。我们的瑞典支部的主席，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最大工厂沃尔汽车厂中，竞选工会总干事的职位。虽然他没选上，他却得到相当多的少数派选票。我们的同志雅科布·莫奈塔在前东德，选上了民主社会主义党的中央委员，负责工会工作。他以那个职位，开始聚集了一小群独立的、非常英勇的工会干事。这是长久以来那个国家的第一次。
　　我们的几位意大利同志，是好几个基层委员会的共同领导人。这些基层委员会发动了那个有几百万人参加的巨大群众示威游行，反对政府以工人为代价改变现有的退休金法律的企图。
　　我们在巴西、在斯里兰卡的同志们曾经领导了许多次重要的罢工。最近，我们在马提尼克（法属安的列斯群岛）的支部的一位同志，在首府法兰西堡的总罢工中，扮演了一次重要角色。
　　所有这些同志都公开说出他们归依第四国际。巴西的许多工会领导人也这么说。在斯里兰卡，感谢我们支部所领导的工会与巴拉·坦波厄领导下的CMU工会之间的密切合作，我们的运动就有可能在那个国家的工会运动中赢取领导权。
　　我们在一连串国家中都已成为一支严肃的力量，在工人阶级和有关联的群众运动中，有着真正长期的植根。感谢那个植根及我们的政治主动，我们不再被劳工运动左派的任何重要的群众行动所忽视，有时不再被占多数的劳工运动所忽视了。
　　显然，这只是我们的少数支部、少数同情组织的例子。但是，事实是对他们而言，与过去比较起来，这真的是一个大跃进。
　　我们在欧洲有两位国会议员，其中一位，我们的丹麦同志索伦，是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的一个成员。另一位第四国际在欧洲的中心领导人，葡萄牙同志卢萨，只差几百票，就可以直截了当地以第四国际候选人，当选为国会议员。让我们希望，他下一次当选。
　　我们在墨西哥有一位同志埃德加·桑切斯（他也是联合书记处成员）当选为国会议员，而在巴西有六位。我们有好几位同志当选为市与区的议员，其中一位同志与一位同情我们的工会积极分子都在我的家乡安特卫普当选。[18]
　　重要人物也参加了我们的运动：维利·伯普尔是德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已去世），乔治·穆特维德是丹麦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国际公认的列宁研究专家（已去世），阿塞尔罗德同志，原是巴西共产党报纸的编辑，加入第四国际后，成为我们巴西报纸的共同编辑(阿塞尔罗德同志也刚刚去世)，约西普·皮尼厄尔是1980—81年的团结工会的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创立人、领导人之一。这个工会是一千万个工人自发地组织起来的。它在那个时候，主张工人自我管理，不主张恢复资本主义。
　　耶苏斯·阿尔巴拉辛同志和蒙特斯同志，都是西班牙中央银行的经济学家，在左派工会圈子中相当有影响力。他们也加入了第四国际。H·斯里亚南达教授，斯里兰卡公开大学工程技术学院院长，也加入了第四国际及其斯里兰卡支部新社会平等党。斯里亚南达教授特别以他的争取人权及研究人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而知名。他站在保护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反对政府镇压的前列。
　　我们应该特别提到毛尼夫·梅尔亨同志。他是中东最大的革命左派组织之一、叙利亚共产主义行动党的一位领导人。梅尔享同志及许多他的同志，自从1981年以来，就在牢中受苦，那就是说，他已被关禁了14年。他现在已加入了第四国际。
　　俄国及整个前苏联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亚历山大·布兹加林同志，虽然没有加入第四国际，却已表示对我们的运动普遍的同情。他帮忙我们编辑我们的中心杂志《国际观点》（法文、西班牙文、德文的《国际通讯》）的俄文姐妹刊。他刚刚出版了上一次世界的纲领性宣言的俄文译文。

第四国际同志们所写的书籍


　　我们运动的同志们所出版的书籍，包括译本在内，已经达到三百万册的流通量，而且我们不久将会增高那个数字。我们坦率地把那个名单局限于我们组织的同志，不包括同情者，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指示在政治上活跃的人与能写书的人之间是没有矛盾的。著者所列出的第四国际同志们的书籍名单在下一节。
　　这个名单上所提到的多位同志，例如托洛茨基、迈坦、勒维、阿伦·瓦尔德、丹尼尔·斯米思，乔治·诺瓦克、汉斯——于根·舒尔茨、黑尔穆特·达默、莫斯卡托·温夫里德·沃尔夫及我自己，却已经写比以上所提的更多的书。所以，如果我说我们运动的同志们所写的书的总数大约是100本，我就不会远离真理。对我们这个还如此小的运动而言，这算是不错，是不是？
　　两个在边界线上的事例应该提一提：南非黑人革命家T·B·塔巴塔与第四国际有许多战略、策略上的分歧。他所建立的统一运动及所有它的分支，在他的国家里，投射了托洛茨基主义的一个教派形象，使我们受到严重的损害。但是，在他死之前，他正式申请加入第四国际。他是一本预言性的书籍《野蛮主义的教育》的作者。这本书已经客观地感召了两辈代的反种族隔离的斗士。我们不能不敬佩他的毫不妥协地反对种族隔离及其帝国主义支撑者。
　　德赛同志是印度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发表了《印度民族主义的社会背景》一书，解释印度资产阶级怎样能够强大到对工人阶级建立霸权，但又没有能力克服印度的落后，他这书的要点就是说明，印度工人阶级及所有被剥削者、被压迫者前进的唯一道路，就是不断革命。
　　德赛同志虽然没有正式加入第四国际，他却以印度战斗份子出得起的价格，出版了我们世界大会的决议，我们印度支部的文件，包括“印度的公社主义”及像我那样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书籍。他自己所著的书也已以各种主要印度语言出版。[20]
　　克里斯·盖夫尼同志的杂志《劳工评论》的功绩应该在这里着重地指出。盖夫尼同志是第四国际的一位坚定的支持者，可是，他却没有遇到任何困难，把那份登载了许多从世界各地的第四国际的报刊上来的文章的杂志，作为超过一打正规工会所控制的维多利亚劳工学院机关报而出版。

第四国际同志所写书籍的名单


　　我们只提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时期：詹姆斯·加农的许多本书籍；温弗雷德·沃尔夫的《铁路还是公路》一书，已经成为反对所谓“汽车社会”的斗争中一本流传全世界的经典，因为它指出“汽车社会”正在渐增地使世界的大城市不适于居住。这本书是保卫铁路工人及其工作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且为汽车工人指出一条出路。它是沃尔夫同志还是第四国际成员时写的。（他已经离开第四国际。他最近以在作为民主社会主义党候选人名单上的一位独立候选人，被选进德国议会。）卢萨同志写了一本杰出的书：《社会主义发展的长波》。它是最近几年我所读过的几本最卓越的书籍之一，比我自己的同一题材的书高超得多。
　　除了许多其它书籍以外，利维奥·迈坦写了一本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优良书籍。
　　乔治·希赖德曼同志，除了以收集、编辑14卷条列的《里昂·托洛茨基著作》对我们运动提供了无价的服务以外，他自己也是许多书籍的作者，其中一本是《马尔科姆·艾克斯的最后几年——一个革命家的进化》。
　　米谢尔·勒维同志写过许多有影响力的书，我们只提起一本《改变世界的论文集——政治哲学论文，从卡尔·马克思主义到瓦尔特·本杰明》
　　斯蒂芬尼·孔茨同志已经为了她的杰出的书，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赞赏。同样，珍纳特·阿贝特同志因有关古巴的书、凯瑟琳·沙玛利同志因有关计划市场的书，受到大众的赞赏。
　　我们已故的、受到了我们痛苦地惦念的朋友、同志比埃尔·法兰克写了一本《共产国际史》〔原文是如此，其实应该是《第四国际简史》，有中文译本——译者注〕。这本书到今天还是这个题材方面最好的书。
　　克洛德·雅坎同志写了一本南非工会左派史。这本书将会是在那个国家建立一个有真正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一个有用的工具。雅科布·莫内塔写过许多作品，其中一本是《斯大林主义的兴衰》。
　　马劳埃尔·阿吉拉·莫拉是一本开创性的书《墨西哥的拿破仑式军事独裁政治体系》的作者。皮埃·鲁瑟特同志写了《越南共产党史》一书。这本书就其类型而言，还是独特的。
　　黑尔穆特·达默同志正在编辑德文的托洛茨基文集。这是到现在为止任何语言中学术水平最高的工作，带有标准的德国“彻底性”。他写了许多重要的著作，其中一本是《社会分析心理学》。
　　乔治·诺瓦克同志写了许多本主要是有关哲学的书。他也写了一本开创性的、讲历史上过渡社会一般现象的书。
　　耶苏斯·阿尔巴拉幸同志是《西班牙资本主义的长波与历史理论》这本基本书的作者。
　　丹尼尔·邦塞德同志写了一本《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理论》的重要书籍。托尼·斯米思同志这位卓越的美国哲学家，可能是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逻辑；回答黑格尔派哲学家的批评》一书的作者。
　　塔里克·阿里，当他还是我们运动的一个成员时，对巴基斯坦国的起源和未来，写了一本勇敢的、先驱的书。
　　路易斯·维达尔同志是《智利劳工运动的历史》这本动人的书的作者。
　　阿伦·瓦尔德写了《知识分子的责任（论文化承诺上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一书。它是我们的同志所写的少数——仍然太少数！——几本论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书籍之一。
　　马格辛·迪朗同志的分析经济局面的许多著作，对我们的世界运动，仍然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
　　阿莱因·克礼文同志，我们法国支部的公共领导人，是《有关革命的问题》的作者。
　　我们的加拿大朋友及同志，已故的法朗须瓦·莫罗，写了《第四国际的战斗与争论》一书。
　　法雷尔·多布斯同志是以下4卷杰出丛书的作者：关于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随后的卡车司机工会在美国中西部的建立，和卡车司机工会官僚层与罗斯福政府联手的反攻。
　　弗里乔夫·蒂切尔曼在还是我们的荷兰支部的成员时，写了《印度尼西亚的社会进化——亚细生产方式及其遗迹》一书。
　　保罗·勒有兰克是《列宁和革命党》的作者。
　　当威勒姆·博特还是我们运动的一位成员时，他写了一本伟大荷兰革命家亨克·斯尼夫利埃特（即出席中共一大的马林──校对者注）的传记，后者与他的组织的几乎整个领导层被纳粹枪毙时，曾高呼“我们是第一批为国际而死的人！”
　　大卫·曼德尔同志写了一本彼得格勒工人阶级在1917—1918年的历史。这本书甚至在俄国，也被认为是那个题材的标准书籍。
　　罗斯默同志是托洛茨基在他第三次流放时最亲近的私人朋友。他也写过很多书，其中一本是经典的《莫斯科在列宁之下》。
　　我们的巴西同志里卡度·安杜尼斯写了《托拉巴豪的暴动》一书，论述圣保罗1978—80年伟大的罢工浪潮，该市是今日世界最大的工业工人集中地。
　　当弥敦·温斯托克教授是我们运动的一个成员时，他写了三大卷《苦难的面饱》，描述犹太无产阶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生活情况。这到今天为止仍是那个题材方面的基本著作。
　　当希腊共产党前书记潘特利斯·保利奥保鲁斯写了《希腊的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时，他已经变成为托派运动的一个成员。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虽然成功地呼吁行刑队的兵士们不畏处决他，他还是被意大利法西斯军官枪杀了。
　　我们的波兰同志兹比尼也夫·科瓦列夫斯基写了《还我们工厂》，描述了1980—81年团结工会所领导的工人自管运动。
　　特勒维索同志写了一本优良的讨论马克思主义对犹太人问题的态度的书。
　　阿特·普赖斯同志就美国30年代的大规模工会化，写了《劳工的大步前进》一书。
　　约瑟夫·韩生同志写了《古巴革命的动力》及《列宁主义的建党战略》等书。
　　两位老中国同志都过90岁了，特别值得一提：郑超麟打破了伟大的法国革命家布朗基所持有的政治监禁时间最久的记录。他在监牢中坐了27年〔应该是34年——译者注〕起先在蒋介石，然后在毛泽东，再在毛泽东以后的监狱。他的书被我们的德国同志以德译文出版：《七十年的反叛者：一位中国反对派的回忆录》。另一位是王凡西，他写了《一位中国革命家的回忆》。
　　这两本书都是由格里哥·班顿同志编辑的。班顿同志替阿姆斯特丹的研究及教育学社写了一本动人的“工作报告”：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历史探讨。他也是一本浩瀚而不朽的《1934—1938年中国红军在华南发动的农民战争》一书的作着。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彭述之在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65年的长期间，写了许多关于中国及其革命问题的著作，大部分收集在他的三卷选集中；此外，陈碧兰的《我的回忆》叙述了她参加革命斗争的70年的经历和评论。——编者。］
　　杰夫·皮奥斯同志写了一本有关于新西兰资本主义的（与澳大利亚资本主义有别的）特殊及新西兰的劳工运动的书。
　　当彼得·尤尔同志还是第四国际的成员时，他写了《监狱中的社会主义》一书。
　　最后，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书加入这个名单上。滥用我们作为这篇文章作者的权力——官僚特权的一个种子？哈哈！——我们提出我们最重要的书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晚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第二次扩大版）；《围绕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一百年争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意义》（在德文版中包括一篇谴责把纳粹罪恶看成“相对的事物”的文章）；《权力与金钱：一个分析官僚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托洛茨基作为可供选择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导论》；《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的地位》。
　　把这名单扩大到包括1940以前的作品，会是合情合理的。这就包括里昂·托洛茨基被苏联共产党驱逐出境后所写的一些主要作品，尤其是他的巨著《俄国革命史》；克里斯琴·拉科夫斯基在同时期所写的、包括他的开创性论文《论权力的职业危险》在内的著作；达尼埃尔·尼埃兰的《法西斯主义与大企业》，德国同志弗兰茨·雅库博夫斯基的书《唯物史观的意识形态上层结构》；我们的老师及朋友亚布拉罕·里昂（温斯托克）的《犹太人问题的唯物解释》。
　　哈罗德·伊萨克〔中译名为伊罗生〕（他当时是我们运动的一位成员）写重要的书籍《中国革命的悲剧》。
　　贾布拉·尼科拉同志曾翻译《共产党宣言》为阿拉伯文，于1939年与巴勒斯坦共产党决裂，成为一位托派。他在教育、带动一整代中东斗士走向托洛茨基主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我们决不要忘记伊萨克·多依彻的三大卷托洛茨基传记的巨著。不论他与我们有多大的政治分歧——他在1938年建立大会以前一直是我们运动的一位成员——，无疑的是，多依彻成功地揭穿了斯大林主义者/毛泽东主义者对这位老人的沉默阴谋，使他再度在全世界的左派知识分子中，成为历史/政治探讨的一个题材。
　　我们事先对于从这名单上遗漏任何同志的名字，致以极大的歉意，这是完全由于缺乏资料及/或记忆不全。

对第四国际同志们的一些劝告


　　我让我自己犯第十一条戒律：“不要给尚未征求同意过的劝告”。我劝告我的朋友利维奥·迈坦写一本基本科学的书，叙述意大利劳工从开始到今天的历史。意大利的劳工运动曾经是世界上最有战斗精神、最激进的劳工运动之一。从它的成就与失败中，可以汲取许多经验与教训。
　　我知道，把写基本书籍当作比写回应党的眼前需要的文章优先，是不容易做到的。但是，在长期中就每个观点，包括建党的观点，那样做是值得的。
　　我也以自我批评的方式向自己建议，写第二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科学书籍。对我们的运动而言，《工资工作、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的一般理论》，比我所写的大多数作品重要得多。
　　我也要劝告我的老朋友巴拉·坦波厄同志写本斯里兰卡的工会运动史，以他所领导的CMU工会为中心。巴拉同志具有挽救了斯里兰卡的托洛茨基主义名誉的历史性功劳，当他的国家的支部（社会平等党）与资产阶级建立了联合政府，因而开启了对泰米尔少数民族仇视、集体镇压的背叛道路。现在，我们在斯里兰卡又有了一个重要的支部（新社会平等党），巴拉同志对于写这本建议中的书，就不必有挂虑，或再三考虑了。
　　我们也要求我们的好朋友雅科布·莫奈塔写一本在德国从19世纪末到今天从事阶级斗争的工会主义者的历史，叙述他们如何帮助德国劳工运动中的向左移动的力量。包括他们在以下的运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罗莎·卢森堡的鼓动政治性的群体罢工；反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支持俄国十月革命运动的兴起；联合社会民主党的兴起及其左翼向共产国际的移动；争取工人管制的斗争（1920—1923）及反对上升的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成功的反对卡普——冯吕特维茨政变的总罢工；支持反希特勒夺取政权的联合阵线的斗争；在希特勒夺取政权后，在德国工厂内部所采取的反对纳粹的消极抵抗；在1945年以后反对拆卸鲁尔区工厂的斗争；1953年东德工人的暴动。
　　所有这些说明了，就第四国际而言，知识必胜主义的理由不比纲领——政治必胜主义的理由多。就所引的书籍名单上的题材而论，那里就有相当大的空白。这种空白可以相当于上述我们在理论阐述方面的空白。

接近第四国际的作家们所写的书籍


　　此外，不是我们运动成员的作家们，也写了一些重要的书籍，涵盖了与我们运动的作者所写的、差不多同样的范围。从科学观点来看，这些书籍，比我们的同志所写的还要优越。我这里将限于佩里·安德森的关于近代国家起源的动人系列，以及安瓦·沙伊克、罗伯特·布雷纳、阿马特亚·森、皮埃·布鲁埃、埃尔马·阿尔特法特，和阿多尔夫·吉利等人所写的书。
　　在这些书中，有些是由接近我们运动的作家所写的：达尼埃尔·居埃兰的《第一共和国的阶级斗争》一书貌似有理地把不断革命过程往后投射法国大革命；而我的老师、朋友罗曼·罗斯多尔斯基所写的论马克思的《大纲》的书，到现在还是这个题材的经典著作。
　　哈里·布雷弗曼曾经是我们运动的一位为时甚久的成员。他的书《劳动与垄断资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校对者注）曾经有过很大的影响力。那是他离开第四国际以后所写的。
　　尼维尔·阿历山大，虽然不是（或是让我们怀着更大的希望来说，尚未是）第四国际的正式成员，却是南非出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世界上研究语言在人类历史的重要性的主要专家。
　　这种必要的呼吁谦虚，不应该停留在柏拉图式的阶段。我们还要要求我们运动的同志们作出更多的知识/科学的努力。
　　我们相信，我们急迫地需要以下的研究：如何超越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所提供的，以“外在性”观念为中心的粗糙的解决方法，用劳动价值来计算清理环境的成本；今日印度社会中阶级、种姓和性别的辩证关系；日本资本主义从开始到今天的特殊性；社会如何从直接附庸降到间接附庸的地位；以及特别是要研究基督教、穆斯林派、印度教、犹太教及〔日本〕神道教等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历史根源、动力及其非人性的动力。这个工作由一个同志去做也许太难了，这里需要集体的努力。
　　萨拉·贾贝同志是第四国际主要领导人之一。我们相信，他是最有资格领导一个班子，来开始对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根源进行研究。
　　查尔斯——安德雷·于德里与弗朗苏瓦·韦卡芒都是我的最密切最亲爱的朋友。他们两人都是我们队伍中顶尖的政治主动专家，而且在那方面，都比我高超。我现在要求他们开始建立一个研究班子，来为我们及所有社会主义者写一本必不可少的书：《生态与社会主义》。

第四国际的不太大的，但是稳定的增长


　　除了这些学术上的成就外，我们还有几个对我们有利的因素，帮助第四国际有着恒常的、不太大的增长。
　　我们拥有用非凡方法抵当了全世界保守的、反社会主义攻势的中心干部。我们当然有过损失。这在目前世界情势下是不可避免的。将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损失。企望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就是相信有圣诞老人。我们十分有信心，在下一次世界大会上，我们的成员的数量，（包括与第四国际支部及同情组织有友好联系的青年组织成员数目），将会比上一次大会多。
　　我们有几宗我们运动独有的重要资产。我们的组织是一个坚韧的选择过程的产物。它不是个单人表演或者迷信集团。它是集体领导的，而这个集体的领导层是有高度的批判、自我批评的精神的。我们的反对者所认为我们有的弱点，已经变为我们力量的主要来源。 我们在任何国家都没有政权，我们没有群众性的工会支持我们；这意味，参加我们的同志，不是为了飞黄腾达，不是为了得到物质利益、权势或声望。
　　他们参加我们，是由于对工人阶级所有被剥削者、被压迫者的事业，有深深感觉到的信念和没有限制的献身精神。这个正面的选择过程，倒成为我们力量的基本来源。它已经创造了坚实的基础，如果我们的反对者要咬这个基础的话，一定会咬破牙齿的。

我们是唯一现存的国际马克思主义者组织


　　从国际主义的政治和组织这两个不可分开的尺度来看，我们在今天的世界上，是唯一真正的国际主义组织。
　　在政治上，我们保卫现实世界三个部分的劳动者、被剥削者、被压迫者的利益。我们不把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臣属于什么“较高优先次序”。由于资本及阶级斗争大规模地趋向“全球化”，这就使我们对于以下的需要和原始可能性，比别人更加敏感：以工会和工人行动的国际协调来对抗跨国公司的国际活动。
　　另外，我们是唯一真正的国际组织，而且真正在国际上活动。我们活动的国家虽然不是很多，但是有充足的数目来对世界得出一个较现实的观点。这个观点是建基于知道他们自己国家的情势的干部和积极分子的活动。你不能说某一个有了“上升的阶级斗争”，当那个国家去年的每一次罢工都在实际上遭到失败；你也不能说某一个国家有“被动的工人阶级”，当那个国家发生群众性的罢工、群众性的示威游行。

一次有历史意义的胜利：托洛茨基在俄国得到“平反”


　　我们已得到了一次真正有历史意义的胜利。过去，斯大林官僚层开动了历史上最强大的伪造机器，反对托洛茨基、他的支持者和俄国老布尔什维克。起初，他们被诽谤、被控告；然后，一层死寂的冰川盖住了大多数的他们。
　　但是，这个冰川破裂了。除了屠夫亚戈达以外，苏联最高军事法庭平反了所有在莫斯科审判案中被控诉的人。
　　在我们的老人被暗杀的50周年前夕，他在政治上完全被平反了。苏联政府官方日报《消息报》写道：托洛茨基是一个伟大、诚实的革命家，在建立苏维埃国家的功绩上仅次于列宁。他无可争议的是红军的建立人，而且在内战中领导那支军队走向胜利，因此，确保了苏维埃俄罗斯的生存。
　　对于这个平反，有许多回声。德国民主共和国的一份杂志，经过了50年的延迟，登载一篇由伟大的反法西斯作家阿诺德·茨维格所写的动人的哀悼托洛茨基的颂辞，他写道：“托洛茨基有着被一把碎冰锥所破坏的、最有价值、最有组织的头脑。毕其一生，托洛茨基为所有我们这些爱人类、其国籍就是那种爱的人们而斗争。谋杀他的人，试图破坏那种爱。我们的共同任务，就是挽救托洛茨基的遗产，使之不要衰退，因为它总是受到威肋。不管你是否像他所做的、所简易地没有伤感力地表达的，称他的使命为世界革命，它意味着将人类文化推广到数以百万计的文盲，或者像卢那察尔斯基说的，保证所有这些人的心目中有基本的改变。”
　　墨西哥总统拉萨罗·卡尔德纳斯对他的朋友的悼词，出是同样动人。卡尔德纳斯意统是世界上唯一给托洛茨基政治庇护的人。托洛茨基被暗杀的翌日，他在他的日记上写道：“人民的目标与理想，不会因他们领导人的死亡而消失。相反地，他们会通过为他们的事业而被杀死的受害人的血，变得更强大。托洛茨基的血将会肥沃这个祖国的心脏。”

托洛茨基的作品在俄国出版


　　托洛茨基明显地不需要苏联统治者作出任何政治平反。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是无可动摇的。但是，这个平反所牵涉的，不止是恢复正义的问题。它是一个实际的问题：让他的书在前苏联合法出版的可能性。这些书已经在那里出版了数以十万计的册数了。它们将会继续地大量出版。
　　这个历史性的转变，对我们的世界运动而言，不能不有有利的影响。皮埃·布鲁埃的托洛茨基传记也已经印了数以十万计的册数。布鲁埃同志不是第四国际的成员，但是他是一位公开宣布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在法国、在国际上都被认知为这样的人物。
　　由于所有这些变化，我被前德国民主共和国的民主社会主义党的出版部要求写一本以《托洛茨基作为可供选择的道路》为标题的书。它已经以德文及英文出版，它不久将以葡萄牙文（至少我希望）法文及俄文出版。
　　在举出所有这些事实中，一点都没有吹牛的因素。事实就是事实，那就是，不是正确的，就是虚假的。缺乏关于它们的知识，首先是由于缺乏传媒的了解（和知识），包括激进的传媒，并不是由于故意保持沉默，虽然这个因素当然也扮演一个角色。
　　任何人都有权利，以把它们放在所谓“更广大的范围”中来限制它们的重要性。但是，没有人有权质疑它们，除非他能证明它们是不正确的，那就是建基在错误的资料上。在那种情形下，而且只有在那种情形下，我才准备把它们从记录上消除。

重新团结与结合


　　第四国际是否将会通过简单的纵向发展，变成为领导国际工人阶级及群众运动走向胜利的革命群众国际，还是一个尚未决定的问题。我们很怀疑它。这也不是第三国际在其最好的时期的建党方法。
　　重新团结与结合很可能会发生，不过在开头，不一定会在世界规模上发生。假如它们发生在正确的纲领、充分尊重内部民主和组织倾向的权利，及不禁止派别活动的基础上，这就未尝不可。（我们认为派别活动是不好的，但是以禁止它们作为治疗方法，比病症本身更坏。）
　　如果比我们大的力量成立了一个真正的群众国际，我们就不会有教派主义的不情愿，在其中，以少数派进行活动，假如内部民主被保证的话。我就会继续为我们所认为的正确纲领、正确政治路线及正确政治实践而战斗，在这同时，仍然作出充分的准备，根据目前的阶级斗争/群众斗争的经验，从与我们的联合者进行公开、坦率的对话中去学习，而不要相信我们对所有问题已经有正确的答案。
　　有些同志也许会认为，第四国际之继续作为一个有结构的、对于像大战争、革命、反革命等问题有国际纪律的组织而存在，在今天，对这样的更广大的重新团结，会构成一个障碍。
　　此外，有些人也许相信，在现今的世界情势下，不管增长的规模怎么样，以为第四国际能够增长，则是一个幻想。
　　他们这样想，是他们的权利。不过，反过来说，不这样想，也是我们的及大多数我们的支部、干部和成员的权利。

没有别的“新国际”和“民族共产主义”的问题


　　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重要力量，都没有朝向这样一个群众国际移动。这不是偶然的。这些更广大的力量，都犯了“民族共产主义”的病，那就是，他们都把一部分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臣属于他们所认为的、从建立他们本国家的党的需要而来的优先次序。
　　我们相信，这是完全错误的。从长远看来，如果你主要地把你自己单独地建基在你本国的阶级斗争上，你就不能以正确的方法，干涉你本国的阶级斗争，也不能甚至在那里“建党”。我们已经说过，这在目前这个时代，特别真实，因为它的特征是资本的日增的“全球化”。
　　英国社工党（国家资本主义的小党派）的论点：你首先得建好地下室及地面的每一层，然后才建造屋顶（即国际），则是一个粗糙的诡辩。如果从建筑过程开始，建筑师或者建筑工人群体不知道建造什么东西、如何建造，不止通过蓝图，而且通过目前的建筑经验的话，他或他们就不能够建造上盖。
　　许多左派组织、左派倾向严重地低估了贫穷、边缘化的世界性质。这些是从二十多年的经济衰退而来的。这个经济衰退长波的特征是：不管那些在衰退长波中继续发生的商业周期的上下波动是怎样，失业人数经常在增加。[21]
　　这些组织与倾向的“民族共产主义”的选择，使他们低估这个全球倾向。他们有时候甚至在雇主的支持一下对它否认，就像有些激进的“第三世界主义者”或者极端的女权主义者所做的。

在富及国穷国中的贫穷现象


　　1995年3月，184个国家的代表，其中有100逐步形成以上的国家或政府的首脑，在哥本哈根召开一次高峰会议，这个由联合国所组织的会议，期望要对付“社会发展”的问题——说穿了，就是贫穷的问题。会议首先要讨论控制85%的世界资产的“五分之一人类”（富国）与13亿生活在贫穷中的人民之间的渐增的差距。
　　但是这种说法包含很大的错误，如果不是神秘化的话。说富国控制了85%的世界资产，是不真实的。这些资产是被这些富国的统治阶级所控制的，并不是被它们的工资劳动者、它们的失业者、它们的边缘化了的人民所控制的。
　　说第三世界国家的统治阶级生活在贫穷中，也是不真实的。他们的生活水平常常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富人的生活水平相若。它们在质量上，无论如何是比富国工人的生活水平高，西方的穷人就更比不上了。
　　当西方工业企业家代表说，他们国家的每小时工资是18元，而中国及最穷国家是2元的时候，他们假装忘记西方的穷人也生活在比那个每小时平均工资所保证的还要低得多的生活水平之下。
　　这些人在人口中不是占小小的少数。在比利时，高度“受尊敬的”博杜安国王基金会的一份研究报告估计，20%的家庭生活在不稳的、几乎不能生存的条件之下。
　　科勒德·布雷克曼和米舍尔·德莫勒内报导说，先是欧洲就有5千5百万个穷人。（《晚报》，1995年3月1日）。就全部西方国家而言，真正数字可能到达1亿人。而这1亿穷人，对“富”国的数以亿计的其他工人的工资施加了下降的压力。
　　联合国发展计划局的因格·科尔相信，每年需要300至400亿美元来满足全世界人民的基本要求。这个数字太低了。不过削减军费一半，就会在5年中省出1亿美元的“和平红利”，西方工人工资就一分钱都不必减少。
　　有人建议其它的资金来源。根据诺贝尔奖得主托宾，对投机收益征收不到1%的税，就会得到另外的1万亿美元。
　　所有这些措施在客观上都是可能做到的。但是，尽量要扩大利润的社会力量——具体说来就是资本家阶级——会实施它们，那就完全是乌托邦了。

一个保卫穷人的国际


　　第四国际是今日世界上一贯地、没有歧视地保卫每一个地方的所有穷人利益的唯一组织。它因此，以今日必须的唯一方法，保卫世界工人阶级的利益。
　　它准备缔结一切必要的同盟，来开始实施与每一地方的贫穷战斗所必要的措施。工会应该为失业者、被边缘化的人、拿退休金的老人的利益而斗争，而且帮助他们成立他们自己的独立组织，如果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话。

“民族共产主义的危险”


　　“民族共产主义的危险”，即使是由最好的同志、怀着最好的意图而宣布的话，也只是“一国社会主义”这个反动乌托邦的一个变种。另一个观念：当你先有强大的民族党，对上面所列举的主要国际问题有极少的纪律，建立一个强大的国际比较容易些，那也是完全错误的。
　　如果预备教育没有被国际主义行动所加强的话，那么，民族党越强，它就愈难为了这样一个国际的需要，实施放弃国家主权。而且，假如你没有那个实施，那么，一旦大战发生，你就有应用罗莎·卢森堡所指出的残酷、但是现实的公式的危险：“所有国家的工人们，在和平时期团结，而在战争时就我割你的咽喉、你割我的咽喉了。”

第四国际成员在群众工人党中


　　所以在目前，我们将继续建立第四国际，不顾一切所提出的反对。在实际上，这不会成为一个国家中走向更广大的团结的障碍（地区性的再团结就不太可能快速地发生）。这之所以是完全可能的，可由我们所忠诚参加的两个群众党的例子来证明：巴西工人党及意大利共产主义重建党，而在同时，我们仍然在建立我们自己的力量。两位从不隐藏他们是第四国际领导层成员的第四国际领导成员，霍奥·马恰多同志及利维奥·迈坦同志，同时都是这些群众党的最高领导层的成员。
　　最近，我们得到确实的报导，一个新的、规模不太大的、有仍然小的第四国际土耳其支部参加的左派社会主义组织，在土耳其成立了。我们支部的一位领导，厄达尔·卡拉同志，已当选为联合社会主义党的五位副主席之一。而我们这位同志可以这样说：
　　“我们的伙伴们尊敬我们的政治及纲领的贡献。他们也知道我们的国际联系，但这并没有使他们局促不安。相反地，世界各地第四国际所参与的〔成功及不成功〕的经验，……，被认为是对联合社会主义党的建党过程有用的贡献。”[22]
　　值得注意的是，联合社会主义党的一个主要构成分子、库尔图卢斯集团的一位领导，对我们的同志们说了，以下的话；
　　“说到耶尼尤尔党〔我们的支部〕，它是与在土耳其的所有其它土耳其团体彻底不同的。它试图对每日实施中所提给我们的问题，找出解答，而其它团体，则有一个人们可以定性为理论教派主义的处理问题的态度。”[23]
　　最近，我们的阿尔及利亚同思想者，已经以对他们本国目前的恐怖浪潮采取勇敢、具体的立场，来证实知道国家现实情况的重要性。[24]

资本仍在发动攻势


　　人们决不要误解这里所给的、关于第四国际的资料的意义。它一点没有包含自满，更不必说必胜主义了。你得是瞎子及聋子，才看不出世界局势仍然对工人阶级非常坏，全世界的资本仍然清楚地正在发动攻势。工人阶级的群众政治组织及工会的领导人（除了几位荣誉人物以外）之可耻地向资本的紧缩政策投降，已经增加了工人队伍中的分歧，因此，在客观上增强了资本的攻势。

……但是也有对我们有利的因素


　　但是，从一个和长期的观点来看，也有几个重要因素对我们有利。
　　在世界规模上，赚取工资的阶级仍在增长，而且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虽然不是在所有国家，也不是在同一国家的所有部门。就整个世界而言，它的总数早已超过了十亿人。如果你加上重要第三世界国家的无地农民的半无产阶级，就可能达到二十亿人的数字。
　　资本主义清楚地，正处在死巷中。
　　从70年代初开始的国际资本主义衰退长波，不会在可预见的将来“软着陆”。它会长时间的延续。
　　除了主要帝国主义及有些关键性国家的群众激进地反对生活水平降低以外，缺乏一个有霸权的帝国主义强权，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就使得没有一个国家的货币能够“像黄金那么好”。从这个，就导致不断的货币混乱。对于后一点，“过度的流动性”、普遍的“负债状态的经济”和金钱的渐增的再私有化，是主要原因。

世界币制及股票市场危机


　　世界市场日益增大的货币、财政的混乱，是世界局势、它的主要发展趋势的重要特征之一。从政治——军事的观点来看，也从在某一程度上期望将来发展的观点来看，也从某一程度上期望将来发展观点来看，“新世界秩序”是不存在的。只有日益增大的“世界混乱”。
　　股票市场越来越不稳定。由于新近发生的墨西哥“危机”，拉丁美洲的股票价格大跌。接着，就发生意大利股票市场的大跌。由于巴林家族银行的倒闭，英国股票价格也大跌。这也震动了日本、香港的股票价格。接着，美元的加速跌落，就使法国法郎及其它欧洲国家的币制，处于强大压力之下。
　　附带说一句，香港股票的跌落，事实上，是由中国大陆的一个与共产党统治集团有关的主要商业人物的被捕所引起的。因此，前“社会主义”国家之资本主义复辟倾向的动摇性，与国际资本主义增加世界混乱的倾向的动摇性，结合起来了。
　　我们是不是处在世界性的股票市场崩溃，不，1929—31年代的银行大恐慌，包括美国在内的银行大恐慌的前夜？现在还太早来回答“是的”。但是，这个可能性，当然比以前所想的大得多了。

资产阶级领导层的危机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正确地认为，无产阶级领导层和意识的尚未解决的危机的重要性，是解释为什么世界混乱会这么久一个主要因素。
　　然而，他们不应该不注意到一个平衡的国际资产阶级领导层及意识的危机。这不但反映帝国主义者之间、资本家之间的国际竞争，而且反映民族国家对跨国公司而言的权力减弱。它在资产阶级国内部，也表现得非常清楚。
　　由于目前资产阶级制度的危机，基本的阶级力量关系的流动量，资产阶级正面对着严重的、如果不是令人痛苦的选择。这样的分隔，反映它未能在这些情况下作出清晰、“合理”的选择。

回击正在上升


　　此外，我们相信，我们已经经过了工人阶级、群众运动的后退的最低点。回击正在上升。
　　在这个上升的架构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赚取工资的阶级中的、在像电讯、银行、其它（时常被叫错名称的）“服务业”及半自动化工业等部门工作的层份。
　　与一个被所有的人所保卫的神话相反，由这些工资劳动者用群众性罢工来瘫痪资本主义经济，比在“古典的”矿场、炼钢厂或者汽车制造厂中进行群众性罢工容易。
　　资本主义可以在6个月的矿场罢工中生存。它却不能在6个月的电讯、银行的罢工中生存。
　　这些工资劳动者的心态可以总结为以下公式：
　　高层的人是腐化的、无能的。对于腐化的理解，是与资产阶级的社会一样长久。关于无能的知识却是新的。

工人对我们的态度正在改变


　　工资劳动阶级对激进政治的态度，将会慢慢地改变。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偏见，包括对第四国际支部的偏见，已正在消失。他们虽然还没有准备在组织上参加我们。可是，他们敬佩我们为诚实、不受腐蚀的人，所以我们要像保护我们的眼珠一样保护这个形象。他们准备在一连串国家——当然还是少数的国家——与我们合作，假如我们能够表现我们自己为他们眼前利益有效保卫者。这些利益不常常是、不一定是经济利益；只要考虑对罢工权及其它基本民主自由的不妥协的保卫就够了。
　　正如我曾多次在过去写过，革命者在革命可能性开始出现时之取得领导其阶级的能力，是在阶级斗争的非革命的时期。布尔什维克之获得领导1917年革命的能力，是在1912—1914时期。我们的非常亲密的朋友及同志、第四国际最高领导人之一弗朗苏瓦·韦康芒，正就那个题材，准备写一本书。那就是关于我们的时刻怎样到来。
　　另一个对我们有利的趋势，就是许多政治领导人对于尊重民主常规，越来越敏感。这可由最近菲律宾共产党内部的发展来说明。

一个值得自豪的国际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对第四国际这个通过数以千计的同志共同努力、由我们集体建立起来的伟大运动，感到更自豪、更有信心。
　　狂热吸引狂热者。无理性的人吸引无理性的人。但是，极大多数人类，既不是由狂热者，又不是由无理性的人所组成的。它是由正常的人所组成的，如果人民在我们所生活的非人道社会中能够是正常的话。革命组织是由正常人所组成的，那就是我们要成为的。
　　我们在这篇文章中着重跟随马克思，我们的基本推动力是改变世界。但是，马克思也教导我们要以特定目的来改变世界。这个特定目的，就是：实现马克思本人称之为绝对的必要性来消除一切贬低、践踏、毁伤人类之可能发展一切潜力的社会条件。

走向更人道的社会


　　由于重重压在我们人类前途的那些威胁，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比我们的这个集体努力，更值得保卫、更值得对它奉献全部生命的事业了。
　　所以，同志们，致力于将会维护人类生存、引进更高、更人道的社会主义文明、解放了劳动的世界社会主义联邦吧！
　　前进！前进！前进！

总结


　　〔作者的注解：这个总结是与演说稿本身中的总结不同，因为它在基本上不是由我去纽约前所写的材料所组成的。它包括了对斯巴达同盟者的发言人在会议中所作的一些评语的答复。对于这篇文章的读者而言，我之所以这样做的理由是很明显的：我们要打击、重重地打击教派主义者。他们在会议中的干涉，提供了额外的材料，使我们做那个工作。教条主义的教派主义者与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分歧，表露得更清楚了。但是，我要加一句，那就是一部份总结也是我到纽约前准备的。〕
　　斯巴达同盟的同志们：你们已经听到了无可反驳的证据，证明你们的领导层的指控，至少在两个问题上，是诽谤的伪造。
　　与他们所说的刚好相反，我们一向是清楚地、毫无模棱两可地反对德国的资产阶级统一。我们已经说过，那个统一，是德国、国际工人阶级的一次严重失败。
　　同样地，与你们的领导所指称的完全相反，我们曾经清楚地、毫不模棱两可地说明，苏联及任何其它的统治官僚层的自我改良，是不可能的。把他们消除，对工人阶级有利的，只能通过政治革命才能发生。
　　问问你们自己，至少你们中间那些还能独立思考的人们——而我相信，你们中间一定有一些有价值的干部——，为什么你们的领导层要诉诸这样明显的诽谤、伪造呢？为什么你们的领导层要对你们隐藏我们所指定的、它过去的严重污点呢？向他们要求解释。问问你们自己，他们所强加、严苛、专权、以狂热崇拜方向的体制，是不是与他们之恐惧党员们也许会问出难以回答的问题有关？
　　要求内部民主！要求在你们的组织内形成派别的权利！记得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所写的关于禁止派系、倾向活动的那一段话：
　　“布尔什维克党的内部体制，是以民主集中的方法为特征的。民主与集中这两个观念的结合，是一点也不矛盾的。党不但留心地注意，它的界线永远应该被严格定义的，而且留心地注意，所有那些进入这些界线的人们，应该实际地享有制定党政策方向的权利。批评、理智斗争的自由，是党民主的一个不可取消的内容。现在的教条，说布尔什维主义不容忍派系，是衰落时代的一个神话。事实上，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且，其实，一个以推翻世界资产阶级和团结最大胆创新的反对崇拜偶像者、战士和起义者在它的旗帜下为己任的真正革命组织，怎么能够在没有知识上的冲突、没有集团和暂时派系形成物的情况下生活、发展呢？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的远见，使它可能软化冲突，缩短派系斗争期间，但是决不超过那样的做法。”〔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英文版，第94—95页〕
　　我们可以允诺你们一件事：我的演说及这个总结的全文，将会免费分发给继续在我们的公开会议上骚扰我们的你们任何同志。你们的领导层将会对那点做些什么呢？告诉你们的成员拒绝读它吗？让他们读、以致使他们中的某些人开始提出批评性的问题吗？无论如何，你们的领导层将会为了有系统地使用诽谤及伪造而付出代价。
　　我们注意到，斯巴达同盟的发言人并没有回答我们所提出的、关于威胁人类生存的危险的严重性问题。我们夸大了这些危险吗？如果是的话，那么在那一方面？如果我们没有，它们应不应该在称他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列宁主义者、或者简单地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任何人的思想和行动中，占一个中心地位呢？
　　就那个情况而言，斯巴达同盟的领导们，怎样能够辩解对苏联官僚层在使用核子废料、实验生物武器方面之可耻的、不负责任的行动，保持沉默，或者至少把它减少到最小呢？这些行动，不但使苏联人民、而且使整个人类存处于危险境地。

苏联官僚层在生态上的罪恶


　　我们已经目睹切尔诺贝利灾祸对世界的影响。难道斯巴达同盟的领导层否认苏联官僚层开始实验能够毒死整个人类的生物武器脾瘟吗？
　　难道斯巴达同盟领导层否认，这些犯罪份子在对他们所制造的生态灾祸漠不关心的情况下，大规模埋葬核子废料的行为，会危害苏联及整个世界的人民的前途？
　　难道它否认自从1960年代以来，他们已经有系统地毒害了世界上最大的纯水储备外贝加尔湖和咸海？否认他们已经在苏联创造了一大片不能居住的土地？否认住在咸海周边的四百万人民越来越多地受到癌症的威胁？
　　难道斯巴达同盟的领导层否认，根据1994年11月14日在莫斯科发布的数字和官方研究，俄国北部已经转变为巨大的生态废地，藏匿了危险的地下水核子罐、大量的石油溢出和燃烧中的煤气？
　　俄国环境部副部长阿历克斯·普里亚金警告：“俄国北部保证世界的气候平衡，可是它的污染区却提出一个严重的危险。”
　　最大的威胁是核子。巴伦支海及卡拉海持有世界上三分之二的水面下核子废料。而俄国科学家维亚切斯拉夫·亚斯特列洛夫加一段话说：
　　“这个继续持有核子燃料，代表一个全球性的生态危险，特别是由于它们的放射性的最近试验，追溯到1967年。在200条北方水道中，鱼差不多已消失了，而在巴伦支海的储藏量，鱼在最近几年已经减低了5到7倍。〔法国通讯社〕
　　国际资产者已犯了同样的罪行——虽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较小的规模上——的事实，丝毫不能用来替苏联官僚层这些罪恶减少到最低限度辩护。”

缺乏诚实性


　　斯巴达同盟领导层之缺乏诚实性——一个较小问题——可由以下事实表露出来：他们在欧洲几个城市及墨西哥不断骚扰我们的公众会议，使我们失去一些听众——因为他们试图用独霸讨论来限制自由辩论，因此赶走一些对他们的诽谤、伪造不感兴趣的听众——之后，我们挑战他们让我们对他们自己的听众说话。他们接受我们挑战——这个会议就是一个结果。在接受我们的挑战的几封信上，他们都称是“亲爱的曼德尔同志”，信下面写着“你们像兄弟般的朋友敬上”。
　　为什么现在这么称呼呢？我是被他们称为“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考茨基”，如果不是超级叛徒的话。那么，你们与考茨基有像兄弟般的情谊吗？一个叛徒是你们的亲爱的同志吗？

斯大林——铁托的分裂


　　现在，我渐渐明白，原来我们的原罪，是第四国际采取了支持南斯拉夫共产党反对斯大林的立场。
　　斯巴达同盟者忘了斯大林——铁托分裂的历史根源。当斯大林与邱吉尔试图瓜分东欧的时候，斯大林让英国帝国主义者自由地打击希腊抵抗运动。邱吉尔就是供给斯大林在南斯拉夫成立一个平分秋色政权的交易，作为交换文件。
　　南斯拉夫共产党不接受那个交易。数千位共产党青年早已在1941年开始斗争，反对德、意帝国主义、反对克罗地亚乌斯达希法西斯主义者。如果邱吉尔的交换条件成为可能的话，后者将会被纳粹更残忍。
　　南共最后建立了一支有数十万战士的游击队，包括一支他们自己所称的、有数以百计德、意、匈牙利及其它非南斯拉夫的战士在其队伍中的无产阶级旅。他们的意图是，从民族解放斗争发展到夺取政权，建立一个工人国家，那就是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
　　确实说来，他们是一个重重地官僚化的政党。结果，他们所建立的工人家，也在开始就重重地官僚化了。但是，无可否认地，它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

斯大林面对着有自己权力基础的共党


　　斯大林对这个发展很恼怒。他指称，它正在危害他与西方帝国主义所作的交易，所谓“伟大的反法西斯同盟”。但是，那件事不是他大怒的真正理由。自从苏联官僚层在苏联篡夺了政权、把共产国际转变为它的奴隶般的工具以来，现在第一次存在了一个他不能控制的共产党。这个共产党，有它自己独立的国家政权，有它自己独立的群众基础。斯大林试图颠覆它，在它内部建立一个亲莫斯科的派系。这个做法失败了，虽然无可否认地，铁托的副手兰科维奇用了粗糙的斯大林主义方法来击碎它。

南斯拉夫的例子及其它共党


　　更有甚者，南斯拉夫的例子，威胁着要成为好几个共党内部的左派反对力量的吸引中心，为什么南共做得那么成功的事——把一个民族反帝国主义抵抗运动转变为争取工人阶级国家权力的起点——不能在其它国家重复呢？
　　共党之犬儒主义地接受西欧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秩序恢复原状（例如〔当时法共领袖〕摩里斯·多莱士之出名公式：“在法国，有让一支军队、一支警察活动的空间”——他所指出的，是戴高乐主义的，即资产阶级的军队和警察），常常被美国军队的存在、武装陋劣的群众不可能与它斗争来辩护。但是，这个辩护忘了一个事实：美国军人之间存在了一个广大的立刻回家乡的运动，一个美国高司令部及政府无法击败的运动。
　　关于那个现在几乎被遗忘的运动的重要性，见我们的美国同志阿特·普赖斯的《劳工的大步前进》一书（第273—4页）：
　　“数以千计的美国军人于（1946年）1月8日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游行至美国大使馆，高呼‘送我们回家’！在美国军人于1月9日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所举行的示威游行上，演说者说司令官‘怕到不敢到这里来与我们讲话……’”。
　　数以千计的美国军队……在马尼拉示威游行。马尼拉游行的领导人之一是埃米尔·马齐，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布里格斯分会的前任主席。他曾经在1943年联合汽车工人会的大会上，领导过反对作不罢工的保证。他在一次代表在菲律宾的13万9千美国士兵的代表大会上被选进兵士委员会。

斯大林的反铁托的摆样子公审


　　当斯大林公开指责铁托时，他用了无耻的诽谤来反对这些南斯拉夫人。对于这些诽谤，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应该是特别敏感的。他们称为“法西斯帮”。对于那个称号，今天的斯巴达同盟者该说些什么呢？斯大林“在客观上”是不是对呢？我们挑战他们对那个问题作一个毫不模棱两可的回答。
　　人们怎么能忘记，那个反铁托的运动，以反对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捷克斯洛伐克的史兰斯基、匈牙利的拉吉克的摆样子公审告终呢？这些摆样子公审应不应该像托洛茨基及托洛茨基主义者有力地谴责莫斯科审判那样受到谴责呢？
　　我们在纽约的会议上作出总结时，由于过渡的激情，曾几次打断了他们的人的发言。斯巴达同盟者即以这样的假借口来作为回答：他们会在一个非官僚化的、我们有主要政治影响力的工人国家受到镇压的威胁。
　　我们不知道，在这样一个国家中，是否仍会有一个斯巴达同盟者的团体。小党派无可否认地有自我再生产的能力，虽然它的规模可能会小得多。假如斯巴达同盟者在一个民主的工人国家中残存的话，他们也许会成为完全冷漠、或者甚至偶而嘲笑的对象。他们有绝对的权力来考虑那样一个比死亡还要坏的命运。
　　但是，由于他们替好几个官僚化工人国家的反工人阶级的严厉镇压辩解，他们之责备我们要镇压他们，真是有点虚伪。我们能够向他们作出一个严肃的允诺：只要第四国际在任何工人国家有影响力，不要说多数的影响力，它将会不屈不挠地保护斯巴达同盟者作为一个组织而存在的权利，保持他们的工作，做他们要做的任何事情，除非他们确实使用暴力或者号召使用暴力，在那一点上，群众及我们的运动将会打断他们的腿。

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


　　有一个问题，我们是同意斯巴达同盟者的，那就是，托洛茨基所主张的以军事力量保卫苏联，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充分有理的。
　　1991年1月18日，我很荣幸地成为自从被斯大林追逐至自杀的越飞同志的葬礼会议以来，第一位能够在莫斯科向公众说话、向苏联大众传媒讲话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我说：
　　“作为一位1940年5月被德国帝国主义占领的一个国家的公民，作为一个从民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在我国一开始就参与的战斗分子，作为一位纳粹集中营的前犯人，我认为，在这里表达我对苏联军队、苏联公民和人民，尤其是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工人们的不屈服勇敢的承认和钦佩，这是我的责任。感谢他们的英勇抵抗，纳粹德国帝国主义独霸世界的企图失败了。全体人类应该永远感激这些男、女英雄。希特勒要在中、东欧和苏联灭绝一亿人民。如果他能够打败苏联的抵抗，再有数以千万计的亚、非洲人民会被杀死。使这具血腥、野蛮的方案不获成功，主要是苏联的力量。
　　苏联工人在1941年至1945年之间的效果〔即打败纳粹德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道德的产物。那个革命在这里找到一具无可争议的、有历史意义的辩护。但是，自从1923年以来，即篡夺、独占了政权、窒息了苏维埃的真正权力、扼杀了共产党及工会民主的官僚层，为了保卫他们的过分的物质特权，侵蚀了这个伟大革命的工作的基础，败坏了它的名声。
　　他们以他们的反对共产党、工人、农民、苏联的被压迫少数民族，以反对东欧人民，而且以反对许多国家的工人的重大罪行，来败坏它的名声。他们以扼制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主动创造力，以在经济上引起一般化的不负责任和漠不关心，来侵蚀它基础。他们的‘指令经济’的失败，是今天人人都看得见的。因它而来的经济、社会、政治及道德的危机是极端严重。”
　　我在那时候，也能够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总部演讲。我作了以下的声明：
　　“我今天以第四国际的名义向你们演说。第四国际，继续了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及左派反对派的其它战斗分子的战斗，反对官僚层及斯大林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及法西斯主义。我们追求启发十月革命的、争取人类解放、争取直接民主的斗争。斯大林认为反对派是主要敌人。他杀害了所有的反对派战斗分子，几乎没有一个例外。他借着托洛茨基主义、或者与托洛茨基主义联盟的口实，杀害了一百万共产党人。这些都是反革命的罪行。不是革命的产物。
　　今天，有关于托洛茨基及反对派的真理，已成为人所周知了。这个在道德上、政治上均有历史意义的、有重要性的工作必须完成。我们要求苏联司法当局，撤销针对托洛茨基及他的儿子里昂·西道夫的、作为1936年第一次莫斯科审判案一部分判决的、一切臭名昭著的指控。我们要求托洛茨基及反对派其它发言人的一切著作，予以出版。”
　　你们如果没有从我们运动的过去出版物上，但是从我在今天会议的演说中也可以知道，大部分的这些要求已被实现。

工人援助波斯尼亚图兹拉城与斯巴达同盟者之支持米洛塞维奇


　　斯巴达同盟者曾经攻击我们的英国、比利时、丹麦、荷兰、奥地利的同志们所组织的活动“工人们对图兹拉的援助”为某种形式的“人民阵线”或者“资产阶级合作”。
　　我们对这个古怪的指控，觉得实在是莫名其妙。
　　我们要帮助图兹拉城的矿工，是因为他们反对民族主义者的战争和种族清洗。他们急需食物和药品。送那些东西给他们，而且，让我附带一句，接受反对沙文主义者的斗争的地方工会和妇女解放运动支持，有什么错？
　　斯巴达同盟者的“批判性支持”应替为了种族清洗而杀害千千万万妇女儿童及婴孩，组织、掩盖集体强奸负责的大凶手米洛塞维奇，便使人不可容忍。他们用米洛塞维奇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来替他们这个立场辩护。他们走到如此远，以致要求将武器供应给塞尔维亚政府。一个多么值得高度欣赏的选择：
　　●　不要供应牙刷给图兹拉城的儿童！
　　●　不要供应药品给波斯尼亚的妇女！
　　●　不要帮助图兹拉城的反对沙文主义的工会！
　　●　但是，供应武器给大凶手米洛塞维奇！
　　如果托洛茨基读到了像这样所谓“正统托洛茨基主义者”所作的文告，他一定会模拟马克思所说的那句出名的话，而回答说：“如果这些人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了，那么原谅我，我就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了”。斯巴达同盟者连“反帝国主义”的借口也用不到的，因为1995年2月16日的《世界报》清楚地报导，如果米洛塞维奇正式承认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尼亚的独立（他根本没有困难做到这点），帝国主义者准备撤销对塞米维亚的禁运。那么，他就可以逃脱他在波斯尼亚所犯的令人惊骇的罪行，不管是他自己的军队，或者是在为了令人创造大塞尔维亚而进行的“种族清洗”方面，胜过他的各种各样塞尔维亚法西斯帮所干的。

“代替主义”


　　斯巴达同盟者不同意我们向代替主义的斗争。他们认为这是“反列宁主义”的。但是，他们似乎忘了它的历史起源：马克思对第一国际的成立大会的演说，就以“工人的解放将是工人自己的工作”这个公式为中心的。同样的观念也表达在德文版的“国际歌”的第三节诗上：“我们不会被更高的存在所挽救，没有上帝，没有凯撒大帝，也不没有人民的保安官；我们才是唯一能把自己从苦难中解放出来的人。”没有“保安官”的含义，是没有政党，没有工人国家机构。这些都是解放劳动、解放一切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必要工具。可是，它们不是劳动者自我解放的代替物。
　　斯巴达同盟者的领导们也忘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另一句话所发放的深远智慧——即，没有一个政党（更不必说党领导层了）是无所不知的——（群众的）教育者反过来自己也需要受教育。

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


　　可是，斯巴达同盟者突然作了一次引人注意的倒转。他们由于被为什么还没有成功地建立一个接近于革命群众党及革命群众国际的东西的问题所窘，就把那个失败怪在客观条件上。然而，他们所指的客观条件是在这里停留。所以，他们的真正意思，就是革命领导层的危机的解答，已经变成不可能了。这里你就有真正的修正主义，真正的取消主义。[25]

向斯大林主义及社会民主主义“投降”？


　　斯巴达同盟者谴责我们——据推测是同时——向斯大林主义及社会主义“投降”。
　　我们以我们的阿姆斯特丹常设干部学校的笔记本的方式，出版了一本热烈地保卫十月革命的书。这里我要附带地说一句。这个干部学校是我们运动的另一个值得我们自豪的成就。我们也让许多不是我们运动成员的友好力量使用这个学校。[26]
　　完全真实的是，当我们接到好几个欧洲社会民主党及戈尔巴乔夫派的邀请来参加一份称为未来社会主义的杂志的出版时，我们热切地接受了。
　　在我们为那份包括俄文在内的好几国文字出版的杂志而写的文章中，我们说，期大林主义者/后斯大林主义者应该替可怕的罪行负责。他们杀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人民、共产党员、工人、经军司令员中的精华，数以千计的苏联境外的共产党员，许多我们的同志和其它劳工运动的成员。他们已经引致可能至少是1千2百万人，如果不是更多的人的死亡。
　　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罪恶也不少，首先，他们该替集体镇压德国工人负责。他们应该共同地替在反对苏俄的内战中他们所参加的政府支持的集体镇压负责。我在这里只要提一下芬兰的内战，因为在那个内战中，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层支持屠夫曼纳海姆，反对他们自己的芬兰同志。
　　他们所参加或者所领导的政府，大量实行镇压，来对付民族解放运动，像印度、巴基斯坦、印尼、马达加斯加、肯尼亚、阿尔及利亚等较出名的民族解放运动。
　　在阿尔及利亚，除了对那里的民族解放运动进行集体镇压外，法国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位领导人还替法国帝国主义者之使用酷刑掩护。[27]
　　拉丁美洲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佩雷斯，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的话，社会主义国际副主席、委内瑞拉前总统，在一次饥饿暴乱中，一天之中把1千人杀死，比苏联最后的勃列日涅夫——切尔年科——戈尔巴乔夫政权中被杀的人还要多。
　　把所有这些写在以上所提的杂志上。明显地是我向斯大林主义及社会民主主义“投降”的证据，是不是呢？
　　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后斯大林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让我们把这样一篇文章登在他们的杂志上？那是他们同情我们的证据吗？当然不是。
　　事实上，他们对我们是非常仇视的。不过，所发生的是这样的事实：他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已经变成国际工人运动的第三个倾向，已经作为那个运动的一个部分而合法化。虽然我们比后斯大林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小得多。
　　这个合法化，是从我们在一系列国家的工人阶级及与之同盟的群众运动中真正植根而来的，由于那个理由，正如我在对这个会议的演说中所解释的，他们就很难在严肃的政治主动中超越我们了。
　　如果我能够在争论时对斯巴达同盟者的一句话语发怒的话，那就是说第四国际是“中等阶级的人”。这明显是对我们运动的千千万万工人成员的侮辱。数以百计的他们在他们所工作的企业中，不是领头的工会干事，就是“非官方的”领导。

卡尔·马克思——一个“改良主义的无赖”？


　　但是，一个人怎能够对以说谎为其生活方式的人发怒呢？从希利派的分解中出来的臣民者之一，竟然无知到如此下贱的程度。
　　他们在评论我们的书《金钱与权力》时写道：
　　“概括地叙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成功与金钱以后（其实，实际情况刚好相反），曼德尔就缩减到写了一些关于未来社会的事情。他说，在未来社会中，决定的权利和权力，应该掌握在占大多数的生产者/消费者/公民的手中。这样的观点，是十几世纪‘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货色，而且充满在每个改良主义无赖的星期日演说中。”
　　凑巧的是，我在《金钱与权力》中关于那方面的一切引句，都是直接从卡尔·马克思那里引来的。据他们的讲法，马克思就是“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和一个典型的“改良主义无赖”了。从《共产党宣言》开始，到资本论第一卷，到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论》），而且特别是到《提纲》，我们发现，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定义，是“这样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所有人的自由发展，依靠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共产主义的定义，是一个“自由协作的生产者”的社会。但是，根据推测，对“改良主义无赖”的马克思而言，这是“某些未来社会”，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马克思在《提纲》中写道：
　　“个人的自由发展以及因此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以致不去安置剩余劳动，而是一般地减少社会的必要劳动到最低点，这种社会，于是，就符合个人（在被释放的时间，用所有的他们所创造的方法）的艺术、科学等的发展。”
　　还有：“真正的财富，是个人的发展了的生产力。”
　　它是不是明显地说，“自由协作的生产者”的体系，意味着这些生产者自己决定他们准备接受的工作量？如果，经过一次充分公开的民主争论后，他们的大多数投票赞成20小时工作周，那么，谁有权利向他们强加24或28小时工作周呢？他们毕竟走在可能发展自己的自由个性之前。在这里，他们依据《提纲》所描写的，即是以必须替所有公民生产货物的方法，来发展自己的自由性。那不是给他们决定牺牲他们自己的程度的权利吗？
　　如果什么人认为某些“较高的优先次序”意味着他们应该把工作时间拉长一点，他或她应该试图说服他们接受这个需要，当然也经过一次公开、民主的争论。但是少数还是需要服从多数。少数人没有权利把任何事情强加给大家。
　　“强加”就会意味着压制。这是新斯大林主义。你可以确定，一旦劳动者尝到了真正民主工人国家的“禁果”，它就不会成功的。

以说谎为一种生活方式


　　从希利派分出的这个小党派声称，我们把“生产手段的‘集体所有制’斥为‘过时的口号’。”任何人听过我在这个会议上的演说，或者读过我的著作，就知道又是一个可耻的伪造。事实上，我们已经（像马克思在过去所做的）一次又一次地使用没收资本家阶级的财产的公式。对这些人，一个人只能重复我对斯巴达同盟者所说的话：对他们而言，说谎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我必须为我在回答对我的诽谤时一直曾过多谈到了自己而道歉。事实上，这些受到攻击的立场，一般说来都是第四国际集体的立场。而且，在劳工运动中向使用说谎和诽谤的人战斗，是为了所有有关的人的利益。

第四国际的同志们是不是只“给忠告”？


　　今天在这里出席的各个派别曾经提出了一个指控，说第四国际只限于忠告别人应该怎样做。他们因此把他们自己的流行做法（忠告不被采纳，就批评），投射给我们的运动。
　　是的，当你太弱时，你被迫把他自己局限在以一个宣传团体进行活动。但是，每个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志向，应该是尽快超越那个阶段。
　　这正是我们的同志们在好几个国家已经开始做的事情。而且，我们在一个国家——巴西——在我们的历史上第一次面对着开始在劳工运动、工人阶级及与之联盟的群众运动内部争取领导的可能性——一个可能性而已，没有更多；还不十分确定。我们是与我们的盟友在一起，由我们采取主动，由我们发动将会满足被剥削者、被压迫者的最急需的需要的群众运动。这些主动行动的积累效果，可以导致对资本主义政权的生存作出挑战。
　　我们不忠告卢拉。我们自己采取行动。
　　为了达到那个目标，好几个尚未实现的条件必须得到实现。要多久才能实现那些条件，现在是很难预测——当然需要两年以上。但是，开始实现它们的斗争，可以而且应该立即开始。而且，我们能够现实地提出那个任务的事实本身，证明第四国际已经有多大的进步。

托洛茨基与比埃尔·法朗克


　　斯巴达同盟者的一位发言人提起托洛茨基在1935年的一次把我们的法国同志分为两半的争论中，对我们的同志、亲爱的朋友比埃尔·法朗克作了一次严厉的攻击。那个争论是有关于他们在被法国社会民主党开除后应该采取什么策略。
　　但是，斯巴达同盟者没有告诉大家，在托洛茨基被暗杀前不久，为了回答法朗克及莫利尼尔之要求重回第四个国际，他向他们写了一对非常好的信，说如果某些条件能够被满足的话，他也赞成他们回来。法朗克和莫利尼尔接受了这些条件。统一就实现了。自从那时以后，比埃尔·法朗克忠诚地完全根据托洛茨基的要求行事。从1946年到他去世，他们成为第四国际的中心领导人之人。[28]
　　经过了他们堆给我们的一切谎言与诽谤以后，斯巴达同盟者现在突然高呼“权力”。他们有没有以带著眼泪的声音发问，为什么他们会宽恕反革命份子西·伯卢尼与法国帝国主义合作、反对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29]
　　但是，同志们，你们不会怎么容易地逃脱谴责的。至少对那些在那个时候（我们正谈到1950年代后半期的事件）已经是成员、已经是所谓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成员的人。良贝尔特派份子也会是如此，因为他们曾公开地吹嘘组织了西·伯卢尼的叛逆行动。经院哲学者早已知道，除了做某件事的罪恶以外，也有疏忽的罪恶。我们公开地谴责西·伯卢尼，你们呢？

结尾语


　　我对这个集会的结尾语还是：由于我们大家都要面对的困难，不要绝望，不要放弃，不向犬儒主义屈服。当你发觉你党的努力一点用都没有，不要后退到“个人的解决方法”（消费者社会的奢侈生活仍然对某些人开著，但是它的基础比前狭了很多）。不要忘了所有那些声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的道德承诺：在世界规模上，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时候，都要不屈不挠地保卫被剥削者、被压迫者的利益。
　　不要自我满足于纯粹宣传活动。不要忘了马克思的最先及最后的承诺：试图开始改变世界！


注释：

[1] 这种了解的重要性的最显著例子，是托洛茨基的最有天份的秘书、托洛茨基死后留存的欧洲以外的第四国际书记Jean Van Hei jenoort 的事件（见J.v.Hei jenoort的《与流放中的托洛茨基一起》）。

[2]见我的阿姆斯特丹党校出版的笔记本《保卫十月革命》。

[3]我们可以从经典著作中找到先例。列宁听到南非矿工在总罢工中成立了一个苏维埃，就向他们致送一对热烈支持他们的电报。后来他才知道，这是一次种族主义的总罢工，企图排除黑人工人进矿工作。
　　马克思用种族主义的论点赞美成美国併吞加利福尼亚。这个论点是，因为墨西哥人懒，所以他们不能像勤奋的美国佬那样开发该地区的自然资源。
　　恩格斯说，一些较小的斯拉夫民族是“没有历史的人”，没有权利成为独立国家，因为他们站在哈布斯堡王朝的一边，反匈牙利革命。我们的老师及朋友罗文·劳士多尔斯基曾令人信服地证明，如果克罗地亚的农民得到土地所有权，他们就会提出大规模支持匈牙利革命的建议。匈牙利地主以古典方法来答复：“首先我们必然赢取反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然后我们才谈土地所有权。”所以结果是必然的。（见R.Rosdolsky的德文的《恩格斯与没有历史的人民》。）
　　当然，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采取坚定的、反种族主义、反殖民主义的立场。以上所举的例子，代表了例外地离开这个一般路线的差错。

[4]《保卫马克思主义》，第17、18、21页。

[5]除此之外，当毛泽东说核子战争后死了五亿中国人有什么关系，还有五亿中国人的时候，他真是使人无可相信地、犬儒主义地表现出他对他自己的人民的痛苦一点都不开心。（1955年1月28日毛泽东讲道：“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我国有六亿人口，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来，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36—137页。校对者注）

[6]见Paul Le Blanc的《保卫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第三卷（FIT出版社出版）。

[7]比利时《Le Soir》晚报，1995年3月10日。

[8]美国《时代》杂志，1994年12月26日。

[9]见P.Le Blanc的《保卫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第三卷。

[10]Dong Jenness《社工党国际内部讨论公报》，第3号，1982年6月。这个公报包括我的文章及Jenness的两篇文章。

[11]第九次世界大会所通过的“在全洲及长期地发动乡村游击战的战略”路线，被第十次世界大会谴责为错误的路线。这就意味著国际多数倾向的正式的自我批评。

[12]Jack Barnes的文章，见在（10）中所引的公报。

[13]当我们谈到美国同意与第四国际的组织联系，这总是在〔美国的〕反动的Voorhis法案所强加的限制之内。

[14]印度西亚共产党领导人。

[15]自从那时以来，印尼军队曾经对东帝汶的人民进行一次差不多灭绝整个人民的大屠杀。

[16]我们只能读吴宏达的书的佛兰芒语本。我们应该加一句，在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印度——孩童们为了极少量的薪酬，去做非人道的、摧残身体的劳动。这在事实上也是奴工。数以千万计的穷人正捱饿。

[17]《国际新闻通讯》，1994年11月。

[18]引自同上资料。我曾基于错误消息，在斯巴达同盟者的会议上说，我们在安特卫普三位议员。我们在此改正那个错误。

[19]见澳大利亚的《Links》杂志，1994年4—6月号。

[20]《国际观点》，1995年3月号。

[21]Dan Gallin，国际食品工人工会总书记，写了一篇有趣的文章，讨论“世界劳工市场”，一个有点夸大的意念，如果它本来应该描述目前局势，不是描述明显趋势的话。他注意到，跨国公司的“非地方化”政策，倾向于导致全球工资的下降趋向、全球工作的丧失及全球工会的弱化。（我们只有这篇文章的西班牙文版本，刊在《Initiativa Socialista》上，1994年12月号）。但是所有这些，对工会产生日益增大的压力，要它采取国际的（国际主义）行动。

[22]《国际新闻通讯》，1994年11月号。

[23]出处同前。

[24]《国际新闻通讯》，1995年4月号。

[25]在《过渡纲领》的第一章，它说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不但已经成熟，甚至已经开始腐烂了。这个句子的前一部分，在1938年，明显是正确的，而它在今天也是正确的。但是，这个句子的后一部份，在1938年，只是部份地正确，而今天，也只是部份地正确。
　　如果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在1938年开始腐烂，而且继续腐烂了55年，那社会主义不是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
　　这个问题与我们在我们的演说中所说的生产力的发展有关。我们应该永远不要忘记，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生产力的观念包括人的生产力，那就是无产阶级、工资劳动阶级。

[26]我在这里举几个干部学校的1995年计划的例子：经济研究班，用英语及西班牙语——1995年3月；阿拉伯地区定期集会，用阿拉伯语——1995年8月；研究马克思主义基础的青年学校，用英语、法国及西班牙语——1995年9月。
　　如果我们不被财政所限制的话，我们可以多开几个研究班。
　　这个学校已经出版20多本笔记本及资料底稿，讨论各种各样的题目。

[27]对这些酷刑的最好的报告是法文的《浓疮》一书。

[28]Raymond Molinier著的西班牙文本的《托洛茨基活在50年以后的今天》，布宜诺斯艾利斯，1992年，第112—114页。

[29]关于西·伯卢尼与法国军队合作、反对民族解放阵线的事情，见Jacques Kergoat著的法文本的《Marceau Pirert左派社会党人》（巴黎，1994年）第320页及Mohammed Harbi著的法文本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幻景及现实》（巴黎，1980年），第157页。

【兆立译自《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In Defense of Marxism (New York, NY) [ISSN 1083-6764]. - 13.1995 (1=125) : pp. 1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