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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尔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观点
Mandel's Views o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沙玛利（ Catherine Samary）著
兆立 译
（1997）
这篇文章将讨论三个有机地联系的争论：（1）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本身的争论；（2）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观念的争论；（3）关于（前）‘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它们现在所经的转变的性质的争论。
首先，我要归纳一下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多年来对于这些问题的一致的态度。然后，我要看看一些主要争论以评估曼德尔的贡献的长处和弱点。由于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正在不断的进行，他的关于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看法今天可以重新加以思考，或者是定出更好型式。最后，我要站在为社会主义社会奋斗这个更广大的、现在是中心问题的立场，回顾这个争论。
导言：曼德尔的一致性
曼德尔（特别是在教书的时候——我就是从他那里学到这样做的）时常着重马克思主义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的、那就是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间的过渡社会思想的局限性。虽然马克思可以根据他那个时代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在《资本论》中阐述他的观念，他拒绝凭空想出任何社会主义的‘模式’。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不得不要在‘实际进展的过程中’对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作出理论的说明，而且总是在贫穷国家，不是在发达国家这样做的。斯大林主义，除了在内部压制异见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以外，还增添了额外的理论困难。因此，曼德尔说，马克思主义者，在试图了解东欧国家的时候，面对着‘一个基本问题：需要用来分析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移动的社会的理论骨架还没有存在……〔因此〕要决定那一种发展是由于官僚的堕落、那一种是由于历史的必然，是极端困难的’。他又说：‘我们知道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看法，而且，虽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严密地下个定义，是困难的，但是我们十分清楚地知道，什么不是社会主义。’[1]
曼德尔对什么不是社会主义的观点，几乎终其一生，完全是由他的这样的信念所决定的：社会主义的意思，是直接的自我组织，根本不需要货币。后来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则证明这个‘反面定义’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么清楚。
1）曼德尔一贯地支持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关于社会主义的古典解释，认为它是一个以‘生产者们的直接结合’为基础的社会，而这些生产者会运用他们自己的直接的判断来分派资源、组织生产和分配。废除被资本主义市场中的商品关系所掩盖的社会关系，明显地是解放的社会主义方案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时常被曼德尔定义为商品范畴的枯萎，与渐增的丰裕、渐增的自我组织有关。曼德尔在与诺夫（Alec Nove）的争论中，将他的论点集中在他所声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的目标——没有商品生产的社会主义’的可行性上。[2]他把实现这样一个目标的可能性与生产力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因此，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曼德尔把社会主义了解为：全世界工人们反抗最发达的、被明确有力地表达为一个世界制度的资本主义的产物。社会主义革命曾经在资本主义的边缘得到胜利、但是没有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的援助这个事实，意味着后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这并不是斯大林主义堕落的结果，而是发展不足与孤立的结果（后两种情况的本身是斯大林主义得以滋长的主要条件）。
2）曼德尔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的观念，是布尔什维克在1920年代的看法的延续。这个观念是十月革命以后才开始有的。因此，它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作为‘朝向共产主义的一个过渡’的观念有点不同。它与在俄国夺取政权只是全球抵抗国际资本主义统治过程的第一步这个观念有有机的联系。对布尔什维克而言，这个革命、这个新社会，在它们的目的上，是‘社会主义的’——在它们的社会现实上却不是。没有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的胜利帮助，阶级、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市场等的废除，以及发展不足情况的完全改变，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做到的。‘在一个国家’，在发展不足的条件下，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但是，打破‘帝国主义锁链’的最弱一环，可以鼓励更多的反抗，使在苏联开始社会主义转变成为可能。
苏联就是在这样一个准则下被认为是一个混合社会，它的动力是朝向在一个工人国家内的社会主义转变。布尔什维克最初使用的公式有一种描述性的趋向；呈现出与（‘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小私有财产）生产关系、与所有制有关的‘种种部门’并列的景象，而所有这些部门都受到国家的管制。这个计划本身则被冠以‘社会主义的’这个形容词。普列奥勃拉仁斯基对过渡社会在生产力非常高的资本主义环境中的各种互相矛盾的逻辑，发展出一个全面的看法。他把它公式化为价值规律与‘社会主义积累规律’之间的矛盾。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不得不要实行的主要历史任务，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转变。不断革命的纲领，在民族及国际的平面上，表达了这些要实现的任务，从革命的最初条件开始，然后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树立物质、经济和文化的基础。
曼德尔在面对着苏维埃社会的官僚化和斯大林之宣布社会主义能够（且事实上已经在1936年之前）在一国之内建成时，根据以上这个理论得出他自己的分析。
曼德尔在说明（现有）过渡社会的非社会主义的特性的时候所着重指出的主要特征，除了工人们完全没有决定权力之外，就是货币、商品范畴的持续存在。与之对比，他把苏维埃计划对价值规律的限制和它的非商品性内容，与这些社会的非资本主义特性联系起来。
与其只把不同的生产关系并列起来，曼德尔越来越坚决主张分析过渡社会本身的‘特定生产关系’的必要[3]：把它看为‘既非资本主义的、又非社会主义的’关系。
曼德尔不认为商品范畴、某些市场关系会在其中继续存在的那个过渡阶段是短期的，或者只局限于发展不足的国家之内。它在基本上与生产力的发展不足有关，如果与仍要在世界规模上加以满足的需要比较的话。
沿着与普列奥勃拉仁斯基一样的思路，曼德尔因此坚决主张：只要世界还没有达到丰裕的地步，你就得忍受各种互相矛盾的逻辑。他更时常用计划的逻辑和仍然存在的市场（世界市场、消费品市场等等）的逻辑之间的冲突这个公式来表达它；或者用‘资产阶级分配标准‘（按劳分配）与计划逻辑之间的冲突来表达它。
因为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不是（并且将不会）只在短期（在革命时期）之中提出，曼德尔坚决主张物质奖励的必要性，而且在这同时着重指出货币奖励可能会产生的矛盾。[4]因此，他着重那些能够激励集体行为、改进工作条件、教育及责任感的奖励。
3）十月革命的堕落导致曼德尔试图了解另一个与工人国家的官僚化有关的剥削和异化的根源：计划本身能够隐藏剥削和异化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事实上是在曼德尔分析为容易直接去计划的（即货币不扮演积极角色的）那些生产部门存在的。曼德尔对官僚层的分析，着重于权力委托和分工在被政治条件所加剧的发展不足国家中所产生的影响。这个对工人国家官僚化的分析，加强了他的理论观点和政治结论。他着重指出，只有工人们的自我活动和自我组织，才有可能使国家的枯萎、市场的枯萎成为到达社会主义未来的先决条件。
根据曼德尔的强烈的唯物论的信念，克服商品关系和克服官僚统治之所以受到限制，根源于生产力的发展不足。但是，曼德尔的政治立场，使他抵拒了‘历史唯物论’的单向推行动的、宿命论的版本。生产力的发展不足，既不意味着抵拒官僚堕落是不可能的，也不意味抵拒市场关系必定会占优势。他反对贝特兰（Charles Bettelheim），就是站在这些基地上，就是建基于对这些特定的社会的生产关系进行一个具体的、理论的分析：那就是，不但对在每个工厂的平面上的、而且对工厂与工厂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进行具体的理论分析。[5]
曼德尔与普列奥勃拉仁斯基一样（以后与布鲁斯一样），认为‘市场范畴’（价格、工资等等）的存在’与价值规律的主宰之间有一个基本的分别，前者并不是后者的‘证明’。因此，他对货币（及价格）在不同经济部门中的角色，作出分析，并且提出理由证明，尽管在计划制度中有各种官僚特征和浪费，劳动在其中仍然有起直接作用的社会特性。他所依据的理由，主要是：你不能用市场的‘制裁’（破产、失业）来对付坏的计划。官僚计划的主要特征是质量差或者使用价值的生产不足。
托洛茨基的预测
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及类似社会的性质的争论，是沿着这些思路发展的。他们也不得不评估托洛茨基的预测：特定的官僚生产模式在历史上是不会有位置的。虽然托洛茨基留给后人去回答官僚层之转变为一个阶级的假设（如果它能够摧毁工人的反抗能力的话），他却提出了，不是社会主义的、反官僚的革命，就是资本主义的复辟这个基本抉择：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会快速速地发生。
官僚统治在地域上的扩张和相对的长期间，使得要么主张官僚层是世界资产阶级统治的直接工具、要么主张它能够（或者已经）结晶为一个新阶级的分析有了可信度。
曼德尔一贯反对这种论点，他的论据是：官僚堕落——以及甚至反革命——并没有废止（反而甚至加强）这些社会的非资本主义面貌，也不能够摧毁工人对官僚独裁的反抗。它意味着托洛茨基的基本抉择仍然被提出来，虽然这个决定被多搁置了几十年。曼德尔试图分析为什么它能够悬而未决了这么多年。但是，他时常再三地解释，在历史的时间（阶级本身能够巩固起来所需要的时间）中，几十年并不算长；而且他提出理由证明，资本主义的反革命一定要摧毁这个国家、损害工人，这两件事都没有在1980年代以前发生。
在国际平面上，曼德尔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殊性：一方面，这个战争是在工人阶级的局部失败中终结的；但是，另一方面，它是处在法西斯主义的失败、革命（向南斯拉夫、中国）的扩张、日益增高的工人阶级活动的一般骨架中。工人们的抵抗能力并没有被破坏，即使他们缺乏主观能力使阶级斗争有坚持不懈的社会主义动力。‘民主资产阶级’和斯大林主义的反法西斯主义同盟，在一段时期之内巩固了双方的政权，但是受到强大的工人阶级压力。后一点不得不要被战后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人国家的官僚层考虑在内。这一点在曼德尔对晚期资本主义、官僚改革的了解中，扮演主要的角色。这些特点，在曼德尔的分析中，增强了工人阶级在两条阵在线抵抗的主题：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官僚层的‘三角斗争’的论点。但是在这里是没有对称的：苏联式的社会的扩张仍在过渡社会的概念骨架中被分析，即使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被认为是被阻碍了。在曼德尔的过渡社会的定义中，其主要的特色并不是这些社会的动力（朝向什么的过渡？），而是这些社会的‘既非/又非’的性质：它们在阶级统治方面的未决定性。曼德尔认为它们仍然既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稳定的。那就是说，不管这些社会的混杂性质，在各种坚持不懈的生产逻辑之间、在世界资产阶级与工人们之间的基本阶级对抗，仍然是主要关键：要么会有资本主义的复辟，要么会有‘政治革命’。
那个‘政治革命’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呢？曼德尔说，这个观念的‘不明确’…不是在于‘政治革命’这个词语上，而是在于工人国家的政治革命的奇特性上，在这里，根据定义，工人国家，即使是官僚化了的，也是一个有独特的经济重量的国家。因此，甚至一个“纯粹是政治性”的革命（不管这个观念有多荒谬），明显地会有比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社会经济影响无限大的社会经济影响。资产阶级政治革命顶多把资产阶级中的另一派系来代替当政的一派…，〔而在官僚化工人国家的〕政治革命可能只是：生产者、劳动者的群众，以民主选出的工人会议的权力形式。即苏维埃，来接收国家、经济和社会活动各部门的管理。[6]
因此，‘政治革命’这个公式，是与统治官僚层和国家的特性描写有关联的。
‘堕落的工人国家’这个公式，是托洛茨基在分析‘被背叛的革命’时发展出来的。它表达了一个矛盾的、结合以下几个特色的现实：
1）斯大林主义是一个‘政治反革命’。这个政治反革命不仅仅、或者主要地巩固了斯大林的统治，而且使一个通过党/国家来保卫它自己的特殊物质利益的官僚层结晶化了；这个国家‘官僚地堕落了’。社会的社会主义转变被阻碍了，除非有一个新的工人暴动、一个反官僚的‘政治革命’发生。
2）但是，这个国家仍然被定性为工人阶级的国家，第一，因为还没有发生一次社会反革命、一次资本主义复辟；第二，因为官僚层份还没有稳定到在一个特定的生产模式中有一个独立的地位。它代表工人——而且在他们受损害的情况下——而统治。
曼德尔对苏维埃国家的社会性质的分析，是在这个骨架中培育起来的。它是与他对那个国家的官僚层的分析——以及他对工人阶级的情况的评估——有关联的。根据曼德尔的了解，官僚层把‘苏联社会中所有以这种或那种方法享受特权的层份’包括在内。‘因为官僚层并不拥有生产数据，所以它全无例外地根据按劳计酬制（exclusively as a function of remuneration for its labour-power）而参加国民收入的分配’。官僚们‘并不仅仅是工人们的子女，而甚至是前工人们自己’。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小部份’。[7]
工人们不但没有在官僚独裁之下受到削弱，反而在数量上、质素上（技术水平的日益增加）有了发展。因此，曼德尔着重指出：
……这个情况的一个基本的似非而是的地方是：工人阶级在所有官方宣传上被宣布为统治阶级，在实际上却毫无任何政治权利。在这同时，虽然工人阶级没有参加经济、国家的管理，然而它的确掌握实际上的权力和权利。
[8]
最后，根据曼德尔说：
“……‘官僚化工人国家’这个公式是指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准则。就马克思主义而论，没有一个超越阶级之上的国家这种东西。国家是为某一阶级的历史利益而服务的。……到目前为止，这个国家已经阻止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权力的恢复。”
“……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用‘工人的’这个形容词。……在保持某种在历史上与某一社会阶级的利益有关联的社会经济结构，与在一个社会阶级本身所认为和要处于的社会地位的意义上保卫它的眼前及日常的利益之间，有一个非常大的分别。”
[9]
第一，……在官僚层自己的物质利益与经济增长的完善化之间鍜造一个合理的联系，是不可能的。第二，要直接生产者自己克服对生产的相对的漠不关心，也是没有办法的。
[10]
曼德尔，跟托洛茨基一样，着重这个事实：一部份官僚层，‘特别是它的“经理”一层’，企图通过资本主义复辟来稳固它的特权。
但是，在所有这些倾向能够导向真正的资本主义复辟之前，他们会不得不要压服主要部份的国家机构中反对这个趋势的人们的反抗。这个，附带说一句，是我们不顾所有反工人阶级措施、完全缺乏直接的工人阶级权力、或者甚至政治权利、仍然使用‘堕落的工人国家’这个科学公式来描述苏联的客观辩解。甚至更重要的是，他们会不得不要压服无产阶级本身的反抗，因为，在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这个阶级会损失很多东西，特别是从工人阶级的观点看来，毫无疑问会失去十月革命仍然遗留的主要战利品：一种工作保障，它的质素比在资本主义所存在的质素更高。[11]
在曼德尔的以上分析中，明显地有一个预测的错误。但是，这个错误在什么地方？它与他对斯大林主义的全盘了解有什么关系？换句话说，自从斯大林以来的官僚层毕竟是一个国家资产阶级或者一个新阶级吗？或者，在1980年代的时候，阶级斗争的动力有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吗？在那个特定的国际环境中，这个制度的危机以及所有革命经验的危机，将工人们、官僚们之试图保卫他们的利益的方法，到底改变到什么程度？如果那是低估（或者估计得不好）（因为我认为它是这样子的），那末在这个观念被提出的方式中，也有什么东西不清楚或者错了。这些都是下面将要讨论的东西。
大多数曼德尔所参加的、关于苏联社会的动力的争论，可以根据正在发生的转变，直接加以评估。其它的则超出了这个试验的范围，虽然它们明显地深受它的影响。它们关系到社会主义方案本身。对这些主要的争论制订一个平衡表、估计曼德尔的长处和短处，是可能的。
1. 关于‘过渡社会’的争论：
资本主义复辟的检验标准
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和被称为‘向市场过渡’的过程，有许多东西可以告诉我们。它应该有助于克服一些先前的争论的僵化，而且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作出更有系统的阐述。不管（或者因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灾难社会效果及斯大林主义所留下的可怕的遗产，我们在柏林墙倒塌了六年多的今天，必须利用我们在‘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中到目前为止已经走过的短短路程。
对正在进行的资本主义复辟过程写出一篇有系统的分析报告，就会超过这篇文章的范围。[12]那样做就需要引用关于目前局势的许多数字、对所有有关的国家采取比较的态度，而曼德尔所参与的主要争论以及大多数关于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的讨论，都集中在前苏联上。这里，现在的东西只用来澄清过去的东西，而整个讨论将主要地集中在苏联上。
不过，为了总结关键性的东西，这里必须着重某些共同特征、共同困难。
在1980年代的末期，人们可能有这个印象，认为一党制度的崩溃、资本主义的复辟是一个难以相信地容易的过程。这些国家的人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损失的观念被加强了。工人们不愿意保卫的‘官僚化工人国家’——官僚们也不愿意。与曼德尔的期望刚好相反，前特权层中的主要层份甚至在朝向私有化的转变中，扮演一个决定性角色。但是主要的教训倒是资本主义复辟是一个困难的过程。对于人民在这个过程中会损失很多东西这个事实，现在不再有任何怀疑了。在那些过渡过程最‘前进’、最‘成功’的地方——立陶宛、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人民已经以选出与过去有某些连续性的政党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幻灭。可是倒回过去是不会了。波兰或匈牙利的‘前共产党的’新社会民主党人，都不准备阻止他们的国家与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融合。甚至俄国的争权斗争，选择什么形式的资本主义——为谁的利益——的成份，多过选择真正对立的方案的成份。但是，如果我们回顾整个过程，反对一党制度的各种不同的人民民主形式的确存在，但是从下而上的、支持明确的复辟主义纲领的革命是没有的。唯一局部的例外是德国统一。但是能够使整个东欧融入资本主义秩序、又能替其付账的西德是没有的。
不管在捷克共和国也好、俄国也好，都宣布‘私有化’或多或少地完成了。可是，在这些宣布的背后，这个复辟过程却缺乏资本、缺乏社会基础。它不是一个以已经存在的资产阶级为基础的有机过程。
这就意味着，我们正面对一个绝对新的历史经验。这在实际上与这些社会在复辟之前的特性有关。有些分析家不愿意称它们为‘后资本主义’社会，因为 ‘前资本主义’和半封建的市场生产形式的因子都还存在。但是，第一，不像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今天有一个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在地球的每个角落，都有它的机构。那是今天的复辟主义过程中的一个主要因素。第二，在苏联，工业代表国民生产的最大部份。它雇用了大群的享有工作保障的工人。所有这些特征，接近‘后资本主义’现实的成份，远远多过接近封建的成份。
我讲了以上这些话的目的，是要避免过份抽象的争论。
不管用什么概念来描述前苏联，为了要了解真正的社会关系，我们需要——现在仍然需要——看看这个概念的背后、经济范畴的背后、计划的背后，正像在西方，我们需要看看市场的背后一样，以了解真正的社会关系。这就是我在这里所关心的地方。只有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搞清楚各种不同的概念的效用。
我将讨论以下的关于正在进行的‘向市场过渡’的问题和关于这些社会的性质的争论：（1）在资本主义复辟的经验光照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2）‘新阶级’理论；（3）需要1989-1991年的历史性转折点的理由；（4）‘软性’反革命；（5）在过渡社会中的国家的性质。讨论了这些问题之后，我将转到重新思考、重新用公式表示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的问题。
1.1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和苏维埃式社会的经济范畴的争论[13]
尽管‘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不难解释为什么旧的官僚统治层在进行着复辟的过程中扮演一个主要角色（‘它已经是一个资产阶级’）这个事实，并没有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前制度的特定的非资本主义特征。因此，它并没有帮助我们了解甚么是起关键作用的东西；它并没有澄清我们正在面对的历史性转折点。似非而是的是，附带说一句，它并没有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最有可能成为事实的资本主义复辟形式是国家资本主义。这样一个概念，必定要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特征、社会关系和剥削机制，有点关系。那在今天，是以必须（从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破坏以前制度这种方式而被提出的。那是世界资产阶级（通过它的‘专家’和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联盟）正在自觉进行的工作。世界资产阶级正在发现的，却是这个实行方案的困难和高成本。
今日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
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法国）的国有化帮助私有部门增加利润；这个做法从来不意味着限制私有财产的权利。那并不是苏联的动力。还有，在‘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有化工业部门之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被私有化，是因为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的市场竞争的条件下，私有资本会有较高的效率。无论如何，不管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或在它们的边缘地带，例如拉丁美洲，私有化是在有资本市场、资本主义金融机构等等的市场经济中发生的。这决不是前苏联的情况。在东欧、特别是在前苏联成问题的是，整个工业的主要部份在市场的条件下是无利可赚的，它的私有化、资本市场的创立和工人们之被转变为‘自由’劳动者。换句话说，成问题的是，如何（重新）建立所有能够使货币变成资本、资本主义市场标准和规章运转的社会关系和机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就不可能解释这点。
托尼．克利夫（Tony Cliff）在过去的主要论点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强制规定苏联投资的逻辑。其实，倒转过来说才是真的。苏联可以保护它自己不受世界市场的干涉达几十年之久，而它主要地是由于阻止它购买战略性技术的种种抵制，才被迫这样做的。输入政策，是由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分工和东欧国家——但不是苏联——在1970年代的开放给外国信贷和输入所形成的。这些国家在1980年代的债务危机（因苏联的支持和经互会的价格制度而缓和了一段时间）、军备竞赛对苏联的直接冲击，在它们本身制度的内在矛盾正在增加的时刻，在性质上增加了世界资本主义对这些社会的影响。俄国将其经济开放给直接的世界市场压力，主要地是作为它的复辟主义政府的‘电震治疗’的一部份。这个外债在1990年代有了戏剧性的增加。
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可以联系复辟主义的背景来说明世界市场在俄国经济中的直接角色。这在从斯大林巩固权力到1980年代的这段时期，并不是如此的。开放俄国给世界市场的结果（开放其它东欧国家的结果也一样），已经是一个大灾祸。与‘国家资本主义’的说法完全相反，这让我们评价一下在过去那个压力不起作用的时候，情况会是怎么样。
但是，这并不是这个故事的结束。单单根据世界资本主义的压力，就来定义一个社会为资本主义，明显地是不充足的。我必须对现有的内部机制、社会关系和市场机构作出具体的分析，因为通过这些机制、关系和机构，这个压力才被施加、资本主义关系才能得到分析。资本主义的剥削并不是唯一的、历史的剥削形式，那就是说，并不是被特定社会层份或阶级侵吞剩余物的唯一的、历史的形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侵吞剩余物必须采取剩余价值的形式、利润的形式：货币必须能够通过特定的生产关系、所有制关系，产生出更多的货币。
这是苏联的情况吗？如果官僚层在前苏联已经是一个资产阶级，为什么在那里建立市场规则、建立一个资本市场是如此困难呢？为什么外在的、从世界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机构）而来的压力不足以重新建立价值规律的统治？就目前而论，它在俄国还没有适当地运转。
我们可以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个明确的纲领中清楚地看到过去在苏联防止资本主义规则指导投资方向的是一些什么东西：[14]
·在计划部门，货币是一个（坏的、而且有点被动的）工具，只被用来作为一个结算单位（即使它被称为‘卢布’，你除了当它被分配为工资的时候以外，不能用它来买任何东西）。
·在1980年代以前，工厂没有真正的账，因为没有真正的‘成本’测量。[15]
·经理（或者其它私人）不能买、卖生产数据、原料或工厂。
·工厂不能破产。
·没有资本市场，没有在私人资本和利润的基础上运转的银行制度。
·工人们在巨大的工厂中广泛地‘社会主义化’了。这些工厂不但给他们工作与工资，而且给他们各种各样的货物与服务、公寓房间、儿童保育，甚至于医院、学校和度假中心。这些社会环节曾经（而且仍然）是阻止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主要力量。它们之被引进，是因为经理们要不惜任何代价保持他们所需要的劳动力。常常是整个镇，如果不是整个区域，是围绕着那些巨大的联合企业而建筑起来的。
·价格是根据计划机构的社会或经济目标而定出的，并不反映成本或供求的压力。
·没有‘真正的所有人’。官僚们的行为是与他们既不是生产数据的集体‘所有人’、又不是生产数据的私人‘所有人’这个事实一致的。他们为了保持他们的特权，所以不计成本地去生产。工人们也不是具有控制和决定权的‘真正所有人’。不负责任，就是因这种异化所付的代价。
正如‘电震治疗’的著名提倡人、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Jettroy Sachs）清楚地说过，私有化的用意，一是打破非资本主义的制度，二是强加适合于市场行为准则的新社会关系。
曼德尔的分析的最大强点就在这里：前苏联的生产数据的非商品性质，计划在于以使用价值为基础的主要特点那样，‘货币’在计划部门过程的‘被动角色’。这在价格变化所产生的非常有限的重整中，仍然全都可以看得见。大工厂与大工厂之间的以货易货的关系，巨大的工厂内部的债务，在生产戏剧性地的下降的背景下的有限度失业：这些全是意义重大的方法来逃避信贷制度的压力；逃避与价值规律有关的社会关系。私有化过程中的主要困难，是缺乏资本——这也意味着缺乏‘真正资产阶级’将资本带来。那就是为什么私有化常常是就法律的意义而言的（在俄国，最常见的策略曾经是将所有权转移给包括经理在内的工厂‘集体’）、没有重整的而且在经理们与工人们之间的行为和关系上没有真正的变化。
这被像萨皮尔（Jasques Sapir）（贝特兰的一位前支持者）那样的人们对俄国社会中（在1995年）仍然占主导地位的‘非市场’现实所作的具体分析所证实：
“在俄国，经济弹性的缺乏包括劳动力在内，因为公司是经济整合的地方。劳动者的社会收益必须由公司提供资金，而且成为固定资本的一部份。……从1988年开始对工资基金的中央控制的解体促进了劳动者在公司内的权力的肯定。到了1991年底，真正平均工资比1987年水平高了一倍。”
[16]
“市场基础结构的不发达，不管是物质上的或是机制上的，不是阻止调解机制的运转，就是使它发生相反的效果。……支付危机的浮现反映了技术上和体制上都有较大的僵化情况的存在：生产制度不能适应游戏规律的瞬时转变。”
[17]
“考虑到市场行为准则的条件的缺乏，另一个极重要因素在于公司在旧苏维埃制度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公司不只是人们工作、拿工资的地方；它们在社会规划中扮演重大的角色，对地方的基础结构作出决定性的贡献（房屋、托儿中心、医疗室）。这一点不只对它们的财务是一件拖后腿的事，也使个别或集体的解雇非常难以实行。……这个制度的自动分解替巩固公司管理部门与地方精英之间的关系制造了条件。……因此，使任何种类的破产法生效，至少在短期之内，是不可能的。”
[18]
“……田园诗般成功过渡的图画仍然隐藏了好几个重大的、与重整中公司的延迟和银行制度的弱点有关的结构问题。……1991年发动的私有化过程，从几乎不存在的私有部门开始，已把私有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成份，从1990年的4%增加到今天的几乎70%。……但是陪伴着它的，常常只是这个过程的形式部份〔即在两次不同的浪潮中允许捷克公民变成股东的那个‘大私有化’过程〕。即在两次不同的浪潮中允许捷克公民变成股东的那个。一旦这些股份被各个投资基金所分，这些基金却常常不能够对公司实施真正的控制。在这同时，大的国有银行，由于其中的大部份管理投资基金（通过这些基金，它们控制几乎70%的新发行股票），却一方面成为股东，另一方面成为私有化公司的债权人，这就解释了少量的破产。此外，经济改革常常还没有开始，很多公司也没有真正开始重整过程。在这同时，私有化合同常常包括‘反解雇’的条款。……附带说一句，银行部门仍然是最常见到经济计划的痕迹的地方：极多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有可疑的负债项目。
[19]
‘官僚化工人国家’的公式，对复辟主义过程的支持者对旧制度的‘批评’，作出回应：
1）‘太多保护’、‘工人的特权’、‘平等主义’、‘懒惰的工人’。这与市场行为准刖的废止、官僚剥削形式的限制、官僚统治的代表工人、牺牲工人的特征、对矿工比对医生有利的工资结构、工人对工作节奏的控制——但是也与不负责任、异化等等有一些关系。
2）‘没有真正的所有主’。
a）普通人民，特别是工人，一向强烈地反对‘官僚统治层的私有化’。他们认为这种私有化是抢劫，是一种非法的私占。他们从来没有认为官僚是所有主；甚至国家也未被认为是所有主。财产被期望是（而且被认为是）‘属于社会的’。‘大规模私有化’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响应大众要求社会所有制的私有化应该公正。你怎样能够解释、了解那点，如果官僚们是真正的‘集体所有主’？过去是没有股份、没有财产给官僚们转移给他们的子女。所以他们现在要私有化。
b）各种自由主义的‘财产权’理论都证实曼德尔所说的、官僚们的行为在缺乏真正所有权（财产的控制、传代等等）的情况中的合理性。新自由主义者的结论是，需要私有化；我们的结论是，需要真正的社会化，那就是由社会来控制。但是双方的诊断是一样的，因为官僚们不是真正的所有主（他们没有私人积累权，没有雇用、解雇工人的自由，没有购买或关闭工厂的权利），他们对有效率的生产不感兴趣。他们唯一的兴趣是得到更好、更多的缺乏货品和服务——那是消费者的思想逻辑。
但是，曼德尔的论点中也有一些弱点——以及一个预测的错误。那就需要解释。
1）因为他要避免让官僚层是一个阶级的这种分析有可信性，他常常拒绝承认官僚们的确享有与他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有关的特权（对一部份剩余品有特定形式的私人占有）。事实上，在他们在生产圈子中的功能与他们的特权之间，有一个特定的联系。它是在计划的实施由非生产的方法来支配的环境中真正所有制（和控制）的一个局部、不完全、不确定的形式。
官僚们不能拿利润来投资。所以，他们的收入采取工资和容易得到特殊货品、商店、汽车、公寓、旅行机会等等的形式。可是，这些物质特权当然与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功能有关。那个功能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功能，但是它确实存在。他们可以保护、改进他们的地位和特权，如果他们实现计划的目标（或者超过它们）——没有引起工人的不安宁；他们的职位任命是靠政治的标准。因为官僚们没有合法的所有权，而且是代表工人而统治的，他们比资产阶级之惧怕真正工会更惧怕工人的不安宁（不管缺乏任何自我组织的权利）。如果他们被认为要对不安宁负责任，他们就可以简单地被解雇，而且在一夜之间失去一切。那就是为什么工人的不安宁和罢工威胁，甚至于在没有任何罢工权利的情况下，是如此有效。[20]这导致官僚们着迷于计划在形式上的实现——以及着迷于在得到尽可能多的资源上（特别是为了保持原有的工人数量）、在尽可能减少官方目标上、在隐瞒那些他们在生产过程中也许需要的（而且买不到的）资源上的讨价还价。
贝特兰（像‘国家资本主义’论的其它支持者一样）着重指出地方的（部门的、地区的）经理们在计划过程中所获取的愈来愈大的‘讨价还价权力’。他是对的。这并不意味着那里有被市场、那就是说被市场规律和约束所连结起来的‘独立’生产单位（在这一点上，曼德尔是对的）。但是它的确意味着，在被计划的东西与被生产的东西之间，有愈来愈大的差距，并且意味着愈来愈大的成本和浪费。
在这个情形下，说被计划的每样事情，像曼德尔所说的，都‘被直接承认为社会劳动’，是正确的，但是不充分。正确的，是因为没有破产、没有价格上自动与浪费挂钩的变化，在事后对被认为是‘社会必要的’‘私人劳动’量作出决定。但是，一个计划制度在事实上需要一个‘社会必要劳动’范畴的等价物。[21]它在苏联并不存在。
2）尤其是，曼德尔对于官僚层的主要部份之拒绝资本主义复辟的观点，足以描述在过去几十年中所发生的事情。首先斯大林主义的巩固，接着官僚层统治方式的改变和改革，都是在非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作出的。市场的局部使用和局部私有化，一向是附属于非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早先（从斯大林的强迫集体化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至少在戈尔巴乔夫统治开始时）的官僚改革逻辑，是试图改进这个制度的效率，并不是改变它——与今天不同。这些是官僚改革：他们使用局部的市场机制，并不使用民主。这些前后矛盾的特征总是在官僚层内部产生分化。这些都已经被曼德尔所分析。
但是，这是不够预测转折点的。在持续的复辟过程中，官僚统治层的主要部份一向是直接为自己的利益而支持私有化的，而真正反对复辟过程的，是前机构的不重要部份。分化能够发生在本土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之间、主张国家资本主义战略的人们与主张立刻（不可能的）系统化的私有化的人们之间、极反对与不太反对外国统治人们之间等等。这些困难是真实的；我在后面将会讨论它们。如果三角斗争的形势还存在的话，它的基底已经改变了。资产阶级的一边已被巩固、扩大；官僚层的一边已经衰落，失去了它的内聚性。三角形的工人一边，在整个过程中，已经是最弱的。（我将在第3节中讨论这个事情的原因。）
1.2 关于‘新阶级’的争论
曼德尔之用‘官僚化工人国家’来解释问题，便能够着重指出没有一个改革曾经稳定官僚层的统治。官僚以工人的名义（但是以工人为代价）的特定统治方式，并没有给它在生产关系中通过真正所有制而得到的独立位置。这个官僚层，不能够站在它的混种的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发动阶级攻势。如果是一个‘新阶级’，则它在历史的意义上就会是非常年轻（假如它在革命之后诞生的话），而且非常脆弱。这个‘新阶级’的理论必须解释为什么官僚层的主要部份转向变成真正的资产阶级，而‘国家资本主义’的论点却根本不能使人了解为什么有这样一个转向。从这个观点来看，‘官僚化工人国家’的公式是比这两个供选择的论点更为恰当的。
曼德尔对‘官僚化工人国家’的公式的了解，有两个成为它的组成部份的、互相有关联的偏向。在一方面，他把所有已取得的进展表现为‘十月革命的长期结果’（尽管有些进展是斯大林、赫鲁晓夫等人所引进的）。在另一方面，他低估了那些恰恰是由于官僚们的引进而造成的进展的限制：充分但是坏的就业；免费但是质量愈来愈差的服务；教育与技能的增加、但是没有思想自由等等。
结晶化官僚层对‘过渡社会’的后果是，它真正阻塞了任何向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如果在当初曼德尔认真地把他自己的标准当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保卫一个阶级的历史利益）的诂，他就应该着重指出，在减弱工人们的抵抗资本主义复辟的能力上、在有利于官僚们之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上，苏维埃国家的反工人的内容，都是占主要位置的。那个现实解释为什么，当曼德尔必须澄清‘政治革命’应有的内容时，他不但描述政治革命的‘社会规模’，而且在事实上（正像我在导言中引用他的话那样）描述真正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新阶段。这与他对十月革命作为不断革命的全球任务中的一个阶段的历史意义与极限的全面分析，是一贯的。真实的是，资本主义的统治尚未重建起来。但是，阻止资本主义的回朝，只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许多任务中的一个。其它的任务已被官僚层的结晶化所阻碍。社会革命仍然是需要的。[22]
最后一点，我应该着重指出，那里（至少在苏联）是有一个真正社会学的、朝向自我再产生官僚层的趋向的。在勃列日湟夫的强烈保守的统治下，工人向上移动进党政机构的趋势停顿了。官僚们的子女渐增地比其它人有更好的机会进入大学、变成官僚。那就是说，官僚层试图稳定它自己为一个阶级的动力是存在的，即使它并没有成功。
1.3 需要一个历史转折点的理由
‘三角斗争’形势的变化
曼德尔对他以下的分析，并没有作出结论：官僚层之既不能够将它自己的物质利益与计划的任何效率取得协调、又不能够打破工人日益增加的被动性。官僚层的行为和选择（非资本主义的统治形式或者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当然与意识形态没有关系，而完全与实用主义有关系。官僚化工人国家及其官僚统治者的危机，必须从历史的观点来了解。这种了解，不是以官僚层 ‘性质’的永久特色为基础，而是以它在其中试图保持其特权的那个变化中的具体历史条件为基础的。官僚层的特权可以有一个特定的非资本主义的泉源，一直到某一时刻。到了那个时刻，官僚层就觉得，为了它自己的利益，它必须在新环境中，转向一个不同的逻辑。
直至1970年代中期，过渡社会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差距减少了。从那时以后，差距增大了。从70年代中期开始，这个制度之不能够从外延的生产形式、转移到密集的生产形式，不止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它通过在70年代（在苏联的支持下）向东欧日益增加输入的形式表现出来，在80年代引起了债务危机。
当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通过新自由主义政策和激进的技术革命向工人发动强大攻击的时候，官僚保守主义既不能够向工人强加‘纪律’，又不能够保持已经取得的进展，更不能进行任何技术革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又扩大了。由于军备竞赛、较高利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直接、可见的手等等，来自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压力更加增大了。反对任何形式福利国家的意识形态攻势，对苏联及东欧的知识分子，有决定性的打击，原因是1）接连的改革失败；〔2〕独立的社会主义运动与行动之被镇压；〕3）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等阶级层份比对苏联式社会的中等阶级层份更有利的奖励制度。
过渡社会的官僚们，只有在经济增长的条件下，才能在非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稳定他们自己的特权。
工人反官僚革命的缺乏
虽然，曼德尔对工人力量的某些方面的叙述是对的，他对工人在同时反对官僚层和复辟过程的时候扮演独立角色的能力，抱有太‘客观主义’的观点。甚至就‘客观’的平面而言，对所分析的特定生产关系的影响，也不够留心。
这个失败是过去的工人斗争的动力所促使的：1956年的匈牙利和波兰，总是被认为是工人斗争的自发逻辑是建立工人会议的明证，不管当时完全缺乏权利或组织。工人们的自我组织、自信和要求成为工厂的真正主人，是被这个制度的意识形态及被它的生产关系所刺激起来的︰官僚们不是合法的所有人，他们是以工人的名义而统治的。只有各种各样的压制——和工人们的被动——才能够保持那个局面。但是，在危机发生时期中，当党领导之间的分歧公开出现的时候，工人们的要求会突然增加了。曼德尔对的地方，是着重指出一个与巨大的集中、日益增高的技能和教育，以及一旦基本需要被满足以后的、日益增多的要求有关的力量。
不管官方为派遣苏联坦克而辩护的理由，这个斗争的动力不是资本主义的复辟。它是工厂的社会控制。也许曼德尔过高评估了这个动力。是的，当时有大规模的自我组织。但是，因为它是被苏联坦克或官僚统治者所撀垮，这个事实是有影响的。这一点在曼德尔的——或者我们之中任何人的——乐观主义中并没有被考虑在内。
他的乐观主义因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而更增强了。这个团结工会运动事实上代表一个转折点。它是以一个非常感人的工人阶级动员而开始的。但是，曼德尔接受了它的非常玫瑰色的图画，低估了这个运动中的主观弱点和（自我管理派和工会主义派之间、亲市场的专家们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内部矛盾。私有化并不是团结工会运动的纲领。但是它对市场问题的观点却非常混乱。市场对工人有利吗？对自我管理呢？或者相反地，它是使工人阶级四分五裂的一个工具，正像前南斯拉夫所发生的？
不管怎样，镇压再一次成为破坏大规模自我管理这个团结工会运动经验的主要正面方面的力量。波兰成为积聚工人阶级群众斗争经验的唯一社会。
总之，曼德尔低估了整个局面的好几个方面，以及它们对工人的意识的影响，特别是对苏联工人的影响：
1）企业之作为工人每日生活的社会化的一个形式，以及工人与管理部门在那个平面上所建立的、反对‘中央’的、本身包含着矛盾的同盟对工人的意识和进行‘阶级’斗争的能力的影响。
2）工人独立斗争的积累经验的缺乏——这不但是因为直接的镇压，而且正是因为工人在这个制度中的主要抵抗形式曾经是通过在工厂平面上对工作速度工作保障的控制。波兰的情况有点不同，其原因，一来是工人在没有类似的镇压的情况下积累经验的可能性，二来是价格市场改革突然把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那些在中央负责决定改变价格制度的人们。
3）市场和在企业平面上的集体私有化形式（这两种被视为抵抗中央官僚权力的形式）对工人的吸引力。
4）危机本身。这个危机增加了集体斗争的困难。工人怎么能够抗拒通货膨胀、日益增加的失业和不同地区、工业和工厂中日益分散的局面呢？他们怎么能够在常常为了挣多一点钱不得不兼两、三份工作的情况下斗争呢？
5）这样的幻想：通过私有化和市场不会失去什么东西的。这种幻想鼓励了对新政策的‘等着噍’的态度。与非资本主义生产形式有关联的社会进展已经在1970年代、1980年代恶化了。根据新自由主义的宣传、市场和私有化应该带来效率和自由、不是失业和贫穷。当这个实验完成的时候，要反对都来不及了。
6）所有革命实验的危机或失败与资产阶级反工人攻势的结合的国际背景。
7）已经被低估的（可能与某些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有关的）‘主观困难’。工人阶级仅仅是在直接民主的基础上对不同的剥削形式进行抗争，就其本身而言，并不给工人更好地组织生产/分配过程的能力。一条社会的，可供选择的道路，是一个复杂的、必须被创立的制度。工人为了能够抵抗资本主义的环境、参与另一个生产模式，需要（而且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个以上的激进政治先锋队。
1.4‘软性’反革命
曼德尔的说法：资本主义的复辟需要打破现有的国家，是真实的。真实的是，镇压的机构必须（或多或少地）被清除。单一的党之作为国家统治的一个主要工具必须被打碎，而这个制度及所有经济机构的法定架构必须被改变。也真实的是，‘政治迫害’常常发生，新的资产阶级政府试图为他们的机构寻找新的人员。
…但是所有这些发生在没有暴力革命的情况中。
这有几个理由：
·由于先前所分析的各种理由（官僚统治制度在经济增长一旦停止时的危机），极大部份的官僚层，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准备通过私有化来稳固他们的特权，或者准备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目标而服务。一党制掩盖了官僚层的混杂成份。高级干部（Nomenklatura）〔‘Nomenklatura’是俄国术语，用来描述该国由苏联共产党领导圈子所任命的高级职位持有人，或者可译为「权贵们」——译者注〕只是官僚层的一部份，而且是它的唯一部份靠一张党员证为其晋升、飞黄腾达的一个絶对先决条件。许多‘前官僚们’比较容易地转移立场。大量的金钱和向这个制度施加压力的国际资产阶级机构，都帮忙使这样一个行动方针有可信性。
·也是由于先前分析过的理由，工人们不能够抗拒这个在意识形态（宣传）的平面上呈现为反官僚、主张自由、讲究效率的过程。市场和私有化都是抽象的东西。抵抗的力量是分散的，大都集中在工厂的平面上。
可是，复辟主义的过程缺乏社会基础。这就以非常特定的方式说明曼德尔的某些关于这些社会的性质的观点。
演变的一般进程是这样的：1）政府内部发生了一个转变，将其所保卫的纲领从改革这个制度转变为进行‘有系统的改变’；2）国家机构、立法制度和镇压机器开始转变；3）转变的目的是改变社会——经济的逻辑：废除计划、价格改革、私有化，所有这些都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挟着日益增大的放外债的大权）的国际压力下进行的。
对工人大众而言，市场规则的发展意味着社会的退步。当他们发觉这一点的时候，已经太迟了。这并不使那些提倡了这些改变（谎报它们的效果）的当政者更得人心。
官僚不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如果它帮助他们稳固他们自己的权力或社会地位。但是，官僚为了能够去做它，光是转变他们自己为资产阶级是不够的，其理由有几点：
·官僚（除了一些黑手党成员以外）不能实行‘资本的原始积累’。现在，由于货币功能的改变（投资、投机的可能），资本的原始积累正在发生。与此同时，资本普遍地缺乏，如果与必须私有化的相比的话：每个国家的数以千计的工厂， 通常是巨大的，其总量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多数、劳动力的多数。每一个这些国家的储蓄金总量，相当于要私有化的工厂的总价值的百分之十至二十，如果这些工厂以最低可能的水平来估量的话。人民有储蓄这个事实，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准备投资在这些充满着危机的工厂上。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所有官僚都要变成资产阶级，仍然普遍地缺乏资产阶级（除了靠‘它自己’譬如西德或中国海外侨民的资本而成为资产阶级的那些国家以外）。
·官僚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方法将他们所管理工厂以很低廉的价格‘卖给’他们自己。但是，这个做法既不普遍，又不安全。还有，这样一种‘高级干部的私有化’，并没有给予官僚方法（金钱、合法性和因此是权力），去转变、重建和现代化他们的工厂、以变得具有竞争力。因此，对所有的官僚而言，资本主义复辟并不意味着稳定和社会安定。在纯正市场的情况下，大多数工厂就要关门。所以有些官僚用实干抵抗私有化，当他们的市场条件非常差劲的时候。
·他们准备要变成‘买办资产阶级’。但是外国资本没有涌进来。当1,500亿美元已经每年被德国资产阶级投资在它的新国土的时候，在1995年，只有大约200亿美元已被投资在整个东、中欧（一半在匈牙利），20亿美元在俄国。信用贷款是有的，但是简直是比不上马歇尔计划所给的。许多官僚可以卖他们的知识（特别是他们对这个制度的知识）。但是这并不保证每个人都有工作。
·集体私有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克服货币的短缺、高级干部不得人心的私有化的一个方法。它以给每个人‘票券’使得改变工厂的法律地位、正式批准私有化成为可能。这里所指的‘票券’，是一张有小量票面价值表示‘社会财产的一部份’的纸，人民可用它来购买股票。但是，例如在捷克共和国——处于这个过渡中的‘最先进’国家——，到现在为止，工厂的重建还没伴随着通过票券的私有化。破产法也还没有生效；巨大的工厂间的贷款和坏账破坏了银行系统的稳定；私有化了的工厂没有清楚的‘所有主’（除了在银行背后的国家以外）。甚至股票集中在一个银行或者大工厂的一个经理的手中，并没有给他们重建它的力量。这对数以千计的工人而言，不但意味着工作的丧失，而且意味着住房、幼儿园、健康服务所等等的丧失。
·国家本来是被用来强加市场行为准则的，但是在俄国却没有权力强加它，因为经理和工人都抗拒它。那并不意味经理们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他们只反对犠牲他们的利益的复辟。所以他们要与国家讨价还价来保护他们所经营的工业——同时为着将来增加他们的权力。那就是为什么，在旧形式和离奇古怪的联盟的背后，一个新的、真正的‘国家资本主义’能够发展起来——在世界市场的真正压力下，并且具有真正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这个资产阶级国家，不但改变着货币的角色和私有部门的角色，而且还迫着公有部门本身去进行重建。
这整个复辟过程掩盖着斯大林主义反革命和资本主义复辟之间的不对称。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复辟，有一切有利的因素，仍然有困难。斯大林主义对私有制部门及对市场规律的激进的压制，是被社会地位方面的大量向上流动所陪伴的。不管血腥的镇压和政治、社会方面的代价，这却使这个制度广受欢迎。复辟的过程若要稳固它自己，必须至少要改进大部份人民的社会地位。由于实际情况一直不是这样子，所以才有政府的不稳定、政党繁多但无稳定的议会多数、日益增加的弃权率等等。波兰的困难与罗马尼亚的困难不同，匈牙利的困难与俄国的困难不同。但是政治的幻灭，在多个‘最先进’的复辟主义国家中，是在选举上表现出来的。市场的起支配作用的影响还没有完全被强加。资本需要货币和一个财政的、信用的制度。这就是不生根在有机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之中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大弱点。
可是这个困难不是创立一个可供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充分条件。相反的，可供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国际上的弱点，帮助复辟动力的持续。
1.5 再一次讨论过渡社会中的国家的社会性质
曼德尔曾经谈起一个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论。他这个说法也许不对。不管怎样，关于过渡社会中的国家的这种理论是不存在的。曼德尔十分使人信服地引进了这个观念：不管过渡社会（根据定义）不是一个稳定的‘生产方式’这个事实，它的确有‘多个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涵盖多个非常混杂的所有制形式和多个非常混杂的阶级冲突的形式，一般说来，没有任何阶级有稳定的统治。无产阶级的特征是，无产阶级（及其农民盟友）在夺取政权之前不是统治阶级。
不断革命的理论——那就是夺取政权之后社会主义转变的任务的理论——可以是一个合适的骨架，用来发展出一个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中包括有复辟的危险、官僚结晶化危险的国家的理论。
在这样一个骨架中，分析这个‘过渡性国家’的矛盾的阶级内容是必要的。唯一‘确定的’特色是，资产阶级不再占统治地位，因为假如它占统治地位，或者假如它又占统治地位，那末这个社会就不再是过渡性的了。但是，过渡性国家的‘资产阶级外表’的确存在。托洛茨基着重指出了一些：一个国家以一个分离的机构的形式而存在这个事实，以及形式上的法律平等（后一点应该加以讨论）。这个国家一定会给私有财产某些保护，等等。我们也可以分析这个国家（在所有制上，在工人政党的运转上，在计划制度上，在机构上等等）朝向官僚化的倾向。
社会主义的动力，只有在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特性’战胜了资产阶级和官僚层的反工人的特性的时候，才能够得到保证。那末什么是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标准？在曼德尔的处理方法中，它是以反资本主义的特性（国有化和废除利润的占主宰地位的角色）为中心。但是，那不是这个故事的终结。无产阶级革命是为所有制的社会化、国家和阶级的消亡而战斗；它应该为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而战斗。
所有这些转变，所有这些（将被讨论的）目标，都是不断革命的任务。它们从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来表达这个过渡的历史功能。
这些任务的一切成就代表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特性所加强（就我已经在上面所指出的意义而言）——包括那个国家的看来并非、其实是走向消亡——以及无产阶级力量的加强。
这些转变可以从政府的平面上加以分析（当政的政党的性质及它们的纲领）；从国家机构的平面上加以分析（国家通过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发展而消亡）；从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平面上；从所有制的社会化的平面上（不论任何形式的真正社会控制的发展）等等。
进展、后退和相亘矛盾的阶级逻辑能够在所有平面上发生。夺取政权可以产生一个非常脆弱的工人国家，如果在其它的平面上（例如社会—经济的平面上）没有可能发生充分的转变。但是一当它明显地为反对资产阶级统治而战斗，它就变成一个‘工人国家’了。从一个平行的方位来看，如果政府中的资产阶级政党不是以在工人国家的骨架中的一个折衷物而在那里，而是能够在复辟的方向上改变这个体制的骨架的话，它已经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了。它也许是一个脆弱的资产阶级国家，如果它不能很快地找到一个社会基础、不能够强加利润准则的主宰的话。我倾向于认为现在的东欧国家或多或少地是资产阶级国家。但是，它们是强烈地受到强大的国际资产阶级（不管它有什么困难）、微弱的工人运动的帮忙。
２．重新思考、重新用公式表达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
像‘社会主义’那样的名词己被盗窃了它们的意义。但是人的价值和需要还没有。正在进行中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更清楚地显示，在人民不喜欢的‘主义’的背后，成问题的是什么东西：要么利润的逻辑（愈来愈反对满足基本需要），要么满足人类需要的逻辑（反对利润的逻辑）。
为了教育学的理由，但是也是为了清晰起见，我们应该摒弃根据方法，不是根据目的来提出社会方案的公式。社会主义方案的目的，在今天，可以是激进的、清楚的（即使它是一个开着的方案）。方法（组织的‘模式’、如何达到那些目的、国有化的程度、计划的任务和形式、货币和市场的角色）可以、必须与目的、经验和各种有关情况相比而讨论[23]。
这个问题必须是：需要怎样能够得到满足？这个回答是比马克思主义者们所预见的复杂一点点。但是，马克思留下了精致的指导原则，强调指出，每个社会都有它自己测量‘时间’的方法，而且根据它的目的安排时间，以致使生产根据全部它的需要而进行。
曼德尔是用古典方法来处理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在他的这个处理方法中，两个特征常常被用来描绘那个（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概念和与‘共产主义’都不同的）社会的特性：第一个特征是一个‘按照他或她的劳动向每个人’分配的模式；第二个特征是经济生活的自我组织，这种自我组织，可被解释为商品范畴的逐渐消亡。这两个准则都需要讨论。
曼德尔为了反对诺夫（Alec Nove）的《可行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学》一书中的论点，于1986年至1988年间，在《新左派评论》这本杂志上，就以上的第二个问题（货币、商品范畴的角色）有系统地发扬了他的论点。[24]我在这里不声称我对那个非常重要的争论作了一个有系统的评论，在那场争论中，三个主要的逻辑被表达了：1）诺夫从在建立‘可行的社会主义’中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话语没有一个是有用的（更坏的是，他们都是乌托邦的、误导人的）这个信念出发，发展出一个‘市场社会主义’的模式。诺夫以对‘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为他自己的建议的出发点。他的模式是讲究实际的，具有将它定义为社会主义的最低限度的‘准则’：对私有财产强烈的限制和有限的计划。它的调节机制是市场。2）曼德尔保护一个在以自我组织为基础的社会化的经济中的、激进的、没有货币的社会主义模式。埃尔森（Diane Elson）提出了一个将市场社会主义化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社会主义关系是作为一个控制、使用市场的方法而发展起来的。
事实上，曼德尔后来在1990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转移了这个争论的核心。所以这两个时期必须加以区别。
‘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
曼德尔在一些争论中[25]，曾经着重指出，商品范畴在过渡时期中的残存，是有机地与不可能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个口号的基础上有条有理地进行分配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口号一般地是在思想上与成为‘共产主义’的特性的富裕联系在一起的。他也着重以个人生产力为基础的货币奬励的破坏性。[26]他接着坚决主张物质奬励与以下的集体成果联在一起、避免货币分配的任何增加：劳动时间的减少、工作条件的改善、社会消费的增加等等。
有几个方面应该在这里讨论一下。
第一，过渡时期中和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分配方式的规范性‘定义’并不令人信服。‘按照他或她的劳动向每个人’〔分配〕这个公式，既不是一个教条，又不是一个确切的公式。怎样‘测量’劳动：按照它的量？它的性质及成果？它的技术水平？
在苏联和东欧，由于实际及意识形态的理由，不合意的、困难的体力工作，一般说来，是有得到补偿的。从一个社会主义的立场看来，这似乎是合理的。‘按照他或她的努力向每个人〔分配〕的口号也曾‘按照所负的责任的大小’（事实上官位的大小）而实施；这一点当然应该批评，即官僚的工资应该有严格的上限。
最后，在市场改革中，这个公式被解释为‘按照劳动的成果’。在这里，这个劳动成果是由市场来测量的。这就意味着，同样的劳动量，你可以有非常不同的工资，一切由你的工厂或工业在市场中的位置来决定；这就会大大地产生了无可接受的不平等和冲突。
第二，一个与劳动分离的、按照需要来分配的准则，已在许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赫鲁晓夫统治下的苏联和其它地方，呈现日益增大的重要性。不去扩大它是没有理由的。
事实上，恩格尔在一封很少被人引用的信上，对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解释。他说，‘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是一反某些关于公平原则的唯心主义空话而处理得非常“唯物主义”的。…但是，合理的辩论只能是：（1）设法发现在开头就使用的分配方式，（2）尽力找出进一步的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方向，[27]这是与社会主义被‘定义’为一个其分配方式早己被决定的社会这种规范性观点大不相同。
我们的结论采取一个似非而是的说法的形式：如果社会主义的未来在贴近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存在的话，那就根本不将会有社会主义的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转变应该（再一次）被了解为一个全球解放的运动，不应该被了解为一个明确地与‘过渡’社会不同的社会。因此，要被满足的需要不一定要‘服从’决定论的、经济主义的逻辑；它们一定要符合有可能巩固人民对这样一个方案的支持的优先考虑的事项。
方法必须与目的一致
缩短工作周、消除最精细最繁重的工作、允许训练、教育、经理任务和悠闲的时间、向男女们提供控制影响他们的生活条件的方法——以及发展为它自己利益作决定的兴趣——都能够是非货币的物质奬励的形式。这些能量和创造力的泉源，还没有被开发利用，甚至当自我管理使它们成为真正可能的时侯。
把目的本身——转变社会关系、提高生产力来减少工作周——为一种奖励，不是会更好吗？重新使工人与他或她的劳动结合起来、鼓励公众自由地表达他们的需要和促进对奬励本身的争论，都会帮助丢弃这些问题的不合适的解答。
对分配网络进行民主管理，可以把货币收入的增加与这个制度的一般生产力的增加连结起来；这就会激励工人们散布在他们的地点所达到的一切进展，促使‘成绩最好’的人们与其它人协作，把他们的本领传给别人。……这再一次提出什么是工人们/消费者们能够判断这些进展和改进的最好时/空组合这个问题。他们应该在不透明的、被分隔的价值维度中测量它？或者在整个系列的社会劳动、使用价值的维度中？[28]
这就提出了这个制度作为一个整体的、更广大的调节问题。
市场的角色：曼德尔与诺夫的争论
曼德尔在《新左派评论》上与诺夫的争论中[29]，以提出‘以没有商品生产的社会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的目的’来开启他的辩论。那么，生产和成本——‘社会必需的’劳动——应该测量吗？曼德尔的含蓄的回答是，这可以‘直接’测量。这就意味着按照使用价值或具体劳动——那就是不用货币及价格——来直接组织生产和分配。
关于全部生产和分配的直接、全面的计划，提出托洛茨基对这样一个尝试的观点，是会引起兴趣的。在《危险中的苏联经济》一文中，托洛茨基写道，天下没有一个‘万能的头脑’，能够‘制订一个没有错误的、什么都包括在内的经济计划，从麦田的数目开始，一直到背心上的最后一个纽扣’。[30]这不是一篇‘短期性’的文告，局限于评论物质相对地缺乏或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这也不是他根据一个关于官僚层的行为的分析报告，对斯大林主义者详细计划一切事情的企图所作的批评。它是以这样一个方案的不可能实行和以计划经济来响应以市场来表达需求的必要性为基础的。人们甚至可以坚决认为，随着发展，错综复杂的事物会更加增多，经济的社会主义化并不消除按照价格进行经济测量的必要。[31]事实上，托洛茨基的论点己被最近的科学进展所加强，因为最近的科学证明，关于一个制度的资源和发展规律，甚至有了最好的数据，其结果仍然可以是无可预测的。
托洛茨基也着重指出这个事实：官僚层在集中它的决策权力时，己经‘把它自己隔开来避免数以百万计的关心的人民的干涉。’这就提出了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不同选择的可能性。对于斯大林主义的压制市场，他提出对抗的观念：‘计划是通过市场来控制、在很大程度上来实现的。’对他来说，要避免混乱，一个‘稳固的货币单位’是必不可少的。托洛茨基认为，在苏联的过渡时期的具体条件中，‘只有通过国家计划、市场和苏维埃民主这三个因素的交亘作用，过渡时期的经济才能走向正确的方向。[32]
曼德尔在与诺夫的辩论中，采取一个十分不同的方法来探究这个问题。以下的例子证明他怎样把直接民主当作社会主义化经济中的任何形式的市场的一个代替物：当作解决任何问题、包括每个人将会被允许得到的鞋子的数量和颜色在内的一般机制。
‘在制造消费品的工厂中，产品混合（product mix）﹝即那一种产品应该生产多少﹞将会从工人会议与由公民群众民主选出的消费者会议之间先前的协商而来。各种不同的模式——例如鞋子的不同样式——可以递交给他们，消费者们可以试验、批评这些模式，可以以其它模式来替换。样品陈列室和产品介绍单是上述的那个试验的主要工具。产品介绍单可以扮演‘公民复决’的角色——一位有权利每年接受六双鞋子的消费者将会在一张包括一、二百样供选择的产品的介绍单上划出六个样品。’
[33]
这个论点，不能令人信服：
·它的最不好的地方，就是减弱了曼德尔对于需要直接民主的、基本的和令人信服的保卫。为细节问题而开太多次会、投太多次票，会使人民在真正需要对主要选择作集体决策时，怯于参与。
·货币和普通的买与卖的使用并不与一个计划的效率相矛盾。它可以是精心制订和实施它的一个工具，也可以用来检查它的确满足需求，不管是消费者们的需求，或者是社会主义化的工厂为它们自己的生产而需要半成品。这就会开启了选择另一个供应者的可能性，如果原先的不令人满意的话。
·现在已经有的（而且正在资本主义的工厂中发展的），是利用新技术和计算器使生产适合直接定单的巨大可能性，因此减少了库存物。许多选择可以在家中作出，像通常翻目录簿那样，而后者可以根据个人设计在计算器上现出。用计算器来购买东西也是已经可以做到了——不过那只是用在购买方面而已。
·也是真实的是，计算器可以大大地增加决策权下放的可能性，所用的方法可以与资源和约束的中央计量比拟。但是那仍然没有告诉我们怎样去计量生产（用直接劳动时间？）。
曼德尔的观点清楚地来自他彻底反对资本主义市场中由商品关系所引起的异化。但是，批评资本主义的市场和异化，必定意味着反对货币和价格，还是意味着反对在它们背后的社会关系？而那些压迫的社会关系，是与市场的存在有关系，还是与它的发号施令，包括劳动市场、资本市场的发号施令有关系？换句话说，那些压迫的社会关系是与计量成本和需要的特定阶级标准有关系吗？
埃尔森在批评曼德尔‘根据商品生产的不存在，来下社会主义的定义时，着重指出：
‘马克思的著作中的商品，基本上说来，不是一个为货币而买、卖的货物。…从马克思的文章的结构上看来，他的意见是指不怎么平庸的东西。商品之所以引起辩论，并不是单单由于卖与买这个事实，而且由于在使商品能够有它们自己的独立生存力的情况下的卖与买这个事实。就是商品的这种独立性，才能够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取得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这种想象出来的形式：“人只是作为商品的代表，因此是作为商品的拥有人而亘相存在”’。
[35]
我在《计划、市场与民主》一书中讨论同一题材时引用了贝特兰的话。他在《经济计算与财产形式》一书中正确地指出，过渡社会还没有发展出‘测量社会劳动的合适概念，因为社会劳动从来没有在体力劳动的维度中被概括过’。[37]他说，‘与“有用的社会效果”有关的“社会必要劳动”’在社会主义中的‘相等物尚未被发现’。我则着重指出，在过渡社会中，价格不但将会规定需要和成本被测量的方法，而且将会给社会关系下定义这个事实来与‘价值规律’形成对比。在资本主义世界，‘抽象劳动’占首要地位，因为它是采取货币形式的价值的内容，而且因为如果货币不能造出更多货币，世界上就没有资本主义。因此，‘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都是附属范畴。在过渡社会中，这个对立物应该是惯常的事；但是，作合理判断所需要的空间与时间也应该扩大，使合适计划和社会控制成为可能。因此，我为进一步的详细阐述建议了以下的指导原则：
‘正像商品……包含对成本、需要和社会关系这三个部门的判断一样，社会控制也必须扩张到这三个部门：但是记录成本、把需要编目的技术必须附属于总的社会选择。’
[38]
·如果不拒絶考虑劳动大军为一个‘东西’，一个其成本与其它（例如机器的）成本比较的商品。工作权必须是一个起点，不是经济受控制的方法的不确定结果；
·如果没有（通过男人和女人、工人和消费者、父母和子女、各种各样的个人和社区）对每日生活和将来进行有人性的控制这个激进目标，这就意味对生活的完全改组，意味对‘必要的’劳动时间、对教育、闲暇和家务、对人的物质、文化条件、对人在生活各方面的关系、对我们与环境的关系的一个转变；
·如果没有非此即彼的选择：在工作及其组织的节律上；在为大家所满足的需要的优先次序上；在奬励制度上；在技术上；在团结的形式上；
·如果不与最弱者团结、不摈弃任何部份反对整体的斗争；那么，就不能够有社会主义方案。
如果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什么东西，它是对以下两者的一个激进批评：
·第一、随着价格隐藏了以测量成本和需要的阶级尺度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和选择，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以‘客观规律’的面目出现。这也意味着只将能由价格来表达的成本和需要考虑在内。
·第二，为了一个所谓普遍经济（或阶级）理性而强加给人类的任何‘规范性’选择的形式，不管是被市场或计划所强加。
这就意味着‘价值规律’不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调节器。它也意含对于将社会关系隐藏在价格和商品关系背后的，不管是否被称为‘社会主义的’任何‘模式’的激进批评。事实上，它反对任何试图通过计算来给最佳效果‘下定义’的静态模式。
这就意味着经济的调节器不能是一个‘工具’，不管是市场本身或者计划本身，都是这样。计算和市场指示必须附属于人的判断，因为这是在理性上唯一与社会主义目标相依的‘调节器’。但是，由谁来做‘最后的判断’，怎样去做：由作为工人和消费者、男人和女人、个人和社区的人类。社会主义民主比先前所预见的要复杂得多。自我管理需要运用计算、市场指标的专家和持反对意见的专家。但是，为了不让专家作最后的决定，它也需要通过保卫特定利益的政党和群众团体的政治争论。为了扩大最后选择的范围，以上的所有这些都需要的。
因此，对于被认为是养育人类的成本，或者人类所应有的权利，必须尽可能有清晰的观念：
·充分就业，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成本，对社会主义社会则是一个权利和一个更好效率的泉源。
·经济民主、教育和工作保障是应被资产阶级减至最少的成本；在社会主义的逻辑中，它们是权利，是生产力的一个泉源。
·在资产阶级法律制度中，平等必须掩盖、维持真正的阶级和财产的不平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它是一个权利，这个权利需要努力和费用来真正地加以支持和保护。
需要的表示也不应该局限于货币或价格来表达的计量，即使我们今天知道怎样用价格来使许多‘外在事物’‘内在化’（例如在环保政策方面）。
曼德尔的论点不能令人信服，因为他的论点倾向于将工人民主当作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东西，不需要其它的工具及机构，包括‘社会主义化的市场’。在基本上，曼德尔所要着重的，是最后判断必须需要工人来作出（让我们说由作为工人及消费者的人类作出）。在这方面，他是令人信服的。
争论的演变
1986年，曼德尔在与诺夫的争论中着重指出：
‘目前争论的真正关键，不是在于反资本主义革命结束后的一段短时期需要依靠商品交换多久这个
短期问题，而是在于社会主义本身之作为无阶级社会这个长期目标……是否值得去实现。’
[39]
‘这个争论并不是在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
长长的过渡时期中人们是否仍旧能够使用市场机制。……这个争论是围绕着以下问题：
关于稀有资源的分配这个基本选择是否应该由市场来作出？’
[40]
根据曼德尔的新公式，‘争论的关键问题’在于：市场是否应该决定主要的‘选择’？这个答案明显地是‘不’。‘优先次序’必须要由‘工人/消费者/公民在一起民主地作出，从几个有一贯性的不同方案中选出’[41]。但是到那时这个争论不再是同样了。曼德尔以一个更令人信服的方式展现出一个区别事物的标准：
‘限制
消费者去自由选择是没有理由的。所有这些
应该被扩张，不应该被限制。……假定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货币的使用（这需要一个稳定的货币）和市场的使用，主要是为了保证消费者的更大的满足，应该被放在一边或者甚至被减少，也是没有理由的。
唯一的条件是，它不应该让市场来决定社会、经济选择的优先次序。……
‘货币之作为
记帐的单位要与其作为
交换的工具有分别，更要与其
作为积累财富、作出选择和投资决定的方法有所分别。
‘第一个用法将会在社会主义计划中
持续而且被一般化。第二个用法
己经开始在资本主义之下
衰退，而且会继续在过渡时期中衰退，除了某些货物与服务以外。货币的第三种用法应该
严格地被限制而且逐渐地被消除。’
[42]
南斯拉夫经验了计划、市场和自我管理这三者之间的非常不同的、在这个制度的政治范围之内的结合。（初期的）自我管理与官僚或技术官僚的计划之间的冲突及（后期的）自我管理与市场逻辑之间的冲突却值得研究。我已经研究了这些矛盾[43]，因为我与诺夫都有这样的信念：我们能够从所谓‘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具体分析中学到比从马克思那里更多的东西，如果你在马克思那里所寻找的是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的话。但是，为了能够根据经验来判断，你需要多种标准。诺夫对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改革制度所作的非常有趣的结算表，是以排斥马克思主义标准为基础的。工人的自我组织和消除异化并没有在他的模式中扮演任何角色。我也试图从南斯拉夫所累积的‘多个模式’（四十年中四个不同模式）中作出结算表、汲取教训。但是我是用与诺夫不同的‘景象’作出的。我试图揭露工人自管的合理性，运用马克思的指导原则——工人、公民解放的标准——对此事作出一个结算表。这就引导倾向埃尔森的观点（及曼德尔的信念），多于诺夫的模式。
利用市场，不应该意味着放弃马克思主义对市场背后所发生的事情的态度，也不意味着对市场之作为一个中立的工具有天真的看法。这样一个天真看法会导致接受它（市场）的发号施令。这在一个资本主义环境及一个私有资本主义所有权仍旧存在的过渡社会中更是真实。通过市场、价格，不同的效率标准在相亘冲突。这是在目前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中在被价值规律所决定的世界市场价格背后的一个问题。一个已被证实的事实是，最有压制性的社会关系多半是‘最有竞争性的’：他们将会对任何以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转变为目的的社会行使他们的压力。这里，我要再说一句，为了要对最大程度、最好形式的‘进步保护主义’作出估计，以致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一天与它勉强保持必要的、但是有冲突的关系，透明度是必需的。
最后，让我们着重指出曼德尔的结论。曼德尔在1990年写的（上面已经引用过的）文章的结尾，丢掉了某种阅读马克思的方法。
‘事实上，建立无阶级社会的最有效力、最人道的方法是通过实验，而且它必须通过连续近似值的方法而得到改进。做这个工作是没有一本好“食谱”的——“全盘计划”、“市场社会主义”都是没有用的。’
[44]
如果我们回忆我此文的序言中引用了曼德尔关于马克思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想法的局限性，以上所引的曼德尔的最后文句，读起来像一种遗言——及修正。从最初的文句到这个最后文句，曼德尔似乎确信什么不是社会主义：使用商品的社会。他在最后让那个争论开着——虽然他不明确地承认，他已经改变立场。必须承认，这不是进行争论的最好方法。但是，这比完全不能改变立场好得多。
这也是比改变基本的原则立场好得多。这个基本的原则立场是：进行一场解放斗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场解放斗争是以人类在他们的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及在世界规模上的自我组织、消除异化和负责状态为基础的。这些就是曼德尔的信念和他的出名的乐观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基础。
〔这篇文章原载于Gilbert Achcar 所编辑的《The legacy of Ernest Mandel》（《埃内斯特·曼德尔的遗产》）（纽约1997年版）一书中。原载于《十月评论》第219期(第32卷第2/3期。原文连结： https://www.europe-solidaire.org/spip.php?article2807〕
感谢 赤心 网上收集
注释：
[1] 埃内斯特·曼德尔，《什么是官僚层？》，收集在Tariq Ali所编的《斯大林主义的遗产：它对二十世纪世界政治的冲击》，Harmonds Worth 1984年，第78页。
[2] 曼德尔，《保卫社会主义计划》，《New Left Review〔新左派评论〕》第159期，1986年9/10月号，第5页。
[3] 见例如曼德尔与Hillel Ticktin争论的文章《再次讨论托洛茨基主义关于苏联的社会性质的定义》，《Critique〔批判〕）》杂志，第12期，1979—1980秋/冬季号，第117—126页。
[4] 见例如曼德尔关于古巴的争论文章《工人国家的经济中的自我管理和投资的价值规律：关于在古巴讨论问题的一些意见》，《World Outlook〔世界展望〕》1963年。
[5] 见Bertram Silverman所编的、1971年纽约版的《古巴的人与社会主义：大辩论》中曼德尔的文章《过渡时期的商业范畴》；及曼德尔的1968年伦敦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第二卷、第16章《过渡时期的经济》。
[6] 曼德尔，《东方的过渡政权》在《Revolutionary Marxism Today〔今日的革命马克思主义〕》，伦敦1979年，第151—152页。
[7] 同上书，第142—143页。
[8] 同上书，第138—139页。
[9] 同上书，第145—147页。
[10] 同上书，第148页。
[11] 同上书，第150页。
[12] 见Henri Wilno写的《东欧：困难的资本主义》一文。该文收集在1991年9月份的《Critique Communiste》〔《共产主义评论》〕第112—113期。我为了对这个必要的分析作一点贡献，写了‘La“transition”dans tous ses etats’〔‘在所有这些国家的“过渡”’〕登在1995年2月份的《Inprecor》〔《国际新闻通讯》〕第388期上。该文的英文节录以《五年来的东欧和前苏联：东方的经济改革》为题登在1995年2月份的《International Viewpoint》〔《国际观点》〕第264期上。
[13] 见曼德尔与Chist Harman合着的《国际资本主义的谬论》。
[14] 见沙玛利的《在官僚集中化计划之下的社会关系》一文。该文是国际研究与教育研究所（IIRE）的学习与研究笔记本第718号《计划、市场与民主：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阿姆斯特丹1988年版）的一部份。
[15] 说这样一个制度是任何东西、但是不说它是资本主义，并不意味着它是好的制度。贝特兰在《经济计算与财产形式》（纽约1974年）一书中提出了有关于在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中的计算的必要与困难的主要问题。
[16] 见萨皮尔在Victor Santer、萨皮尔合编的《Monnaie et Finances dans la transition en Russie》〔《俄国在过渡中的货币与财政》〕（巴黎1995年版）一书中的文章，第72—73页。
[17] 同上，第257—258页。
[18] 同上，第263—264页。
[19] 《局面》，1996年5月，第10页。
[20] 见沙玛利的《计划、市场和民主》。
[21] 〉见Gerard Roland在他的巴黎1989年版的《Economie politique du systeme sovietique》〔《从苏维埃制度而来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关于这一点的有趣评论和观念建议。
[22] 好几年前，我用‘反工人的工人国家’这个挑拨性的题目写了一篇与人辩论的文章。它不仅仅是一个挑拨。我将会在第1.4节中回到那个争论。
[23] 见Maxime Durand关于这些争论的文章：‘Planification：21 theses pour ouvrir le debat’〔策划：为展开争论而设的21个提纲〕，《Critique Communiste》〔《共产主义评论》〕，第106—107期，1991年四、五月号。
[24] Alec Nove,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可行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学》〕，伦敦1983年版。
[25] 见，例如，曼德尔的‘Mercantile Categories in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过渡时期中几个与商业有关的范畴’〕。
[26] 曼德尔在1970年9月份的《第四国际》（法文版）第45期上的‘Du “nouveau”surla question de la nature de l’URSS’〔《苏联的性质问题上的“新东西”》〕。
[27] 恩格斯于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的信。〔这段文字的中译文录自1972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5页。〕
[28] 沙玛利的《Plan、Market and Democracy》〔《计划、市场与民主》〕第56页。
[29] 曼德尔在1986年9/10号的《新左评》第159期上的《In Defence of socialist Planning》〔《保卫社会主义计划》〕；诺夫（Alec Nove）在1987年1/2月号的《新左评》第161期上的《Market and Socialism》〔《市场与社会主义》〕；曼德尔在1988年5/6月号的《新左评》第169期上的《The Myth of Market Socialism》〔《市场社会主义的神话》〕。
[30] 见1972年纽约版的《Writing of Leon Trotsky（1932）》〔《托洛茨基文集（1932年）》〕上托洛茨基的《The Soviet Economy in Danger》〔《危险中的苏联经济》〕（1932年10月22日），第274页。
[31] 贝特兰（Charles Betteheim）在巴黎1949年版的《Problemes theoriques et partiques de la planification》〔《计划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一书上以及以后的像《Economie Calculation and Form of Property》〔《经济计标的需要意味着社会主义计划中价格不能被废止。像这样子的问题需要特别的讨论。
[32] 〉托洛茨基，《危险中的苏联经济》，第274—5页。
[33] 曼德尔，《保卫社会主义计划》，第27—8页。
[34] 全上，第32页。
[35] 见埃尔森（Diana Elson）在1988年11/12号的《新左评》（第172期）上的‘Market Socialism or Socialization of the Market？’〔‘市场社会主义还是市场的社会主义化？’〕一文，第4页。
[36] 同上。
[37] 原文在贝特兰的《经济计算与财产形式》的第11页。我在《计划、市场与民主》的第56页引用了这段句子（我在这里改正了该书的英译本中译错的地方）。
[38] 沙玛利，《计划、市场与民主》，第58页。（加重线是原文有的）。
[39] 曼德尔，《保卫社会主义计划》，第9页（着重线由本文作者所加）。
[40] 曼德尔，《计划或市场，第三条道路》《共产主义评论》，第106—107期，1991年四、五月号（着重线由本文作者所加）。《共产主义评论》上也登载了好几篇争辩由Tony Andreani所提议的模式的文章。Tony Andreani 的这个提议发表在该刋第116—117期、1992年二、三月号的‘Pour un socialisme associatif’〔《为一个联合的社会主义》〕。也见J·Vanek的《由劳工所管理的经济：论文》，1977年Ithaca 出版。
[41] 曼德尔，《计划或市场》，第16页。
[42] 同上文，第20—21页（着重线由本文作者所加）。
[43] 沙玛利，《Le Marcho contre l’autogestion：l’esp’erience yougoslave》〔《与工人管理背道而驰的市场：南斯拉夫的经验》〕，1988年巴黎出版。
[44] 曼德尔，‘计划或市场’，第21页（着重线由本文作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