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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linism – How to Understand It and How to Fight It
斯大林主义——如何理解它及如何与之斗争
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Germain）
1947年4月10日
田七 译
斯大林主义运动在世界各地确定无疑的壮大，在第四国际的周围引发了两种虽有区别、但都具灾难性影响的反应。为了让群众“摆脱”（这固然是应当的）他们的斯大林派领袖，第一种反应试图找到与斯大林主义运动建立联系的某些“方式”。它势必会导致迎合斯大林主义者的日常政策，并最终模糊我们与克里姆林宫傀儡们的重大分歧。
在现实中，这种“迎合”不仅使我们的革命运动更容易受到斯大林主义者的威胁，而且使我们的运动在群众心目中尽失存在的意义。如果革命先锋队的任务只不过是对斯大林主义领袖进行友善的批评，那么群众将会认为第四国际没有理由继续作为政治舞台上的一个独立力量而存在。
像第一种反应类似，另一种反应肤浅地夸大了斯大林主义政党的力量与稳定性。当机会主义者为了努力迎合斯大林主义带来的妨碍，而忘记了我们运动的基本方针时，宗派主义者却在这个问题上为了反击这些障碍而抛弃了我们的基本方针。宗派主义策略的实践与机会主义策略的实践同样致命。它们为了反斯大林主义斗争的“策略性”需要而牺牲无产阶级的利益。宗派主义者和与斯大林主义眉来眼去者都具有的机会主义错误有着共同的根源：他们对斯大林主义政党的性质及其表面上的力量所抱的看法是经不起推敲的。这就是为什么只有正确分析斯大林主义政党的性质，方可制定出关于对付斯大林主义的原则性策略。
任何细心的观察者都会发现，斯大林主义政党包含着矛盾的因素。当这些因素在某些斯大林主义政党中达到两极分化的地步时，这些矛盾性就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法国共产党拥有一百万多的党员，其中大多数是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毫无疑问包括了法国无产阶级中最为激进的群体。反过来，扮演西班牙革命掘墓人角色的加泰罗尼亚斯大林主义政党（PSUC）糅合了零散的落后工人和官僚、投机分子和小资产阶级；显然，这两个极端之间没有共同点，尽管它们通常都在一个政党内。
此外，即使表面上发生了变化，现在总是脱胎于过去：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今的斯大林主义政党往往脱胎于昨天的共产党（除了波兰工人党（PPR）和加泰罗尼亚斯大林主义政党属于例外），这中间经历了一连串的摧残与变质。这不是一种比喻，而是指看得见的现实：不仅表现在斯大林主义组织里的成千上万成员身上（他们是在党变质以前加入），而且体现在群众的意识当中（仍然幻想斯大林主义政策具有“共产主义”性质）。
即使斯大林主义政党的变质亦非单一的过程，它更像是党内许多阶层的逐步分化。这种变质使党内的某些阶层沦为卑鄙的刽子手与杀手，其他阶层则受影响而迎合资产阶级社会。这种变质为寻求舒适地位的野心家与为了让自己提前步入社会主义的冒险家敞开了大门。它让知识分子与公职人员凌驾在先进工人阶层之上，让农民阶层凌驾于公认未受过教育的工人之上。其中一些人已经腐化到骨子里了，另一些人则士气低落，以致能够容忍各种不诚实的行为。但就绝大多数斯大林主义工人而言，这种变质只是体现在他们思想的被动性上，表现在他们暂时失去批判精神和温驯地服从上级的规训与命令。但是，这些工人既没有腐化，亦非有意消极地认同腐化——否则斯大林主义领导人就不会如此拼命地向自己的党员隐瞒自己的罪行！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斯大林主义政党仍然主要由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组成，只要其成员认为自己加入的是工人阶级政党，只要群众及资产阶级仍然视它们为工人阶级政党，那么它们就仍然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不过它们是极其腐化的工人阶级政党，其组织、纲领、领导层及政治活动并没有充分体现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当从形式上整体考察斯大林主义时，很难区分其中哪些属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而哪些不再属于这两者；因此，所有宗派主义者都为了寻找能解决这一问题的神奇公式而头疼不已！但在实践中，要区分起来是比较容易的。我们知道在陶里亚蒂的演讲中不再有任何社会主义的元素，甚至他的措辞都失去了工人阶级的烙印；但在斯大林派代表投票支持通过宪法第9条后几乎要起义的都灵联合会工人表现出深刻的社会主义立场。《人道报》是鼓吹斯达汉诺夫者来迷醉人民的温床；但如果法西斯匪徒明天袭击《人道报》办公室，即使是沙赫特曼分子亦会武装起来与斯大林派工人一起保卫这些办公室。如果说斯大林派政党不再有任何工人阶级的成分，又该如何解释上述态度呢？我们认为，卷入相互敌对的“极权主义”派系之间的恩怨并非工人阶级运动的惯例……
改良主义的官僚机关和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关
在过去二十年里，欧洲的改良主义政党经历了影响深远的社会性的变革。如今，这些政党主要由中上层的公职人员、经理人员和专家组成。因此，除了奥地利社会党和在一定程度上除了意大利社会党，我们越来越能够合情合理地认为欧洲的改良主义政党继承了小资产阶级激进党派的衣钵。因此，比较当今的改良主义政党和斯大林主义政党，要比简单地比较两党的官僚机关更为复杂。另一方面，比较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改良主义大党和眼下似乎作为其后继者的斯大林主义政党，将有可能帮助我们进一步阐明斯大林主义政党官僚层的社会性质与政治特点。
从历史上看，改良主义政党与斯大林主义政党的官僚机关都是特权阶层，他们都依靠无产阶级获得社会优势地位。为了捍卫他们的特权（即“充实而幸福的生活”），官僚们失去了与无产阶级的联结，不再捍卫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而是巩固自己的特权。在政治上，这表现为他们抛弃了革命马克思主义，转而采取无原则的机会主义——这里只需要指出：这种做法不仅加速了工人阶级的失败，而且从长远来看将导致官僚特权的毁灭。
到目前为止，上述类比是准确的。但当我们考察特权的来源时，就会发现这两种官僚机关的区别。从历史上看，改良主义政党的官僚机关产生于帝国主义扩张时期，它腐蚀了庞大的工人贵族。这些人的脑子里充斥着改良主义的幻想，希望通过和平地积累“面包屑”而最终得到整个的社会主义“蛋糕”。虽然他们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机器中立足，但他们主要是群众组织的最高领导层。在这一时期，包括政党、工会、合作社、兄弟会在内的这些群众组织有了引人瞩目的发展。
另一方面，从历史来看，斯大林主义官僚机关的产生与资本主义衰落时期的苏联官僚化现象密切相关。它借助克里姆林宫的资助与资产阶级国家中受到克里姆林宫控制的斯大林主义政党的势力来获得特权。斯大林主义政党的腐化首先表现在其统治集团的形成，这些人恭顺地接受莫斯科的指令与任命，在党内以及在出版社、“文化”协会等组织里盘踞着成千上万的高薪职位。因此，如果说改良主义官僚机关的历史职能在于迫使无产阶级屈服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那么斯大林主义政党官僚机关的历史职能主要是利用无产阶级来推行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
但是以上讨论只是提出了问题，而远非解决问题。实际上，斯大林主义政党的官僚机关只能在现存的阶级关系之下利用无产阶级。所谓让无产阶级的利益屈从于克里姆林宫的特殊利益，并不意味着有什么特别的“三角斗争”取代了这些阶级关系。当斯大林主义官僚机关（无论出于怎么样的外交考虑）强加于党的某条政治路线导致了无产阶级的失败，它就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无论它主观上是否这样想。斯大林主义者对西班牙的反革命干涉固然出于克里姆林宫复杂的外交考量，但它最终导致了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胜利。斯大林主义在中国、德国及其它地区的干涉亦是如此。只要无产阶级的每次失败都导致了资产阶级在社会力量对比上的优势，斯大林主义官僚机关就如同改良主义官僚机关那样在客观上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不管它们的具体动机如何。
此外，随着斯大林主义政党的壮大及其官僚机关的分化，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法国总工会（CGT）的公职人员之所以能保住自己的职位，固然是因为“忠诚”于自己的党派（即克里姆林宫），但亦是由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容忍。一旦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与克里姆林宫爆发真正的冲突，大批斯大林主义的国家官员与工会官僚将选择保住自己的职位，而背叛自己的党派。自1939年“大转弯”以来，这种现象只在个别情况下发生过，但这是因为当时斯大林主义官僚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渗透还只是个别人的做法。如今，昔日的零星做法已变成成千上万的官员的所为。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斯大林主义者对工会与资产阶级国家机关的渗透不断加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斯大林主义政策的压力将随之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当出现重大的“左转”时，“右派”作出重大分裂的危险亦随之增加。斯大林主义从中派主义到新改良主义的转变在每个国家中都是社会学意义与思想意识上的重要现象，值得专门研究（这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斯大林主义的稳定性与改革主义的灵活性？
不过，难道斯大林主义官僚机关不是比改良主义官僚机关更野蛮地捍卫自身的特权吗？在最近的一篇文章（New International，1947年3月）里头，沙赫特曼更进一步地认为：斯大林主义政党“不会‘放弃’他们设法控制的东西，一旦得手，他们将会牢牢掌握（！）；只是当资产阶级付出一定的代价时，才会把东西‘让渡’给他们。”在沙赫特曼的这个观点里，政治沦为脱离市场规律即脱离了阶级力量对比的纯粹交易，而正是阶级力量的对比最终决定每一位谈判者的实力。
沙赫特曼的这个观点符合历史吗？反对沙赫特曼的，不仅有二十多年来的托洛茨基主义论战，还有不容忽视的二十多年的历史经验。难道斯大林主义官僚机关“牢牢地控制了”上海与广州吗？向蒋介石的无耻投降，除了得到他的痛击之外，还换来怎样的“好处”呢？沙赫特曼能向我们说明1933年以后斯大林官僚机关对其在德国的强大阵地进行“掌控”的性质吗？或者他是否可以确切说明斯大林在1933年向希特勒的屈服使希特勒付出了怎样的“代价”，除了得以狂热地打造战争机器来将俄罗斯变成殖民地之外？
还有距今更近的例子：在法国“解放”不久，法国共产党是否“保持着”它对其所拥有的强大武装力量的控制呢？法共武装力量的解散究竟让法国共产党得到了什么回报？在同意解除“民族解放阵线”的武装后，希腊共产党是否“保持着”对其数万名士兵的“控制”？希腊共产党因而从希腊资产阶级那里得到怎样的回报呢？在二十多年来斯大林主义政策的全部后果面前，沙赫特曼的上述观点完全是荒谬的，因为这些政策不仅给世界无产阶级带来了一连串的挫败，也给斯大林主义政党造成了一连串的失败！
此外，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改良主义官僚机关同样野蛮地捍卫自己的地位。每位敢于反抗欧洲工会官僚机关的革命派工人都清楚这一点。改良主义权贵不会吝惜任何“极权主义”手段来消灭革命力量、操纵选举、压制少数派的声音、驱逐那些不守规矩的人和以暴力来对付任何过于“麻烦”的人。在这点上，斯大林主义者不需要发明任何东西：他们可以复制改良主义官僚的斗争手腕，当然是将其发挥到了极致。
但是，改良主义官僚的资源非常有限：不仅取决于工人组织的力量，而且取决于资产阶级国家的赞助。斯大林主义官僚的资金则来自于苏联的预算（位居世界第二）：更加充足的资源意味着更加庞大的武器库与对自身实力的更大信心，这无疑是斯大林主义官僚在捍卫自身特权时取得更大成功的原因之一。
还有一种区别是社会心理上的，这同样值得说明。改良主义官僚机关实际上从未摆脱帝国主义发展时期的“和平主义”氛围，它们仍然严重地抱着在我们眼下这个时代极其荒谬的对议会民主政体的幻想，而感到完全不适应战争、革命与反革命的时代。改良主义官僚是目光短浅的小资产阶级，受到合法性执念的麻痹，向肉体暴力屈服。在社会民主党的领袖群体中，古斯塔夫·诺斯克之流并不多见，其他人通常的背叛程度不过是向资产阶级警察匿名告发。特殊的历史环境可能会使改良主义领袖成为资产阶级杀手的帮凶，但他们自己永远不会成为警察力量（通常是因为他们缺乏勇气）。
另一方面，斯大林主义领导人则由克里姆林宫的特使训练成为彻底腐化的小团体：这是一群视人命为草芥的不择手段的冒险家，他们从布尔什维克主义那里继承的唯一本领就是伪造假护照的技能。虽然在焚尸炉与原子弹的时代，改良主义政策可以说是一种无法容忍的过时事物，但斯大林主义政策汇聚了资本主义堕落时代人类文明中的一切腐朽因素。从个体的心理来看，斯大林主义领导人比改良主义官僚更接近法西斯主义领导人。不言而喻，斯大林主义官僚的残暴与毫不顾忌道德约束完全是为了捍卫自身的特权……
当我们考察特权本身的矛盾性时，我们可以看到官僚们对其特权的野蛮捍卫及其政策的取消主义影响之间的矛盾的辩证结果。改良主义官僚的特权取决于工人运动的强大及其改良主义组织能够和平地融入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但是，在眼下这个时代，资本主义的堕落日益削弱了资本主义与工人组织共存的可能性（无论工人组织多么软弱）。工人运动面临的迫切问题是：要么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要么遭到资产阶级专政的镇压。改良主义官僚希望既能保卫自己的组织，又能保留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换言之，它麻痹了无产阶级，直接导致它所依赖的群众组织的毁灭，而这意味着官僚特权的消灭。
斯大林主义官僚的社会保守性
斯大林主义官僚机关面临的情况基本相同。德国、法国、西班牙、希腊以及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都面临着并且将始终面临历史性的抉择：要么走向无产阶级革命，要么在不久的将来遭到资产阶级专政的镇压。斯大林主义领导人总是走上第二条道路，尽管它们会尽可能地争取续命的时间——但是，改良主义官僚的做法亦像斯大林主义者那样。
与改良主义官僚的情况相仿，斯大林主义这种自杀政策的根本原因在于斯大林主义官僚特权的矛盾性。在俄国工人国家与计划经济的骇人腐化之下壮大起来的苏联官僚机关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一样惧怕世界革命。对这两类人而言，尽管它们的社会性质不同，但国际无产阶级的胜利都意味其社会特权的消灭。这就是为什么苏联官僚机关宁愿抛弃它们在国外的武器（各国的斯大林主义政党），亦不愿冒险发动革命性的群众斗争来保卫这些政党。
有人会反驳说：难道托洛茨基不是在去世前不久写过，斯大林主义政党的官僚们“羡慕”苏联官僚机关从国有财产制度中得到的特权，试图得到相似的地位吗？这些人会连忙举出“缓冲国家”的例子作为证据。
托洛茨基将以上判断视为对一种趋势的判断，这是完全正确的；但他接着补充道：这种趋势得以实现的可能性很小，甚至可以说完全不存在。而且，在我们看来，缓冲国的例子与这一观点完全无关。
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如果苏联官僚机关真的是一种希望在苏联延续自身的“阶级”，如果斯大林主义政党的官僚机关的根本倾向确实是要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并建立“新的极权主义奴隶社会”，那么该如何解释法国、意大利、希腊、比利时、荷兰及其它斯大林主义政党在“祖国解放”之后向资产阶级投降的政策呢？只要仔细研究过当时这些国家的社会力量对比，就不会怀疑当时只要走上街头，斯大林主义政党就能掌控权力。
没有任何相当的力量能够反对他们；上述国家的大部分工人与农民都积极地追随斯大林主义势力，而其余许多人则对他们抱有消极的同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主义政党为何不夺取政权，反而在欧洲及世界范围内重复诺斯克之流的投降政策，帮助重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把权力交还给资产阶级呢？是因为它们害怕帝国主义吗？但是，建立斯大林主义者自己的政权难道不是抵御帝国主义对俄罗斯之威胁的最佳防御手段吗！是出于对雅尔塔协议的遵守吗？这种说法荒谬得不值得回答。是因为社会力量的对比对他们“不利”吗？——这正是斯大林主义的宣传所声称的。
实际上，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自称是工人阶级政党的政党像1944年的斯大林主义政党那样处于如此有利的夺取政权的环境，而且可以说真正的革命政党将不得不在更为困难的环境中为夺取政权而斗争。那么，只能得出一个结论：相比于资产阶级政权的巩固，斯大林主义官僚机关更害怕的是它自己“夺取政权”；斯大林主义官僚机关非常清楚：在革命高潮之际，“夺取政权”将是迈向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而非走向某种“官僚政权”的建立；斯大林主义官僚机关比沙赫特曼更加清楚：只有通过群众的革命动员，资产阶级的势力才能最终得以粉碎，而它们不惜代价地避免这种动员。现在，它正要为此成为输家，它在这些国家里一个接一个地、毫无补偿地丧失已经赢得或将要到手的各种地位。
在缓冲国里，发生着类似的事情。
在罗马尼亚、匈牙利、芬兰、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没有多大的障碍在阻止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推翻。但是，这些国家的斯大林主义官僚机关同样选择妥协，与各种资产阶级分子联手，束缚了自己的机会，而不是放手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革命运动。斯大林主义的这一常规政策发生在所有缓冲国及世界各地。缓冲国官僚机关的诡计无异于一群破产的犯罪团伙试图通过不分青红皂白的掠夺来保住权力的惊慌失措的政策；若用所谓“新统治阶级”追求“社会稳定”或“历史利益”的说法，是绝对无法理解这些诡计的。它们证实了我们试图阐明的观点：斯大林主义政党的根本倾向（来自于它们为克里姆林宫服务的基本角色）是它们的反革命的、客观上而言的资产阶级倾向，以掠夺等方式来增加苏联官僚机关的收入不过是这种根本倾向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会产生的副产品。
我们了解缓冲国不寻常的特殊情况：在战争期间，多个国家的旧资产阶级中的大部分人遭到肉体上的消灭；雅尔塔会议使帝国主义暂时不进行干涉；苏联军队的占领与强大的镇压机关的存在，等等。因此，波兰、南斯拉夫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在其他缓冲国，斯大林主义政党能够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然具有主导地位的时候夺取国家机关的大多数关键职位，同时将群众的行动限制在斯大林主义者规定的狭小界限内。它们首先想要得到的是对于加速俄罗斯经济重建而言至关重要的经济利益。但是，这些事件既没有“摧毁”缓冲国的资本主义，亦未造就一个“新兴的官僚社会”。
“极权主义”政党？
“极权主义”一词的情绪感染力与这样一个事实有着奇妙的联系：没有人能够准确地定义这个词汇，它主要透过暗示来发挥作用。“极权主义”一词描绘了这样一种社会：“国家机器”试图将它的法律强加于社会及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这个词汇既可以用来形容印加帝国，也可以形容巴拉圭的耶稣会缩减地；不仅适用于描述“二战”期间日本天皇的半封建帝国，也可以用来描述德国的纳粹独裁统治。所有这些政权确实有一些共同之处，就像箭与机关枪都属于致命武器一样。但是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标准以超越政权的外表来判断政权之间的差异。
俄国的政权确实类似希特勒的“极权”。没有哪位严肃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对此提出过质疑；托洛茨基提出的唯一质疑（是有充分理由地）是：政权的极权主义性质是否足以确定俄国国家机器的社会性质或第四国际对俄国应采取的态度。斯大林主义政党的官僚机关遵从克里姆林宫的“极权主义”命令，甚至在闲暇时想象在不同的国家建立类似的政权——就像太监梦想得到女人那样。但我们认为，尽管上述事实完全正确，但不足以判断斯大林主义政党的性质或描述它们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的角色。
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说，斯大林主义政党是“警察”政党。但当革命威胁到自身的特权时，社会民主党领袖同样在客观上成为资产阶级警察的工具人。这有什么区别呢？
和改良主义官僚机关一样，斯大林主义官僚机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限度之内执行其反革命政策。但是，改良主义部长不过是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警察帮手，斯大林主义领导人却是格柏乌的成员，客观上充当资产阶级警察的盟友。局势使帮手与盟友变成了真正的刽子手：布劳德（Browder）和施塔赫尔（Stachel）积极合作对托洛茨基进行暗杀，就像诺斯克积极参与了对数千名斯巴达克派成员的刺杀。斯大林主义官僚机关的警察角色更为明显，因为它与格柏乌的联系是永久的，它受到的职业训练注定它要从事这种行当，相比之下，改良主义领导人受到的训练充其量是让他们成为帝国主义暗杀者的庸俗律师。这种差异使得斯大林主义领导人在警察手段与反革命活动上比起改良主义领导人具有巨大优势，亦解释了他们为何能在西班牙革命的低迷阶段发挥主导作用。
但是，领袖们的个人心理并不是凭空而来的，亦非启动机器人的弹簧。追随斯大林主义者的工人群众（至少在斯大林主义政党拥有庞大群众基础的国家）会根据政党的历史、传统、如今使用的话语及其和其它政党与资产阶级的关系等来判断自己的追随对象。但是，这批追随斯大林主义者的工人群众和普通工人一样，并非那般“极权主义”，而且通常而言他们绝非永远愿意接受其领袖的“极权主义”。阻碍斯大林在1927年就着手刺杀托派领袖的，不是因为他缺乏相关经验，而是因为在客观上还无法让群众接受公开地以暴力的恐怖主义来对付反对派。斯大林必须步步为营，而且只能采取不再让群众有多大反应的手段。在经过数月以来或多或少完全意义上的“工人民主”之后，使得格柏乌之所以能在西班牙展开强盗行为，既非“上头的命令”，亦非其“专业能力”，而是阶级斗争的进展。而且，即使在革命退潮长达两年与斯大林主义者进行了无底线的恐怖统治达一年之后，格柏乌仍然无法在审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的时候将其意志强加于人。
斯大林主义在俄国的胜利与随之而来的警察恐怖行为的巨大膨胀（是的，是“极权主义”恐怖），可以用无产阶级力量在世界范围内退却的整个历史过程来解释。未能从其他国家的工人那里得到足够帮助的俄国工人阶级耗尽力量，这表现在他们的消极被动与日益加剧的政治怀疑态度上。随着俄国共产党内部先进工人的数量日渐减少，新生的官僚机关在党内与国家机内的势力日益庞大。对普通党员的野蛮对待、见利忘义地追逐个人野心、不负责任以及贪求物质利益——所有这些在经济贫困条件下的官僚主义产物，只要工人群众对自己的理想充满热情，并在工人组织里有判断力地行动起来，就能遏制住。如果无产阶级没有在政治上变得消极，俄国的蜕变就不会发展到如今这种地步。就工人阶级的消极被动与警察恐怖的加剧之间的关系而言，前者显然更具决定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斯大林远远不是怎样一个在道德败坏的秘密警察帮助下塑造历史的邪恶天才，他不过是历史进程的死胎，他受到自己不理解的社会力量的驱使，推行一项他从未觉察到其骇人听闻的内在逻辑的政策。
同样，托洛茨基一直强调：从根本上说，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工人阶级的消极态度并非由于盖世太保机关的遮天势力所致；相反，独裁政权的“极权主义”之所以成为可能，只是因为其他因素导致无产阶级力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虚弱。托洛茨基透彻地分析了这些因素，我们只需在这里列举出来：十五年来失败造成的沉重负担；1933年改良主义者与斯大林主义者的投降造成严重的士气低落；传统工人组织内部彻底的幻灭；工人阶级对自己的阶级力量缺乏信心；缺乏任何具体的斗争方向，等等。随着恐怖活动的持续，士气低落自然更为严重；由于工人阶级的消极态度使得残存的抵抗力量陷入孤立并很快遭到消灭，恐怖活动变得更加有效力。但是，近代历史上已经有许多例子证明：无产阶级态度的转变可以反过来迅速瓦解最为“极权主义”的国家机器，在这种情况下，群众的压力足以把它粉碎。
斯大林主义政党最近的壮大是否发生在无产阶级的低潮之后呢？工人是否大批地离开共产党，再次陷入完全的消极被动？显然，除了波兰以及或许还有南斯拉夫属于例外，目前发生了一种根本上不同的现象。自1944年起，各地工人大批涌入共产党。他们不仅没有士气低落，反而心怀十月革命以来从未耳闻的希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斯大林主义势力的壮大是强大革命潮流的巅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可能“利用”无产阶级来建立“新的剥削社会”呢？哪怕只是片刻地设想仅凭警察恐怖手段就能迫使力量完全高涨起来的工人阶级立即接受新的剥削制度的建立，实际上意味着不再相信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
此外，难道实际发生的情况与认为“斯大林主义政党在根本上具有动力夺取政权以建立新的剥削制度”这一抽象而毫无生气的教条有什么共同之处吗？在工人推动斯大林主义领袖向前进的时候，斯大林主义领袖踩下刹车或倒退。1944年的希望在各地遭到残酷粉碎。在这次失望之后，资产阶级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斯大林主义政党被迫退守，群众暂时陷入消极被动。斯大林主义在某些缓冲国“夺取政权”的现象（总是关乎反工人阶级的恐怖主义的问题）和群众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再次陷入的一定程度上的消极被动直接相关，这使得资产阶级无法利用无产阶级的暂时退却。但即便在这些国家，由于对“掌权”的斯大林主义者的政策感到极度失望，工人阶级的士气变得更加低落，资产阶级因而得以重新集结力量，准备再次发起进攻。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看来：在这些国家，斯大林主义的发展亦是一种暂时性的现象，其命运要么取决于工人阶级的新一轮进攻，要么取决于在世界帝国主义的帮助下资产阶级成功重新集结力量。各国内部的决定性因素仍然是阶级斗争。现代社会强大的磨盘将无情地把斯大林主义领袖们对“极权独裁”的梦想碾为尘埃……
“第三时期”路线的新版本
当社会民主党警察局长卡尔·策吉贝尔（Karl Zörgiebel）在1929年五一游行时杀害了二十来位共产党工人时，他无疑是一名资产阶级杀手。但在这次大屠杀之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继续追随策吉贝尔。然而，正是执行“第三时期”路线的斯大林主义者的无知盲目才让他们下结论称社会民主党工人为“小策吉贝尔”。实际上，这些工人继续追随他们的领袖，但丝毫不同意这些人采取的罪恶的警察措施。[1]还不如说这些工人的“罪行”在于：策吉贝尔应负全责的大屠杀还不足以使他们相信斯大林主义领袖的歇斯底里的盲动主义比他们的改良主义领袖的罪恶的冷漠更有优越性。
同样，莫里斯·多列士和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无疑是格柏乌的亲密同谋。但是，尽管格柏乌的罪行已得到揭露，斯大林主义工人群众仍将继续追随他们的斯大林主义领袖，或者重新陷入完全的消极被动，直到哪一天托洛茨基主义政党能够在实践中向他们证明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政策优于斯大林主义者的政策。因此，把斯大林主义政党称为“暗杀者的政党”所犯下的错误，和执行“第三时期”路线的斯大林主义者将改良主义政党称为“小策吉贝尔”政党一样糟糕。
在反对“第三时期”路线时，托洛茨基从未为策吉贝尔本人辩护。对托洛茨基来说，与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建立联系不意味着对改良主义领袖的罪行保持沉默（布兰德勒分子足以胜任这种事情）。那些试图与斯大林主义工人建立联系、但又始终对斯大林主义领袖的罪行保持沉默的人，他们对我们运动的立场类似于“第三时期”路线年代的布兰德勒分子的立场。
除非改良派工人通过自己的经验了解到斯大林主义领导人没有准备好解决工人阶级面对的任何一个问题，否则他们不会相信自己的领导具有反革命性。在某个阶段，这种经验将不可避免地归结为“一切权力归于宣誓效忠工人阶级的政党”的口号。一如既往地把自己的经验视作群众经验的极左派始终反对将这个口号用在改良主义政党，说什么“这样的政府客观上是反对无产阶级的。”没有革命者否认这一点，但肯定不排斥这个口号。这一口号恰恰对应这样一种情况：改良主义领导人不想与资产阶级决裂，不希望在群众的推动下夺取政权；如果群众能够成功迫使他们的领导人做出这样的突破，那么就会开启一个革命时期，此时无产阶级随时凭借自己的勇气来对付“领导人”的优柔寡断与懦弱；“宣称效忠工人阶级的政党们上台执政”将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的一个短暂插曲。
当然，除非出现以下明确的形势，否则不能够提出这个口号：
a．在社会出现革命危机的前夕，当工人阶级认识到必须推翻无力使祖国摆脱绝境的现政府（无论是资产阶级政府还是联合政府）时，他们心怀不满，彻底地激进化；
b．无产阶级继续信任一直以来的工人阶级领袖；以及：
c．事实上，无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理解通过直接斗争来建立苏维埃并把政权转到他们手中的必要性，革命队伍中仍然只有少数人主张这一思想。
那么，这个口号的重要性是否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这个口号并不适用而遭到低估了呢？例如，在群众重新陷入消极状态、并且不再信任他们过去的领袖时提出这个口号是荒谬的吗？向从来就没有对工人阶级抱有信心的政党提出这个口号是更加荒谬吗？沙赫特曼给出的所有“例子”都与这类情况有关；它们丝毫不能证明“共产党—社会党—总工会的联合政府”的口号并不适用于满足上述形势的情况。他的所谓有力论据始终不过是无中生有。
另一方面，反对在任何情况下对斯大林主义政党使用这个口号的论据和极左分子批评对改良主义政党使用这个口号的论据如出一辙。无须再向我们证明斯大林主义领导层的反革命性质或其与格柏乌的勾结。问题仍然是：在适当的情况下，除了“政权归于宣誓效忠工人阶级的政党们”的传统口号之外，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让群众脱离他们无论如何都仍然信任的领导人？只要没有人能给我们指明另一条道路（那些反对使用我们的过渡口号的人当中没有谁试图提出任何替代口号！），我们将继续认为这是唯一符合形势需要的口号。
联合阵线的问题
我们刚才就“社会主义党—共产党等联合起来”口号所说的内容更适用于联合阵线问题。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联合阵线策略不是万灵药——中派分子（比如希特勒掌权之前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AP））是这样认为的，他们真的认为“联合行动”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对我们来说，联合阵线策略的可行性对应的是革命政党的特定发展阶段与群众思想意识的特定状态。在由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阐明的某些特定条件下，联合阵线策略是让群众从传统党派中脱离出来并使其最迅速地加入革命政党的最有力的工具。
只要满足这些条件，联合阵线策略不仅适用于改良主义政党，亦适用于斯大林主义政党。如今那些认为“我们不能与刺杀老头子的人结成联合阵线”的人，正在逐字逐句地重复德国共产党“左派分子”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观点：“我们不能与刺杀卡尔与罗莎的人结成联合阵线。”这些同志没有理解，联合阵线非但不是为叛徒领袖的旗帜“涂脂抹粉”，反而是打击这些人并且摧毁他们在群众中影响力的特别有效的武器。
列宁主义者的策略显然从来不是要在任何场合与任何情形下向背信弃义的领导人“拱手奉上”联合阵线。但是，如果有人假装愤慨地质问我们，当波兰的斯大林主义领导人枪杀但泽的罢工工人、追捕波兰社会党（PPS）的斗争者或烧毁不服从秘密警察命令的村庄时，我们是否还向他们提出建立“联合阵线”，那显然是不诚实的表现。人们可以怀着同样的恶意质问：“当贝文与迪肯支持将革命者从工会中驱逐出去或试图破坏码头工人的罢工时，你们是否还向他们提出建立联合阵线呢？”很明显，当波兰或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任何地方爆发罢工是因为工人们看不到还有什么方式来捍卫他们享有体面生活水平的权利时，我们将无条件地站在工人一边。如果警察枪杀罢工工人（从而表明他们与工人阶级毫无共同之处！），我们将与工人并肩斗争，并在条件允许时努力组织武装抵抗。我们将在英国和巴勒斯坦、在俄罗斯和波兰采取这一指导路线，无论对手是保守派政府、工党政府还是斯大林主义者的政府。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国家，在其他情况下，事先就否定联合阵线的可能性。如果英国发生针对工党政府的法西斯政变，我们肯定会向贝文提议建立联合阵线！我们曾经向斯大林主义官僚机关提议建立对付希特勒的联合阵线——来自俄罗斯的报告清楚地表明，在度过最初的不确定时刻后，这是绝大多数革命者的实际态度（无论他们对这种态度的理论解释是什么）。在1944年12月，我们同样支持与希腊“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建立联合阵线。在类似情况下，我们支持与波兰工人党（PPR）建立联合阵线，前提是在当时的形势下波兰工人党与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大多数波兰工人站在一起。这不是“折衷主义”，而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随处可见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工人阶级的每一次胜利都会加强革命党人的力量，正如工人阶级的每一次失败都会使革命政党的建设比之前要困难一千倍。
但是，为了将我们与那些忠实地以“第三时期”理论的短浅目光来看待斯大林主义问题的人区分开来，必须再次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列宁主义的联合阵线理论与任何宣扬“愉快的气氛”、“友好的语言”、“限制我们的批评”的理论以及其它机会主义蠢话毫无共同之处，这些话语只会削弱联合阵线这把武器的威力，使之沦为由一个急于成为“群众政党”的小党派徒然地挥舞着的一把木剑。联合阵线只是在适当的情况下谴责改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领袖的更为有效的辅助性方法，是为了使工人意识到革命政党比任何面貌的机会主义更能捍卫他们眼前的阶级利益。那些在联合阵线策略中（无论是假装的还是真诚的）与资本主义或克里姆林宫的走狗有丝毫勾结的人，都脱离了列宁主义，站在了最露骨的中派主义立场。
斯大林主义近来发展的原因
任何人如果根据对苏联的错误分析来探讨斯大林主义问题，就会发现自己完全无法解释过去三年里斯大林主义飞速发展的原因。人们曾用最奇妙的设想（诸如“马基雅维利主义”和“群众意识的倒退”等主题）来加以解释。某些人甚至像真正的魔术师那样，搬出“掌权的新阶级”的理论来解释斯大林主义组织的迅速扩张。所有这些理论的荒谬性尤其体现在这些理论推向极端时所能得到的惊人结论上。
只有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对斯大林主义的经典理解出发，方可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斯大林主义运动的迅猛发展：无论这些斯大林主义政党的官僚领导层变质到何种程度，在大多数情况下，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看来，这些政党仍然是工人阶级政党。它们的发展与衰落都是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与整个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的结果。
由于社会民主党的特点，它的成长时期正处于帝国主义扩张的时代，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三十年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将1919年之后的人类历史时期定义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清算时期（the period of the liquidation）是完全正确的。然而正是在1917年后的第一次世界革命浪潮中，社会民主党力量的扩张超过了这相对和平的三十年间所有改良主义者活动的影响。而在历史开始敲响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丧钟之后很久，它们才在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里赢得领导地位。
与工人运动“和平”发展的历史时期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民主主义不同，斯大林主义客观上反映了工人运动遭遇血腥失败的退却时期。斯大林主义的历史性发展对应的是工人运动的历史性退却。从这个意义上讲，第四国际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产阶级革命高潮时期描述为斯大林主义的历史性清算时期是完全正确的。斯大林主义恰恰看来在这一历史时期之初在数量上以及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里“赢得”职位方面达到了顶峰，这一事实与我们对这一时期的根本正确的分析并不矛盾，正如1919年世界上出现了十位改良主义总理与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分析并不矛盾。
历史运动并非沿着直线向前发展，而是沿着不规则的曲线（最常见的形式是周期性的循环）向前发展。但是，忽视周期性运动而只看到总体方向，其错误程度丝毫不亚于只看到循环运动而忽视总体方向！当工人阶级中的第一批重要阶层摆脱了改良主义而认识到需要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政党时，在相对“平静”的年代里处于政治上的被动地位的工人阶级大部分人刚到达工人阶级政治的门槛，随之迅速由改良主义收编。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巅峰出现在1919年而全球斯大林主义的发展巅峰出现在1944年的事实，从根本上可以用工人阶级不同阶层的不平衡发展来解释——尽管是革命高潮促成这些巅峰的，而且革命高潮破坏了这些政党的整个基础。在1944年纷纷投奔斯大林主义的群众并非因为它今天的政策，而是因为它的过去——这些过去使得斯大林主义政党在群众眼中成为政治舞台上最激进的政党。
使1919年成为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巅峰和使1944年成为斯大林主义的发展巅峰的第二个共同因素是工人阶级中技术精湛与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阶层的成组织的保守主义。这些阶层依附于他们的传统组织，尤其是那些之前给他们提供了地区性与当地领导人的组织。法国无产阶级对共产党的令人瞩目的忠诚，与其说是因为法共对十月革命的忠诚或法国无产阶级误以为法共传承了十月革命的传统，不如说是因为在工厂、矿山与车间里有法共的基层干部，这些干部由于过去的斗争而成为工人眼中最能捍卫他们利益的斗士。在法国共产党的当前政策和群众的当前需要之间的矛盾加剧这些基层干部对党的反对和群众对这些基层干部的不信任的情况下，法国共产党的分裂在客观上酝酿着；但是这里涉及的是极其缓慢的过程，需要一系列的经验，而且有丧失士气的风险（除非革命政党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在活跃的群众组织中派出自己的代表来对抗斯大林主义—新改良主义的代表）。
除了我们刚才描述的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在两个革命高潮时期分别取得发展的共同原因之外，斯大林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势力增长还有一个特殊原因。这个原因在于斯大林主义的独特之处。斯大林主义者是为苏联官僚机关的利益行事，其目的与其说像社会民主党那样捍卫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不如说是阻止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斯大林主义者的活动范围比改良主义官僚广泛得多。此外，帝国主义和苏联官僚机关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导致资产阶级对斯大林主义者向其国家机构的渗透的反对比对改良主义官僚渗透其中的反对更为顽固。这种反对反过来给赋予了斯大林主义者崭新的反资本主义光环。最后同时也是更重要的因素是斯大林主义政党在资本主义制度的限度内执行了一系列为苏联计划经济特有的措施，从而实现了名副其实的对改良主义的革新。无论这种革新在纯理论层面上多么具有欺骗性，都使斯大林主义者的宣传与政治活动具有比旧改良主义政党大胆得多与活跃得多的特点。正是斯大林主义政党及其提出的解决方案的这种虚幻的“有效性”，不仅强烈地吸引了工人群众，而且强烈地吸引了许多确信斯大林主义者上台之后会自上而下清扫“一切”的小资产阶级阶层。群众认为缓冲国的资本主义“不知何故”已被摧毁的错觉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幻想，而斯大林主义的宣传巧妙地助长了这种错觉，可惜沙赫特曼亦深信不疑。
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使得斯大林主义的力量在革命高潮开始之际达到顶峰；但同样现实的是，革命高潮本身亦破坏了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基础。不管群众对斯大林主义政策的“反资本主义”性质抱有怎样的幻想，只要斯大林主义者参加政府长达一两年，就会逐渐打消这些幻想。这些幻想之广泛在一定时期内阻碍了无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而这种进一步的发展需要许多客观因素，取决于群众有能力克服斯大林主义的阻碍。而这种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四国际的行动。
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
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不是文字游戏，而是一场为了打破斯大林主义在群众中的影响的斗争。因此，斗争在三个不同的层面展开，每个层面分别对应斯大林主义在工人中的一种根基。
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最为迫切的任务，亦是永远不能松懈的任务，就是通过不妥协的思想斗争来反对斯大林主义给工人运动带来的毒害。根据当今事态的发展，耐心而机智地重申列宁主义与工人民主的基本原则，将有可能逐渐清除斯大林主义政党在工人群众中散布的沙文主义、改良主义和社会合作主义（原文中collaborationism的原义为“通敌”）。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始终如一地依靠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与实践来反对斯大林主义在缓冲国与由它们掌握领导权的“西方国家”工会及群众组织中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玷污。我们必须不停地、毫无保留地谴责斯大林主义对缓冲国民众犯下的一切罪行，我们必须系统地打破群众对缓冲国“资本主义得到摧毁”和在俄罗斯存在“社会主义”的一切幻想。这项任务与在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打破议会民主幻想同样重要——这是因为没有哪位真的认为俄罗斯实行“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者已经在南斯拉夫废除资本主义的工人会离开斯大林主义组织。
很有必要重复这些基本的事实。因为在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周围存在着一种倾向，即始终回避对斯大林主义领导人作任何“尖锐的”描述，并以“不进行反苏运动的把戏”为借口对斯大林主义者在缓冲国犯下的大多数罪行保持沉默。必须明确指出：这种倾向在客观上反映了斯大林主义的压力；而第四国际若想保持自身的特点，就必须坚决反对这种倾向。
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的第二个任务是正确地运用联合阵线策略来对付斯大林主义。随着我们的运动不断发展，并且开始吸引大批斯大林主义工人的同情，这个任务会变得更具有广泛性与紧迫性。即使我们能够凭借坚持原则的宣传来赢得一部分先锋队的支持，但若群众不能在实践中确信我们的日常政策优于斯大林主义的日常政策，就不会转向我们。联合阵线策略（我们为理解与运用它而进行的宣传）是让群众了解到我们比斯大林主义的机会主义者更能为他们的阶级利益而战的最好方式。之所以必须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我们的运动周围存在着拒绝探索与斯大林主义的群众组织建立联合阵线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客观上要么反映了帝国主义的压力，要么反映了传统的宗派主义。我们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在关于斯大林主义问题上的避免“第三时期”路线在改良主义问题上犯下的错误。
反斯大林主义斗争的第三项任务是耐心地让我们的运动打入工人运动的基层。只有当群众认识到我们在工厂、工人街区、社区、工会、文化组织以及他们活动的各个领域是比斯大林主义者更优秀的领导者，只有当他们感到我们的运动更为有效，更加紧密地联系群众，更有组织地带领群众取得胜利；总之，只有当他们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事实上承认我们的政党是他们的政党、我们的国际是他们的国际时，我们才具备彻底摧毁斯大林主义影响力的前提。因此，反斯大林主义斗争并不是某种特殊任务，不是我们纲领中的次要内容。反斯大林主义最为有效的斗争是建设我们的政党和壮大我们的国际！这将需要一整个历史时期，因为要最终赢得群众的信任需要这么长的时间；但我们深信，这一时期已经开始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决定人类未来的两个进程之间的竞赛正在展开：世界资产阶级力量的重组和无产阶级力量的重组。尽管“工人阶级”领袖们相继投降和革命高潮的第一阶段陷入消亡，但是资产阶级仍然远未解决其眼前问题：哪怕只是起码地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缺点和清除大战之后要面对的废墟。但即使是暂时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求资产阶级对工人的生活水平进行猛烈攻击，亦要消灭工人运动的斯大林主义势力。
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要重新对资本主义发起进攻（否则无产阶级眼下面临的任何问题都无法解决），首先必须克服建立在凌驾在无产阶级组织之上的斯大林主义机构的保守性与压力。若由帝国主义消灭斯大林主义，将有让整个工人运动陷入毁灭的危险；如果无产阶级不能自己克服压在它身上的斯大林主义重担，它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第四国际面临的历史性任务是在工人阶级自己推翻斯大林主义的斗争中发挥领导作用，从而避免工人运动遭到帝国主义的镇压。任何理解这两个任务之间的辩证关系的人都会理解为什么我们在日常斗争中必须以最激烈地、最不屈不挠地捍卫我们政党的独特性。而我们党的这种独特性不能容忍对斯大林主义的任何妥协，正如它必须完全摆脱任何庸俗的反斯大林主义特点。
[1] 【文库编辑者的脚注】这句话在原文中的表述有误：“实际上，这些工人在容忍其领袖采取的罪恶的警察措施的同时，绝不追随这些领袖。”（见Fourth International，1947年6月第8卷第6号，第169页的两处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