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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ito Affair and Stalinism
铁托事件与斯大林主义
埃内斯特·曼德尔（笔名E. Germain）
1948年7月5日
田七 译
铁托事件让人们对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性质这一备受争议的问题看得更加清楚。斯大林主义一下子失去了其成就的独特吸引力（自大战结束以来，这种吸引力甚至影响到一些革命者）。简而言之，无论俄国政权的崇拜者还是它最顽固的敌人，都曾宣称这是具有“惊人稳定性”的政权；然而，如今这个政权已深陷内在危机。许多批评我们的人肤浅地认为俄国的领土扩张“明确地驳斥了”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观点，而实际上这种扩张不过是让折磨斯大林主义的内部矛盾蔓延到俄国国界之外而已。
尖锐的矛盾
铁托事件反映出苏联在东欧政策的主要内容，即利用与剥削东欧国家来实现苏联官僚机关追求的战略目标、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
事实上，斯大林从经验中意识到与传统的资本主义势力合作来获得想要的结果变得越来越困难。但是，克里姆林宫还吸取了一个同样重要的教训：如果不发动群众（即使程度有限），那就无法解除资产阶级对经济与国家机器的控制。东欧国家的共产党要想实现这种动员，就必须有效保持它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力。然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越想维持自身的群众基础，他们对工人给予的压力就越敏感。他们越是顾及工人们的情绪，他们的政权就越来越想要适应自己国家的社会环境，并且越来越独立于克里姆林宫的严格管控。
斯大林主义傀儡
这就是为什么对于斯大林来说只是除掉佩特科夫（Petkov）、米科拉奇克（Mikolaczyk）和马萨里克（Masaryk）是不够的。他必须设法消灭与工人运动关系最密切的斯大林主义领导人，让只有在克里姆林宫的认可下才得以掌权的傀儡取而代之。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试图在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等地包装与扶持像鲁曼尼·博德纳拉（Rumanian Bodnaras）这样过去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默默无闻、充其量在俄国生活了一二十年的人物。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不解散非共产主义的政治组织，但将一个服从克里姆林宫的新领导层强加给这些组织。这就是为什么在东德，斯大林批准甚至欣然地看到一个中产阶级民族主义新政党的成立，以此来制衡斯大林主义的德国统一社会党（SED）。
并非偶然
斯大林在南斯拉夫遭遇他的第一次挫败并非偶然，因为铁托政权获得了最广泛的群众支持，因为南斯拉夫经历了最深刻的社会革新，因为南斯拉夫的资产阶级反对派虚弱不堪。斯大林希望绞杀最为巩固的共产党，因此率先拒绝向斯大林屈服的，当然亦会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人。
寻求妥协
我们并未迷失于各种让人产生错觉的表象，而是反复地重申这个观点：斯大林远远不是要把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扩展到全世界，从根本上看，他想寻求的是与世界帝国主义的妥协。铁托事件有力地证实了我们的分析。它无可争议地表明了斯大林主义的力量是不可能无止境地扩张的。
克里姆林宫与“当权的”斯大林主义政党之间的关系之改变，取决于这些政党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广大群众的信任。很明显，虽然斯大林想要看到毛泽东的军队让蒋介石势力寝食难安（因为这能够作为他与美国政府讨价还价的一张强大的王牌），但他日益不安地注视着毛泽东的任何重大胜利。如果连铁托（南斯拉夫的面积远小于俄国面积）都敢于反抗，那么日后主导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的共产党会抱着怎样的态度？斯大林主义的力量越是扩张，它面临的离心力就越严重。
苏南冲突令人轰动的一面让资本主义媒体中的狂徒高声疾呼，说什么铁托的背叛破坏了苏联在东欧的战略潜力。铁托确实打开了一个缺口，但不是资产阶级想要的那块缺口。南斯拉夫、瑞士乃至东欧各国（希望还有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的僵化意识刚刚出现了松动，他们开始怀疑斯大林是否真的永不犯错。这意味着精心炮制的整个意识形态体系（其出发点为鼓吹苏联是“所有工人的唯一祖国”）开始破裂。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干部已经开始谈论“蜕变”，而且不只他们在讨论！
距离斯大林屠杀布尔什维克老革命的莫斯科审判结束已经过去了十年。莫斯科审判标志着斯大林主义度过了发展的早期阶段，在此阶段，斯大林还不敢公开背离列宁主义的观点。紧接着这个早期阶段以后的时期，发生了一连串卑鄙的罪行，尤其是有计划地用民族主义的毒药蛊惑苏联及世界各地的工人。
今天，历史开始向斯大林报复。斯大林的犯罪手腕变成了惩罚他的工具，我们对此不能不感到有些惬意。
十年
如果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先锋队能够成功地从铁托事件中得出经验教训（而我们应该全力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那么这将是迈向世界工人运动的复兴与苏联重获新生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