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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及其批评者

﹝比利时﹞欧内斯特·杰尔曼（E. Germain）（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1955年8月
Peng Yu 翻译、Hertzian 校订


　　原文链接：The Marxist Theory of Imperialism and its Critics

　　译者按：此篇论文收入《关于帝国主义的两篇论文》（Two Essays on Imperialism, New York 1966）小册子内。小册子附有介绍：
　　自1916年春天列宁写下他的小册子《帝国主义》[1]以来，这部作品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家讨论的焦点。许多批评家试图证明，列宁对当下资本主义的分析从根本上来讲是不正确的；另外一些批评家则认为它的某些部分虽不正确，但没有过时。列宁在莫斯科的“官方”辩护人试图证明1916年写的每一个字在今天仍然完全生效，而马克思主义者则考虑到了过去50年的发展和变化，根据这些变化对列宁的理论进行修改和补充。
　　对于学习列宁《帝国主义》的学生来说，本简报中的两篇文章将作为当代辩论的介绍，指出正在讨论的问题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中帝国主义这一概念的批评者和捍卫者如何回答这些问题。
　　第一篇文章的作者欧内斯特·杰尔曼（E.Germain，即曼德尔）是第四国际的主要理论家之一，并撰写了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文章。〈帝国主义理论及其批评者〉本身是十多年前为一群已经熟悉列宁《帝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生所做的讲座。在讨论了该理论的历史发展之后，杰尔曼接着简要地论述了当代最重要的批评者。
　　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是比利时社会主义周刊《左翼》（La Gauche）的编辑，也是比利时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是世界上领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一。他的两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Traité d'Economie Marxiste）即将由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英文版。这里转载的另一篇文章是对Michael Barratt Brown的作品《帝国主义之后》（After Imperialism）的评论〈帝国主义之后？〉（After Imperialism?）[2]，它首次出现在英国期刊《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1964年6月号。

Mary-Alice Styron
1966年7月



　　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帝国主义”不仅仅是大多数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所定义的一种“扩张之趋势”或“对外国土地之征服”。在更精确的意义上，这个词被用来描述19世纪最后25年开始的，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大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所发生的一般变化。这些变化与大资产阶级的基本结构的改变密切相关。
　　马克思过世得太早，因此无法分析这些变化。他虽只看到了一些初步迹象，却仍在最后的著作中留下了一些深刻的评论，成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发展帝国主义理论的起点。
　　在研究有限责任公司的高速发展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23章中强调，这些公司代表了一小撮资本家对广大资本家进行征收的一种新形式。在这种征收中，资本的合法所有者失去了他作为企业家的职能，放弃了他在生产过程中的角色以及他对生产力和劳动力的指挥地位。
　　马克思在其他地方说，事实上，私有财产似乎被压制了，但它被压制不是为了支持集体所有制，而是为了支持极少数人的私有制。

资本的集中


　　马克思预见到，作为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资本主义的现代结构产生于资本的极端集中。这也是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希法亭和列宁所采取的出发点。
　　在专门讨论利润率下降趋势的一个段落中（《资本论·第三卷》第14章），马克思还强调了向落后国家输出资本的重要性。然后他进一步将这一观点加以概括，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必须不断扩大它的根基，即它的剥削范围。
　　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评论增添了更详细的阐释。在他最后的著作中，特别是在他著名的1892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序言中[3]，他强调了帝国主义理论家们非常重视的其他结构性现象。恩格斯写道，从工业革命开始到1870年代，英国实际上对世界市场实行了工业垄断。由于这种垄断，在19世纪下半叶手工业工会兴起的时候，英国资本主义能够对一部分工人阶级给予重大让步。但是，在19世纪末，德国、法国和美国的竞争削弱了英国的这种垄断，并使英国开始了一段尖锐的阶级斗争时期。
　　恩格斯分析的正确性早在20世纪的头几年就得到了证实。工会运动不仅在劳动者和广大的非技术工人中发展起来，还打破了与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自由党）长达半个世纪的联盟，并且成立了劳动党——工人群众党。
　　在恩格斯1894年编辑的《资本论·第三卷》的两篇评论中（关于第31章和第32章的评论），恩格斯强调，在最终征服世界市场之后，资本主义要找到新的扩张根基是多么困难。(在其他地方，他说的是，“在征服中国市场之后”。）竞争在内部受到卡特尔（cartels）和托拉斯（trusts）的限制，在外部受到保护主义的限制。他认为所有这些都代表着“为统治世界市场而进行的全面工业战争的准备工作”。
　　列宁从恩格斯的这些话开始，发展了他的帝国主义瓜分和再瓜分世界市场的理论，以及他的工人贵族理论。

卡尔·考茨基和罗莎·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


　　19世纪的最后25年开始，资本主义的新时期最“显著”的现象无疑是一系列的战争和远征，以及殖民帝国的建立或扩张：法国对东京（现在的越南）、突尼斯和摩洛哥的远征；利奥波德二世对刚果的征服；英国对印度、埃及和苏丹、东非和南非边界的扩张；德国和意大利在非洲的扩张，等等。
　　这种殖民扩张引发了马克思主义者为解释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所做的第一次努力。卡尔·考茨基强调帝国主义扩张的商业原因。他认为，产业资本不能在一个工业化国家内出售其全部产品。为了实现剩余价值，它必须为自己争取那些基本上是农业国家的非工业国家所组成的市场。这就是殖民扩张战争的目的和建立殖民帝国的原因。
　　20世纪初，帕尔乌斯在强调这一现象的同时，还强调了重工业（尤其是钢铁工业）对于国际资产阶级政治中即将发生的转变所起的作用。他指出，钢铁在资本主义工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证明政府的订单，包括直接的（军备竞赛）和间接的（海军建设竞赛，在殖民地国家建设铁路和港口设施等），代表了这种工业的主要销路。
　　为了弥补最大规模的资本主义产业其产品市场的不足而扩张——关于这种帝国主义，罗莎·卢森堡将所有相关概念汇集到一个完整的理论中。她的理论主要是关于危机的理论，或者更正确地表达，是关于实现剩余价值和资本积累的条件的理论。它与众多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对者在整个世纪中提出的消费不足理论相一致，以表明经济危机的必然性。
　　罗莎·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持续扩张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是不可能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的生产之扩大只有在它与消费品需求的扩大同时进行时才有可能。如果没有后者需求的扩大，资本家就不会购买任何新机器之类。并不是工人阶级购买力的扩大使消费品的需求充分扩大——相反，资本主义制度越进步，工人的购买力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就越小。
　　为了使资本主义扩张继续下去，必须要有非资本家阶级，他们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外获得的收入，将被赋予额外的购买力来购买工业消费品。这些非资本家阶级最初是土地所有者和农民。在最早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非资本主义环境中发展并取得了胜利，征服了首先由广大农民组成的市场。
　　罗莎·卢森堡的结论是，在征服了本民族的非资本主义市场，以及欧洲和北美大陆尚未工业化的市场之后，资本必须投入到一个新的非资本主义领域的征服中去，即亚洲和非洲的农业国家。
　　她将这一帝国主义理论与资本主义制度的“补偿性出路”（compensating outlets）的重要性联系在一起，这些出路首先表现为政府购买军备。这种机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功能，而她预见到了。今天，如果没有这种由军备和战争经济创造的“补偿性出路”，资本主义制度将有可能定期陷入与1929-33年同样严重的经济危机中。

卢森堡观点中的瑕疵


　　毫无疑问，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实际上是在一个非资本主义的环境中进行的，而且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本国和国际大农业市场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安全阀。
　　然而，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卢森堡的帝国主义概念有些瑕疵。强调这些很重要，因为它们模糊了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长期趋势。
　　例如，卢森堡认为，资本家阶级不可能通过把自己的钱从一个口袋转到另一个口袋来富足自己。然而，这忽视了一个由马克思阐明的事实，即资本家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代表了揭示资本运动规律的有用的抽象集合，但周期性危机的现象只有在对立资本的竞争和由这种竞争产生的集中的框架内才可以理解。
　　在这样的框架下，“资本家阶级”“靠自己”致富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也就是说，资本家阶级的某些阶层通过使其他资本家阶层陷入贫困而致富。这就是过去四十年来在美国发生的情况，它们首先与美国本土资本家有关，然后与国际资本家阶级（首先是欧洲）格外有关。随着纯农业市场的消失，这种情况将越来越多地发生。
　　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里，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只有在很小一部分是针对“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
　　罗莎·卢森堡理论的根本弱点在于，它仅仅基于资本家阶级为了实现剩余价值而对市场的需求，而忽略了资本主义财产和生产中发生的基本变化。
　　而这些是鲁道夫·希法亭和列宁抓住的结构性问题。

希法亭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


　　希法亭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晚期作品中对这一问题的评论开始，研究了19世纪最后25年的资本主义结构变化。他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的集中、银行业的集中以及银行在设立股份公司和并购企业中发挥的主要作用。
　　由此，希法亭定义了他的金融资本，即投资于工业的银行资本，并直接（购买股票、董事会的银行代表等）或间接（建立控股公司、施加影响力以及“幕后团体”）控制工业。
　　希法亭发现银行在重工业的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德国、法国、美国、比利时、意大利和沙皇俄国。他表明，这些银行在政治事务中代表了最“激进”的力量，部分是因为投资风险达到数十亿美元。
　　希法亭在他关于金融资本的作品做出的一个精彩总结中预言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即一个有利于大资本的无情且绝对的政治独裁，它配合着资本主义的新阶段，正如政治自由主义配合着充满竞争的早期资本主义。希法亭的结论是，面对这种专制的威胁，无产阶级必须为自己的专政进行斗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列宁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希法亭以及霍布森（Hobson）等一些自由派经济学家的作品，完成了他关于帝国主义的写作。与希法亭一样，他从资本主义集中（托拉斯、卡特尔、控股公司等的建立）、银行业的集中、以及金融资本的出现开始，描述资本主义这一阶段结构上的新特点。
　　列宁发展并一般化了这种结构性分析，将其命名为垄断资本主义，与19世纪的竞争资本主义形成对比。他分析了垄断和垄断利润，扩展了希法亭的一系列思想，即垄断资本主义的扩张主要是通过资本输出进行的。
　　竞争资本主义关注商品出口，对其客户不感兴趣，与此相反，垄断资本主义作为资本的出口者，对其债务人不能没有兴趣。它必须保证偿付能力的“正常”条件，否则它的贷款就会转化为损失：因此，用某种形式在政治经济上控制这些资本所投资的国家便成为趋势。
　　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以一篇深刻描写资本主义垄断之矛盾性与辩证性的文章完成，资本主义垄断在一个阶段压制竞争，是为了在更高的层次上再现竞争。列宁将不平衡发展的规律也同时应用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关系，表明帝国主义列强对世界的瓜分只是暂时的，随着这些列强之间力量关系的变化，不可避免地要通过斗争——帝国主义战争——来获得新的瓜分。
　　列宁还将恩格斯的工人贵族概念纳入他的帝国主义理论。由出口到落后国家的资本带来的殖民地超级利润，使得部分工人阶级腐败，首先是与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合作并从中获得巨大利益的改良派官僚。

适应当今时代的帝国主义理论


　　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相结合——特别是他对资本输出和帝国主义统治影响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综合分析——列宁的理论出色地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资产阶级或改良主义的社会和经济分析都不再适用于当下，而列宁的垄断资本主义概念与不断革命理论相结合，仍然是理解当今现实的基本关键——这包括接连不断的世界大战，革命和反革命时代的到来，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俄罗斯、南斯拉夫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军备和战争工业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日益增长的作用，以及殖民地革命的重要性。
　　这并不意味着列宁理论的每一部分都百分之百有效，也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领导人今天应该通过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进行转述或解释来自我满足，以解释当代现实，就像斯大林主义者做的那样。
　　过去五十年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1．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之后，出现了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垄断资本主义是技术革命（内燃机和电力取代蒸汽作为基本动力）和资本主义结构变化（资本集中导致巨型企业在重工业中占优势，建立卡特尔、托拉斯、控股公司等）的结果。
　　2．垄断资本主义并没有克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它没有克服竞争，而只是把它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包括新的和更大的竞争对手；它没有克服危机，而是使危机具有更强的震荡性。前一时期的平均利润率被两种新的利润率所取代 ：垄断者和非垄断部门的平均利润率。
　　3．在一定范围内对自由竞争的压制，实质上是对垄断利润率威胁的一种反应。由于这个原因，它不仅与人为限制某些部门的生产联系在一起，而且还与疯狂地寻找新的资本投资领域（新工业和新国家）联系在一起。因此，出现了帝国主义的战争。
　　在这方面，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阻止技术进步的言论应该稍加修改。垄断者努力独揽研究，压制或延缓许多技术发现的应用，这是事实；但垄断资本主义也要求这些技术发现的进步，这同样是事实。其中一个原因是，垄断者本身需要开辟新的剥削部门，以便为他们的过剩资本找到出路。
　　经验表明，特别是在化学、铁、电子和核领域，过去50年的技术进步至少与前50年一样丰富。
　　在这些仍然合理的基本特征之外，一些次要的特征也应该被修改：
　　1．有关金融资本：事实证明，金融资本对工业资本的控制和支配在许多国家（美国、英国、日本、比利时、荷兰等）都是过眼云烟。由于积累了巨大的超级利润，托拉斯公司越来越多地通过自筹资金进行扩张，并摆脱了银行的监护。只有在较弱或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金融资本仍占主导地位。
　　2．有关资本输出：资本输出仍然是资本过剩的垄断托拉斯的一个安全阀，但这不再是主要的安全阀，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石油工业除外）。政府订单成了主要的安全阀。国家作为垄断者利润的担保人的作用越来越大，垄断者与国家的融合越来越紧密，这是当下衰退的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它们既源于社会和政治原因，也源于经济原因（殖民地革命、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经营范围缩小等等）。
　　3．在上述结构转型之后，寄生帝国主义特有的剪息票投资层已经不再扩大而是减少。大的托拉斯公司更多的是通过自筹资金而不是发行可转让股票来为其融资。垄断资本出现了官僚化，其结构越来越依赖于大管理者（行政人员）的等级制度，而这些行政者自己往往就是大股东或中股东。衰落的资本主义的寄生性首先表现在巨大的非生产性开支（首先是军备，但也包括维持国家机器）以及其所占的巨大比例（其金额在美国超过国民收入的30%）。
　　今天，政治因素——比如正在兴起的殖民地革命——越来越多地与基本的经济特征相结合，使资本主义有了特殊的轮廓和行事。

批评者们


　　在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新现象所提出的概念提出异议这件事，资产阶级（和改良派）理论家大体都很迟钝。事实上，他们似乎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些现象的存在。
　　为了确信这一点，只需回顾一下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年里所关注和讨论的主要议题。当考茨基、希法亭、卢森堡、列宁、托洛茨基、帕尔乌斯、以 《现代》（De Nieuwe Tijd）为中心的荷兰马克思主义者和以年轻的奥托·鲍威尔为中心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当这些人把他们的经济研究放在与垄断帝国主义有关的现象上时，（除了极少数局外人）那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正在讨论货币现象，拖长边际效用派对劳动价值论派的争论，并集中精力发展完美的竞争条件下的市场均衡理论。
　　20年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开始意识到垄断的“事实”，并开始认真发展经济危机和周期的理论。
　　这种滞后性继续盛行：直到1935年左右，资本主义一方的经济危机理论一直都是靠从马克思主义者桌上掉下来的碎屑为食；资本主义一方有关苏联经济的理论甚至在今天也完全是受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或伪马克思主义者的启发。所有这一切再次证实了马克思在大约80年前所作的评论的正确性：在李嘉图之后，资产阶级在经济问题上的思想从根本上说变得毫无生气，因为它是辩护的。
　　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概念都具有这种明显的辩护特征。它们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它们不是为解释现实而形成的理论。它们是为了证明（和部分地掩盖）现有的现实而制定的概念。

超“帝国主义”理论（The Theory of “Super”-imperialism）


　　这种辩护的特征最明显地出现在改良派的垄断资本主义概念中，因为这些概念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几年，特别是由考茨基发展起来的，并在20年代，特别是由考茨基、希法亭和王德威尔得（Vandervelde）提出的。这些概念的贫瘠是考茨基和希法亭可悲的理论崩溃的最突出的表现，这种崩溃是在他们的政治背叛之后发生的。
　　从资本高度集中的必然性出发，改良派理论家们赞同这种发展，并在其中发现了经济和社会和谐的惊人优点。正如卡特尔和托拉斯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竞争一样，垄断企业也可以消除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它所引发的危机。后者对彻底改组经济和社会生活感兴趣，以避免高代价的冲突所带来的不必要的开支（崩溃、罢工等）。
　　就像工业界的巨头们学会在他们之间达成谅解一样，他们也会学会与工会达成谅解。劳工运动既不应该反对工业的卡特尔化，也不应该保护小工业反对大工业。相反，改良派说，劳工运动应该支持所有走向工业最大限度集中、走向托拉斯的领导、走向有组织的经济的趋势。因此，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可以代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在此期间，矛盾和冲突可以逐渐减少。
　　过去四十年的发展与这种分析和预测完全相悖。帝国主义和考茨基的 "超级 "帝国主义（由于资本的高度集中，一个帝国主义大国完全占优势）非但没有保证世界和平，反而导致了两次血腥的世界大战的爆发，并且正在准备第三次战争。垄断不仅不能避免危机，反而催生了资本主义有史以来最激烈的危机，即1929-1933年的危机。托拉斯非但没有减少社会冲突，反而在世界范围内开启了一个几乎不间断的革命和反革命时期。
　　这些改良主义概念的基本方法论错误在于，他们对资本主义演变的矛盾性、辩证性以及资本的集中性视而不见。他们得出的是完全机械的结论。
　　的确，现代资本主义建立托拉斯、卡特尔和垄断的趋势是无法逆转的。如果想回到19世纪的自由竞争，那完全是白日做梦。但打击托拉斯有两种方法：用过去的小而分散的工业代替它们，或者用未来的社会化工业代替它们。
　　借着第一种斗争形式不可能的托辞，改良派很方便地忘记了第二种斗争形式的存在，他们的结论是有必要捍卫垄断。当欧洲钢铁卡特尔成立时，王德威尔得发表了一篇文章，庆祝这一事件是欧洲和平的保证！在不想回头的借口下，改良派接受了现有的现实，并掩盖了周期性地将这一现实撕裂的深刻矛盾，这些矛盾使马克思主义者有责任支持唯一能够筹备未来的力量。
　　改良派不能理解垄断资本主义的矛盾性，首先是对不平衡发展的无知。简化的公式：“垄断越多，竞争越少，冲突越少”，这句话经不起事实的考验。实际上，垄断企业越多，更新的竞争形式——垄断企业之间的竞争、帝国主义战争——就越能取代旧的竞争形式。
　　从1929-1933年的大危机开始，大多数改良派政党默默地放弃了这些机械的、改良派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但这种“进步”伴随着更明显的理论萎缩：默默整体放弃马克思主义，并采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今天，在改良派的队伍中，人们很难看到公开为垄断辩护的倾向了。相反，改良派现在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指导作用辩护。

垄断、“双寡头垄断”（ Duopolies）和“寡头垄断”（Oligopolies）


　　资产阶级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概念的辩护特征同样明显。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描述资本主义的结构时，对垄断的存在本身提出质疑。然而，只有最片面的人（或最无知的人），才会倚仗零售店、服务站和修理厂数量的周期性增加等次要特征，来为资本没有相当集中的论点辩护。
　　更聪明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不再否认托拉斯、卡特尔、控股公司等在当代资本主义中发挥的主要作用。但他们否认我们这里分析的是垄断现象，因为他们说，在大多数大工业部门（钢铁、化工、汽车、电气设备、飞机、铝和有色金属是主要部门），每个国家不是有一家公司占优势，而是有几家（"双寡头垄断"：两家公司占优势；"寡头垄断"：少数几家公司占优势）。
　　首先，这个限制性命题只是部分正确。在大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重要部门，三分之二甚至更多的生产是由一家公司进行的，而这家公司拥有字面意义上的垄断地位：英国的化学品；英国的石油；美国的铝；意大利的汽车；1945年前，德国的化学品和钢铁；刚果的铜；荷兰的电气设备，等等。
　　此外，这个限制性命题只是一个术语上的伪装。在称当代资本主义结构为垄断主义时，马克思主义者从未假装每个行业中只有一家公司生产所有（或几乎所有）产品。他们只是说，小公司与一个、两个或三个巨头公司之间的力量关系是这样的：后者在行业中强加自己的法律，即消除价格竞争。
　　这种分析严格地符合现实。很滑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反对者，最热心的 "自由竞争 "倡导者，庄严地表示竞争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仍占主导地位——尽管没有价格竞争，这很滑稽。
　　实际上，政府机构（尤其是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公布的官方统计数字不仅证实了价格竞争的缺失，而且还证实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多数工业部门都被一家、两家或三家公司所控制，生产的66-90%都集中在他们手中。

“资本的民主化”


　　垄断资本主义的辩护者最喜欢的一个论点是，巨型企业中的资本集中（他们说是 "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被股票所有权的增长所带来的所有权扩散所抵消。
　　他们引用了大型托拉斯公司的例子，这些公司发行了数十万股股票（通用汽车公司，世界上最强大的托拉斯公司，发行了超过一百万股），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掌握在一个家族手中。因此，这些托拉斯公司一定有几十万，或者至少有几千名“所有者”，“每个人都在成为资本家的道路上”。
　　最近，这种论调在美国、瑞士、比利时、德国和其他地方得到了有力的重申，资产阶级在这些地方开展了在大企业的工人中分配股份的运动。
　　让我们首先把事情放回原处。许多托拉斯基金实际上是由一个家族主导的：洛克菲勒家族的标准石油石油托拉斯基金；杜邦家族的通用汽车托拉斯基金；温德尔家族的洛林钢铁托拉斯基金，等等。诚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家族并不拥有有关公司50%的股份。但这只能证明，大量股票的浮动允许少数人持股控制这些巨型公司。它们的分散有效地阻止了广大小股东在股东大会和公司的日常管理中确立自己的权利。
　　此外，工业股票的所有权分布在大量人口中是错误的。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e）1951年在美国进行的一项调查证明，0.1%的人口拥有全部股份的55%。垄断者的托拉斯公司变得越来越强大，避免了被单一家族控制的可能性，其特点是它们逐渐成为大资本家的集体所有。
　　几十个或几百个大资本家家族的利益相互渗透，以至于不可能说这样那样的家族“控制”这样的公司。但是，这些家族都控制着整个大工业，而大工业是由一种“资本家阶级的行政委员会”领导的，所有这些家族的代表都在委员会中担任重要职务，并定期地在指挥岗位上相互接替。

抗衡力量论和作为平衡器的国家


　　更聪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能否认这些事实。然而，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他们躲在国家的后面，国家是能够中和由这种经济力量的异常集中所带来的恶劣影响的天外救星。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是美国教授约翰·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和阿道夫·柏利（Adolphe A. Berle），以及伦敦经济学院的“凯恩斯主义”小组（“Keynesian” group）。这种理论有许多变种，只需列举并驳斥其中一些变种即可。
　　加尔布雷斯和伦敦经济学院的信徒们提出的理论是，今天的民主国家不是一个阶级的统治工具，而是一个或多或少独立的机器，受制于各种“压力集团”的相互中和的影响。顺便说一下，这些作者从不使用 "阶级 "这个词，而总是喜欢使用“压力集团”、“舆论部门”、“组织的影响”等等。
　　他们说，“寡头垄断者”的托拉斯确实对经济生活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被群众工会、农民协会、商会中组织起来的中小资本家等同样强大的力量所“中和”（牵制）。这些力量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对整个社会有利的经济平衡，在不同的“压力集团”之间或多或少地按比例分配了“经济蛋糕”。
　　这些作者可能只是对华盛顿盛行的“游说”做法进行理论研究，但他们的结论绝对是不真实的。即使对美国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发展进行肤浅的研究，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没有特定的“游说”，“60个家庭”所施加的影响也与拥有1600万会员的大工会所施加的影响完全不同。
　　近二十年来，美国资本主义一直在经历一个利润增加和繁荣的时期。资产阶级的统治层不时可以允许自己奢侈地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不同等级资本家之间瓜分大大减少的那部分蛋糕。为了维护经济稳定和“社会安宁”，大资本家们已经知道，避免破坏某些特别容易受到竞争和经济周期性波动不良影响的阶层是比较有效的。比如说，农民和商人。
　　政府作为整个“资本主义阶级的行政委员会”，拥有强大的手段，可以在任何时候满足社会中这个或那个特别不满的阶层。但这一切都发生在垄断托拉斯和国家本身越来越绝对并且公开的统治框架内。
　　研究一下越来越快的资本集中速度、关于垄断部门的利润率和非垄断部门的利润率之间的差异，以及关于这些利润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的数据，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和列宁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分析是正确的。

“混合经济”


　　抗衡力量论的一个“改良派”品种是所谓的“混合经济”理论，其代表人物是凯恩斯学派的社会民主主义追随者，如勒纳（Lerner）。按照他们的说法，当国家依仗其在经济中公共部门的所有权，通过巨额税收，将国民收入的重要部分（在英国和美国为25-30%）集中在其手中时，今天的经济就失去了严格的资本主义特征。他们认为这是国家机器相对于垄断者的信托机构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客观”经济基础。美国教授萨姆纳·休伯·斯利希特（Sumner Slichter）和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也为类似的理论辩护，他们称之为“劳动”经济。
　　这些改良派忘记了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谁在指挥，谁在控制国家？谁来指挥这个经济的“公共”部门？对这个问题的具体分析将在每个案例中证实，在英国和法国等国家进行的工业部门国有化是对处于亏损状态的基础工业的国有化，通过这种国有化，主要制造商的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尽管其中许多人曾出于政治原因暂时反对国有化。
　　美国的公共企业也是如此，例如电气工业和公路重建。在西欧和北美，通过真正的累进税率对国民收入进行的再分配，在很大程度上被同样高昂的间接税所抵消，而间接税首先由工人承担。如前所述，指导经济的“公共部门”的国家是一个完全掌握在垄断者手中的国家，其人员通常直接由垄断者本人组成。
　　在这些条件下，经济中出现一个强大的“公共部门”，并不能证明经济已经失去了资本主义性质。它只是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加速衰退的时期，垄断资本主义不能在自由放任的基础上生存，而是需要国家越来越多的干预，以保证其垄断利润。
　　最后还剩下这一理论的更明智的版本，由阿道夫·柏利（A.A. Berle）在《美国革命》（The American Revolution）（一部关于美国大公司股份分配的引人注目的作品）中阐述，同时《财富》杂志的出版商也以〈永久革命〉（The Permanent Revolution）这一惊人标题进行阐述。
　　这些作者承认，一百个垄断托拉斯直接控制了美国几乎一半的工业生产，并间接决定了另外一半工业生产的大部分条件。但是，他们说，这些托拉斯就像中世纪的大封建主。他们的权力大到可以决定如此多的人的命运，以至于托拉斯不能允许自己在决策中完全受经济需要和对利润的追求的指导。
　　如果他们决定关闭在某个城市的工厂，使当地30万居民陷入大规模失业，这将产生社会和政治以及经济后果。因此，托拉斯的权力本身就对他们的权力施加了限制，并表现了一种“抗衡”的来源，它是以“公共责任”、“公共权利”、“考虑公众”、“公共当局日益增加的干预”等形式产生的。为了避免对他们的直接攻击，托拉斯把自己变成了某种“仁慈的领主”，变成了“开明的专制者 ”。柏利本人也使用了这种叙述！
　　他们的伟大发现是“新美国中产阶级”更高生活标准的发展，这一阶层由数以千万计的技术人员、商人、文员和技术工人组成，他们的命运与他们为之工作的托拉斯的命运紧密相连。
　　这种理论目前在英国也很流行，例如，工党右翼解释说，对ICI化学托拉斯的国有化要求遇到了该厂工人的抵抗。在西德，与中小型企业的工作条件相比，托拉斯为其长期雇员创造了优越的工作条件。
　　但这并不令人惊讶。这不过是工人贵族现象的重复，是由暂时的超级利润促成的。在这里面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性转变，是把影子当成了实质。

资本主义的成熟和停滞


　　正是在凯恩斯及其继承者的支持者中，发现了一些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性质的更严肃的非马克思主义概念。因此，凯恩斯的主要美国弟子阿尔文·汉森教授（Alvin Hansen）提出了“成熟资本主义”（ageing capitalism）的概念，其成熟的特点是，已经获得的固定资本存量的比例如此之大，以至于越来越成为新的生产投资的障碍。
　　这只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概念，这种下降是由资本有机构成的增加引起的。在英国，在凯恩斯和马克思之间摇摆不定的乔安·罗宾遜（Joan Robinson）对同一现象进行了阐述，同时对她所说的“垄断竞争”（垄断企业之间的竞争）进行了合理的研究。
　　然而，这些资产阶级作者即使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也会得出改良主义和辩护的结论。“成熟”资本主义是一种越来越“机智”的资本主义，它越来越多地求助于（和需要！）更平等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以确保经济的满意运作，它允许国家越来越有效地管理经济，等等。
　　凯恩斯的一些门徒说，由于这些趋势，有可能通过使用政府开支来消除（或最大限度地抑制）资本主义危机，这种开支可能是生产性的或非生产性的。归根结底，这一切只不过是美国资本家阶级在罗斯福时代的行为的合理化，是军备和战争工业在当今资本主义经济中作用的合理化。
　　因为，从长远来看，只有政府在军备部门的支出才能吸收威胁经济的剩余生产。“生产性”支出不可避免地吸收了本可用于购买其他生产部门产品的购买力，并不构成补偿性外溢。
　　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在特定意义上提出了“成熟”社会的概念。根据他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越成熟，越多的劳动能力和经济资源从真正意义上的生产性行业转向“服务”行业（基本上是分销部门）。
　　这个想法有一定的道理。分销成本的巨大增长实际上是衰退的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这并没有改变这一事实：科林·克拉克的“法则”丝毫没有他想赋予它的绝对价值。所谓“第三产业”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分销、银行和保险业的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历史性延迟，这种延迟可以迅速被克服，对劳动人口的结构产生惊人的影响。

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


　　马克思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还有最后一个方面，经常受到资本家，特别是改良派经济学家的批评：这就是我们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帝国主义和“民族”资本家阶级的支持下不可能实现严肃工业化的概念。
　　就过去而言，没有一个严肃的作者敢于怀疑这一论点的正确性，因为事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是，他们说，1945年以后，特别是中国革命胜利以后，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资本主义，已经“想清楚了”。它已经明白，不发达国家的苦难有利于“共产主义的发展”。
　　它准备给予它们非常大的帮助，以建立一个“反对红色势力的屏障”。帝国主义从另一个角度感兴趣，因为资本输出和由此产生的新出路为它提供了它所缺乏的著名的“补偿性外溢”。有些人甚至说，多亏外国投资，基于在落后国家工业化，世界有可能实现 “几十年”的和平发展。
　　对他们来说，不幸的是，事实描绘了另一幅画面。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对大多数国家的私人出口都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水平。一些特殊的例外情况（特别是就美国石油工业而言）立即表明了这种现象的局限性。
　　对此负责的资本家协会——特别是世界商会会议——已经多次坦率地解释了这种状况的原因：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不安全感，以及革命、充公、无偿国有化等的威胁。要想实现诱人的前景，就必须彻底改变落后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气候；而这种转变是根本无法预见的。
　　即使是存在对帝国主义非常有利的政治条件的地方，资本投资也集中在原材料的开采、贸易、运输和银行方面，而不是在建立本土第二产业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应该特别研究像菲律宾、南朝鲜、台湾、泰国、土耳其和华盛顿魔掌中的中美洲共和国等国家的经济发展。
　　为了说明这些“和谐”概念的拥护者缺乏现实主义，让我们引用两个数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科林·克拉克写了一本名为《1960年的经济》（The Economy of 1960）的书，他在书中预见到，从战争结束到1960年，印度的工业化将吸收600亿美元的英国和美国资本。
　　如果要成为一个工业化社会，这些实际上是这个巨大国家的需求。现在，自战争结束以来，也就是在1945-54年的十年间，印度总共只得到了15亿美元的“西方”资本。即使资本主义的一切发展“正常”，这个国家到1960年也不会得到乐观的经济学家所预见的10%的资本。
　　这凸显了资产阶级经济和社会学思想的无能，除了神话、幻觉或谎言之外，无法与马克思主义相抗衡。



[1] 全名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15.htm

[2]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ndel/1964/xx/afterimp.html

[3]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ngels/1844-1845/1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