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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ris Commune Lives in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第四国际继承巴黎公社的事业

﹝比利时﹞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1971年5月16日
一点 译、田七 校



　　1971年5月16日，为纪念巴黎公社成立一百周年，3万多人在巴黎游行。这次游行由法国革命共产主义同盟（Ligue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和工人斗争（Lutte Ouvrière）联合发起。

　　按：1971年5月16日，在第四国际国际对巴黎公社的纪念活动上，欧内斯特·曼德尔对在巴黎公社社员墙（Mur des Federes）前聚集的30,000多名示威者发表了演讲[1]。100年前的1871年5月，在巴黎公社失败后，从凡尔赛入侵巴黎的反革命军队，正是在这面墙前对巴黎公社社员执行了大规模的处决。曼德尔的讲话发表1971年5月28日《左翼》（La Gauche）中，我们将它翻译成英文。
　　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是比利时革命社会主义周刊《左翼》（La Gauche）的编辑。犹太裔比利时人，“第四国际”与比利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著名的托洛茨基主义理论家和经济学家。


　　巴黎公社开启了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时期。它第一次向世人展现了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它帮助马克思与列宁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在法国1936年6月[2]及1968年5月[3]两次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半途而废的人，是无法在公社社员墙（Mur des Federes）面前抬起头来的。只有为在法国乃至在全球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新胜利而不懈努力的革命者们，才有资格以继承公社之事业的方式来庆祝公社的一百周年。

　　巴黎公社出色地展示了：无产阶级专政可以与最广泛的工人民主相结合，一切派别的工人都拥有行动自由。那些在前不久抹杀掉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工人民主残余的人[4]那些拒绝让东欧工人群众在工会或政治领域拥有任何行动自由的人，那些继续将我们的库伦（Kuron）与莫泽列夫斯基（Modzelewski）等同志关押起来、并罔顾波罗的海港口的大规模工人暴动已经证实了这些同志对波兰社会问题的诊断[5]的人，那些为拥有特权的官僚继续垄断权力作辩护的人，这些人是没有脸在公社社员墙面前挺直胸膛的。

　　为了建立一个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工人议会统治的国家而奋斗的革命者，如同公社社员一样，是为了建设低成本的国家行政机构。在这样的国家行政机构里，公职人员的报酬不会高于熟练工人的工资。只有为这些目标而奋斗的革命者，才有资格以继承公社之事业的方式来庆祝公社运动的一百周年。

　　且不论巴黎公社在巴黎的短暂统治时间，亦不论公社的蒲鲁东派（Proudhonian）[6]领袖们面对法兰西银行时的胆怯态度，巴黎公社通过将被企业主抛弃的工厂实行社会化，通过在这些工厂中建立工人的自我管理制度，开创了对剥削者实行征收的时代。这种制度设计并非无人料及，“第一国际”法国支部的领导人欧仁•瓦尔兰（Eugene Varlin）[7]在一篇富有远见的文章中预言了这一体制。 1870年，在论述他所预见的这场革命的爆发时，他写道：“让我们把话说得更直白些，即将到来的革命绝不能仅仅止步于改变政府的名号，亦不能在实行了一些次要的改革后便停滞不前......社会再也不能让名门望族与地位显赫者来控制公共财富，控制集体劳动创造的财富。 这些财富只能为了集体的利益而被使用。”（《劳工的社会》（原标题：Les Societes ouvrieres），载于《马赛报》，1870年3月11日）[8]。

　　尽管带有雅各宾派-民族主义者的色彩，巴黎公社依然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传统上掀开了新的篇章。也因此，它提供了不断革命论的原创例子。众所周知，正是巴黎公社最先使用了红旗，来作为无产阶级世界共和国的象征。同样为人熟知的是，弗伦克尔（Fraenkel）[9]和多姆布罗夫斯基（Dombrowski）[10]等国外革命者在巴黎公社运动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而并没有很多人了解的事实是，在1936年西班牙革命的六十五年前，巴黎公社就开创了国际工人纵队的传统，并组建了比利时纵队和法裔美国人纵队。数千名来自国外的革命者与工人参加了公社部队的战斗。在战斗过程中，凡尔赛的反动军队[11]逮捕了1,700多名外国人。

　　巴黎工人的勇气是如此的了不起，这在于他们1871年3月提出的根本问题，至今尚未得到解决。我们都知道原因是什么。并不是因为客观条件的不成熟，也不是因为群众斗争缺乏主动性，而是因为缺少有足够能力的革命组织。

　　为了将工人群众的巨大自发力量凝聚在一起，这样的革命组织必不可少的。将工人群众中不可避免地分化出来的所有团体，导向共同的目标：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工人民主的政府来经营他们的经济与国家。

　　在巴黎公社开启的革命浪潮中，1917年10月伟大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列宁与托洛茨基时代的共产国际都在努力完成这些任务。第四国际也承担了同样的任务，继承并践行着同样的传统。当然，目前“第四国际”的力量仍然是弱小的，它现在仅仅是未来的群众革命国际和世界革命领导力量的初始核心。但是它依然存在，并将保持成长，它正在五大洲的四十多个国家奋斗。

　　经过今天的示威游行，再也没有人会怀疑第四国际拥有成千上万有组织的、经过考验的干部。首先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过去的几年中，第四国际经历了一次真正的质变。它从一个规模很小的核心团体（人数之少，甚至连基本的、让更多青年人了解革命纲领的宣传活动都很难做到），涅槃重生为一个革命先锋队，它已经有足够力量带头行动，吸引群众，并在事件的具体进程中发挥影响力。

　　在1968年5月以来席卷欧洲的罢工浪潮中，第四国际各支部的成员追求的，基本可以说是三重目标：

　　1．将最先进的工人斗争经验（包括提出了哪些诉求，采取了哪些组织形式与斗争方式），推广到地区、国家乃至全球；
　　2．宣扬挑战老板权威的思想，宣扬争取工人控制权的斗争，并将（这些思想）根植在劳动大众之中。正是在经受这样的挑战时，工人才能够培养必要的政治意识，吸取必要的经验，以便在将来，当总罢工与革命形势爆发时，有能力控制工厂，并将生产社会化；
　　3．鼓励建立由工人群众控制的罢工领导机关，即定期向罢工者代表大会汇报的、民主选举产生的罢工委员会。如果工人们学会自行组织他们的罢工，他们将在未来更快速地学会如何运转他们自己的国家与国民经济。[12]

　　第四国际的上述活动，不再像以前那样，局限于在期刊与小册子提出而已。我看到在我面前的人群中，站着我们的同志，有些人在瑞士近三十年来发生的最重要的罢工行动中，推动了法语区佩亚（Paillard）罢工委员会的民主产生[13]；比利时同志则在安特卫普-肯彭[14]的 Balen Wezel[15]的 “老山”工厂(Vieille-Montagne)[16]推动了罢工委员会的选举产生；法国的同志也为工人斗争做出了类似的努力；我看到了在都灵菲亚特工厂[17]发起车间代表选举的同志，这是工人议会运动（在意大利的大工业中是非常重要的）的开端。

　　我看到眼前站着领导了大规模学徒工运动的德国同志[18]，这场运动让青年工人在他们的国家主导自己的诉求，凭借自身的力量在工会拥有话语权；我看到眼前站着来自卢森堡的同志，他们在最近的高中生反压迫运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19]；我看到了英国的同志，他们在组织声援被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迫害的爱尔兰人、锡兰人、巴基斯坦人和阿拉伯人时，发挥了模范性的作用；我看到了法国的同志，他们勇敢地反对武装部队的镇压、反对法西斯运动重建的势头[20]，这一系列行动复兴了真正的共产主义传统。

　　最后，我还要提到那些由于金钱上的困难或受到政治阻挠而不能在此刻与我们共聚一起的同志。在他们身上，我们同样能够目睹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国际上的复兴——包括在4 月 24日推动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反战动员的美国同志，他们召集了800,000人在街上号召：“美国军队立即无条件撤出印度支那！”。

　　在他们当中，有斯里兰卡的同志，试图将分散在岛上的革命力量——起义的农村青年、城市无产阶级和种植园工人——凝聚成一个统一的革命团体；有印度的同志，开始动员受剥削程度最深重的民众——孟加拉的“不可接触者”贱民——去赢得解放，这些民众现在开始占领富人的土地，并且组织起来（在生产上）[21]；

　　在他们当中，还有玻利维亚的同志，他们早已在工会中获得支持，现在开始在新农民运动与学生运动中赢得广泛的影响，以便为夺权政权的群众性武装斗争做准备；还有阿根廷的同志，他们在科尔多瓦起义工人群众中发挥的作用，书写了勇敢而壮丽的革命篇章[22]；同样还有我们的希腊同志，他们在监狱与集中营中堪称 “硬骨头”[23]。独裁的军政府不会释放他们，他们还必须保护自己免受斯大林暴徒的恐怖袭击；当然还有我们的西班牙“革命共产主义联盟”（Liga Comunista Revolucionaria, LCR）[24]的同志，相信他们正在与其他极左翼势力结成联合战线，来抵制法西斯工会选举。

　　这正是目前第四国际的真实境况。相比于它提出的实现社会主义世界革命胜利这一最终目标，它现在仍然是个羸弱的组织。但是，它已经是一个能够在民族国家范围内与在国际上协调斗争行动的革命组织了。

　　同志们，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正在继续发展并深化。这个拒绝接受消亡命运的体制是没有能力解决它的任何基本矛盾的。（近期）美元的严重贬值是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的经济矛盾的最显眼的证明[25]。英勇的越南群众，在美国境内反战运动的帮助下，让美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陷入不可避免的失败。这一失败鲜明地展示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与军事危机。这场失败是东南亚地区新一轮革命风暴的预兆。

　　听呐，听那回荡在印度支那的钟鸣，你们这些雅加达的（凡尔赛式的）反动派[26]，你们手上沾满了500,000名共产主义者的鲜血！[27]这便是你们卑鄙的独裁统治的丧钟，它昭示着印度尼西亚新公社的胜利诞生！

　　听那回荡在印度尼西亚的钟鸣，卡拉奇的刽子手们。你们屠杀了吉大港的码头工人，你们杀害了达卡的工人与妇女儿童[28]。孟加拉公社[29]将会无情地严惩你们的全部罪行。

　　在欧洲，年轻的革命先锋队同样领会到了越南革命传达的信号。它已然千锤百炼，时刻准备着投入战斗。它正在锻造着胜利的武器：革命性政党与革命性的国际。它时刻准备着为在巴黎公社社员墙和夏特雷广场的受难者复仇[30]，为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等在反革命事变中的牺牲者复仇，为那些死于希特勒或弗朗哥之手的人复仇，为那些被斯大林枪决的布尔什维克复仇。在我们默默无闻地付出的同志们的帮助下，这个先锋队将会在我们的星球上开辟出新的领土，并最终将之胜利扩展为法兰西社会主义共和国、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直到建立起工人委员会的世界共和国。

原载《国际通讯》（Intercontinental Press），1971年6月28日出版




[1] 译者按：此时的曼德尔，刚刚被美国司法部长约翰·牛顿·米切尔（John Newton Mitchell）禁止进入美国。虽然该禁令在当年被纽约联邦法院判为违宪，但很快最高法院便裁定通过了米切尔的决议。据皮埃尔·弗朗克《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长征》记载：“第四国际在代表大会上号召于1971年5月在巴黎举行一次示威游行以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同时把巴黎公社的战斗继续下去以实现世界公社，实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一支三万人左右的游行队伍经过贝尔维尔和梅尼尔蒙唐这两个区，在巴黎公社最后一批战士牺牲的地方——拉雪兹公墓的公社社员墙前列队行进。惊慌失措的资产阶级报纸这样写道：“这个游行队伍绝大部分是青年”，“气氛十分热烈”，同时承认，在为纪念公社一百周年而组织的这么多次示威游行（社会党，统一社会党，等等）中，除了法国共产党聚集了约六万人的队伍以外，我们这支游行队伍人数最多。”另外，据第四国际领导人利维奥·迈坦（Livio Maitan）回忆：“为了庆祝公社成立一百周年，在巴黎的一个大学中心召开了一次国际集会，有一万人参加。第二天，5月16日，尽管下着暴雨，30,000人沿着巴黎公社社员墙游行，气氛热烈，甚至蔓延到当地居民，他们向示威者分发食物。来自其它国家的代表团在边境被封锁了很长时间，并受到当局搜查。这些措施对游行动员的规模没有什么影响，也没有阻止仍然被禁止进入法国的曼德尔在克里文（Alain Krivine）和工人斗争（Lutte Ouvrière）的François Dubourg的邀请下最后发表演讲。第二天，法共抛出了它一贯的诋毁言论。而《世界报》评论说："如今，很少有政党能做到类似的事情。”

[2] 译者按：1936年6月在法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指1936年5月发生的一连串大罢工，当年6月左派的人民阵线趁势赢得选举，当年7月签订了马提尼翁协议（法语：Accords de Matignon），可以在找到托洛茨基的有关评论：《法国往何处去？》（1934-1939）。

[3] 1968年5月在法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指五月风暴（法语：Mai 68），起源于1968年春夏之交在法国爆发的学生运动。

[4] 译者按：华约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5] 译者按：库伦（Jacek Kuron），是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反对派民主领袖之一。莫泽列夫斯基同志（Karol Cyryl Modzelewski），是波兰的俄罗斯裔历史学家，作家和政治家，1960年代波兰人民共和国民主反对派的主要人物之一。以上两人的相关文献，请参考Jacek Kuron & Karol Modzelewski: A Socialist Manifesto for Poland (Spring 1967)（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newspape///isj/1967/no028/kuron.htm）

[6] 译者按：蒲鲁东派（Proudhonian）：指法国蒲鲁东主义者，是1871年巴黎公社委员会中的少数派。蒲鲁东主义是19世纪中期流行于法国工人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思潮。

[7] 译者按：欧仁·瓦尔兰（Eugene Varlin）：法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革命家，巴黎公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8] 译者按：法语原文：Les_Sociétés_ouvrières。Les Societes ouvrieres：法语，意为“劳工的社会”， société有“社会”、“协会，社团”的含义。

[9] 译者按：弗伦克尔（Leó Frankel）：匈牙利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法国巴黎公社主要领导人之一。

[10] 译者按：多姆布罗夫斯基（Jarosław Dąbrowski）：俄罗斯帝国陆军和波兰贵族，是巴黎公社的军事指挥官，他是1863年波兰一月起义的领导者之一。

[11] 译者按：凡尔赛的反动军队：原文为Versaillais，即“来自凡尔赛的”。

[12] 译者按：译者推荐这本小册子：《怎样赢得罢工》，看过后对于这三点目标可能有更深的理解。

[13] 译者按：即瑞士罗曼地，包括日内瓦州、汝拉州、纳沙泰尔州和沃州全境，以及伯尔尼州（伯尔尼汝拉）、弗里堡州和瓦莱州这些双语州的法语区。

[14] 译者按：肯彭（Kempen），比利时东北部安特卫普省和荷兰东南部边界地区。

[15] 译者按：Balen Wezel，比利时艾恩德霍芬西南两小镇。

[16] 译者按： Vieille-Montagne，企业名

[17] 译者按：菲亚特汽车，Fabbrica Italiana Automobili Torino，是意大利著名汽车制造公司。

[18] 译者按：学徒制是德国双重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因此是许多人工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没有完成学徒培训的情况下想找到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19] 译者按：1968 年 5 月，卢森堡发生了动乱：高等学校的学生罢工，要求改革高等教育和授予学位。

[20] 译者按：二战期间于德国法西斯合流的法兰西运动的残余，二战结束后其首领莫拉斯被捕，后于1947年重建，但实力大减。

[21] 译者按：不可接触者，Untouchables ，即Namasudra，是一个起源于孟加拉南部和中部的阿瓦尔纳社区。他们生活在四级仪式瓦尔纳系统之外，因此被放逐。从1950年1月左右开始，Namasudra农民决定大量迁移到印度。到1956年，每个月约有10,000名难民进入。印度的共产主义者们组织其在生产。

[22] 译者按：1969年科尔多瓦暴动是指当年一系列劳工罢工和学生抗议，最终影响 1973 年的选举。

[23] 译者按：希腊君士坦丁二世国王于 1965 年 7 月解散了乔治·帕潘德里欧的中间派政府，这引发了长期的政治动荡，最终在 1967 年 4 月 21 日，军政府发动了政变。

[24] 译者按： LCR 于 1971 年由加泰罗尼亚团体 Communisme 的成员创立，该团体是人民解放阵线（PLF 或 Felipe）的分裂者。 它是第四国际（重新统一后）的西班牙分部，是托洛茨基主义第四国际的一部分。 LCR 的目标是成为一个拒绝阶级合作的革命政党，并提倡以共和国联盟为基础的领土组织模式，承认西班牙全体人民的自决权。

[25] 译者按：1971美元暴跌事件，the Nixon shock，其导致了两年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26] 译者按：此处同样以Versaillais指代反动军队。

[27] 译者按：这里指1965年到1966年发生的印度尼西亚反共肃清大屠杀，由前日伪军苏哈托在推翻了民选的苏卡诺政府后针对亲社会主义的苏卡诺派人士和进步群众发动的屠杀。

[28] 译者按：1971年孟加拉国种族灭绝，始于1971年3月26日，屠杀列表。
　　1971年达卡大学屠杀和1971年香卡里巴扎大屠杀，均发生于达卡，1971年3月，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将军Yahya Khan发起了探照灯行动，以遏制孟加拉民族主义运动。作为行动的一部分，巴基斯坦部队袭击了达卡大学。

[29] 译者按：孟加拉公社，应为作者预想的“未来”支配东巴基斯坦地区的公社。

[30] 译者按：夏特雷广场，Place du Châtelet，位于法国首都巴黎塞纳河右岸的一个广场。